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部分学者和群众举行毛泽东晚年岁月学术讨论会

为纪念毛主席逝世35周年，天津市部分学者和群众于　2011年9月3日　举行了毛泽东晚年岁月学术讨论会。

讨论以主题报告和分段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主题报告题目为《文革的意义和成就》，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介绍了文革的理论建树，介绍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第二部分总结了文革时期在上述理论指导下我国在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上的主要进步。第三部分回顾了文革时期我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主要成就。

在讨论中，多数同志在这些认识上达成了一致：毛主席关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群众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贵尝试。　　

文革的实践和后三十年资本主义复辟的黑暗现实证明了，“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是指导无产阶级未来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讨论中有个别同志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上有不足，实践上有错误，因此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并不稳固。主要体现在文革所警惕的是走资派，忽略的是官僚制度。因此虽然走资派、官僚主义者和特权人物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但走资派、官僚主义和特权赖以产生的官僚制度和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却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因此即便在文革中，走资派和各级官僚仍能利用政治制度中的缺陷和他们所掌握的权利，以各种方式进行对抗，并对群众进行镇压。在文革中，官僚主义和特权仅仅是受到抑制，从未杜绝。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旧的制度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文革也造就了一些新官僚，正像夏尔·贝特兰所说的——“赶走了老爷，来了小爷”。“四大”是不完全的民主，“大民主”的形式，其先进性并没有超越巴黎公社，如果不按照巴黎公社原则建立全新的政治制度，如果人民群众手中没有充分的选举权、罢免权和管理权，就没有充分的监督权，群众路线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贯彻。而没有充分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就不可能有充分的无产阶级集中制，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人民群众就不可能以民主这种最有效的办法去开展斗争，走资派、官僚主义和特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就不可能得到根除，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遭到巨大挫折，文革遭到失败的根本原因。　　

有更多的同志对这种认识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完备的，只是因为政治的复杂、接班人选择上的错误和走资派的破坏，才出现种种问题。　　

附文：《文革的成就》主题发言稿节选

　1967年11月6日　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第一次概括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在此后的理论读物中又有扩充，但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核心理论还是这六条。这六条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有：

1.必须用马列主义对立统一的观点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必须准确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只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2.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把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3.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4. 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5.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三结合。　　

6.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文革在政治实践上的成果主要有　　

1.取得了三大战役，即粉碎复辟资本主义、林彪篡党夺权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胜利。　　

2. 文革打击了官僚主义和特权，清除了大量叛变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　　

3. 文革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启发了人民群众独立思考和敢于斗争的造反精神，冲击了两千多年来的官僚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残余——虽然并不彻底，使人民从原来的顺民变成了敢想敢说敢为的新人。一般党员和群众不再是“党的驯服工具”，而是可以利用“大民主”的方式对党和国家各级干部进行批评教育的国家的主人。文革打破了官僚和学术权威对于国家权力和学术的垄断，扩大了群众的民主权利，使中国劳动群众和妇女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　　

4.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在这个新型权力机构中实行了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三结合。在很多工厂里，工人阶级通过厂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和车间一级的工人管理小组可以直接管理自己的企业。　　

5. 更彻底地实行了鞍钢宪法。鞍钢宪法的完整内容是“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这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五项基本原则。鞍钢宪法虽然在中国遭到了否定，但日本人却吸收了鞍钢宪法的基本精神，把它吸收到丰田管理模式和全面质量管理中，并传播到欧美。美国的后福特制管理，也吸收了鞍钢宪法的基本精神。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院教授罗伯特·托马斯评价道：“鞍钢宪法是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　　

