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文革暴行”？（第2稿）

       一、问题的提出

我在“炎黄春秋网”浏览，深感共产党“自废武功”、全盘否定“文革”，已经造成非常严重后果，所以，心血来潮，以“不得不说”，跟了一个帖：

看见有人说：【文革的十年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最黑暗的十年，谁都可以杀人。我的父辈告诉我，那时候想害死一个人比踩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你只要他说几句坏话，转天他就能被批斗打死。拿着无知当个性，拿着耻辱当荣誉，太可怕了。】——我是文革过来人，看见这样的说法，惊讶，文革确实是被人妖魔化了。说这样话的人，才真正是【拿着无知当个性，拿着耻辱当荣誉，太可怕了】。

 后来，看见相应的骂帖，“评《不得不说》”：

楼下《不得不说》帖子说文革被妖魔化了。在毛愤和当年当过造反派的人看来文革是被妖魔化了，因为在他们看来文革是他们最开心的十年，毛泽东赋予了他们整人斗人的权力和政治支持，他们从整人中得到了快感。今天他们的“伟大领袖”已经作古，文革也被定性为“十年动乱”，但他们是不甘心的。他们对文革中的一切丑行和血腥事件都一概否认，如同日本人否认南京大屠杀一样，这说明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作恶者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毛愤们怀念和美化文革一事来看，巴金老人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建议在天安门前和全国各地建立“文革遇难者纪念碑”，将遇难者的名字铭刻在碑上。以此永远教育后人，同时也能使毛愤们想抹杀文革暴行的企图不能得逞。

二、基于上述骂帖，我要说一说：怎样看待“文革暴行”？

1.“文革期间”与“文革”是两个概念。任何历史时期，都有主流和支流，都有美好与丑恶，都有文明和“暴行”，都有光明与黑暗。所以，不能把“文革期间”发生的“暴行”粗暴地称之为“文革暴行”。道理很简单，如同不能把“改革开放期间”发生的“暴行”都称之为“改革开放暴行”一样。

2.“文革期间”发生的“暴行”，尽管是支流，仍然需要搞清楚，这些“暴行”到底是什么人造成的？不能“宜粗不宜细”地统称为“文革暴行”。事实上，“暴行”主要是“反文革派”造成的，尽管，他们也是打着拥护文革的旗号进行的。

3. 要搞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暴行”？

4. 有人说，无论是谁的责任，无论为什么发生，毛泽东主席不搞“文革”，不就不会发生这些“暴行”了吗？

如果这样的逻辑正确，那么，“中国共产党不进行革命，不就不会发生共产党与国民党你死我活的、死人无数的斗争了吗？”——这样的否定共产党革命的逻辑也就是正确的啰？NO，肯定是错误的，除非你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同理，不能以“改革开放期间”发生有“暴行”就否定“改革开放”。

“文革期间”发生的“暴行”，其实恰恰证明，“文革”发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反思这些“暴行”的来龙去脉，才能避免这些“暴行”的重演！

三、“文革期间”发生的【丑行和血腥事件】主要有哪些？责任在谁？为什么会发生？纠正没有？谁纠正的？

篇幅有限，仅仅举几个例子来说：

1.“毁坏文物”是怎么回事？

说我知道的一个实例。我的家乡四川新津县，有处文物叫“纯阳观”，网上有多种说法，比如：A“文革中被红卫兵毁坏”；B“文革中，被成都来的红卫兵毁坏；C“文革中毁坏”。历史真相是怎样的喃？据当年“破四旧”参与人说，事实是，1966年七八月份的一天，当时的县委书记X某某（兼县武装部政委），听人说，成都的红卫兵要来新津破四旧，“与其他们来破，还不如我们自己破”，于是，书记他亲自到新津中学，给（官办）红卫兵作了动员，然后，带着红卫兵，去了纯阳观“破四旧”。读者想想，责任在谁？也许你会说，责任在文革的中央领导。那么，请你读读有关资料，了解一下，当时是谁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指导文革。

