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辛若水《也谈儒法斗争—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之一

“儒家复古的背后”，就是“人殉”的周奴隶制王朝！——

评辛若水《也谈儒法斗争—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之一　　

探索者　　

    辛若水《也谈儒法斗争——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一文中谬误太多，只好逐句批驳。这次，先批驳其第一部分“（一）儒家复古的背后”，其他，以后再说。　　

下面文中，其黑字是辛若水《也谈儒法斗争——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一文的“（一）儒家复古的背后”部分的全文；笔者为了对其评说方便，把其分成许多小段，并在其前冠以“：”；而其下面蓝字是笔者对其相应部分的评说，并在其前冠以“笔者：”。　　

所说的“儒家复古的背后”究竟是什么？请读者由此往下仔细看！　　

：我们知道，儒家思想对古代是非常推崇的；可以说，所谓的古代，便成为了理想社会的别名。　　

笔者：既然如此，那么何是儒家的“理想社会”？但是，所说的“我们知道，儒家思想对古代是非常推崇的；可以说，所谓的古代，便成为了理想社会的别名”却并非事实。“儒家思想对古代”并非都“是非常推崇的”，“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所以“儒家思想”只“对古代”的“尧舜”、“文武”“是非常推崇的”，而对其他并非也“是非常推崇的”！也并非“所谓的古代，便成为了”“儒家”“理想社会的别名”，而只是“所谓的古代”的“尧舜”、“文武”，“便成为了”“儒家”“理想社会的别名”！　　

：孔子讲“宗周”，　　

笔者：因此，“周”，就是孔子“儒家”的“理想社会”！　　

：孔子讲“克己复礼”，讲“天下大同”，讲“述而不作”，都有明显的复古倾向。　　

笔者：既然是“孔子讲‘克己复礼’”、 “讲‘述而不作’”，那么，孔子“儒家”，就不是仅仅“都有明显的复古倾向”，而是“完全彻底地复周”。但是，孔子并没有“讲‘天下大同’”，他也没有什么“天下大同”的思想。孔子“儒家”所讲究、所崇尚的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贵贵”、“亲亲”、“上上”、“下下”、“尊尊”、“贱贱”，是“天下大不同”，岂有“天下大同”！　　

：但问题是，儒家的复古，是不是要拉历史的倒车呢？他们是希望社会退回到古代去呢，还是希望进入理想社会？　　

笔者：既然如此，请您说呢？　　

：我们知道，儒家的社会理想就寄托在古代，也即是说，儒家所谓的古代，并不是真正的古代，而是理想中的古代。　　

笔者：请注意：在上面，已经对我们说得很清楚了，“孔子讲‘宗周’”，“讲‘克己复礼’”，“讲‘述而不作’”，孔子“儒家”是“完全彻底地复周”，是“复”一个完全真正的“古代”“周”，“周”，是一个完全具体的真实的“古代”社会，并非是什么“理想中的古代”！“孔子讲‘宗周’”，“讲‘克己复礼’”，“讲‘述而不作’”，这怎么只是“儒家的社会理想就寄托在古代，也即是说，儒家所谓的古代，并不是真正的古代，而是理想中的古代”？请不要再绕圈子了！　　

：理想是属于未来的，理想中的古代同样属于未来。　　

笔者：请问，“周”，是具体的？还是理想的？孔子“儒家”的社会“周”的“理想是属于未来的，理想中的古代同样属于未来”吗？《论语·八佾·3·14》：“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颜渊·12·1》：“颜渊问仁，子曰：‘克己服礼为仁。一日克己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复”：行故道。《集韵·屋韵》：“？，《说文》：‘行故道也。’隶作复。”“故”，旧有者也。“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20·1》）、“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完全彻底地“复礼”！“礼”是周王朝的特色，“四勿”，就是完全彻底地复辟周王朝！　　

：我们可以说，儒家的复古不过是幌子，他们真正的目的就是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　　

笔者：“儒家的复古不过是幌子”？“他们真正的目的就是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周”！不是吗？“他们”“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的“真正的目”是“什么”？就是“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不是的？而是“自己的”根本社会利益所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的“周”，是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时代，是奴隶主贵族以及其走狗和帮凶——孔子“儒家”的“天堂”！　　

：那么儒家的社会理想又是什么呢？也就是尧舜禹汤吧。　　

笔者：是在说什么？在装糊涂！刚才在上面，不是说是“周”吗？怎么又突然提出了个“尧舜禹汤”？这是又从何说起？这样说不是把其刚刚在上面说得那一大堆话，全都当屁放了吗！又有何根据说“儒家的社会理想”“也就是尧舜禹汤”？不是刚才在上面说孔子是“宗周”，“讲‘克己复礼’”，“讲‘述而不作’”吗？在前面可不是，也没有提到过孔子“宗”“尧舜禹汤”等等！　　

：尧舜禹汤是古代的圣君，他们治理天下的时候，自然是太平盛世。　　

笔者：《孟子·万章上·9·3》：“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huān）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gǔn）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孟子·尽心上·13·35》：“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舜“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舜包庇杀人犯父亲，弃天下不顾而“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论语·泰伯·8·21》：“孔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象“尧舜禹汤”这样的一些人，岂会是什么“圣人”？是谁的“圣人”？有这样一些人统治的社会，岂会“自然是太平盛世”？正如毛泽东所诗云：“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贺新郎·读史》）　　

