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抗金的时代背景以及宋金战争形势的演变（新版）
十二世纪初，东北地区的生女真部落，在完颜阿骨打(汉名旻)的领导下，反抗辽国的统治，随即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建立了金国。完颜阿骨打（旻）也即后来被金人尊为金太祖的金国开国皇帝。
新兴的金国女真族当时刚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盛行奴隶制，具有强烈的掠夺性和侵略性。
金国剽悍的骑兵，胜过了原先辽国和西夏的骑兵。在金国刚建立的时候，女真骑兵几乎所向披靡，从未遭到严重的挫败。时称“金人野战，长于用骑”“金人攻城，长于用炮”。如进行大规模的攻城战，先进的攻城技术的运用，复杂的攻城器械的制作，火药兵器的制造和使用等，这些显然本非女真人所擅长，而是他们在灭辽战争中逐步学会的。能实施攻城战，方能深入中原腹地，这又是金军胜过辽军和西夏军之优长。
金太宗完颜吴乞买(汉名晟)即位后，金国女真军队吞灭辽国，接着又准备发动侵宋战争。他们看穿了宋朝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认为宋军是比辽军更不中用的对手。至于中原地区丰盛的物产，都市生活的繁华，统治者的无数金玉珍宝，更使女真贵族垂涎三尺。
在攻宋前夕，金军的实力是空前强大的，但北宋朝廷对这场势不可免的战争却缺乏足够的警惕和准备，宋朝作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的文明国度和富庶国家，正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劫难。
在北、南宋之交，处在落后文明阶段的金国女真奴隶主所发动的侵宋战争表现为强烈的野蛮性、掠夺性和残酷性。当时中原各地惨遭金军血与火的洗劫，“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人口的大量死亡，招致了可怖的瘟疫；瘟疫的流行又招致更多人口的死亡。广阔的原野“井里萧然，无复烟爨”，到处是惨不忍睹的景象。
金国建立初期，女真贵族在中原地区强制推行奴隶制，这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特别尖锐的社会问题。很多汉人被金兵抓去当奴隶，用铁索锁住，耳朵上刺“官“字，立价出售，在燕山府等地甚至专设买卖权隶的市场。驱掳的汉人过多，就大批大批地坑杀，或者转卖到西夏、蒙古、室韦和高丽。奴隶价格极为低廉，十个被俘的奴隶，到西夏只能换得一匹马。女真贵族还大放高利贷，“下令欠债者以人口折还”，使很多入沦为债务奴隶，有时则干脆“豪压贫民为奴”。按照女真社会的法律，罪犯的家属可以充当奴隶。在金国户籍中，“凡没入官良人，隶宫籍监，为监户；没入官奴婢，隶太府监，为官户”。此外，还有属于私人的“奴婢户”。这些都算是金国的正式户名。
在奴隶制下，奴隶的来源不外有战俘奴隶、罪犯奴隶、债务奴隶等等，金国建立初期几乎是应有尽有。贪婪的金国女真贵族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部分地破坏了中原农业社会固有的土地租佃关系，而扩大其奴隶制经济。
金国建立前期，很多女真贵族都是拥有几百名以至成千上万名的奴隶。金国朝廷也往往以成百名、上千名的奴隶，赏赐给女真贵族。由于奴隶数量很大，在社会成员中占有相当的比例，金朝进行户口的“通检推排”时，规定必须“验土地、牛具、奴脾之数”，奴婢和土地、牛具一样，成为各户财产登记的重要项目。奴隶主们把奴婢和金、银、羊、马同等看待，用作博戏时的赌注。女真贵人们死后，还有“生焚所宠奴婢”殉葬的残酷陋习。金军中拥有大量奴隶，缺乏军粮时，奴婢居然也和骡、马一样被杀戮作食，真是惨无人道到极点。
中国古代的汉人，包括男子，遵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长期保留了蓄发的习俗。女真统治者却按本民族的流行发型，强迫汉人男子“剃头辩发”，“禁民汉服”，“削发不如法者死”，采取了类似清朝初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这对广大汉人当然是极大的民族侮辱。女真统治者还强征中原汉人当兵，时称“剃头签军”。汉人签军在金军中地位最为低贱，充当苦力，“冲冒矢石，枉遭杀戮”。
金国女真贵族的种种倒行逆施，导致中原文明的大破坏和大倒退，引起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激烈的、顽强助、持久的反抗斗争。金国女真贵族的兵锋所到之处，宋朝各地人民随即聚集起来进行反抗。在河北，“太行义士”“相率上山，动以万计”（《大金国志》卷10）；为了挣脱奴隶锁链，被俘汉人“相结上太行为盗”（《大金国志》卷11）；在河东，一个名叫石竧（读净）的抗金义军首领，被俘之后，面对金兵统帅粘罕的威逼利诱，坚决不投降。后来粘罕命令金兵将石竧“钉之于车，刺刃于股”， 石竧仍然大声喊道：“爷是汉人，能死不降，爷姓石，石上钉撅，更不移改！”（《大金国志》卷6）李彦仙以陕州孤城为依托，屡次击败金国女真兵的进犯，“金人不得西”， 后来“城陷，彦仙率士卒巷战”，“虽妇女亦升屋以瓦掷金人”，为国捐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宋史》卷448《李彦仙传》）单是上述事实，即可深刻地说明，千百万人民群众，是抗金斗争的坚定的主力军。
宋金战争本质上是一次民族战争，是女真奴隶主和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之间的武装斗争，是奴役和反奴役之争，是野蛮和文明之争，是分裂和统一之争。
宋朝是当时全世界最高度发展的农业文明社会，其农业以租佃制为主。宋代文明大大超过唐代文明，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宏大的进展。（注：据史学家考证，在宋朝鼎盛之时，宋朝的经济总量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的80%以上。而在21世纪的当代，中国的经济总量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8%，美国的经济总量则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0%以上）
在宋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受到了两次严重的冲击和破坏，第一次是公元十二世纪女真人的南下，第二次是公元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南下。
发生于公元十二世纪的宋金战争，是中国历史上范围很广、持续很久的民族战争。在岳飞生前，酷烈的战祸遍及宋朝除四川、广南和福建以外的各路，对经济和文化造成很严重的破坏。即使在岳飞身后的近一百年，自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的广阔地域，大多人口稀少，经济凋敝，也没有恢复到北宋末年的水平。南北分裂的局面，严重地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给各族人民造成深重的苦难。
金国女真族侵入中原，吸收了先进的汉族文明，固然使本民族取得了飞跃的进步。但是，这却是以先进文明被严重摧残，出现文明大破坏和大倒退为代价的。 特别是在岳飞生前，即女真族南侵之初，乃是汉族文明遭受劫难最主要的、最惨重的阶段。金国女真贵族，除了大规模的烧杀抢掠外，金国女真统治者对汉人的民族意识刺激最深者，一是对汉族男子强行“剃头辫发”，二是强制推行奴隶制。
宋朝的民间奴婢，大多“本佣雇良民”，“雇卖与人”，他们与主人之间虽有身份差别，但其实已具有与近代资本主义原始雇佣关系相似的性质。然而，从金国建立到元朝初年这段时期，中国北方社会经济却又倒退为奴隶制经济，而且奴隶制还不断扩张，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严重倒退。岳飞被害三十年后，南宋大臣范成大出使金国，看到一些女婢脸上刺着“逃走”两字，范成大于是写诗说：“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 他从汉文明的高度，看不惯此种野蛮暴行，对此表示义愤。
在金国女真贵族的侵掠、屠杀和奴役之下，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民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其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中国现代大文豪鲁迅先生曾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抗金战争中，这样的猛士，无论是留名后世的，或者是没有留名后世的，何止成千上万。正是这些猛士们的奋斗牺牲，保卫了当时最先进的文明，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女真族的进步和汉化。
(以上背景资料节选自著名历史学家、当代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的力作《岳飞新传》第二章)
在攻灭辽国之后，金国女真人又将兵锋指向北宋王朝，金兵接连南下攻宋。而以宋徽宗、宋钦宗为首的北宋统治集团，不仅腐化没落，而且懦弱无能，在重大军国问题上接连失策，致使宋军接连败退，金兵攻城略地、长驱直入。女真兵铁骑所过之处，宋朝百姓老弱惨遭杀害，妇女被驱掠蹂躏，男子多被掳去为奴，剃掉部分头发，结扎辫子，充当管马、负担等苦力。田野里纵横交错的尸骸还来不及完全收拾，良田就已经荒芜，颓垣败屋也少有炊烟。金军的烧杀抢掠，既使对幸存者而言，也造成了极度的生活困难，中原百姓冻饿交迫，痛不欲生。
