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每个王朝都未逃脱由兴而盛，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周期率；不管得天下的帝王看的多么明白，想出什么办法，始终没有一个王朝能够逃脱这个周期率。是什么原因，使一个个原本生机勃勃的封建王朝，到头来变得千疮百孔、不堪一击的呢？
从直接原因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有的是由于政变（如隋代北周、宋代后周），有的是由于军阀或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武力颠覆（如后梁灭唐、元灭南宋），有的是由于农民起义的胜利（如明灭元）。
从根本原因来看，除了由政变原因的倒台，每一个封建王朝的灭亡都是因为经济资源和社会财富向少数人的过度集中而引起的。沉重的剥削和压迫，土地的丧失，让农民再也活不下去，于是革命（农民起义）便爆发了。如明朝的政权虽然最后被满清王朝所取代，实际上，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农民起义才是明王朝覆亡的主因。如果一个王朝的阶级斗争并未十分激化便发生了政变，这个周期率并未因此改变，新的王朝不仅夺取了国家的政权，还夺取了继续验证这个历史周期率的使命，继续着酝酿社会危机的过程，终究不免由衰而亡的结局。
封建王朝的灭亡主要是由于阶级斗争的激化，归根到底，是经济利益争夺的尖锐化。而经济利益争夺的尖锐化，又是由于剥削阶级的贪得无厌，或者说是极端的享乐主义造成的。因此，享乐主义与国家的兴亡有着相当重要的联系。
封建王朝的开国皇帝，有不少人富有政治经验，他们亲眼目睹了前朝由衰而亡的过程，对于“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的道理，还是很明白的。这些开国皇帝对防止本朝政权的覆灭都想过一些办法。在一个政权建立之初，有远见的皇帝都一般都懂得勤政俭用、轻徭薄赋、与民生息。有的皇帝还比较同情下层人民的疾苦，隋文帝杨坚在开皇四年和开皇十四年，甚至两次带领灾区百姓去未受灾地区要饭。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堪称两千多年封建统治“和谐社会”的一个典范。汉文帝刘启生活相当节俭，在位23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更可贵者，他还与皇后亲事农桑。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所宠爱的 慎 夫人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产，于是作罢。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在中央政府统治地区（西汉还分封了一些王族），贵族官僚的享乐主义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一方面防止了阶级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与封建社会的迅速衰败时期相比，流向官僚和地主阶级奢侈糜烂消费的社会财富虽然也数量不小，但用于发展生产和改善下层人民生活的社会财富也有一定的保障，农民能够活下去。这是西汉前期“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种较为公平的建国方针带来的结果，不是目前八股经济学家所诋毁的低效率，而是使汉初的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的封国户数不过万，小的只有五六百；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增加。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太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
当然，这种公平，只是与封建王朝末路时期相对而言。实际上，地主阶级从来就不会放弃享乐的需要，也就不会停止搜刮和土地兼并。西汉前期封建政权因为皇帝带头节俭，行政开支不高，因此可以把税负降得很低。秦朝中后期的田税是50%，汉文帝时期降到十五稅一（其中还连续12年全免田租），汉景帝时期，又把田税率降到“三十税一”（即收获量的3.33%）。但中央政府的“与民休息”政策，农民并不是唯一，甚至最大的受益者。它也增强了豪强商贾的实力。因为豪强地主占有的土地多，轻徭薄赋政策使他们获利最多，地主向佃农收取的地租率是什五，即收获量的50%；“弛山泽之禁”，富商从中获利最大。所以，在“与民休息”的同时，豪强巨商的财富迅速增长，社会上形成了军阀集团、豪门地主和商人三股势力。这些豪富占有大量财富，一方面使用成群奴婢，过着侈靡生活，消耗着大量的劳动成果，影响着农业生产；一方面疯狂兼并土地，逼迫一些自耕农破产流亡。汉文帝和汉景帝当然明白，贫富悬殊和豪门地主的强取豪夺，是威胁社会安定的最大隐患，这极容易造成社会秩序的动荡和阶级矛盾的尖锐（特色时代的改革家需要学习的可谓多矣）。
