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评烈风《将宝贵的儒家思想从千年封建专制压迫中解放出来》——是墨子还是孔子“更是强调忠君、甚至崇拜鬼神”？墨子与孔子的“仁义”并非一样，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探索者
一、说“墨子更是强调忠君、甚至崇拜鬼神。”笔者说“更是强调忠君、甚至崇拜鬼神”的是孔子而并非墨子！
说：“墨子更是强调忠君、甚至崇拜鬼神。”在此，首先并没有说孔子如何，是否“强调忠君”，是否“崇拜鬼神”。既然如此，根本就构不成与墨子的比较。因此也就更谈不上，“墨子更是强调忠君，甚至崇拜鬼神”中的“更是”和“甚至”。连基本语法逻辑都不懂！
如果说孔子与墨子相比，与众诸子百家相比，孔子其最大的两个强项，一就是“强调忠君”；二就是强调“崇拜鬼神”。正因如此，所以才有“君”赐孔子为其“臣民”至圣先师”的封号。否则，凭什么？就凭其“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15·1》）吗？当然不是！就是凭这两条，才有“君”的“独尊儒术，废黜百家”，对孔儒的“情有独钟”。须知：“君”，并非是一些傻瓜、白痴，否则“君”为何不“独尊墨术，废黜百家”，而“独尊儒术，废黜百家”，对孔儒的“情有独钟”？这是事情最起码的逻辑。须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封建礼教的三条大纲绳就是直接来自于孔子，而非来自于墨子！
对于“强调忠君”，诸如：《论语·八佾·3·19》：“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不仅要“忠”，而且要“畏”、“讳”和“谄”。诸如：《论语·季氏·16·8》：“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公羊传·闵公元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载：“齐宣王问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对曰：‘博贵枭，胜者必杀枭，杀枭者，是杀所贵也，儒者以为害义，故不博也。’又问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从下害于上者也，是 从下伤 君也，儒者以为害义，故不弋。’又问：‘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弦为大声，以大弦为小声，是大小移序，贵贱易位，儒者以为害义，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与其使民谄下也，宁使民谄上。’”甚至于孔子也自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论语·八佾·3·18》），“……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9·3》）他与其他人相比，他对“君”礼节要高好几个等级。《论语·乡党·10·2》：“朝，与下大夫言，侃（kǎn）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yín）訚如也；君在，踧（cù）踖（jí）如也，与与如也。”《论语·乡党·10·4》：“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cù）踖（jí）如也。”当时人称孔子本来“朝，与下大夫言，侃（kǎn）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yín）訚如也”，“君在”，马上就“踧（cù）踖（jí）如也，与与如也”，呆若木鸡，噤若寒蝉；“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入公门”，弯弓着腰，如在作“缩身术”，“过（君）位”，脸色蜡黄，脚步加快，其言似底气不足。让“君”一看，就认为他是一条极温顺的走狗。当然，尽管孔子口头上“强调忠君”，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并不“忠”，而仅仅是“尽礼”，也就是对“君”表面上“畏”、“讳”和“谄”的娇柔做作而已。孔子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8·13》），“君”真用到他“忠”时，他早躲起来了！对于孔子这条“君”的“走狗”来说，只能称“走狗”而已，而绝对不能冠以“忠实”两字，称“忠实走狗”！他并没有一般狗的“忠实其主人”的品格！因此，只有在孔子死后，他才找到工作，“君”才有可能把他作为一个无害而有益的“忠君”偶像，树立起来，让臣子们学习其“忠君”也！
对于“甚至崇拜鬼神”，诸如：《中庸·16》：“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大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shěn）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论语·泰伯·8·21》：“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fú）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xù）。禹，吾无间然矣！’”应该说孔子不仅“甚至崇拜鬼神”，而且“甚至”以“鬼神”吓人。孔子恐吓人们说：“鬼神之为德，其盛大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鬼神”的神通可大了，它“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只要你“齐明盛服”，以丰盛物质“承祭祀”它，它就和你一伙。孔子的“鬼神”与孔子一样，也很讲实惠、很势利者。因此“鬼神”皆是为天下“齐明盛服，以承祭祀”的富贵者——孔子一伙之所用者，乃其帮凶也。