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谁？

 中国人是谁？

   按语：1991年苏联解体，引发世界各地的地缘政治灾难，与美国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相适应，新马尔萨斯主义在全球卷土重来。紧接着，1993年亨廷顿在为美国国防部做的课题中提出“文明冲突论”，1995年在美国旧金山埃尔蒙特饭店举行的西方精英500人会议达成共识：“垃圾人口论”和“喂奶政策”，有人认为其政治实质是种族灭绝。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中说，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经常地听到“种族灭绝“这个提法。2010年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关于“中国模式”的讲话。可惜绝大部分人未必读懂了亨氏这本书和“文明冲突”论以及在此理论指导下的美国新战略的政治含义，还在云里雾里，其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亨廷顿指出，90年代以来，旧的意识形态认同消失了（其实没有消失），世界各国正在按照不同的文明重新集结，以维护生存。这也是东亚共同体思潮兴起的背景。2010年8月29日，卡斯特罗指出，我们生活在人类特殊的历史时期，即马克思曾经界定的史前时期。进入21世纪的今天，无论穷富贵贱，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需要文化认同。

    动物有“利益”（食物）就能生存，人是靠理性活着。但是不仅如此，人类还创造了文化，不同民族之间的区别不在肤色，而在文化。人类是平等的，但是文化却有等差。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坚持不被异族同化，是因为坚信自己的文化优越，主要是价值观优越。这个理念在19世纪下半叶以来曾经长期被西方文化压制，引起民族文化认同危机。非西方民族出现文化认同危机，曾经是近代西方大规模对外扩张以来世界文明冲突中一种普遍存在的国际现象。随着20世纪西方衰落，世界性的文化本土化趋势迅猛发展。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东亚复兴推动了儒家文化复兴。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财富涌流和综合国力提升，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化自信显著提升。另一方面，百多年来的文化自戕，近30年来西化思潮的冲击，民族文化认同危机再次发生，“香蕉人”现象有所发展。这是当代中西文明冲突中的一种地缘政治-文化后果，严重威胁中国软实力。

长期以来，中国人埋头奔小康，对“文明冲突”几乎没有概念，例如有一种流行的观念以为：“‘夷夏之变’于今明显不合时宜了，大可存而不论。”（2）这是非常片面，非常糊涂，也非常有害的看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陡升，主要是本土文化。亨廷顿说：“人们并不只靠理性活着。只有在界定了自我之后，他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时才能理性地筹划和行动。利益政治以认同为先决条件。在社会飞速变革的时期，已确立的认同消失了，必须重新界定自我，确立新的认同。”（3）他在2004年为美国人写了《我们是谁》一书，忧心忡忡，因为美国衰落根本是西方文化衰落。中华文化历史上长期是世界先进文化和强势文化，中华复兴其实是复兴文化。离开文化复兴，中华复兴不可能实现，也失去意义。因此，在全球化和“文明冲突”的今天，中国人更需要自问“我们是谁”，“我们究竟是谁”，中国人的精神将向何处寄托，中国人将向何方发展，今天的和未来的中国人如何不迷失文化方向，保持我们的民族性，继续做中国人，还是做“香蕉人”？如此等等。从文化上说，改革开放如果使中国人成为“香蕉人”，等于中华文明被征服，改革开放就失败了。不了解中国文化，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是谁”，中国人也就没有未来。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带来世界性文化认同危机、道德缺失、意识形态真空的背景下，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

    在展开本章内容之前，有必要与读者朋友达成以下共识：第一，任何一个自认为有知识的中国人，应当对本国的传统文化有必要的了解。否则就只能算是一个有知识的人，在文化意义上不能算是一个有知识的中国人。你可以认为自己是一个“国际人”，但实际上你只是一叶浮萍。第二，所谓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必要的知识，必须对传统文化怀有历史文化的温情和敬意。否则只能算是了解某种外国文化，不能算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知识。一个民族只有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有温情，这个民族才有向心力，才能团结，才有希望。第三，所谓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历史文化的温情和敬意者，至少不应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抱有一种虚无主义态度，以为没有一点价值，以为无一处令自己满意，更引不起一丝骄傲。而将我们百多年来的落后和曲折，将建国以来60年发展、曲折和改革中遇到的一切困难和问题，种种阴暗面和缺点，统统诿卸给传统文化。第四，越是民族的，才能越是世界的。一个不懂得珍视传统的民族，根本就不能真正走向世界，更没有未来。只有在具备以上诸条件的中国人愈来愈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真正是可以预期的。否则，我们可能现代化了，但是我们变成了“香蕉人”，在文化上被征服了。那样的“现代化”，还有意义吗？梁启超先生早在20世纪初就写道：“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自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4）百多年以来，传统文化备遭蹂躏摧残，国学更是几度气若游丝，当中华复兴终于起步之时，我们的民族终于在历经艰难曲折之后总体上开始形成文化自觉。“使吾国学别添活气”，传统文化复兴推动中华复兴的伟大前景，可以预期。

      中华民族和文明的由来

    “我们是谁”，首先是一个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中华民族的起源和中华文明的形成问题。对此，每一个现代中国人都应当有所了解。         

（一）中华民族的抟成

   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中华民族的起源，源远流长，古代汉族自称“华夏族”，亦称诸夏。“华”意为“荣”，“夏”意为“中国之人”，并称自己所居地区为中国。再上溯，主要有炎族和黄族；炎族即苗族，黄族即汉族，还有其它民族，到今天总共有56个民族。战争是自古以来民族之间人口和文化相互融合的特殊方式。上古的民族部落很多，为争夺优良的自然环境和资源，经常发生战争，发生融合。炎族和黄族终于融合为华夏族，汉朝以后称汉族。中华民族的抟成起于夏商周三代以前，完成于秦汉两代，其中春秋战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华文明臻于成熟的时期。周朝立国，国势自西向东推进，人口也渐次向东迁移。周朝的封建，原本就是一种早期农耕民族的武装殖民。近年来中国西藏问题闹得满世界沸沸扬扬，其实周时就有汉藏交流和战争，犬戎就是藏族。春秋起于周平王东迁（前770年），战国迄于秦统一（前221年），其间计549年。这五、六百年中，周室衰落，列国内乱，诸侯兼并，戎狄横行，人民迁徙，造成华、夷杂处的局面。华夷杂处，夷视周朝为中国。

    华夷杂处，必然通婚，至此民族融合已成常态。春秋至战国的形势，西北诸国有的渐次城郭化，有的被驱逐到更北边。“秦、赵、燕拓边：燕开渔阳、右北平、上谷、辽西、辽东诸部；赵灭中山，开燕门、代、云中诸部；秦开九原、陇西、北地诸郡；魏开上郡亦入秦。中央诸戎则以韩、魏灭伊、洛诸戎，楚破南洋九夷而渐就消灭。东方淮海诸夷，率与诸夏同化；南方则有楚、越两国之辟地。大抵今浙江、福建两省为越人所辟。湖南、云、贵为楚所辟。巴、蜀则开于秦。两广、安南则在秦并六国后始为中国郡县。”（5）秦统一后，又开阡陌，修弛道，兴水利，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度量衡，广土众民都生活栖息在同一疆域内，沐浴于同一文化的雨露；至两汉的逐步融合，中华民族象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民众、疆域、文字和文化大一统的民族大体抟成（许多少数民族也还有自己的文字和文化习俗）。可见，中华民族在秦汉以前就经过历史上几千年融合，秦汉以来又经历了两千多年的统一民族大家庭的历史。  

（二）中国政治制度的创建。

    近代西方历史，自15世纪前后才兴起建立民族国家。于是有追随“西方中心”论者认为中国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国家不能与西方相提并论，真是匪夷所思。其实，西方民族国家形成不仅比中国晚了1500-2000年（德国建国为1871年），而且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同一宗教（基督教）而长期分裂，不能统一，这是西方政治和历史的一大弊端。秦灭六国，统一中华，由此创建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多民族国家，而20世纪下半叶代以来欧盟的形成和东扩干的正是2200多年前秦灭六国东扩而统一中国的事业。

秦统一期间，成就了四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伟业。

    第一件大事，废封建，立郡县，是秦统一大业在行政上最重要的举措。其实这是春秋战国以来列国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人心所向。但是明确地将其作为一种立国制度，则自秦始皇统一以后开始。秦能统一六国，得益于变法改革而富强，首先得益于东方诸国的“人力资本”，所谓游仕。在长期民族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当时秦国的游仕，都抱有一种广义的大的民族观念，不专以一小国为念，如商鞅、张仪、公孙衍、范睢、吕不韦都是这种东方人，而且多是平民。因为西周封建解体，贵族没落。所以，列国包括秦国实为王室贵族与平民共同执政的政府，秦相吕不韦、李斯分别是来自卫国濮阳和楚国上蔡的白衣卿相，此两地均为今河南省。吕不韦虽是巨富，也是白衣，李斯就更是白衣。白衣，就是无功名的人，即老百姓。秦国既然是借东方“人力资本”得天下，自然不能专以秦王室贵族进行统治。而且由于秦始皇有政治远见，又能纳谏，所以秦王瀛政贵为始皇帝，王室子弟却都如同匹夫，既不能当官，更不实行封建。丞相王绾请立诸子，封王荆、齐、燕诸地，廷尉李斯反对，始皇从李斯议，政治远见抑制了私心。其后博士淳于越又主封建，谓“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丞相李斯力斥之，奏请焚书。于是秦始皇乃做出了“焚书坑儒”这件惊天动地而被千古唾骂的事情。但是淳于越的话也说明，废封建立郡县确实是历史上前无古人的改革。而废封建一举，釜底抽薪地消灭了历史上分裂和兵祸的制度根源。秦始皇的这一番建树，思想理论上源于春秋以来一种伟大高远的政治理想，就是所谓“治国平天下”，实践上则是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一种国家政体的伟大创新。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功绩，后世、近代和今人骂倒秦始皇，殃及这一春秋战国以来实为中华民族共同完成（假手秦始皇）的伟大制度创新，有欠公允。其实，在众民广土之上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离开中央集权，许多大事根本办不了，首先是废封建，立郡县；其次是收军械，堕城郭，消除封建武装；又修长城，决川防，实际相当于加强国防；又整治国土，兴修水利；又建首都，筑驰道。“秦为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修弛道，相当于现代建高速公路，在2200年前，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基础设施建设，必相当壮观，种树又有利于生态环保；又统一整合各地制度文化风俗，包括“一法度横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又开拓边境，防御外寇；等等。如此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全部靠手工劳动，靠人畜的肌肉力量，必然兴师动众，使用人力物力规模宏大，这表明其背后确有一个伟大高远的政治理想，否则难以想象（只是人民不堪重负）。所以始皇帝非实行中央集权制度，一件事也做不成。加以废封建，不集中权力，必起纷争，如何长治久安？实际上高度集中，不等于个人独裁。个人独裁，秦始皇累死也干不了这么多大事。秦廷有集议制度，每逢大事，群臣集议，这种制度也不是独裁专制的气象，所以为两汉所继承。秦朝二世而亡，政治终归失败，主要在使用民力太过，这也由于抱负太大，不免好大喜功，不知爱惜民力所致。中国政治有好大喜功的传统，这一点也有思想文化根源，有一利就有一弊。对于秦统一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近代专以专制二字讥之，实际上是受西方文化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不免与孟德斯鸠站在同一诋毁中国的立场，既不公允，也需要反省其中的教训。中国“百代犹行秦政制”（毛泽东诗），民国政府和新中国的政制大体不脱秦朝三级建制框架。如果认为中国历史只是专制，无一可取，中国岂不是2210年一气专制，不仅历史上一团漆黑，而且如何“可持续发展”到今天？岂不是开一个绝大的历史玩笑？中国的传统国家体制，实际上包括中央集权和基层乡社自治等不同层次。特别是广大农村乡社，山高皇帝远，有乡绅、宗社、师长、大龙头等组成的自治社会，地方官府势力甚至难以达到，更难言所谓中央集权。

    第三件大事，是中国疆域版图的确立。秦统一六国，设立42郡，由此奠定以下2200年中国统一国家版图的初步轮廓。以后版图大小，建制和名称，历朝历代多有变动。近代以来国土丢失很多。这件事与本章关系不大，故从略。

    第四件事，是中国学术思想的奠定。这部分内容较多，故以专题阐述。

（三）中国学术思想的奠定

    中华文化早熟，表现在中国人很早就懂得政治要以文化为基础，文治高于武功，而文化的根本在学术思想。西汉董仲舒在著名的“天人三策”的第一策中对曰：“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者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这里所说的“更化”，就是“崇儒更化”，从此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定于一尊，这是汉朝统一以后政治建设建立在文化建设上的关键。崇儒，就是树立儒学的文化本位；更化，类似今言改革；“崇儒更化”与“中体西用”，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有中国思想史的联系和渊源。汉朝以后的中国统一，唐、宋、明、清，统治者无不重视将政治建立在文化之上。故马一浮先生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牟宗三先生说：“一民族之文化，为其精神生命之表现，而以学术思想为其核心。”（6）思想需要学术加以研究、提炼和系统化，学术本身也提出思想。文化和学术思想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骨骼，铸造民族的灵魂。全球化时代，无数落后的民族已经被无情淘汰，许多已经濒于文化灭绝。文化灭绝的民族要么同化于别种文化，要么灭绝。这取决于强势文化是否包容。儒家文化是包容的，西方文化却不包容，只讲“文明冲突”。“文明冲突”特定的政治含义即种族主义含义，就是种族灭绝。对此，近年来俄罗斯政治家和学者经过苏联解体以来的折腾，开始猛醒。

    前述四件大事，大体概括了历史上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内容。中华民族的统一，本是春秋以来贵族社会解体和平民社会兴起的历史潮流所致，完成于秦始皇之手。从秦国的富强到灭六国，建霸业，由西向东扩，统一中国，均得益于东方诸国的游仕，顺应了当时的社会民意，也是历史潮流。既是政治事业，也是文化事业。其中掌握了学术的平民社会的兴起，对历史潮流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历史潮流为学术思想所引导，这是春秋战国以来到秦统一再到两汉中国社会历史进步的一个突出特征，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突出特征。《史记》认为，自从周幽、厉以后，担当保护我们全体生活之责，使此一群体仍然能生存发展，而不至于毁灭的，不是各种政治领袖，而是孔子和由孔子所影响的学派。此一观点是司马迁的历史哲学，贯穿于《史记》全书，尤其见于十二诸侯年表的绪论，而为历朝历代所接受。所以，2000多年来，大成至圣先师的地位至高无上，而且孔庙中的牌位，硬是没有一个帝王将相。这种文化现象为中国所特有，而且延续至今，也为历史上某些政治人物所嫉妒而无可奈何。所以，中国历史靠思想引导，靠道德和教育立国，故中国自古崇拜圣贤，不崇拜偶像。这一点与西方迥然不同。崇拜圣贤就是重视道德（“天下为公”）和学识，追求正义，不象近代西方虽重知识（中世纪以前扼杀知识、扼杀科学），但不重道德，不论是非，只崇拜强者。中国人发生争执，动辄要“讲理”，要“评理”，西方没有这么麻烦，靠拳头说话，只崇拜实力。所以西方人崇拜的偶像往往代表非正义甚至邪恶。利马窦评论中国说：“在1500年中间，这一民族简直没有崇拜过偶像，而他们所崇拜的那些偶像也不象我们的埃及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偶像那么可憎，某些神灵甚至很有德行，并以他们的善行而享有盛名。事实上，在文人们最古老的、成为权威的著作中也仅仅崇拜天地和这两者的共同主宰。当我们仔细研究一下所有这些著作时，我们就会发现很少有什么东西是和理性之光相反的，而大量的倒是与之相一致的，他们的自然哲学家并不比任何人差。”（7）“理性之光”，即理性主义，作为通过人的认识发现真理而引导西方文明进步的方法，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骄傲，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自古所尊崇的“道”，而又不象中国的“道”包含正义在内。利马窦说“他们的自然哲学家并不比任何人差”，正是将中国古代哲学与西方古典哲学和中世纪宗教经院哲学加以对比之后的结论，包括对“道”的肯定。

