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王中宇《中国早期知识界为何认同马克思》
这是一篇好文章！说出了我很久以来一直想说而未说的。今天的中国，精英们在骂老百姓民粹主义，老百姓在骂精英们精英主义。在这种势不两立的二元话语格局中，很多人的独立心智就被摧毁了，以为剩下的事情只是立场的选择。但真正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精英？一个社会没有精英分子行吗？今日中国所谓的精英是真正的精英吗？
我们知道人类解放的究极理想是自由人联合体。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讲白了，就是人人皆精英，也正因此，人人皆平民。换言之，消灭了阶级区隔和阶级对立。这个理想太宏大了，与其要求作为立即兑现的社会蓝图，不如作为人类进步的指北针。手握指北针行动于现实世界，我们看到，普天之下最基本、最直观的事实，就是人类分为精英和群众。在这个现实世界，追求任何一种社会理想、要求任何一种社会进步、主张任何一种社会变革，都不可能不以精英分子为先导，再来带动人民群众。有没有人民群众自发的运动呢？有，但通常是极端压力下应激性的无理性盲动和暴乱。但凡表现出建设性，必须是精英分子的组织和领导。这也正是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也正是共产党必须是先锋队的原因。承认这样一个常识，我们就与不分青红皂白真正反智的民粹主义划清了界限。
然而这里有一个虽不言但自明的前提，就是我们对精英这一概念的界说，是以其具备超越其个人以至本阶级狭隘利益的眼界和胸怀为本质规定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古今中外都不乏其人。正如本文引证的，鲁迅认为这些人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我们民族从未丧失自信力的表现。其实举目宇内，世界其他民族也有他们自己的脊梁，这实在是一个普世性现象。然而我们又要看到，中华民族的脊梁又带有一点他们自己文化的特殊性，我归结为如下几点。首先，是中国拥有一个源远流长的、独立的、由世俗知识分子构成的精英阶层，被称作“士”。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仅见的。本文对比了许多人类古典文明，你们可以看到，这些文明都有自己的精英阶层，但大都直接产自占有大比重土地财富的上层贵族，或是由僧侣、教士充任。中国则完全不是这样。中国说到底，是一个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社会。
有人认为中国历史愈往后，专制统治愈酷烈，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愈受打压而竟至荡然无存。我认为这种看法并未证于历史事实。理由有二。其一，它忽视了体制外的知识分子。比如，明末清初有一大批知识分子至死也未投降满清。一部分固守儒家死节观念，以身殉道，表示与新政权绝无妥协。另一小部分则更是超出了传统的文天祥水平，上升到对君主专制制度本身的强烈质疑。其二，即便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根本上来说他们并非忠于一姓之主，而是忠于儒家信仰。儒家的伦理信条是什么呢？父慈子孝、君明臣直，是有条件的双边担保。我们看到，满清正是通过认可儒家的意识形态统治地位，才取得了关内汉族知识分子的普遍合作，更何况其统治终结了战乱、稳定了民生，实用理性的中国知识分子更无拒绝的理由。而蒙古人的王朝短命而终，也从反面印证了同样道理。
即便还有人不认同所谓去留肝胆两昆仑，也别忘记体制内的斗争从未终结。我问过曾军一个问题，为什么荣禄、奕䜣、刚毅这些人在慈禧、光绪面前自称“奴才”，而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却自称“臣”？很奇怪不是吗？满人贵族在自家皇上太后面前要以“奴才”贱名相称，而汉族士大夫却得以保留体面。曾军的答案是：奴才叫着亲切，不是谁想叫就叫的。这个回答还真道出了历史的真相。对于你们满人自家事务，汉族士林不插手，你们愿意沿用狩猎民族野蛮习俗随你们便。但满人入主中原、君临天下的事实并不能改变中华两千年君主与士大夫共主天下的基本政治架构。慈禧要挪用北洋海军购置武器的库银装修颐和园，主管财政的户部尚书阎敬铭坚决拒绝执行，言明罢官杀头太后看着办，我一分钱没有；还是慈禧，早年两宫垂帘听政时，有次擅遣太监出宫。清朝法令，太监不得出宫。守卫宫门的兵士因此与太监发生冲突，后者告到慈禧处，慈禧太怒，又添油加醋告到慈安太后处，两宫懿旨，要处斩宫门守卫。案件交予刑部，主管司法的吏部尚书潘祖荫也是坚决拒绝执行，言明既交刑部即须依法处理，依法处理的结果就是无罪开释。可见六部行政机关仍掌握在汉族士大夫手中，而后者与自己的历代前辈在忠于儒家理想和原则上并无二致，他们看守的，本质上都已不再是一家一姓之私业，而是以天下安危为己任。
如果说此六部已非隋唐六部，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权力中枢，以内阁大学士和内阁首辅翁同龢为例。近几年来以《走向共和》为代表的一股历史思潮大搞历史人物翻案，比如以贬低翁同龢来抬高李鸿章。对于李鸿章的评价问题，这里不多做讨论。只是我想指出，我很不齿于这种意识形态至上的思维模式：甲并非历史书上写的一无是处，所以我们误会甲了，他不是大反派，而是大英雄；而乙跟甲有矛盾，所以乙也不是历史书上写的光圈环绕，他不是大英雄，而是大反派。发展心理学认为这种道德评价心智属于幼稚园阶段。