    2.“二月镇反”与“武斗”是怎么回事？

文革初期，工作组进入学校领导文革，其实是把矛头对着广大学生和教师，不但整死了一些人，还准备进一步抓右派分子，规模超过1957年。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纠正了这个错误，还号召批判“反动路线”。批判“反动路线”的人，叫“造反派”。“官办”的红卫兵，被叫作“保皇派”，后来被改称“保守派”。

有人宣传“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以便转移文革方向（请注意，正是这些“好汉”们发明了“红色恐怖”）；于是，中央予以批判和引导。造反派为了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动路线的反”，就抓住“血统论”作文章，比如，后来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遇罗克”，就在北京市《中学文革报》上发表了《出身论》。这样一来，以前受到过不公正待遇的人，因为各种各样原因有怨气的人，包括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都起来参与“造反”，或者站在造反派一边。

     1966年10月1日，《红旗》杂志13期出版之后，造反派扬眉吐气，保守派或者反戈一击，或者改头换面，也号称造反派，甚至，比造反派还造反派。到1967年“一月夺权”的时候，真正的造反派队伍，往往是“鱼龙混杂”，或者说，支持造反派的人“鱼龙混杂”。而保守派呢，无论是还存在的，还是已经土崩瓦解的，往往是“阶级成分比较纯的”，特别是，“一贯听领导话的”。

  这个时候，毛主席、党中央号召解放军“支左”。

    解放军的领导，由于看法不同，对谁是“左”，各地看法不统一。但是，许多人，凭借他们的“阶级觉悟”，他们看见了：【支持造反派的人“鱼龙混杂”。而保守派呢，无论是还存在的，还是已经土崩瓦解的，往往是“阶级成分比较纯的”。】

还有些其他深层次原因，军队就依靠或者扶持保守派，开始了“二月镇反”。

我家乡新津县，人口大约18万，“二月镇反”抓“反革命”2700多人，新津中学55位教师，抓了25名，有人被打得留下终生残疾。

“二月镇反”绝不仅仅是四川，全国许多地方都差不多。

“二月镇反”的错误，为后来的两派组织“用武器斗”，埋下了“伏笔”。大规模武斗，其实是，毛主席为了共产党“不当李自成”、不被人民抛弃而进行的“自我革命”遇到了武装反抗。

对于造反派，真正扬眉吐气的时间，或者说得意的时间，基本上，仅仅是1966年10月到1967年1月，4个月时间。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造反派的“磨难时间”。

特别是，某些地方发生的“大屠杀”，其实就是杀害造反派，只不过，名义是杀地富反坏右。比如，网上流行的这篇帖子：

  【文革中广西滥杀无辜，不仅数字惊人，而且手段及其野蛮残忍。仅据钦州地区数例为证。

 最惨无人道者，首推剖腹食肝了。据《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记载，仅钦州地区的灵山县坛墟、新墟两公社就有二十二例，合浦县石康公社有十八例，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有十九例，钦州县小董茶场有三例。

 1968年9月 7日至 17日，上思县革委会召开 "农业学大寨 "四级干部会，会上贯彻 " 七·三" 布告，以三代会（农代会、工代会、红代会）名义在上思中学召开 "群众专政 "大会，公开杀害十二人，并将部分死者割腹取肝，拿到县革委饭堂煮食。食人肝者竟然也有县、社领导干部。

 　该县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召腾下到和星大队布置杀人，当晚杀了邓雁雄一人，并开腹取肝与凶手一起煮食。他还勉励大家都要吃，说吃了人肝胆子就大。次日，王召腾又布置杀害四人，剖腹取肝，传令每两三个生产队分一人肝吃，以致 "共同专政 "。

 文革后期，广西群众曾强烈要求“吃过人的人不能再当干部！”而韦国清、刘重桂等人则回答说：“为什么不能继续当干部？──对吃过人的人也要作具体分析嘛！”──参与吃人的党员、干部数量之多，从中亦可见一斑。