在第二次从军归来之时，岳飞在家乡见到了怀念已久、存亡未卜的老母姚氏，总算得到了一点宽慰。但是，国家的危难，山河的破碎，百姓的苦难，使这个热血男儿悲愤填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在如此艰险困厄的世道，即使要贪生苟活，也极其不易，更何况岳飞决非是一个贪生苟活者。在河东的战争中，岳飞就已经是不畏刀丛箭雨的勇士。
事到如今，岳飞更强烈地感到，死难的乡亲必须用仇敌的血来祭奠，大地的剩秽必须用自己的剑去铲除。岳飞闻鼓鼙而思奋，决心重返前线，为驱逐外敌、光复河山而效命。剩下的唯一顾虑，是年过六十的老母亲。岳飞离家后，曾经在艰难困顿的岁月中抚育自己的老母姚氏，自然缺少照应和保护，这又使他很难忍心为此。姚氏是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却深明大义，她决不愿意拖累儿子，而是积极勉励岳飞“从戎报国”。最后，岳飞决定留下妻子刘氏，照顾老母和幼子。
岳飞临行之际，岳飞的母亲姚氏请人在他的背上深深地刺了“尽忠报国”这四个大字。这四个字不仅刻在岳飞的背上，也铭记于岳飞的心中。在往后的峥嵘岁月里，岳飞始终以百折不挠的自强不息精神，履践着自己和母亲共同的庄严誓言。千百年来，“尽忠报国”也成了象征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一面大旗。
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家国危亡的严峻形势下，岳飞第三次从军。农民出身的岳飞过去两次当兵，其实是为了谋生而迫不得已。到了第三次从军之时，岳飞已经成长为一个自觉的爱国者。
岳飞早年曾随东京留守宗泽守卫开封。宗泽死后，杜充接任东京留守，原本为宗泽部将的岳飞也就成了杜充的部属。后来杜充要放弃开封南下，岳飞进言说中原之地不可放弃，然而杜充不听，于是岳飞被迫随主将杜充南下，来到建康(今南京)。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金国军队大举南下侵宋，在南宋诸将皆溃的不利形势下，岳飞仍然奋力作战。不久，宋军统帅杜充向金人投降。
当时，南宋朝廷飘样出海，去向不明。右相兼江、淮宣抚使杜充已经向金人投降，原宋军的很多将士也就转变成了以掳掠为生的盗匪军贼。
各种各样的坏消息，使军心浮动，军粮也开始短缺，将士们深感前途渺茫。岳飞部下有的军士开始逃往其他各军，有的甚至情愿充当盗匪。某些原江、淮宣抚司的散兵游勇，甚至派人前来，约岳飞为首领，一起去投降金人。
面对主将投敌、士卒溃散、百姓惶惶呼救的乱局和艰难复杂处境，岳飞必须当机立断。岳飞召集全体将士慷慨陈词说：“我辈荷国厚恩，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为虏，溃而为盗，偷生苟活，身死名灭，岂计之得耶！建康，江左形胜之地，使胡虏盗据，何以立国！今日之事，有死无二，辄出此门者斩！”
岳飞慷慨的言词，激昂的音容，使全体将士感泣起来，将士们为岳飞的爱国精神所感动，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抗战到底。
随后，岳飞率领这支为数不过几千人的部队转战江南的许多地方，所部秋毫无犯，在与金国女真兵及各地流寇的作战中，接连获胜，收复江南地区的大片失地，并于建炎四年（1130年）六月乘胜收复战略重镇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军全部逐出江南。此时的岳飞已经成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将领，而在这个艰难时期，一支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开始形成，并逐渐成为抗金的中流砥柱。
金国灭北宋，是落后生产力对先进生产力的胜利，是游牧民族对耕作民族的胜利，是奴隶制度对封建制度的胜利，而不是什么封建王朝之间的战争！
在金国建立前期，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女真人还处于奴隶制阶段，很多女真贵族都拥有几百名以至成千上万名的奴隶。很多汉人被金兵抓去当奴隶，用铁索锁住，耳朵刺上“官”字，标价出售，燕山府等地甚至专设买卖奴隶的市场。金国朝廷也往往以成百上千名的奴隶，赏赐给女真贵族。由于奴隶数量很大，在社会成员中占有相当的比例，金国进行户口排查时，规定必须“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奴婢和土地、牛具一样，成为各户财产登记的重要项目。金国女真奴隶主们把奴婢和金、银、羊、马同等看待，用作博戏时的赌注。女真贵人们死后，还有“生焚所宠奴婢”殉葬的残酷陋习。金军中拥有大量奴隶，缺乏军粮时，奴婢居然也和骡马一样被杀戮作食，真是惨无人道到极点。
金国女真统治者在其占领区内强制推行奴隶制，坚持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大规模地掠夺汉人的田地，大量驱掳汉人当奴隶，使社会经济严重倒退；强迫汉人剃头辫发，加深了民族矛盾。
由于金国女真人的入侵和破坏，当时北中国生产力倒退的严重程度，是难以完全统计的。在金军灭北宋30多年之后，金国包括秦岭淮河以北的今华北和东北全部、西北大部在内的广大辖区的总户口数只有300多万（参看王育民《金代户口问题析疑》，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但是在北宋灭亡之前，仅黄河以北的河北路一地，人口就超过一千万！而据学者考证，在北宋末年，宋朝辖区内的总人口已经超过了一亿，而南宋人口最多时也有八千多万！
自金国女真人进入中原之后，在野蛮残暴的女真兵的蹂躏劫掠之下，北中国广大地区生灵涂炭，经济倒退，民生凋敝，到处都是萧条景象。即使又经过了几十年，也没能恢复到金军入侵之前的水平。当时，在金军占领区内，“东至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颖，北至河朔，皆被其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山东、京西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五十千，全躯暴以为腊”(《鸡肋编》卷中)。
宋朝的民间奴婢，大多“本佣雇良民”，“雇卖与人”，他们与主人之间虽有身份差别，但其实已具有与近代资本主义原始雇佣关系相似的性质。
然而，从金国建立到元朝初年这段时期，中国北方社会却又倒退为奴隶制，而且奴隶制还不断地扩张，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严重倒退。岳飞被害三十年后，南宋大臣范成大奉命出使金国，看到一些女婢脸上刺着“逃走”两字，范成大于是写诗说：“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 他从汉文明的高度，看不惯此种野蛮暴行，对此表示义愤。
辽国契丹族和西夏党项族也存在着一些奴隶制经济成分，但辽国契丹族和西夏党项族的奴隶制经济仅仅存在于边疆一隅之地，并没有推广，故虽对社会经济文明有所破坏，但影响不大。然而，金国女真贵族集团却要强行把落后野蛮的奴隶制度推广到整个北中国，造成了北中国广大地区社会经济文明的大破坏和大倒退。
中国古代的汉人，包括男子，遵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长期保留蓄发的习俗。辽国和西夏虽然也存在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但却没有金国强烈。辽国允许其辖区内的汉人、渤海人等保留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允许汉人保留本民族的发型、服饰、文字、语言等习俗。
然而，金国女真统治者却按照女真族的习俗，强迫汉人男子“剃头辩发”，“禁民汉服”，“削发不如法者死”，采取了类似清朝初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这对广大汉人当然是极大的民族侮辱。金国女真统治者还强征中原汉人当兵，时称“剃头签军”。汉人签军在金军中的地位最低贱，充当苦力，“冲冒矢石，枉遭杀戮”。
辽国契丹族统治者注意拉拢依靠汉族地主阶级。燕云十六州的汉人名门望族，在辽国政权构成中仅次于契丹人，而居第二位。辽国还实行南北两套官制，北面官负责处理契丹等各游牧民族的事务，南面官负责处理汉族、渤海族等农耕民族的事务。
但是金国却始终是女真完颜氏皇族控制军政大权，而且女真统治者向来疏远汉人，歧视汉人。在金国，汉人被列为第四等、第五等人。在金国灭亡之后，作为金国遗民的学者刘祁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金国女真统治者为政的一大弊端，刘祁总结道：『大抵金国之政，分别番、汉人，且不变家政，偏私族类，疏外汉人』，以致得不到广大汉人的拥护，所以金国女真贵族的统治难以长期维持，『此所以不能长久』(《归潜志》卷12《辩亡》）。
金国女真统治者还把其辖区内的民众分为五等，其中女真人是第一等，汉人被划为第四等、第五等。由于金国一直坚持奉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始终存在着强烈的民族歧视，所以金国的民族矛盾始终存在。直到金国末年，北方汉人反抗女真统治者的武装斗争仍时有爆发。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由于金国统治者在其辖区内强制推广奴隶制，致使金国陷入“法苛赋重，加以饥馑，民不聊生”的危机之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2，绍兴九年九月)。
公元1140年前后，女真贵族进入中原已经有十几年，但是他们掠夺和役使奴隶的嗜欲却没有丝毫减退。在金军占领区内，女真贵族们任意霸占汉人的房舍、土地、钱财、子女；任意征发大量汉族成年男子去当兵，任意霸占蹂躏汉人妇女， 有时候竟然挨家挨户搜捕汉人壮丁，标价出卖，或者转卖到西夏、蒙古，以换取战马；而当搜捕到的汉人壮丁数量过多，暂时派不上用场，又难于供应其食粮时，就大批大批地坑杀；而分散在北方诸路州县的金国女真兵，还经常凌虐劫掠当地汉人百姓，并且只要某个村中有一人从事抗金斗争，金兵就会杀光整村的男女老幼，如果有人据城抵抗，金兵破城之后就要屠杀全城居民。