：甚至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圣君的理想依然存在，譬如“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笔者：在此处，毛泽东只是说解放了的人民大众，当家作主，都是“圣人”，他们要比历史上统治阶级所吹嘘的尧舜“圣人”强千万倍！　　

：那么，这种理想好不好呢？应该说没什么不好。　　

笔者：舜“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包庇杀人犯父亲，弃天下不顾而“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禹视祭祀“鬼神”比吃饭穿衣还重要。“这种理想”有什么“好”呢？“这种理想”“应该说没什么“好”吧！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儒家的思想是持否定态度的。　　

笔者：显然，这是在胡说八道！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统治阶级一直都是奉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中国一直是 “儒家”的一统天下！谁敢说半个不字！岂有“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儒家的思想是持否定态度的”之怪事？难道不是“地球人”是“星外来客”！这个“我们”之中，绝对不包括“”！的面目一清二楚，无须再装模做样了！的孔儒徒子徒孙面目已经自己剥露无遗！　　

在此，顺便再提一下那个韩德强的《缺席审判“孔子”，何时休？》，让“孔子”“缺席”统治数千年行，“缺席”吹捧数千年行，对此，没见韩德强之流出来放个屁！对于现在对“孔子”“缺席”吹捧、美化、神化之风潮，也没见韩德强之流出来放个屁！而对于现在刚刚才出现几天的“缺席审判‘孔子’” 韩德强之流却大为光火，气急败坏，如同是挖了韩德强之流的“祖坟”！才几天的“缺席审判“孔子”，就把韩德强之流的假面剥得精光！“缺席审判‘孔子’，何时休”，是一个“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恶霸逻辑！“缺席审判‘孔子’，何时休”论者，是一些“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恶霸！　　

笔者毫不隐讳地说：批判或“审判”孔子就是在挖“奴隶主”的“祖坟”！　　

：“既然儒家是要复古的，那就是拉历史的倒车。我们很清楚，真正的古代是回不去的，更何况，谁也不愿意像原始人那样茹毛饮血。”　　

笔者：请读者注意：在此，其一，承认了：“既然儒家是要复古的，那就是拉历史的倒车。”其二，“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周”是“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并非“像原始人那样茹毛饮血”！在此，强奸了孔子！孔子是要回到“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的“周”，并非“像原始人那样茹毛饮血”的“古代”！　　

：“既然真正的古代回不去，那所谓的复古，就是趋向自己的社会理想。”　　

笔者：尽管“既然真正的古代回不去，那所谓的复古，就是趋向自己的社会理想”——但是在此，也承认了“儒家”“所谓的复古”，就是“趋向自己”所“理想”的“古代”“社会”！而并不是什么“儒家所谓的古代，并不是真正的古代，而是理想中的古代”云云！无论是跑步奔向自己”所“理想”的“古代”“社会”，还是“趋向自己”所“理想”的“古代”“社会”！统统都是“复古”！而“复古”，就是“开历史倒车”，回到“古代”！然而，即便是如此，也还是在凭空胡说，能代表孔子吗？也代表不了孔子！而孔子却并不认为“真正的古代回不去”！他并非是仅仅是要“趋向”周王朝，而是要“真正回到”周王朝！请看：《论语·阳货·17·5》：“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你看，孔子对子路说，只要公山弗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子就要在东方再建个“周”！而这个“东周”就是一个“克己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与历史上“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的那个“周”一模一样！对此，不知道吗？是知道的，只是为了骗人，在装糊涂，装聋卖傻而已！　　

：其实，把自己的社会理想寄托在古代的，不只儒家一家；道家的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同样寄托在古代。　　

笔者：这又是在胡说八道！其一，这并非是一个“把自己的社会理想寄托在古代的”的问题，而是“自己的社会理想”是什么的问题！其二，“道家的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也并非如孔子“儒家”“‘宗周’，讲‘克己复礼’，讲‘述而不作’”那样“同样寄托在古代”！《道德经·第八十章》：“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家的“小国寡民”，是“有什伯之器”、“有舟舆”、“有甲兵”，“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宿”，并非是“像原始人那样茹毛饮血”，这是说经过常年战乱之后其所希望将来国家民间生活的一个缩影。其三，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儒家”的“理想社会”“周”是“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所乐者是“天子”、“诸侯”、“大夫”，是“天子”、“诸侯”、“大夫”的“天堂”！而“道家”的“理想社会”“小国寡民”，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所乐者是“庶民”，是“庶民”的“天堂”！这是“儒家”与“道家”“社会理想”的天壤之别！根本不同！一个为“君”！一个为“民”！　　

：那么，人们为什么总是把社会理想寄托在古代呢？难道过去了的东西，都那么美好吗？当然不是这个样子了。过去虽然并不尽是美好，但人们却有把过去神圣化的倾向。　　

笔者：这也都是的胡说八道！其一，笔者在上面已经说了：“道家”的“小国寡民”就不“是把社会理想寄托在古代”！其二，《庄子·盗跖》：“盗跖大怒曰：‘┅┅且吾闻之：“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陵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过去了的东西”，并非“都那么美好”！“人们”对其看法也并非一致，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不同的阶级对其好恶完全相反。造反的奴隶盗跖喜欢“神农之世”称赞“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而厌恶“尧舜”、“汤武”，鞭笞其“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陵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而诸如上述所说，奴隶主贵族的走狗和帮凶孔子“儒家”却对“尧舜”、“汤武”情有独衷！不是嘛！　　

