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身在一个小商家庭
我1937年12月31日出生于武汉市武昌大东门以东的傅家坡“博文中学”（现为武汉市第十五中学）对面一个穷苦的劳动人民家庭。我的祖父是菜农，我家这一带当年是出产闻名天下的武汉特产蔬菜“洪山菜苔”的地方，那时周边有很多湖塘，出产武汉人煨排骨汤最好的配料——莲藕。1920年我的祖父因病去世时，祖母杨再民才23岁，她带着我3岁的父亲，依靠种菜和打短工维持生计。
1927年大革命时期，祖母在汉口协和医院当洗衣工，她参加了许多共产党人组织的活动。共产党人上街游行用的红旗和标语，都是祖母领着一些女工做的。那时祖母已经30多岁，经常来联系工作的年轻的共产党员都亲切地称她为曹妈妈。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逃离了武汉，祖母躲到了武昌城外（解放前武昌城东边以大东门为界）的傅家坡老家以种菜为生。父亲从小放牛务农，1937年，父亲已经20岁了，就从提篮卖油条开始做小生意，还利用自住的一间破砖瓦房卖日常生活用品，后来发展成小杂货店。1938年武汉沦陷后，博文中学成为日军的兵营，因常受日本鬼子的欺压。1941年，全家迁到武昌粮道街，开了一间小杂货铺，由祖母杨再民、父亲曹凯峰、母亲王玉梅三人共同经营，用现在的话说叫夫妻店。1945年日寇投降以后一直到1949年，小杂货铺的生意很好，生意规模扩大，那时母亲已有6个孩子（我下面有3个弟弟，两个妹妹），为了母亲能照顾孩子，祖母就开始雇用工人。先是雇了一个学徒，后来又雇了一位厨工兼任购货、运货工作。每到年关，还雇用一名临时店员。1949年解放时，我父亲的杂货店有雇工3人。1948年，我家在自己的菜地上，在博文中学旁边，兴建了一栋共270平方米的两层砖瓦房。1951年底到1952年上半年，共产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2年1月至同年10月，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五反”运动时，我家被定为“半守法半违法户”。据统计，全国“五反”运动结束时，以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沈阳等9大城市为例，守法户占总数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户半违法户占25%—30%，严重违法户占4%，完全违法户占1%。其中有贪污行为和占小便宜的，占总户数的24%，经最后核实定案并给各种处分的，占总户数的4.5%。当时被定为“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就会受到打击和罚款，定为“半违法户”就不属于打击对象了，被罚款也很少，属于宽大处理对象。但我家一直没有划定阶级成分。父亲1954年关闭了在武昌粮道街的杂货店，1956年在大东门租了一间将近10平方米的门面，做起了新的夫妻杂货店。到公私合营时，加入到合作经营的小集体，开始父母亲都去上班。不久因母亲多病，又受人排挤，便失业在家，仅靠父亲一人微薄的工资收入和祖母部分空余住房出租的几十元所得维持一家9口人的生计。这就是我家文革前的经济收入情况。
我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我填的家庭出身为“小商”，在文革前的历次政审中是没有疑义的。文革初期，我的父亲被当作资本家戴高帽、挂黑牌进行过批斗。在我母亲被游街批斗时，致使我祖母惊恐过度，当众瘫倒在地，从此致残，病卧不起而死亡。这是湖北省委在文革初期执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欠下湖北三千二百万老百姓的一笔血债。这一伙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当权派，理应受到人民的唾弃。文革中，因为我参加了造反派，成为数万人的国有大型工矿企业的造反派头面人物，我的家庭出身便成为历代当权派大做文章的由头。当权派还一再说我出身反动的资产阶级家庭。文革中，每次反复，当权派批斗我，都要造谣说我是“曹祥泰”[1]的小老板，想用谣言把我“斗倒、斗臭”，说我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
[1] 曹祥泰：武昌司门口经营喜饼、绿豆糕、芝麻糕的百年老字号，解放前是武汉数一数二的大杂货店，兼营机米厂、槽坊、肥皂厂和钱庄。
调到第一冶金建设公司
