1．三种人生观
所有人生活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幸福和快乐，但由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不同，对于什么是幸福，如何能获得幸福，认识上又有极大的差异。这导致了人类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千姿百态。
自然界的动物，有以植物种子、果实为食的，有以植物的根、叶、嫩芽、花粉、花蜜、汁液为食的，有以其他动物的血肉为食的，有以其他动物嘴里的牙慧为食的，有以腐尸为食的，还有以其他动物的分泌物，包括粪便为食的。就取食工具而言，不过爪、牙、喙、翅、吸管、吸盘、尾针、毒液、毒毛十数种。但是如果与现代人类社会纷繁复杂的谋生工具相比，动物世界的生活方式就太单一了。现代社会中每一个需要谋生的成员，都必须参加交换。有的直接提供产品，有的提供产品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劳动，有的提供服务，有的提供知识，有的提供经验，有的提供技术，有的提供智慧，有的提供发现，有的提供创造，有的提供美，有的提供笑，有的提供道德，有的提供流俗，有的提供资金，有的提供人脉，有的提供保护，有的提供威胁，有的提供暴力，有的提供色相、有的提供肉体，有的提供谄媚，有的的提供他人隐私，有的提供谣言，有的提供环境或精神污染，有的提供他人的自由和利益，有的提供作飞来横财一般的国有资产，有的提供国家、民族的尊严和利益，有的提供伪科学，有的提供祸国殃民的价值观、理论、方针、计划、政策、实施办法……。所有这些交换物都能找到买主，如今像圣诞礼物般的向他人提供大量国有资产的，以及向外国人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不仅能从买主那里兑现回报，还能享受本国嘉奖，享受改革家的美名呢。
这只是一个粗略的分类，每一类还可以分为很多小类。
但是，如果按照生活态度作一个不严格的划分，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广义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为心目中神圣事业而活着。这里面既有正面典型，也有反面典型。反面典型是把不正确的甚至邪恶的信条当作神圣的东西和行动的指南，如基督教在欧洲中世纪的长期黑暗中，干了很多坏事，有些坏事只是一些虔诚的修道士做出来的，而不是出于个人利益或阶级统治的需要。正面典型是人类道德的楷模，他们把大多数人的幸福，把人类、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把正义事业的成败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把崇高理想的实现看作人生的最大幸福。（姚明、杨利伟至少暂时未充分显示出属于理想主义者的一般品质，右派要把名人混同于董存瑞、邱少云、刘胡兰、黄继光等英雄人物，或是不懂得道德的真谛，或是出于险恶的用心）
屈原、托马斯·闵采尔、马克思、谭嗣同、毛泽东、杨靖宇、白求恩、切·格瓦拉、雷锋，是理想主义英雄的几个代表。
第二类，是为自己，或扩大为家人、宗族、亲朋的幸福而活着的人，但这种人的生活目的终究是为了自己。视能否自觉认识生命的规律，又可以分为两种人。第一种人叫戈达斯（Godas），第二种人叫戈斯瓦米(Goswami)，这是印度教（由婆罗门教演化而来）的划分方法。印度教认为，一个人不应做一个戈达斯，而应该成为智慧的戈斯瓦米。类似的思想，中国道教，古希腊的哲学和基督教的教义（不止“七宗罪”）中也有。
戈达斯的意思是感官的奴仆，戈斯瓦米的意思是感官的主人。戈达斯的人生追求就是嗜欲，对他们来讲，幸福就是满足感官的刺激，或高级一点，增加点精神上的优越感。而戈斯瓦米的意思是感官的主人，他们能用道德、智慧、知识和意志控制住感官刺激的需要，幸福就是使自己的生命得到合乎理性的发展。
人人是天生的戈达斯，而戈斯瓦米是通过学习、对人生的观察、反思、感悟和修炼，由戈达斯转变而来的。
其实，戈斯瓦米与理想主义者并无严格的界限，精神境界较高的戈斯瓦米怀有对一切生命的爱，但他们的爱，与其说是出于道德观念，不如说是出于对生命规律的深刻认识。一些戈达斯也有很高的道德水准，但极端的戈达斯的肉欲和物欲之强，足以挣脱道德和法律的任何约束，最后必然走向人格堕落和犯罪。正像柏拉图所说的，当他花光了自己的财产，“待到告贷无门、抵押无物时，他心灵中孵出的欲望之雏鸟不是必然要不断地发出嗷嗷待哺的强烈叫声么？他不是必然要被他们（特别是作为领袖的那个主宰激情）刺激的发疯，因而窥测方向，看看谁有东西可抢劫或骗取么？”
对于一个戈达斯来讲，人生价值所在就是使自己感官需要得到最大满足。他们认为理想主义者和戈斯瓦米是“傻子”、“神经病”，有的人否认释迦牟尼是历史人物，因为他们不相信有人会抛弃锦衣玉食、美女忠仆的王子生活而去做一个物质上一无所有的修行者。
