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老子与“国家学说”及“大制不割”的“国家”意义
探索者
内容：一、大制不割
一、圣人为君
三、无为之治
四、小国寡民
正文：
一、大制不割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他认为人类社会是“道”的一种进化形态、自然界的一部分、生物链中的一环；而国家是“道”在人间社会的一种具体体现；与“道”同体的圣人居于国君之位，就是国家的百官之长的君王、在天下代“道”行事的天子。因此，在圣人之下的国家制度与“道”是不可分割的，与自然界是和谐的，与“天之道”是无悖的。这就是他的国家学说。
在这里老子向人们讲了四个问题：
其一，国家是“道”在人类社会中的一种体现，因此它与“道”不可分割；
其二，圣人，且仅由圣人作为国家君王时，国家才能是“大制不割”，而与“道”一体的。因此，国家的君王应该，且仅应该由与“道”同体的圣人来充当；
其三，在圣人为君王下的国家是“大制不割”的。因此，它必以“道”之德的“法自然”对待万物和百姓（平民百姓）；
其四，基于以上三点，人们也可以通过天下是否“法自然”，反过来捡查天下是否“有道”，从而知道国家是否圣人在位。“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则在君位有圣人；“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则在君位无圣人。
“大制不割”下的国家，是“物形之，势成之”，“莫之命而常自然”，人民自生自息，万物自生自长，人物圆圆融融。整个天地人间是一个和谐、繁荣的世界。庄子称其为“至德之世”。他说：“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庄子·马蹄》）
恩格斯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要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是一致的。把人类和自然界对立起来的观点是荒谬的、反自然的。（《自然辩证法》）
马克思说：“不掩盖社会矛盾，不用强制的因而是人为的办法从表面上制止社会矛盾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能使这些矛盾进行公开斗争，从而获得解决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六月革命》）
老子在二千五百年之前所作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论断和“大制不割”的国家学说，无疑与上述恩格斯的人类与自然界一致的论述和马克思的“最好的国家形式”观点是统一的。真理相通，超越时空。
二、 圣人为君
老子说：“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他说“天下”并不是什么人，谁愿意把它居为己有都行的。那些阴谋家和野心家对它的窥伺，注定是要失败的，就是一时得乘，最终也要失掉它。
他认为君王应该是代“道”在天下的施治者，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他又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他认为国家的权力，即君位的设置和任命，不应该是一种个人、或一家、一党、一派的事情，它本应该是民心的向往。只有珍贵和爱惜“天下”如同自己生命的圣人，百姓才可以把“天下”的君位寄托于他。注意，老子在这里说的只是“寄”、“托”,而不是授,“君权”既不是“神授”，也不是“民授”，而仅仅是百姓的暂时的寄之以托。君权的所属权永远归百姓所有，他干得好，可以继续干，干得不好，百姓随时都可以收回去。
他还说：“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
即君王不是只有权力，没有责任的。他要切切实实地对国家、百姓负担起自己的责任来，不辜负百姓对他的重托。
那么，老子理想中的圣君是什么形象呢？
他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之，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
“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
“圣人后其身……,外其身……。”
“圣人……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不争……”
“圣人……自爱不自贵。”
“圣人为腹不为目。”
“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
“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即他应该是一个无私无欲,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为百姓谋利益的人；他应该是一个相信百姓,与人为善的人；他心中无弃人，无弃物，没有不好的百姓，只有不好的君王，而常作自省；他不谋私利，而吃苦在先，享乐在后；他自爱，自知，而不自见，不自贵，不自是，不自夸，不自居，不自傲……，他把自己对国家，对百姓的贡献视为自己的最大幸福和快乐。庄子说：“古之君人者，以得为在民，以失为在己；以正为在民，以枉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责。”（《庄子·则阳》）
他还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是以圣人“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一句话，圣君善为，无失、无败。
“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
当然百姓对这样的君王是乐于爱戴和拥护的了。
老子说：“太上，民不知有之……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不是不要君主和政府，而是希望有一个好君主和好政府；所谓的好君主和好政府，就是以“无为”为治的君主和政府。最好的君主和政府，就是百姓不知其存在。庄子把其描写为：“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天子如大树高枝，随风荡漾而悠然自得；百姓似草原野鹿，逐水草飘游而逍遥自在。（《庄子·天地》）
三、无为之治
老子说：“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治大国，若烹小鲜。”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治人事天，莫若啬。”
庄子也说：“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庄子·在宥》）“以道临莅天下”的“圣君”，是以“无为”为治的。
这是圣君“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总方略。
