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孟的“仁义”与“利益”之辩及其实质
探索者
孔孟讲“仁义”是假，讲“利”是真，统治者的巨“利”，就在“仁义”之中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4·16》）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1·1》）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者，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13·15》）
在阶级社会里，道德是指一定的社会向人们提出的应当遵守的行为标准。它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训练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人们逐渐形成的一定信念、习惯和传统。诸如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诚实和虚伪、权力和义务等为标准，来评价和约束每个人的行为，从而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在阶级社会里，虽然各个阶级的道德标准不同，都有自己标准，但统治阶级的道德占统治地位，它体现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的倾向。《共产党宣言》说：“过去一切阶级在挣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它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整个社会”，当然亦包括社会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中就有“仁义”。何谓“仁义”？孟子说“亲亲，仁也；敬长，义也”，两者之和乃“仁义”也。并称其是“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者。“亲”之能不爱之？“敬”之能不尊之？爱之尊之能不劳之？能不顺从之？可见“亲”、“长”的“利”益就在“仁义”之中！“仁义”之中隐藏着长上者的巨大私利。“仁义”，属于意识形态，为“虚”者；“利”，指物质利益或功利，属于客观实际，为“实”者。“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统治者只要讲“精神”，不必讲“物质”，就可以由被统治者得到实际的利益。
孔子说统治阶级明白、追求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眼界宽阔，追求的是“道义”；被统治阶级明白、追求生产劳动，经济基础，思想狭窄，追求的是“物利”。朱熹则以“存天理，灭人欲”，把其推到极点，反人类的地步。把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道德标准抬高到“天理”的高度，把维持被统治阶级生存需求降低到“人欲”的地步。要“存天理，灭人欲”！说白了，就是要被统治阶级无条件地，甚至放弃生存也得满足统治阶级的利益需求！要统治阶级的利益，不要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其实什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利”，孔子及儒者不是终生都在为富贵——“利”钻营吗？！［晋］葛洪谓：“夫升降俯仰之教，盘旋三千之仪，攻守进趣之术，轻身重义之节，欢忧礼乐之事，经事济俗之略，儒者之所务也。……儒者所爱者势力也，……儒者汲汲于名利”（《抱扑子内篇卷之二·明本》）。儒者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男盗女娼”。其实，孔子、孟子在此是搞了一个概念代换来美化统治阶级，污蔑、愚弄被统治阶级。《论语·子张·19·13》：“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学得文武艺，卖于帝王家。”“主卖官爵，臣卖智力。”一个要买，一个要卖。这之间完全是“利”的交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由孟子要梁惠王讲“仁义”，而不讲“利”，并非不要“利”，正是要叫梁惠王保住自己的“利”——“万乘之国”，而讲“义”。由此可见，君子讲“仁义”，不讲“利”的实质是要长者、贵者、上者、强者、统治者，即“君子”的私利，而不要幼者、贱者、下者、弱者、被统治者，即“小人”的利益。孔孟所鼓吹的“仁义”，就是要社会的下等级服从社会的上等级的私利。孔孟所鼓吹的“仁义”，绝对不是要有利于社会的下等级的利益而是要有利于社会的上等级的私利。
由“君子喻于义，小人喻利”看来，“君子”较“小人”要更狡诈些，“小人”较“君子”则要更直白些。“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如果把“利”放在“先”，“义”放在“后”，那么“百乘”、“千乘”必定要夺取“万乘”、“千乘”之“利”。而“万乘”、“千乘”之国中的“千乘”、“百乘”之“大族”，把君王的“万乘”、“千乘”之“利”放在自己的“千乘”、“百乘”之“利”前面，就为之“义”。这在实质上也就是让大族“克己复礼”。由“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看，“千乘之家”、“百乘之家”的大族才真正是国君的危险所在。在一个国家中，君王为“公”，大族为“私”。大族克制自己的私利欲望，维护君王的私利欲望，就称作“义”。所以“仁义”其实是孟子叫君王给大族捆在身上的一条绳索。这样看来，孟子所讲的“仁义”，也就是孔子的“克己复礼”，是孟子让长者、贵者、上者、强者、统治者给幼者、贱者、下者、弱者、被统治者捆住手脚的绳索，使其服从长者、贵者、上者、强者、统治者的私利。孟子让梁惠王要讲“仁义”而不要讲“利”的实质，一方面是让幼者、贱者、下者、弱者、被统治者讲“仁义”，对长者、贵者、上者、强者、统治者讲奉献，不讲索取；另一方面，教长者、贵者、上者、强者、统治者以“仁义”为“利”，非以“利”为“利”，把“利”打上“仁义”的招牌。把这个“原理”推开来讲，就是上者、尊者、贵者对下者、贱者、贫者，统治者、剥削者对被统治者、被剥削者要讲“仁义”，非讲“利”，要以“仁义”为“利”，其假面在被戳穿之前，这曾经是一条很有效的统治术。孔孟皆是一些牛皮匠，喜唱高调。但其术不精，经常扮演那个既卖矛又卖盾人的角色。诸如：一方面鼓吹“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另一方面又高唱“……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中庸·20》）、“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