在金国女真贵族的野蛮屠杀、劫掠和奴役之下，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斗争，其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金国天眷元年(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夏，金国政府又出台了一项新政策。金国政府下令：『欠债者以人口折还，及藏亡命而被告者皆死』，凡是积欠公私债务而无力偿还者，即以本人和妻子儿女的人身抵偿，凡是藏匿逃亡者之家，家长处死，产业由官府和告发者均分，人口一半充当官府奴婢，一半充当告发者的私人奴婢，连违令者的四邻也须缴纳“赏钱”三百贯。
此前，金国女真贵族们大规模地掠夺汉人的田地，横征暴敛，使北方的很多农民破产，如今又到处放高利贷，“回易贷缗，遍于诸路”。因而只要贯彻实施金国政府的这项新政策，女真贵族们就可得到成千上万的债务奴隶。于是，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便纷纷反抗，或者逃亡他乡，或者杀死债主，“啸聚山谷”。
为了贯彻实施这项新政策，金国政府经常出动大批金军，到处搜捕“欠债者”。金军的搜捕队凡遇着村民，即行拷掠，或迫使其自诬，或威逼其诬人，“生民无辜，立成星散，被害之甚，不啻兵火”。有人有持棍棒反抗，则被捕被杀，“积尸狼藉，州县囹圄为之一盈”。在苛政、暴刑、重赋、饥荒等各种灾难的交相煎逼之下，金国辖区的民众被迫大批大批地宰耕牛、焚庐舍、上山寨，加入抗金义军的行列(《三朝北盟会编》卷197《金虏节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夏，卷132绍兴九年秋)。
金国女真统治者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北方各民族的强烈反抗。当时，金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当时的金国“盗贼满野，向之倚国威以重者，人视之以为血仇骨怨，必报而后已”。
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开始，金国辖区内民众的抗金斗争再次出现新高潮。“百姓怨，往往杀债主，啸聚山谷”，“太行义士蜂起，威胜、辽州以来，道不通行”(《三朝北盟会编》卷197《金虏节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夏，卷132绍兴九年秋；《中兴小纪》卷26)。
公元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山东地区的人民在张清领导下，驾船从海上攻入东北的辽东，北方抗金起义军还打着宋军的旗号，攻占了辽东的“苏州”（今辽宁金州），“中原之被掠在辽者，多起兵应之”。在当时的金国辖区内，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并且还有不断扩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大金国志》卷9）
当时北方民众的抗金斗争风起云涌，在金国统治区内出现了好几百支忠义民兵队伍，他们坚持在敌后作战，反抗金国女真统治者的压迫，有的还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吓唬金兵。
在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为了实施“连结河朔”的策略，岳飞派遣李宝、孙彦等抗金义士潜入山东，组织山东人民抗金；岳飞还派遣梁兴、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原义军领袖带领小股军士北渡黄河，去联络太行山义军，并领导河北、河东的各路抗金义军；除了李宝、孙彦、梁兴、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直接受岳飞节制的抗金义军首领之外，一些还没有与岳飞取得联系的北方起义者，也经常打着“岳家军” 的旗号，在金国辖区内不断攻击金兵。
岳家军当年威震南北，名声极响，金人惊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本人更是声名显赫，广为人知，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品牌效应。在岳飞生前，很多抗金义军以及小股宋军都喜欢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给自己助威壮胆，吓唬金兵。岳飞也支持这种可以使金军感到草木皆兵的做法。有时候，金兵击败了一些农民起义军或者小股宋军，就误以为击败的是岳家军。但是实际上，这些军队根本就不属于岳家军建制。
《金史》中有好几处关于岳飞的错误记载，或出于金军的错觉，误以为南宋北伐之师都是岳家军；或因北方义军假借岳家军的声威，起而抗金。这些都可以反映岳家军的影响之巨。而根据《金史》中某些草木皆兵的失实记载，还可以推知在南宋诸将中，岳飞才是金军最看重的敌人。例如《金史》卷84《完颜昂传》误以为“岳飞以兵十万来攻东平”；《金史》卷66《宗秀传》误以为“岳飞驻军于亳、宿之间”；《金史》卷68《阿鲁补传》误以为“岳飞进军归德府”；《金史》卷77《宗弼传》误以为“岳飞复出兵到河东”。但是事实上，在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即今商丘）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而完颜昂在东平、邳州一带所对付的其实是山东本地的农民起义军，岳家军从来都没有到过那些地方，更谈不上在那些地方和金国军队打仗｛详情参见[美国 亚历桑那大学]学者陶晋生的论文《岳飞与完颜宗弼》，以及本人旧作《<金史>中与岳飞相关战事描述的谬误和失实》｝。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相关记载可见于《金史》卷九十八《完颜纲传》，意思是说，况且你（指吴曦）自己评价一下自己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
在1140年宋金大战之前，当时的金国统治集团也很腐败，金熙宗“不视朝”，“荒于酒，与近臣饮，或继以夜”(《金史》卷4，《熙宗纪》)。而在成为暴发户之后，金国的宗室政要将帅们也大多贪图享乐，逐渐沉溺于骄奢淫逸的富贵生活而丧失进取心。《金史》记载：『宗翰死，宗磐、宗隽、挞懒湛溺富贵，人人有自为之心，宗干独立，不能如之何，时无宗弼，金之国势亦曰殆哉。』
在女真贵族入主中原之后，刚从原始部落联盟首领转变为大国统治者的女真贵族们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甚至逐渐开始学习汉人制度，但是唐宋两朝政治冲突与妥协的调和机制却并没有与女真贵族旧有的原始民主因素相互促进融合。相反的，两者制度中的专制和野蛮的成分却紧密结合在一起，促成了金国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残暴化。
当时，金国统治集团内部经常爆发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并且政争的过程也很残酷。金国的大臣将帅们为了争权夺利而相互倾轧，频繁地爆发派系纷争，不断地自相残杀。继蒲庐虎（宗磐）、讹鲁观（宗隽）、挞懒、鹘懒、兀室等金国宗室政要接连被诛杀之后，左丞相希尹、右丞相萧庆也相继被杀。兀术杀兀室，株连者多达几千人；兀术杀希尹，连坐者数百人。
当时的金军“已如强弩之末”，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又“不达时变，贪而无亲，将自取毙”(《攻愧集》卷95，《签书枢密院事赠资政殿大学士节愍王公神道碑》)。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和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尤其是连年侵宋，耗费了金国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国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
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在夜饮时，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三朝北盟会编》卷17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
《三朝北盟会编》卷178《金虏节要》记载：『自粘罕死，穹庐内乱，太行啸聚蜂起。乌陵思谋每夜展转无寐，或披衣而坐，喟然而叹曰：「可惜官人备历艰阻，以取天下，而今为数小子坏之，我未知其死所矣！」（粘罕之家，呼粘罕为官人。思谋，粘罕家人也。数小子者，谓今虏主亶之辈也）。改官职，授宁远大将军，还沁南军节度使，知怀州。太行义士破怀州万善镇，思谋率兵保城，集父老谕之曰：「尔等各抚谕子弟，无得扇摇，南朝军来，吾开门纳王师。」其奸诈如此』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记载：『绍兴九年冬）太行义士又攻怀州万善镇，破之。守臣乌陵葛思谋率军民城守。思谋自金国内乱，每夜披衣而坐，喟然而叹曰：「可惜官人备历艰险，以取天下，而今为数小子坏之，我未知其死所矣！」官人谓尼玛哈（粘罕）也。』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汉名旻)于公元1114年誓师起兵，公元1115年建国号大金。在这之后，金国女真兵几乎每年都要打仗。到公元1140年宋金再次开战之时，总人数本来就不多的金国女真兵已经持续打了二十多年的仗。