中华民族起源早，文化发源早，成熟也早。表现在秦以后的四民社会结构，士农工商，以士为首（领导），以实现学术、思想引导政治。罗素总结的中国文化三大特点之一的“治国由考试选拔的士人担当”（罗素总结的另外两点：一是文字以符号组成，不用字母拼音。二是以孔子伦理为准则而无宗教），是近代文官（公务员）制度的来源。虽然科举考试始于隋唐，但是学而优则士的传统要早得多。人类文化的起源发展，依赖于剩余产品的多寡，所以文化起初为王权贵族所专有。“夏尚忠，商尚鬼，周尚文”，是说三代文化的特点。可见，商朝文化近于宗教玄想。商代钟鼎彝器已经相当优美典雅，说明那时的文化已经达到相当高度，但学术与巫术混杂，为巫师操弄，装神弄鬼。“周尚文”，说明经过周朝八百年开疆拓土，更加广土众民，在夏商文化的基础上加上礼乐文饰的发展，文化更加发达。近年来谈论很多的民本思想，源于夏朝，语出《尚书·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到了战国时期，由孟子加以发展。而孔子创立儒学也是集三代以来思想成果之大成。周公的政治实践表明，中国文化中已经孕育有一种源于上古，发扬于周公的博大高远的政治理想和精神。中国古代的贵族文化，到春秋发展到顶点。那时列国竞争激烈，是中国古代的多极化时期，贵族以文化为贵而绝不以财富炫耀于人前，所以春秋养士成为风气。春秋四公子，养士都在几千人的规模，故春秋时代的古风常为后世所仰慕。春秋王霸之争反映出文治高于武功的观念已经形成，这说明当时中国人就懂得文化软实力的道理。

   贵族掌握文化和学术，主要是为了把持政治和作官。春秋以下，贵族政治上衰落，王官学术文化流入民间，平民知识分子兴起，开始了一个中国民间学术的黄金时代。但是上古以至三代以来贵族文化的精神命脉为春秋以后平民知识分子所继承，所以中国文化学术有其一脉相承的渊深博大之处。这其中孔子以改革天下，抟成中华文化，以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胸襟，集前人学术之大成，创立儒学，成为将古代贵族宗庙中的学术文化变成人类社会共享成果的第一人。孔子一生的政治活动不成功，但是他的教育文化学术事业却在历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大抵中国学术思想的态度和倾向，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奠定，要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天人合一”的世界观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突出闪耀光辉的基本思想之一。一切民族文化的起点，都是从人对于自然的恐怖而产生宗教开始。夏朝以前的中国人信奉一种多神教，大凡每一种有利于民生的自然物（天地山川等）都是一种神祗，所以先民的世界观是天命观。天命是一种宗教意识，一切听从天命的安排，人们生产和生活的一切活动，都要通过“卜”的方式，听从具有神秘力量的祖先神和自然神的意旨。来自淮河流域的商人带来上帝的观念，但是上帝并没有取代诸多自然神，反而被同化，与天地的“天”的观念合而为一，或说上帝是自然界最大的代表。（8）中国原始宗教的内容就是“合天人，包万有”，也就是“天人合一”。根据梁漱鸣引用胡石青先生的研究，中国原始宗教的要义有三：一是尊天。“天之大德曰生”；“万物本乎天”；人之存在，不仅不能自外于天地，根本就是与天地合一。《道德经》中的“大”字，就是与“道”同义而异名，“一”是天，而与负阴抱阳的“人”合为“大”的时候，就意味着“天人合一”。（9）二是敬祖。“人为万物之灵”，而“人本乎祖”，究本身之由来，不能自外于祖先；所以，慎终追远为德，一切忘祖、灭祖、私通外番、认贼作父等等行经，历来为中国人不齿。三是崇德报功。渔牧工农，宫室舟车，文物制度，凡生活日用皆食古人创造之赐，要莫能外，祭孔应属于此一则中。此三原则，皆有充量诚信之价值；决不利用人民因理智不到而生畏惧之弱点，以别生作用。亦不规定入教之形式，不作教会之组织，以示拘束。与此不悖之各地习俗或外来宗教，亦不加干涉，不事排斥。亘古不见宗教战争。这些都与西方不同，实为人类信仰中之唯一最大最自由者。（10）

到春秋时代，天命观这种落后愚昧的观念首先受到道家抨击。《老子》否认天有意志，认为“天地不仁”，第一个提出“道”是世界的本原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宇宙观。万物都由道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1）但是，对于“道”究竟是什么，是精神还是物质，“长”什么样，看不到（“视之不见”），也听不见（“听之不闻”），摸不着（“搏之不得”）。老子已经有丰富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认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12）还提出对立面可以相互转化：“反者道之动”，（13）“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14）“物壮则老”，（15）并提出“柔弱胜刚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坚强者莫之能胜。”（16）老子的这些思想至今闪耀着辨证法的光辉，可以运用于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至柔如水，莫之能胜，美国不免“物壮则老”。

   在从商到周的长期政治实践中，特别是从商纣王的暴虐无道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政治实践，人们发现人类自身的命运并非完全被动地听从于天命的安排，天命也并非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由此先民天命观的宗教意识逐渐破产，产生了人是宇宙中心的观念。于是人的自觉性、自主性亦即人文意识开始萌芽，这就是人的忧患意识。先民开始将天命与人的自主性结合起来。关于这一点以及中西人文主义的区别，徐复观先生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人不能依恃天命，而只能依恃天命所根据以为赏罚的各人的行为——德。天命如何，既由各人的德而决定，则实际亦即是人类自己决定自己；于是人的命运，开始从神秘之力的黑暗中解放出来，以建立某程度地自主地位；所以《诗经·大雅·文王篇》便说‘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周初的天命，依然是宗教性的天命；但这种宗教性若是以恐怖为动机，结果便只能走向信仰，在信仰中解决问题。仅靠信仰解决问题，实际只是精神地麻醉。但跃动于周人的宗教精神内部的，却是忧患意识；忧患是深入于困难情势之中，以自己的责任感，探索解决问题端绪的心理表现；这便不能安心于在实际上无所作为的信仰，而要求在实际的行为中解决问题。这种情形，可以说是在天命中的自主性，在宗教中的人文精神。这是中国人文精神的初步。而其动力，则是当时的忧患意识。并且这种忧患意识，一直贯穿于中国以后文化活动的底流之中，以形成其人文精神地特性。同时，以忧患意识为基底的人文精神，常将个人欲望消解于其对人类责任感之中；它和以表现个人才智为中心之人文主义，在基调上完全是两样。”（17）不是否定个人的欲望（那是一种误解或曲解），而是忧患意识“将个人欲望消解于其对人类责任感之中”，这是中华文化的基本性格，既是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特点，也是其精神伟大的所在。中国人形成“天下为公”的观念，不是否定个人利益，否定私利私念，而是“将个人欲望消解于其对人类责任感之中”。圣贤由此而来。从天命观到“自求多福”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超过西方宗教改革，是原始宗教的革命。近代以来，国人对于西方人文主义的追捧以及对中国自身文化的批判，完全不理解这种由高度的民族忧患意识所升华出来的“常将个人欲望消解于其对人类责任感之中”的高尚的人文精神，一口咬定中国文化否定个人，实际上反映出的只是对传统文化理解的浅薄和无知。中国先民从男人和家长（部落首领）开始产生责任感意识，以后发展成士大夫和政治家对“道”和“修齐治平”的追求，与当代中华复兴的理想，一脉相承。所以，不讲责任感，就不是中国文化；就不是中国人，甚至不是男人。这是从文化上说，逻辑上说，不是从生理上说。中国人的观念，生下来要接受儒家教育，方算成人（男人有男人的教育，主要是培养对家族和天下社稷的责任感；女人有女人的教育），否则与禽兽无异；西方人生下来受洗礼，就算成人；现在年轻人以为“带把的”就是男人，已经不是中国观念。

    到春秋时代，产生“天道远，人道迩”（郑子产语）的思想，相应地产生偏重人道的儒家思想。孔子聪明非凡，他对殷周以来的鬼神观念加以回避，理论上不正面否定，只是置而不论，主要对自己的思想作正面阐述，对天命则保持敬畏。孔子一面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18）但同时又说：“不能事人，焉能事鬼？”主张“敬鬼神而远之”。（19）实际上拒绝了天命观（中国式的拒绝），所以儒学的基调是主张积极入世用世。与此相适应，在实践上，进入春秋时代，与天命有关的祭祀逐渐演变并纳入礼的范畴，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形式。

    虽然中国先民文化的起点也是从对自然的恐怖而产生宗教开始，但是中国文化很早就摆脱了原始宗教阶段。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从恐怖开始，人为地树立起对上帝的信仰，以对上帝的信仰来解决人的精神问题和获得安全感，进而建立社会秩序。中国文化的起点与宗教意识有关，但是由于中国自古就重视人和人的自觉作用，所以中国文化既没有象西方那样走上以神为中心的道路，也不是以自然为中心而展开，而是从重神转为重人（始于春秋），而后便以社会即人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这其中又有以君主社稷为重到以民为重的转变（始于孟子）。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人本主义的，甚至是民本主义的，也是人文主义的。西方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兴起反抗封建和宗教神学统治的人文主义思潮，与中国是殊途同归，但完全是文化发展的另一路（基调不同）。概括地说，中国文化是从“天”（天道、天命）开始，从探讨天道、天命而转向下即向人道、人性转移，探讨人的生命、行为，“上穷碧落下黄泉”，再推及家庭、宗族和人类社会，这是中国文化形成的基本线索和独特之处。（20）中国人不大真的相信上帝天神那些虚无缥缈的事物，宁可相信人间圣贤。佛教能在中国扎根，也与释加牟尼是人，而不是上天之帝有关。在中国人看来，释加牟尼也是一个圣贤之人，与儒家学说崇拜圣贤的大义相通。佛教讲“人皆有佛性”，儒家讲“人皆可以为尧舜”，大义相通。古代大同理想，与现代社会主义，大义相通。而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义与中国人的观念格格不入，所以西方在华传教几百年了，仍然信众不多。现在人又说儒家哲学如何了得，其实儒学就是意在指点人生社会实践，不在哲学，故梁漱鸣说：“所以儒家哲学只是其道德生活的副产物”，“陈伯达曾用辨证观点或辩证法来解释中庸，完全是胡说。”（21）梁漱鸣先生是大儒，此话从儒学缘起角度讲，有道理；但是中庸是融合了儒道两家思想，道家有朴素辨证法思想，不能否认。如此说来，说中庸有辩证法思想，似不完全是胡说。儒学意在指导社会实践，主要不在哲学；但是说儒学是哲学并不错，它是一种社会哲学、人生哲学。这一点区别于西方哲学。古希腊哲学，是一种思辨哲学、“广场哲学”（古希腊人喜欢广场辩论），坐而论道，不注重指导社会实践，有一种为哲学而哲学、为学问而学问的味道。这也是中西文化的一个不小的区别。

    为了重新奠定人的自主性的信心，恢复社会秩序，在社会饱尝动荡乱离之苦的过程中，由于一些有着忧患意识的士的不懈努力，中国文化乃由以天命为中心逐渐转向以人性为中心，表现为“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这其中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岁月。到春秋末年兴起私人讲学，诸家蜂起。孔子集前人之大成，创立儒学，于是脱颖而出，成为此后对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发生无比巨大而深远影响的文化巨人。

   中国的思维方法和世界观是天人合一论，中国人的哲学是一元论，又有辨证思维（如道家），所以进入现代能够接受辩证唯物主义。艾仑·瓦茨在《禅宗之道》一书中说：儒教、道教和禅宗所表达的一种精神境界，认为它本身同整个宇宙是完全适合的，把人看作是他的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的智能不是从远方来的、被囚禁的精神，而是整个自然世界复杂而平衡的有机组织的一个方面。这些原理首先在《易经》里阐述。天和地同样都是这个有机组织的组成部分，自然既是父亲也是母亲，因为自然秩序运转之道表现为阴阳、男女、正负，两者的平衡运动，保持了世界秩序。这种根本看法，认为对立是相互联系的，冲突是表面上的，因而从根本上是和谐的。这些看法，直到17世纪，西方都是陌生的。李约瑟说：“中国文化深刻的一元性不但有利于中国人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因为他们把它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永恒哲学的一种全面发展的形式；而且这和一党专政国家的概念也是非常适合的。中国的历史传统向来都是如此。虽然有时道教也偶尔获得权力，但是几千年来真正的统治权力却始终掌握在儒家手中。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这正是这种哲学上的一元的和有机的自然主义在社会学方面的反应。”（22）辩证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所创立，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是黑格尔承认受到《易经》的启发。所以李约瑟说，辩证唯物主义也是中国产生的，“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联系的。”（23）李约瑟从中国哲学思想的一元论特征来理解中国的一党制，有相当的理论高度和说服力。中国的哲学是“一元论，又有辨证思想”，可见至少从理论上说，中国在一党制条件下解决现代民主问题的思路是成立的。

    孔子的儒学倾向于唯物，但不彻底，表面上回避鬼神，实际上是敬多于信，但是也不说破，这在当时是一种政治智慧。宋朝新儒家完全是唯物主义的，（24）“气”本身就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新儒学最深奥的思想是“无极而太极”，实际指整个宇宙是一个单一的有机整体。许多西方学者指出过中国重整体、重综合的思维方式的优势。例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普利高津曾经说：“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研究整体性自然性，研究协调和协同，现代科学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来源于中国人的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与此相联系的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是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天人合一”观决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重综合，重整体；西方人的思维方式重分析，重部分。中国人看西方用总体观，西方人看中国重部分观，往往盲人摸象，以偏概全。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其思维方式的根源就在这里。总体观也是中国人思维方式和文明哲理的最突出的特点。将世界观和人生观分开谈，是西方哲学观念，在中国人则是“天人合一”观，天人合为一个大整体。这是从空间上看问题。慎终追远也是一种天人合一观念，真正的儒家思想不怕死，死活都是天人合一，没有下地狱的恐惧。所以儒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乐观主义的，孔子逝世当天早晨还引吭高歌。

   中国人的世界观来自农业社会的长期观察、体验和实践。农业社会，靠天吃饭，土里刨食，最懂得天地人乃一整体，即天（地）人合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又最懂得天时地利，四时节气变化，春种夏作秋收冬藏，逐水源河流而事生计，治理水患，灌溉土地。中国自古水患频仍，农业劳动极为辛苦，加以天灾兽侵人祸，非全家、全族乃至全社会齐心协力不能收功，于是形成天时地利人和的观念。这样一种背景，使得中国人形成一种注重社会人生和种种务实观念的独特文化。古人认为天道和人道乃是一道，这个思想很可能推动了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张君劢先生认为：“中国人所谓道的观念很可能是欧洲人所谓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观念的滥觞”。（25）

“天人合一”观表现在中国社会政治上，乃形成了政治与伦理相结合的政治法则，梁漱鸣先生说：“伦理学与政治学终之为同一的学问——这是世界所知之唯一国家。”（26）政治与伦理有共同基础，这在中国被称之为“天理天则”，这个道理被认为与西方的“自然法则”相通，在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与宗教君主专制的斗争中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巨大效果。不但天人合一，而且人与人亦能合一，“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这是现今“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提法的思想渊源。“天人合一观”在当代人类和地球危机特别是生态危机中，凸显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和先见之明。今人不比古人聪明多少，只不过生在好时候，能借助于历史的文化知识积累，有后发优势。所以鄙薄中国传统文化，一味慕西化，其实是一种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浅薄。