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师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悦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孟子·告子下·12·4》）
“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悦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既然如此，这正是孟子行“仁义”的用武之地、之机，“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15·36》)你孟子为何不去秦楚，说服二王罢兵而行“仁义”呢？“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8·13》），一张牛皮匠、投机商的卖膏药者的嘴脸昭然若揭。此处“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与“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同意。然而，孟子自己就说当时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7·14》）的时代，“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11·18》）。“争地”为何？为“利”也！“争城”为何？为“利”也！既然“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那么孟子教宋牼不应以“不利”说秦楚罢兵，而应以“仁义”说其罢兵，犹明知不能而教人为之，欺骗愚弄人也。孔孟是以天下不行之道，招摇于天下，愚弄于天下者也！
在《四书》中，我们看到了：孟子在“仁义”的名义下，有向君王鼓吹“直好世俗之乐耳”（《孟子·梁惠王下·2·1》）、“好勇（战）”（《孟子·梁惠王下·2·3》）、“好货”、“好色”（《孟子·梁惠王下·2·5》）、好“辟土地（侵略）”（《孟子·梁惠王上·1·7》、《孟子·梁惠王下·2·10》）者，有反对以“不利”向君王鼓吹和平者，却没有在“仁义”的名义下，向君王反对战争鼓吹和平者。孟子在“仁义”的旗号下，不仅不是鼓吹和平，而是鼓吹战争！由此可见，在孟子那里，“仁义”实际上是一块鼓吹穷奢极欲、好战黩武的遮羞布！《庄子·徐无鬼》：“爱利出乎仁义，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乎禽贪者器。”实际上，“仁义”已经成为孔孟诸类阴险、贪婪如禽兽者，愚弄人心、巧取豪夺所借用的工具、武器、外衣、伪饰和大旗！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9·1》）
有人说：“子罕言”“利”，说孔子清高；“子罕言”“命”，说孔子不信“鬼神”，是“唯物主义”云云；“子罕言”“仁”，说孔子是“虽圣不章”等等。然而，此言不实，这是对孔子不实的吹捧之辞。实际上孔子并非“罕言利与命与仁”。譬如，《论语·述而·7·12》：“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子罕·9·13》：“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价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富”就是“利”，“善价”就是“利”，“沽之哉”，“沽”“大利”也，孔子一生都在为其富贵、爵禄，即私利而奔波。《论语·子罕·9·5》：“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不仅仅言“命”，而且言“天命”，鼓吹“天命”，以“天命”来吓人！以知“天命”、受“天命”自吹！孔子标榜自己“五十而知天命”。孔子鼓吹“克己复礼为仁”。孔子言“利”、“命”、“仁”者多矣。言“利”者诸如：《论语·述而·7·11》、《论语·述而·7·16》、《论语·子罕·9·13》；言“命”者诸如：《论语·述而·7·23》、《论语·子罕·9·5》、《论语·子罕·9·9》；言“仁”者诸如：《论语·里仁·4·1》、《论语·里仁·4·2》、《论语·里仁·4·3》、《论语·里仁·4·4》等等。仅在《论语·里仁》之中，就记有孔子言“仁”17处之多，“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吗？！一点不“罕”！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自称“待贾”而“沽”者，竟被誉为“罕言利”者，真可谓“本事人”也！由此更可见孔子虚伪之一斑。然而，对于孔子“罕言利”，认为其清高的错误认识和赞美，也确实给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造成很坏的影响。有人为了捧孔子的臭脚，把孔子美化成一个“理想主义者”，为此，甚至于故意将“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篡改成“子罕言利”，不要“与命与仁”了。因为“命”、“仁”皆是属于意识形态，“罕言”“命与仁”者，当然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特征了。孔子鼓吹“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12·1》），“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子以复辟周王朝的奴隶制为理想。谁会赞赏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以笔者看，只有大奴隶主贵族周天子和其同党。凡是吹捧孔孟者大都有此特点，就是断章取意，只给人看好的，不给人看坏的；只给人看美的，不给人看丑的，不给人看一个较全面、较真实的孔子孟子。只让人看一个经过“与时具进”地捏造、多重“隐恶而扬善”（《中庸·6》）美化圣化包装了的孔子孟子。
［西汉］董仲舒进一步主张：“正其宜（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干脆要人们把“功利”二字从心中抹掉，只追求“道义”，即一心“忠君孝亲”，全面遵行“三纲五常”。这实际上是“君”、“父”最大之“利”，封建宗法国家君主最大之“利”。既叫马儿跑得好，又让马儿不吃草。其实董仲舒却正是为以此取得“功名”，也就是做官取禄，不为此谁干那玩意！
