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宗教与政治的联姻
“七宗罪”的提出，始自教皇格列高里一世（又译作国瑞一世、贵格利一世、格雷戈里一世、格列哥里一世，中国天主教一般称为教宗额我略一世，而中国新教教徒把他蔑称为贵钩利一世）。他既有宗教上的献身精神，又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对天主教教义有所发展，治教有方、勤政爱民，被称为西方公教（即天主教）四大教父之一。一些历史学家称他是“中古的始祖”、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尽管如此，我仍疑心“七宗罪”的提出是有些猫溺的。即使提出“七宗罪”的首要目的不是为统治的需要，也是有着微妙的宗教和政治背景。
这里，有必要对基督教在中世纪以前的历史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马克思指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从总体上考察任何一个宗教，马克思的这个概括都是精辟的、准确的，但一些宗教在特殊发展时期，特别是这些宗教的一些侧面，又常游离于这个概括之外。譬如在某些时候，宗教可以是被压迫者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有学者认为，基督教发展的初期就带有鲜明的政治斗争色彩。
基督教在创立的最初阶段是以犹太教支派的姿态出现的，称为原始基督教（或早期基督教前期），它出现在约一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据历史学家推断，原始基督教是在犹太社会下层群众中自发产生的。原始基督教是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其教义包含着很多革命的思想意识：它反对私有制，主张实行财产公有；反对蓄奴和放高利贷；斥责贫富不均，主张人人平等；同情和支持穷人，仇恨剥削者（《马可福音》第十章记载着耶稣对一个富人所说的话：“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呀！……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宣传“上帝最后将惩罚恶人，奖赏善人”，“上帝叫有权柄的人失位，叫卑贱的人高升”；具有强烈的反对异族的色彩，甚至主张用武力推翻罗马帝国统治的统治；主张在现实世界建立理想的“天国”。 可以说，原始基督教的教义反映了被压迫者反抗种族奴役和阶级压迫的心声。
早期基督教后期（公元一世纪末至四世纪初），基督教从教义、组织到信众的成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由一个仇恨民族压迫的宗教转变为顺从异族统治的宗教；由一个颇具革命性的宗教转化为维护奴隶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政治工具。大量富人加入之后，基督教开始宣扬人们受苦的根源在于个人内心的堕落（这也是“七宗罪”的一个基点），反对以斗争求解放，宣扬驯服、博爱、忍受。在中国，革命的政党的蜕变也与之类似。
由于基督教的影响日益加大，特别是其性质已发生改变，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政策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罗马帝国最初信奉的是传统的氏族和家庭的神祇，作为一神教的基督教否定罗马诸神，这对于罗马氏族、家庭的神权统治和政权是一种藐视和潜在威胁，加上犹太基督徒本来就反对罗马帝国的统治，罗马帝国统治者一贯视其为异端邪说，对之采取的是敌视和镇压的政策。自公元64年至303年，罗马帝国统治者对基督教进行过10次大的迫害。但由于基督教这时变得既适应富人的需要，又可兼做被压迫者的麻醉剂，迫害和镇压已不能阻止基督教的传播。后来，统治者中有人认识到基督教的教义中存在有利于统治者的因素，同时基督教已发展到统治者的国家机器和家庭中，罗马帝国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政策逐步转变到宽容、怀柔、控制、利用和保护。毫不奇怪，早期基督教时期，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政策常有摇摆和反复。
