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叶集：关于文革的回顾与思考

　　按语：作为一个文革亲历者和文革文物收藏者，十几年来，我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陆陆续续写了一些关于文革的文字，如《不再沉默》和《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两篇初稿写于1998年，后来曾贴在网上。2006年，为纪念文革40周年，我把这些文字整理成《霜叶集》贴在网上。网友玉岭把它制成电子书并加上了副标题“一位文革亲历者的思考”。2008年，步入老年的我常常感到记忆力衰退，做事力不从心。看看过去写的一些东西，大部分是还是半成品，一种紧迫感油然而生。因而产生了自费出版《霜叶集》的念头。可实施起来，困难还真不少。首先，重读这些文字，发现语句生涩、认识肤浅，甚至还有不少错字、别字，需要花一番功夫进行整理、修改、补充和校对。其次，家务缠身，时间紧缺。我和老伴原本照顾着两位90多岁的高龄老人，后来，已过而立之年想当丁克族的白领儿子屈服于传统观念压力，添了个宝贝女儿。于是，照看宝贝孙女的光荣任务义不容辞地落到我的肩上。其三，自费出书需要一笔不大不小的资金，可是我们是“罗锅上树——前（钱）缺！”老伴因“文革罪”坐牢，出狱后20多年没有工作，没有任何生活待遇。加之在狱中苦读马列，思想“僵化”，和当今社会格格不入，不会做生意赚钱，因而全家靠我一人的微薄工资生活。2007年7月，在众多“文革犯”层层上访不懈努力下，才得到每月440元生活费。尽管现实生活中有诸多困难，然而，贫穷而不潦倒，劳累并快乐着。在我和老伴的努力下，《霜叶集：关于文革的回顾与思考》已经基本定稿。现将《自序》部分贴在网上，敬请网友批评指正。     一丁（[email protected]）2010、1、4

　　《霜叶集：关于文革的回顾与思考》　　

　　自  序　　

　　十余年来，我分别用“霜叶”、“路石”、“草民·匹夫”、“一丁”、“鲁石”等名字，写了一些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字，有的曾贴在网上，有的从未露面。在文革四十多年后的今天，重读这些文字，不禁思绪万千。文革是我们这代人“激情燃烧的岁月”。当年的红卫兵如今已两鬓染霜，额头上的条条皱纹记述了历经的种种坎坷和磨难。然而，没有后悔，没有哀怨，血是热的，心是红的。十多年来，我呕心沥血，锲而不舍地收集文革文物和资料，这些文字就是我在整理资料过程中，触景生情时心灵深处迸发出的火花。火花汇集，便是火种。我想把这些文字整理成集，以便留存。然而，这些只能叫“文字”而不是“文章”的东西，大都是有感而发，语句生涩，认识肤浅，特别是一些资料的重复使用，汇集成册后给人以繁琐、累赘之嫌。比如反映文革结束后河南省“揭批查”运动的一些资料，就先后在两篇文字中出现。删除一篇，有点不舍；去掉一篇中的一些文字，又破坏了该文的完整性。斟酌再三，还是决定保留原样。集子定名为《霜叶集》，是因为我最早的几篇文字署名“霜叶”，取古诗“霜叶红于二月花”之意。　　

　　其实，作为文革的亲历者和冲锋陷阵者，真正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重大意义有较深刻的理解，还是失去领袖后中国的社会现状给予的启示和教育。文革被彻底否定后，造反派被批斗、关押、戴上“三种人”的帽子，在取消“阶级斗争”的幌子下，对他们进行着残酷的阶级专政。特别是在取消“四大”和“不争论”后，他们被剥夺了话语权。那些歪曲、丑化、谩骂文革的声音充斥在宣传舆论阵地的各个角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1996年文革30周年之际，从北京来了个学者叫徐友渔，想采访河南省文革学生“领袖”党言川，因故未见到，就被引见到我的家里。当时，我没有读过他的任何文章，对他一无所知。只是觉得有人能找我谈文革，就是天大的好事。我亲手做了红烧肉招待他。徐友渔给我的最初印象是温文尔雅、侃侃而谈。后来，我写了一篇《军营生活的回忆》登在他主编的《1966我们那代人的回忆》一书中。当时由于对文革这个话题心有余悸，只好写离开学校后到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时发生的事情。这本书出版发行后，我和老伴到北京办事，顺便拿到作为稿费的几十本书，并参加了徐友渔在清华大学召开的部分和文革研究者座谈会。记得有唐少杰（清华大学副教授，著有《一叶知秋——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印红标（北京大学副教授，著有《红卫兵运动中的两大潮流》）、碧峡（徐海亮，著有《东湖风云录》）等。后来，老友徐海亮给我买了香港中文大学1996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刘青峰主编）一书，读到徐友渔等人的文章后，才知道我和他们对文化革命的认识存在着根本分歧。尽管政治观点不同，但他们平易近人的态度和对我收集资料的鼓励、肯定，还是令我称道的。如清华大学唐少杰教授，虽然见面不多，但每次给我的印象都是谦逊有加、不摆架子。 2004年冬，听说他写的《一叶知秋》在香港出版了，我就打电话索要，他回答“以后再说”。没过几天，我竟收到他邮寄来的亲笔签名盖章的《一叶知秋》一书，当我打电话表示谢意时，他反而向我表示歉意说：那天接电话时正在睡觉，由于几年没有联系，竟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想到是您，就赶快寄去。当然，在原则问题上我还是不让步的。比如，有位旅美学者，曾想向我要河南《二七公社报》的复印件，我回绝了。“河南二七公社”是文革中全国有名的造反派组织之一，我的确收藏有从创刊到终刊全套的《二七公社报》，不愿意给的原因是，我对文革发生在中国，而大量的文革资料流失到国外这一现象始终耿耿于怀。　　