战死沙场的金兵金将累积起来有很多，老死病死的金兵金将也不少，死于内讧的金国良将同样不在少数，而贪图享乐且骄惰厌战的金兵金将则更加多(注：这些“金兵金将”主要是女真本民族的，他们享有很多特权，也最善战，他们是金国军队的主力和中坚)。
据《金史》志25《兵志》记载：『(金国女真兵)驯致极盛，乃自患其宗族国人之多，积其猜疑，卒自戕贼，遂致强本刊落，醇风锲薄，将帅携离，兵士骄惰。』
而经过几十年的频繁战争消耗，曾经骁勇善战的女真兵所剩无几，而女真本民族的人口本来就比较少，于是金国女真统治者们不得不从契丹人、渤海人、奚人和汉人中征调大量兵员补充。
但是，由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军队不仅战斗力比不上女真兵，而且对金国的忠诚度也没有保证，金国将领甚至还要带着女真兵去“押解”那些“剃头签军”上阵。更难以让金国女真人放心的则是，一旦金国军队作战失利，由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征入伍的那些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剃头签军”不仅有可能临阵脱逃，而且还有可能会临阵倒戈。
早在公元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十一月，金国女真统治者因为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屡次发兵侵宋，都被宋军打得狼狈逃窜，感到立刘豫 “为帝数年，无尺寸功”(《金史》卷77《挞懒传》)，便把刘豫废黜了。
在伪齐傀儡政权建立的八年中，对中原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赋敛及于絮缕，割剥至于果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8)。中原百姓对伪齐傀儡政权 的统治，恨之入骨。在废黜刘豫的时候，金国统治者害怕中原人民会乘机而起，无法收抬，甚至还派金军统帅兀术、挞懒等人亲自带兵南下，到东京汴梁弹压，同时还宣布了一些缓和官民矛盾的措施。
但是，中原地区仍然持续动荡不安。在伪齐傀儡政权被废黜之后，原伪齐政府的官员，有的奔走四散，有的则率领军队投奔南宋。例如，原伪齐的“淮北兵归正者不绝，今岁合肥度可得四五万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8)，“伪齐知寿州宋超率兵民来归，蔡州提辖白安时杀金将兀鲁，执其守刘永寿来降”(《宋史》卷29《高宗本纪》)。这些反抗斗争，使金国“诸帅之在中都者，如居积薪之上”，“势之倾危，未有易于此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
岳飞向来坚持正确的俘虏政策，禁止虐待俘虏，曾针对金国强征的汉人“剃头签军”做了很多分化瓦解工作，收到的效果显著，『是以信义著敌人不疑，恩结于人心，虽虏人、签军，皆有亲爱愿附之意』。随着伪齐政权的垮台，原伪齐的很多官兵也纷纷倒戈降宋，其中有相对多的伪齐官兵争先恐后地投奔岳家军。
公元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三月，伪齐武将李清“率众归正”，率军南下投奔岳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
公元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十一月，金国统治者废黜刘豫。不久，原伪齐临汝军(治新蔡，今河南新蔡县)知军崔虎率军向岳飞投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7；《三朝北盟会编》卷182)。
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正月，经过岳飞宣抚司幕僚张节夫的“招谕”，原伪齐蔡州知州刘永寿、提辖白安时在全城军民支持下，杀金将兀鲁孛堇，带领大批军民南下投奔岳飞，岳飞随即命令部将张宪率兵前去接应(《宋会要辑稿》兵15之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8，121；《三朝北盟会编》卷183)。
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八、九月间，金国镇汝军知军、马军统制胡清率领一千一百零八人起义归宋，南下投奔岳家军，岳飞予以热情接待，并任命胡清为选锋军副统制(《宋会要辑稿》兵15之6，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2)。
此外，金国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觐，以及华旺、孟皋等人，也先后率军投归岳飞。前伪齐河南府尹孟邦杰，也起兵反金，处死永安军的知军，然后率军南下归降岳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7)。
自金国、伪齐投奔南宋的“归正人”络绎不绝，既有投奔岳家军的，也有投奔驻屯其他地区的宋军的。此外，还有两万伪齐军队在归德府 (原宋朝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一带起义，武装反抗金国女真人的统治(《金史》卷128《张奕传》)。
宋使洪皓早在建炎三年(1129年)奉命出使金国，之后被金人扣留了十五年。其间洪皓在金国历经艰险，九死一生，仍心眷故国，坚贞不屈，时人称赞他为“宋朝苏武”。宋使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他很了解金国内外交困的窘境。洪皓经常暗中派人给南宋朝廷通风报信，洪皓曾经在给宋高宗的密信中陈述：“金已厌兵，势不能久，异时以妇女随军，今不敢也”。(《宋史》卷373《洪皓传》)。
事实上，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金国军队不仅在南方战场上接连败退，而且在西面和北方的战场上，也陷入了困境。
公元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西夏乘折可求新丧，进攻金国的府州，并攻占府州。紧挨着金国女真人老巢东北的高丽国（古代的朝鲜、韩国）过去曾经屈服于金国的兵威。如今金国内外交困，高丽也开始武装反抗金国女真人的的压迫，直接威胁着金国女真人的老巢东北。
当时的南宋，由于韩世忠、岳飞先后率军剿灭了范汝为、李成、曹成等军匪游寇和以杨幺为代表的武装割据势力，数年之间，有了稳定的后方。故在与金国军队作战时，南宋军队没有后顾之忧。
而在成吉思汗建国之前的二百多年，蒙古就一直是辽国和金国在北方的主要边患。在金国灭掉辽国之后，也接收了来自北方彪悍的蒙古各部的边患。
金国与北方的蒙古各部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并且蒙古边患的威胁日益加剧。金国事实上长期陷于北有蒙古、南有宋朝的两线作战的窘迫困境。金国曾经多次派大军去讨伐蒙古，但是常常无功而返。
蒙古曾经多次击败金军，还曾趁胜追击金兵，一直打到金国上京的附近。金国天眷二年(1139年)，金国『遣万户湖沙虎伐蒙兀部，粮尽而还。蒙兀（即蒙古）追袭之，至上京之西北，大败其众于海岭』(《大金国志校证》卷1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
关于蒙古对金国的威胁，当时被女真人扣留在金国的宋使洪皓就很清楚。洪皓曾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指出金国正被蒙古所困扰，『彼方困于蒙古』 (《三朝北盟会编》卷221《洪皓行状》；《宋史》卷373《洪皓传》；洪适《盘洲文集》卷74《先君述》)。
金国不止野蛮落后，也受限于人口稀少、兵源不足的问题。在立国前期，金国主要依靠女真完颜氏皇族带兵打仗，而投降金国的辽宋将领中既没有高明的人才，也很少得到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重用。
在金军刚灭亡北宋的时候(公元1127年前后)，当时的金国统帅完颜宗翰（粘罕）、完颜宗望（斡离不）等手下名将云集，像完颜活女、拔离速、银可术、阇母、娄室、挞懒等，其中，完颜活女曾击败并阵斩北宋名将种师中，拔离速击败姚古，阇母、娄室等曾攻占陕西，他们无一不是能征善战，并且都是女真本族的宿将。
但是到了公元1140年前后，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却让李成、孔彦舟、徐文之流当上了分路大将军。须知，李成、孔彦舟等人本来都是宋朝的军匪流寇，在乱世中到处烧杀抢劫、掳掠百姓、奸**女，却被各路宋军接连击败，于是他们只好投靠伪齐和金国，成了金人南侵的汉奸走狗帮凶。但是到如今，一向依靠女真完颜氏皇族带兵打仗的堂堂大金国居然以这些战斗力差劲的汉奸流寇为宝，让他们当上了分路大将军，这实在让人感到惊奇！很显然，当时的金国不仅兵老气衰，而且缺乏良将。
事实上，在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金国主要依靠完颜宗弼（兀术）一人强撑大局。从两淮到中原，从中原到川陕，到处都能见到宗弼元帅那勤劳忙碌的身影。
宗弼元帅屡败屡战，坚忍不拔而又疲于奔命，难怪编著《金史》的金国遗老们感慨地总结说：『宗翰（粘罕）死，宗磐、宗隽、挞懒湛溺富贵，人人有自为之心，宗干独立，不能如之何，时无宗弼（兀术），金之国势亦曰殆哉。世宗尝有言曰：「宗翰之后，惟宗弼一人。」非虚言也！』