260年，罗马皇帝加里安努宣布基督教合法。311年，罗马皇帝加勒里乌在临死前与西部领袖君士坦丁和东部领袖李锡尼共同发布敕令，允许罗马帝国公民自由信仰基督教。 312年，君士坦丁宣布正式皈依基督教，翌年六月，他邀李锡尼在米兰会谈，联合发布著名的“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退还已没收的教产。375年，皇帝格拉宣布，今后罗马皇帝不再担任罗马神庙的最高祭司，同时禁止向神庙献祭。392年，皇帝西狄奥多西一世诏令全国，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随后下令关闭一切异教的神庙，禁止在任何场合献祭。
这是一个宗教与政治联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富人、官吏和军人加入基督教并进入教会领导集团。教会的上层人物利用一切机会，努力争取罗马帝国政府的承认与保护，奴隶主统治阶级也大体完成了对教会的渗透和改造。他们剔除了基督教教义中革命性的思想意识，把社会下层阶级的政治要求变为玄虚的宗教观念，把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要求变为对天国的朦胧向往，把参加现实斗争的念头变为放弃斗争和忍受苦难的精神解脱，把消除私有制和黑暗世道的愿望变为维护私有制和宣扬伪善的“平等、博爱”的说教。总之，他们的目的是用新的的神权代替旧的神权，使天上的神权继续为地上的皇权服务。
2. 风雨飘摇的西罗马帝国
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欧洲的蛮族部落群雄并起。风雨飘摇之中，基督教会极力扩大影响，寻找政治上的出路。
说来话长，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日耳曼人的崛起，与中国东汉时期民族对立形势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西汉时期，汉武帝对匈奴的猛烈反击，大伤了匈奴的元气。到西汉晚期，匈奴发生了分裂，呼韩邪单于率部归顺汉朝，而流窜到中亚与汉朝为敌的郅支单于也被汉将陈汤灭掉，汉匈关系从此走向和解。至东汉初年，匈奴重新向南袭扰和掠夺，后再次分裂，南匈奴附汉，而北匈奴则坚持与汉为敌。东汉抓住北匈奴遭受自然灾害，内忧外困的时机，联合南匈奴、鲜卑、乌桓等北方少数民族，以大骑兵集团远程奔袭，战胜了轻捷、强悍、战术灵活的北匈奴骑兵，在长期的严重打击下，掠夺成性的北匈奴终于自食其果，再也不能在原栖息地立足，于是在公元91年向西逃至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国。公元151年，汉将司马达率汉军出击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击败北匈奴新立的呼衍王，呼衍王率北匈奴西窜中亚。
不想北匈奴第二次西逃却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欧洲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北匈奴大约在290年左右到达顿河以东，杀死了阿兰国国王，彻底征服了阿兰国。又于四世纪出现在顿河草原，欧洲大乱的序幕从此揭开。
375年，北匈奴征服日耳曼人的一支——东哥特人（居住在顿河和第聂伯河之间），一部分东哥特人向西逃到了西哥特人那里（大体在今乌克兰境内第聂伯河以西）。匈奴人乘胜追击，东、西哥特人再败，向西逃至多瑙河。后经罗马帝国皇帝批准，东、西哥特人得以渡过多瑙河，到罗马帝国避难。此后，由于罗马帝国对哥特人残酷的压榨，逼得哥特人起兵反叛。公元378年，罗马帝国皇帝瓦连斯亲征哥特人，结果在雅德里亚堡战役中，罗马军队全军覆没，皇帝瓦连斯阵亡。帝国遭受到沉重打击。
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二。406年，西罗马帝国为对付西哥特人，从莱茵河防线召回部队，不料又使汪达尔人等其他日耳曼部落进入高卢。410年西哥特人在其精明首领亚拉里克率领下，突然攻占并洗劫罗马，最后在高卢西南和西班牙建立了罗马帝国境内第一个日耳曼王国一一西哥特王国。同时，其他日耳曼部落也纷纷自建王国。
