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之道一以贯之--孔子与毛泽东

世界几痕梦，微尘万座莲。　　

后来凭吊意，分付此山川。　　

——谭嗣同　　

长久以来，遵孔者与批孔者始终不过是在几个流行的概念幻象当中臧否人物、指点江山。虽自命原典附体、自任教旨化身、以学统卫道士自居，以头脑清凉油自诩，然而大多左脑瓜是杂牌的豆浆粉，右脑瓜是含铝的矿泉水，脑袋里一碗豆浆而已。其实孔子最瞧不起的就是烂好人。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愿也。和的前提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诛除奸佞、扬善隐恶。小康儒的礼教是权贵们的驯服工具，大同儒的理念是大众解放的精神资源，不便一视同仁，更不能一概否定。不区分小康儒和大同儒，就如同不区分恭维和赞扬、不区分月光和阳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谈论康梁变法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

熊十力先生自述其为学宗旨为：“根底无易其故，裁断必出于己”。对待古人思想，六经注我是根本手段——以己之古人去解释、解蔽、解构彼之古人。当我们在自我认同的意义之上做出自我价值的判断时，不是对以往的居功，便是对正在抑或会在将来呈现的功业的自认和期许，当下的价值是基于同以往经历之结果抑或将来条件之创设的意义上的参照。因为价值本身不过是一个关系范畴，不可能离开主体去做孤立的看待。夜渡的粱漱溟于险境当中“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的豪言，是基于对家国天下圣道良心的自我承载，而熊十力那“可解经者非我熊某人莫数”的狂态，也无非是基于对师道与见识自任的传承。推而广之，这也是知人论世的基本事理。

美国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在他的《旁观毛时代的巨大经济成就》一文中说道：“在毛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种风尚——常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80年代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客观地、真实地、全面地、公允地看待问题、评价人物，并不意味着必须在表扬、感激过之后泼一盆脏水、贴上一张罪人的标签。

就像苏联的赫鲁晓夫，赫氏在主导了官方对斯大林的评价、贴上了一张罪人的标签之后不可回避地接受了历史的评价一样，所谓毛晚年犯下的错误，那也是出自官方的一个决议，而这个决议本身则是由另一个历史人物主导的，这个历史人物也必将不可回避地接受历史的评价。无论是“和平竞赛”阶段还是“美苏争霸”时期，苏联的经济无疑发展得很快，横向来比，其经济增长甚至远远超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就在近几年的某一天，赫鲁晓夫的外孙女妮娜·L·赫鲁晓娃突然跑出来辩白说：祖父赫鲁晓夫不应成为一个罪人。她这么说是多余的吗？不是，因为在中国，他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头子；在俄罗斯，他被人认为是一个叛徒，一个导致国家灭亡、民族衰败的始作俑者。赫鲁晓夫这个“把俄罗斯从个人崇拜里拉出来的伟大的领袖”已经被时间和实践鉴定为罪人，就像毛关于农村医疗、关于两弹一星、关于运十、关于发展战略的种种远见卓识被时间和实践鉴定为真理一样。同样在接受着时间和实践鉴定的还有作为毛的政治遗产的文革，国外研究者提起文革，往往将其定性为一场“伟大的政治制度改革”的尝试，文革是不是“伟大的政治制度改革”的问题，一不是自然公理，二没有科学定论，然而在时间和实践的视野中，作为历史事件，决议和文革一样，本身也成为这一问题的考察对象，而不再是标准答案或者答案的标准，历史究竟会给我们什么样的答案呢？

众所周知，三十多年来，现实当中文革余孽的存在是文革的一大罪状。文革余孽的第一大特征，是拿政治性文件和长官讲话当论据而不是拿《宪法》或者其他法律文件当论据。作为这种文革余孽的一个光辉典范，某著名经济学家曾经作为最积极的学术棍子手之一，在1964年学术大批判中间用棍子学术模式进行对孙冶方的批判。在新时期，此公与时俱进，创造新的词汇，行使棍子学术时最常见的说法也变了：把理论对手说成“打击改革”和“想回到文革的美好往日去”，这跟贺卫方先生对他同事巩献田教授的评价很相似。学者老田曾指出，他们善于运用这种手段以棍子学术模式使得人们难以从官僚精英群体的结盟关系中间把贪官单独分离出来，从而以最低的投入和政治风险获得话语权垄断地位。相形之下，棍子学术和贪官的同盟关系被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间命名为“党阀”和“学阀”。