6. 建立了“五七”干校，找到了一条干部接受再教育的途径。强调了民主的权力观和群众路线，抑制了封建的官本位思想，强化了群众路线。　　

7. 促进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促进了他们同工农的结合，促进了城乡交流。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为农村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费孝通经过对苏南经济的考察，发现是文革后期下放到苏南的干部，知识青年和熟练老工人为社队工业带来了必需的技术和市场消息，为苏南经济的起飞奠定了基础。这一事实正越来越为研究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史的中外学者所认同。再如到宝坻县插队的北京知青侯隽，在他的回忆录《从北京到窦家桥》写道：“1966年我光荣地入了党。三年以后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选举时全票通过，我还投了自己一票。我想，有了生产指挥权，就可以科学种田，更好地实现自己改造农村的愿望了。这时，村里最大的难题是改造盐碱地。我和群众一道，平地面、打机井，使旱地变成了一块一块的水浇地，实现了园田化，用深井的水洗碱，也彻底改造了盐碱地。与此同时，我们还大搞秸秆还田，让土地松软增强肥力，使粮食亩产由1964年的400斤达到了千斤。我们还组织搞副业，窦家桥群众的生活明显地比周围的村富裕了。”　　

文革期间，除1967、1968、1976年经济下滑，1974年小幅增长外，其余年份工农业总产值都实现了快速增长。特别是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更快。我国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和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这十年中（截止到1974年），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据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上的数字，1966年至1978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速是8.5％，国民收入年均增长6.6%，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6.9％。然而凭借1979至1981年年均增长6.7%的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5.1%的国民收入，年均减少1.7％的财政收入，当时的权威者居然有勇气说文革期间国民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然而要让数字撒谎是不大容易的，特将文革时期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的具体增长情况列表如下：

1953－1981 国民经济主要指标 每年增长速度 （单位：％）

可以看出，文革时期，是继建国后经济高增长的三年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之后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在这一系列重要经济指标中，1979-1981年，我国只有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文革时期，那是以牺牲重工业和经济发展后劲为代价换来的。八十年代的拨改贷，就是这种收买人心的伎俩的必然结果，它造成了八、九十年代国有企业发展的严重困境。　　

文革时期，我国的工业、农业、交通建设以及教育、科技、卫生、对外开放和经济技术交流诸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方面，1972年以后，以“四三方案”为中心，毛主席、周总理多次批准关于引进国外设备、技术和扩大经济交流的报告。先后投资50多亿美元，引进了26个大项目，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还有武钢　一米　七轧机，3个大电站、43套综合采煤机、1套彩色显象管成套生产技术以及透明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通过这些引进，建成了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厂、北京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化纤维联合企业、福建维尼纶厂、四川维尼纶厂以及大庆化肥厂、南京栖霞山化肥厂、辽河化肥厂、洞庭氮肥厂、四川泸州和贵州赤水天然气化肥厂等国内一大批化工企业。当时引进的这些项目都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大大促进了我国基础工业，尤其是石油化工、化肥、化纤、冶金工业的发展，直接为80年代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创造了条件。

1973年，国务院采纳陈云的建议，动用存在外国银行的外汇，买入一批黄金，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中国的黄金储备从1970年的700万盎司到1974年增加到1280万盎司，在以后的美元狂跌中保证了外汇储备的安全，还为以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可靠的金融支持。

当精英们财大气粗地否定文革的时候，无论如何都该想一想自己的底气有多少是来自文革时期建立的家当。

在外交战线上，文革时期中国主动开展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日本、加拿大、奥地利、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土耳其等全世界数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这期间，中国还同欧、亚、美、非洲许多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参加了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开展了大量经济技术合作和援助活动，开通了许多国际航空新航线。但是，文革时期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更加坚定地坚持了反霸的原则立场，使我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

这就是毛主席在文革期间的所谓“闭关锁国政策”，这就是“同外界隔断了”的十多年！

文革时期是我国的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大发展时期，合作医疗覆盖了中国农村的90%以上，被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誉为世界卫生工作的典范。

新中国成立之初，医疗卫生资源匮乏，而且城乡之间差距悬殊，城市和农村平均每千名人口中分别有0.63张及0.05张医院床位，分别有专业卫生技术人员1.87人及0.73人。农村缺医少药，寄生虫病、传染病和地方病流行。当时的联合国救济总署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最棘手的公共卫生问题”。新中国政府面临著如何在卫生资源匮乏与经济水平极低的情况下解决庞大农村人口的医疗卫生问题。