第二，变与化的发展观

    “天人合一观”是从空间上、整体上看世界。中国人思维的另一个特点表现为发展观，从时间上看问题。中国人的发展观是一种变化观：变化变化，重在化成，不重变成。化成的牢靠，凡急于求成的，变成的，往往不牢靠。孙悟空七十二般变化，本事很大，摇身一变，来得快，但是不牢靠，一笑就现原形。跟二郎神相斗，急切间变成一座庙宇，尾巴没办法处理，变成一个旗杆立在庙后，于是露出破绽。所以重化，重渐进，这是中国文化的妙处和精华所在，西方没有。说汉武帝时讲“崇儒更化”的“更化”，类似近代讲的改革，其实两者差别很大。西方文化不重化而重变。西方动辄讲武力征服，改变秩序，中国人早就懂得以力服人的局限和笨拙。按照一般解释，中国古人认为事物是相互联系的，是发展变化的，是运动的，而不是静止的。这并不错，但不尽然。中国古人对宇宙万物、对自然界、社会人生，不重言变，“天不变，道亦不变”。如果天变成非天，地变成非地，大自然变成非自然，人类将何以自处？人岂不变成非人？所以中国古人每不言变，而言化，不象今人言改革，只言变，不言化，而且一个劲儿“改革攻坚”，走火入魔，更有醉翁之意不在酒者，是受西方影响。中国古人对大自然不叫大自然，叫造化。社会、人生也是一化。孔子曰：“君子不忧不惧。”陶渊明诗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当尽终须尽，无足复多虑。”所以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极其洒脱。对大自然的这样一种观念，减轻了大自然对人的心理压力，加以儒学能给人以安全感和永恒感（大人生），所以中国人可以不需要宗教。中国古代的发展观，强调“化”的思想即渐进思想，具有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萌芽。人类从穴居野处，到太空行走，将来定居月球；人生从一受精虫到婴儿，是为一化；再经生老病死，做出种种惊天动地的伟业，又是一化。人类文化从东方兴起发达，再传至西方，再由西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再到21世纪亚洲和东方复兴，超过西方；这就是人文化成，就是历史。《易经》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以万物演进，历史进步，无不由一个化字概括。近人以为中不如西，恨不能脱胎换骨成为西洋人，其实是一种麦克尔·杰克逊心态，不懂中国文化之“化”的妙处；又以为万事都是古不如今，恨不能抹去历史、割断历史，直接接轨全球化；以为传统一律不如现代，恨不能埋葬传统，作一里外皆新的“新新人类”。这种种非理性，皆因不懂一个“化”字。“化”的要义，在于渐进。所以，20世纪以来中国人不接受全盘西化，从梁启超看不上凯末尔改革，到近30年来中国拒绝“休克疗法”，不接受新自由主义，都有中国思想史的根源。

    如何能化？中庸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化。”其实改革也是一化。所谓改革，无非是变化，是变中化，化中变，怎么变也是人，而且要向善，最终要“止于至善”，不能变成兽。资本主义和美国布什政府的做法是引导人类倒退，变成兽，“率兽而食人”。19世纪中国就言变法改革，启动现代化，化需要时间，过于急促不能化。故改革有美成，有恶成。庄子曰：“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美成主要在化，在久，在渐进；恶成主要在变，在速成，在一味“攻坚”，不及改，终于失败，故叫恶成。古代治国的正道，讲究清净无扰。乱国亡国的原因，多因胡改乱革。而且改革发动，出于公心，尚须精心谋划。如发于偏私之念，为少数人谋利，就一动不如一静了。百姓既不能安生，少数人也不可能独享幸福于长远。戊戌变法在历史上虽是进步事业，但是“百日维新”，旨在速成，理论上不得要领，实践上导致恶成，终归失败。近百年来中国，渴望现代化，但是凡欲速成者，无论“百日维新”，还是“大跃进”；还是“长痛不如短痛”的改革“闯关”以及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化，或是每有问题出现，一概用统一万金方曰“改革不到位”，都是试图于旦夕指顾之间，尽变故常，都难以成功。有时候，慢一点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譬如过十字路口，提示牌有“一看二慢三通过”，有那急于求过的，闯了红灯，结果车毁人亡（飙车肇事另当别论）。发展和改革也是一样，中国这次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于某些改革走得太“快”；但是又没有卷入很深，使得中国在危机中的表现相对出色，虽说这是由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某些改革走得“不够快”，如资本帐户没有开放。“改革不到位”论者其所以老是性急，原因就在于只知变，不知变中有不变，就是中国本位、中国根基、中国特色不能改变，中国国本不能动摇，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不能丢弃；一些人更不懂化，化就需要时间，需要渐进，需要适合国情，这又另当别论。所以改革出问题，还不仅是照搬西方模式的问题，也是由于在思维方式上丢掉了中国古人“化”的精妙。可见，改革和保守，都是相对的，不能绝对化。并不是改革就一定好，保守就一定不好。改革也要坚持理想，坚持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否则方向错了，不仅欲速不达，还可能“达”到别处去了，反为不美。例如最近中央明确宣布中国不能改旗易帜，就是这个道理。又例如削足适履、妄自菲薄的“改革”，就不如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的“保守”。到底改革和保守，孰好孰坏，全在选择。而选择的正确与否，全在“交换、比较、反复”（陈云语），全在眼光，最后要“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十七大报告语）。而做到这一切，说到底，还是要胸中有丘壑，有远大的理想支撑。一些人将改革定位为以美国为目标，理论上不正确，实践上只能导致“依附”，还自称“做好低端也不错”，反映出心中缺少高远的理想。

    最后，中国人又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不是无序的，而是有内在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道”。这就不仅从空间上和时间上看问题，而且是从本质上看问题了。道是什么？就是规律。

    最早反映中国人世界观的经典是《周易》。《周易》也叫《易经》，是一本影响人类数千年发展而誉满中外的伟大典籍。《易经》创造出一套符号来象征自然现象和人事变化，叫作卦；画卦的线条叫作爻；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用以象征宇宙万物的一切变化。实则只有两爻，曰乾“—”（阳爻），象征天、阳、日、君、父等，指时间，也象征合；又曰坤“--”（阴爻），象征地，指空间，也象征分；《周易》认为“乾坤”属于阴阳的范畴。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原始物质。中国人一切观念，都由此而来。

中国人的发展观也来自农业社会的长期观察、体验和实践。农业社会，靠天吃饭，最懂得天时地利，四时节气变化。节气不到，庄稼不熟，这是性急不得的。所以《孟子》里就有宋人揠苗助长的故事，宋人的愚蠢在于不懂化的道理。

第三，大同观

    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变与化的发展观，孕育出中国人天下一家的情怀，表现在对社会发展的看法上，就是大同观。

    中华文明的早熟，表现为经历了三代前后长期的民族部落战争、兼并、融合的政治实践，政治和学术思想得到积累和发展，到春秋时期发生井喷。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关于王霸思想的争论。“不争论”是当代政治智慧，是政治需要；争论是学术需要（其实政治也需要）。春秋时期的中国，与古希腊一样，喜欢争论。古希腊人是在广场上辩论，中国百家争鸣，是“坐”而论道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大争论。春秋时期王道思想的发展，以天下太平为理想境界，到战国时期产生大同思想。正因为当时列国纷争，礼崩乐坏，民生涂炭，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大同成为中国人的共同理想。所以，中国人喜言天下，喜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喜言“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礼记》对大同社会的描述是：没有私有制，人人为公劳动，不藏私财，壮有所为，幼有所养，老弱病残皆由社会照顾。人人互爱互助，社会选贤任能，生活安宁，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礼记》在描述大同社会的基础上还提出了小康概念，此后大同和小康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受到近代先进思想家、革命家的重视。康有为著有《大同书》，孙中山通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将大同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大同思想与近代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大道相通。所以社会主义在中国，不仅是西学，也是“土产”。只是由于历史原因，中国近代不仅不可能产生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熟时期的思想成果），而且1842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以后，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这样一来，中国人寻找摆脱半殖民地地位的道路，就只有靠输入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途了。而只有马列主义才能在理论上解释中国的现状和反映中国20世纪的政治需要，在实践上俄国十月革命也确为中国革命树立了成功的榜样，所以马列主义在思想上很容易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马列主义一经引进中国，不久就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犹如“大同”之脱去古代长衫，穿上现代服饰，中国几千年的理想社会找到了现代科学的表达方式。于是社会主义便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而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也是中国“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长期为斯大林和苏共所误解的原因所在，直到1948年前后，革命胜利在即，苏联才终于承认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贡献。今天，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越来越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与传统文化相联系的“中国特色”的表述更加随处可见，诸如“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全面小康”、“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等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第四，天下为公和人格平等观

     中国长期的政治思想，是以民意代表天命，所谓“奉天承运，皇帝昭曰”，表现为君主对民意的尊重，且须受民意的考验。所以，中国政治发展出宰相制度，相权即是通过士大夫代表民意对君权的制约，还有其它限制制度（御史制度、征辟制度、选举制度、科举制度等）。这其中有高明的政治制衡思想，绝非“封建专制”四个字可以一笔抹杀。古代又有禅让制度和汤武革命，意思是“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君位之可更迭”，“人皆可以为尧舜”，甚至有“闻杀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一说，春秋战国就有“天下为公”的思想。这是儒家自孔孟到黄宗羲的一贯思想，这方面历史上在许多朝代例如宋朝以前也有许多政治实践，有不少制度建设，都优于西方。可惜元明以后，中国政治大坏。但是不能否认，这种天下为公、人格平等、政治制衡，等等，其实是中国古代民主思想和实践的种子。西方民主的实质还不就是制衡？

平王东迁以后，封建贵族阶级衰落解体，教育学术文化遂不为贵族专有，流传民间，即有士阶层和平等观念相继兴起。秦统一六国，不独是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也结束了先秦的封建贵族社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一个平民社会。平等观原是中国先秦时期形成的一个在历史上有突出重要影响的思想，如孔子的孝悌论、忠恕论，有教无类论；孟子的“民贵君轻”论；墨子的兼爱论，庄子的齐物论，许行、陈仲的“并耕”论、“不恃人食”论（27），“皆就全人类著眼，而发挥其平等观念之深意者也”。（28）到秦统一，中国人的平民社会思想得以实现。这一点很了不起。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民族所共同完成之（统一）大业，而犹以平民社会之贡献为大”。（29）平民社会不是没有等级，相反是等级森严的，但是这个等级制度是开放流动的，是有活力的。陈胜一介农夫，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怒吼能够一呼百应，揭竿而起，也说明秦末时期阶级平等思想已经为老百姓普遍接受。儒家的平等思想其中包含有人性尊严的观念，也是儒家的基本观念，所以孔孟游说各国君主都很有个人尊严，绝无一丝媚态：“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30）“士可杀，不可辱”，反映了中国古代士人把人的尊严、人格置于安全和物质生活之上的崇高的作人原则。明代黄宗羲“正是从这个观念出发，展开了对人权、良心自由、言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所以，张君劢先生认为，“如果给予适当环境的话，黄宗羲虽为儒者，也可能成为共和理想的最早倡导者。”（31）近代国人只知道把传统体制骂得体无完肤，殊不知论选贤任能，发现和选拔优秀人才，历代有许多思想、制度和做法为近代党治所不如者。中国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充分展示才华的时期，人才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那是一个国际化、多极化时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社会常态，不需要靠出身门第，也不靠财富，这种例子比比皆是。这种普遍的阶级平等、选贤任能的社会风气在秦始皇时期就已经确立（李斯、蒙恬都是所谓“白身”），为汉武帝时代建立博士官制度，以及以后包括隋唐建立科举制度，奠定了社会政治基础。魏晋以后虽有门阀制度，隋唐以后即被废除。历代统治者奉行抑商政策，也有防止财富积累过于集中而危及政治的目的。所以，一般说来，中国历史上社会分化总体上不如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那样严重，或者严重以后能够通过农民起义和朝代更迭而强制调节，这是中国社会历史的一个政治特点。

   与平等相联系，中国自古民间相对自由。农耕社会，广土众民，山高皇帝远，官府哪里管得了许多。农民与官府打交道，几千年里就两件事：纳粮和打官司。又中国古代自耕农多，没有人身依附，“纳了粮，自在王”，官府不再管。至于涉讼的事很少，大事小情、民刑案件，一般都由民间自治自理，私不举官不究，衙门老爷也没那闲工夫管你。“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力于我何有哉！”太平有道之世，风调雨顺之年，老百姓确是比欧洲的农奴自由许多。这也是无为而治黄老学说的社会经济根源。所以孙中山曾慨叹中国老百姓自由很多。这一点与西方中世纪完全不同，也非专慕西化者所能知。

    中国不是印度，也不是拉美。印度自古至今存在种姓制度，殖民地时间比中国长得多。平等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这是20世纪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设得以成功的历史根源。1949年以来，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深入人民群众之心，这是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再严重也冲抵不了他开创新中国的盖世功劳的原因所在，也是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所依据的一个现实原因。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２８提高到近年来的0．４７，社会空气已经燥得厉害，很难设想中国能象拉美那样突破0．６，社会将成什么状态？所以，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避免重复近代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以及当代某些发展中国家两极分化引起社会分裂的弊端，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妥善处理的一个基本问题。2002年以来，党和政府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五，现实观

    中国人自古的农耕文化，土里刨食，靠天吃饭，最讲求实际，不象地处热带的印度人崇尚玄想，相信来世。也不象西方人作上天堂的梦，想那些不着边际的事。中国人务实，不信来世，也不修来世，重视社会生活、伦理道德，注重修身，崇尚大同社会，有高远的理想。既有理想，又脚踏实地，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基本性格。到先秦时期，中国人的思想日益脱离原始宗教影响，由天道转向人道，由宗教转向社会，重视现世，认为社会发展和人的处世有其规律，人的修养和行为对于自然和社会能够有所作为。由此中国哲学要求人在生活中体现其思想，又重视实践，身体力行，将自己信奉的道在对自己的家庭、宗族和国家所尽的责任义务中表现出来。所以中国士大夫的传统不满足于发现真理、坐而论道，一定要诉诸实践。后世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还要求别人也这样做。如果做了高官，更不必说做了御史，就要谏劝皇帝的错误，而且不惜生命。否则就不是儒者，故有“文死谏，武死战”一说。忠言直谏的人，尽管会遭遇不测，但总是名垂千古。不象西方哲学家，只演讲著述就算尽到责任。而中国学者认为必须将自己的主张反映于政府的决策中，并视其为生命。这个优秀传统春秋时就有，后为儒家所继承和发扬，如宋有文天祥，明有刘宗周，清有史可法；现代有李大钊、方志敏、夏明翰，等等，后者虽然是共产党人，但都是同一种儒家入世救国的殉道精神。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32）“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死夏明翰，自有后来人。”这其中表现的不仅是真正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也是杀身成仁的儒士风骨。这样的志士仁人，在中国只有通过以儒学为基础的严格的教育才能得到。所以中国人最重视教育，钱穆先生说：“教育主于启发和自由，政治主于德感与平等，对异民族主与我同化与和平，处处表示其‘大同’之怀抱。此乃先秦学术共有之态度，所由形成中国之文化，抟成中国之民族，创建中国之政治制度，对内、对外，造成此伟大崇高之中国国家，以领导东亚大地数千年之文化进程者”。（33） 

中国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慧根再植

    （接上篇）中西文化不同，塑造出来的人也不同，表现为各有不同的内心世界和行为规范，包括不同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伦理、气质、人格、行为规范，等等。“我们是谁”的问题，主要是从内心世界和行为规范去界定，也就是文化结构的第一层次即精神文化，而不是根据成果文化去界定，例如根据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等浅层次来界定。亨廷顿说西化在全世界失败了，就是指精神文化层面而言。世界其它国家也是这样理解的，伊斯兰世界也是如此。例如伊朗总统内贾德，永远都穿一件西装（永远不打领带），丝毫不影响他挑战美国。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传统文化长期熏陶出来的一些优秀品质、气质在近现代中国人身上有所继承，有所发扬，也有所削弱。弘扬传统文化，需要了解传统中国人的内心世界。

（一）价值观      

    春秋时代原始宗教衰落，周孔教化取而代之，中国文化进入了成熟期。由于历史公认周孔二人对中国五千年风教文化的形成贡献最大，即以周公代表西周以前的人物，以孔子代表他以后的人物，故称周孔教化。周孔教化，不是宗教，而高于宗教，故又有“大教无名”一说。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世界观，是一种大生命观，由此产生中国人独特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中国文化的方法论特点是天人合一大生命的总体观，西方文化是部分观。故中国古代重社会人文，不重自然科学，且宗教与自然科学融为一体（如道教），辅助人文，叫“一天人，合内外”。所以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一词。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不存在好与不好一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政治（社会）、人文、道德，某种程度上还有宗教，四位一体，独一无二。

儒学被称为中国哲学之王，成为中国人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主体。两千多年来，中国是儒家的天下。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富于创新能力的思想家理论家，也是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者。儒学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重视道德的作用。