：但是，人们对过去的神圣化，又是颇有不同的。儒家理想中的古代和道家理想的中的古代，就颇有不同。道家有那种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他们向往的是人类的自然状态；而儒家呢，则梦想着圣君贤相。　　

笔者：这又是在胡说八道！《道德经·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第十七章》：“太上，下不知有之；其次，亲之；其次，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其中的“圣人”就是指“君”——“圣君”，否则，谁有资格“以百姓为”不为“刍狗”？希望“君”如同“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那样，也“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就是“道家有那种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屁话！“他们向往的是人类的自然状态”，这有什么不好？这对你“儒家”有什么妨害吗？《论语·季氏·16·2》：“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孔子“儒家”所“梦想着”的并非“圣君贤相”，而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子”有绝对权威！孔子并没有“圣君贤相”思想，“圣君贤相”，那是后儒从其他家（例如“墨家”）那里剽窃引进的产物！　　

：道家的理想根基于现实的批判，但在社会现实面前，又无能为力；而儒家呢，则乐于给现实唱赞歌，　　

笔者：注意：孔子“儒家”是“给”奴隶主贵族统治“唱赞歌，“给”封建皇权、地主的统治“唱赞歌”！“给”一切权贵者“唱赞歌”！并非是“乐于给现实唱赞歌”。注意：孔子是“颂古非今”。孔子“儒家”是“颂古非今”！孔子鞭笞其当时的“现实”，称其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是“礼崩乐坏”，是“天下无道”！《论语·子路·13·20》：“［子贡问］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贬斥当时“之从政者”，皆是“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孔子讲‘宗周’”，“讲‘克己复礼’”，“讲‘述而不作’，都有明显的复古倾向”等等，这都是孔子的“颂古非今”。这是在其文章的开始就明明白白告诉给我们的，怎么忘了！有健忘症？时人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今天“儒家”也是在“给”以往的中国的旧社会、帝王将相、地主老财、蒋介石等等一切权贵者“唱赞歌”，而对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毛泽东时代，则极端地仇视，而极尽污蔑漫骂之能事！之所以称“儒家”“乐于给现实唱赞歌”，是否要传达时下的“孔儒”要“改换门庭”，投靠新主子了呢？！　　

：不过，他们又很有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　　

笔者：在上面所说“我们很清楚，真正的古代是回不去的，更何况，谁也不愿意像原始人那样茹毛饮血”然而“儒家是要复古的，那就是拉历史的倒车。”“拉历史的倒车”，就是所称赞的“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也就是“顽而不固”的反革命死硬！这种“精神”，世人斥之为“螳螂挡车，不知量力”，有什么值得吹嘘的？　　

《论语·卫灵公·15·9》：“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然而，《论语·里仁·4·6》：“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既然如此，焉能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之实？这是孔子赤裸裸的欺骗，其既是孔子对奴隶制衰亡的嚎叫，也是孔子对奴隶制衰亡的哀叹。历来反动统治阶级在其行将灭亡的前夜，都曾利用孔子的这段话，为其党徒打气。蒋介石曾用“不成功便成仁”，要其党徒为其卖命；林彪用“不成功便成仁”，要其党徒为其殉葬。但诸如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15·7》）的君子们，决不会“有杀身以成仁”之行！实际上，像孔子这样一个“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8·13》），“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14·3》），“求善贾而（待）沽诸”（《论语·子罕·9·13》）者，他自己是绝对不会“杀身以成仁”的，在其党徒纷纷“杀身成仁”之际，他不仅早为自己准备好了逃之夭夭之路，也早为自己营造好了安乐窝。　　

：说儒家复古，那是事实，但说他们要拉历史的倒车，却未必尽然。　　

笔者：既然说“说儒家复古，那是事实”，“复古”就是“拉历史的倒车”！为何“但说他们要拉历史的倒车，却未必尽然”？狗屁不通！　　

：“在文革时期，是以阶级论的观点来分析儒家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瓦解，封建制开始确立的时期。那个时候先进的是地主阶级，而落伍的则是奴隶主阶级。我们对于封建制、地主阶级，虽然没有什么好感，但在当时情况下，却是代表先进生产力，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至于奴隶制、奴隶主阶级自然是罪恶无比的，并且他们还是扯历史后腿的，所以更为我们深恶痛决了。然而，儒家思想又是代表奴隶主利益的。他们不是讲‘宗周’么？而周代，正是奴隶制时代；回到奴隶制时代，不是拉历史的倒车又是什么呢？但是，事情决不是那么简单。既然儒家思想是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那又何以成为以后两千余年封建制的官方哲学？单纯地用阶级论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笔者：实际上，“以阶级论的观点来分析儒家”，问题就是如此“简单”！“既然儒家思想是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那又何以成为以后两千余年封建制的官方哲学？单纯地用阶级论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恰恰相反，对于这个问题，只要“利用阶级论”，即“阶级斗争学说”，就可以“迎刃而解”！并非“单纯地用阶级论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这是因为，在中国，孔子“儒家”是一个以周公的“礼乐”衍生发展起来的，有着明确地“读书做官”思想意识的特殊的政治文化“二丑”群体，它在本质上都是“权贵”、“势力”，统治者的泛走狗和帮凶！请看：《“圣人”是周殷奸、奴才的代名词》。　　

