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还乡
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 （ 农历腊月二十三 ），毛泽东结束了在长沙岳麓山下长达一百一十四天的休养。这天早晨，他启程东进，前往江西南昌。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本想再去离这里不远的家乡韶山看看，拜访一下父老乡亲，到父母墓前再祭扫一次。韶山有关部门也已做好接待准备。但出于健康的原因，毛泽东没有能够如愿。他临走时对大家说：“我在长沙住了一百多天，你们已经很辛苦了。‘客散主人安’。我走后，你们好好过个春节吧！”一席话，说得周围的人们热泪盈眶。
深深眷恋着故土的毛泽东也许没有想到，这一次，竟是他同“生于斯，长于斯”的湖南的最后诀别。
（二）长谈
毛泽东在解决四届人大的问题后，放心不下的仍是他认为具有根本意义的“反修防修”问题。二十六日那天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直到次日凌晨。这也是相处近半个世纪的这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深谈。据周恩来说，谈话涉及两个方面：“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在周恩来后来整理并由中共中央印发的谈话要点中，毛泽东对“理论问题”主要讲了以下内容：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xx、xx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 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④（④毛泽东同周恩来的谈话记录（关于理论问题），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６日。）
（三）打招呼
经毛泽东批准，从七五年二月下旬起，中共中央分批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传达“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性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并部署各地各部门的运动。
这个文件的内容，是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间听取毛远新汇报时的多次谈话。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毛泽东认为，“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认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
关于对待老同志和造反派。毛泽东说，“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关于当前运动的发展。毛泽东主张，“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在《指示》当中，毛泽东点名批评邓xx，认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代表资产阶级”。但即便事情已发展到如此地步，毛泽东对邓xx仍留有余地，表示：“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⑨（⑨中共中央印发的《毛主席重要指示》（经毛泽东审阅），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９７６年１月。）
毛泽东发表这个《指示》，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作一个结论。
（四）心结
毛泽东对身边的护士长 吴旭 君说：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①（①访问 吴旭 君谈话记录，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８日。）
（五）死
关于“死”的问题，毛泽东一直坦然处之。
进入老年后的毛泽东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人哪有长生不死的？古代帝王都想尽办法去找长生不老、长生不死之药，最后还是死了。在自然规律的生与死面前，皇帝与贫民都是平等的。”“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老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两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了呢？”
他对一位工作人员说过：“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就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人如果不死，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⑩（⑩林克、徐涛、 吴旭 君著：《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２月版，第１４９－１５１页。）
当 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 国庆二十六周年到来时，那天上午，毛泽东没有看书，也没有睡觉，独自靠在床头上，静静地想着。突然，他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他随即转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平静地问：“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个‘十一’了吧？”工作人员说：“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毛泽东认真地说：“怎么不会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六）后事
从这年五月起，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极度衰弱。六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需要交待一下自己的“后事”。
大约是这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②（②据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２日。）
从毛主席这段遗嘱式的谈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一）毛主席把第二件事看得比第一件事重要得多；（二）第二件事，所有他领导的那些惊心动魄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件，他都没有提及，单单提出他晚年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他清醒地看到对第一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而对第二件事则“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四）他已经预见到“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这就为我们研究毛泽东遗产指明了重点和方向。
（七）大哭
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喜欢怀念往事，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事情，愿意看这方面内容的电影。一次，银幕上伴随着高昂雄壮的乐曲，出现人民解放军整队进入刚攻克的某城市、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的场面。渐渐地，毛泽东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阵阵抽泣，随即大哭失声，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退场。有时，他还要来一些旧照片反复地看。据工作人员回忆，对两张旧照片，毛泽东看得津津有味：一张是他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在延安给一二０师干部作报告（一九四二年），另一张是他骑马行军于转战陕北途中（一九四七年）。
七五年夏天，由于连降暴雨，河南省南部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造成河堤溃决，水库坍塌，驻马店、许昌、南阳等地区三十多个县（市）严重受灾，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一天，工作人员给毛泽东读有关河南水灾的内部报道。当读到受灾某县仍有大批群众处于危难之中，解放军救援队伍赶到现场时已有几十名群众丧生，工作人员忽然听到抽泣声。这才发现，毛泽东眼中早已浸满泪水，面部表情极为伤感。为了避免术后的眼睛受到感染，工作人员用消毒毛巾为他擦拭眼睛。毛泽东自言自语道：“我这个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⑤（⑤徐志耕：《忧乐万家》。见毛岸青、邵华主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月版，第２３８页。）
和过去一样，最容易牵动晚年毛泽东思绪情感的，仍是千千万万下层百姓的安危冷暖。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 ，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七点八级的强烈地震，随后又出现多次余震。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唐山被夷为一片废墟，人民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和唐山毗邻的天津、北京等地也受到这次强震的影响。清晨，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来到毛泽东处报告唐山地震情况，建议他尽快离开目前的住处“游泳池”，搬到较为安全的地方。
这时，毛泽东许多时间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靠鼻饲生活。他用手势表示同意“搬家”。这样，就用软担架把他迁移到中南海内新建的平房“二零二”号。但他清醒时仍十分关心唐山震情。他身边的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回忆道：“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伤亡达二十四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⑤（⑤《大地》２００２年第１２期。）当天，党中央和国务院紧急调集解放军部队、医疗队和工程技术人员，日夜兼程，赶赴唐山灾区，抢险救灾。八月初，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央慰问团到达灾区，代表毛泽东、党中央慰问受灾群众。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 八月十八日 ），是毛泽东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
（八）陨落
病势沉重的毛泽东这时有个心愿：“落叶归根”，回到故乡湖南韶山休养。鉴于毛泽东的身体现状，任何移动都可能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中央政治局没有同意他的这一要求。
九月初，毛泽东再度病危，医护人员立即实施抢救并加强监护。中央政治局成员们轮流在毛泽东的住地值班。医护人员通过监护器械紧张地观察血压、心律，呼吸等数据，并随时为他导尿、输氧、输液……
从 九月七日 到八日下午，已在垂危中的毛泽东仍坚持要看文件、看书。七日这天，经过抢救刚苏醒过来的毛泽东示意要看一本书。由于声音微弱和吐字不清，工作人员没能明白是要哪一本书。毛泽东显得有些着急，用颤抖的手握笔写下一个“三”字，又用手敲敲木制的床头。工作人员猜出他是想看有关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书。当把书找来时，他点点头，露出满意的神态。在工作人员帮助下，毛泽东只看了几分钟，又昏迷过去。
毛泽东最后一次看文件，是八日下午四时三十七分。在心律失齐的情况下，看文件时间长达三十分钟，这离他去世只有八个多小时了。
九月九日零时十分，经连续四个多小时抢救无效，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来源：《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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