中国文化重视道德，源于古人长期对社会现象的观察。荀子说：“人生而有欲，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欲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乎欲。”（34）树立道德的地位，目的之一就是要平衡物与欲之间的关系，要息争（同时辅之于外部规范）。息争，社会才能稳定，稳定才能发展。所以中国儒学应是深谙稳定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与儒学以树立道德权威的力量建立社会秩序的思路不同，基督教是以树立上帝权威的力量来建立社会秩序。所以儒学是向内求诸于己，发掘人性中的仁义，建立一套理论，引导人向善。人人修身，向善，向学，社会就有秩序。仁义这套儒学的理论入情入理，能打动人心，深入人心，加以树立榜样，崇尚圣贤，人们自然就信服道德，崇尚道德。当然不能光靠说教，息争又需要有具体办法，这就是礼的由来；这一切又都需要智和信。仁、义、礼、智、信，这就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重视道德，就要教导作人的责任和理想，由此对整个中华民族产生了持续巨大的奇迹般的道德约束力，持续几千年于不坠，直到今天还在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儒学在这方面的伟大创举和这个特点，在春秋战国到秦汉这一中国历史早期最重要的转折时期，起到了引导中华民族社会走向统一和秩序，并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上起到规范中国社会和人们行为的伟大作用。

由于《论语》不是孔子的著作，而是后人整理且是以问答录的形式写出的，表面上显得散漫，其实孔子的思想是有其内在逻辑的体系，而且是与人类的社会生活脉搏息息相通的，是一个跳动着生命力的有机体。钱穆先生说：“中国人生当分身、家、国、天下四阶层，而修齐治平其道一贯。故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此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提纲挈领最要一说法。”（35）沈曾植先生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大学》中已经提出了（对中华文明）的研究方法。只要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昭示的程序，即先弄懂中国人个人行为的原则，这是必要的和必不可少的，然后再检查一下，看看这些原则如何运用和贯彻到中国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家庭生活中，最后，才能将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研究方向，用于研究政治及国家的管理制度。这个程序，当然只能大体上得到贯彻，要贯彻到底，学者必须为之付出毕生精力去契而不舍地追求。”这也是一个人生观、价值观的二位一体，修齐治平四个环节之间紧密的逻辑关系、在在都以崇高的大同理想和高度的责任感相联系，具有路径依赖，既高尚、博大而又合理，且务实。它唤起人内心的仁，从人性中父慈子孝之爱推己及人，主张仁者爱人，围绕五伦关系，由近及远，及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虽有差等，但却是真正普遍的大爱。墨家主张为理想献身，“赴汤蹈火，死不旋踵”，而且身体力行，也非常可贵。但又主张兼爱，不讲亲情，没有差等，也就不近人情，所以不被后人接受。西方基督教教人爱上帝甚于父母兄弟姐妹，不仅不近人情，而且不容异教，所以根本上是虚伪的爱。儒学通过礼来建立孝悌忠信，不象西方价值观是为了自身的救赎。基督教所谓救世，理论上极其空洞，虚无飘渺，实践上为强权政治所利用来谋私。儒学不是宗教，将儒学视为宗教是西方观点，孔子从未自视为先知或教主，相反明言“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36）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中国人也从来不把孔子当作先知或教主，而是尊为圣人和先师（大成至圣先师）。圣人是人，不是神。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周朝解体，列国纷争，政局混乱，神州板荡，生灵涂炭。这些概括语对于今人来说都嫌过于抽象，混乱到什么程度？司马迁说：“春秋之中（计242年——引者），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37）周朝解体，就是封建制度解体，垄断土地、宗教（文化）和武装三大资源的贵族衰落。衰落就是许多贵族成员失去土地和武装，只剩下历史积累的与宗教相混杂的学术、知识和最初的理性，就是文化了，这就是最初的士人。士，原指执戈佩剑的武士，贵族既垄断武力和文化教育，武士的教育就是最高等的教育，也包括学文。这在当时是最高等的享受，在古代贵族心里，文化高于物质享受。所以中国又有精神贵族的传统。时代变迁、贵族衰落以后，士由春秋以前的武士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文士。在一段时期内，文士也要习武，也要佩剑，也要弯弓骑射。所以，孔子开的六门课（“六艺”）里有“射”、“御”，“射”是射箭，“御”是驾御，就是骑马赶车。所以中国的士原是能文能武的。再后来，佩剑就日益成为装饰，再后来就干脆偃武修文，“百无一用是书生”了。另一方面，学术文化既流落民间，平民中也必然产生士人。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士的来源和构成，孔子是贵族出身，属于前者。士非从孔子起，但是孔子开创私人讲学之风，必然光大士风，特别是孔子的“有教无类”乃是中国文化教育也包括政治划时代的创举，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学术平民化的时代，也开创了秦汉以后布衣卿相的局面，为后来的科举制度奠定了基础。从此人无生而贵贱者，于是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歌谣。所以孔子不是维护奴隶制（中国历史上有奴隶，没有奴隶制），不是反动派，而是起了加速瓦解封建制和在文化、教育、政治上划时代的历史作用，是进步派，是中国先秦三千年思想文化之集大成者和后两千多年最伟大的思想家以及政治制度的总设计师。中国人的平等观念，比法国大革命要早2000多年。又春秋战国兴亡变动，政治竞争导致人才竞争激烈，故风行养士，如春秋四公子各自门下食客数千。士一旦被养而成为风气，就不免鱼龙混杂，往往有鸡鸣狗盗之徒混吃混喝，有真才实学者不甘心于吃大锅饭，于是有“长铗归来乎”的故事。士的现象为中国历史文化所独有，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珍品。西方基督教文化出不来士，中世纪法国骑士文学多为虚构，且西方骑士专以追求爱情、荣誉等个人利益为趣，完全是两码事。所以法国人的浪漫无度，得以有萨克齐总统任上离婚再娶、与布鲁尼夫人的姻缘和许多趣闻，也是由来有自。

春秋时代的中国逐步走向统一，社会急需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百家蜂起之中，儒学影响最大。在周朝解体极度混乱的世道中，孔子以如炬之历史眼光，以对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和对社会博大的人文关怀，创立了以仁为最高价值，以伦理道德来规范世道、教化人心的儒家学说。在孔子身后500年产生的基督教，其社会历史背景和用意也大体如此，但是价值标准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却大异其趣。基督教的教化人心是以实力（权力）为价值标准，从外部设想一个上帝，上帝残酷而暴虐，拥有无上的权力；又设定人性恶，有原罪，需要救赎，实际上是用一个虚拟的并不存在的强权（上帝）恐吓人民，使其因畏惧（下地狱）而生服从，进而取得规范社会秩序的效果。所以西方崇拜强权，历史文化根源在此。

孔子学说的最重要部分，是他的道德学说，也叫成德之学，它以性善论为思想基础。其基本思路是通过教育来唤起和激发每个人内心与生俱来的善心和亲情，引导和鼓励每个人（“自天子以至庶人”）树立理想，修身成德，进而成为人格完善的君子。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缺乏总体把握，故理解肤浅，如孟德斯鸠说中国“其民为气柔而为志逊”，认为是长期帝王专制统治的结果，其实不懂这是中国文化的修身功夫向内用力的结果，恰恰表现出中国人的理性。中国人重道德（表现为老子先于孔子有《道德经》），进而重伦理，甚于重知识、重逻辑。君子的道德表现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就要“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38）儒学特别强调道德的地位，由此从人性中发掘出仁、义、礼、智四个价值判断，也可称之为人性和决定（或规范）人类行为的基本原理。

仁和义是中国文化特有的范畴，西文中没有相对应的概念，无法翻译。通常译为慈善、善意或博爱（benevolence，goodwill，humaneness），词不达意，也是不得已。子曰“仁者爱人”，但是仁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爱，仁是爱的源泉，爱是仁的本质。张君劢先生认为：“从新儒家的观点说，仁是爱的标准，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对父母的爱，对妻子的爱，对兄弟姐妹的爱，对儿女的爱，以及对国家的爱。”（39）这是说儒家的仁主张爱有等差，爱有等差是近人情的；没有等差的博爱，基督教教义主张的爱上帝甚于爱父母和兄弟姐妹，甚至不许爱亲人而只爱上帝，是不近人情，便成虚伪，故不易为中国人所接受。儒学就是仁学，正因为仁极其重要，所以开蒙以后要读《四书》。现在《四书》开始进了大学讲堂，是件好事。否则从小学英语，不学国学，一路到大学，全是西学，毕业以后作人大成问题。以医学为例，古人认为，医乃仁术。现在进医院，如进“人体零件修理厂”，许多人、事不为病人着想，有啥仁术可言？

     儒学的核心和本质是仁，也就是说儒学认为精神价值的核心是仁。仁是一种最高的精神价值，仁是热爱生命，追求精神，不是追求物质。由仁派生出义，决定了中国人与人为善、急公好义的处世之道。这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根本道德优势所在。相形之下，西方文化重利轻义，是热爱物质，追求物质，而且不择手段。又儒学提倡孝道，既符合人性，又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社会剩余产品不足、没有社会保障、没有离退休待遇和养老金的时代，“百善孝为先”、“养儿防老”既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维护社会道德水准以及表现人类终极关怀的意识形态，又是一个低“交易成本”的社会安全阀。现在也是一样，如果市场经济把孝道砸烂，中国社会将变成什么样？所以《大清律例》中，“不孝子”就是刑事犯，社会舆论和法律都不容，于是只好投靠洋教，寻求保护。所以，晚清的洋教成为藏污纳垢之所。现代西方老人，最羡慕中国的孝道、亲情，可惜基督教不产这种文化。一位在日本和中国都生活过多年的西方人说：在日本住的时间越长，越不喜欢日本人；在中国住的时间越长，越喜欢中国人。不久前去世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说：“一想起周总理，就更加喜欢中国人。”这固然由于周恩来个人的品德超拔，但归根结底是由于中国文化重道德、重情谊。某些西方人特别是政界高层人士仇视中国人，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而恰恰是暴露了他们自己的问题。了解中西文化的区别，对于西方媒体最近和以后也

难免的鼓噪就容易理解了。

    对西方人来说，义比仁还不可理解。义通常解释为正当、适宜或正义（right，righteousness，justice），都无法表达出中国人的义气。电影《李小龙传奇》中主人公李小龙的美国妻子对他处理亲朋好友乃至同胞关系时表现出来的义气，起初毫不理解，老是问“为什么？为什么？”其实就是一个义字，中西文化不同，所以莫名其妙。正因为义为西方文化所没有，所以新中国虽然穷，却在国际事务中树立了急公好义的形象，颇具软实力。

    礼原是指祭神祀祖，也指礼节、仪式等道德规范，也有礼貌、谦逊和敬重的意思。这个字用得很广，以至其意义有些模糊不清。智指认知或知识。仁义礼智这四个指导中国人行为的基本原则背后，就是人性的背后或深处，有一个东西，就是道。人有人道，天有天道（孔子不谈天道），天道与人道是同一个道。与老子认为道乃万物之母，西方哲学所谓“绝对观念”，都很接近。这就是古人的认知发展到儒学所秉承的观念，宋儒叫作理。程颐说“性即理”，也是这个意思。张君劢先生说：“道是普遍观念，理则较为具体特殊。”“宋以后，道和理可以通用。”（40）儒学，其实是“道”学。不是老子的道学，而是致于道之学，即孔子的儒学可以用一个“道”字加以概括。孔子的“道”学，是指最高的真理和意义。这就是儒学的价值观，道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里表现出儒学重精神价值，高于物质。这也是儒学要使人活得象人，而区别于动物。孟子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中国文化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主动区别于禽兽，过人的生活。这种区别于动物的文化自觉，西方是直到17世纪前后才有的（如莱布尼茨）。孔子又将其学说分成“道、德、仁、艺”四个部分，其中有密切的逻辑联系。其中艺，相当于现在的专业。在儒学中，艺处于末位，专致力于艺，就成了器。而“君子不器”，就要道德仁艺兼备，就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41）在孔子看来，他培养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甚至是国家栋梁，必须成为“大人儒”，而不能成为“小人儒”。所以樊须问圃于孔子，孔子骂他“小人哉，樊须也！”小人谋身，君子谋国，大丈夫谋天下，是典型的儒家观念。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以天下为己任之气，不是谋身致富贵之气，在孔孟看来，“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但是终究是“小气”，或“小器”。

于是儒家又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理论。其中特别重视修身，而且要求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如此重视修身，乃由于中国人在哲学上非常重视对心灵的修炼和控制。这是因为人内有自私的念头，外有物质的诱惑，会有心魔（借用佛家的用语，道理是一样的）发生，人心往往为物欲和偏狭所蔽，所以需要净心，净心才能得道。程颢反复说，耽溺于外物，如耽于赌博，搜藏珍宝图籍，玩物丧志，使人迷失心神。同理，耽于名利、权位、金钱、美女等等，也迷失心志。张君劢指出：“中国人的方法是不将自己对外界封闭或隔绝，而将其心灵当作为主人，以为行为的尺度或标准。这样，人便不会有迷失的危险。”（42）他还说：“周敦颐的无欲、朱熹的致知和专心、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这些便是达到真理标准的三条道路。”（43）“文化大革命”中大闹“斗私批修”，其实“斗私”来自儒家的修身思想，所以，虽然“文革”否定传统文化闹得轰轰烈烈，却如同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到了南天一柱，在柱子底下尿一泡猴尿，结果还是如来佛的手心。所以，中国人离不开儒家思想，这也是一例。近年来反思改革，搞得教授名声不大好，网上对“叫兽”的叫骂不绝于耳。其实是现今的学者“生不逢时”，现在的世界太精彩，诱惑忒多，为孔丘宋儒时代所不能比。人非草木，如何能够“净心”而“无欲”？《大学》第二句话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今人的问题在于不能“知止”，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没够，什么也放不下，不能净心，也就不能得道，于是就离张君劢所说的三条真理之路“渐行渐远渐无书”了。最后搞得自己也不无苦恼，表面看很多人风光八面，似乎很快乐，其实那也是“苦恼人的笑”，只是内心的苦恼不足与外人道罢了。也不能只怪现今学者官员，因为近代流行西化，西方人就不讲修身，没有这一套观念，中国人乃“多此一举”。这是由于西方人的哲学重事功，不重道德，乃向外求，不做内功（教士也往往是假做，结果老是爆出丑闻），是外向型哲学，产生“外向型”经济。既是外向性哲学和“外向型”经济，美国发生金融海啸，中国人成为替罪羊，还要拉中国垫背，也就顺理成章了。

    由于《大学》开宗明义就将“明明德”的大学之道和“修齐治平”的做人宗旨阐明，朱熹认为《大学》是《四书》中最重要的一部，而《四书》则是中国人必读。如《圣经》为西人必读一样。可见，现在中国人适当地读经，也是必要的。建议政府干脆每人发一本，13亿本，同时开展读经和读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全民读书活动，既可以弘扬传统文化，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和民族软实力，又可以刺激内需。

    道德社会的维持，主要不靠强制而靠自觉，更靠教化，以教化启发人的理性、自觉，培植礼俗。这种社会重任只有士来承担，所以士尤见重于社会，列为四民之首。这也不仅由于士的社会功能重要，也由于士读书明理，以身作则，才有资格主持风教，为人师表。有了士的教化引导，形成礼俗道德社会，人的行为受到约束，才有秩序，农工商始得安居乐业。所以，士人作为“劳心者”不事生产，却有重要的作用而享有社会地位。即使贵为君主，也有其师，在师面前，也必执师礼。西方以上帝震慑王权，中国则以师道，所以叫师道尊严，又谓天地君亲师。现如今也难怪师道没了尊严，主持风教者不能以身作则，上行下效，某些师本身也忒没个模样，斯文扫地，社会风气也就扫地了。