《庄子·盗跖》：“小盗者拘盗，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杀兄入嫂而管仲为臣，田成子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论则贱之，行则下之。则是言行之情悖于胸中也，不亦拂乎！”［北宋］李觏（gòu）认为孟子“何必言利，亦有仁义”的说法过于偏激，“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人之情，曷为不可言？”不能因为世上有贪与淫之现象，就讳言一切利与欲，这实际上是“贼人之生，反人之情”，指出仁义与功利并不矛盾，提出“焉有仁义不利者乎”的命题。［南宋］陈傅良说：“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宋元学案·龙川学案》）［南宋］陈亮说：没有“生民之利”，仁义即无以存附。“禹无功，何以成六府？干无利，何以具四德？”（同上）“泯其喜怒哀乐，杂其是非好恶，而用依违以为‘仁’，戒喻以为‘义’，牢笼以为‘礼’，关防以为‘智’。”（《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认为喜怒哀乐是人的自然本性，不能利用“仁义礼智”强加扼制，并指出这是统治者愚民统治的手段。［南宋］叶适说：“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学习记言》）不能离开“功利”谈“仁义”，“义利并行”，“义”必须通过“利”体现出来。［明］陈第说：“义即在礼之中，道理即在财货之中”（《一斋集·义利辩》），强调义利结合反对离利而讲义。然其所谓利主要指民之功利，而非“益己损人，厚己薄人之谓”（同上）并提倡“公己公人，视人犹己”，将国家、百姓、个人的三者利益结合，亦即“言义则人己交理矣”（《一斋集·意言》），此为义利的较好的结合。［清］戴震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与某书》）“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上）毛泽东说：“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了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东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孔孟儒者的功利在于少数权贵，革命共产党人的功利在于人民大众。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12·1》）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12·22》）
孔子说得清楚：“克己复礼为仁”，“仁”就是“爱人”。“仁”就是顺从热爱奴隶主贵族，克制自己恢复奴隶主贵族已失去的昔日天堂。这完全是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奴隶主贵族最大、最根本之“利”。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17·6》）
在此，孔子又给“仁”及其“利”开出了一张清单。“仁”具体包括“恭、宽、信、敏、惠”五者。“恭”，对上装出一副恭顺的奴才样；“宽”，对下摆出一副宽厚的老爷架；“信”，对上装出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敏”，对上投其所好，报喜不报忧；“惠”，对下施舍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其“利”分别是“不侮”、“人任”、“得众”、“有功”、“使人”，总之不仅主子的利益得到维护，自己亦可以获得主子的重用，仗势欺压百姓，赢得富贵名利，岂不悠哉！可见孔子的“仁”，完全是功利的，尽管孔子满口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既然行“仁”有如此众多巨大的好处、私利，孔子何以鼓吹“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而耸人听闻呢？或则说“仁”的“利”太大，以致使志士杀身！这就如同利润太大，而可让奸商铤而走险一样。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孟子·离娄上·7·3》）
孟子给“仁”及其“利”开出的清单是：“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天子”的“仁”，与“保四海”之“利”挂起钩来；“诸侯”的“仁”，与“保社稷”之“利”挂起钩来；“卿大夫”的“仁”，与“保宗庙”之“利”挂起钩来；“庶人”的“仁”，与“保四体”之“利”起其钩来。你看“天子”的“仁”之“利”是“保四海”，“士庶人”的“仁”之“利”是“保四体”。“仁”对“天子”与“士庶人”“利”之差别的悬殊何其大也！当然对其态度也差之千里！然而，既然王权神授，那么若上帝把天下授予一个“不仁”者，不是上帝的失职吗？社会实际却是“彼窃钩者诛，窃国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庄子·胠箧》）“仁”与“不仁”皆人事，非天意也。既然“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那么也就否定了“天下神授”的胡说。“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恶醉而强酒。”此乃因有国有家者的“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7·4》）、“反身而诚”（《孟子·尽心上·13·4》）的功夫太差之故！“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恶醉而强酒。”错了，“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恶醉而不酒。”因“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孟子·尽心上·13·12》），民“成仁”，“有杀身”之虞，故民“而乐不仁”也！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15·32》）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14·16》）