在奴隶社会中，掌权者是奴隶主贵族，所以儒家投靠的是奴隶主贵族，代表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在封建社会中，掌权者是封建官僚、地主阶级，所以儒家投靠的是封建官僚、地主阶级，代表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掌权者是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官僚资产，所以儒家投靠的是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官僚资产，代表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假若修正主义者上台，掌权的是修正主义者，倘若时间较长，则随着已经被打倒的旧社会的复辟，孔儒也会再生长起来，掌权的是新官僚、新资本家、新地主、帝国主义，所以儒家投靠的是新官僚、新资本家、新地主、帝国主义，代表的是新官僚、新资本家、新地主、帝国主义的利益！所以在奴隶社会中“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儒家思想”，同样可以“成为以后两千余年封建制的官方哲学”！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封建地主阶级向奴隶主贵族夺权的时代，随着地主阶级势力的壮大和斗争的深入，“儒家”中的不少成员纷纷倒戈，改换门庭，投靠了地主阶级，例如在孔子的弟子中就有，例如，《论语·先进·11·17》：“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求就是其中的一个。而孔子可能是其中比较最顽固不化的一个！孔子自认为他“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2·4》），直到临死前他才知道“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9·9》）！“天命”害了他！　　

：儒家思想可能是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但是它却保留了氏族时代原始的人道主义。可以说，原始的人道主义，是儒家思想闪光的地方。春秋战国时代，是社会大崩溃，大转型的时代。那个时候，可谓礼崩乐坏，阶级统治非常严酷，阶级斗争非常激烈，而儒家思想，是明确反对苛政、暴政的。孔子说，“苛政猛于虎也。”所以，他讲“仁”，　　

笔者：不是“儒家思想可能是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而是“儒家思想是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不仅“它却保留了氏族时代原始的人道主义”，“它”也“保留了奴隶社会的人道主义”！“原始的人道主义，是儒家思想闪光的地方。”“原始的人道主义”，是动物的“丛林法则”的直接发展，因此，“儒家思想闪光的地方”只能“是”它相对于动物的“丛林法则”而言！而这一切，相对于后来社会的“人道主义”，则统统都是罪恶！　　

说“春秋战国时代，是社会大崩溃，大转型的时代”是荒谬的！注意：“春秋战国时代”，不“是社会大崩溃，大转型的时代”，而是“奴隶”“社会大崩溃，大转型的时代。”把“奴隶”“社会大崩溃”，惊呼为“社会大崩溃”，无疑章显着的“奴隶主贵族”的立场！“那个时候，可谓礼崩乐坏，阶级统治非常严酷，阶级斗争非常激烈，而儒家思想，是明确反对苛政、暴政的。”“那个时候，可谓礼崩乐坏，阶级统治非常严酷，阶级斗争非常激烈”，这是“苛政、暴政”吗？孔子“儒家”极端强烈地反对“那个时候”的“可谓礼崩乐坏”，是“儒家思想”“明确反对苛政、暴政”吗？“礼乐”代表着奴隶主贵族的绝对统治！“礼乐”就是奴隶主贵族的“苛政、暴政”！“礼崩乐坏”，就是奴隶主贵族的“苛政、暴政”的“崩坏”！对此，却称之为“苛政、暴政”！　　

“那个时候，可谓礼崩乐坏，阶级统治非常严酷，阶级斗争非常激烈”，体现着奴隶主贵族残酷统治的土崩瓦解，而相对于奴隶主贵族的“苛政、暴政”为善的一种新政社会即将诞生，她就是这个新生儿的助产婆！孔子诅咒其“苛政、暴政”，那是其奴隶主贵族的走狗帮凶立场使然！诅咒其“苛政、暴政”，那也是的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使然！　　