孔子之所以称道禹也是因其“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宁愿“菲饮食”也要“致孝乎鬼神”，孝敬“鬼神”比吃饭还重要；宁愿“恶衣服”也要“致美乎黻冕”，隆礼重祭比穿衣还重要。这也就是说孔子认为孝敬“鬼神”，要比解决人的吃饭穿衣问题更重要。孔子是鬼神迷信的帮凶，而无神论科学的死敌也。孔子不仅“甚至”以“鬼神”吓人，而且“甚至”以“鬼神”神化“君权”和他自己。诸如：《礼记·表记》：“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论语·子罕·9·5》：“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述而·7·23》：“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tuí）其如予何？’”《论语·为政·2·4》：“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唯天子受命于天”，“君权神授”。他自诩是“天生德于予”，“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五十而知天命”，在周文王死后，他孔子还未出生五六百年前，就早已经“受天命”了，他孔子是当然的“天子”！《论语·阳货·17·3》：“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颜渊·12·5》：“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而孔子对奴隶和庶民恐吓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孔子是愚民役民坑民的帮凶，而人民觉醒自由解放的死敌也；孔子是奴隶主贵族的帮凶，而人民民主之死敌也。孔子不仅“甚至崇拜鬼神”，而且“甚至”畏惧“自然现象”！诸如：《论语·乡党·10·25》：“［孔子］迅雷风烈，必变。”当时人们说孔子遇到“迅雷烈风”，或听到“迅雷风烈”、看到“迅雷风烈”几个字，笔者设想很可能孔子甚至于听到、看到的大名——“烈风”两个字，其脸色也要惊变，以说明孔子对“天”的畏惧！孔子不仅没有什么“圣人之勇”，真是连“匹夫之勇”也没有一点！《荀子·天论》：“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孔子迷信“天命”是没有疑问的。问题是孔子为何遇到“迅雷烈风”也惊得要变脸色？常言道：没有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他孔子自诩身负着“天命”，上帝站在他孔子一边，“天命”站在他孔子一边，是支持他的，他何惧之有？《论语·颜渊·12·4》：“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为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孔子以“君子”、“圣人”、“仁人”自居，何“忧”？何“惧”？竟然每遇“迅雷风烈，必变”？！看来必定是由于孔子做缺德事、亏心事太多，以至害怕鬼神所致。曾记否，诸如《论语·雍也·6·28》：“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孔子是惟恐“天”找他“算帐”！
至于说“墨子更是强调忠君、甚至崇拜鬼神”，并没有给出任何根据，是属于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而已！对于墨子是否“强调忠君”，笔者目前也没找到根据，所以暂且还不好说。但是，司马迁在其《史记》中，站在封建统治者“君”的立场上，在评说儒墨等诸子百家之说各自的利弊时，曾援引其父司马谈之文而云：“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儒家虽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非“善道也”！但是其“列君臣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而“墨者也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cí）不翦（jiǎn），采椽（chuán）不刮。食土簋（guǐ），啜（chuò）土刑，粝（lì）（梁）之食，藜藿（huò）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qiú）。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墨家虽然“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实“善道也”！但是不仅“俭而难遵”，让统治者难以遵从，“是以其事不可遍循”，而且“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简而言之孔子是“列君臣之礼”，而墨子是“尊卑无别也”。由此看来，孔子与墨子相比谁“更是强调忠君”，不是一目了然吗？
同时，墨子主张“兼爱”，并从“兼爱”出发提出“尚贤”，进而在“尚贤”基础上，提出“尚同”的设想。在《墨子》中，专有《尚同》三章。他说，就一家而论，“家君”为一家之长，家中的各个成员都要相互“爱利”。其能相互“爱利”的，便告知“家君”受赏；倘若发现其中有相互“恶贼”者，而又不告知“家君”的，便要处罚。国与天下也是一样的道理。国中的各家和天下的各国，都要像“爱利”的各家和“爱利”的各国一样，相互“爱利”，倘若发现其中有相互“恶贼”者，而又不告知“国君”或“天子”的，同样也要对其处罚。为了保证“天子”、“国君”和“家君”，一定能以“爱利”为怀，即能“兼相爱，交相利”，他进而提出其具体措施：（1）不论“天子”、“国君”、“正长”，乃至“家君”，都须经过全体成员的选择，的确是天下或一国、一家的“贤可者”，方可被选立。从而保证所确立的“天子”、“国君”、“正长”和“家君”等，一般说来都是以“爱利”为怀的。（2）万一其中真有不以“爱利”为怀的，不能给民众办事的，那么民众便会群起逃亡，“而莫肯尚同其上”；即使民众不逃亡，他的赏罚也会无所施。