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孔孟的“仁义”是“使民”、“夺民”、“杀民”、“食民”的“善术”
探索者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论语·子路·13·12》）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也！”（《论语·子路·13·11》）
“王者”与“霸者”相对，“王者”是指以“仁义”，尧舜文武之道平治天下者。“霸者”是以武力平治天下者。《中庸·18》：“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孟子·梁惠王下·2·3》：“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苟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之天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其实，文武就是以“武力”而不是以“仁义”推翻了商纣取得天下的，所以孔孟的“王”、“霸”相通，其“王道”是一堆胡说。世，古代以三十年为一世。孔子说若“王者”统治国家得“三十年”才能实现“仁政”；而“善人”统治国家，得需要“一百年”才“可以胜残去杀”。这就等于说：“王者”统治国家首先得对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屠杀三十年，然后才能谈得上“仁政”；“善人”统治国家对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至少得屠杀一百年才能谈得上“去杀”。这充分暴露了孔子这个“巧伪人”的狰狞面目。老子曰：“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老子·第十九章》）庄子曰：“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窃之。何以知其然也？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故逐于大盗，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庄子·胠（qū）箧（qiè）》）“圣人”是“反动”统治者的帮凶，“仁义”是为反动统治者谋取暴利的武器。
一、 孔孟“仁义”的虚伪性和荒谬性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服礼为仁。……”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12·1》）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12·22》）
根据孔子的定义：“克己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爱”奴隶主贵族就是“仁”；其人就是“仁”者。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也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以吊乎？”“出疆必载质，何也？”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孟子·滕文公下·6·3》）
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孟子·离娄上·7·2》）
孟子曰：“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不能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孟子·尽心上·13·46》）
“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根据孟子对“智者”、“仁者”的定义，不仅使我们知道了何谓“智者”、“仁者”，而且亦使我们看清了孟子所谓的“知者”、“仁者”的尧舜究竟是些什么人物以及“知”、“仁”是些什么东西。尧舜的“大知”就在于其“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知”“近”者也；尧舜的“大仁”就在于“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可知“仁者”并“不遍爱人”、“泛爱众”（《论语·学而·1·6》）（并非“兼爱”、“博爱”），而“急亲贤也”，否则那就“是之谓不知务”！只有在其“近”者、“亲”者都“知”好了，“爱”够了，有闲暇、余力之时，才能顾及到对其“远”者、“疏”者的“知”和“爱”；然而，对其“近”者、“亲”者的“知”和“爱”永远是无足无够的，那么对远者、疏者的“知”、“爱”也就是一句空话了。孟子的“知者无不知也”，“仁者无不爱也”，贬值成“急亲贤”而已，也就是说孟子的“知”者、“仁者”，就是“急亲贤”者而已。那么什么是大舜的“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孟子在《孟子》中给了我们许多典型事例，因为文章篇幅所限，在此仅举两例以飨读者：《孟子·尽心上·13·35》：“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孟子·万章上·9·3》：“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gǔn）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谓也。’”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孟子·梁惠王上·1·4》）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孟子·尽心上·13·12》）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13·14》）
尽管“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然而“杀人以梃与刃”，“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无以异也”，那么，孟子教统治者以“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与统治者“夺民以梃与刃”，“无以异也”；孟子教统治者“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杀民”，与统治者“使民以梃与刃”，“杀人以梃与刃”，“无以异也”！“兽相食，且人恶之”，然孔孟对于“君子”的“食于人”、“杀民”却并不“恶之”，非但不“恶之”，而且是心安理得，而“好之”，赞之曰“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上·5·3》），“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5·4》），“民”“虽死不怨杀者”。“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说孔子认为是先有用俑殉葬，然后才招引得用活人殉葬，所以诅咒“始作俑者”。对此，孟子是在装糊涂！故意美化孔子和为奴隶主阶级“隐”其罪恶！要知道孔子的职业就是“相礼”，为奴隶主贵族办理丧事，并自称对古代的礼仪非常熟悉。《论语·八佾·3·9》：“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墨子·节葬下》曰：“若送从，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在春秋时代也还有杀殉之事。