对于“孔子说，‘苛政猛于虎也。’所以，他讲‘仁’，”首先，此话可能引自《礼记·檀弓下》，其是汉孔儒向皇权献媚邀宠的时文，孔儒由“从周”，纷纷倒向“从汉”，许多所谓孔子的“圣言”、“圣迹”都是捏造的，不可信！笔者不信在孔子当时，孔子会说这句话，因为在当时，自由民是很少的，赋税主要是大奴隶主（官员）对小奴隶主征收！而不是官员直接对农民征收！如果孔子真说过，那当然也是孔子在贬斥当时“可谓礼崩乐坏”的政治，或者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了！“孔子过泰山侧”，所遇“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是一个逃离家乡的庶民。须知：只有在“礼崩乐坏”时，或在新兴地主阶级统治条件下才会发生这种情况！在周“礼乐”奴隶制统治的盛世下，这种情况根本就不会有！庶民根本就无人身自由，而被奴隶主死死地钉死在土地上或作坊里，是死是活，完全看奴隶主的“愿意”！周“礼乐”奴隶制统治下的“政治”，要比在“礼崩乐坏”时，或在新兴地主阶级统下被孔子“儒家”所贬斥的“苛政”、“暴政”，还要“苛”、“暴”得多得多！这也是“乌鸦趴在猪腚上，只看见猪的腚黑没看见自己的脸黑”。孔子就是趴到猪腚上的那只乌鸦！易白沙《孔子评议上》：“少正卯以大夫讲学于鲁，孔子之门，三盈三虚，不去者唯颜回。昔日威严，几于扫地。故为大司寇仅七日，即诛少正卯，三日尸于朝示威。弟子子贡诸人为之皇恐不安。因争教起杀机，是诚专制之尤者矣。”《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国多盗，取人于萑符之泽。大叔……兴徒兵以攻萑符之盗，尽杀之，……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史记·孔子世家》：“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鉏（chú）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告鲁为好，会于夹谷……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论语·泰伯·8·9》：“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都说“老虎吃人”，厉害，其实真正“吃人”，大批大批地“吃人”的，是人间披着人皮的两条腿豺狼！孔子就是人间那只最凶恶最阴险的披着人皮的豺狼！“孔子说，‘苛政猛于虎也。’所以，他讲‘仁’”，鲁迅痛斥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孔子“儒家”的“仁义道德就”是“吃人”！孔子的“仁”要比“虎”“猛”千万倍！　　

：而后来，孟子则把“仁”发展为“仁政”。“仁者无敌”，正是儒家非常重要的思想。　　

：什么“仁者无敌”？狗臭屁！孔子、孟子都是所谓的“仁者”，然而终生都是“屡战屡败”！一败涂地！岂有“仁者无敌”？《论语·子罕·9·9》：“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请听听孔子临死前的哀号吧！《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阔于事情，当是之时，　秦用商　君，富国强兵；楚、吴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请看看这个自诩“仁者无敌”的“亚圣”的一生吧！　　

何谓孟子的“仁政”？孟子说得一清二楚：《孟子·尽心上·13·14》：“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善政”、“善教”，也即“仁政”、“仁教”，既要“得民财”，又要得“民心”，让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甘心情愿地服从剥削压迫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孟子·尽心上·13·12》：“孟子曰：‘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使民，虽劳不怨”；“杀民，虽死不怨杀者”，然而，“[孟子]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梁惠王]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孟子·梁惠王上·1·4》）此乃孔孟“儒家”故意“杀民”“以”“仁政”！！！　　

“‘仁者无敌’，正是儒家非常重要的思想。”“仁者无敌”，“正是儒家非常重要的”骗人“思想”，也是毒性最强的历史垃圾！孔孟“儒家”的“仁政”，要比“虎”“猛”千万倍！　　

：在阶级统治非常严酷的时代，人道主义显得多么弥足珍贵。但是，一直以来，儒家思想中的人道主义因素，是不被重视的，甚至为人指责。　　

笔者：注意：春秋时代，“那个时候，可谓礼崩乐坏，阶级统治非常严酷，阶级斗争非常激烈”，却并不一定是“阶级统治非常严酷的时代”！“阶级斗争非常激烈”与“阶级统治非常严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请不要“浑水摸鱼”！孔孟“儒家”的“仁”和“仁政”，并非是什么“人道主义因素”，而是“吃人”、“杀人”之“政”！　　

：我在想，人们既然有勇气指责人道主义，为什么就没有勇气指责人道主义的反面——苛政、暴政呢？　　

笔者：批判孔孟“儒家”的“仁”、“仁政”，就是“指责人道主义的反面——苛政、暴政”！彻底砸烂孔孟“儒家”的“仁”、“仁政”，就是彻底砸烂“苛政、暴政”！　　

：相反，许多人不但不指责苛政、暴政，反而却为苛政、暴政辩护。这是多么让人痛心啊。　　

笔者：这完全是在混淆视听，是的“鳄鱼的眼泪”！　　

：我并不相信人道主义是假惺惺的，即便人道主义是假惺惺的，那也要比苛政、暴政好许多。　　

笔者：既然称“孟子则把‘仁’发展为‘仁政’”，而孟子已经对世人把他的“仁政”说得清清楚楚了：“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其“善政”、“善教”，也即“仁政”、“仁教”也，既要“得民财”，又要得“民心”；“使民，虽劳不怨”，“杀民，虽死不怨杀者”也，他还告诉世人：“杀人以梃与刃”，“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无以异也。”此乃孔孟“儒家”故意“吃人”、“杀民”“以”“仁政”！孔孟“儒家”的“仁”、“仁政”，就是地地道道的“假惺惺的”“人道主义”！孔孟“儒家”的“仁”、“仁政”“假惺惺的”“人道主义”，就是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最“苛”、最“暴”之“政”！！！　　

：复古并不意味着倒退，儒家所以要复古，那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　　

笔者：怎么“复古并不意味着倒退”？“复古”，就“意味着倒退”！因此，“儒家”就是“复古”派，也就是“社会”“倒退”派！具体地说，就是“倒退”复辟到周的“礼乐”奴隶制社会中去！“儒家所以要复古，那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即“儒家所以要复古，那还是”“为了实现”重新回到“自己”已经失去了“的”“天堂”的梦想！　　