    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是一套以德治国的有效理论，在秦汉以来的政治实践中则是德治和法治并行。这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两千年行之有效的治国方略，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这个过程需要有先进的知识分子以身作则（身教胜于言教），而且政府要由具有儒学教育的优秀的士君子组成（学而优则仕），并制定一套礼教，教化全民，移风易俗，改造社会，于是社会从混乱和堕落走向有序有德。近代西方入侵，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引狼入室”。狼都入室了，以德治国就不灵了。人类的理想境界其实是以德治国（以法治国原是西方“无德社会”没办法的办法，发展资本主义更需要以法治国），这在《礼记》关于大同社会的描述中表现得最明显，柏拉图的《理想国》由圣贤执政，在人民之上保留了武士和官吏等级，还有奴隶，所以仍有强制倾向，不如中国大同社会更“理想”。西方从没有以德治国的历史和经验，想都不敢想，因为在西方历史上道德的地位从来就没有立起来，更不要说达到中国古代的道德高度和治国平天下的成就，所以只有以法治国。历史早已证明，如果人的素质归根结蒂是道德素质上不去，或掉下来，一句话，如果人不行，什么以法治国，统统都不能治本。即使在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在道貌岸然的法律背后，掩盖着无数肮脏龌龊的交易。盲目迷信体制包括法制，是改革以来输入的一个西方自由主义神话。于是什么都成了体制问题，“老妈子不会倒马桶”，也成了体制问题。改革中推动这种思潮泛滥的根本用意，在于把中国自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行之有效的中央集权的体制，演变至今的现行体制，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体制扳倒，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彻底改掉，将中国搞垮，改革就“到位”了。

    人生有阴阳内外两面。人与动物一样有欲，饿了要吃，渴了要喝。这是人与动物的相同之处，即都有一个身世界。人与动物之不同，在于人有一个心世界。这一点中国人与西方人都是人，都有一个心世界。所不同在于中国人特别重视心世界，认为心世界乃真人生，所以特别将心世界置于身世界之上。还认为，身世界的欲的特点是不能放纵，否则欲壑难填，会酿成祸乱。中国人很早就了解这一点，为了区别于动物界，为了人类社会的和合，中国人特重道德，表现为儒家特别注重修身，乃有意贬低物欲，压制物欲。这在孔子以前就已经有历史传统，也是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道德和意识形态根源。至孔子创立儒学，上升为一种理论，倡导一种高尚的道德人生观，自己身体力行，后人景仰，成万世师表。孔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毕生加以提倡。孔子学说最近人情，视富贵为浮云，不是仇富仇贵，以富贵为敌。说中国人仇富，这是误解，或是曲解，老百姓仇的是“不义而富且贵”。“不义而富且贵”，在孔子可以“于我如浮云”；在温饱不足的百姓，就难免仇视了。孔子并不反对有条件地追求富贵，他说：“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执鞭之士”，就是赶马车，现在就是司机，也是靠劳动求富贵，没有什么可耻，也是“取之有道”。“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则是一种以我为主，不以心为形役，视富贵乃身外物的洒脱态度。富贵如不可求，决不死乞白赖，一棵树吊死，愿意干点啥就干点啥。只是强调富贵要取之有道，主张“不以其道居之，不为也。”孟子讲“养心莫善于寡欲。”寡欲不是无欲或禁欲，可见孔孟之道是近人情的。这与后来宋儒讲“存天理，灭人欲”，演变成假道学，不是一回事。所以，棍子不能乱打。这种强调将道德置于崇高的地位，置于物质和富贵之上的人生观，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突出特点，至今仍有重要意义。西方人虽不能说没有心世界，但不以为重，不去向内开掘和发展心世界，而专一向外发展。向外发展就是重视物质，重视目的，不问道德，放纵欲望，不择手段；争夺财富，争夺权力，争强好战，无日无之，花样手段层出不穷，终于走火入魔，不能自拔。于是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历来是竞争关系，弱肉强食，不利沟通，不能和合。直到今天，人类向外部已经在探索太空，但是由于美国等引领潮流的强国，不负责任，人类内部已经濒于核大战的边缘。中国人自古至今遇事不谐，反求诸己，即向内求，利于和谐；西方人遇事总怪别人，强调客观，即向外求，所以在相当程度上西方文化是致乱之源。

    精神价值的最高体现是道。道是至高无上的目标，是士大夫人生的依归。士君子必须立志，而且要“志于道”。而“志于道”就必须修身寡欲，故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追求道是人的理想、信念。以道自任，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最显著也最可贵的特点。道在士大夫那里，成为一种政治追求，也成为一种人格规范。所以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有了道，心就有处安放，放心则心安理得，精神有所寄托。孔子修诗、书，订礼、乐，赞易而作春秋，此即一人承担了历史上“六经”这样巨大的文化工程，是因为心中有天下，有道；司马迁忍辱负重，写下千古绝唱《史记》，也是由于心中有道；岳飞作《满江红》、文天祥唱《正气歌》，从容赴死，还是因为心中有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们心中有道，有理想，就能够参透人生，更贵在能够实践和做出伟大贡献。中国近现代史上无数民族英雄和革命先烈，包括无数共产党人，为了民族独立解放和人民幸福，慷慨捐躯，也都是心中有道。这个道，在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心中有不同的理论形态（岳飞的忠君是形式，本质上是忠于民族），后者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中都有民族主义，都有人民幸福、社会大同的人间大道相通。1984年10月，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发言最后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并言行一致终身不渝，也是因为内心坚守共产党人的“道”。内心有“道”，有远大理想，必然公字当头，重义（主义）轻利；内心没有“道”，没有理想或放弃理想的人，必然私字当头，见利忘义；两者作人行事是完全不同的，也是不难识别的。

人生一旦有高远的追求，做事还来不及，哪有时间郁闷、浮躁？正是道生志，志励士，这方面历代传人，史不绝书。中国历史上伯夷、叔齐，屈原，司马迁，文天祥，方孝儒，史可法、谭嗣同；加以现代史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仁人志士，无数共产党人血染的的风采；成为一部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壮丽史诗，一部一以贯之、独步全球、举世无双的壮丽史诗。所以，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优秀士大夫，近代的志士仁人，不仅要大书特书，教育今人，传之后世，而且要翻译成各种外文，宣传全球，弘扬世界。士，今天叫知识分子；大夫，相当于今天的干部、公务员。其实已经不是同一概念。士大夫是要有担当的，就是负有民族、历史和社会责任的，不是有张文凭就是知识分子的。1986年台湾学者杨国枢提出了一个定义，认为要同时具备以下八项条件乃成为知识分子：①要有丰富的知识、见识。②要有崇高的无私理想。③要有强烈的独立精神。④要有旺盛的批判精神。⑤要有高度的分析能力。⑥要有真正的志虑精纯。⑦要有足够的社会关怀。⑧要有坚韧的抗压能力。（44）这个定义，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却符合儒学关于士的原意，相当严格，自有一种神圣在内。

    通过人生行为的意义来提升人生的价值，从而使得人真正成其为人，即“君子儒，非小人儒”，表现为中国人一种积极上进的人生观。电影《士兵突击》中许三多说：“打扑克没有意义。我爸告诉我要干有意义的事。”这句朴实的农民语言其实是“近道”的，可见“道不远人”。如何能够得道或近道？这就是孔子的成德之学。孔子的成德之学包括三部分：一是成德的工夫，修身齐家；二是成德的理想：成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君子，治国平天下；三是成德之教：以身作则。这三者中，修身是儒学的命脉，也是治国平天下政治实践成败的基础。历史证明，离开自我精神修养和行为约束这个基础，社会政治的道德理想和政治实践，便成为空中楼阁。即使一时成功，最终也难免归于失败。这方面的例子，从古到今，不胜枚举。所有及身而败或身后遭谴的例子，无不有修身不够甚至不修身的内在原因。孔子的成德学说，在于塑造社会中坚即士大夫阶层的高尚人格，同时也赋予中国知识分子一种理想主义精神，甚至可以为理想献身（杀身成仁，为国捐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从成德之学可以看出，儒家认为，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所达到的世俗社会的高度，而在于他的人生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所达到的功夫、境界。一个表面上看起来一无所成的人，但是他的自我完成并无亏欠。这就是儒家非功利的人生观。所以，中国古人是靠道德立身，靠道德立国，甚至靠道德治国。道德立起来了，人才立得起来，国也才立得起来，立得久远。所以，道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朝闻道，夕死可矣。”（45）“士志于道，”（46）“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47），“吾道一以贯之”。“君子谋道不谋食”（48），“君子忧道不忧贫”（49），“人能弘道，非道弘人”。（50）道是人生的价值，是源于孔子在中国古代经验、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对生命的体验和领悟：“我欲仁，斯仁至。”（51）几千年来，中国人的道德是用来指导自身和社会行为的，道德通过儒学潜移默化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成为中华文化的DNA。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道德至上，不善言辞（“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52）），崇尚只做不说，或者做不到就不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53）），至少是言出行随（“先行其言，而后从之”，（54）），言行一致（“谨而信”，（55））。西方不是如此。古希腊哲学是“广场哲学”，辩证法和形式逻辑这些西方的宝贝，都来自广场辩论，与行动无大关系。所以西方人善辩，长于演说（就是忽悠），言行脱节甚至不一，是由来有自的。至今美国总统选举，打口水仗，可以声嘶力竭，唾沫乱喷，吹牛许愿，信口雌黄，待到选票到手，登上总统宝座，政策如何制定，向谁（穷人还是富人）倾斜，打不打伊拉克，可以是另一回事。对于中国人言出行随，言行一致，“耻其言而过其行”，“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君子作风，西方人不仅难以理解，而且不愿意相信。其实是文化不同。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方的生存和发展是靠扩张和侵略杀出来的，得以立身立国，所以在他们的观念中实力永远是最重要的。西方在解决了近代早期的生存危机并暴富以后，“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也懂得需要道德，承认道德。但是他们是实力和道德二元论者，他们的道德是经验主义的，可有可无的，每临利害时，道德就不要了。甚至连面具也不需要，正如布什经常说的：美国利益至上。何谓美国利益？从卡特里娜飓风受害无助者和伊拉克战争、金融海啸大发其财者看，美国利益不过是“特殊利益（集团）”而已。道德在西方人的历史、文化和生命中没有根，所以美国实力再强，也无法占据人类道德高地。不象中国，自古道德是用来指导生活和政治实践，是用来立身、立国的：“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56）至今许多西方人内心（口头上决不）是鄙视道德的：道德多少钱一斤？这也是近代以来西方人对待中国和中华文明的态度的深层的文化根源。

    孔孟之道强调道德的价值，并没有错，而且与西方文明不无相通之处。耶稣也说，如果人失去了灵魂，即使他赢得了世界，又有什么意义呢？可见，小布什总统信教是虚伪。20世纪中国几度否定了孔孟之道，将其批得体无完肤，必然导致人性扭曲，道德退化，社会风气恶化。把修身也全盘否定了，实际上是否定了指导中国人的作人处世之道，摧垮了维护2500年来人类独一无二的低成本高道德的社会秩序的基础。西化流行以来，世道人心彻底变过了，不都是变好，变坏之处所在多有。所以现在社会许多问题，不是始自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有更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中国古代观念，作学问也是作人，学问之道就是读书人的作人之道。孔孟批倒批臭了，难免出现不会作人，而向野蛮倒退的倾向。文化的革命闹完了，市场经济大潮一来，再让钱一闹，西化、市场化、经济人化，“香蕉人化”，实际上也就不免道德沦丧即人的野兽化了。20世纪西方美术史有昙花一现的“野兽派”艺术家，市场经济造就一批又一批文化“野兽派”。所以，在21世纪的今天，去啃中国传统文化这根今人一般不愿啃也啃不动的硬骨头，再下一番与时俱进的功夫，用来武装教化国人，再通过孔子学院传播国际，是中华复兴的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二）大人生和小人生

   价值观决定人生观。中国人的价值观以伦理道德为尚，梁漱鸣先生说：“伦理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义务关系，一个人似不为其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57）自古中国就是一个大家庭，所谓天下一家，就是大圈圈套小圈圈。国家是个大圈圈，国君就是国父，臣子臣子，就是国君之子。地方州府县治是中圈圈，都是父母官，下边都是子民。宗族家庭是小圈圈，更复如此。自古以来中国的五伦社会，象是一张大圈圈套小圈圈的罗网，将每个人“编制”其中，所有的人，在其中都有自己的位置，有属于自己的社会伦理关系的网络定位，不是君，就是臣；不是父（母），就是子（女）；不是夫，就是妻；不是兄（姊），就是弟（妹）。每个人都有由其五伦社会关系定位所应尽的义务或责任。所以，个人是不能自杀的，自杀乃是对于所负责任的背叛。中国传统思想不尽承认个人的独立性，个人只有自己的人格是独立的，但人不是独立的，是伦理的，是家族的，是社会的，是一种伦理本位。这个伦理本位的文化特点是历史形成的，其中既有具历史眼光和大智慧者（从人性中发掘、提炼出父子、夫妇、兄弟三伦，再加以扩展至社会，有君臣、朋友两伦，构建成五伦社会，所以孔子是中华文化的“总设计师”）的思想指引、制度安排，也有自然地理等因素，很不简单，也很不容易，历史贡献极大。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中也必须如此。这一点与西方不同，这主要还不在于比西方基督教的“设计”高明，而在于中国文化强调人的道德应是发自内心的德行，是一种道德价值。西方的伦理道德，不强调内心，只是一种行为规范。西方中世纪还不如中国，只有“一伦”，也是“天伦”，就是“上帝本位”，个人是属于上帝的，甚至不是父母的，只认上帝，一切听凭教会裁判。近代以来西方高唱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从上帝本位乃走向反面，即个人本位，乃是通过个性解放，发挥才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扫清道路：劳动力成为商品。19世纪末以来，西方社会随着向垄断和国家垄断发展，政府不断干预社会生活，已经是某种特殊利益集团本位。尤其在美国，个人隐私其实多被代表该种集团利益的政府侵犯。以现在的观点看来，中国古代的社会本位中人与人互以对方为重的原则却是对人类社会的一大贡献。

    中国人认为以伦理道德至上的价值观，符合天地人伦之最高的真理即“道”，所以千方百计追求久远。人生有限，不能久远，只有文化传承于子孙后代，才能久远，于是有大人生的观念。中国人慎终追远，但不修来世（那是佛教观念），最注重社会人生。中国人认为，生命有大小之分。文化是民族的生命，这是指大生命，超越个人的生命。个人有小生命。个人的小生命寄寓在躯体之中，卑微而短暂；文化的大生命超然于躯体之上，广大而悠久。为了大人生，甚至可以牺牲小人生，牺牲个人性命。这样的人可以永垂不朽，所以中国人历来崇尚圣贤，不崇尚富贵。泼天富贵，哪怕是皇上，在文化上也没有地位，孔庙几千年来没有他们的牌位。这让有些帝王或准帝王内心很不爽，但是历史上没人敢公然冒天下之大不违，打倒孔家店。中国人砸孔家店，始于太平天国，已经是鸦片战争西风劲吹以后的事了。圣贤英雄、志士仁人，其躯体的小生命与常人无异，但是其事迹精神可以融入文化而长存，成为民族大生命的一部分，个人乃得到永生，小生命成为大生命。此所谓不朽，是精神不朽，所以中国没有木乃伊文化。早在孔子之前，鲁国叔孙豹已言立功、立德、立言为人生三不朽。不朽即成为大生命，所以有中国人死求（身体）速朽，不制作木乃伊，但追求“三不朽”。司马迁论人生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实际上就是指个人的大生命和小生命。一个民族的圣贤、英雄、志士仁人的小生命，汇集成民族文化精神，表现为时代的人文气象，世代相传，绵延古今，是为民族的大生命。大生命兴旺，民族、国家、社会和个人必然兴旺；一时不兴旺，迟早兴旺。大生命衰落，小生命难有根本起色；一时有起色，能否持续，终是问题。一个人，关心家事国事天下事，以天下为己任，器局开阔，理想高远，才能有所作为，永远不会感到人生郁闷。所以，孔子曰“先器识而后文艺”，“君子不器”。所以今人也要读《孟子》，道理就在于此。由此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国几千年来历代志士仁人魂牵梦绕、挥之不去的爱国主义和济世情怀。一些国人骂倒毛周，忘记了他们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也是为了掩盖自己数典忘祖和追求一己私利的人格的卑微渺小；一些西方人骂倒中国共产党，其实是害怕中国再出毛周那一代打不垮、骗不过的中国领导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不仅如此，还“进亦忧，退亦忧”，更有“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来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陆游）者，几千年如一日就这么执着，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情怀，举世无双，西方历史上没这种传统。中国百多年来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民族斗争，一方面延续着中华民族的大生命，使之终于迎来了今日中国崛起的气象，就是继承了这种优秀传统；另一方面，百多年来在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压力下持续不断的文明自戕，使得中华民族的大生命受到摧残，也为中国崛起和中华复兴伟业埋下不小的隐患。