为了保护自耕农的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文景二帝致力于补弊纠偏，采取了一些抑制豪强的措施。文帝的重要策臣贾谊提出：移风易俗，反对豪强淫侈之风；禁止豪强私自铸钱；重农抑商；逐步分化诸侯；加强储备以防灾荒等一系列建议。（贾谊的思想和文章，受到毛主席的称赞。他说《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
汉景帝时的晁错是比贾谊更务实的政治家，也更加勇敢。晁错指出汉朝的法律虽然“尊农夫”，但“农夫已贫贱矣”（与《宪法》第一条何其相似乃尔）。他提出“损有余补不足”的理财思路，以捐献粮食授予爵位的方式，诱使富人去购买农民的粮食来实现重农国策。他劝景帝勇敢地接受权贵集团的挑战，得到了景帝的重用，但也受到权贵们更多的攻击。景帝在打击豪强方面，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特别是任用郅都、王温舒、严延年、宁成等所谓的酷吏，痛诛不法豪强。
贾谊和晁错的主张先后被文帝和景帝接纳并实行，他们最后的命运虽然可悲，但其历史功绩却将万世称颂。
文景之治为汉武帝开疆拓土建立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汉武帝的历史功绩不可抹杀，但是他一改西汉前期的节俭作风，而变得穷奢极欲，加上他又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发动了过多的战争（包括一些非正义战争）。到武帝末期，便造成了大批农民破产的严重社会问题，破产农民或沦为豪门奴婢，或四散流亡。流落他乡的农民的境地非常悲惨，因冻饿死于道路的不计其数，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现象。穷极愁苦的流民们为求生存，不断发生武装暴动和起义，规模大者多达数千人。这些暴动的流民集合起来，建立名号，攻破城池，夺取武库兵器。杀死郡守、郡尉，释放狱中囚徒。至于数百为群的流民在乡里抢夺地主的粮食财物，更是不可胜数。史载这时“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一个繁荣强盛的王朝就这样迅速衰落了。后来虽有汉武帝轮台悔过、昭宣中兴，西汉终于不能再复文景时期的盛景，反而是江河日下，气数趋尽，逐渐走向灭亡。
隋文帝在登基后，在一道关于政纲的诏书中申明要“戒奢崇俭，率先百辟，轻徭薄赋，冀以宽弘。”隋文帝常衣布衣，即位之初,下诏犬马器玩美食不得献上。相州刺史豆卢通献绫文布,他命堆在朝堂前烧掉,以训诫百官。在皇宫中，节俭也蔚成风气，《资治通鉴》中称他：“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宜补用；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后宫皆服浣濯之衣。”至于一般士人，服装多为布帛，饰带只用铜铁骨角，不用金玉。有一年，关中闹饥荒，隋文帝看到百姓吃糠拌豆粉，就拿来给大臣们看，责备自己没有治理好国家，下令饥荒期间不吃酒肉。他教训太子杨勇说：“自古以来，没听说有奢侈腐化而能长治久安的。你是太子，应当注意节俭。”他的三儿子秦王杨俊，灭陈的时候立下战功，受到奖励。后来，杨俊觉得自己是皇子，又有战功，生活越来越奢侈，根本不把法律放在眼里。他指使手下的人放高利贷，敲诈勒索，使许多小官吏和老百姓倾家荡产。隋文帝听说以后，特地派人去调查处理，把杨俊手下的人抓起来几十个。可是，杨俊不但不收敛，胆子反而越来越大。他模仿皇宫建造自己的宫殿，用外国进贡来的香料涂抹墙壁，用美玉、黄金装饰台阶，宫殿的墙上到处镶着镜子。还搜罗许多美女，日夜寻欢作乐。隋文帝知道了这些情况，非常生气，下令罢免了杨俊的官职，把他禁闭起来。许多要臣为杨俊说情，都被隋文帝坚决地拒绝了。杨俊很快就病死了。他手下的人请求给杨俊立个石碑，隋文帝说；“想要留名，在史书上记一笔足够了，何必立碑！”随后，吩咐把杨俊府中奢侈华丽的装饰全部毁掉。
自然，皇家和官僚的节俭，会减轻人民的负担，而且有利于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行和生产力的发展。隋文帝的主要精力不在享受上，只有这样的皇帝才会勤奋为政，周密地计划和安排国家大事。他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不是冒改革之名，行祸国之实），大量地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隋文帝建国时，府库空虚。到开皇十七年，耕地面积从隋初的一千九百多万顷，增加到五千多万顷。这时的隋朝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隋庭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直到唐朝建国20年时，隋朝的库藏还没用尽。
可惜，隋文帝的节俭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动摇性。开皇十三年，他下诏在岐州（今陕西省凤翔县南）营建仁寿宫，由将作大将宇文恺设计，宰相杨素督建，征调民夫数十万平山填谷，建造宫殿。当年十二月，杨坚又下诏在京城至仁寿宫之间建行宫十二所，以便在往返途中驻跸行乐。这是他自己所提倡的良好政风的瓦解的开始。