445年，匈奴帝国的大单于阿提拉刚一即位，就发动战争，矛头直指北欧和东欧。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为躲避匈奴的铁蹄，逃向英伦三岛。此前于407年，为加强大陆帝国的防御，罗马统治者撤出了部署在不列颠的军团，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征服不列颠铺平了道路。
汪达尔人则席卷高卢及西班牙，越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以古迦太基为中心建汪达尔王国。随后开始向海上推进，先后占领科西嘉岛和西西里岛，进一步削弱了帝国已衰退的商业。 455 年曾洗劫罗马城。汪达尔王国 ( 439 ～ 534 年 ) ，亡于拜占廷。
457 年勃艮第人占领高卢东南部罗纳河流域，建勃艮第王国（ 457 ～ 534 年），亡于法兰克。
476 年罗马军队的日耳曼将领鄂多亚克（奥多亚克）废除西罗马末代皇帝，自封为王，西罗马帝国灭亡。
几年以后，归顺匈奴帝国的那部分东哥特人摆脱匈奴控制，在狄奥多理克率领下进军意大利，打败鄂多亚克，在意大利建东哥特王国（ 489 ～ 554 年 ) ，亡于拜占廷。
伦巴（又译作伦巴第、伦巴底、伦巴德）人，最初定居于易北河畔。他们在568年建立了自己的王国，首都定为米兰附近的帕维亚，除了少数几块拜占庭的领地之外，这一王国几乎扩张至意大利半岛全境。
东哥特人统治意大利之时，法兰克人在高卢北部兴起。克洛维（ 481 ～ 511 年）建法兰克王国（ 481 ～ 843 年），史称墨洛温王朝（ 481 ～ 751 年）。法兰克王国是日耳曼诸王国中最强大、存在最久、疆域最辽阔的政权。法兰克人获得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克洛维于 496 年皈依了基督教。这一年他率三千亲兵在兰斯教堂受洗．此举一石三鸟：一可缓和法兰克人与高卢罗马人的矛盾，二可争取罗马基督教的支持，以对付其他各支日耳曼人，而东西哥特人、汪达尔人信奉的是基督教的异端阿里乌斯派，三可用一神教取代多神教，提高王权威望。这样，在罗马基督教支持下，正统而未开化的法兰克人获得很大发展。
３.格列高里一世其人
格列高里于公元540年前后出生在一个罗马贵族家庭。在他之前，这一家族已出过两位教宗（Pope），即亚格比多一世和斐理士三世。教宗也就是教皇，但从所掌握的权利和产生的政治影响来看，此前的教宗无法与他相比，所以有人把格列高里一世看作第一位教皇。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与教会（影响最大的是天主教会，天主教和东正教于1054年正式分裂）的活动密不可分，因此格列高里又被一些人称为“中古的始祖”。
格列高里青少年时期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业完成后，在政府机关供职，成为罗马的执政官（Prefect，即总督）时，年仅30岁。此时，伦巴人一再袭扰意大利，罗马局势危急，朝不保夕。格列高里克尽职守，政绩可观。可是他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十分仰慕本尼狄克（480？－547？本尼狄克修会即本笃会的创始人）。作为一个门第显耀、地位高贵和罗马最富有的人，他忽然弃政潜修。他将全部家产捐出，将自己的府第改为修院，开始过隐修生活。另外，他还用自己的财产在本家族位于西西里的领地上建立了六座隐修院。不久，格列高里就被教宗柏拉济乌斯任命为罗马教区总辅祭，管理教会财务。伦巴人入侵时，奉派出使君士坦丁堡，要求东罗马帝国对意大利施行军事援助，但他的使命没有完成，因为当时拜占庭正忙于和波斯周旋，无法兼顾西方。格列高里出使君士坦丁堡期间，对君士坦丁堡产生了极度的反感，促使他日后采取脱离拜占庭而独立的政策。公元586年，教宗召回格列高里，此后四年，他担任圣安德肋修道院院长。公元590年，格列高里被推选为教宗。
此前意大利的局势是这样的：5世纪末，东哥特人在拜占庭的唆使下，进军意大利，打败西罗马帝国的终结者鄂多亚克，在意大利建立东哥特王国。后来引起了东罗马帝国的嫉妒。554年，东哥特王国亡于野心勃勃的急于恢复罗马帝国版图和旧秩序的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之手。意大利成为东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查士丁尼在意大利倒行逆施，维持着行将灭亡的奴隶制度。被哥特人解放了的奴隶恢复了奴隶身份，平民新分到的土地被先前的奴隶主夺回。因为政治上的倒退不得人心，查士丁尼死后，拜占庭迅速失去了对意大利的控制。日耳曼人的另一支伦巴人占领了意大利北部，建立了伦巴王国。这样，拜占廷的统治只剩下意大利南部地区和西西里岛。罗马名义上归拜占廷所有，实际权利被基督教教宗掌握。
