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孔孟的“仁义”与“利益”之辩及其实质
探索者
孔孟惟“义”，就是惟“利”，惟统治者的巨“利”。
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硁（kēng）硁小人哉！”（《论语·子路·13·20》）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18·8》）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4·10》）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8·12》）
孔子明确地把“言必信，行必果”，作为“小人”的行为特征，不言而喻是把“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作为“君子”的美德。把“无可无不可”、“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作为最高信条。孟子则说得更清楚“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义”，“宜”矣，怎么对自己适“宜”就怎么办，也就是说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怎么办。在孔孟，也就是“大人”那里，“信”是假货，其说也是假货，“言”是“言”，“行”是“行”，“言不必”有“信”，“行不必”有“果”，只要对自己有利益即可！我们必须以此来看待孔子、孟子的所“言”所“行”。“仁义”中包含着统治者的最大私利。既然孔孟是把“仁义”当作统治者私利的代名词、统治者的最大私利的所在，那么孔孟的“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惟义所在”就是“惟利所在”，就是惟利是图，就是“惟利”！孔子之所以为历代反动统治者捧为“圣人”，孟子之所以为历代反动统治者捧为“亚圣”，其原因也就在于此，他们的说教代表着反动统治阶级最大的私利，并且对被统治阶级有很大的欺骗性。至于孔子所说的什么“主忠信”、“敬事而信”、“谨而信”、“言而有信”（《论语·学而·1·7》）等，那只是因为言“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17·6》），可向权势者推销自己，以获得任用，取得富贵，也就是“利”；“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子张·19·10》），民可被容易役使、剥削、掠夺，也是“利”。孔子说：“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12·7》）。孔子既要让统治者取“信”于民，又要让统治者不要以“信”自缚，那就只有欺骗。《论语·公冶长·5·28》：“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由孔子的自称，也可知其并非是一个“忠信”者。然而墨子认为“言信行果”应是为人处世的基本信条。《墨子·兼爱下》：“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孟子·滕文公下·6·9》）
“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杨、墨学说在当时被人们所接受程度和其巨大的影响。《淮南子·要略》：“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繁忧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后，墨子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有著作《墨子》一书传世。守其“道”的子思令“鲁之削也滋甚”（《孟子·告子下·12·6》），而反其“道”的墨子却另立新说，创造了一个新学派！犹信：“曲士不可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庄子·秋水》）！孔子讲“仁”而“罕言利”，墨子认为“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同上）的原则。主张互助互利互爱，“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反对儒家的爱有差等。斥责世卿世禄的亲亲制度，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常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尚同上》）。“爱有差等”，就不可能有“选贤任能”，更不会有社会的公平、公正、正义之类。反对孔子的天命论，针对孔子所说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称颂“知命”者是“仁者”，认为“命者暴王所作”（《墨子·非命下》），“故执有命者不仁”（同上）。强调通过人们的主观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处境，“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同上）。贫富、贵贱、荣辱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的。反对孔子的“述而不作”思想，主张“作而且述”，认为历史上任何事物必先有所“作”（创造），然后才会有所“述”（继承）。“吾以为古之人善者则述，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墨子·耕柱》）反对儒家“厚葬久丧”，“繁饰礼乐以淫人”，“君子必古服古言”等主张。反对儒家“生而知之”，“正名”等的观点，主张“取实予名”和“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墨子·兼爱中》），以及以“三表”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等等。《墨子·非命上》：“子墨子言曰：［言］立必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辩，不可得而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庄子·天下》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孟子·尽心上·13·26》：“孟子曰：‘……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因“墨子兼爱”，就被孟子咒骂为“禽兽”，正说明孟子是禽兽，其鼓吹的“仁义道德”，实乃禽兽道德。
杨朱，又称阳子居，大概出生在墨子之后，是孟子的前辈，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封杀，其事迹已少有可考，其思想言论散见于《庄子》、《荀子》、《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及《淮南子》等中。主张“贵生”、“重己”（《吕氏春秋》）、“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淮南子·泛（fán）论训》），被孟子污蔑是“为我”，即为自己。他唤起人民的觉醒，要为自己的利益去奋斗，而不要为统治阶级的利益去充当炮灰！因此，孟子对其恨之入骨，咒骂“杨氏为我，是无君也！……是禽兽也！”天子不惜天下之民，以养其自身的私欲！统治阶级不仅他们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且甚至于为自己的一时好恶，也会让千万民众为其送死。对此，满口仁义道德的孟子不仅连个屁也不放，还让“民亲其上，死其长”（《孟子·梁惠王下·2·12》），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1·4》）可见其仁义道德的虚伪性、欺骗性和凶恶性！杨朱的为“我”，只不过是要告诉人们个人的重要，不要去为天子、诸侯、将相等的私欲送命，要觉悟、觉醒，要求自身的解放！！