堂堂的大金国，曾经有“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之威名盛誉的金兵金将，到如今，落到依靠完颜宗弼（兀术）一人苦撑大局，可见“金之国势亦曰殆哉”！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为了与宋朝王牌雄师岳家军作战，完颜宗弼（兀术）从金国各地抽调人马以集中兵力，如河北路的主签军完颜宗贤(赛里)就被招至前线，金国在黄河以北负责镇守各路的兵力更加薄弱。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之时，黄河以北的各地抗金义军趁机揭竿而起，并形成了燎原之势。在京东、京西路，岳家军的忠义统制都接连取得重要胜利，并攻克占领了如永安军、南城军等地；在黄河以北的河东路，忠义军攻占了十一州军；在黄河以北的河北路，众多州县的民众起义。
虽然《宋史》中仅记载了北方义军攻占庆源府，但据《金史》记载可知，当时河北路的重镇大名府也已经被忠义军攻占。在东京开封府衰落之后，北京大名府已成为北方第一大城，金兵的重要后勤基地，连这样的基地都丢了，充分说明金国已经开始丧失对其属地的控制力，金国已经渐渐日暮途穷的事实，以及北方抗金义军出色的作战能力。
当时，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金国的后院不仅起火，而且火势熊熊。
不久，北方义军首领梁兴的战报呈送到岳飞的宣抚司，梁兴在战报中称：『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黄河以北的各地抗金义军英勇奋战，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
岳家军和北方民众抗金义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这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蔚为奇观。而只有在金国女真贵族强迫广大汉人剃头辫发，强制推行奴隶制等特殊历史条件下，才会出现如此波澜壮阔的爱国壮举。
金国女真统治者早期试图通过把契丹人纳入猛安谋克来加强自己的力量，但他们在原辽国辖区内的残暴统治和压迫掠夺，又导致契丹人叛乱逃亡不断。
当时，金国这个穷兵黩武的国家，正在受害于自己的暴政：除了蛮力，再也没有任何凭恃。而这些蛮力所剩的最后主力——兀术和赛里，已经被岳飞扁得满地找牙都找不到。黄龙府感到的震恐，其来有自。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之时，南宋使臣洪皓正被金国女真人扣留在冷山，“距金主所都仅百里”。洪皓在《使金上母书》中写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如果“直捣黄龙”中的黄龙府指的是金兵的巢穴，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提前感受到了震惊和恐慌。
事实上，当时的金国已经陷入山穷水尽、众叛亲离的困境。而了解金国内外交困的窘境的，绝不止洪皓一人，其他一些从金国逃归南宋的宋人也多持此观点，他们普遍认为：『敌主懦而将骄，兵寡而怯，又且离心，民怨而困，咸有异意。邻国延颈以窥隙，臣下侧目以观变。寇盗外起，亲戚内乱。加以昔之名王良将如粘罕、挞懒之徒，非被诛则病死，……内有羽毛零落之忧，外失刘豫藩篱之援。譬之有人自截其手足而复剖其腹心，欲求生也，不亦难乎！』
而自从金国废黜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之后，在包括中原在内的整个北中国地区，“辽人与汉人上下不安，日夕思变”，金国女真人已经无法控制。当时的金国已经陷入“内讧外叛，互相猜贰，拥兵角立”的困境。金国兵力日弱，签发而来的军队，“老弱尽行，人心乖离”。金人想要继续用兵，也力不从心，于是只好“徐为后图”。
金国刚刚崛起时，之所以能称雄于东亚，主要是仰仗精悍的女真骑兵。经过马具的改良，包括马蹬的发明，顺连有素的女真骑兵无疑是古代世界相当完善的骑兵。
女真骑兵惯于披挂好几十斤的重甲作战，兜鍪很坚固，只露双目。他们擅长连续作战，如果一次冲锋、一个回合的交锋失败，则败不至乱；他们可暂时退出战斗，重整队形，再次发起冲锋，叫做“更进迭退”。 女真骑兵的负荷很重，却能连续进行几十个以至上百个回合的交锋，足见其坚韧的战斗力，这是残酷的军法，加上女真人原来落后困苦的生活条件造成的。女真骑兵的主要兵器是弓箭，“弓力不过七斗，箭镞至六、七寸，形如凿，入辄不可出”，“刀剑亦不取其快利”。他们长于弓矢远射，却短于白刃近战。
金国剽悍的骑兵，胜过了原先的辽国和西夏的骑兵。在金国建立之初，女真骑兵几乎所向披靡，从未遭到严重的挫败。时称“金人野战，长于用骑”“金人攻城，长于用炮”。如进行大规模的攻城战，先进的攻城技术的运用，复杂的攻城器械的制作，火药兵器的制造和使用等，显然本非女真人所擅长，而是他们在灭辽战争中逐步学会的。能实施攻城战，才能深入中原腹地，这又是金军胜过辽军和西夏军之优长。显而易见，在攻宋前夕，金军的实力是空前强大的。
金国女真贵族集团看穿了宋朝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认为宋军是比辽军更不中用的对手。至于中原地区丰盛的物产，都市生活的繁华，统治者的无数金玉珍宝，更使女真贵族垂涎三尺。
在攻灭辽国之后，金国女真人又将兵锋指向北宋王朝，金军接连南下攻宋。而以宋徽宗、宋钦宗为首的北宋统治集团，不仅腐化昏聩、骄奢淫逸，而且懦弱无能，在重大军国问题上接连失策。
同时，由于长期实行以文制武的“抑武”政策，致使北宋末年的宋军整体素质低下。面对金军的进攻，当时的宋军一触即溃，或不战而溃，根本就没有能力进行野战，只能进行守城战。王禀指挥的太原保卫战，是当时最悲壮的一幕。宋军两次救援太原的失败，其实已决定了东京开封失陷和北宋灭亡的命运。
在北宋末年，宋军节节败退，金军攻城略地、长驱直入。金兵最初刚进入中原之时，可以说是“有掳掠，而无战斗”。
靖康二年（1127年）1月初，因为昏庸无能的北宋君臣指挥不当，加之江湖术士郭京误国，北宋都城东京汴梁被金国女真兵攻破。金兵大肆烧杀抢劫搜刮，将当时世界的著名大都会东京汴梁洗劫一空。同年四月初，金兵押着徽、钦二帝以及宋朝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3000多人北返，被金国女真兵押走的还有东京城内的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以及平民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其中女性尤多，金兵还带走了北宋朝廷的大量文籍舆图以及宝器法物，北宋宣告灭亡。史称“靖康之变”或“靖康之耻”。
公元1127年五月初一日，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将靖康二年改为建炎元年，成了南宋的开国君主，后来的庙号称为宋高宗。宋高宗赵构当时才二十一岁，他长期在深官养尊处优，所擅长的只有享受和淫乐，统治经验还不丰富。宋高宗赵构称帝伊始，迫于严酷的形势，不得不起用众望所归的爱国名臣李纲担任宰相。然而，宋高宗赵构当时真正言听计从的，却是权奸汪伯彦、黄潜善，外加一些宦官。
李纲于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六月间自南方赶到南京应天府，他总结北宋亡国的惨重教训，审度宋金的实力对比，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李纲采纳张悫等人的建议，号召民众组织忠义巡社，抵抗金军。李纲推荐宗泽任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负责守卫京城；推荐张所任河北西路招抚使，傅亮任河东路经制副使，负责收复两路沦陷的州县。
宋朝德高望重的爱国文臣东京留守宗泽守卫开封，主持前沿军务，抗金形势随即有了重大改观。
从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十二月到建炎二年(1128年)春，在灭辽破宋之后，正值金军兵势最旺盛之时，又是在最善战的金军统帅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等人的指挥下，金军大举南侵，再次对东京开封府发起最凌厉的攻势，却在那里接连遭受挫败，不得不退兵。这与北宋末年的东京失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然而，李纲积极抗金备战，却遭到执政权奸黄潜善、汪伯彦之流的多方掣肘和刁难。黄潜善和汪伯彦坚持迁都东南，以图苟安一隅，这正中宋高宗的下怀。李纲只当了75天宰相，即被宋高宗罢免，李纲的抗金措置也随之被全部废弃。
爱国老臣宗泽逝世后，在苟且偷安的宋高宗和权奸黄潜善、汪伯彦的昏暗统治下，加之，无勇无谋而又刚愎自用的宋军统帅杜充误国，致使宋朝再次丧失国土数千里，南宋的国土前线也由黄河两岸退到了长江淮河地区。
从公元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金国天会七年）秋到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金军再次大觉南下攻宋，金军突破宋军的长江防线并渡江作战，南宋小朝廷逃亡海上。这是金国军队军事胜利的巅峰，却也物极必反。此后，金军由盛转衰，宋军由弱变强。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三月到四月，宋将韩世忠率八千余人的水军在黄天荡地区拦截号称十万的金军大部队，使完颜兀术（宗弼）率领的金军遭受挫折。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四月到五月，岳飞率领南宋的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先后与金军主力部队作战几十次，都取得了胜利。五月中旬，岳家军乘胜收复了江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但是，当时全权负责川陕战事的南宋主战派文臣张浚刚愎自用，他拒不听取宋将郭浩、曲端、吴玠等人的忠告，轻率地在陕西富平一带发动了一场大规模会战，接着又坐失战机，导致宋军在陕西战败，使宋朝丧失了陕西的大片国土。而金国统帅完颜昌(挞懒) 所指挥的金军也在东线战场上发起攻势，占领了淮东。
