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主义的产生有它的阶级根源、社会历史根源，也有它的思想根源。这里重点分析思想根源中的的人生观根源。
资本主义制度是以个人主义的道德和经济学原理为基础的政治法律和社会制度。经济人假设不仅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前提，也是西方管理理论的一个前提。“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具体而言，就是“利润最大化”，或扩展为效用最大化。换言之，“经济人”假设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人生观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对个人经济追求的承认与规范，而社会主义制度则是建立在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基础之上的。
张五常有句名言：“假如我要跟一位共产的支持者辩理论，我就一定要问：人的出发点究竟是不是自私的？只这一问，我就胜利了！” 这句名言的确触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论争的核心内容。
人生在世，都要考虑个人利益。搞家庭采购，一个有理性的人肯定不愿以最高的价钱买次货和假货；去医院看病，每个人都想找态度认真、有经验的大夫，这叫自利。但自利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以不损害他人、集体和国家利益为前提。这种自利与利他并不矛盾，佛教就追求“自利利他”；另一种自利，是为了个人或一个小群体的利益，不惜侵犯他人和其他群体的利益，这种自利才是自私。西方的个人主义，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自私，因为这种个人主义不是没有道德约束的。虽然西方个人主义者的追求是个人幸福，但还要讲究自由、平等、人权。 不过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权，在一国之内人与人关系上的虚伪性比起在国际关系上的虚伪性，就逊色多了。他们实际上是不承认所有国家和民族一律平等这个基本原则的。
个人主义发展到极端，就会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地损害他人和社会。极端个人主义，就是在追求个人或小团体的经济或社会目标时，不受任何道德、法律的约束。损人利己，损公肥私，以权谋私，卖国求荣，就是自私或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所以，张五常“只这一问”，就撕掉了衣裳，生出了毛皮，撅起了尾巴，扬起了尖爪，呲出了獠牙。
人都要考虑个人利益，自私者总想利用这一点，来抹杀小人与君子的区别。
关于道德，有这样一个定义：道德，是指生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对实践活动过程中必然产生和形成的人际关系、利益分配、法律制度和思想行为等进行价值判断、价值追求、价值选择、价值实现的总和，是人们行为活动的规范或行为的准则，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其他的定义也与之类似。这种宽泛的定义一般都抓不住利益这个核心内容，让人如坠五里雾中，不得要领。毛主席一句话就把它讲明白了：人有损人利己的，有利己而不损人的，还有可以损己利人的。离开利益（包括群体利益）和人权，辨不清道德。毛主席一句话，点出了区分小人、君子与贤者的关键。毛主席没提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家伙，就是损人而不利己的，这就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专门以迫害异端为己任的道德家，今且不论。
张五常的理由虽然荒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优谁劣的辩论，其中一个重要的论题就是人能否具备高尚的情操。中国改革家的始祖不敢争论，要争论，到最后也是张五常那句话。
修正主义的改革家否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是出于那些考虑呢？原因当然难以尽述，特别是由于“不争论”的蛮横和狡猾，由于他们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向社会主义进攻，从来不解释他们资本主义信仰的由来，使得左派对改革家的修正主义思路，难以把握全貌，也就很难把他们批得体无完肤。但是，他们历史上的言行还是留下一些蛛丝马迹，使我们对尚未把握的事实得以做出一点推测。
从人生观、心理学和哲学角度，改革家的资本主义信仰的产生有这样几个因素：
第一，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评价，与对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思想觉悟与劳动积极性的判断有极大关系。
第二，他们对社会主义劳动者思想觉悟和劳动积极性的判断，受到他们本人心理投射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会把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作、劳动的心理和表现，当作一般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作、劳动的心理表现。人都是自私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和管理理论，以及改革教的第一公理。正是从这个公理，改革家推出，公有制是低效率的，所以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这些人组织资本主义生产，最后达到“共同富裕”。为此不惜多次改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其实，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只能证明他们自己是自私的。
第三，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给他们提供了形成错误认识的客观条件。
第四，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使他们只能以片面的、静止的、孤立的观点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使他们把中国封建制度和近代历史因素造成的中国生产力的落后，归结为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落后；把几个世纪内蓄积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相对于封建主义生产力的领先，一古脑算到资本主义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领先；把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局部性和阶段性的缺点当作全局性的和永久性的缺点；把一定条件下的、可以克服的社会主义具体制度中的不完善，当作无条件的、不可克服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弊端。
在所有这些因素中，改革家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改革家的资本主义信仰与享乐主义的人生观、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和实用主义的道德观是如影随形的。
改革家为何认为公有制下劳动者会偷懒呢？这可以用一个心理学现象来解释。
这种心理学现象叫做投射效应，是把自己的感情、意志、个性心理特点投射到他人身上并强加于人的一种认知障碍，即认为自己具有某种心理，他人也一定会有与自己相同的心理，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以己度人。比如，一个自私的人常把别人的道德水准估计得与自己一样低；一个好说谎话的人很难相信别人的真话。
有经验的驯兽师与狮子老虎感情再好，也不敢在它们进食的时候动它们的食盆子，否则会有性命之忧，因为它们会以为驯兽师是来抢食的。甚至对主人最忠诚的藏獒也会对动它狗食盆子的主人发动猛烈的攻击。食肉动物以为人也是吃生肉的，但是人类却清楚地知道食肉动物最大的享受就是吃肉和和交配。
人类间的猜忌与狮子老虎完全类似。无论是从人生观的角度，还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人类都不是一个统一的物种。善良、正直、高尚的人能够理解较低境界者的心理，而自私、卑鄙的人却很难相信世界上会有高尚的人格。听说了张五常的那句名言，看完电影《集结号》，难道不能对张五常和《集结号》的编导的心灵做一个准确的推测么？那些坚信改革教第一公理，武断地摧毁公有制经济的改革家，在有严重缺陷的制度下（因为对他们有利，所以要改革到这个方向），会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利，在个人、家族利益与国家、人民利益前会倾向于哪一边，难道还会有第二种可能性么？
一个个人主义、实用主义思想严重的人怎么会相信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会有不偷懒的劳动者呢？怎么会相信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农民会有大寨人那样的劳动积极性，会有龙江人那样的共产主义风格呢？
不可否认，共和国前三十年有吃大锅饭的现象，但要说所有的工作和劳动单位都是吃大锅饭，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一点兹不赘述，将来在《两种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历史、可比性评价和展望》（暂定名）中论及。
资改派的改革思路，早在战争年代就有了。1941年，由于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和“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困难。1942年底，中共中央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358率和359旅是靠政治鼓励和劳动竞赛来激励战士们的劳动热情的。而在129师，靠的却是物质刺激，把劳动成果与个人利益挂钩。可见，改革教第一公理在那时就已深入其心了。
好逸恶劳、信奉个人利益至上的改革家怎么能相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会有陈永贵那样勤劳的领导干部；怎么会相信在大寨那样的劳动集体中，懒惰者可以变得勤劳，自私者会变得热爱集体；怎么会去研究，是何种原因使南街村、周家庄乡能够远远胜过改革教的那个模范村庄的？
党和国家的权利落入自私的资改派的手中，难道不是一种悲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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