格列高里成为教宗时，意大利有三股大的政治力量，伦巴人，东罗马帝国和罗马教会，罗马受到伦巴人入侵的威胁。另外，罗马地区还遭受了水灾和瘟疫。格列高里一世不得不殚精竭虑，左右逢源。他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作为主要有：
1．趁伦巴底人入侵意大利，取得罗马统治权，兼任行政长官，实行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为后来的教皇国的产生做好了铺垫。当时在罗马，格列高里一世不仅是罗马城主教（即教皇），还是行政首脑。另外，他还指挥警察、控制法庭和监狱、负责铸造货币、管理市场、修建城垣和引水管道、兴办学校医院以及进行社会救济等。
2．作为军队的统帅，负责招募和训练军队，有时还直接指挥战争，以武力保卫罗马。武力难以奏效时，就采用外交手段，用金钱和财物笼络伦巴人，竭力保持罗马城独立，最后和伦巴人签定和约休战，赎回了战俘。此外还保证了罗马的粮食供应，安定了社会秩序。
3．尽力摆脱拜占庭帝国的控制，反对君士坦丁堡主教以普世大牧首自称，强调罗马教皇至高无上，并实际得到了西欧教会的首席权威，且在一定程度上使东方教会（以后称东正教）人士也给予承认，改变了先前罗马主教对其主教区之外的教会没有管辖权的状况，将管辖范围扩充至意大利中部、西西里等地。
4．着手整顿教会组织，推行修道院制度，整饬教规，厉行教士独身制，强调苦修和绝对服从。
5．争取日耳曼各国统治者，特别是伦巴王国和统治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君主归附罗马教会。
6．发展了奥古斯丁关于教会的所有论证及其所采用的大量有关大众基督教的内容，提出炼狱说。该说到中世纪中后期又有发展，成为教会的一个骗局和敛财的手段。炼狱是天堂和地狱之间的第三空间。所有死了的天主教徒，先到炼狱受火炼。因为他们有小罪，不能上天堂；又因他们没有大罪，所以又不用下地狱。如果他们的亲友为他们念经、祈祷、献金钱、做弥撒，就可以帮助他们早些出炼狱；否则他们就要下地狱。
7．强调人的得救不仅要靠上帝的恩典，也要靠个人的善功。原罪可以借洗礼接受基督的救赎而得救，而本罪则须用善功来补赎，主要善功在于履行教会圣事。
8．施展各种理财手段，牢牢掌握并精心管理“圣彼得教产”，巩固和扩大了教会的物质财富。格列高里一世还从中取出一部分用于购置更多的土地，扩大教会领地的数量，同时充分利用有利条件，从事商业贸易活动。通过在经济上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格列高里一世使罗马教会有了自己控制的巨大财产。这样加上以前接受的捐赠，教会在意大利中部、北部、科西嘉、撒丁尼亚、西西里、达尔马提亚、高卢南部和非洲都有了庄园。格列高里一一过问庄园的经营管理细节，还提高了教廷地产的地租。中国新教有的人士把他的名字称作贵钩利，我想是有些用意的。
天主教历史上的教宗，被冠以“圣字”（Saint）的有很多，但被冠以“大”或“伟大” 的（The Great）只有三位（第264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除外），格列高里是其中一位。把他称作贵钩利的人或许对他有一些误解。因为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格列高里是富有同情心的。他在捐献家产时，就救济了许多穷人。做教皇以后的某年，罗马粮食歉收，格列高里下令购集大量粮食，存储仓内，将全城贫民造了名册，按时分发赈灾粮。 格列高里的“钩利”，也不是为了自己的物质享受，他的生活是比较简朴的。当时教会收入的主要用途是：供养僧侣，维持教会费用；维持罗马及其附近的民政和军事机构的开支；向伦巴德人缴纳“保护费”；用于社会福利事业，如救济穷人、病人、提供医院、学校及孤儿院的费用等。格列高里死后，人们发觉教廷的公库所剩无几，据说那是因为他生前利用教廷的金钱举办大规模的救济事业的缘故。这大体上也是可信的。为将俘虏从伦巴人手中赎回，他曾写信叮嘱主教们将教堂的金属器皿熔化，变价充资以赎回俘虏。当然，此举肯定还有军事方面的考虑 。
因此，他之所以不能把虚伪、欺骗、压迫、奴役、盘剥、敲诈、残暴等统治阶级的罪恶列入“七宗罪”中，不是因为他不够仁慈、善良。我觉得，这是他的信仰、阶级立场和西方公教式的思维方式决定的。