我1955年毕业于武汉市武昌钢铁工业学校，在校期间加入青年团。毕业分配后，先后在鞍山钢铁建设公司机装公司、酒泉钢铁公司机装公司、洛阳冶金建设公司、武汉钢铁公司基建处工作，1964年调动到第一冶金建设公司（以下简称“一冶”）施工处任技术员。一冶是冶金部下属最大的一支建设我国钢铁工业的基建队伍，以建设武汉钢铁公司和马鞍山钢铁公司等大型钢铁企业而名扬一时，当时被冶金行业称为特别能战斗的“野战兵团”。文革前，一冶和武钢同属省辖厅局级国营企业，一冶当时有正式职工28000多人，下属有十几个县团级的单位，有厅局级干部近20名，处级干部200多名，科级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各1000名左右，加上家属工及附属职工医院、技工学校、子弟中小学职工等共三万多人。当时武钢、一冶合起来职工人数约10万人，武钢约7万多人。
一冶施工处是一冶所有建设施工工程运作的指挥中心，负责协调指挥一冶下属各小公司、各工地、各项工程的施工进度及各单位的相互配合。我到施工处施工科工作后，每天深入到施工现场，了解每项工程的施工进度和存在问题，并且参加一冶大公司每周的施工调度会议。这个会议的参加者是一冶各下属公司主管施工的经理和各计划、施工科长，施工现场的队长。会议的目的是，协调各公司相互配合，确保每项大工程按总进度按时完成施工任务。但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各单位相互牵制，往往因局部而影响大局，协调会常常开成扯皮的会，矛盾的双方各执一词，都是各说各有理。由于我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和掌握的情况有时比有的当事人还要清楚，常常能准确地说出事实的真相，常常使多次的争执平息下来。我到一冶工作仅一年多时间，就受到施工处党支部和施工科科长的重用，担任了施工处团支部书记、一冶机关团总支委员，被评为模范团干、一冶先进工、一冶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文革中后来我挨整时有人揭发，一冶施工处领导当时准备重用我这个“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提拔我为副科级干部，党支部已通过决议，发展我为中共预备党员，因文革开始停止新党员审批工作，发展我为新党员才搁置了下来。在一冶施工处这段时间的工作，培养、锻炼了我的组织、协调能力，并为我今后成为一家大型工矿企业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奠定了良好的人际关系。
一冶一中的“六一一反革命事件”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亲自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1]等人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点燃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继中央开展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以后，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2]紧接着点名抛出武汉大学李达[3]、朱邵天[4]、何定华[5“]三家村”，中共武汉市委也跟着抛出程云[6]、武克仁[7]等黑帮分子。全省从上到下，直到每个基层单位，都在党组织的控制下揪出了“三家村”、“四家店”反党集团，各级党委以积极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姿态，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牛鬼蛇神”和党外群众。6月11日，一冶第一子弟中学的教工团支部书记管典芬老师和辜正年同学在校内召集了一部分学生团支部书记开会，揭发校领导捂盖子、定调子，反对阻挠学生写大字报问题，并决定派代表到省委反映学校文化革命运动开展的情况。此事后来被称为“六一一事件”。“六一一事件”被学校党支部汇报到一冶党委，被一冶党委认定为“反革命事件”。第二天，经请示省委同意，一冶党委派出由机关各处室、各公司领导和骨干组成的近100人的庞大的工作组，由一冶处级干部、团委书记满守昌和一冶党办一位名叫翁文娟的女处长担任正、副组长，进驻一冶一中，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我当时是党委的红人、运动中的骨干分子，被上级指派脱离生产岗位，调入工作组去镇压一冶一中的学生运动。我在工作组的工作，先是被派到教学班给学生们上课，不过是为了把学生们控制在教室里，保持高压态势，叫他们不要乱来。接着是将30余名教师集中到一冶业余学校进行政治学习，通过学习文件、读报，反复动员、发动，引导大家积极讨论发言，对我们工作队员和骨干们的要求是做好发言记录，以便发现对党、对当权者有攻击言论的人。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摘帽右派、平时爱说牢骚怪话对党有不满言论者，都是重点关照的对象。我们每天通过查阅老师们的档案，从中分出左、中、右，找出落后分子和对党有不满言论的人。