秦武公卒，“从死者六十六人”；秦穆公卒，“从死者百七十七人”（《史记·秦本纪》）“三年春二月辛卯，邾（zhū）子……卒，先葬以车五乘，殉五人”（《左传·定公三年》）等等。春秋中叶以来，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人物对此在不同程度上提出反对。诸如：“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zhēn）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左传·文公六年》）这些事实难道孔子不知道吗？！是知道的。如果说孔子真正是极力反对用活人殉葬，为何他不诅咒用活人殉葬的天子、诸侯、达官、贵人让其断子绝孙呢？而要诅咒为替代活人殉葬而发明做俑者呢？诅咒那些以活人殉葬的天子、诸侯、达官、贵人，让其断子绝孙，才是断绝用活人殉葬残酷现实的一种真感实情的宣泄。如果要说孔子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那么其真正的原因，实际上是“始作俑者”破坏了周“礼”。要知道“杀殉”，以活人殉葬是周礼的一个重要内容，否则墨子为何说“若送从，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当时所用“杀殉”者的数目，是决定于所殉葬者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和财富的多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是孔子“克己复礼为仁”在丧葬这个特定问题上的感情宣泄！孔子所以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绝非是因为出于什么“爱人”，“爱”那些被杀殉者，出于对他们的怜悯！而是对破坏“周礼”的“始作俑者”的愤怒！愤恨！让“始作俑者”，断子绝孙！《孟子·梁惠王上·1·7》：“[孟子]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仁”乃“术”也！“仁”是奴隶主贵族统治者“使民”、“夺民”、“杀民”、“食民”之善术也！孔孟的“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杀民”与“君子远庖厨也”同意，异曲同工。
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师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孟子·告子下·12·4》）
“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悦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既然如此，这正是孟子行“仁义”的用武之地、之机，孟子为何不去秦楚，说服二王罢兵而行“仁义”呢？“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8·13》），一张牛皮匠、投机商的卖膏药者的嘴脸昭然若揭。此处“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与“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1·1》）同意。孟子说当时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7·14》），“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11·18》）的时代，“争地”为何？为“利”也！“争城”为何？“争利”也！既然“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那么孟子教宋牼不应以“不利”说秦楚罢兵，而应以“仁义”说其罢兵，犹明知不能而教人为之，乃愚弄人也。在《四书》中，我们看到了：孟子在“仁义”的名义下，有向君王鼓吹“直好世俗之乐耳”（《孟子·梁惠王下·2·1》）、“好勇（战）”（《孟子·梁惠王下·2·3》）、“好货”、“好色”（《孟子·梁惠王下·2·5》）、好“辟土地（侵略）”（《孟子·梁惠王上·1·7》、《孟子·梁惠王下·2·10》）者，有反对以“不利”向君王反对战争鼓吹和平者，但却没在“仁义”的名义下，向君王鼓吹和平者。孔孟“仁义”之虚伪和荒谬，由此可见一斑。孟子教君王把“仁义”作为“好乐”、“好色”、“好货”、“好战”、“辟土地”的旗帜——遮羞布！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13·10》）
[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公孙丑下·4·13》）
两位“儒术”“圣人”简直是自我吹破了天。然而，“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孟子给滕文公出的救国之策，在还无战事，只是“事齐乎？事楚乎”之时，是要滕文公“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学个乌龟（《孟子·梁惠王下·2·13》）；在“齐人将筑薛”，怕齐来攻之时，是要滕文公学个兔子，“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可为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孟子·梁惠王下·2·14》）若成功，也是“天命”非“仁义”也。结果，滕不待后世，很快就被灭亡。孟子的偶像“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大军事家”孔子，那就更绝了。其人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8·13》）。《论语·卫灵公·15·1》：“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问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然而，被孟子咒骂为“禽兽”、“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率兽而食人”（《孟子·滕文公下·6·9》）的墨子，当听到公输般帮助楚国制造了云梯，要进攻宋国的消息时，却急忙从鲁国出发日夜兼程十天十夜，克服了种种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赶到楚国的京城郢，以自己博学的文攻武略说服了公输般和楚王，终于劝阻了一场楚国对宋国的侵略战争。《吕氏春秋·爱类》：“公输般为（高）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闻大王将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义犹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义，则曷为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输般，天下之巧工也，已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请令公输般试攻之，臣请试守之。’于是公输般设攻宋之械，墨子设守宋之备。公输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辍不攻宋。”无论在人格上，或学问上，墨子都要比孔孟之流高得多。如果说墨子是翱翔于蓝天的雄鹰，那么孔孟之流只是啄食于粪堆上的两只鸡子。孔孟与墨子不可比拟，是两类人。前者，乃人中鬼蜮；后者，乃人中俊杰。（待续）
（请进入《研读四书 评说孔孟》，其网址：http://blog.sina.com.cn/juerenqiyiminfuxiaoti）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