４．基督教的分裂与和宗教思维的流变
如前所述，原始基督教不仅是一个革新的宗教派别，也是一个政治派别。尽管作为宗教它仍有浓厚的神学思想和消极内容，容易发展为欺骗麻醉性，却和日后作为统治阶级御用工具的“正宗”教会大相径庭。《马太福音》记载着耶稣的这么一段话：“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得着生命的，将要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以生命来换取社会公正和解放，建立现实中的千年王国，这是原始基督教反对压迫、争取社会平等的革命性的表现。革命导师恩格斯评价说：“它既没有后世基督教的教义，也没有后世基督教的伦理，但是却有正在进行一场对全世界斗争必将胜利的感觉，有斗争的欢悦和胜利的信心。”
后来在基督教传播过程中，其教义也逐步变化。由于信徒众多以及社会地位和思想意识的差异，在基督教内部出现了以彼得为代表的犹太基督教徒和以保罗为代表的非犹太人或称“外邦人”基督教徒的对立。他们对原始基督教义的解释存在分歧，进行论争，结果保罗派占据上风，其思想观点在基督教经典中占有优势，成为正统，并在组织上控制了各地教会。保罗派成员中，不少是中等阶级，甚至还有达官贵人。保罗一方面把耶稣从弥赛亚的地位提升到神的高度，另一方面又宣称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不应该自己动手抵挡恶人，提出上帝的国在天上，在来世，而不在现实中，只要信赖基督、忍耐顺从，就能得到上帝的拯救。这样，对现实解放的理想就被保罗改为对来世的期盼，原始基督教那种反对压迫的战斗精神与争取社会平等的思想渐趋淡化，而逆来顺受、爱仇如己、希冀来世的教义则被提到首要地位。
保罗派在改造教义和编纂《圣经·新约》的过程中，还大量吸收了希腊罗马庸俗哲学，特别是吸收了斐洛学说和新斯多噶派的伦理思想。他们将斐洛学说中的逻各斯与救世主思想结合起来，演化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接受新斯多噶派的神主宰一切，以及忍耐顺从、精神忏悔、禁欲主义、宿命论等观点，作为基督教义的思想元素，从而在原始教义中加入了新的内容。但为了对社会下层保持吸引力，保罗派又不得不对彼得派有所让步。因此，体现在《新约全书》中的基督教义主要反映了保罗派的观点，但在同时又是两派互相斗争和妥协的产物，这就是《新约全书》中内容存在着许多矛盾的原因。
新教义甚至 宣扬 君权神授说，美化皇权，承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合理性，提倡服从主人，甘当顺民。一如保罗所说的：“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应当顺从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因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这样，到公元2世纪中叶正式形成，基督教便开始成为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的工具。
教父德尔图良（约160－240）在呈献给罗马皇帝的《护教篇》中献媚道：君主是神的代表，基督徒应像侍奉神那样去侍奉 罗马的 君主。基督徒们应为所有的皇帝祈求长寿，祈求帝国安定、军队勇猛、元老院忠诚、百姓讲道德、全世界得安宁。德尔图良也是那个时代反异教、反理性、反哲学最起劲的一位。三世纪上半叶，亚历山大的克雷门则露骨地向皇帝说：基督教信仰有助于对奴隶的统治。
无论在什么国家，什么时代，无论是一个宗教还是政党，如果背弃了社会公正的追求目标，不再维护社会下层的利益，必然会与下层人民的主张发生矛盾，与较大程度地代表下层利益的宗派发生矛盾，最后必然发展到对后者及其政治代表者的限制、排斥、迫害，乃至镇压。
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后，由于信徒成分复杂、阶级差别悬殊，占统治地位的宗派（正统派）和各种对立派系的斗争逐渐尖锐起来。后者后来被正统派斥为“异端”并加以迫害。很多“异端” 实际上反映了下层信徒的思想要求，坚持了原始基督教的信仰内容。他们反对基督教的贵族化，反对教会拥有财产，期待庄严、正义的末日审判和地上千年王国的到来。所以正统派与“异端”之争实际上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