　　1998年，我以霜叶为笔名写出《不再沉默》和《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两篇初稿。当时的心境是：说是不再沉默，却不敢越雷池半步；说是抛砖引玉，却不敢轻易给别人看；说是一吐为快，却仍吞吞吐吐、犹抱琵琶。后来这两篇文章被朋友贴在网上，其中一篇署名改为“一丁”。我希望能得到志同道合者的鼓励和帮助，也希望和不同看法的人探讨。　　

　　2000年，在同志们的鼓励下，我整理出十余万字的《八年日记》。这是丈夫和我八年监狱内外生活的真实记录。它不仅记述了我艰难岁月的心路历程，同时也是“揭批查”这段历史的见证。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公开露面。我暂把《自序》和《后记》部分收集在《霜叶集》里。　　

　　1998年5月，我参加了《中流》杂志河南发行站的发行工作。《中流》杂志是林默涵、魏巍主编的中宣部正式批准发行的刊物。它是1989 年苏联解体后，中央一些老同志（如王震、邓力群等）在对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反思中，倡导兴办起来的。当时的说法是“给老同志留一个说话的地方”。《中流》杂志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办刊方针，很快受到许多老同志的拥戴。然而，《中流》杂志没有像其它刊物那样进行广告宣传和疏通发行渠道，发行量很小。后来，在老同志的建议下，河南省率先成立了《中流》杂志发行站。接着，全国一些省市也相继成立。1999年12月，我有幸参加了《中流》杂志十周年座谈会，聆听了邓力群、马宾、郑天翔、吴冷西、魏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讲话。他们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关心和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现实的思考、分析、担忧、疾呼，令我由衷地感动和敬佩。这次座谈会的意外收获是认识并访问了寒春阳早夫妇。作为外国人，他们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理解，深深地打动了我。从《中流》杂志的文章和老同志言谈话语中总是会流露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甚理解。令人欣喜的是，这些在文革中受过冲击的老同志已经开始抛弃个人恩怨，对“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进行理性思考，并主动听取不同意见。2001年3月，河南几位同志根据北京一位老同志的建议，敞开心扉地分别谈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霜叶集》中《关于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看法》一文，就是综合几位老同志的意见写出的。　　

　　2001年春，《毛泽东论坛》网站设立“三年自然灾害馆”，征集有关我国59年—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事件真相，这使我想到河南省在1960年前后发生的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和老伴到北京找到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的妻子李瑞英同志，她给我们详细谈了亲身经历的“信阳事件”，并把张树藩的遗作《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给了我们，我以“路石”为名写了《按语》，并查阅资料摘出毛泽东对当时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批评，一并贴在《毛泽东论坛》网站上。后来，张树藩同志的这篇文章和我写的按语被西安社科院的张宏志研究员作为附录登在他所著的《还清白于毛泽东》一书中。也许张宏志同志至今还不知道“路石”是谁，但是，能为还毛泽东清白做点事，令我十分欣慰。　　