1965年，城市平均每千人所得的医院牀位以及专业卫生技术人员数目，分别是农村的7.4倍和3.7倍。而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4.6倍。

这一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话中措辞严厉地说：“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在这次指示中，毛主席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毛主席的6.26指示，对文革时期的医疗卫生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农村医疗卫生体制的转折点。此后，组织城市巡回医疗队下乡和培训农村半农半医卫生员就成为农村卫生工作的中心任务。这些农村半农半医卫生员就是赤脚医生的前身。

从　1968年12月8日　到　1976年8月31日　，《人民日报》连续组织了107期“关于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讨论”。许多省级地方报纸也先后开辟专栏进行讨论。“广大贫下中农、农村‘赤脚医生’、解放军战士、革命医务工和革命群众，纷纷写稿写信热烈参加讨论。”这些讨论，从舆论和声势上进一步推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普及和发展。　　

“赤脚医生”是从“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又一个“新生事物”。1968年夏天，《文汇报》记者到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采访，撰写了《关于上海郊县赤脚医生发展状况的调查报告》，形象地把“不拿工资，帮助种地，亦工亦农，赤脚行医”的农村卫生员称作“赤脚医生”。同年9月10日，经毛泽东批示，《红旗》杂志发表了这个调查报告。从此，“赤脚医生”的称谓不胫而走，传遍大江南北。　　

到1975年底,全国“赤脚医生”的数量达到150多万名。作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主要实施者，“赤脚医生”为解决我国广大农民的医疗保健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在1980—1981年度的《年报》中，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高度评价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认为它为中国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1976年，全国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生产大队，比重从1968年的20%上升到90%，由合作医疗担负的卫生保健服务覆盖了全国85%的农村人口。

一位叫王振庄的赤脚医生回忆文革时期的医疗工作时说：“那时就是讲全心全意为社员们服务，县医院的批斗会和全县的斗私批修、右倾翻案风等对全县的医疗卫生工作没多大影响，反而是促进了卫生工作的发展，主要是从政治方面促进了。那时候就是讲政治，一切从政治出发，一切围着政治做，把什么都当成政治任务去完成，就是政治统帅一切。说实在的，到现在我还是说，毛泽东时代人们的思想单纯，上边有什么指示，我们就把它变成实际行动，不打折扣，就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完全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做。”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以前，通过建立从县、公社到生产大队的三级医疗卫生保健网络，积极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国用不到发达国家1%的医疗卫生支出，解决了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的医疗保障问题，取得了“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被世界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成功的“卫生革命”。如果考虑到中国历来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卫生保障能力严重不足的农业大国，这一成就的取得更加来之不易，令人钦佩。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世界卫生报告》，对191个成员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总绩效进行了评估，中国整体绩效排名第144位，比埃及(63)、印度尼西亚(92)、印度(112)、巴基斯坦(122)、苏丹(134)、海地(138)还要低。有论者认为，出现这种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合作医疗等农村卫生保障制度的“崩溃性”瓦解，广大农民的医疗保健完全依赖自费，使得“中国在‘筹资贡献公平性’这一指标上排名188位，名列倒数第四，从而极大地拖累了整体排名。”总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瓦解和基层卫生组织的衰落，是造成我国农村公共卫生事业面临严峻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应当指出，文革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推动是分不开的。当左派以“新四大发明”来赞誉文革时期的科技成就时，右派却说没有“文革的破坏“，那十年的科技成就会更大。 “科学的春天”三倍于文革的时间过去了，再也没有出现过“文革的破坏”，然而在中国科技史上能与“新四大发明”具有同等重大意义、国际影响和独创性和科技成就在哪里？它们怎么就出不来呢？　　

　1966年8月8日　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第14条写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这种推动作用，可以用文革时期各种经济指标与文革前后的同类指标对比得到证明，也可以一些具体的例子来加以具体说明。　　