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三月，张荣率领的抗金义军在长江以北的缩头湖一带巧妙地利用地势，诱敌深入，使金人“步骑四集，悉陷于淖，无得解者”，趁机击败金军，大获全胜，进而迫使金军退到淮河以北。
从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五月起，到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三月，金军倾注全力，企图攻入四川，川陕战场随即成为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
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十月中旬，负责川陕战事的宋将吴玠依托和尚原一带有利的险峻地形，采用正确的战术，抓住有利战机，击败金兵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金军主力，使金军遭受惨败。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三月，宋将吴玠率军在仙人关一带再次击败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号称十万之众的金军，使金军再次遭受惨败。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五月至七月，宋将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而在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冬，金军主力部队进犯淮南的失败，则标志着金国军威的进一步没落。
公元1136年（南宋绍兴六年，金国天会十四年）五月至七月，岳飞再次率军北伐，出奇制胜，兵进伊洛。岳家军长驱直入，一路攻城略地，一直打到洛阳附近，取得了辉煌胜利，接连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还先后缴获了一万五千多匹战马。而缴获的这一万五千多匹战马，加上岳家军在以往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拨调的一些战马，则为岳家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岳家军长驱伊洛，是南宋立国之后初次发起的堂堂正正的大规模反攻。
从总体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力量对比在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南宋由弱变强，金国由盛转衰。
进入中原的女真人，其汉化的速度要快于契丹人和蒙古人，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进步的另一面却是女真人相对快地腐化。金国女真人入主中原还不到十年，岳飞就已经看穿了他们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岳飞在奏折中写道：“（金人）今所爱惟金帛、子女，志已骄惰”。金国女真猛安谋克户们享有特权，贪图享乐，依靠剥削汉族平民百姓为生，往往沦为既不能战、又不能耕的社会寄生虫。而金国女真上层统治者的腐化堕落速度则更快。
自宋金开战以来，宋军主要取得了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和颍昌五次大捷，都击败了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亲自率领的金军主力。
秋冬季节，弓劲马肥，骑兵可以纵横驰骋于平原旷野地区，此时最有利于女真骑兵作战。但女真骑兵不耐暑热多雨天气，在夏天需要退到北方避暑。
发生在公元1131年的和尚原之战和发生在公元1134年的仙人关之战都是山地战，吴玠率领的宋军可以凭借险峻的地形与金军对抗，金军主要是“以失地利而败”。
然而，到了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击败金军，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军的攻势，开创了宋军在平原地区大败金国女真骑兵部队的新纪录。
如果说，顺昌之战尚有女真人不耐暑热的天时，以及金军劳师动众、远道而来的不利因素，加之宋军可以倚仗城池固守等因素，那么公元1140年（绍兴十年）的岳家军大举北伐，则是在闰六月之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这标志着宋金之间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纵观北宋末年到公元1141年(南宋绍兴十一年)第二次宋金和议之前的宋金战争史，作为一个基本史实，其整体形势是宋军愈战愈强，而金军愈战愈弱。
经过多次交锋较量，金人也感到岳家军锐不可挡，因而，他们也不得不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在岳家军两次取得大捷的时候，韩世忠的部将王胜收复了海州（今江苏东海县东），张俊的部将王德也收复了毫州（今安徽毫县）。
当时，在金兵的后方，河北河东的各路忠义民兵也展开了威武雄壮的战斗场面。原先奉岳飞之命回到黄河北岸去的梁兴，这时与太行山义士和两河忠义民兵会合，大败金兵，收复了垣曲县（山西垣县）、孟州（河南孟县）、卫州（河南汲县）、怀州（河南沁阳）、赵州（河北赵县）等地。各地的老百姓也纷纷牵牛拉车送粮，积极支援义军。河南地区的人民，更是在道路两旁，顶盆焚香，箪食壶浆，以迎接岳家军。
而且河北、河东地区的忠义民兵，也都已互相联络，约好以“岳”字旗为号，在等待岳家军过河进兵。黄河以北的抗金义军首领梁兴在送给岳飞的战报中写道：“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由于宋军在正面战场作战的胜利和义军在金国统治权区内不断打击金人，两者紧密配合，不仅形成了对金军的大包围，而且也切断了金国女真人向北撤退的归路。
抗金的形势空前大好，金国女真人的处境十分困难。
岳飞看到抗金胜利在望的大好形势，当然是无比兴奋，信心满怀。但是，岳飞也知道，要收复黄河以北的失地，并最终歼灭敌人，单凭岳家军孤军作战是不大可能的，还必须有其他各路宋军的配合作战，才能成功。所以岳飞就奏请宋高宗，要求赶快命令各路宋军“火急并进”，发动总攻。当时宋高宗如能真的这样做，那么宋军长驱渡河，收复失地是完全有可能的。
然而单是军事方面的有利形势，还不能决定抗金战争的胜利进程，政治因素往往起主要的作用。因为当时南宋朝廷中的决策人物是宋高宗和秦桧，他们在胜利面前禁不住惊慌起来，不仅深怕岳飞的胜利会影响他们的议和，而且担心武将功高震主，因而迫不及待地下令岳飞班师。
当各路宋军捷报频传，尤其是在岳家军取得颖昌等战役的大捷后，宋军渡河指日可待，秦桧却私于金人，力主和议。秦桧当然懂得，在此时奏请高宗令宋军班师，是他破坏岳飞抗金、葬送北伐的最好时机。
对于宋高宗来说，当初金国女真统治者败盟，派兵气势汹汹地南侵之时，他害怕南宋政权会遭到灭顶之灾，怕自己也会落到无容身之地，所以不得已才下令抗金的。但是现在，宋军既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已保住了偏安的政权，与金国女真人重新议和也有了资本，要是继续再打下去，不仅会惹怒金人，而且也会使本来就深得军心民心的抗金名将岳飞功高权重，宋高宗唯恐岳飞会有震主之威，对岳飞的猜忌也由来已久。
而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秦桧从来就是不断地在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破坏这次胜利在即的岳飞北伐，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另一方面，秦桧在南宋朝廷中，正因有金国女真人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才取得了宋高宗的宠信而久居相位的。如果这次宋军抗金北伐取得了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最终打垮，而秦桧自己也会随之而失去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这是秦桧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秦桧就千方百计地破坏这次宋军的北伐。
为要达到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秦桧当然也知道，首先，必须牢牢地掌握住相权。因赵鼎虽然被罢相，但在金人败盟南侵时，他立即“上书言时政，秦桧忌鼎复用”，即指使其党羽御史中丞王次翁诬告赵鼎：“逼近行朝，阴幸有警，规图复用，门下党与，往来于临安，撰造事端，鼓惑众听，以摇人心”，且犯有“乾没官钱十七万缗”等罪。因而，赵鼎再次受到贬官降职。
其次，秦桧严密地控制朝野舆论，不许百官上书条陈抗金大事。秦桧一而再地逼害赵鼎，就在于要“先窜赵鼎，而人无敢言矣”，可是，当时的右承事郎监潭州南狱庙陈鼎就毫不畏惧，上书宋高宗说：“敌今日败盟，乃朝廷之福，未败则他日之祸，有不可支持，愿乘此早为自治之策。”秦桧知道后，大为恼怒，立即把他降官处分，以图惩一警百。
尤其是，秦桧为要在军事上破坏抗金战争，从顺昌战役起，他就想尽一切方法使诸大将失利。
当时，韩世忠把所获敌俘押送到南宋朝廷所在的行在临安（今杭州），秦桧害怕俘虏供出金国的虚实，即请求宋高宗令诸将“今后获敌不必解来”。这个鬼主意，连宋高宗都觉得不对头，宋高宗听后马上对秦桧说：“不然，须令押数人来问之，庶得虚实”。