翁同龢在甲午战争问题上纵有百般不是，他一生还是有两件大功劳。一是我们熟知的，搭上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性命之忧把康有为等维新派送上了中国政治前台。二是我们虽然熟知但好像忘记了、也不大提起的一件事，就是他教出了光绪这样一个学生。看似小事，但你分析一下，清朝最后三任皇帝，成长背景与路径相似，都是年在襁褓登基，在皇太后严密注视下长大，及至成人获得形式上归政，但为何只有光绪意图有一番作为，而他前面的堂兄、后面的侄子却都乖僻邪谬、纨绔不堪？唯一的解释是，因为只有他有幸遇到了翁同龢这样的老师。
翁师傅教他读书识字，把小皇帝从文盲带成文化人，让他明白紫禁城外还有北京城，北京城外还有偌大中国，中国之外还有天下！翁师傅情辞恳切、语重心长地告诉自己的小学生：中国者，天下之中心。但现今这个天下变了，用我的老对头李中堂的话说，就是骤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是我中华从未遇到过的巨变。天下突然变成了丛林，其间列强环伺，一个个都恨不能生吞中国。先时，老臣的前任们辅佐先帝，只需教给他们中华经典，现在陛下还得熟悉西学，熟悉世界历史、地理和西人政治改良文献，将来修明政治、救中国于水火，全凭陛下圣裁。作为汉族士大夫代表的翁同龢，就这样愣是把满清王朝的皇帝、爱新觉罗氏的子孙，拉到了他们的阵营中，所思所想变得与士族无异，宁可得罪自家人、放弃自家小圈子的利益，也要保中华和天下无恙。
这就要说到中国精英的另一个历史特点，也即本文指出的，文化上的大同观念、整体观念和积极入世的担当精神。我不想夸大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以及士大夫这一阶层的优点。我承认，这个阶层中，除了我们所熟悉的或可歌可泣或英武豪迈的人物，更有大量贾雨村式的人物，还有叶名琛式的人物，还有方伯谦式的人物，奸猾、迂腐、胆怯、无能、沽名钓誉的人在这个阶层中永远占有相当大比例。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儒家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直接为领导中国近现代突围的现代精英阶层储备了干部和人才，儒家的气质理念和精神风貌直接为这一阶层提供了思想资源。试想若中国没有这么一个阶层，那么中国很可能因失去了领导核心而被彻底殖民，一百年后再靠西方学成归来的中国的甘地、尼赫鲁们领导我们的独立运动；试想若中国这一阶层没有几千年“天下为公”、“但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的漫长熏陶，那么中国也很可能因这些印度王公式的“精英”们中看不中用的特质而被彻底殖民。
可历史的事实是，中国非但没有被殖民，中国吸纳西方三百年文明精华的速度简直惊人！郭嵩焘、王闿运等士大夫几乎立刻就从共和政体中发现了法三代的痕迹。康有为、孙逸仙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对西方政治体制表现出强烈认同绝非出自偶然，这点又有几人考虑过？从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早期士大夫，到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自强求变的洋务派，到体制内外杂糅的维新派，再到基本体制外的同盟会员，一直到新文化运动的干臣以及从这一运动中独立出来的早期共产党人，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中国精英队伍这种前仆后继的卓绝努力，不正是数千年儒家传统的一种现代反转，也即李泽厚心心念念的“创造性转换”吗？！
今天的中国，还没有给出“历史之谜的解答”，还没有冲出“历史三峡”，在普通中国人心中投下的“大焦虑”还没有解除，有些人却开始呼喊要转向彻底的个人本位了。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历史之谜方得到彻底解答，也才能彻底冲出历史三峡，阳光也才可彻底照进普通中国人心中。我不久前也呐喊过一次。但我有一个未说出的假设前提，即中国自主发展不受外部干扰，以及资源和环境有无限承载能力。概括起来，就是在独立核算的经济单位可以持续经营的假设下，中国的出路庶几在于不惜血本也不计痛苦地割掉一切传统文化的重负，像一张纯洁的白纸一样投身西方文化的染缸里全盘浸染。人诺奖得主说了，香港泡了一百年才出来个人样，大陆至少要泡三百年。
然而倘不具备上述前提，往这个方向努力就是自掘坟墓。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最大的危机在于当代精英分子的全面投诚，且正因这一投诚不是卢布买来的，而是读哈耶克读出来的，而更显其严重。也许百年中国的真正进步在于，像我这样一个受过普通高等教育的人如今都能策论天下了，所谓知识分子不再稀奇，不再是厚厚文盲群体上那薄薄的一层。但我总觉得“士不可不弘毅”还是我们时代的真理，我总觉得中国还没有到允许人们从此各安己位、埋头赚钱就一切万事大吉的时代。中国还需要不再是“精英”的公共知识人、良心人的指引和带路，还需要他们的呐喊，哪怕是彷徨也好。最重要地，中国还需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与担当。中国还需要那么一群人，他们不以个人或门户私利为限，能看到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并挺身捍卫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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