一个例子是，1967年初，陈永贵在山西省昔阳县夺了旧官僚的权（这些人也是在“大跃进”期间大刮 “五风”的那些人）。率领昔阳县人民三年把全县粮食产量翻了一番。这是一般关心政治的人都了解的。　　

再以河南省兰考县的经济发展为例。　　

以下是鲁二迅的《真实的文革——兰考县调查手记（大二学生书）》中的部分文字：　　

文革时期的兰考县县委副书记杨捍东回忆说：“文革中兰考县对农业投入最大，从1968年到1976年彻底治住了兰考县‘沙化、盐碱、内涝’这三害，让这三害至此成为历史。在这8年当中，张钦礼书记带领兰考人民通过灌淤等方法先后改造27万多亩沙河盐碱地，改善兰考地区的土壤状况。为了引黄河水灌溉在兰考县境内先后修建5条南北向河道，6条东西向河道，这八年先后打了6000眼机井（文革前只有500眼），基本实现农田水利化，基本实现‘井河双保险，建设高产田’的目标。兰考县235个大队，每个大队配备一辆‘东方红—75’大型轮式拖拉机和全套农具，一辆‘洛阳—40’大卡车，初步实现农田耕种机械化。文革前小麦每亩产量70—80斤，最高亩产量才120斤，增产的关键在于种子。到1968年，农业科研上去了，小麦、玉米、大豆基本山实现了良种化，玉米亩产量最高达到每亩1150斤。通过这八年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兰考农业初步实现了水利化、机械化、良种化。1975年，大庆年产5000万吨石油，兰考县给大庆油田贡献了60万斤粉条，1000头猪，60吨白酒，那一年黑龙江省委才给大庆油田500头猪，一个兰考县就让黑龙江省没面子啊！同时到1975年，兰考县的四个模范村基本实现了半供给制，兰考由缺粮县变为足粮县，由吃国家财政到给国家贡献财政的县。现在兰考又成为了国家级贫困县，每年还得向国家要2—3个亿，否则县政府工作人员工资都发不下来。”　　

工业状况：1968年以前兰考是没有工业的。1968、1969、1970这三年时间兰考人民自力更生创办了酒厂、化肥厂、纸厂、农业机械修理厂、机械厂，此后在1973年又创办第二化肥厂、化工厂、磷肥厂、土木加工厂、钢木家具厂这五个厂，此外每个公社都有一个酒厂，至此兰考县有5000多名职工在工厂里工作。兰考县委专门成立重工业局和轻工业局来分管这些企业。所以杨书记说：“10年文革是兰考县发展最辉煌的时期”。　　

杨书记还说：“我28岁担任兰考县委副书记，主抓政法工作。兰考县那时候有36万人，公安局工作人员加起来42个人，法院有14人，那时候没有检察院。每年在监狱里呆的不超过20人，我主抓的8年政法工作只枪毙了4个人。那时候实行的是老百姓专政，每个公社配备2门小炮，2挺机关枪，4挺冲锋枪，20多支步枪，民兵经常带枪巡逻，从来没发生过擦枪走火事件，每年县里安排两次民兵大比武。现在兰考县公安局在编人员有500人以上，还不加那些聘用警察，公检法加起来在编人员不下1000人。现在国家制定了700多部法律，文革时期只有‘两法一条例’（《宪法》、《婚姻法》、《惩治反革命条例》），也没见现在比过去安定到那里！人心散了，啥事都不好办了。现在贫富差距这么大，老百姓不满意，社会安定的基础也就没有了。过去安定自安定，现在一味强调和谐，却没有和谐的内在因素。”　　

文革不是完美的，文革的教训可以总结，但对文革的全盘否定是端错误的。面对劳动群众的政治地位江河日下，腐败愈演愈烈，官僚资产阶级无法无天的黑暗现实，仍然坚持对文革的丑化和全盘否定，继续坚持官僚资本主义，将把未来的中国推入一场结果难以预料的巨大政治动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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