325年，为解决教内纷争，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召开历史上第一次基督教会议，确立了基督教正宗教义和教会组织，为基督徒制订了必须遵守的信条。在这次会议上，反对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阿里乌斯派遭到谴责，阿里乌斯及其门徒被开除出教会。
从尼西亚会议开始，强烈的排他性成为唯我独尊、不可一世的基督教“正统派”（后来发展为加特力教即西方公教，汉译名即天主教）的看家宝贝。相比之下，所谓“异端”倒比较理性和宽容。信仰阿里乌斯派的东哥特王国统治罗马时，对“正统派”的罗马教会就很宽容，507年还免除了罗马教会的地产税。后来，罗马教会在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上都要定一个标准以作为正统。对于胆敢反对“正统”观念的，极尽迫害之能事。最可笑的是，经院哲学最后研究到“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天堂的玫瑰花有没有刺、夏娃为什么是用肋骨而不是其他东西造出来的”，实在是愚不可及。
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日耳曼人在罗马的废墟上建立了许多封建小国。日耳曼人处于原始部落状态，没有什么科学文化，在征服过程中对罗马文化进行了彻底的破坏。他们关闭了所有古代学校，只保留了基督教，因为基督教适应了他们的王权和宗教信仰的需要。因此基督教会成为社会文化的垄断者，事实上也成了进步思想的禁锢者。后来的天主教之所以实行残酷的文化专制，用神学控制和摧残一切科学文化，成立宗教裁判所，扼杀新生事物，焚毁大量的科学和进步思想的书籍，残害有进步思想的科学家，固然有阶级统治和宗教迷信方面的原因，与他们特有的思维定势也是分不开的。
基督教“正统派”的思维定势就是盲目崇拜权威，蔑视经验知识，盲目接受被灌输的思想，这是一种极端的教条主义。他们长期争论鼹鼠有没有眼睛，却无一人肯抓一只看看。更有甚者，一个人在实验室里看到神经系统在大脑中汇合，便感叹道：“若不是亚里士多德说过一切神经在心脏中汇合，我就承认所见一切都是真理了。”
基督教“正统派”的另外一个毛病就是忽视事物的本质，重视宗教建筑、场面和宗教仪式的庄严，重视细节，例如崇拜偶像、“圣迹”和“圣物”，甚至不惜伪造遗物，窜改《圣经》，他们把旧约十条诫命更改了，把第二诫删去，因为第二条是禁止拜偶像的；同时为了十条诫命的完整数字，他们把第十诫一分为二。直到今天，天主教的很多做法一直为新教所诟病。相对而言，新教不重仪式和细节，而是重视信仰或思想体系中最本质的东西，这种态度还是可取的。唐代伟大的思想家柳宗元，在他的诗中这样评价一些佛教徒的迷信态度：“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姑且不论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价值，把这两句诗用到基督教“正统派”的精神追求与思维定势的评价上，是十分中肯的。
西方有的人虽然不再信仰上帝，但这种先入为主、闭目塞听、目空一切，以一孔之见而睥睨四海、指斥万物的天主教式的思维定势和处世态度却从老祖宗那里继承下来了。在国际关系上，利益固然是西方国家意志的首选，这种思维定势和价值取向的影响也不可小视。
５．“七宗罪”的宗教欺骗动机探析
格列高里一世尽管不乏善心，在这样的信仰和思维定势下，他首先考虑的必然是上帝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教会势力的发展和阶级统治的巩固。
格列高里对于上帝在人们心中的地位的重视，可以从他对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的态度上看出来。