对于在顺昌战役中积极支持刘锜而立有战功的陈规，秦桧又故意把他调任知庐州，“时秦桧将班师，故命规易镇淮右。”后来，刘锜又被召还，他所率领的八字军也被调到长江以南的太平州。张俊本来就畏敌怯战，赞成议和。这次，他的军队攻克宿州和毫州后，秦桧就命他把全军撤回淮南。
秦桧这些调虎离山的手段非常毒辣，秦桧完全知道东线的韩世忠和西线的吴璘，对金军只是起到遥相呼应和牵制两翼的作用，当时能与兀术大军对阵的，只是中线战场的岳飞、刘锜和张俊三大将。
现在要是先把刘锜、张俊的军队调走，势必造成中线战场的岳飞孤军深入，这样就可以借刀杀人，假金兵之手，来消灭岳家军。但秦桧的这一罪恶阴谋，并没有得逞，岳飞虽孤军作战，仍把金军打得落花流水，取得了如上所述的几次大战役的辉煌胜利。
秦桧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秦桧唆使他的党羽向宋高宗奏请说：现时“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某若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 宋高宗听之，正合心意，立即降旨要岳飞“措置班师”。
岳飞一时还摸不清宋高宗的用意，还在上奏章极力陈述说：现在正是功及垂成，“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请求南宋朝廷增兵添粮，以便一鼓作气，收复故土。宋高宗、秦桧不但置之不理，而且以君命逼使岳家军班师。于是，岳飞的抗金斗争，“十年之力，废于一旦”。
岳飞虽然把全部精力贡献在抗金事业上，并且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但是宋高宗、秦桧掌握着朝政大权，岳飞的一切行动都要听他指挥，他坚持抗金的北伐大计不可能实现也就势所必然的了。宋高宗、秦桧葬送岳飞抗金北伐于垂成之时，这就不仅使岳家军以浴血奋战所攻克的颖昌、陈州、蔡州、郑州等地，又相继失陷，而且也使岳飞在精神上遭到沉重的打击。
岳飞知道，自己在抗金战场上驰骋了半生，己为“秦桧所忌，终不得行其所志”。过去自己虽费尽了心机，兴师动众，好不容易地才收复了一些失地，但“今日得之，明日弃之，养寇残民，无补国事”。因而，岳飞也产生了消极悲观的念头。宋高宗、秦桧对岳飞抗金的打击，正好迎合了金人的需要，也是敌人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而岳飞的消极态度，也加深了宋高宗对他的猜忌，使君臣之间早已存在的矛盾又进一步地恶化了。
在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金军接连被宋军击败，并且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
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和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尤其是由于连年侵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女真将士厌战，军力日弱，正如金军统帅完颜兀术的心腹、悍将韩常私下对人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
于是，当时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完颜宗弼（兀术）就开始改变策略，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兀术三次致书宋廷，表明议和的意图，进而想通过宋金和议来捞取金军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
金国统帅完颜兀术要讲和，这当然是宋高宗、秦桧求之不得的。但宋高宗、秦桧却又感到议和的最大障碍是来自那些握有重兵的宋军大将们。
宋高宗、秦桧经过改组南宋朝廷的御史台，严密地控制了舆论，还贬逐了许多主张抗战的文官朝臣，在文官中要掀起像绍兴八年（1138）那股汹涌澎湃的反议和潮流，已是不大可能的了。唯独武将还握有兵权，岳飞、韩世忠等人的抗金态度又非常坚决，他们要是拥兵抗命，议和就难以成事。因此，要使议和成功，就必须想办法解除诸大将的兵权。
宋高宗、秦桧明白，收回宋军诸大将兵权和与金国议和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与金人媾和，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解除诸大将的兵权；而只有收回诸大将的兵权，才能确保与金国议和的顺利进行。
宋高宗要解除宋军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而且也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这后一条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
在南宋初年，由于金兵进犯，宋高宗狼狈逃窜，在国破家亡的非常时期，宋高宗不得不提高武将的权位，允许他们“便宜从事”。但这只是权宜之计。
尤其是，宋高宗赵构对于发生在南宋建炎三年的苗（傅）、刘（正彦）兵变事件，始终耿耿于怀。
早在南宋建炎三年（1129）三月，御前军统制苗傅和副统制刘正彦在临安(今杭州)发动了兵变，杀死了宋高宗的宠臣、作恶多端的御营都统制王渊，并派兵包围了宦官康履的家，杀死了内侍多人。苗、刘还在临安市内张贴榜文历数宋高宗赵构的罪状：重用黄潜善、汪伯彦等权奸，宠信宦官，以致“奸臣误国，内侍弄权”，贪污腐化，祸国殃民，老百姓灾难重重，痛苦无边，“数路生灵，无罪而就死地，数百万之金帛，悉皆委弃，社稷存亡，悬于金人之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
当时，宋高宗亲自召见了苗、刘。他俩见到宋高宗时，又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厉声责备宋高宗任用奸佞、赏罚不公、误国误民，说将士有功者得不到奖赏，而宦官没有功劳却得到美官。黄潜善、汪伯彦“误国至此，犹未远窜”，王渊“遇敌不战，因交康履，乃除枢密院”。对宋高宗表示极大的失望和不满，并公然宣称：“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宋钦宗）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他们迫使宋高宗退位，另立宋高宗三岁的儿子为帝，由孟太后垂帘听政。政变发生后不久，大臣吕颐浩、张浚等随即命令韩世忠、张俊、辛道宗、刘光世等将领，率兵包围了临安。苗、刘兵败逃离，后被俘杀。宋高宗这才恢复了帝位。
这件事虽已相隔多年，但宋高宗一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正如王夫之在《宋论》中所说：“高宗惩苗刘之难，心惴惴然”。何况而今与建炎时期相比，南宋将帅们的兵权和威望变得更大了。所以，宋高宗赵构更是时刻担心武将权大将会威胁朝廷。
有一次，宋高宗问张俊：你读过郭子仪传吗？张俊说：没有。宋高宗又谕示他说：郭子仪“虽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持兵权之寸，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享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这番话，虽是说给张俊听的，其实是对那些手握重兵的大将的警告，也是宋高宗一向猜忌武将的心理状态的反映。
秦桧当然深知宋高宗有这种猜忌武将的心思。当时南宋军民有这种习惯，以各将领的姓为军号，称呼张俊统领的军队为张家军，韩世忠统领的军队为韩家军，岳飞统领的军队为岳家军。对此，秦桧便“乘间密奏，以为诸军但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虑”(《鹤林玉露》卷5《格天阁》)。秦桧说这些话，是针对宋高宗最敏感的问题而发的，因而立即触动了宋高宗的内心世界，“上为之动”，促使宋高宗下决心要收回兵权。
早在绍兴八年（1138）五月，宋高宗就对监察御史张戒说过，他想用提升各军裨将使其独立成军的办法，来分割各大将的兵权，并打算在一、二年内解决这个问题，但因当时与金国还未达成和议，要是一下子分兵，又怕造成军队的力弱势孤，抵挡不住金兵的进攻，维护不了偏安的南宋政权，因而事情才被搁置起来。
但在金人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一向畏敌如虎的宋高宗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宋高宗对当时形势的分析，是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正因宋金形势发生了这样的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经十分有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
秦桧为要替其金国主子女真贵族效劳，为要适应兀术“乃始讲和”的策略，更是“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宋史纪事本末》卷72《秦桧主和》)。因而，宋高宗的主意，正中秦桧的下怀。
于是，秦桧便积极地与他的党羽参知政事王次翁、给事中直学士院范同密谋。经过反覆的策划后，范同向秦桧献计说：把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都调入朝廷任枢密使和副使，明升其官职，实“罢其兵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从总体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在逐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南宋由弱变强，金国由盛转衰。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