如有一女教师，档案内记载有人揭发她有一次将印有毛主席照片的报纸带进了厕所，就认为她是反革命，工作组将这个秘密告诉党、团员教师，让他们写出大字报，贴在操场的大字报栏上，将这位女教师搞臭。还有一位50多岁教语文的夏老师，调来一冶前是武汉市戏剧学校的老师，专教汉剧团、楚剧团学员的文化课，每次学习时总动员他发言，想让他讲出点错误的话来好整他。工作组发动大家积极写大字报，相互开展揭发、批判。发动全校师生批判管典芬等人，把他们打成现行反革命，把他们自发地反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权派的行动镇压下去。工作组的使命，就是将文化大革命搞成一场新的反右派斗争，挑起群众斗群众，把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矛头，引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最符合官僚集团利益、最符合湖北省委和一冶党委当权派利益的。
[1] 聂元梓：1921年出生，1943年加入中共，文革前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文革中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1971年初被隔离审查，1978年4月被关押，1983年3月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
[2] 王任重：1917年出生，1933年加入中共，文革前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文革初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1966年11月倒台，文革结束后先后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992年3月去世。
[3] 李达：1890年生，中共一大代表，1966年夏在武汉大学校长任上受到点名批判，8月24日含冤去世。
[4] 朱邵天：武汉大学党委书记。
[5] 何定华：武汉大学副校长。
[6] 程云：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
[7] 武克仁：武汉市文联副主席。
我当时虽然是工作组的成员，是积极分子，但我对工作组的做法是不满的。工作组好像并没有搜集到什么实质性的反革命言行，就轻易地把教师、学生打成了反革命。我在翻看这些人的档案材料时，没法找出我认为有问题的言行，我也没有向工作组领导汇报出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材料，无法充当工作组的干将。
工人庞玉来被判死刑
我到一冶一中工作组不几天，在一冶的近邻武汉钢铁公司发生了一件事：武钢综合经营厂有个“四清”运动[1]的积极分子黄连生，响应厂党委的号召，将自己在“四清”运动中了解到的本车间工人、33岁的二级钳工庞玉来曾被资本家收养过的内幕写成大字报，贴了出来。庞玉来认为自己只是个小工人，不是当权派，黄连生不应该写自己的大字报，就撕掉了那张揭发自己身世的大字报，并且与黄连生发生了争吵。庞玉来见黄连生人多势众，仗势欺人，就捡起一块砖头去打黄连生，不想打在一位前来劝架的积极分子、女工蔡先梅的头上。这本来是一起不大的民事纠纷，中共湖北省委却将此认定为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经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966年7月5日，在事发15天时间后，在武钢、一冶召开万人宣判大会，将庞玉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 “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这一天，本来是烈日高照、晴空万里的天气，当大会宣布判处庞玉来死刑时，突然狂风大作、惊雷滚滚、暴雨倾盆，老天爷也发怒了。一声声炸雷惊心动魄，敲打着每一个沉默人的心。我参加了在武钢四中广场举行的这场宣判大会，感觉非常奇怪，对当局的用意难以理解，一点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快、这么轻易就枪毙了一个人？这时湖北省委已经开始播下工人起来造反的种子，只是谁也没有意识到，此时以“保卫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胜利进行”的面目出现的、以王任重为首的中共湖北省委，他们形左实右的实质是把文革运动的方向，引向镇压无辜的人民，当局对一个小工人大动干戈，是想转移文化革命的斗争大方向。他们还组织党政工团干部和积极分子大张旗鼓地去慰问蔡先梅，以此组织起他们御用的“阶级队伍”，也就是后来的保守派，来打击牛鬼蛇神。正是中共湖北省委在文革初期“五十多天”引发的这一声惊雷，惊醒了我们这些本来满足于搞好本职工作、对政治完全无知的小人物，我就这样关心起了文革运动。
