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哲学与经验别扭，四象一个都不能少
——《易龙图》：大自然生命体信息思维建筑十二
事实上，在易学里，“反对”是哲学范畴，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名称。“六十四卦，皆有取象。其为名（按：规定性名称）义（按：动态性范畴），无不反对。”就是说要用“反对”来说明卦体，而不是由卦体来说明“反对”。就像可以用阴阳范畴来解释一切事物的本质性质，而不能用一切事物来解释阴阳范畴一样（按：具体事物只能做为实例来实证阴阳范畴的科学性）。否则，就是倒果为因了。
直观上，我们可以从《易龙图》上明确：乾坤两卦是“一”的暂时的“一对”复象构成形式，但乾虚坤实的本质是“反”的。乾夬、坤剥则是新陈代谢，互轭往返生成的“一”的“对儿”。虽然其存在着一个“中介”的往返过程规律（所谓道），但生命体就是这样构形生成和发展变化的。
乾、坤、夬、剥，作为卦体，只是从认识上将事物做以区分的“畴”“象”。对一个生命体进行最简单的认知，也至少需要“四象”及其之间关联互系关系的表达，才能形成正确认知的“范”“式”认识体系的“范畴”基础。
什么意思？就是说，经验的整体-个体与哲学的范畴-名称，不是简单的范畴-整体和名称-个体的对译。恰恰相反，在哲学中，范畴才是个体、具体，而名称是整体、全部。一切“别扭”都来自于此。
器物之名称，是量的计数，是理念规定的、可以计算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听得到的。但是“范畴”是质的，是“超越时空”“客体”的思维把握，是信息的、不可计数的，只能义会，不可器传。也就是说，哲学思维体系的建筑是用“范畴”的“砖瓦”建设起来的，而不是用“物质的量”的名称打造出来的。可见，真正意义上，哲学体系才是真正的科学文明体系。这一点，在西方只有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才有最清醒的认识，并汲汲于这一科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问题在于，西方文化，因其字母文字语言的理念规定性，不具备哲学知识范畴的思维工具的“科学性”。所以，一方面，造成了哲学事实上的“被两分”：质的宗教；量的科学；另一方面，又造成了科学的两分：语言哲学；理论科学。也就最是说，西方实证科学虽然试图利用分切割裂思维求得对于事物的简单明了的“科学认识”，但最终还是逃不脱“四象”这一基本要求的困扰。于是其所建构的知识体系，无论是神学、哲学、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也就造成了数不清的重重“悖论”，无尽“扭量”。
直到康德对纯粹理性及“形而上学”进行彻底批判，费尔巴哈彻底否定神学的权威性并揭露出宗教的罪恶本质，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在“中学西渐”中意识到“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西方学人才自主地着手解决这一本源劣根，并提出“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的“三大规律”以拯救“欧洲文明”。
但不要说东方知识分子对这一“普遍联系”的“辩证法”云里来雾里去，即是西方学界自身也都是似是而非，不断地对着“太极图”幽幽地解释着不开窗户的“单子”不即不离、难舍难分的“两极性”，甚至在爱因斯坦之后的现代物理科学中干脆又把他们抛到了一边儿，直至用对撞机与子虚乌有的“希格斯粒子”（如同哲学上的海德格尔在“道说”与“虚无”中进行无限的神秘辩说并在字母语言中拉磨转圈一样）进行旁若无人的神秘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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