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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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4月1日，《新青年》刊登了一篇《体育之研究》，即是“二十八画生”（毛泽东）。文章是杨昌济向陈独秀推荐的。文中说“国力恭（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他主张在中学和中学以上，应该实行德、智、体“三育并重”，并提出一个有名的口号，“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
　　文中还介绍了一套自己编的体操。他当日的锻炼项目有：日光浴、风浴、雨浴、冷水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跋涉以及体操和拳术等。
　　毛后来回忆说，“在寒假当中，我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到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11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
　　众所周知，毛泽东喜欢游泳。据他回忆，“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他在实践孟子的主张，“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如他所言，“体育锻炼有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等许多好处”，而“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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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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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伙伴就在他的身边：萧子升。杨教授曾云“三杰”即毛、蔡、萧。
　　他们在湘乡东山学堂就认识了。萧子升比毛小一岁，因为毛一番辗转才入一师，萧比毛高了3级。
　　1915年，某夜他们在学校后山讨论创办社团改造中国的计划。他们希望结识一批有才智、有理想的青年，有10个就可以建构一个社团的基础。彼此鼓励沟通，共享知识，携手共进，最终目标：救亡图存。
　　毛泽东自述，“这时我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的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要求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了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中一共得到了三个半人的回答。”三个人最终反对或背叛共产党，“半个人”即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毛泽东干脆自己动手，刻字印刷，将“二十八画生启事”寄到长沙的所有重要学校。湖南省女子第一师范学校第一次收到这封信时，非常猜疑他的动机。
　　倒是本校有人在广告栏看到，积极回应了他。毛此时颇有感触，回复说，他的来信如“空谷足音，跫然色喜”。这个人叫罗章龙。他们在图书馆见面，毛泽东直接问他读什么书，两人理念相近，终成朋友。
　　新民学会的骨架就是这么慢慢搭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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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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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游中国大约是每个青年心头涌动过的梦想，不过毛最终落实为“调研”，非止旅游主义者浮光掠影的一瞥。
　　毛泽东自述，“一天读《民报》，看到一篇记述两个中国学生漫游中国的文章，并说他们已达(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使我大为感动。我要学他们的榜样，不过没有钱，我想还是先游历湖南。”
　　1917年暑假，萧子升已经毕业，在长沙楚怡学校教书。他决定暑假“做一段时间的乞丐”，之前体验过几天，感觉不错，这次想体验得再久一些。毛泽东和他一拍即合，决定一起出去“行乞”。两个人身无分文，只带了套换洗衣服、毛巾、笔记本、毛笔、墨盒和雨伞。
　　两个人离开长沙，一路步行。路过何叔衡的家，何叔衡很是震惊，“你们真是两个奇怪的家伙。你们做的事真乃怪哉也！”
　　毛泽东回忆的口吻是愉悦的，“我开始以步行游湘省，走了五个县城。有一个同学叫萧瑜，陪伴着我。我们一文不名地走了这五县，乡下人给我们吃饭和睡觉的地方。不论我们到达什么地方，总是受到欢迎和善遇。”
　　可惜，萧子升后来和毛、蔡分道扬镳。“这个和我一起旅行的家伙，萧瑜，后来变成了南京国民党的职员，在一个以前做湖南师范学校校长，后来变成南京高级官吏的人手下做事，并被委做故宫博物院的管理。后来萧被人告发盗卖故宫中最宝贵的东西，并且在一九三四年带了这笔款子潜逃。现在他避居大连。”（毛1937年自述）
　　同仁终歧路，早有端倪。1919年，蔡(偕向警予、妹妹蔡畅）、萧均赴法勤工俭学。
　　
　　【和森在八月十三日（注：1920年）的信里说：“我将拟一种明确的提议书，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因我所见高明一点的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际的色彩，于此两点，非严正主张不可”。】
　　
　　【和森信里说：“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森又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实行无政府主义，因在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立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我以后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据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位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而子升则说：“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又穷期，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造之方法。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一一革命为正当，而倾向无政府――蒲鲁东式一－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同时李和笙兄来信，主张与子升相同。】
　　
　　毛的意见是：“我对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他之前听过罗素的讲演，罗素的主张和萧、李近似。
　　