    孔子说“君子不器”。不“游于艺”，就是不器，不专务于一艺而“游于艺”。一旦流为器，往往就流俗了，小人了。这其中关于人生的精义难以为现今各种职业的专家所理解，须善加体会，其实是一种很高的人生艺术境界，一种极高明而潇洒的活法。现在人高唱“潇洒走一回”，是指身生活（感官）的潇洒；儒家人生的潇洒是指心生活（精神）的潇洒，是真正的潇洒。两者完全不在一个精神文化层次。西方近代科学发展，专业越分越细，弊端很多，所以西方大学本科注重通才教育，加以纠正。我们现在的某些大学，专业分得比西方还细，更不重通才教育，学生也追求成为“专家”，其实是专培养“器”。加以多年来又流行西方的“经济人”理论，所以，出来的一些学生不免人格矮化，心胸窄化，理想道德观念淡化，成了“小人儒”教育（“饭碗教育”），这是最勘忧虑的。

    大生命、小生命是中华文明特有的观念，大生命中包含有中华民族生命的密码，其它民族文明无此观念，更非“经济人”理论的崇拜者所能理解。西方人崇信个人主义，只知有小生命，不知有大生命，基督教讲灵魂上天堂，也是个人（小生命）的事情，各上各的，更没有“民族魂”一说。中国春秋时代，也有主张个人主义的，但终不为社会所接受和承认，孟子骂：“杨朱为我，是无君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春秋战国的“尊王攘夷”和孟子的尊君，都是尊国家民族的大群，并非指单个一人，君只是国家的人格化。这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今人跟着孟德斯鸠（欧洲君主早就从《马可·波罗游记》关于中国文化和体制的描述中得到启示，孟德斯鸠乃装聋作哑，还对中国倒打一耙，这也是一些西方学者虚伪的表现）随帮唱影，作狭隘理解，实际是误解。西方基督教又有“复活”一说，也只是基督复活而已，与中国人言不朽指精神，不是一回事。埃及人制木乃伊，也只是躯体不朽，非精神不朽。且埃及人善人体解剖，都是研究小生命，特别是研究局部。故西方人言人生，只是小生命，求不朽也只在物质上求不朽，终不可求；中国人言人生，不仅指俯仰一世，衣食温饱，而是大丈夫顶天立地（仓颉造“夫”字，乃有深意），上贯古人，下穿后世，在精神上求不朽（精神是现代语，古人叫魂气），故五千年中华民族大生命浩气长存。孔子的思想、德行和精神不朽，两千五百年后竟又借孔子学院“周游列国”，大有国际化趋势，就是一例。当年莱布尼兹曾设想欧洲各国应向中国要求派遣儒学“传教士”，向欧洲传播“和谐”福音以拯救欧洲于战火，如今各国竞相要求中国前往设立孔子学院。这两件事之间是否存在何种内在联系，令人深思。

    大人生与小人生的关系，是大人生由无数小人生所组成。中国人重礼，讲究尊卑长幼有序，故小人生在大人生中自有其位。在小人生中，尊卑的秩，视官阶、品级而定；长幼的序，按年齿而排。在大人生中，则按立德、立功、立言的贡献，分大人、中人和小人排序，与官阶和财富无关。孔子是一介平民，但后世尊孔子的德业为古今第一高位，帝王将相反而极少享有高名大位。孔子志存高远，心怀天下，在人类，在天地，不在小我，而在大生命以及天地大自然。孔子位尊，在于其人生价值和意义远高于帝王将相，用西方的话说是具有普世价值。中国人称这种人为大人，称圣人。稍下即有贤人，有君子，笔者为之造一词为“中人”，不很贴切。最小的，是为小人。孔子骂“请学稼”、“请学圃”的樊迟为小人。故有君子谋道，小人谋身，大丈夫谋天下之说。李斯因观厕鼠和仓鼠的待遇差别太大，受刺激而弃官从学（荀子），后贵为秦相。钱穆先生有一段妙论：“李斯为人，兴于鼠，亦仅得比于鼠。仓鼠与厕鼠，其为鼠则一。李斯亦终为一小人而止。观其临死前之告其子者，而可知矣。”（58）现代人把“大人、小人”这些观念都诸之脑后，代之以“成功人士”，即指身家亿万，住别墅、开豪车、一掷数万金者。其实不要说按中国古人观点，就是按钱穆先生的观点，凡是这样生活的“成功人士”，如果仅为谋身，谋私，既不谋道，更不谋国（天下），即使享高位大名，坐拥巨富，也无非仓鼠与厕鼠之别，“终为一小人而止”。2008年西藏“3．14事件后”，中华民族海内外凝聚力陡增，有网络流行歌曲叫《做人不能CNN》，证明“80后”一代人格的成长。所以，从大陆港台和海外华人的无数事例看，许多享高位大名巨富者也懂得，要想使自己在人格上真正高大起来，按照儒家思想，使自己作为人真正“立”起来，与自己的财富名位相匹配，就要由小人生变成大人生，就要在当今文明冲突中，为百多年来被西方国家骑在头上，受尽凌辱欺压，而今奋斗崛起在即却被西方国家百般围堵打压的我中华民族、国家和同胞做点什么。有些事其实简单，想起来无非一念之差，做起来无非积德行善而已。“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后来翻然醒悟，经名士陆云点拨（陆云只一句话：“岂不闻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于是痛改前非，励志向学，后仕晋居官有善政和军功，还有著作，成为历史名臣。周处翻然醒悟，也就是一念之差。据报道，比尔·盖茨在暴富以后一段时间里，思想行为远未达到后来的高尚境界，后来思想发生改变升华，其实也是一念之差。

    概括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有几个突出特征：第一是仁的特征。今人所谓大爱，在中国文化来说，就是仁。仁的好处之一是不用花钱买，无交易成本，又方便，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孟子曰：“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韩愈亦言：“足于己，无待于外。”君主有了仁心，就要爱民，这是大德。“天地之大德曰生”，就要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民族才能生生不息。其二，仁不是物，不是一张大饼，非零和游戏。仁道无穷大，全世界都要仁，仁亦分不完。第二，修齐治平。这是中国人生观的独到之处，修齐治平的最高境界，就是世界大同。第三，疏于物而亲于心，乃得仁智的大义。人生的乐处在是，真处也在是，此即中国人的真乐。这是中国价值观和人生观的真义，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疏于物，即追求简单生活，贵能多暇，多暇不是去旅游，是多读书，多思考。近代西方引领全球旅游业，其实旅游还是一忙，特别是随团旅游，搞不好是遭罪的别名。多暇才能沉下来读书（不是上网，上网又是一忙，而且是一乱），多思考，才能品味、欣赏、感念生命的瑰丽悠长，得以养心。故有享清福一说，清净乃是一福。又说读书乃是人生一福（清福难得），简直是至理名言。今人多不知，以上网代之。上网乌七八糟，徒乱人意，乃不得已而为之，不得谓之福。今杭州人因为地利保留一点传统，流行休闲，可惜也多流于形式，真义已失。第四，人生的终极目的和境界是止于至善。至善，既指“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也指个人的内心世界。所以“古之学者为己”就是这个意思，为己不是为一己之富贵，而是为个人德行达于至善。今之学者为己，又是一路了。

  （三）国家（天下）观念和人格风骨

    中国人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创造，是秦灭六国，统一中华，由此创建了集中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一壮举，加速了中华民族的融合统一进程，也使中华民族几千年受益不尽。这是中国文化包括中国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发展的必然结果，表现为政治体制的创新。

    民族是人类经过长期历史发展而形成的稳定的共同体。中华民族的形成很早，民族意识（如认同感、归属感、忠诚感）也产生很早。在古代文献中，民和族各有所指，并不连用。据考证，民族一词的使用，始自1899年梁启超的《东籍月旦》一文。（59）可见民族作为实体和观念，中国古已有之；民族这个概念，来自近代西方。西欧在中世纪以前，受大迁徙、战乱、灾害和瘟疫等诸多因素影响，一些王朝代兴代灭，没有形成稳定的民族和疆域。直到中世纪晚期，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开始形成民族国家。到公元15世纪以后西欧封建王室为了对内摆脱中世纪晚期的经济社会危机，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和进行对外扩张，开始追逐中央集权，兴起建立民族国家的潮流。到17世纪确立以领土、主权、民族等要素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概念，其标志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里亚》条约。这个西方近代历史潮流的背后，是《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中央帝国高度集中政治体制近乎崇拜的描述对欧洲君主的启示。可是有慕西化者却论近代中国受西方影响始有民族国家观念，此足以令中国古人笑掉大牙。例如，西方中世纪以前不懂得税收，中国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完整、严密的税收制度。有税源乃可以养兵，可以在财政上军事上支撑起庞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而中世纪的欧洲封建贵族强大而王室软弱，欧洲君主正是从《马可·波罗游记》中得到巨大的启发和灵感，从15世纪开始疯狂地推动建立民族国家，为了征税养兵打仗争霸，到17世纪普遍建立了王室国家的税制。直到今天，法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管理的税制，据现任巴黎市税务主管官员F ·勒马尚说，就是从中国清朝学来的。（60）马克思说：“税收是喂养政府的奶娘。”西方中世纪以前没有奶娘，所以没有民族国家。建立民族国家，中国比西方至少要早1500-2000年。虽然国家的含义与近代西方不同，但都是国际政治实体。再追溯，中华民族自黄帝时代以来，就逐渐形成了领土、资源、民族意识，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到秦汉时期，民族意识深入人心。中国人之大人生观念，就是源于民族国家（天下）观念，即认为民族国家的大人生高于个人身家的小人生。这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标准，所以当忠孝不能两全时，社会认同移孝作忠。只不过中国自古国家太大，又经常缺乏强大的外国竞争，所以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往往与“天下”相混同。近代西方有论者（如罗素）认为“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终究是西方眼光。中国自古是政治与道德一体，民族与国家一体，既是文化体，亦是统一的强大国家。罗梦册先生说中国是“天下国”，（61）信哉斯言！如果中国不是国家——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仅一文化体，早就活不到今天了。

    中国人的观念，上有天，下有地，人在中间，此称为天地人三才，合为一体。人又有家，有父母、夫妇、子女等等。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灌溉农业，季风气候，治水抗灾、不违农时是头等大事，否则就要挨饿。所以，古时候是氏族、宗法社会，大家族制度，最为适应。一家一族的力量终究有限，于是家族观念扩而大之，就是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融合，早在上古时期已经开始，神农氏之征三苗，黄帝之诛蚩尤，都是民族融合和中华民族的早期形成过程。几条大河，灌溉两岸农田，沿河家国众多，（62）数以万计，实际上相互依赖多于相互争夺，于是形成政权，“层累而上，乃有一万国共戴之共同政府，即一最高政府”（钱穆语），这就是民族国家。又认为，此国家乃天在上，地在下，国不仅居天地之中，且天造地设，又居大地之中央，于是呼中国。四外的地域氏族，蛮荒落后，乃称四夷或四裔。夷者，平也，平定，夷平，古代指东方的少数民族。裔者，边缘也，指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据专家考证，禹时黄河流域有万国，到春秋时期齐桓公用管仲为相，搞“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力建立霸权，于公元前651年缔结《葵丘之盟》时，尚有一千八百个国家。这些所谓国家其实都是地方政权，就是大小诸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因为上还有周天子的余威。但是平王东迁以后，周室衰落，中央政府已经不能号令全国，在这种情况下齐国的统一霸业就具有决定性意义。所以，孔子曰：“非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这种不以兵力而能成就“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霸业的做法，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建立在德行力量上的一种政教方式，是一种真正的中国式的国家软实力。当然，说齐桓公不以兵力成就霸业，乃是以兵力为后盾，但毕竟与以武力相胁迫不是一路。孔子曰：“政者，正也。”钱穆先生说：“治犹治水，戒鲧之防，效禹之导。故国人常连言政教，不言政法。教主化导，法主刑防，此其大不同。即就中国文字，可了解中国理想。”（63）这种政教软实力成为中华文明的政治传统，历代相传，只是不同朝代和时期德行和力量不同，对政教软实力的运用高下有不同。孔子曰：“齐桓公正而不谲，晋文公谲而不正。”20世纪的中国，国共两党，孙蒋毛周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唯谲正长短高下各有不同。

    齐国霸业以后继续兼并，改土归流，到战国七雄时代，东方的少数民族其实早就改土归流入伙或逃离了（但是夷的概念沿用下来，此外还有蛮、狄的概念，各有方向所指，前者指南方、后者指北方少数民族）。战国七雄最后终于拼出一个秦始皇，再经过秦汉两朝的疆域统一扩大，民族融合，中原民族和愈来愈多改土归流的诸民族就都“捐弃前嫌”，一同认祖归宗，完成为同一个炎黄子孙的中华民族了。君不见，秦始皇兵马俑中，有多少胡人？可以说各色人等，几乎是一支“联合国多国部队”，就差没有黑人。“各色人等”后来都同化了。历史上中国还有世界上最难同化仅次于中国人的犹太民族，后来竟不见踪影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始于黄帝时期，到秦汉牢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应为民族融合基本完成。中国的统一，特别是秦能够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统一货币度量衡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其基础是长期以来特别是春秋以后中原文化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儒学的巨大影响。否则汉武帝想要“独尊儒术”也难以做到。儒学影响深入人心，故几千年来，无论朝代怎样更迭，政府如何交替，名号作何改变，国家还是这个国家。这是因为改朝换代，文化照常传承，所以国家不变。民族国家的观念深深植根于每个地方政权、每个宗族乃至每个家庭个人的，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利益和以国家为屏障的安全利益，经孔孟上升为“修齐治平”、大人小人等等一套儒学理论，这些民族国家大人生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几千年来成为士大夫阶级立身处世的圭臬。所以中国历史上识大体、顾大局的优秀政治人物和中华民族的精英，史不绝书，受到人民尊崇。近代仁人志士，包括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爱国进步人士，更不必说以毛周及其战友们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国元勋，其实哪一个不是传统文化熏出来的，哪一个没有“修齐治平”的理想抱负？社会主义是什么？还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治平大道的现代化表述？如今两代人不读古书，也不知道近代西方富强的底细，全球化西风凛烈，使得一些人误服了美国牌“全球化迷魂汤”，真的以为国家就要消亡了（其实是落后民族灭亡）。例如一些貌似心态开放，实则脚下无根，头被洗脑的人认为，现在还谈什么国家、民族，没什么意义，企业和个人赚钱就行了。这种观点完全脱离国际政治，更不懂“文明冲突”，相当愚昧，也相当危险。现阶段全球化条件下西方思潮泛滥成灾，“文明冲突”正加剧中华文明的文化断裂，这种趋势如不能遏制和扭转，有朝一日，即使形式上国家还在，但人人穿西装，说英语，吃西餐，放洋屁，不知中华传统文化为何物，象非洲、南美一些国家一样“全球化”了；那时国家或许还在，但中华就可能名存实亡了。这也正是近代中国人所最担心的“亡天下”。对中华民族来说，亡天下才是最致命的。美国人梦寐以求的美国化的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无异于政治和文化消亡。至于落后民族生物学意义的消亡，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高度发达的今天，技术上已经没有问题，那是“文明冲突”结束后“打扫战场”的问题。