文革余孽的第二个特征，是不讲逻辑，不给论证，仅仅是丑化、妖魔化所要批评的对象。如今想通过一手资料来了解一下毛在建国之后整整几十年的那些被宣布为错误的思想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却没有公开的文献可查，展眼满是凝结了集体智慧的洁本教科书，就连类似《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批判资料》这类供批判的原始材料都难觅踪迹。比如在饿死人的事情上，有说是几百万的，有说是三千万的，还有说是四千万的，甚至还有说是六千万的，口径不统一是他们所造的谣很难取信于人的主要原因，而造谣则是他们很难达到口径统一的主要原因。

正是因为如此，很让人感到奇怪而啼笑皆非的是，文革欲孽的批评者总是不断地直接提供证据或者给对方创造机会以便提供证据以证明他所要诽谤的对象是十分了不起的，而且总是不断地直接提供证据或者给对方创造机会以便提供证据以证明他们便是他们所谓的文革欲孽本身。

他们是这场政治制度改革的对象而不是主体。至于文革余孽们活下来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嘛。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在文化、思想领域搞一搞运动，主要就是帮助他们改正这种不讲逻辑，不给论证，仅仅是丑化、妖魔化所要批评的对象的毛病。众所周知，文革以失败告终，换句话说，他们是这场伟大政治改革的失败的体现者，如果拿这种人的存在来抹黑以他们为改革对象的政治制度改革本身，那么很显然，这犯了颠倒黑白的错误。

在那些哭哭啼啼苦大仇深的控诉者里，以自诩受害者们的一贯品格来判断，如某伪国学大师假百岁老人般浑水摸鱼、附会杜撰、矫饰其丑、欺世盗名的主儿，想必也并不少。在此我们谨对未庄青年流氓无产者阿Q不曾将脑袋上那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包装为奋斗伤痕表示敬意，与他一蟹不如一蟹的传人相比，这是他应得的哀荣。阿Q之讳光讳亮讳灯烛，是出于害羞，文大师将其诈骗行径一以贯之、把流氓行径诗化成“半为苍生半女人”，则简直是“红肿之际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了。

汤武革命，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毛说：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政治改良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毛的文革与光绪的变法在思想演进的逻辑上只有程度与阶段的不同。梁效的文章，所批评的也正是小康儒的官本位，是三纲统摄之下的五常，梁效是康梁的天然接续。历史已经证明，即便慈禧宣布维新派是乱党，也并不意味着王公大人们是无比正确的。

梁效、康梁皆以顶尖学者、文化大师、思想英雄之身份，辅佐时代领袖，欲开旧邦新命之时代新政治格局、新文化风尚。惜光绪以其式微，百日即败，毛氏乘其望重，道行十载。梁效、康梁皆以寄生阶级、敝旧世风、权贵官僚为寇仇，联合民间士子，欲除祖宗旧法之陈年大吏治积弊、大文明死角。惜光绪以其仁厚，不敌旧党，毛氏以其慈悲，遗贼为患。梁效、康梁皆以结党乱政、隐图煽惑、迫害朝臣之罪名，连同晚生后学，备受复辟势力之经年恒出入其罪、恒迫害有加。惜光绪以其羸弱，饮恨夭折，毛氏以其老迈，抱憾归天。梁效、康梁皆以辨证古人、反思时代、正本清源为正途，启蒙民众百姓，并彰官民伦理之陆沉老民权火种、老民主范式。惜光绪以其时限，未忍深察，毛氏以其高致，惟传心法。梁效、康梁皆以历史视野、世界眼光、天下大势之理据，倡导内外兼修，实继往圣绝学之道统成大化流行、成翕辟之变。惟光绪以其时艰，西风东渐，毛氏以其远瞩，东学西传。因文称誉者，以其章法显正、秉笔直书也。以笔致祸者，因其讪谤权贵、著文行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