　　【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罗素和子升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总言之，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主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的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的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守下，更要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第二层，依心理上习惯性的原理，及人类历史上的观察，觉得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人生有一种习惯性，是心理上的一种力，正与物在斜方必倾向下之物理上的一，种力一样。要物下倾向下，依力学原理，要有与他相等的一力去抵抗他才行。要人心改变，也要有一种与这心力强度相等的力去反抗他才行。用教育之力去改变他，既不能拿到学校与报馆两种教育机关的全部或一大部到手，或有口舌印刷物或一二学校报馆为宣传之具。正如朱子所谓“教学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直不足以动资本主义者心理的毫末，那有同心向善之望？以上从心理上说。再从历史上说，人类生活全是一种现实欲望的扩张。这种现实欲望，只向扩张的方面走，决不向减缩的方面走。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资本家，是一定的心理。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阀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再说第三层理由，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到共产目的，要向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就是我们）。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无产者占三分之二，则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只此数）这一百年中，任其为三分之一之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且无产者既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
　　
　　在新民学会中，毛泽东不仅是一个不务空谈少有空想的做事的人，而且是厚积薄发能沉下心气做事的人，理想和务实因实践而妥帖融合，屡进一步。萧和蔡都去了法国勤工俭学。新民学会和蔡元培诸人搭上线，在勤工俭学运动中是主要的组织者，毛泽东若想留法，是极其容易的。但他1919年初送别第一批留法同学时已有定见，“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我对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若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1919年，洋博士一纸文凭，不啻跃过龙门；没这张文凭，有本事的也被人看不起。已任北大教授的刘半农被逼无奈，只好20年代去法国补修了一个“博士”学位归来。求真功业而不计文凭的，世家陈寅恪可算一个，农家青年毛泽东的取舍，更见胆识魄力。民国海龟们不知，放在手边的“机会”敢不要的，胸中构图，何其旨远。
　　新民书信中可见毛超越才俊们的视野：
　　
　　【会友张田基君安顿赴南洋，我很赞成他去。在上海的肖子璋君等十余人准备赴法，也很好！彭璜君等数人在上海组织工读互助团，也是一件好事。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经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女子留俄勤工俭学会”，继“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而起，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很快，他认定，要做事情，唯有坚守中国这方土地——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1、看译本比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得较多的知识。
　　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拟从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拟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致。】
　　
　　【以上是就“个人”的方面和“知”的方面说。以下再就“团体”的方面和“行”的方面说：
　　我们是脱不了社会的生活的，都是预备将来要稍微有所作为的。那么，我们现在便应该和同志的人合力来做一点准备工夫。我看这一层好些人不大注意，我则以为很是一个问题，不但是随便无意的放任的去准备，实在要有意的有组织的去准备，必如此才算经济，才能于较短的时间（人生百年）发生较大的效果。我想（一）结合同志，（二）在经济的可能的范围内成立为他日所必要的基础事业，我觉得这两样是我们现在十分要注意的。】
　　
　　他不反对别人出国，也赞成大留学政策，“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对”，但此时，他的目光已有凝注，中国实践事业百废待兴，更值与共。
　　这是他人生极其重要的一次选择。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时代是民国了，可是太阳之下，少有新事。袖手谈心性的旧式士大夫们，彼时不过穿着教授的衣袍，夹杂若干洋文，谈谈时髦的主义而已。谁愿意真正扎下去做中国的功课？
　　站在今天回望，我们明白，这才是件最“了不起”也最“新”的事情。这是开天辟地的一条新路。这条路非大定力者大见识者大刻苦者大努力者真正愚者圣人不可为，而毛，不仅选择了这条路，而且真走通了。我们每一个人，均受益其中。
　　萧子升后来写了《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对“行乞”体验有非常生动的描绘。萧子升强调旅行的创意属于他，不过体验和事业向来有根本的不同：一个是兴之所至；一个是精诚所开。前者或许是一次性的，后者却是终生互动的行知实践。
　　他们在路上讨论起中国的家庭制度。毛说，“我以为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太重，所以人们缺乏民族感情。”萧子升则中庸许多，“把儿子完全当做家庭的私产，一定要站在父母一边的做法是错误的。”不过，“但也并不完全属于国家。夸大的国家观念和夸大的家庭观念是一样有害的。”听起来萧子升的分寸感更得当，其实这恰恰说明，他不可能是改变中国的那个人。他像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一样，温和中庸；偏偏时代的问题就横亘在那里，是绕不过去的。你可以在语词里化解，可没有对症下药的胆识、智慧和勇气，语言游戏不过是一场自欺的幻觉。
　　世人皆知蒋、毛均学曾国藩，不过蒋得皮毛，毛得精髓。曾国藩在道光24年三月初十日的《致温弟沅弟》的信中说，“是故既吉矣，则由吝以趋于凶；既凶矣，则由悔以趋于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辩证法的种子，可不是黑格尔、马克思独有；中国的阴阳、正奇……颇耐琢磨。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其实，芸芸众生间，亦自有境界不同。譬如说，可以简要分为：未知规矩者；懂得规矩者；有立有破者。但凡懂得并遵循规矩，已可一生衣食无忧。让钱学森先生记挂担忧的“创新人才”，其实便是人数最为稀少的“有立有破者”。要知道，只有心脊坚实，方真正有立；有立，更进一层，方有真正的“破”，轻易言破的，往往是大话嚷嚷派的。
　　我近年才懂得这道理，读书也罢，做事也罢，真正的牛人都具有严肃、认真、质朴的品质。王国维先生学问做得好，鲁迅曾说他“老实得像火腿一般”，颇为精到。这位王先生，是往死里认真的。我不是说他的死，其实他的死可以想象，正如闻一多先生的死也可以想象一样。他们都是死命认真的人，读书打下如此烙印，人生归宿亦是证明。王国维起初苦读大本哲学，入门读康德，觉得不对路或不可解，转进读叔本华，“大好之”，然而到了1907年，王国维对哲学幻灭，“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早在1904年，王国维就意识到了叔本华在《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所言“解脱”的根本困境：解脱意味着“拒绝意志”，“拒绝”算不算一种意志呢？况且意志为宇宙之本体，“非一切人类及万物各拒绝其生活之意志，则一人之意志亦不可得而拒绝。”只讲个体的解脱，未讲世界的解脱，其实像提着头发将自己拽向空中一样不靠谱，焉能独善？
　　是的。对于一个中等以上境遇者，我们可以活在自己的小世界微环境中，然而这绝非一个可封闭自立的系统，可以默认旁人无关——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在外力碾碎小世界的梦后才明白，原来我们每个人并非孤岛。大部分人都是被迫明白的。乱世的人以为自己身处顺世，这是人性最常见的悲剧。也总有人敢于面对真实，比如说：遭逢太平天国时代的曾国藩；亡国灭种阴影时代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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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