 辱尸毁尸，被害者死得悲惨，死后更惨，凶手的手段血腥残忍甚至变态。上思县思阳公社女青年陆玉江，灵山县广江小学青年女教师黄少萍，合浦县石康镇妇女陈国莲，被打杀后，凶手又用棍棒插入阴道，裸体陈尸路旁。

 　钦州县城 "联指 "围剿 "四·二二 "造反派， "四·二二" 广播员陆洁珍被抓获刺死后，凶手把她裤子扯掉，灭绝人性地把大号电光鞭炮塞入阴道，点燃爆炸，惨状难以言叙。

 　浦北县北通公社博学大队刘继秀、刘家锦等凶手把刘政坚捆绑起来，连他十四岁的女儿一起押到山上，将刘政坚打死后，刘维修等九名暴徒对刘女进行强轮奸，最后将该女打死，并剖腹取肝，割去乳房及阴部。

　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四批杀了 24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饮酒。策划者和凶手还对剩下的寡妇、女儿勒令改嫁，并征收改嫁费（证明费）。

　东兴县那勒公社那柏大队枪杀张月业时，张中弹未死，公社“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 主任陈德基，使用雷管插入张的鼻孔内引爆，炸得血肉横飞。

 在中G的煽动、策划、组织、指挥下，钦州地区文革被迫害者达 22100余人，致死 10420人。

 不仅如此，当局还对杀人凶手进行种种嘉奖，致使不少人以杀人邀功。如钦州城郊复员军人梁卫东，为立“新功”，为安排工作，便杀三人，得意洋洋地前往县武装部请功。又如合浦县一大队文革组长，怕人说自己立场不坚定，策划杀人时把自己的亲外甥也列入名单杀掉了。“杀人者有功”这绝非一句空言，全钦州地区杀人后入党的就有 1153人，杀人后提干的有 458人，杀人后被招工的有 637人（不含北海市）。杀人凶手们还有不少被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去。

 1968年1 月26 日钦州县发生大规模武斗，县"联指"调民兵1000 多人进城武斗，双方共打死8 人，"4·22 "被俘300 多人，其中有87 人被杀，县委书记王剑东，总工会主席马怀忠举白旗当了俘虏，也被打死在食品公司门市部，副县长周中权被打死在总工会西侧，前钦州县副书记，农业局长等被押出打死。

 随着一些地方杀俘虏，杀"坏人"，各地贫革或公社武装部，大队民兵营配合派性杀人，掀起对“4·22 ”专政的高潮，这股风至8 、9 月份。据统计钦州地区七个县，市失踪10359 人，灵山县打死，逼死，失踪3200 多人，上思县杀害了1701 人，占全县人口1.38 ％。全地区杀人后又抄家的8100 多户，没收财产金额1.43 万多元。（11 ）

　武宣县、灵山、贵县和武鸣华侨农场有一百多干部群众被凶手挖肝割肉去吃个精光，贵县一个凶手还深藏两个人肝，到1983 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时候才被迫交出来。（12 ）】

  另外还有人在网上写文章揭露事情真相，揭露强加给造反派的莫须有罪名，却把原因归咎于毛主席、周总理，说毛主、周总理背叛了造反派，抛弃了造反派。看来，几句话，真还说不清楚。

3.“清理阶级队伍”与“清查五一六”扩大化

“清理阶级队伍”与“清查五一六”扩大化，更是针对造反派去的。已经有了“地、富、反、坏、右”标签的，是“死老虎”，用不着“清理”了。为什么要“清理阶级队伍”？无非是认为，革命队伍中“鱼龙混杂”了。对于那些年纪轻轻的，不可能有历史问题的呢？则通过“清查五一六”来收拾。据说，这两个“扩大化”中，冤死的、受到伤害的人最多。其中一些人，后来在否定文革、反毛的控诉中，也声泪俱下。殊不知，纠正“扩大化”的，还是毛主席。我在想，毛主席在反省“扩大化”错误时，他没有想过为什么会那样吗？肯定想过，要不然，不会有后来那些“反复辟”之类的运动。