    中国人言身家国天下，实际上融合儒道两家思想，讲究进退有据，进则有国有天下，也即“达则兼济天下”；退则有身有家，也即“穷则独善其身”。虽说是进退有据，也是以退为进，随时听从国家呼唤：“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陆游诗）。综观秦汉以降中国古代仁人志士，大都有儒道两种思想，也即所谓“执两用中”，两种思想，一体相通，自我平衡，进退自如，乐在其中。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也。所以中国人善于适应变化，不至于一条道跑到黑，走火入魔。中国自古这套国家观念和人生的活法，独一无两，西方没有。孔子是一个中国历史上一位胸怀博大、具有高度民族使命感和目光极为深远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与孔子同时代的古希腊城邦，一些学者称其为城邦国家，国家的概念其实很模糊。故当时柏拉图有《理想国》一书，其实远不理想：由哲学家执政，军人高居工农商之上，后三者从事劳动，却是社会最低等级。其国家没有宗族，没有家庭，共妻共子，儿童进福利院，长大由政府分配工作。此种以西方观念设计的国家，如同一架机器，毫无感情，毫无人情味，断无生命力。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几乎同时，战国末期中国儒家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64）如此国家社会，多么温馨，美好，富有人情味！马克思曾赞扬柏拉图对未来社会的“天才描述”。其实马克思当年不了解中国，更不知道中国古人“天下为公”大同理想，否则一定会认为《礼记》对未来社会的描述更加天才得多。

    柏拉图以后三百多年，有耶稣降生。耶稣有救世之心，却是一个没有祖国的犹太流亡者。耶稣无祖国，流离失所，被罗马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犹太人也经历了两千多年无祖国而遭遇无数灾难的历史，终于复国。耶稣死后，其无祖国的宗教得以流行，连恺撒也皈依了耶稣，实际是借重耶稣，但是罗马帝国仍免不了崩溃。所以，欧洲人信奉无国籍者耶稣的基督教，也长期不以国家为意，直到十五世纪前后才兴起民族国家，不是偶然的。中世纪以前西方人无国家观念，加以文化上不重群体，不重德性，功利至上，物质第一，好走极端，一味向外榨取，一味在人世（欧洲、地中海）小范围内争权夺利，厮杀不已，又一心想着死后灵魂升天堂。后来西欧生存空间不够，为了对外扩张，争夺财富，乃兴起民族国家，无意中折腾出资本主义全球化。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以来，西方人将国家机器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推进经济全球化，占尽先机，也占尽便宜，因此从实践中吃定政治的实质乃是权力。这与中国古人从长期民族融合的政治实践中悟出政治乃是代表德行和道义，文治高于武功，用现代语言说软实力更重于硬实力，完全是两路。这是中西政治观念的根本区别，也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根本弱点。西方文明的病根就在这里，这个病根，无药可医，权力只能用权力来矫正。

    正因为中国人自古有大人生和民族国家（天下）观念，所以中国人自古没有宗教，却有信仰。现在有一种流行而糊涂的观念，说中国人什么也不信，没有信仰。其实中国人的信仰是从对祖先宗族的信仰发展到对社会的信仰，对民族国家的信仰（这个国家不是指朝代，指“天下”），归根结底是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信仰。建国以后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并没有错，只是由于历史原因这种灌输过于狭隘和功利化，发展到“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历史，迷信将来”（张奚若语），不但未能把社会主义纳入中华文明的大统，反而对社会主义作了愈来愈“左”的狭隘诠释。结果1978年以后极“左”路线结束，历史转折，加以资本和市场的作用，更遭遇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传统文化又被破掉，意识形态出现真空，信仰也就危机了。信仰一危机，西方私有化和市场经济的一套又被吹得神乎其神，西方思潮泛滥成灾，物欲更加横流，腐败如水银泻地，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

    中国人自古形成大人生的观念，进而从娃娃（私塾）抓起，培养士大夫即民族精英的修齐治平的抱负理想，这是中华文明的独到之处和优势所在，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经劫难不仅不灭，而且于今崛起的文明密码所在。西人不仅不懂，而且加以歪曲（不是误读）。孟德斯鸠说，中国专制主义的特点是家国同构，将宗教法律风俗礼仪相混合而被道德化，这完全是主观臆断。孟德斯鸠是个典型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充满偏见，社会道德化乃是中华文明和社会组织的高明之处，比之近代西方有国家以来社会警察化军队化不知高明多少，此为莱布尼茨和伏尔泰等西方启蒙思想家叹为观止。近代中国被西方强盗破门而入，人心不古，道德社会不能维持而逐渐瓦解，乃不得不跟随西方法制化警察化。虽然当代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在现代化，但是全人类的道德文化趋势却出现野蛮化。金融海啸表明美国道德沦丧，人类正为此找不到出路。近年来孟德斯鸠的这种污蔑不实之辞竟然被某些国人当作所谓“入木三分的卓见”加以推崇，是因为两代人不读古书，许多人已经几乎完全不了解中华文明而只会向西方顶礼膜拜了。

    中国人常说顾全大局，最大的大局就是国家民族(有人说全球化了，全人类价值高于民族国家，其实这是西方的忽悠。苏联人就是上这个当)，这个民族不是个别民族，而是中华民族整体。中国历史上顾全大局者，历代都有。就20世纪而言，蒋介石坚持不搞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1974年西沙之战，中国海军通过台湾海峡，台湾方面不仅放行，还给前线接济给养。这就叫兄弟阋于墙，同御外侮。台独根本搞不下去，道理也在这里。历史上最近的例子就是“文革”期间周恩来护国保国之功。当时，党和国家几遭分裂，特别是“9．13”事件以后，“四人帮”众叛亲离，毛泽东处于病危状态，权柄实际上在周恩来手里，党心军心民心也都不在“四人帮”一边。假如周恩来登高振臂一呼，“四人帮”注定提前几年“一举粉碎”了。其所以不做，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就是顾全大局。海内外有人骂周，极为不堪，一是肤浅，二是心理阴暗，乃燕雀之诅咒鲲鹏。历代上国家危难之际，每每有朝廷重臣书写公忠体国四个字的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可以说，没有毛，中国共产党不能那样快立国；没有周，“文革”中不能保党保国，谈何改革开放？所以，以毛周为典型代表的一些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除了他们身上的共产主义信仰和个人性格因素以外，还明显地具有儒家传统所陶冶出来的经邦济世的道德力量。毛泽东以法家自居，说到底法家还是儒家。将这些传统精神加以阐扬，正是近现代历史的中国特色、民族特色所在，而且也是在发展和改革中的现实意义所在。

    近代以来中国人被西方欺侮，所以讲求国格。国格是人格的放大，来源于儒家思想重视人的尊严，讲求人格，进而讲求国格。近年来说中国文化不重个人，那是误解。中国人重个人，但个人永远是集体中的个人。中国人重个人，突出表现为重人格，不是重个人利益，士大夫叫风骨。俗话说“要活得象个人样”，就是讲人要在社会上能立得起来，立得起来不光指一技之长，指饭碗，而主要指人格。无论贫富，贫而不谄，富而好礼，都是有人格的表现。相反为富不仁，贫而谄，不知自强，都是缺乏人格的表现。谄至国外，就不仅有失人格，而且有失国格，历来为国人所不齿。儒家将其道德理想凝结于人格塑造之中，以模范人格的行为方式影响社会，影响历史，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品格。儒家的理想人格概括说就是内圣外王，就是内具圣人之德，外行仁政王道。这当然是儒家理想的君主的人格，也是理想的士大夫的人格。

    孔子创立儒学，是为了指导社会实践。一部《论语》，可说完全是由孔子在亲身实践中砥砺出来的高尚人格的写照。身教胜于言教。所以颜渊说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65）儒学在中国历史上其所以传之久远，不独在儒学本身，也在孔子伟大人格的力量。所以，以德治国，不能停留于一般号召，犹如孔子所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66）正因为孔子深知身教胜于言教，所以自己砥砺人格，再来提倡修身，倡导做人要做君子，言行一致，以为世人和社会立范，加以中国社会历代崇德尚贤，说话就有千古力量。君子就是道德学问俱佳，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故孔子曰“宁为君子儒，不为小人儒”，甚至还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67）成就人格，生命可掷，人格不可废。历代仁人志士，为了国家民族，抛头颅洒热血，包括共产党人视死如归，都有文化基因，不独意识形态使然。这种高尚的行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但是对于这种崇高的精神，每个人都应当尊崇。否则，就是良知泯灭，俗话叫“丧良心”。

    高尚的理想人格决定了做人的风骨。风指节操、品质和作风，骨指人的品格、气概。中国人重道德，也就是向内讲求人的品格，不仅人有人品，物有物品，饮食起居皆有格。庄周曰：“凤鸟非梧桐不栖。”但是人的品格在心在德不在物，人的乐也在心不在物。这不独是儒家观念，道家也是如此。“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68）这是中国人生哲学的最重要特点和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保持心理平衡的要诀。中国人的观念、品格是内心修养的外在表现。孝弟忠信是内心的修养，礼义廉耻是外在的表现。一内一外的统一，始成一人。不懂得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的，不可以为人。所以，至今中国人骂人最狠的话，不是“三字经”，而叫“你不是人！”西方人完全没有这一套，生下娘胎，就是一人，没有内在人生（心的人生）和外在人生（身的人生）的观念。接受洗礼，即开始信仰上帝。上帝在天堂，乃是在外部，俨然一物。接受教育，也是向外求知，乃为谋生，就是追求物质，以为快乐。物质带来的快乐，其实多是满足感官的快乐，不是心的快乐，不是真的快乐。所以西方科学日新月异，人心实际上去古不远。西方人无此观念，活命至上，在中国，反复（背叛）即成小人。所以拿破仑虽翻覆，在西方却成为大英雄，而《四郎探母》中，无论杨四郎贵为驸马，百般悔恨，终不为佘老太君接受。这就是中西文化不同。

   中国人重道德，重视为人处世，要有底线，就是礼、义、廉、耻，其中最主要是知耻。管仲对齐桓公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69）因为人一旦没有羞耻，坏起来是没有底的；一个社会如果寡廉鲜耻，就只有向下沉沦。这是指对所有人的要求。对士大夫做人，最重节操风骨。所以，司马迁留下的传统，史家论人，最重风骨。为臣，必须忠君，实际上是忠于社稷，忠于民族，这是为臣的操守，不是愚忠；城破，守官必须殉城，这是忠于职守。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死，天下太平”，说的还是操守。中国人重操守甚于生命，对男女都一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是讲操守。这些虽为今人诟病，却是当时的观念，也反映出中国人重操守高于一切，与人权不人权没什么关系。孟子所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中国人最根本、最看重的人格，且不仅是人格，也是中华民族的“族格”。中国几千年颠仆不灭，扑而复起，屡扑屡起，根本道理在此。孙中山先生创中华民国，作为国服的中山装，前面四个口袋表示国之四维，门襟五粒纽扣表示与西方三权分立不同的五权分立，袖口三粒纽扣代表三民主义，后背不破逢缝表示和平统一之国家民族大义。所以，中山装的设计中有中华文化的民族大义存焉。仅此一点，中国就永远不能废除中山装。蒋介石提倡新文化运动，将四维、八德作为纲领。建国初期惩治腐败，毛泽东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70）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倡导“八荣八耻”，抓住一个“耻”字，可谓抓住了四维之要，也抓住了当今党风政风学风和社会风气的要害和根本。黑格尔说，中国人的个性缺乏主观性因素，没有发展出独立人格。这是完全不懂中国历史和文化，也是近代西方人自我感觉优越的常见病。近来有些国人自己“忘记”了中国人这个传统人格和“族格”，读了黑格尔的污蔑不实之词反觉得新鲜，跟着说什么“此类批评可谓入木三分，不乏卓见”，可见如今中国思想界是非之颠倒。

    中国传统人才观一贯讲究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西方相反，讲究功利，不论气节操守，只讲才能。中国人也有这一路，曹丕当年欲篡大位，招揽人才，惟能是举，结果成不了气候，没几天被司马氏篡去。晚清曾国藩用人重操守，李鸿章与乃师相反，用人唯才唯能，故门下多小人。晚清大局糜烂，用人是一大原因。国民党用人也是一样，共产党不同，讲究信仰，气节、操守，所以能得天下。用人讲德才兼备，德在才前，这也是中国政统。后来极左路线搞过了头，“政治挂帅”变成“空头政治”，那是形而上学的问题，“政治挂帅”本身并没有错。美国其实也“政治挂帅”。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流行“去政治化”，带来弊端，前些年又提倡“讲政治”。由于不讲政治导致亡国，历史上讲政治的中国早有古训。明朝遗民贾凫西在《木皮散人鼓词》中关于武王伐纣的一段唱词道：“多亏了散宜生定下了脂粉计，献上个兴商灭周的女娇娃；．．．．．．他爷们（指文王、武王父子）昼夜商量行仁政，那纣王胡里糊涂在黑影里爬；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只等到太白旗悬才知道命有差”。鲁迅先生曾经举这个例子，说：“中国人倘被别人用钢刀来割，是觉得痛的，还有法子想；倘是‘软刀子’，那可真是‘割头不觉死’，一定要完。”（71）所以，当代“讲政治”的前提，还是要“主义真”；苏共如果“主义真”，政权就不至于得而复失；主义不真，垮了还不知道怎么垮的，甚至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中西价值观不同，人心不同，人生也就不同。中国古人视人生为心人生，入则孝，出则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心人生的外在表现。苏格拉底也说过：“一个良善的人，不应计生死，只应计是非。”（72）可惜，他主张道德或善的绝对性的理念被当道认为大逆不道，被判处死刑。在中国，儒家高尚的人生观一直是文化主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虽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但是社会认同。如此孔孟之道一行两千五百年，长在中国人心，此之谓不朽，主要也是由于历代圣贤、英雄、豪杰、志士仁人的人格力量。应当说，古人的人格要求相当高。近代人道德退化，做不到，反过来污蔑古人，以为是大言欺世。三代时期，尧舜禹道德高尚，为几千年历史称颂，是有事实依据的。孔子创立儒学，对象主要为士大夫以上，即知识分子以上人士，至于四民之中农、工、商，需要靠士的行为去教育、影响和带动，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做到内圣外王。这个要求其所以高，背后是存在一个高远的理想支撑。这样立标准，并没有错。儒学在中国乃至东亚历史上一直具有重大作用，直到今天也仍在世道人心中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只不过人们往往不自觉而已。这种精神具有潜在的巨大的力量，在乱世中表现为坚忍不拔，不甘沉溺；在治世就往往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所以，中华复兴四个字，具有如此巨大的政治凝聚力和道德号召力。

    篇幅所限，以上几个方面的概括，虽不全面，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需要概括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去。中国人之所以叫中国人，不在黄皮肤、黑眼睛，全在文化；所谓中国心，其实就是文化。王阳明不愧是世界级的大思想家，能把最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他在五十岁时悟出儒学的实质和人生社会的正途不外乎两个字：良知。他说：“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73）又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随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74）以此观书，观古今中外，多少伟人领袖英雄豪杰的思想深处，多少历史跌宕起伏的奥秘，端在良知二字有无。西人动辄藐视中国无思想，无思想家，撒切尔夫人即是一例，可是中国这几千年的“良知学”她既看不见，也听不懂，其实是西人的一种孤陋寡闻，妄自尊大的通病。2008年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历史通过这种先是惨烈后是热烈的特殊方式，将中华文化的仁爱（大爱）的本质和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集中完整地展示出来，无意中成为一种极其成功的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西方媒体的反华鼓噪顿时戛然而止。又，中国近代人受西方思想影响，指责儒学道德要求太高，根本做不到，流于虚伪。其实还是有人做得到，古往今来的圣贤都是真人真事。其实孔孟之道，虽然要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但主要还是责上多于责下，指明在上的人的责任，使在上的人戒慎恐惧。而且良知二字，并非高不可攀。什么是良知？王学说：“知善知恶是良知。”（75）问题在于，一旦身居高位，（权力）倾国倾城，每临利害，出入太大，良知往往敌不过利害。特别是君主，身系天下，最为关键。许多人也不都是胎里坏，有的原来可能还不错，后来变坏了。所以儒学讲正心诚意，也首先是正君心，次强调正臣心；正父心，次强调正子心；正夫心，次强调正妇心。所以说“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现代社会，在上当然不是指某个人。在上的人做到了，做好了，民德自然归厚，社会就跟着走向秩序。曾国藩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经过三代以来政治经验的长期积累，中国人认识到上行下效是社会治理和发展的规律。所以，孔子曰：“政者正也”。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百姓，都是通情达理、奉公守法的，便于管理。所以，治国的本质就是治官，官治好了，海晏河清，体制不体制还在其次。但这也只是中国文化观念。西方文化不同，原来有上帝管着，人心有所畏惧，怕下地狱，所以中世纪由宗教统治。虽然社会黑暗，总还有秩序。宗教改革以后，人性一旦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加以资本积累以后，钱可通神，没说没管，不免胡作非为。所以近代西方特别强调法制，强调体制，离开法制，不可想象。因为中西两种文化，两种人。今人说美国体制好，还不是照样出大乱子，金融海啸即是。

