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句话出自《论语》子路篇。原文是：“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孔子生活的时代，诸侯的封地叫国，大夫的封地叫家，“有国有家者”就是泛指当权者或者说执政者。
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孔丘也听说，所有执政者（在治理国家时），不担心（社会）财富少，而担心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衡，不担心贫穷而担心不安全、不安定；因为（财富分配）均衡而就没有特别贫困的，社会和谐而就没有孤寡无助的，（这样一来）国家就安定而无政权倾覆的危险。
许多人在“和无寡”这句话上，解释欠妥，他们解释为：“社会和谐了就不会担心由于人口少而显得力量薄弱”。他们的思维逻辑是：“国家小、人口少，政权就容易倾覆”。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所以，有人认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古本有误，应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因为“贫”与“均’是指财富，“寡”与“安”是指人口，下文所说“均无贫”与“和无寡”可以为证。
我完全不赞同他们这样自作聪明的篡改与解释。
新中国治理，前后30年的指导思想和社会实践，证明，前30年是符合上述传统文化思想的，而后30年，则与上述传统文化思想背道而行。所以，前30年，尽管受生产力水平限制，社会财富、特别是衣食住行方面欠缺，仍然“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而后30年呢？生产力水平大提高，社会财富、特别是衣食住行方面非常富裕，却两极分化，社会极端不和谐，人人自危，甚至连中小学生、幼儿园孩子都随时随地可能遭杀身之祸。
“文革十年”，周恩来总理紧跟毛主席，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主持“一线”工作，广大干部兢兢业业、廉洁自律，经济发展是很快、很均衡的；增加粮食产量的关键性措施，在几年之内就会进一步大见成效，粮食产量就会大幅度提高；在这个基础上，由邓小平同志1975年具体组织制定的、1977年准备实施的经济建设规划——后来被批判为华国锋的“洋跃进”——是可以而且应该实施的。然后，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地全面发展，不急功近利地“停军转民”（插一句，我们工厂被要求“停军”，国务院二机部主管部长大哭），不重新树立被批臭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错误思想，坚持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确保效率，副作用小，这样，“西格玛”效益才真正高，综合情况会比后来实际的、改变了路线的30年情况好；全体人民的幸福感（包括安全感）、面对世界的自豪感（起码是不被外国人欺负），会比现在要强；绝对不会产生现在这么多的腐败、堕落、犯罪（甚至滥杀无辜）、自杀、卖儿卖女，以及对付和防范这些丑恶而付出的巨大“成本”（包括人人自危）。
如果那样，领导人的“政绩”可能是“平平”的，有些官员在毛主席那里受到的“委屈”，可能得不到“拨乱反正”；但是，长远看，对比看，那是名副其实地站在毛主席的肩膀上“往高处走”，那才真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自然地，“争论”就会少。
但愿认真总结新中国61年经验教训，让我们的国家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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