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史料不可靠吗？
张裕强
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授袁腾飞先生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说宋代历史，日前整理成《两宋风云》一书，受到不少历史爱好者的喜欢。不过，该书第二十四讲“死里逃生”中提到了一部研究宋史的重要著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评价却颇可商榷。为了方便后面的考辨，笔者先把原文抄录于下：
宋金停战以后，高宗皇帝就开始着手处理这些武将……
关于这一过程，当时一本叫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书有记录。这本书的，是南宋秘书少监。秘书少监是秘书省的负责人，掌管古今的图书、天文历算，负责记录国家的各项整治措施以及发生的重大事件。我们知道，作为史官，最应该做的事，就是秉笔直书，不隐恶，不扬善。不能说某人干了一件很大的坏事，就给他抹掉；也不能说某人干了很小的一件好事，就给他夸张的特别大。但是南宋的秘书少监，是秦桧的养子。这个人不受史官的本分，他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本史书中，把凡是对秦桧不利的东西，统统都抹掉了。所以他写的东西非常不可靠。今天的学者研究宋史，最头疼的事就是看这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你说，他写的你到底信不信吧，你肯定不敢全信，因为他到处瞎写，但你如果不全信，那信什么呢？这好歹也是宋朝的官方正史，很多事情别的史籍里都没有记录。（《两宋风云》，第228页）
这段文字中，对《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介绍和评价存在明显硬伤。简单来说，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是谁？第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可信度如何？
第一：是谁？
袁先生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是南宋的秘书少监。首先我们要知道秘书少监是什么官，管什么事。《宋史》记载：“秘书省监少监丞各一人，监掌古今经籍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数之事，少监二之，二丞参领之。”（元脱脱撰，《宋史》，第3873页，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据此我们知道，秘书少监是秘书省的副负责人，也就是二把手。秘书省主要负责保管古今图书、本朝的史料档案和天文历算，说白了就是当时的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国家天文台的“三合一”，但这个部门并不负责日历的记录和修史。那么负责记录日历和修史的是哪个部门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宋朝的官修史书分为两种，一是前朝史书，二是本朝史书。其中本朝史书又一分为三，第一日历，第二会要，第三国史实录，修纂单位分别为日历所、会要所、国史实录院。这样看来，秘书少监并非所谓史官。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署名李心传。李心传，字微之，四川井研人。他初次参加乡试落榜后就不愿再考，而是闭门著书立说。后来经崔与之、许奕等人推荐，担任史官校勘，赐进士出身，撰修《中兴四朝帝纪》。后来曾担任成都通判、著作佐郎（著作佐郎就是日历所的副负责人）、四川制置司参议官，担任的最高官职是工部侍郎。李心传淳佑七年（1249年）去世，享年78岁。著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李心传传》记载为《高宗系年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读史考》、《学易编》等。
综上所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并非官方正史，而是李心传的个人著作；史书上也未说李心传担任过秘书少监一职，更不是秦桧的养子，不知袁先生的说法有何依据？
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史料可信度如何？
要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史料可信度问题，就得先搞清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的史料来源。按照柴德庚先生和安作璋先生的说法，该著取材以国史、日历为主，并参考了稗官野史、诸家杂记、文集、碑铭等。据今人的考证，李心传写的编年体长编史书不止高宗朝一部，还包括孝宗、光宗、宁宗诸朝的系年要录，不过已经失传罢了。就《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而言，宋代就有印本和抄本流传了，除“宋宝佑初扬州刊本、萧氏刊本”，“吴门胡心耘家有抄本”（邵懿辰著，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第2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是清乾隆年间修《钦定四库全书》的四库馆的撰修大臣从《永乐大典》一书中辑佚出来的，稍有篡改，大致保存了原书面貌。后世史家对此书的评价颇高，如《四库全书总目》记载说：“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歧不病其杂，在宋人诸野史中，最最足以资考证。”许凌云先生说：“本书根据国史、日历，采私家著述，考证史实，条理精密，是研究这一时期的重要史料”（许凌云著，《读史入门》，第6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安作璋先生说：“内容丰富，编纂得法，与《长编》（这里的《长编》指《续资治通鉴长编》——笔者注）同为史家所推重，而史料之详细与考校之精审又胜似《长编》。”（安作璋主编，《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第22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李慈铭先生说：“大抵每事博稽众采，详核月日，平心折衷，于高宗一朝之事，绳贯珠联，较之《三朝北盟汇编》，尤觉条理精密矣。”（李慈铭著，《越缦堂读书记》，第37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从后人的评价来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史书，并非如袁先生说的那样“不可靠”。
笔者并非专研宋史，不宜对《两宋风云》做全面评价，但上述问题，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稍有研习的读者都可看出，笔者不揣浅陋予以指出，就教于袁先生，并请读者明鉴。
2009-09-14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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