戈斯瓦米对戈达斯的人生态度、欲望和追求则完全理解。他成为戈斯瓦米，就是对两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进行理性思考和比较的结果。古印度有成就的修行者根据他们对戈达斯，包括作为戈达斯的自己以往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以及对戈斯瓦米，包括作为戈斯瓦米的自己从新的生活方式中获得的观察和体验，认识到：从感官刺激的满足中获得的幸福极为浅薄，瞬间即逝，分量极为有限。
对现代人类生活作一下简单的考察，不难验证这种认识的正确性。吸毒者于吸毒后感到满足，紧随其后的是更大的不满足，结果是逐渐加大剂量，或选择毒性更大的毒品。吃、喝、嫖、赌，网游等所带来的享受，无一不是与此类似，或愈陷愈深、或变换方式寻求新的更强的刺激。
为了获得这有限的所谓幸福，戈达斯首先必须获得尽可能优越的物质条件，为此他不得不加倍地奔波劳碌，不得不殚精竭虑、忍受疲劳，经历忧虑、沮丧、懊恼、惊惧、愤怒等不良情绪的百般折磨，搭一程驰向“土馒头”的快车。
麻烦还不止于此，即便一个戈达斯获得了优越的物质条件，也不过转乘了另一趟快车——正像前面所分析的那样，戈达斯的生活方式很容易给他的健康带来危害。而且一个戈达斯（特别是极端的戈达斯）越富有，自残的花样就越多。
印度教的修行者认为，为了得到真正的幸福和快乐，一个人必须摆脱物质欲望，摆脱一切不健康的精神追求，从而摆脱与这些欲望和追求相联系的多余活动和不良情绪的影响。
他们明白，真正的幸福是在内在的，是恬淡、宁静、爱和智慧的产物。
物质欲望产生于心灵中，因此，要征服种种物质欲望，人们必须成为心灵的主人，而不是成为心灵的奴隶。由于心灵是各种感官的君王，征服了心灵以后，一个人就成为一切感官的主人，即“戈斯瓦米”。
当一个人摒弃了一切物质欲望，既不为获得享乐的物质条件而加倍奔忙，也不沉溺于感官的享受的时候，就达到了瑜伽境界。
现在风行全世界的瑜伽就是来自印度教（古代称婆罗门教）。但瑜伽动作和瑜伽冥想加到一起的价值，都不如瑜伽行者的生活态度宝贵。当然，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人生看起来很简单，一个人只要学会一定的谋生和交际手段、懂得寻找快乐，便有了正常的生活。要是拥有较好的物质条件，如有房有车，在发型、服装、饰品、化妆、思想、语言、爱好、行为方式等方面很时尚，一个戈达斯便可以获得良好的自我感觉了——除非碰上一个一身行头价值几十万，有名车和别墅的主。无孔不入的商业文化还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了基本统一的划分和评价人的等级的标准。
但上帝并不是按照尊卑、贫富、毁誉、穷通在人间分配幸福和痛苦的（同为戈达斯，大体是这样），而是另有章程。
对于尚未摆脱贫困的人来讲，金钱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却是一个必要条件；对于基本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人来讲，更多的金钱既非幸福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
演艺界和新闻媒体名人翁美玲、张国荣自杀，周润发、崔永元等人自杀未遂，李娜等人出家表明，金钱并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照李娜的看法，人生有三重境界，第一是衣食温饱，第二是功名利禄，第三是归依宗教。佛教历史上也有很多国王、王子出家修行的例子。
白求恩作为北美最好的胸科大夫，放弃优越的物质生活，到中国最贫穷的军队做一个外科大夫，主动放弃对他的生活补助，拿与中国军人一样的津贴，而且坚决要求到前线去。在异常艰苦条件下工作和生活，他竟说，“好久没有这样快乐了。”这说明，金钱也不是幸福的必要条件。
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里，毛泽东、朱德、贺龙、刘伯承、林彪、罗荣桓、粟裕、陈赓……，还有很多人，有的可以留在国民党中做高官，有的可以继续做军阀，有的是地主的儿子，最次也可以享受安定富足的生活，陈赓还救过蒋介石的命，投靠蒋介石可以像贺衷寒（也是黄埔三杰之一）、胡宗南、杜聿明一样飞黄腾达，投在反动势力一边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他们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艰苦而危险的革命道路，为被压迫阶级打天下。“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这是毛主席1965年写出的诗句。要是让他们放弃革命战争，在国民党那边做达官贵人，对他们来讲是莫大的痛苦。