：“儒家的社会理想，并不是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糟，而是让它变得更好。儒家的最高理想，自然是大同社会。　　

笔者：这也完全是的胡说八道！“儒家”就是“复古”派，是“社会”“倒退”派！其“社会理想”，就是“倒退”复辟到周的“礼乐”奴隶制社会中去！还要再“让这个社会变得更”怎么“糟”！倘若“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糟”一点，那就是倒退复辟到商王朝奴隶制社会中去，再让孔子的老祖宗重新上台！“儒家的社会理想，并不是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糟，而是让它变得更好。”因为“儒家”是“权贵”统治阶级的泛走狗和帮凶，所以其“社会理想”，“是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糟”，还“是让它变得更好”，完全是按“权贵”统治阶级的好恶，而“权贵”统治阶级的好恶与人民大众的好恶决然相反！“儒家的社会理想，并不是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糟，而是让它变得更好。”这对于人民大众来说，就是“儒家的社会理想，并不是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而是让它变得更”“糟”！至于说“儒家的最高理想，自然是大同社会”，那更是的胡说八道了！孔子“儒家”所崇尚所讲究的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亲亲”、“尊尊”、“贵贵”，是“天下大不同”，岂是“天下大同”，连“天下小同”也没有！汉孔儒在其所杜撰的《礼记·礼运》中，毫无根据地假借孔子之口所说的“大同”是个什么东西？其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谁“选贤与能”？ “选贤与能”干什么？谁“讲信修睦”？“贤与能”与无“贤与能”者，就“大不同”，他们对“天下”之“份”，就 “大不同”！“男有分，女有归”，这就至少使一半人“不同”了！是“大不同”！岂是什么“大同”？在满脑子“亲亲，贵贵”、等级贵贱，鼓吹“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13·20》）、“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15·40》）、“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2·16》）的孔子那里，就不可能有什么“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然而，在柳子（柳下跖）的“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至德之隆”（《庄子·胠箧》）的无阶级社会中，这却是必然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就直接违背了孔孟“儒家”的“亲亲”宗旨。《论语·子路·13·18》：“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孟子·尽心上·13·46》：“孟子曰：‘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不能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孟子·滕文公下·6·9》：“孟子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是“不知务”！是“禽兽也”！这样的“大道之行”，岂有“天下为公”？岂有““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岂有““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按《礼记·礼运》所说，“大道之行”当是“三代”之前的“尧舜”时期，然而，《孟子·万章上·9·2》：“万章曰：‘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掩之。象曰：“谟盖　都　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　郁陶思　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孟子]曰：‘奚而不知也？象忧亦忧，象喜亦喜。’曰：‘然则舜伪喜者与？’曰：‘否。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yǔ）圉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伪焉？’”《孟子·万章上·9·3》：“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谓也。’”《孟子·尽心上·13·35》：“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据此，岂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因此，不仅孔孟没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连“思想”也没有！不仅汉儒在《礼记·礼运》中所杜撰“尧舜”时代，不是什么“天下为公”的“大同”！而且汉儒在《礼记·礼运》中所杜撰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本身，就充满着矛盾，完全是一个自相矛盾不可能存在的一些鬼话！ 　　

其谓“天下为公”的“大同”，实是“天下为私”的“大不同”！儒家称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大同世界”。其实这是一个欺骗和剽窃。孔子没有，也不可能有“大同”的思想。《论语·卫灵公·15·11》：“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奴隶社会是孔子的社会理想。要说孔子有什么“社会理想”的话，只能是这个。这是颜渊专“问为邦”，而孔子专告诉他的。颜渊是孔子最器重、最得意的弟子，孔子对其回答只能是他认为是最好、最理想的答案。儒家学者把这样的内容剽窃到自己的学说中，不是对“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圣人之道”亵渎？不是太不谐调、太刺人眼球？不是犹在一大锅“圣人之道”的汤中，扔进了一锨“臭狗屎”？把孔子给彻底否定了！　　

然而在“大同”中所列举的每一个细节，却都可以很容易地在《墨子》中找到。诸如“大同”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就是《墨子》的《尚同》、《尚贤》所讲。《论语·微子·18·10》：“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孟子·梁惠王下·2·7》：“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孔子赞赏周公的“任人唯亲”。孟子反对齐宣王的“任人唯贤”。孔子鼓吹“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20·1》）、“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17·3》），主张恢复世卿世禄的亲亲制度；孟子则鼓吹和主张“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孟子·万章上·9·3》），岂有孔孟儒家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孔子鼓吹“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孟子则鼓吹“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8·11》）孔子鄙视“言必信，行必果”。孟子赞赏“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孔子、孟子不主张“诚信”；孔子鼓吹“道不同，不相为谋”、“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孟子鼓吹“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孟子·滕文公下6·9》），主张思想言论专制，岂有孔孟儒家的“讲信修睦”？而墨子认为“言信行果”应是为人处世的基本信条。《墨子·兼爱下》：“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墨子·修身》：“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鼓吹“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视人身若其身”，“视人之室若其室”，“视人家若其家”，“视人国若其国”，意在“禁恶而劝爱”（《墨子·兼爱上》），“天之爱人也，薄于圣人之爱人也；其利人也，厚于圣人之利人也。大人之爱小人也，薄于小人之爱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于小人之利大人也”（《墨子·大取》），“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当然必然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了！孔子鼓吹“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15·32》），孟子则鼓吹“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5·4》）孔子的“社会理想”是“为东周”——周王朝奴隶制，那是奴隶主的天堂，奴隶的地狱，孔孟儒家岂有“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中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就是《墨子》的《兼爱》所讲。“大同”中的“货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就是《墨子》的《尚贤》所讲。　　