隋炀帝杨广则把其父的教诲抛到九霄云外，他在为政期间，虽然扩大了隋朝的影响，开拓了疆土，发轫了科举制度，有一些政绩，但他好大喜功，以炫耀国力和财富为能事，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滥用民力、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使百姓生活难以为继，最终断送了国家的前程和自己的性命。如果隋大业年间有GDP统计，估计也会是很辉煌的。
虽然不能说每一个朝代的灭亡的直接原因，都是封建皇帝的穷奢极欲。但是，封建皇帝的穷奢极欲的确可以从三个方面加速一个王朝的腐朽、堕落和灭亡：
一个方面是封建皇帝的穷奢极欲必然会加重农民的负担，直接加剧社会矛盾和造成社会动荡。
二是穷奢极欲的皇帝很难具备雄才大略。北宋晁说之有诗：“阊阖千门万户开，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无复明朝谏疏来。”即便是唐玄宗那样曾经有过雄才大略的帝王，由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享乐上，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疏于政事，近奸佞远贤臣，把国家的命运一再推向危机。不管是丽宫、佳人、美食，还是犬马、游猎、音乐、杂技和摔跤（南齐东昏侯所长）、书画（宋徽宗所长）、木工和雕刻（明熹宗擅长）、桥牌，只要成为统治者的最爱，都将成为误国祸国的端由。
三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奢靡的风气一旦形成，巨大的物质需要和贪欲会使官员铤而走险，迟早会导致法纪废弛，加剧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土地的兼并，造成尖锐的社会矛盾。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一个封建王朝在发生危机的时期，有一个皇帝能够较好地调整各阶级的利益关系，遏制剥削阶级的贪欲，防止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就会实现一个王朝所谓 “中兴”的局面。然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历史的规律说明，每次所谓的中兴，都不过是封建王朝的回光返照。
鲁迅 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旧时代的历史不外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个论断天才地、准确地揭示了“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规律。一般每个封建朝代建立的初期，开国帝王励精图治，社会矛盾比较和缓，土地兼并刚刚开始，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等到封建王朝的末期，地主阶级的享乐主义恶性发展，贪婪和土地兼并再一次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历史便进入农民“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于是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虽然每一个封建王朝都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但再强大的国家机器，终究镇压不了历史的规律。亡 国的昏 君之所以亡国，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个历史的规律。毛泽东时代的伟大之处在于，那个时代虽然也是按劳分配，但主要是通过启发和提高人民的觉悟，用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去激发人们的劳动热忱，全国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发展国家的各项事业。特色时代之所以危机四伏，也是因为改革家想利用人的享乐思想和贪欲去引导经济，结果在中国实现了兽性的复归，造就了一个为害社会的新豪门阶级，造成了这个蒸蒸日上的国家的百孔千疮。退一步说，如果说享乐主义和个人的贪欲（爱因斯坦叫做“猪栏的理想”）、以及“看不见的手”对发展经济也有一些积极作用的话，那么这些丑陋的怪物在一个专制的无法无天的社会做出的坏事就有千万倍与之相应。哪一桩卖国行径，哪一桩破坏环境、贻害子孙、侵犯公民各种权益的案件没有这些怪物在作祟？如果今天的改革家还不能迷途知返，悬崖勒马，那只有让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让封建时代的历史周期率来给中国人再上一课了。但是，难道中国的历史悲剧还不够丰富，中国人所遭的灾难还不够严重，所受的教训还不够沉痛，不足以唤醒迷醉于专制的资本主义改革家么？如果改革家不是智力有问题，除了个人、家族和阶级的利益，还有什么因素会使他们在历史的重要关头，做出了那些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所称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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