因为“上下不同义”，则“上之所赏”，即“众之所非”；反过来，“上之所罚”，即“众之所誉”。在上的不能为在下的所拥护、信任，这样在上的自然而然就不能再继续维持下去了。如果他不自行引退的话，便因他的“不肖”，大家也会联合起来，把他抑而废之。“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墨子·尚贤中》）（3）假使“天子”、“国君”、“正长”和“家君”只是小有过失，也用不着把他“抑而废之”，还可以对他进行种种“规谏”，使之改善。“上有过则规谏之，……”（《墨子·尚同上》）（4）“天子”、“国君”、“正长”和“家君”，是否真以“爱利”为怀，则要看他的实际行为，全视其行为如何而定。“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他所做的和他所说的一样，才可以说他真是“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大家才可以效法他。否则他“法不仁”，也就“不可以为法”。至于被选为“天子”、“国君”、“正长”和“家君”的人，一方面要极力爱民，“爱民必疾”；另一方面对民众又要能“富贵以道其前，明罚以率其后”，“为政若此，唯欲毋与我同，将不可得也。”（《墨子·尚同下》）墨子的“尚同”，并非是强迫民众尚同于上，使之盲目服从，而是出乎于民众的自然。这种自然尚同的获得，全看当政者是否真正爱民，真正乐于给民办事，使穷的富起来，贱的贵起来，使之从经济上的独立进而获得人格上的独立和政治上的发展。由此看来，非但不是“墨子更是强调忠君”，也不是“墨子是强调忠君”，而是“墨子更强调”“君”要“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君”要“爱民谨忠”，“君”要“利民谨厚”。“君”要“忠于民众的利益”， 一方面要极力爱民，“爱民必疾”；另一方面对民众又要能“富贵以道其前，明罚以率其后”，“为政若此，唯欲毋与我同，将不可得也。”否则，民众就教育他警告他，最后抛弃他！
虽然墨子也讲“天命”、“鬼神”，但是墨子的“天命”、“鬼神”与孔子“天命”、“鬼神”不同，有本质上的差别。孔子的“鬼神”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而墨子的“鬼神”却代表着被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这是由孔子和墨子阶级本质不同所决定的。孔子宣扬“天命”、“鬼神”的目的就是要“人民做稳奴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不要反抗。把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奉为上天的命令。墨子则与其相对立，讲“天志”，把被统治阶级的愿望尊为上天的志向（《墨子·天志》）。孔子讲“天命”，实际上就是当时的“神权”，奴隶主贵族统治者加在奴隶等被统治者身上的一种桎梏。孔子强调：“天子受命于天”，下者要绝对同于上者，下者要“克己”而服从上者。墨子对其批判，强调：“天子”、“国君”、“正长”、“家君”，都是要经过全体成员的选择，的确是天下或一国、一地、一家的“贤可者”（《墨子·尚同上》），上者要同于下者，上者要“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否则便“抑而废之”（《墨子·尚贤中》）。墨子主张尊道利民。他说：“今天下之君子，中实将欲尊道利民，本察仁义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尊道”，即立天为仪，顺天之志，兼爱、尚同、非命，勤勉从事，使“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足用，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再三称“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是谓天德。”（《墨子·天志中》）墨子“人”指“民”，强调“利乎民”。要以民为政，“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贫众寡，安危治乱。”（《墨子·尚同中》）。墨子“天志”、“明鬼”的目的，主要是想借助超人间的权威以限制当时统治阶级的暴政。当然，“天命”、“鬼神”，本来是统治阶级编造的用来恐吓和愚弄被统治阶级的，墨子用起来吓唬统治阶级，是否有效果、效果有多大，那就另当别论了。《墨子·天志上》：“子墨子言曰：‘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此必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三利无所不利，故举天下之美名加之，谓之圣王。力政者，则与此异，言非此，行反此，犹幸驰也。处大国攻小国，处大家篡小家，强者劫弱，贵者傲贱，多诈欺愚。此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三不利无所利，故举天下恶名加之，谓之暴王。’”《墨子·明鬼上》：“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实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鬼神之有也，将不可不尊明也，圣王之道也。’”墨子认为孔子宣扬的“天命”，会导致官吏“怠于分职”，庶人“怠于从事”，使“天下贫且乱”，是“贼天下之人者也。”（同上）针对孔子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称颂“知命”者是“仁者”——“君子”，认为“命者，暴王所做“（《墨子·非命下》），“故执有命者不仁”（同上）。墨子斥责世卿世禄的亲亲制度，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尚同上》）。墨子强烈地反对孔子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和“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强调通过人们的主观努力可以改变其处境，“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墨子·非命下》），“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同上）。墨子认为贫富、饥饱、贵贱、荣辱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其力”之“强”与“不强”而改变。