显然，“大同”说是后儒剽窃《墨子》内容某种混合体。　　

：在人类社会初期，是出现过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的，而到人类社会的高级阶级，又会重新回到大同。儒家的社会理想有什么错误呢？当然，你可以指责它的复古，但在这复古的背后，却是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愫。　　

笔者：对于中国古代原始共产社会往世追忆，庄子在其《庄子》中就有不少描述，诸如：“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马蹄》）“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庄子·胠箧》）“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庄子·山木》）“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庄子·盗跖》）其所向往者是“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而孔孟所向往者是“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以强陵弱，以众暴寡”（同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子”！“小人”！“民”！　　

庄子的“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的“夫至德之世”是真“天下大同”！　　

庄子的“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的“建德之国”，是真“天下大同”！　　

柳子（柳下跖）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至德之隆”也是“天下大同”！　　

而汉儒所称之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尧舜”时代，实是“尧舜作，立群臣”、舜父母谋杀其子、舜弟谋杀其兄舜、舜对弟杨装作秀、“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虽然“执之”，然而，舜“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其根本不是什么“天下大同”，连“天下小同”也不是！而是“天下大大的不同”！　　

不仅如此，据考证庄子其生卒年大约是公元前369年至前286年，而《礼记·礼运》是初汉公元前206年之后的作品，庄子的“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的“夫至德之世”和“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的“建德之国”，至少要比《礼记·礼运》中的“尧舜作，立群臣”的假“大同”早100年！　　

反复地把汉“儒”所杜撰的一个充满虚假和矛盾的假“大同”拿出来臭摆什么？必须彻底戳穿所谓汉儒“大同”的真相！　　

“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无阶级，人人生而平等”。倘若“在人类社会初期，是出现过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的”社会，那么那时的社会必须是还没出现“阶级差别”，“无阶级，人人生而平等”！而“尧舜作，立群臣”，因此，“尧舜”时代，并非是“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而到人类社会的高级阶级，又会重新回到大同”，也必须是已经“消灭”了“阶级差别”，“无阶级，人人生而平等”（阶级差别消失了）的时代！　　

［汉］司马迁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史记·太公自序》）孔孟“儒家”就是专门讲究崇尚“阶级差别”、“人人不平等”，也就是讲究崇尚“天下为私”、“人人不同”、社会“大不同”！岂会赞同“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更不会有“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孔孟“儒家”就是专门依靠讲究崇尚“阶级差别”、“人人不平等”吃饭，谋取荣华富贵的！只有“人人不同”、社会“大不同”，孔孟“儒家”才有机会充当统治阶级的泛走狗和帮凶！否则，“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也就是绝了孔孟“儒家”的饭碗，绝了孔孟“儒家”谋取取荣华富贵之“路”！这是孔孟“儒家”的“死结”！　　

试问：孔孟“儒家”愿意“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吗？会有“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吗？当然绝对不会有！　　

然而，阶级斗争是复杂的，有，也必定是虚假的！例如，汉儒生在《礼记·礼运》中以“尧舜”时代，冒充之，就是！以欺骗世人！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之日，也就是孔孟“儒家”灭亡之时！　　

因此，在《礼记·礼运》中，也只是对“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一闪即逝，把话题一转，其后皆是连篇累牍地大谈特谈夏商周“三代之英”的“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等等去了！　　

《孟子·梁惠王上·1·4》：“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之所以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其真实的原因，就是因为“始作俑者”破坏了周“礼”。“杀殉”，以活人殉葬是周礼的一个重要内容。《墨子·节葬下》曰：“若送从，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当时所用“杀殉”者的数目，是决定于所殉葬者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和财富的多寡。由孔子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就可以完全了解孔子“儒家”的“社会理想”，什么“社会”是孔子“儒家”所“理想”的“社会”！什么是孔子“儒家”的“社会理想”，什么“社会”是孔子“儒家”所“理想”的“社会”？就是“人殉”的周奴隶制！这是“儒家的社会理想”的罪恶！这也是“它的复古”，以及“在这复古的背后”，所隐藏着的“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愫”！　　

“道德理想”在“社会理想”之中。绝对不会其“理想社会”是“奴隶制”，而其“道德理想”是“共产主义”！孔子“儒家”所“理想”的“社会”的“天堂”，在“人殉”的周奴隶制中！孔子“儒家”所“理想”的“道德”的“善美”，也在“人殉”的周奴隶制中！孔子“儒家”并非什么“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是“二律背反”，而是“一律一致”！　　