最“典型”，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遇罗克现象”。造反派遇罗克，因为去外地串联收下了人家给的手榴弹，回到北京，想拿去埋藏，被人“发现”，竟然以“杀害毛主席”的罪名，予以“正法”。如果遇罗克是保守派的，绝不会有这样的下场。许多年后，遇罗克被渲染成为“反文革”的英雄，“因言获罪”致死的英雄，甚至几乎是神仙了！很奇妙，研究文革历史的学者，这个“领域”，大有可为的！不信？随手拈来，请看：

凤凰网刊登文章披露如何迫害造反派。

 凤凰网有篇文章，标题是《66年江苏歌舞团长：团里不务正业 专门陪领导跳舞》。表面看，该文章意图是攻击毛主席、攻击文革、攻击共产党的，但是，仔细一分析，则是变相揭露反文革派如何迫害造反派的。

文章开头实话实说：

【本文摘自：《文史精华》2005年第07期，：丁群，原题：《女演员李香芝和她的冤案》

在“文化大革命”中期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许多无辜的人蒙冤受难，一些人因刑讯逼供致死致残。更加骇人听闻的是竟有忠诚的共产党员，被胡乱加上罪名，被处以极刑。

女演员李香芝，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后面有这段文字，合乎历史，应该是真实的：

【李香芝在经过一阵迷茫之后，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了，并被推选为省歌舞团造反组织“红色造反队”的勤务组成员。

要造反，就要写大字报揭发修正主义路线在省歌舞团的表现。李香芝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可以揭发，只是觉得歌舞团挑选演员为首长陪舞，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与一些人商量，联合写出了一份大字报，内容是：

“我们江苏歌舞团长期以来不务正业，大搞交际舞。为跳交际舞，光做衣服就花了人民币6万元，买西洋乐器花了10万元。还在江苏饭店举办训练班，每人都要经过考试才能毕业。舞会上的音乐也是靡靡之音，一跳就是大半夜，第二天的练功也搞不成，业务提不高，简直把我们歌舞团的女同志当成了舞女。”】

下面这段，不契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可能是编造：

【她还写了一份意见书准备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长带头不要找演员去陪舞；后来考虑到这样弄不好会被打成“右派”，1957年自己不就是因为说话走火，被划为“中右”的吗？经过思考，她就把这份已经写成的意见书在家里烧掉了。】其中，“要求中央首长带头不要找演员去陪舞”，事实上，那个时候，中央首长已经不敢找演员去陪舞了，哪里还需要李香芝提出“要求”？

所以，可以判断，下面这句可能半真半假：

【她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份公开的大字报和没有公开的意见书，竟遭致了日后的杀身之祸】

怎么迫害？请读者自己去看。看那些事实上的反文革派，是怎样打着拥护文革的旗号，迫害整死造反派的。

真的要感谢凤凰网。只是，你读他们的文章要懂得逆向思维、去伪存真。

您还搜出“老田”的文章《专门控诉文革期间的“法西斯迫害”》，内容很详细，建议读者搜索出来看看。

4.清查“三种人”更是部分人的灭顶之灾

事实上，否定文革后的清查“三种人”，也是“文革”的组成部分，“结束”其实是“进行”。多少人受到冤枉和伤害甚至死亡？多少人违背良心在说话？典型事例可以搜索“焦裕禄战友——张钦礼”。

5.  对“文革问题”为什么要“宜粗不宜细”？

再看上面那篇跟帖的接续文字：

【1983年中G中央改组了广西区党委，遂在全区开展了"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广西各地成立整党办公室，抽调干部着手清理文革"三种人"，编辑各地《文革大事记》。

 这些干部大都在文革深受其害，对清算文革，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参与完成了大量文革案件的调查，记录和文件编辑工作。