二、说“墨子用一生履践了他的思想，孔子又何尝不是如此！”笔者问墨子与孔子的“仁义”一样吗？墨子与孔子“一生履践”一样吗？
孔子的是讲“亲亲”、“贵贵”，“子为父隐”，“爱有差等”，其“仁”是有差等的，即有“阶级”的。墨子“兼爱”，“爱人犹己”，“爱无差等”、无“阶级”的，孟子贬斥墨子的“兼爱”是“无父母”，是“禽兽”，这就完全说明墨子的“仁”与孔子的“仁”，是决然不同的两种“仁”！笔者认为，要说“肯定了人的价值和尊严”，应该说是墨子的“兼爱”。“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墨子的“兼爱”是以人格的平等为前提，只有人格平等，才能有真正的相爱、相利。墨子的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的无差等的“仁”与孔子的以血亲宗法为核心的等级森严的“仁”根本不同，它闪耀着人民性的光辉。
关于“义”？何谓“义”？“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国语·周语》：“义，所以制断事宜也。”故常以“礼义”并举。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以“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质”，其具体内容是“仁”。故称“仁义道德”，——即以“仁义”为“道德”！而“仁”就是“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义”就是完全遵循周礼，越遵循周礼就越好，也即越“义”！
墨子反对孔子的“述而不作”的思想，主张“作而且述”，认为历史上任何事物必先有所“作”（创造），然后才有所“述”（继承）。他说“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墨子·耕柱》）也即反对“克己复礼”！
墨子认为“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同上）的原则。主张互助互利互爱，“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反对儒家的“爱有差等”（也即“等级”）。斥责世卿世禄的亲亲制度，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常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同上》）。反对孔子的“天命”论，针对孔子所说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称颂“知命”者是“仁者”，而认为“命者暴王所作”（《非命下》），“故执有命者不仁”（同上）。
墨子也明确地把他自己的“仁”与孔子的“仁”划清了界限！墨子的“仁”与孔子的“仁”是决然不同的。墨子的“仁”，是以对社会社会劳苦大众的同情帮助抚慰提携为“道德”，而孔子的“仁”，是以“克己复礼”，“继绝世，兴灭国，举逸民”，复辟旧世为“道德”。
子墨子曰：“万事莫贵于义。今谓人曰：‘予子冠履，而断子之手足，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冠履不若手足之贵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杀子之身，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天下不若身之贵也。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也。故曰，万事莫贵于义也。”墨子以“予天下而杀之身”，“必不为”为“万事莫贵于义也”，就是以“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为“贵”！墨子“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的“仁义”为社会的“劳苦大众”！把社会推向前进！孔子“克己复礼”、“继绝世，兴灭国，举逸民”，复辟旧世的“仁义”为社会的“破落贵族”！把社会拉向后转！
墨子是以“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的“仁义”为社会的“劳苦大众”的利益奋斗一生！力图把社会推向前进一生！孔子是以“克己复礼”、“继绝世，兴灭国，举逸民”，复辟旧世的“仁义”为社会的“破落贵族”呼喊一生！企图把社会拉向后转的一生！墨子与孔子的一生一样吗？当然不一样！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庄子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庄子·天下》）
庄子借老子之口直称孔子犹把“迹”（脚印）当“履”（鞋子）者，“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幸亏没遇上个治世之君）（《庄子·天运》）！借师金之口直称孔子犹那个“效颦”的丑八怪（同上）！等等等等!
（请进入《研读四书 评说孔孟》，其网址：http://blog.sina.com.cn/juerenqiyiminfuxiao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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