抗日战争时期到延安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还有很多人健在，他们现在的物质条件比战争年代好多了，他们中的一些还出身于富贵家庭。我已经多次留意到电视采访和报刊的文章，当被问到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是哪一段时，他们无一例外地回答，是延安时代。
那时，他们都住在土窑洞里，穿粗布的军装，吃的是南方人不习惯的小米，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几十、上百个小伙伴，那是他们称之为“革命虫”的小生物——虱子。
那时，延安给初到者和外来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延安青年那蓬勃的朝气，还有清晨和黄昏延河边那昂扬的歌声。
马克思在自己的中学毕业论文中写道：“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对于这些人的幸福感影响最大的，是他心灵深处的东西——信仰、理想、品德、智慧、意志、胸怀……
对第二类人来讲，按照中国民俗，人生有五福，以寿为首。这个说法来自《尚书·洪范》。五福的内容是：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意义分别是：
寿：即长寿。
富：即富贵，物质上富足而且地位尊贵。
康宁：即身体健康而且心灵安宁。
攸好德：即仁善而且宽厚宁静，或遵行美德。攸的本义是水流的样子，这里有随顺、遵行意。
考终命：即善终。命终不是因为遭到横祸、病痛，死亡时心里没有挂碍和烦恼，安详自在地离开人间。
看一看中国佛教禅宗从二祖到六祖的寿命：慧可（106岁），僧璨（111岁），道信（72岁），弘忍（73岁），南宗（顿悟派）慧能（74岁），平均寿命是87.2岁，接近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乾隆的寿命（88岁）了，比被尊为正统的寿终正寝的皇帝的平均寿命（43岁）高44岁。与慧能同辈的北宗（渐悟派）大师神秀寿高101岁，至于初祖达摩，初到中国时，就“自云一百五十岁”了。
他们的寿命不是在优越的生活条件下达到的（神秀算是个例外）。特别是在禅宗的早期，禅僧的修行比较艰难，不仅贫穷，而且颠沛流离。例如慧可的禅法被别的宗派视为“魔法”，他本人还受到菩提流支、光统律师（律指戒律，经、律、论有较高造诣的分别称做经师、律师、论师。三方面造诣均高的称做三藏法师）及辩和律师的排挤和迫害。
实际上，佛教徒的幸福观与中国民俗的幸福观有很大区别。佛教徒并不像道教徒那样重视自己的身体和寿命——“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不仅不重视，而且还可能很厌恶自己的身体——修“不净观”的佛教徒就是这样，他们恨不得早一天抛却这个“臭皮囊”（自己的身体），到达智慧的彼岸，了脱生死。已经证得菩提的佛教徒，不论僧俗，具备随时圆寂的能力。所以，长寿、“康宁”和“考终命”只是佛教徒修行过程中的副产品。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和权利，只要自己的选择不侵害他人的正当权益。但是哪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更富有理性，更合乎道德，更有利于国家的强盛，社会的公平，更有利于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呢？
2．人生观与人的能力
与印度教对人生态度的划分类似，古希腊的哲学也曾论及感官满足欲的控制问题。
在柏拉图的政治学著作《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许多人认为《理想国》中苏格拉底的话所表示的主要是柏拉图的观点）说，“人的灵魂里面有一个较好的部分和一个较坏的部分。而所谓‘自己的主人’就是说较坏的的部分受天性较好的部分控制。”“当一个人由于坏的教养或者和坏人交往而使其较好的、同时也是较小的那个部分受到较坏的、同时也是较大的那个部分支配时，他便要受到谴责而被称为自己的奴隶和没有节制的人了。”
他们认为，人的灵魂有三个组成部分，一个部分是人们用来思考推理的，即灵魂的理性或理智部分；第二个部分是人们用来感觉爱、饿、渴等物欲之骚动的，即心灵的无理性部分或欲望部分，也就是种种满足和快乐的伙伴；第三个部分是激情或情绪。当理智和激情受到好的教养、教育并被训练了真正起自己本分的作用，他们就会去领导欲望——它占每个人灵魂的最大部分，并且本性是最贪婪的——他们就会监视着它，以免它会因充满了所谓的肉体快乐而变大变强，不再恪守本分，企图去控制支配他不该控制支配的部分，从而毁了人的整个生命。
苏格拉底说：“当一个人的欲望在一个方面强时，在其他方面就会弱。这完全象水被引导流向一个地方一样。”“当一个人的欲望被引导流向知识及一切这类事情上去时，我认为，他就会参与自身心灵的快乐，不去注意肉体的快乐。”