对于“权贵”统治阶级，孔子“儒家”的“伦理主义”是复辟“人殉”的周奴隶制的“善”！孔子“儒家”的“历史主义”也是复辟“人殉”的周奴隶制的“善”！　　

而对于人民大众，孔子“儒家”的“伦理主义”是复辟“人殉”的周奴隶制的“恶”！孔子“儒家”的“历史主义”也是复辟“人殉”的周奴隶制的“恶”！　　

正因为孔子“儒家”的“理想社会”、“理想道德”，就是“人殉”的周奴隶制！所以，在中国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一是奴隶制，二是“人殉”，皆不同程度的延续着，一直到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才根本铲除；但自毛泽东去世后，随着旧势力的复辟，奴隶制已经抬头！“人殉”也可能已经发生！其背后可能就是复辟“人殉”周王朝的奴隶制！　　

“儒家复古的背后”，就是“人殉”的周奴隶制王朝！　　

请看：《孔子是维护、复辟周奴隶制的顽固派》。　　

请参看：《“圣人”是周殷奸、奴才的代名词》、《孔子是维护、复辟周奴隶制的顽固派》。　　

附原文：　　

也谈儒法斗争　　

——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　　

辛若水　　

（一）儒家复古的背后　　

我们知道，儒家思想对古代是非常推崇的；可以说，所谓的古代，便成为了理想社会的别名。孔子讲“宗周”，讲“克己复礼”，讲“天下大同”，讲“述而不作”，都有明显的复古倾向。但问题是，儒家的复古，是不是要拉历史的倒车呢？他们是希望社会退回到古代去呢，还是希望进入理想社会？我们知道，儒家的社会理想就寄托在古代，也即是说，儒家所谓的古代，并不是真正的古代，而是理想中的古代。理想是属于未来的，理想中的古代同样属于未来。我们可以说，儒家的复古不过是幌子，他们真正的目的就是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那么儒家的社会理想又是什么呢？也就是尧舜禹汤吧。尧舜禹汤是古代的圣君，他们治理天下的时候，自然是太平盛世。甚至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圣君的理想依然存在，譬如“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那么，这种理想好不好呢？应该说没什么不好。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儒家的思想是持否定态度的。既然儒家是要复古的，那就是拉历史的倒车。我们很清楚，真正的古代是回不去的，更何况，谁也不愿意像原始人那样茹毛饮血。既然真正的古代回不去，那所谓的复古，就是趋向自己的社会理想。其实，把自己的社会理想寄托在古代的，不只儒家一家；道家的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同样寄托在古代。那么，人们为什么总是把社会理想寄托在古代呢？难道过去了的东西，都那么美好吗？当然不是这个样子了。过去虽然并不尽是美好，但人们却有把过去神圣化的倾向。但是，人们对过去的神圣化，又是颇有不同的。儒家理想中的古代和道家理想的中的古代，就颇有不同。道家有那种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他们向往的是人类的自然状态；而儒家呢，则梦想着圣君贤相。道家的理想根基于现实的批判，但在社会现实面前，又无能为力；而儒家呢，则乐于给现实唱赞歌，不过，他们又很有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说儒家复古，那是事实，但说他们要拉历史的倒车，却未必尽然。在文革时期，是以阶级论的观点来分析儒家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瓦解，封建制开始确立的时期。那个时候先进的是地主阶级，而落伍的则是奴隶主阶级。我们对于封建制、地主阶级，虽然没有什么好感，但在当时情况下，却是代表先进生产力，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至于奴隶制、奴隶主阶级自然是罪恶无比的，并且他们还是扯历史后腿的，所以更为我们深恶痛决了。然而，儒家思想又是代表奴隶主利益的。他们不是讲“宗周”么？而周代，正是奴隶制时代；回到奴隶制时代，不是拉历史的倒车又是什么呢？但是，事情决不是那么简单。既然儒家思想是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那又何以成为以后两千余年封建制的官方哲学？单纯地用阶级论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儒家思想可能是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但是它却保留了氏族时代原始的人道主义。可以说，原始的人道主义，是儒家思想闪光的地方。春秋战国时代，是社会大崩溃，大转型的时代。那个时候，可谓礼崩乐坏，阶级统治非常严酷，阶级斗争非常激烈，而儒家思想，是明确反对苛政、暴政的。孔子说，“苛政猛于虎也。”所以，他讲“仁”，而后来，孟子则把“仁”发展为“仁政”。“仁者无敌”，正是儒家非常重要的思想。在阶级统治非常严酷的时代，人道主义显得多么弥足珍贵。但是，一直以来，儒家思想中的人道主义因素，是不被重视的，甚至为人指责。我在想，人们既然有勇气指责人道主义，为什么就没有勇气指责人道主义的反面——苛政、暴政呢？相反，许多人不但不指责苛政、暴政，反而却为苛政、暴政辩护。这是多么让人痛心啊。我并不相信人道主义是假惺惺的，即便人道主义是假惺惺的，那也要比苛政、暴政好许多。复古并不意味着倒退，儒家所以要复古，那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儒家的社会理想，并不是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糟，而是让它变得更好。儒家的最高理想，自然是大同社会。在人类社会初期，是出现过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的，而到人类社会的高级阶级，又会重新回到大同。儒家的社会理想有什么错误呢？当然，你可以指责它的复古，但在这复古的背后，却是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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