　可"联指"一统天下大获全胜的结局，给广西文革"处遗"带来许多后遗症，许多案件迟迟无法结案，原因是区、市两级中"联指"出身的干部从中作梗。清算文革为遭受迫害的" 4·22 "群众平反，无异于剥夺他们的既得利益。因此他们上窜下跳设置重重障碍，阻扰对广西文革大案，要案的调查取证。当年的凶手虎视眈眈，受害者余悸未消，搜寻屈死冤魂的工作绝非易事。

 　历史将铭记广西各地《文革大事记》的编辑者们，是他们当时顶着沉重的压力甚至威胁，如实记录广西文革中当权者令人发指的罪行，惨绝人寰的灾难，这一批官方文件成为广西大屠杀及人吃人惨剧的铁证。

 　他们都期望，这一次G产党能够通过对文革的反思而有所改变，彻底清算文革，把那些记录下来的令人触目惊心的史实向人民公布，教育当代，警戒子孙，使其起到资政、教育、历史的作用，防止重蹈历史覆辙。

 因为那既是一部血泪史，亦是民族忏悔自新的起点。

 对文革问题“宜粗不宜细”

 中国昨天和今天的一切荒唐的邪恶都可以从哪里找到源头和注脚。但是与他们最初的期望截然相反，党号召"放下包袱，团结一致向前看"，对文革问题"宜粗不宜细"，对当年负有责任的当权派们，很多只受到"党内处分"的处理，如对广西大屠杀负有直接责任的韦国清，文革后官至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离任后含饴弄孙，心安理得颐养天年。这个双手沾满广西十万群众鲜血的刽子手，逃脱了正义的惩罚，逍遥法外，寿终正寝，备极哀荣。而那些记载着血淋淋历史的广西各地"文革大事记"则被盖上了"机密"的戳印，在整党运动使用过后就锁进保险柜里，天日难见了。广西大屠杀及人吃人事件的真相一直被掩盖着。青山依旧在，沉冤犹未雪。】

——为什么 对“文革问题”要“宜粗不宜细”？ ‘宜粗”——就把“暴行”算到“四人帮”甚至毛主席头上，称之为“文革暴行”，清算暴行就是清算文革；而一旦“宜细”呢？就追究到了反抗文革、镇压造反派的那些人头上了。你让那些诽谤文革、诽谤造反派的人情何以堪？

四、不应结束的结束语

只举几个“案例”，点到为止，还不足以回答“怎样看待‘文革期间’的暴行？”特别是，几乎没有“理论分析”；只是，抛砖引玉而已，供读者去思考、研究。我真的希望不再发生任何“暴行”了，不希望再有“革命”发生；但是，必须要保证没有发生“革命”的土壤才行。如果社会不公平，恶性发展，当权派不去解决，你还能指望革命不爆发吗？还能痴心妄想“暴行”不发生吗？

  我又想起了前面说到的，有人要求给文革期间的遇难者立碑，刻上他们的名字。其实，我还真愿意支持这样的意见。设想，碑文可以这样写：

毛泽东不愿“当李自成”，在共产党内部发动了“防修反修”、“斗私批修”的自我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叫“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鼓励“草根”起来“造反”。让公仆们变得“害怕”群众、不敢腐败的“草根造反派”受到“反文革派”仇视。在这场革命中，被“错误路线”转移方向迫害死、吓死的无辜者安息吧！被“反文革派”镇压、报复、迫害死去的人永垂不朽！当了“反文革派”殉葬品的人也安息吧，他们中许多人也是拥护毛泽东、拥护社会主义的草根！毛泽东、周恩来没有能够避免这些人死亡，因为他们只是伟人，不是神仙！希望这样的“悲剧”，子子孙孙不要再重演了！希望今后的领导人，采取更好的措施，让你的官员成为公仆，廉洁奉公，让社会公平，让草根也幸福，让草根中也有人能够通过奋斗成为公仆，不要再产生可能爆发革命的土壤！

——不过，这样的碑文，可能还要等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被认可。现在，是不可能的，“意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