这时，他在这类事情上也往往表现出非凡的才能。换句话说，人的才能与人生态度也是密切相关的。一个人如果把做事情仅当作一个手段，按照工作——金钱——物质享受的程序去从事他的事业，那么他做好一件事情的可能性并不大。他所从事的如果是所喜爱的，即能给他带来“自身心灵的快乐”的事情，那么做好这件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当然，这并不是做好一件事情的唯一决定因素。
凡·高在他的自述中说“我要说的是我不追求地位金钱，不会为世俗去改变我的性格。我热爱生活，只要我牢固地抓住了生活，我的作品就会得到人们的喜爱。……在我的理解中，艺术家就是要努力地奋斗，不断地探索，无条件地献身于艺术事业。我已发现了它，了解了它。所谓艺术家，就是包含有永无止境地探索的意思。即使我不断地遭遇挫折，也不灰心；即使我身心疲惫，哪怕是处于崩溃的边缘，也要正视人生。因为我知道，伟大的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是凭一时的冲动就会有成就。伟大的事业也不会偶然得来，它是不断奋斗的结果。”
中国历史上有些皇帝的为政是一塌糊涂，在末技上却很有偏才。他们的兴趣在此而不在彼，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南齐东昏侯萧宝卷的角抵（摔跤）、担幢（杂技的一种，即耍中幡儿），南唐后主李煜的词，宋徽宗赵佶的书画，明熹宗朱由校的手工艺、木匠活和雕刻，在他们那个时候都是登峰造极的。
但是，戈达斯的才能可遇而不可求。现在中国的儿童家长，一方面娇惯孩子，用美食和安逸把他们培养成戈达斯（享乐主义者），一方面又望子成龙。这几乎是缘木求鱼，孩子是否能成才最后只能看他们自己的造化，经过家庭、社会甚至学校教育的摧残依然能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特殊才能的小戈达斯，所凭借的只有自己的天分和自然形成的兴趣了，而不可能是有意识培养出的素质。
崇高的信仰、远大的理想、神圣的使命感和钢铁般的意志对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影响之大，往往超出一般人的想像。历史上有这样一些人，在几乎不可能做好的事情上也能后来居上、出类拔萃。
以人民空军历史上的几件事情为例。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国共两党实行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此时，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国民党政府新疆督办盛世才，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打起“抗日救国”的旗号，标榜“联苏联共”，在取得苏联政府的援助后，扩建了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并设航空训练班（对外称航空学校），公开招生，培训飞行和机务人员。
当时，陈云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办事处的代表，他从中国革命的长远利益出发，写信给中共中央，建议从红军中选一批人，送到盛世才办的航空训练班学习。陈云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支持。经过与盛世才多次交涉，最后达成了为中国共产党培训航空人员的协议。
1937年10月初，陈云来到红军西路军进疆部队（代号为新兵营）挑选学员。确定的条件是：共产党员，年纪轻，身体好，有一定文化。经过考察，选中25人。同年11月，陈云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他回到延安后，又到抗日军政大学和摩托学校等单位挑选了19人。陈云在送他们赴新疆学习时，勉励他们说：你们将是第一批红色飞行师，是红色空军的第一批骨干，不要怕文化低，不要怕人家看不起，要以坚强的毅力刻苦学习，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
1938年3月，两部分学员会合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当时组成了两个班，一个飞行班，一个机械班。这支存在于盛世才航空队中的“红色航空队”，后来被人们习惯地称为“新疆航空队”。
1938年3月上旬，航空训练班正式开课。先是进行航空理论的学习，学习的内容有《航空历史》、《飞行原理》、《发动机构造原理》、《领航学》、《空战战术》、《航空气象学》等。红军（八路军）学员大多数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没有一个人知道“物理三变态”，学习上的困难可想而知。面对一问三不知的红军学员，国民党教务长和飞行教官侮辱道，“简直是对牛弹琴！从明天起，你们都给我滚回去。”