　　学会应用电脑，使我的文革资料整理工作更上一层楼。早在1993年夏，我和老伴就给上高二的儿子买了一台286联想电脑。当时，家庭买电脑的比较少，我们何以如此超前呢？这得从儿子小时候说起。儿子从两岁起，就经历了父亲坐牢、被母亲背着、扯着探监八年的艰辛日子。有一次，在探监回来路上，儿子用迷茫的眼神问我：“爸爸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说：“你爸爸是好人。”“那为什么解放军（应是武警）管着他？”我无言以对。儿子怎么会理解呢？然而，幼小心灵遭到的创伤，使他逐渐变得性格内向，不愿和别人交流。那时候没钱买玩具，假期里儿子跟我到朋友家串门，就把人家的旧玩具拿回家摆弄、拼凑，养成了爱动脑筋的习惯。为了培养儿子的兴趣爱好，弥补对儿子的愧疚，所以我家较早拥有了电脑。1995年，儿子考上了大学后，自己组装了一台586电脑——我家的第二代电脑，这台电脑在儿子大学毕业后归我所用。于是，1999年，我正式开始学习电脑。由于我小时候学的汉语拼音不是用英文字母，高中到大学又都是学俄语，所以，只能像幼儿园小孩一样，从英文字母和汉语拼音学起。我在电脑上打出的第一行字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一定要学会电脑”。神奇的电脑常常使我感慨不已，在我的宣传鼓动下，几个好友也相继买了电脑。　　

　　天有不测风云。网络带给我快乐，也给我带来了麻烦。2001年，江总发表了著名的“七一讲话”。《讲话》中提出要“私营企业主入党”问题，引起一些老同志的强烈反对。大概在8月12日前后，我在当时的《毛泽东论坛》上看到了邓力群、马宾、魏巍等十六位老同志给江总的“上书”信，既激动又惊讶。这些老同志，大部分在文化革命中都受到过冲击，有的还坐过牢。文革被否定后，大部分拥护邓小平的主张。现在他们站在党性的立场上，敢于直抒己见，确实令人肃然起敬。大家都知道，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如果资本家能入党（当然不排除经过思想改造后实践证明已经达到共产党员条件的资本家），那不成了“全民党”了吗?当时，我刚刚学会在网上转发文章，没料到鼠标就这么轻轻的一点，竟然让我这个初涉网络者吃尽了苦头：8月14日傍晚，公安人员突然闯进我家，搬走电脑主机、显示器、键盘，还有打字机、扫描仪等，并对我进行了传讯。虽然此事后来不了了之，然而，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从此，我再也没有直接在网上发文章和跟贴，全身心投入文革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网络使我的眼界骤然开阔起来。2000年，一些左派网站十分活跃。如：“毛泽东论坛”、“中国与世界”、“上海红旗”等。这些网站上有许多讨论毛泽东和文革的文章令我激动和振奋。当然，也有一些令人气愤的文章。2000年10月，我在网上读到于光远老先生的一篇文章《读了余秋雨两篇自白之后》，文中关于中央清理“三种人”工作开展得不彻底、致使不少“三种人”漏了网的论调，令我不能苟同。于是，我和老伴以草民、匹夫为网名，斗胆写了一篇《读了于光远一篇文章以后》贴在天涯网站上。众所周知，于光远是很有名气的大人物，草民所以敢和他理论，正是由于网络这块神奇而广阔的阵地。这篇文章也收录《霜叶集》中。　　

　　2003年10月，我根据资料，整理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活动简记（1965.11—1969.10）》一文，曾被朋友贴在网上。这次收录到《霜叶集》中，试图为读者开启一扇了解毛泽东文革活动的视窗，为文革研究者提供一份较系统的资料。　　

　　2004年春，我和打工诗人梁彦选合编了一本《打工诗选》。小梁找来打工诗作，我负责选编并输入电脑，还自不量力地写了序——《让更多的人了解打工诗作》。自费印刷500本，赠送给朋友们。很快，军旅作家魏巍给我来了信，信中说：“你寄来的《打工诗选》已收到。也看了一部分，感到你的工作很有意义。这些诗集中表现了当前千百万打工仔真实生活和真情实感，使人心痛、心酸、泪下。……”后来，在魏老的推荐下，《诗刊》推出了“《打工诗选》作品选辑”，发表了21首打工诗作。　　

　　《往事漫忆》是我对亲身经历的几件事情的回忆。有《文革中我是怎样当上造反派的？》、《我所经历的一次武斗》、《纪登奎被“抢”记》等。其中《父亲写春联的故事》是1984年春节前夕，为纪念去世的父亲而作的。我的父亲于1982年10月7日去世。当时正是丈夫因“文革罪”含冤坐牢，我只身带着三个孩子又工作又奔波的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在父亲得了脑血栓住院期间，家里一直瞒着我，直到父亲停止了呼吸，才电话通知了我。当回到老家，看到僵直在床上再也不能和我说话的父亲时，我的心碎了！作为唯一的女儿，我没有在父亲病床前侍奉过一天。当听说父亲临终前还在喊着囹圄中女婿的名字时，我禁不住痛哭失声。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为了工作，为了孩子，为了狱中的丈夫，我没有尽到做女儿的孝心，父亲会理解的。这篇文章是我对父亲的永久纪念。　　