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
由此可见，宋金尽快地达成和议，既是苟且偷安、疑忌武将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权奸秦桧的愿望，也是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需要。
古今中外，无数血淋淋的教训告诉我们。和平并不需要条约保障，而需要实力保证。金真有实力灭亡南宋，再多条约也没有用。南宋要立足江南，也根本不需要条约，不要忘记南北朝时期，南朝什么时候向北国签和约啦？
当初，北宋与辽国达成“澶渊之盟”之后，宋辽两国之间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而南宋与金国先后达成两次绍兴和议，第一次不到两年就被金国单方面破坏，第二次不到二十年，又被金国单方面破坏。
——并且“澶渊之盟”也没有南宋与金国达成的“绍兴和议”屈辱！
1. 早在绍兴八年(1138年)年底，宋金达成第一次和议。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半，到了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就突然撕毁和约，大举攻宋，宋高宗当时无奈地说：『夷狄之人，不知信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5）。
2. 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第二次达成议和，外强中干的金国在国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占了很大的便宜。然而，到了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不到二十年，金国再次单方面撕毁合约，大举南侵。
公元1142年岳飞遇害，南宋与金国达成了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议”，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率大军再次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再到公元1234年，金国灭亡。这中间隔了93年，其间宋金两国又发生三次大规模战争，其中有24年在打仗！此外，金国与北方的蒙古之间的战争也连绵不绝，难以有完全的统计！
人们珍视和平，但是绝对不能把和平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须知由于南宋小朝廷的偷安妥协,致使当时的中国饱受南北分裂之苦,经济文化惨遭摧残,自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的广阔地区因为属于宋金两国交界区而长期处于荒凉状态。
在宋金达成和议以后，北方人民既要遭受金国女真贵族的残酷奴役,忍受来自金国女真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又要承担金国对蒙古战争引起的各种负担, 大批汉人壮丁被金国女真统治者强征戍边,在金国与蒙古之间的战争中,充当炮灰,苦不堪言。（注：金国始终存在着很强烈的民族歧视政策，当时的金国把民众分为五等，其中女真人是第一等，汉人是第四、第五等）
除了进行大规模的烧杀抢掠外，金国女真统治者对汉人的民族意识刺激最深者，一是对汉族男子强行“剃头辫发”，二是强制推行奴隶制。从金国建立到元朝初年，是中国北方社会奴隶制成分扩张的时期，这当然是严重的倒退。岳飞被害三十年后，南宋大臣范成大出使金国，看到一个女婢颊刺“逃走”两字，写诗说：“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 范成大从汉文明的高度，看不惯此种野蛮行为，表示义愤。
而南宋自与金国达成和议之后，南宋官府对南宋人民的横征暴敛不但没有丝毫减轻,反而不断加重.真正能够享受和平的只有金国女真贵族和苟且偷安的南宋君臣,少数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贪污腐化与大多数人的贫困痛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金国内外交困。然而在达成宋金和议之后，经过将近二十年的休养，加上南宋每年进贡给金国的大量财富，到了公元1161年前后，金国的国力得以恢复，金军将士也养得膘肥体壮。而此时的南宋，经过秦桧及其党羽将近二十年的折腾，已经国困民穷，“国之府库，无旬刀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宋金国力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注：秦桧执政期间，是宋朝最黑暗、专制、腐败的时期之一。南宋日后的繁荣，大半是建立在宋孝宗的励精图治之上，与秦桧赵构之流毫无关系。）
经过秦桧及其党羽将近二十年的压制和破坏，到了金国再次发起攻宋战争的公元1161年(秦桧当时已经死了)，南宋军备已废弛多年，宋军将士也早已失去绍兴十年时的那种进取之心和雪耻之志，此时算得上是兵无精兵，将无良将。结果，在名将刘锜(已经六十多岁)的指挥下，虽然集中了江州、池州、建康、镇江四支大军，但宋军在两淮还是一败再败。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听说金主完颜亮率大军气势汹汹地扑来，宋高宗赵构马上吓得尿裤子，赶紧备船，准备逃亡海上。多亏了临危不惧的文臣虞允文指挥宋军残部凭借长江天险据守，加上金国后来发生内讧，南宋总算又逃过一场劫难。
想当初，早在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二月，当曾被岳家军扁得满地找牙的金军再次进犯淮西之时，宋高宗颇不以为然地说：『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公元1161年，曾经亲历公元1140年宋金战争的金主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逆亮南渡，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相关记载可见于《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公元1142年岳飞遇害，南宋与金国达成了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议”，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率大军再次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再到公元1234年，金国灭亡。这中间隔了93年，其间宋金两国又发生三次大规模战争，其中有24年在打仗！此外，金国与北方的蒙古之间的战争也连绵不绝，难以有完全的统计！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自认为准备就绪，灭宋之谋便不再遮掩，金军开始大举南侵功宋，“臣构”祈和不成，命且不保，南宋再度面临亡国的严峻形势。
金军的大举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主和误国之罪昭然若揭，抗战派再次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仰赖。
南宋太学生程宏图、太学生直学宋芑，以及倪朴等人先后上书，请求南宋朝廷给岳飞平反昭雪，并追究秦桧祸国殃民的罪行，以谢天下，以激励南宋军民的忠义之气，进而振奋宋军将士的士气。此外，他们不仅要求南宋朝廷恢复岳飞的爵位和名誉，录用岳飞的子孙，而且还要求追夺秦桧的官爵，没收秦桧的家产，甚至还要将秦桧开棺戮尸！
就炮制冤狱，害死岳飞这一点上讲，罪责不全在秦桧，因为秦桧当时的权势尚没有达到架空皇帝的程度，决定权在于宋高宗赵构，秦桧是同谋，是帮凶，宋高宗赵构则是幕后主谋！
但是在害死岳飞之后，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秦桧自此专权18年,权势如日中天。秦桧“挟强虏以要君”，也就是凭借外国人的强大来要挟皇帝。用今天的话说，大致可以类比为“挟洋人以自重”。秦桧的党羽布满朝堂，秦桧的权势越来越大，到后来甚至架空皇帝，——这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
害死岳飞之后，秦桧大权独揽！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甘当奸细、卖国求荣、残害忠良、结党营私、独断专行、徇私舞弊、迫害异己、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破坏抗金力量，致使南宋军备废弛。
秦桧还拼命地榨取民脂民膏，大兴文字狱，进行严酷的舆论管制以粉饰“太平”，并大肆篡改历史档案以文过饰非，还“挟虏势以要君”，架空皇帝，秦桧晚年“颇有异志”，甚至想效法西汉的王莽，图谋篡夺皇位！
——秦桧的这些罪恶是不能推给其他人的，从这些方面来看，秦桧生前作威作福，坏事做绝，罪恶滔天，一点也不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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