老子又进一步，具体地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圣君治国的具体办法是：“不尚贤”，对贤人贤事，不对其誉之以美名，高之以厚禄，贵之以高官，从而不致于使它成为一种让人们渴望的诱惑。那么，就不会使人们竞起而去争名夺利了；“不贵难得之货”，对“难得之货”，不去人为地提高它的价值，则就不会刺激人们对它产生据为己有的强烈欲望，以致为盗，铤而走险；使民“不见可欲”，只要使人们看不到能引发他们产生占有欲的事物，削弱其竞奔于名利场中的心志，令其无所妄冀，却又让百姓“实其腹”、“强其骨”，使其能自食其力，得以温饱而无忧心。让人们总是保持没有伪诈心智和争盗欲念的纯真朴质的心态。这样，也会使那些智巧之人也不敢自作聪明，肆意妄为。
掌握了“道”之精义的圣君，他“行无为之事”，遵循“无为”的原则，顺其事物的自然，不肆意妄为，不孜孜营私，而抛弃一切自私的心思计虑,依客观的天地自然规律行事；他“行不言之教”，不依仗主观的各种形式的权力、条规向百姓发号施令，而是以身作则，潜移默化，以身为教。这样圣君的“无为”、“好静”、“无事”、“无欲”就会使得百姓富足、淳朴、安分守己、自生自长。
而倘若“化而欲作”，即百姓中出了问题，对百姓中的问题怎么办呢？他说：“有德司契，无德司徹徹”，“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采取的措施是：“镇之以无名之朴。”这样处置，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无欲以静，天下将自正”。而不要采取那种“代大匠斫”的办法，对百姓实行残酷地镇压和屠杀。“夫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者矣。”
并且对圣君来说,他应是善人善物，无弃人无弃物的。
他又说：“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要注意及时发现，抓住时机，把问题解决于萌芽未发状态之中。
而在对待国际之间的关系上，则老子说：“大邦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也。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邦以下小邦，以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而取大邦。故或下以取，
或下而取。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
只要与周边国家主动以谦下的态度相交，就不难建立和保持友好和睦相处的国际关系。这是一个保持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平相处，避免战争的正确方针。庄子对老子的“无为之治”作了另一方面的发挥，而说道：“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庄子·天道》）百姓必须努力工作，兢兢业业，组织管理好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四、小国寡民
老子根据百姓对君王的评价，给君王的好坏划分了五个等级。他说：“太上，下不知有之；其次，亲之；其次，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最好的君王，圣君，百姓甚至都感受不到、不知道他的存在，而称“自然”，他则也是“悠兮”、“贵言”，却凡事必“功成事遂”，出神入化；最坏的君王，则百姓诅咒他，打倒他。老子认为在圣君的无为之治下,国家必然遵循天之道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社会中没有极端的财产的不均和分配的不公,而和平昌盛。
国家应该是“道”的自然法则在人间社会的具体体现,而与大自然形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对此，他还作了一个描述。
他说，在圣君临莅天下时的国家应是：“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以乘之;虽有甲兵，无以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之老死,不相往来。”
即，国家小小的，百姓少少的。国小民少，衣食住行问题好解决，“使有什伯之器而不”必“用”。民少而珍，民贵生，使民“不远徙”，故“虽有舟舆”，也“无以乘之”；民重情，使民热爱和平，厌恶战争，故“虽有兵甲”，却“无以陈之”。虽然科学技术发达，物质丰厚，百姓也保持其淳朴的心境和生活。他们没有欺骗和犯罪，没有战争和灾难，没有外来干涉,没有剥削压迫。他们朴实无华的心境好像仍然是人之初那以结绳而计，钻木取火之时的状态。百姓丰衣而足食，安居而乐业。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和家乡；他们习惯于自己的风俗和民情，他们自足、满足,生生息息，甚至于到老死也没有要到鸡犬之声都能听得到，近而可望的相邻国家那里去走一走，看一看的打算。
老子的“圣君”的“无为之治”和“田园诗之国”的理想，不仅是他建立在他的自然哲学上的国家学说，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民渴望安定、祈求生路的普遍愿望。人民哪里还敢奢望君王对他们施以恩惠！只要不把他们逼上绝路就是君王的大恩大德了。人民哪里还敢奢望圣君对他们施以恩惠！只要不骚扰他们，让他们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他们就谢天谢地了。
遗憾的是: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中,没有进一步说明人们应该怎么办,如何来实现这种“圣治”；如何保证它的正常实施,防止它的被肆意践踏等等。这些课题不解决,他的“圣治”,也只能犹如建在大漠上的海市蜃楼。
此外,人们是否真正想望这种“圣治”,还是另有所求呢?古希腊的圣哲伊索的“青蛙求王”的故事,是很耐人深思寻味的。故事说：在湖里生活着一群青蛙，因没有一个国王而苦恼。它们便推举代表到上帝那里去，要求上帝给它们派一个国王。上帝随手把他身边的一块木头扔到湖里去，说道：“好吧，这就是你们的国王！”被上帝扔到湖里的木头，先是扑通一声巨响，把湖水砸得四处飞溅；然后又在湖面上振荡了一会，就静静地漂浮在湖面上了。开始的巨响，把青蛙吓得都潜入水底藏了起来；过了一会，见没有动静，一只大胆的青蛙便小心翼翼地浮到水面上，想看看它们的国王究竟在干什么？它看了一会，自言自语道：“国王虽然很巨大，但却很安静，……可能是睡着了……”又过了一会，其他的青蛙也慢慢地从水下浮了上来。开始，它们还是远远地张望那个上帝派来的庞然大物；随后，是小心翼翼地游近它；最后，就干脆跳到它上面去玩耍嬉戏，把开始的恐惧忘得一干二净。
然而，过了一些时日，青蛙们对上帝派来的这位国王就厌倦了。心想，我们青蛙是个聪明伶俐的物种，怎么能容忍一个呆头呆脑的家伙来充当国王呢！因此，它们再次推举代表到上帝那里去，要求上帝给它们改派一位智贤之士做它们的国王。根据青蛙的要求，上帝把一条智贤的泥鳅派到湖里去，充当它们的国王。
然而，又过了一些时日，青蛙们对上帝派来的这位新国王也渐渐失去了兴趣。心想，这个国王虽然智贤，但没有能力，不能担负起维护青蛙王国秩序的责任。因此，他们又再次推举代表到上帝那里去，要求上帝给它们再改派一位有手段、有威严的强者做它们的国王。
根据青蛙的要求，上帝又把一只有手段、有威严的苍鹭派到湖里去，充当它们的国王。苍鹭一到湖里，就把它的长嘴伸到水里去，吞食凡它能看见的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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