　　2004年8月，我和老伴开始收集“活资料”，即对文革当事人进行录像采访。例如，对聂元梓的采访，着重谈“全国第一张大字报”贴出的前后经过；采访曾被毛泽东称为“学生领袖”的原西安交大学生李世英，谈了“六·六”事件的经过以及自杀（未遂）时的思想状态；采访西安地区工人领袖张培信，对文革中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另外，还请山东、河南等十几位同志谈了个人的文革经历。这一工作，可以说是在“抢救”资料。因为这些人大都年逾花甲，有的体弱多病，有的接受采访后不久就离开人世。比如，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关金生同志，因“文革罪”含冤坐牢十年，身体受损严重，2004年底已是肝癌晚期，为了接受录像采访，他注射超量的“杜冷丁”来抑制肝部的疼痛，虽然不久他就去世，而宝贵的音像资料却留给了历史。　　

　　2005年底，由于奔波劳累，我得了一场大病，致使录像采访工作暂时搁浅。在家休息的两年中，我根据收藏的“文物”资料，写出了《历史的见证——文革文物展示》初稿。企图通过“文物”展示、图片说明、讲述故事，使后人对文革得到比较直观、系统的印象，感受红色魅力，同时也是对妖魔化文革者的回应。2006年7月，我带着拙作到北京请著名作家魏巍指教。86岁的魏老读后给我写了简短、深刻、凝重的文字——写给《历史的见证》：“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今已经40年了。随着历史风云的变化，这场大革命越发显出重大深远的意义和耀眼的光芒。尽管对它的评价依然存在着种种争议，甚至巨大争议，而且还会持续下去，但那种盲目的否定和轻率的否定，显然越来越难以立足了。我以为，只有从人民长远的利益出发，广泛收集历史资料，严肃地研究它，加深的理解它，找出什么是成功的地方，什么是不成功的地方，并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利于未来的实践，才是正确的路子。 鲁石是我的故乡人。她是那场革命的亲历者，又是有心人。近二十年来，她以并不宽裕的经济条件，怀着满腔挚诚，走南闯北，历尽辛苦，在各地旧书摊上收集文革文物，终于蔚为大观，简直成了文革文物的收藏家了。如《毛主席语录》她就收集了数十种大小不同的版本，国内外用五十多种语言文字发行的语录版本也有不少被收入囊中。此外还有多种《大字报选编》和数千种《红卫兵》小报、传单，文革中的照片、歌曲，文革中的中小学课本，各种纪念品和票证等等，真是五光十色，使人大开眼界。现在她把这一切材料，归纳整理，编成《历史的见证》一书。我想，这对推动文革历史的研究，无疑是一大贡献。书成之日，特书此数语，对她多年来的辛劳和挚诚表示敬意。”魏老对拙作的评价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这里，将该书的《自序》部分收集在《霜叶集》中。　　

　　《霜叶集》中的一首诗，是为纪念毛泽东主席逝世29周年而作。虽然粗浅、直白，但感情真挚，表达了我对领袖无比怀念的心情。　　

　　2006年5月，适逢文革四十周年，我突然有一种想写一点纪念文字的冲动。于是，就临时将初稿《历史的见证——文革文物展示》中的前几部分整理出来，取名为《四十周年话文革》，被朋友贴在网上。虽然《历史的见证》已经基本完稿，但出版还遥遥无期。一来对文革这个话题，出版界仍如履薄冰；二来书中有大量彩色插图，昂贵的印刷费非个人财力所能及。所以，将《四十周年话文革》先置于《霜叶集》之中。　　

　　《军营生活的回忆》、《郑州大学文革概述》、《文革事件钩沉（选登）》是最近修改整理《霜叶集》时增选的。　　

　　回顾十几年来走过的路，最大的收获是颇丰的“红色收藏”和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朋友。最大的遗憾是由于身体欠佳、家务繁重、经济拮据等原因，致使收藏、整理工作进展缓慢。如今，我和老伴都已年逾花甲，还要伺候和赡养两位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欣慰的是，孩子们都已长大工作，十分孝顺。我不羡慕万贯家产的荣耀，不羡慕麻将桌前的消遣，不羡慕歌厅酒店的沉醉，不羡慕国外观光、国内旅游的雅兴。做我想做的事——收集整理文革文物，就是我最大的乐趣。　　

　　文革影响了我们的一生，我将为研究文革奉献余生。　　

　　《霜叶集：关于文革的回顾与思考》是我首次把文字变为“作品”的尝试。由于本人理论水平、认识高度、写作能力所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到这些文字的同志、朋友，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一丁　　　   200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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