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13·24》）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滕文公下·6·4》）
［明］李贽指出：孔子不仅“谋食”，也贪求富贵。说：“圣人虽曰：‘视富贵如浮云’，然得之亦若固有；虽曰：‘不以其道得之，则不处’，然亦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今观其相鲁也，仅仅三月，能几何时，而素衣麂裘，黄衣狐裘，缁衣羔裘等，至富贵享也，御寒之裘，不一而足；裼（xī）裘之饰，不一而袭；凡载《乡党》者，此类多矣。（笔者：还有不载《乡党》者，则此类更多矣！）谓圣人不欲富贵，未之有也。”您看，孔孟说得很清楚：“君子”是以“仁义”为“道”，君子“谋道”，“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因“禄在其中矣”也。“禄”大“利”也！既然“禄在其中矣”，故“君子忧道不忧贫”也。《孟子·尽心下·14·34》：“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者？’”孟子还没“得志”就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那么，倘若“得志”，未见“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弗为也”！试问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亦是尧舜、文武时的“古之制”吗？显然不是！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为何？为“仁义”吗？非也。“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为“得食”，为“利”也。“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6·3》），孔子、孟子与“小人”一样也是谋食的。不过孔子、孟子是通过鼓吹“仁义”，以求有“功”于统治者而获其残汤剩羹者；而“小人”是通过技能、体力自谋其食者。看来，孔孟并非是“言仁义”，不“言利”，也是“言利”的，而且是求“利”的；其所追求者，也并非是“仁义”，而是“利”，求大“利”也！在这个问题上孔子要比孟子率直得多，孔子承认自己就是一个“待”“善贾而沽诸”者。同时，“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也是孔孟对知识分子的“蛊惑”。宋真宗则鼓吹：“六经勤向窗前读”，“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以荣华富贵对知识分子的诱惑，使其读书诵经，争做帝王忠实的奴仆。封建帝王实行科举制度，鼓吹“学而优则士”，其居心是很险恶的。一方面，他们想通过科举选拔忠于皇朝人才，宋太宗说“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宋史·选举志》），便是帝王这种愿望的自白；另一方面，又是封建统治阶级构筑的一个控制知识分子的牢笼。当唐太宗站在端门，看见新考中的进士排队出来，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唐摭（zhí）言》）［清］龚自珍指出：由于科举制度，使社会出现大批“不农”、“不工”、“不商”的寄生虫，多数是“政要之官”，只知搞自己的“车马服饰”，只会“作书赋诗”，“以科名长其子孙”，至于国家大事则一窍不通。（《明良论·二》）［清末］严复说：科举制度“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一旦外患凭陵”便“使国家一无可恃。”（《救亡决论》）
孟子曰：“仁者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13·14》）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孟子·尽心上·13·12》）
既然“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那么“善政”、“善教”，就是“功利”的！“善政”、“善教”，也即“仁政”、“仁教”，这是孟子对其“仁义”实质赤裸裸的论述，其它大多都带有较浓厚的欺骗彩色。“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仁政”“得民财”就是统治阶级的“利”而被统治阶级的害，“仁教”“得民心”就是统治阶级更大之“利”而被统治阶级更大之害；“以佚道使民”就是统治阶级的“利”而被统治阶级的害，让民“虽劳不怨”就是统治阶级的更大之“利”而被统治阶级更大之害；“以生道杀民”就是统治阶级的“利”而被统治阶级的害，让民“虽死不怨杀者”就是统治阶级更大之“利”而被统治阶级更大之害！“善政”、“善教”，也即“仁政”、“仁教”，其目的就是让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甘心情愿地服从剥削压迫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既“使民，虽劳不怨”，又“杀民，虽死不怨杀者”；既“得民财”，又“得民心”；使民既要民乐之，杀民又要民爱之。这是“亚圣人”孟子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的。孔孟的“仁政”、“仁教”，是反动统治阶级最大的私利，既得民财，又得民心，还要得民命。孔孟是“口吃人肉，念弥佗”式的人物。孔孟的“仁义”是伪善实恶的政教。其面如菩萨，心如毒蛇，心狠手辣！这就是孔孟鼓吹“仁”、“义”的反动实质和目的！这是孔孟给统治阶级出的统治术，就是要用软刀子、糖衣裹着的毒药“使民”、“杀民”。其“道”，尽管是“使民，虽劳不怨”，“杀民，虽死不怨杀者”，然而仍然是“使民”、“杀民”。《孟子·梁惠王上·1·4》：“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行“仁义”，“善政”、“善教”，就是以“政”“杀民”！以“教”“杀民”！“仁”，是一种“使民”、“夺民”、“杀民”、“食民”之“术”（《孟子·梁惠王上·1·7》）。这是“亚圣人”孟子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的。
被统治阶级应该务必牢牢记住！“仁义”中隐藏着反动统治阶级的巨大私利！隐藏着对被统治阶级的巨大祸害！
（请进入《研读四书 评说孔孟》，其网址：http://blog.sina.com.cn/juerenqiyiminfuxiaoti）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