我竟成为“漏网右派”
没过几天，大约在7月10日左右，工作组长满守昌和副组长翁文娟把我叫到工作组的办公室，态度冷漠地对我说：“你还是回施工处去上班吧！”我二话没说，高高兴兴地回到了施工处。我还没有意识到，由于我对工作组抓右派的行动配合不力，工作组已开始对我进行政治清洗。他们依靠的是出身好的“红五类”（指出身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家庭的子女）。这时，一冶机关大院开始贴出了一些攻击我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说我出身资本家家庭，是个只专不红的典型，工作积极认真是假象，是想混进党内，有野心。还有一条耸人听闻的内幕，说我在1957年反右运动时是漏网右派！这完全是工作组在一冶一中整牛鬼蛇神的手法。他们斗争、专政的对象是人民群众。这时，一冶施工处也被上级派来了工作组，工作组通过查阅干部档案发现，反右派斗争结束时，我在党组织召开的一个向党交心的会议上汇报思想说过：“自己对右派分子的言论有一些同情，虽然自己没有讲出来，但思想上有共鸣，今后要加强思想改造。”谁知这些话竟成为我是“漏网右派”的言论了。施工处也不准我再参加当时重点工程指挥部的工作，大概是防止我搞破坏活动吧。1966年7月中旬，毛主席来武汉畅游长江时，一冶工作组的领导竟无端派人对我进行跟踪监视，防止我有反革命行为。当时，我本人对此完全不知情，是后来一位奉命监视我的人告诉我的。
转移目标，抛出替罪羊
9月，湖北省委派省冶金局主管全省工交战线的陈克东、刘广泉来一冶领导文革运动。一冶党委把已经调到酒泉钢铁公司的一冶原副经理方如玉[1]揪回一冶批斗，工作组说他是一冶的“走资派”，又抛出一个非党员的副经理严叔端，因他在重庆钢铁公司工作时犯过右倾错误，也被划定为一冶的“走资派”。工作组还定调子说，一冶现在的领导干部都是好的，让他们出来“洗洗澡”就可以过关了。文革时当权派抛出某人以转移斗争大方向，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乱整干部，实际上是当权派最先搞起来的。这一次，我按捺不住，终于跳了出来。我在一冶机关干部大会上请求发言，我质问道：“据了解情况的机关干部在大字报中揭发，工作组长刘广泉是一冶党委副书记董书立[2]的老上级，文革前刘广泉家经济条件较差，董书立经常送东西接济刘广泉家。这次工作组是来保护徐扬[3]、董书立等人过关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应该是让群众自己来教育自己，现在群众运动尚未发动起来，工作组就事先定了调子，说一冶的领导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你们揪回方如玉，说他是一冶的走资派，你们凭什么可以叫一冶徐扬、董书立、林维[1]、王秉政[2]出来洗洗澡就行了，请问这张洗澡票是谁发的？这张洗澡票多少钱一张？”我不到20分钟的发言，使1000多人的会场一下炸开了花，全场爆发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我捅了一冶工作组的马蜂窝。我“路见不平一声吼”，就这样上了梁山。
[1] 方如玉：1927年生，文革前军队干部转业、一冶原副经理，1984年调到上海宝山钢铁公司建设指挥部任副指挥长。
[2] 董书立：1911年生，1934年加入中共，军队干部转业，文革前任一冶党委副书记，1989年去世。
[3] 徐扬：1914年生，1932年加入中共，军队干部转业，文革前任一冶党委书记。
党委书记徐扬把早已调走的方如玉副经理抛出来掩护自己，是不得人心的。方如玉在一冶工作期间，长期深入施工现场，吃、住都在施工第一线，与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及工人的关系相处得很好。仅因与一位华中工学院刚毕业叫刘玉芬的女技术员有说不清的暧昧关系，事情暴露后，就被排挤出一冶，大家都知道个中缘由，对徐扬的做法敢怒而不敢言。徐扬的目的是捂住一冶阶级斗争的盖子，用从甘肃揪回来的一个“走资派”交群众去批斗，掩护自己过关。我在大会上捅破了这层纸，说出了很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成了后来赶走一冶文革工作组的第一人和一冶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为后来成为一冶工人造反派的代表人物打下了基础。
《悲欣交集话文革》，曹承义 初稿/钟 逸整理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0年3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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