孟子既然把墨子的“兼爱”说成是“无父也……是禽兽也”，也说明孔孟的“爱人”，绝非“兼爱”，当然也非“博爱”，而是与“兼爱”、“博爱”的极端对立者。孟子既然把杨子的“为我”说成是“无君也……是禽兽也”，也说明孔孟的“爱人”，绝非“为我”，并非“爱”自己。则其所谓“仁”，既不是“爱”一切人，又不是“爱”自己，那么其究竟是什么货色也就可想而知了！“仁”就是“爱”长上，首先就是“忠君”、“孝父”。何以“为我”，就“是无君也”？何以“兼爱”，就“是无父也”？何以“无君无父”，就“是禽兽也”？毫无理论可言只是霸道。孔孟口头上主张“王道”，其实行为“霸道”得很！然而墨子却很大度。《墨子·公孟》：“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也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鲁迅说：“现在的官僚和土绅士或洋绅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说是赤化，是公产；民国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说康党，后是说革党，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荣，但也未始没有那时所谓‘以人血染红顶子’之意。”（《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君”是社会的统治者，“父”是家庭的统治者。孟子把自己的政治和学术上的对手“杨”、“墨”推到统治者的对立面，也就是想借助于统治者的势力来扼杀他们。孟子借刀杀人，其用心是非常险恶的。“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孟子自称以反人民、反进步为己任，真乃螳臂挡车，可笑不自量。孔孟把异己之说皆诬之为“邪说”、“淫辞”，借助于当权者的势力搞学术思想专制。《吕氏春秋·不二》：“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pián）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倪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毫士也。”《吕氏春秋·用众》：“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承认诸子都是天下出类拔萃的人物，各有所长。主张对诸子进行综合思考。组织撰写该书者是秦宰相吕不韦。由此看来，儒者所谓的秦之文化专制要远远逊色于儒者的文化独裁。“厨房里有肥肉，厩棚中有骏马，却让百姓脸有饥色，郊野中有饿殍。此乃率野兽而食人也。”这是孟子的“贼喊捉贼”的伎俩。是谁“厨房里有肥肉，厩棚中有骏马，却让百姓脸有饥色，郊野中有饿殍”？是谁“率野兽食人”？是杨墨吗？非也！由人称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6·4》）来看，可以肯定孟子就是一个“率野兽而食人”者。是天子率诸侯、大夫和诸如孔孟等“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5·4》）者“食人”也。野兽是谁？是诸侯、大夫和孔孟等“食于人”者也，正是孔孟及其一伙。然而，这位“亚圣人”却让人莫名其妙地把它加到与其相反者的杨墨头上，行吗！真是一个人面兽心的家伙。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者，乃真“禽兽”、“野兽”也。由孟子贼喊捉贼，对杨墨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的强加罪名，也可知孔子对少正卯所加罪名的不实。“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杨墨之道不息”，杨墨学说的深得人心，说明杨墨学说的人民性和时代性；孔子之道不著，孔子学说的不得人心，说明孔子学说的反人民性和反时代性。孔孟与杨墨的敌对，说明孔孟，即仁义之根本不是什么人民的！时代的！其与人民、时代之道水火不相容！孔孟之道是反人民的！反时代的！孔孟所鼓吹的“善”、“恶”，与人民所要求的“善”、“恶”极端的对立。“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反人民、反时代，是孔子未竟之志。孟子愿意继承其志，决心与人民、时代对抗到底。“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这从反面告戒我们，孔孟之道不息，民主科学之道就不著。孔孟之道蛊惑人心，就堵塞着民主科学之道的畅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同义也。”这就是“率野兽而食人”之道。“野兽”就是天下诸如天子、诸侯、大夫以及孔孟之流。
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ｚｈí）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尽心上·13·25》)
跖，春秋末年的人民起义领袖柳下跖，被统治阶级诬为“大盗”，而称“盗跖”。《荀子·不苟》称他“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毛泽东则称：“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毛泽东诗词·贺新郎·读史》）。实际情况是，“舜之徒”，要靠“跖之徒”养活，因此虽“孳孳为善”，然而是以求既要“得民财”，又要“得民心”也，还要“得民命”也；“跖之徒”，虽然“孽孽为利”也，却是既要求生路，也要觅自由，还要养活“舜之徒”也！何谓“善”？何谓“利”？有“利”则为“善”。因此，“善”乃“利”之别名。在此，孟子是以“善”代表“仁义”，也就是以“仁义”为“利”。“善”、“利”有着鲜明的阶级内涵。实际上“舜之徒”不仅“鸡鸣而起，孳孳为善”，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跖之徒”不仅“鸡鸣而起，孳孳为利”，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舜与跖”，一致也，相通也。至于“舜与跖之分”，不是“利与善之间也”，而是与谁之“利与善之间也”！
“求善贾而沽诸”，“待贾者也”的孔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的孟子，就是“孳孳为善者”，也是“孳孳为利者”！
孔孟惟“义仁”，实乃惟“利”；惟“义”，乃惟“利”，所以“孳孳为善”，实乃“孳孳为利”也。
“仁义”既不是孔孟的发明创造，也不是孔孟的专利，说是者，那是贪天之功。
孔孟与柳下跖之分不是“利”与“仁义”之间也，而是与谁之“‘利’与‘仁义’之间也”。
孔孟为自己和奴隶主的统治，柳下跖为自己和奴隶的解放。
孔孟惟“义”，就是惟“利”，惟统治者的巨“利”，惟被统治者的巨“害”！
（请进入《研读四书 评说孔孟》，其网址：http://blog.sina.com.cn/juerenqiyiminfuxiao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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