    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下，长期以来中国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即一种并不过多依赖物质，但是却更多地依赖精神，依赖感情的生活方式。一个中国人，他可能不识字，但是却能表现出一种难以言表的文雅（或说文明）。家庭的感情，亲属宗族的感情，朋友同事的感情，形成一个人的生态圈。感情生活是一种心灵生活，精神生活。即使现在搞市场经济，移民打工在外，平时三天两头往家里打打电话，逢年过节寄点钱，出国在外稍有条件就接父母同住一段，尽尽孝心，有了一点好处就愿意与亲友分享，春节不远千里也要与父母团聚，如此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人特有的亲情表现。所以中国人乃是世界上最有人情味的民族。已故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说：越是怀念周总理，就越是喜欢中国人。为什么？周总理的人格魅力。什么叫人格魅力？除了理想道德层面，重要的一点就是内心里流淌出来的中国文化特有的浓厚的人情味，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仁，即大爱。总之，正如梁漱鸣先生所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所以中国文化有些不及西洋处，亦有些高过西洋处。正因它有所超过，而后乃有所不及的。”（76）他还说：“中国之病，乃是病在高明，非失之愚笨，这是最应当记取的。”（77）

）（四）中华民族的慧根再植

    民族性格由文化和历史塑造，随时代变迁也会有所改变。百多年来的历史，包括建国60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变迁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有何影响，需要采取何种对策加以引导等等，关系到国家软实力和复兴大业，是很有意义的课题。

世界上一个伟大民族和文化，绵延五千年，至今仍然充满活力，是独一无二的；一个民族和文化，在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持续高压之下，如此大规模的文明自戕持续百年之久，这也是独一无二的。其他文明这样搞，早就完蛋了。虽说是感谢祖宗，中国文明历史悠久，经折腾，也需要自省。看看邻国，与我们同文同种的日本，再看看所有发达国家，无不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备加呵护和弘扬。

    弘扬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大力宣传优秀人物。中国历史，最大的财富之一就是人物。中国历史愈是乱世，愈是人物辈出。近代中国，也是俊彩星弛，英才辈出。郭沫若先生说：“在近代学人中，我最佩服的是鲁迅和王国维。”

    据刊载，1936年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先生将《史记》中英雄人物事迹编一小书，名为《中华民族的人格》，于卢沟桥事变前两个月出版。这本小书影响很大，遭到日本人屡次禁绝。抗战胜利后痛定思痛，张元济说他编此书的目的，是鉴于近几十年来中国设学堂，讲究新学，但是社会上弥漫着一种骄奢、淫逸、贪污、诈伪、卑贱、颓堕、寡廉鲜耻的风气，使我国家遭到这样的田地，不能不说也是它的后果，回想四十年前，我们在那里提倡新教育的主张，到今朝，良心上也受着很严重的谴责。我们将人格的扶植，德行的涵养都放在脑后，结果是如此了。（78）这是“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上世纪初西学和西式教育对中国人格的负面影响，及其对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国人遭受惨祸的文化根源的深刻反省。据说，抗战期间中国有100万汉奸。现在距张写《中华民族的人格》，72年过去了。那时“社会上弥漫着一种骄奢、淫逸、贪污、诈伪、卑贱、颓堕、寡廉鲜耻的风气，使我国家遭到这样的田地，不能不说也是它的后果”，现在的社会风气怎样了呢？改革开放以来，成就固然巨大，也是主要的，但是问题也不容忽视。我们是不是又一次“将人格的扶植，德行的涵养都放在脑后”，在当今“文明的冲突”中，我国家会不会再次遭到怎样的田地，会有怎样的后果？否则，为什么中央老说要“居安思危”，要“增强忧患意识”？为什么社会惊呼“我们身处一个空白人格的时代”？所以，张元济先生的做法和思考，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得以几千年不灭，包括近代一百六十多年来在西方文化高压之下得以不灭，儒学名教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在此基础上历代都有仁人志士是根本原因，非人力所能灭绝。《周易·系辞》曰“继之者善。”能继是为善。但是我们古老文明的历史遭遇和现实处境实在是急需善加呵护，所幸民族终于觉醒。藐视古人，目空历史，践踏传统，最终必然受到历史的惩罚。

    中国崛起，靠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一杵一猛，可以取得不小的成效。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乃至中华复兴，归根结蒂，要靠文化大发展，靠软实力。说到软实力，中国20世纪的问题，固然是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问题，也是新世纪初面临的重要问题。与此同时，同等重要的问题却是一个文化问题、精神问题。这个问题集中表现为时代人物问题。唐君毅先生在1957年2月讲了一段话，他说：“现在的问题，重要的不是莫有人崇敬的高深主义理论，一般人对于爱因斯坦的理论，以至黑格尔、马克思的理论，尽管不懂，但一闻其声亦可有敬畏之心。然而中国现在社会处处缺少为人所崇敬的人物人格，而又多不肯去崇敬历史上之人物人格。一般知识分子，尤习以不肖之心去揣测人，以功利观点去利用人，以庸俗的环境遗传之决定论、变态心理、下意识中之欲望、社会之阶级地位等，去解释古今中外之人物人格之形成，以消灭人对人物人格之崇敬心。人只知敬畏其不懂的学术理论时，此所敬畏者，为人所不懂，即对人自身是外在的。人此时之敬畏之心，实并无真正之寄托处。然人对人物人格有崇敬时，则人对人物人格之意志行为，必有多少之了解。此所崇敬者便对其心灵为内在的。因而可使人之崇敬之心，有一真正寄托处。一个社会到人无崇敬人之心，亦无所崇敬人物人格时，人之心灵是只各自缩回到其自己之内，则此社会是只有不断分解崩坏的。”（79）唐先生这段议论，直指当代中国人心，尤其对知识分子，当属诛心之论。现在读来，仍可以振聋发聩。历史距唐先生此论，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的面貌和地位不论，人民生活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地位生活，也已经是天壤之别。但是“中国现在社会处处缺少为人所崇敬的人物人格，而又多不肯去崇敬历史上之人物人格。一般知识分子，尤习以不肖之心去揣测人，以功利观点去利用人，以庸俗的环境遗传之决定论、变态心理、下意识中之欲望、社会之阶级地位等，去解释古今中外之人物人格之形成，以消灭人对人物人格之崇敬心”，此种情况，总的说来，是不是更为严重了呢？当然，时代不同了，“各领风骚”的人物也就不同，但是各时代的人物是可以比较的，更遑论人格呢？

    参观近代油画展，可以为西方古典派油画的精美绝伦所震撼，为印象派的朦胧美所陶醉，为抽象派的莫测高深所困惑，为野兽派的退化堕落所呕吐。后来我悟出一个道理，原来西洋画古典学派经过几百年的积累发展，到19世纪已臻于登峰造极，后人只能叹为观止，没办法超越，想“超越”只能“另僻蹊径”，不去反映社会生活，而表现画家的所谓“主观感情”，当然怎么画都行；更摒弃传统的明暗光影和细节描写，因为这方面实在画不过古人，而转用粗大的线条和强烈的色彩去描绘夸张变形的形象，以追求某种效果。这就是野兽派，后来野兽不好听，改名为“巴黎画派”，糟践巴黎。无独有偶。当代文人堕落，有甚于前人。旧学底子完全没有，西学也不过半吊子，甚至半吊子也没有；古文看不懂，西文其实也多半是葫芦半片。但是时代不同了，市场经济要求短平快，打快拳，暴大名，挣快钱，不免走歪门邪道。加以西方思潮汹涌而来，于是否定传统，歪曲历史，抹黑先贤（如岳飞），洗刷败类（如秦烩），诋毁进步作家、妖魔化共产党，等等。总之，林子大了，向佛头上着粪的，向学生脑袋里“灌屎”的（借用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教授语），什么鸟都有了。法国的野兽派，属于盗亦有道，他们追求名利，决不否定传统，污蔑前贤，说自己比拉斐尔、伦勃朗厉害百倍。现如今中国年产长篇小说1000-1500部，估计数量已经世界第一。有的人刚刚写了一点东西，或者放洋回来，冠一顶海乌龟的帽子，居然就有狂人说鲁迅没有长篇，算不得大师；老舍、茅盾、巴金的文笔太差；冰心的东西读不下去；还说韩愈的“文以载道”的标准应当放到文艺批评的最后，而把所谓“情怀”放在第一，真不知今是何世？这种言论无非是西方自由主义观点，而节目居然在某省级电视台制作播放。其实所谓情怀者，先要问是什么情怀？范仲淹《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还不是文以载道？如果作家只顾抒发个人私情，小家之怀，没有社会性、人民性，自然在历史上没有地位。这也是《春秋》、《史记》以来中国几千年的学统。其实诸如此类，信口雌黄，唾沫乱喷，完全不知中国读书人所为何事，只是近代西风凛冽以来中国文坛久已有之的现象，只不过是历史的沉渣泛起；另一方面，周作人、胡兰成等汉奸文人的著作粉墨登场，秦烩（木字旁，右会）也“摘帽儿”了，岳飞的民族英雄的“民族”二字也给拿下了，等等。不是笔者心理阴暗，乱加猜测：是否自己成不了伟人、英雄、大师，就要把历史上的伟人、英雄、大师不光拉下神坛，还要抹黑别人，以提升自己或使得两者之间的反差不那样强烈呢？是否洗刷了历史上的恶人，是为了达到现代人的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呢？总之，按照某种思潮，历史根本就是一团混沌，没有理想、没有光明；既无君子，更无所谓小人；无所谓伟大平庸，人格高下，只有名利二字，在历史上来来往往，熙熙攘攘。于是社会庸俗化、人物平庸化就习以为常了；打倒了君子，就可以小人当道了；没有道德压力，没有心理障碍，做起亏心事来，就不怕鬼叫门了。

上述文化现象在20世纪上半叶都出现过，不是什么新思潮，如今不过是妖雾重来，沉渣泛起。因此，唐君毅先生说：“对此上各问题的解决，我们认为在根本上仍系于中国人之道德精神之有一真正的提升。其次系于中国人之真实的自觉其当前的共同的历史地位，并通过此共同的历史地位之认识，而以其道德精神互相感染鼓舞，以形成今日中国之人物人格之世界，以共担负其时代之责任，而求在中国过去圣贤豪杰之英灵之前，无所愧怍。此皆要在吾人真正重视为人之学和历史之学。亦必须有真正伟大之文学艺术，以使人与人之能真正通情达意。再必须有依于真正价值感之哲学智慧、哲学思想，以一面破除一切以偏执之抽象理论主义、知识、概念，虐杀具体人生之存在之思想，而一面促进人与人之价值敢之彼此共喻，而逐渐形成中国之人与人互为真实存在之中国社会。”（80）这段话，涉及到理论、主义、意识形态的看法，我们不必完全赞同，但就其主旨来说，唐君毅先生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所说的话，触及了时代精神文化问题的实质，切中时弊。但在当时，没有可能引起重视，更不可能付诸实践。但是现在历史条件发生巨大变化，中国的情况也完全不同了，大部分人开始富裕起来，国家也在走向富强，有条件也必须关注和发展精神文化；港澳已经回归祖国，两岸关系也已明显改善，中华民族携手实现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以促进和实现中华复兴的伟业，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已经起步。时势造英雄，不愧于伟大时代精神的中华形形色色的卓越人物一定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这就是唐先生当年所呼吁的，而为现今海内外共同关注的中华民族慧根再植的过程和理应结出的丰硕果实。

    百年前，当西方文明再次象飓风般冲击中华文明的初期，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德国享有盛誉的辜鸿铭先生对中西文化比较有一段极精彩而入木三分的评论，他说：“一般说来，美国人博大、淳朴，但不精深；英国人精深、淳朴，但不博大；德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德国人，精深、博大，但不淳朴。法国人——正是法国人，在我看来，能够理解并且已经很好地理解了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性的精深，没有美国人心灵的博大，没有英国人心灵的淳朴——但是，法国人，一般来说，拥有一种远胜于各国人的思想品质——这种思想品质，比别的任何东西更有助于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这种思想品质就是优雅。因为，除了前面提到的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三个特征，我还要加上另外一个，也是主要的特征，既优雅；在很大程度上说，除了古希腊及其文明以外，很难在别的地方再找到这种优雅。”(81)这种优雅，源于中国文化的人文气质。这可以表现在各个方面，例如在艺术上，正如蔡元培先生观察到中西美术的区别。他说，西洋画接近建筑，而中国画接近文学。（82）但是一百年过去了，中国人性格发生了多少改变，没有人注意。文学是心灵之学，最能表现民族性格。《诗经》开宗明义的第一首诗“关关雎鸠，在河之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多么高贵、优雅、纯洁、含蓄，多么美好！多么有意境，有诗意！现在呢？“爱着你，就象老鼠爱大米”，多么粗俗、浅近，苍白，委琐、缺少内涵，没有精神，没有味道，面目可憎，却以为有个性、好玩，孩子们也不辨香臭，趋之若骛。这首“老鼠大米”歌是这个时代精神文化负面的一个典型折射。中国人还博大吗？许多人狭隘，甚至委琐；还精深吗？浅薄流行了，或说没功夫也没兴致精深了。精深值多少钱一斤呢？深沉倒还深沉，成天看电视片里宫闱内幕、勾心斗角，能不深沉吗？李敖说，大陆人不可测，大概就是一种深沉吧？优雅？中国人的优雅，最早源于春秋时期的贵族，可以失去财产和地位，但是绝不放弃文化，不失人格和优雅，如屈原。中国文化的优雅，主要表现为礼，具体表现在士的待人接物和言谈举止，再就是中国文字极其优雅。几十年前还有，现在已经难得一见了。中国古人的优雅来自于传统文化包括古汉语极可宝贵的美学价值，却被今人以“封建”两个字封杀，中国人在现代化的歧途上走得太远了。可以说，由于中国百多年来的文明自戕包括白话文运动的负面影响等原因，当代中国人性格、语言的优雅已经流失太多。这方面台湾回头早，要好一些。中国的发展前所未有，可以说，中国人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富裕，这样有希望；在某些方面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俗气，这样堕落。从一定意义上说，前人和今人都生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但是前人是否比今人更理解人生，更懂生活、更会生活，精神上文化上比今人更高贵、高尚、高雅？恐怕需要反思。

    对于市场经济，中国人并不陌生。上海滩就是旧中国的一个缩影，半殖民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人，愚蠢的变得聪明，忠厚的变得狡猾，懦弱的变得胆大，贫穷的变成富翁，拖鼻涕的乡下姑娘变成都市摩登女郎，这些总起来说算是进步；另一方面，好好的人也会变成畜生。在“文明冲突”下的某些国家，由于本土文化的灭绝，一些人很象没有灵魂的躯壳。新自由主义象是罂粟开的红花，把新自由主义理论当成药方的国家，如同吸食鸦片；不辨香臭，把西方思潮一概当成学问而吞食的民族，如同饮鸩止渴，在文化上都是慢性自杀。百多年来中国一方面受尽列强掠夺欺凌侮辱，传统文化遭到的破坏极其严重，加以经济上贫困落后，中国人也飘零四散；另一方面，主要由于中西“文明冲突”，百年来传统文化屡次遭到中国人自我毁灭，被形容是“中华民族的花果飘零”。值得欣慰的是，党的十七大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海内外深得人心。在当代条件下弘扬传统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是中华民族的慧根再植，就需要重新塑造新时代的中国人。这个任务极为艰巨。如此，才能实现中华复兴。

    注释：（1）《我们是谁》是已故美国学者缪塞尔·亨廷顿于2004年出版的一本著作的名字，内容是回答现阶段全球化条件下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本文标题“中国人是谁”由此而来，目的是回答现阶段全球化条件下“文明冲突”的挑战。

（2）刘广：《以苍生幸福为念》，《社会科学报》2009年6月4日。

（3）（美）缪塞尔·亨廷顿著，周琪、刘诽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

   本文系拙著《中国软实力：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路》（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的第八章“我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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