一般人以为，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教会成为中世纪文化的保管者、传承者和保护者，事实远非这么简单，罗马教会对于和异教相联系的一切都是深恶痛绝的。有记载说，中世纪前期的教士们，对于蛮族在罗马的一些洗劫和破坏活动，是幸灾乐祸的，因为这部分活动毁坏的是异教的、特别是古罗马留下的建筑、雕塑和其他艺术品。另外他们自己也亲自下手搞一些破坏活动，诸如捣毁精美的庙宇和雕塑；烧掉古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把古典作家写在羊皮纸上的著作刮掉，然后在上面抄写圣书或基督教的编年史。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格列高里就曾下令捣毁那些庙宇和市里的一些雕像；他们相信是在这个“野蛮人”的命令之下，佩拉亭图书馆被完全烧毁。格列高里自己的作品也表明了他对古典天才留下的纪念物的刻骨仇恨，对 于一位 教授文法艺术、研究拉丁诗人，同时既赞扬朱庇特（古罗马神祇中的众神之王，相当于古希腊神祇中的宙斯）也赞扬基督的主教的世俗的（非宗教的）学问，他给予了最严厉的批评。
格列高里成为教皇时，日尔曼人的国王和上层阶级，已经受洗成了基督徒，但大部分是“异端”阿里乌斯派的信徒。对这些人而言，天主教是战败者的宗教，这种骄傲态度对于罗马教会自然是不利的。另外，据教会的解释，个人的骄傲会干扰对上帝的虔敬。“幽幽万事，唯此为大”，这大概是格列高里认为骄傲比贪婪和淫乱更可恶的原因吧。
人生在世，难免产生愤怒情绪。对于个人的痛苦，耶稣是主张逆来顺受的：“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想告你，要拿你的内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马太福音》）。但对于劳苦大众的、民族的和宗教的仇敌，耶稣却有另外一种态度：“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马太福音》）。约翰福音又记载道：“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作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由此可见，耶稣也会发泄愤怒，只是他的愤怒和忍受，原则与普通人有别——与鲁迅一样，他在乎的是公仇，愤怒的矛头所指的，是他眼中的邪恶势力。
而格列高里所倡导的忍受则与耶稣有很大的区别。一方面，他不能认清社会矛盾和大众痛苦的根源；另一方面，他又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对下层群众进行麻痹。这不仅有利于他在罗马的政教合一的统治，也有利于世俗统治者对本王国的统治，从而可以获得世俗统治者对对教会的支持。在欧洲，这种基督教与世俗政权的勾结和相互利用，到8世纪的丕平献土，可以说发展到了极致。
格列高里一世之前的基督教就已形成了与儒家相同的理论：无论统治者如何暴虐，臣民都没有反叛的权利。格列高里不仅继承了这种理论，还有所发展，他认为哪怕是对邪恶的统治者提出批评都是有罪的；他还宣扬，埋怨国王事实上就是埋怨上帝；他虽然说过所有人生而平等，但同时又说上帝规定了一些人低于另外的人。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自然赋予人生而平等，但基于人们道德上的分化，一种“看不见”的分配将一些人置于另外的人的统治之下（按：这种阶级和道德关系的看法，已经完全背离了耶稣的观点）；因为一些人的行为宛若野兽，他们必须处于野兽所应经受的恐惧之中。这简直是颠倒黑白、信口雌黄了，下层民众中不论是产生了政治性的“野兽”，还是出现了大批的刑事性的“野兽”，归根结底，那都是社会的黑暗造成的，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
列宁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
这也就不难理解欺骗、压迫、奴役、盘剥、敲诈、残暴这些真正的罪恶不能被列到“七宗罪”中去的原因了。统治阶级怎么会解开被统治阶级身上的枷锁，套到自己的脖子上呢？
根据天主教“七宗罪”的理论，上帝对犯有“七宗罪”者的惩罚是：
骄傲者：车轮辗碎
妒忌者：扔进冰水
懒惰者：扔进蛇窝
贪婪者：下油锅
暴食者：吞下老鼠、蛤蟆和蛇
愤怒者：活活肢解
这是典型的精神控制，让“七宗罪”这个名称更令人生厌。
考察一下历史上的宗教，“正”与“邪”的区分只是相对的，是相互转化的。正所谓“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政党的演化，不也有这样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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