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在提出曹丕的时代是“文学自觉的时代”，之后紧接着对自觉进行了简要的解释，把魏晋文学的自觉释为“为艺术而艺术”，我认为文学的“自觉”不能从曹丕开始，在此之前的诗文甚至曲都存在着“自觉”，但关键在于“时代”二字，说成“时代”可以显示出在当时文学上的自觉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而不再是个别现象，但我认为鲁迅先生把这种自觉创作理解为“为艺术而艺术”实为牵强，况“为艺术而艺术”这一新文化运动时期引自于西方的文学理论放在中国古典文论是不够妥当。当然鲁迅先生持此种说法实存时代的局限性，但其争议之处亦不可避而不论。
次之，从曹丕留下的文论著作《典论·论文》来看，其文言“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鲁迅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认为曹丕所说的此段言论是在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我认为其实不然，曹丕虽言“诗赋欲丽”，但他的那段言论是在一个“文本同而末异”的前提之下说出来的，文之本者在于天地之心也，正如彦和《文心雕龙·原道》所言“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 ···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此为文章之本。况曹丕亦言“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可见文人为文是主要依靠“气”，“气”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可以理解为万物的元气，带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而我认为气于文章则可理解为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的创作元动机，亦是不同的气来引导不同的作家来进行创作，不仅创作主体如此，不同种类的作品亦是如此，而作家有“气”方可驾驭“清”、“浊”不同之体。文章之末者我认为是一些文章的表达形式，譬如辞章、字句诸如此类，而非文章之精髓。由此，鲁迅先生只注重了曹丕对文章之末的表述，却疏为文之本。
再次，曹丕认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虽学界对此句话颇有争议，但以我个人来看，曹丕的这句话正是驳回了前文所提到鲁迅先生所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的观点，经者，治也，曹丕也同样认为文与政通，而我认为之所以学界对此存颇多争议在于此句话的后半部分，“不朽之盛事”，曹丕也在后文对文章的“不朽”作了具体的阐释，言“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虽突显文章本身的价值，但我们细而论之，曹丕在论述文章本身的价值时所列举“西伯侯”、“周公旦”皆是明君贤相，可见曹丕的这整段论述皆在于“经国”二字之上。深而论之，孔子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毛诗序》中亦曰：“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两汉一统更是将此推向极致，汉末虽有所削减，但此思想亦残留于当时的统治者。
再者，曹丕所处的建安时期的文坛并非如后来那般华而不实，恰恰相反，引领建安文坛的“建安七子”之文风更是风清骨俊，正如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说到：“既至建安，世积怨累，风衰俗怨，并轡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曹丕自己也说：“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可见“七子”们梗概的文风深得魏王赏识的，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说到：“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
昔伯牙绝弦于锺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诸子但为未及古人，亦一时之隽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恐吾与足下不及见也。”亦可见曹丕对“七子”中因疾故去的文坛巨匠的痛惜之情！
悉而论之，我认为鲁迅先生把建安时期文学的自觉看作是“为艺术而艺术”改作“为现实而艺术”更妥，“现实”二字既言建安时代之特征，亦表文学之功用，仲宣之《登楼》、《饮马》，陈王之《白马》、《吁嗟》，皆此时代之代表，风骨之大成，正所谓“文与质协，辞共体并”。而“艺术”则体文人 “气”之殊异，然后者实为前者之承载，“文以载道”显现于兹。据此提出此观点，前文之论已为详尽，故不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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