心灵受到严重伤害的八路军学员立志出色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征服学习上的雪山草地。他们白天聚精会神地听讲，夜晚，当盛世才的人（都是大学或高中毕业生）去酒店、舞厅和夜总会寻欢作乐时，他们却在拼命地学习。熄灯以后，还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书。
时间的一天天过去，难题一道道被攻克，一个个让人莫名其妙的飞机构造原理被解开……。
他们开始让苏联顾问和国民党教官感到自己的不同凡响：“过去学员要从外面往教室里赶，这批共产党得从教室往外撵。”
一年以后，在实际操作考试中。教官指着一架开车时冒着一缕缕黑烟、发动机转速上不去的飞机说：“为什么冒黑烟？原因在哪里？”
盛世才部队的学员嗫嚅着答不上来。八路军学员杨一德果断回答：“这是发动机气缸被划伤引起的！”随后，杨一德手脚麻利地卸下气缸，果然如此。
铺着红桌布的考场上，一道道事先拟好的考题，把学员们引到桌前。众目睽睽下，盛世才部队的学员一个个汗流浃背颓丧地退出考场。43名八路军学员个个对答如流。
教官们目瞪口呆，苏联顾问伸出大拇指，直喊：“好！好！”
1938年4月，飞行班开飞，水平最高，首先接受测验的自然是原先被视作土包子的八路军学员。
机械班的学员经过学习和实习锻炼，也熟练地掌握了上述几种飞机的维护技术。
盛世才的航空学校共办过三期训练班，第一期10名学员淘汰2名，第二期16名学员淘汰4名，他们的文化程度都在中学毕业以上，单飞淘汰率在20%以上。第三期25名共产党学员，全是小学文化，只淘汰1名，淘汰率仅为4%。
经过一段共同的航空理论知识学习后，飞行班和机械班分别进行专业训练。飞行班学员从 1938年4月8日 开飞，到1942年4月毕业，先后飞过4种苏制飞机，平均每人飞行约1000个起落、300个小时），飞行技术达到作战水平。机械班学员经过一年半的学习和实习锻炼，于1939年9月毕业，分配到盛世才的航空队任机械员，到飞行班毕业时他们已能熟练地掌握苏制4种飞机的维护技术。
其实，八路军飞行班学员在1941年秋就完成了教学大纲规定的所有课目的训练，成绩优良，可以毕业。按国民党军队规定，学员毕业后可以授予中尉军衔，月薪一百多元（相当于陆军中校待遇），还可以结婚，过富裕生活。可是学员成为军官以后，飞行时间就要减少很多，技术上只能保持不能继续提高。为了党的航空事业，大家一致要求不要军衔、高薪，暂时不结婚成家，推迟毕业时间。后经党中央驻新疆第三任代表陈潭秋的积极交涉和苏联教官的大力协助，八路军学员延期到1942年4月毕业。盛世才航空队的军官们听到这个消息，不解地评论道：“有钱不要，有官不当，女子中学的小姐们找上门来求爱不动情，岂不是木头人?”
个人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怎么能理解共产主义者的志向和追求？怎么能意识到人的信仰、思想和意志对个人才能的巨大影响？
解放战争时期，类似的正剧在东北航校又重演了一次。解放军飞行学员的政治觉悟、艰苦奋斗精神和杰出表现让日本教官刮目相看。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训练大队队长林弥一郎（化名林保毅）感慨地说：“如此困苦的环境，就是帝国军人也是难以忍受的，共产党人，了不起啊！我敢说，我的学员都是中国的王牌飞行员，如果给他们先进的飞机，他们就会无敌于天下！”
几年之后，林弥一郎的预言变成了现实。在朝鲜战场上，中国空军只有作战飞机114架，却击落敌机330架，击伤95架。从东北航校毕业，飞行时间只有几十小时的张积慧、王海、刘玉堤等一批飞行员，还打下多名飞行了几千小时的美国王牌飞行员，有的用活塞式飞机击落喷气式飞机，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的奇迹。
中国共产党对对日本军人的使用，也是一个改造过程。政治上的信任，生活上的照顾，高尚理想主义者的精神面貌和杰出表现，使得昔日的法西斯军人完成了思想观念、立场和感情的转变，把“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也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并在回国后遭到日本当局政治压制的情况下始终坚持日中友好。当这些日本教官几十年后回到中国，昔日的学生向他们表示感谢时，有人回答：你们才是我们的老师，是中国老师把我由鬼变成了人。
今天的共产党人还有几个，是共产主义者，退一步说，有几个是理想主义者呢？国家搞成这个乱样子，固然有蛀虫管林的因素，可也有兔子驾辕的因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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