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朝廷所谓的“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为何没有提及岳飞？
南宋著名历史学家李心传（1167－1244）在其传世之作《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一书中，遍述了南宋高、孝、光、宁四朝典章制度及相关史事。其中，卷十九边防一（总第507条）记述了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南宋朝廷评定的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
乾道二年（1166年）也即宋高宗禅为当太上皇、宋孝宗即位之后的第四年，当时，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势力相当大，在这个背景下，南宋朝廷评定了所谓的“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具体如下：
“自金虏入中原，将帅皆望风奔溃，未尝有敢抗之者。建炎三年十二月，兀术自杭州分兵至明州城下，浙东置制使张俊拒之，小捷。四年二月，兀术还，过吴江县，浙西宣抚使陈思恭以舟师败之于太湖，几获兀术。绍兴元年十月，兀术亲攻和尚原，陕西都统制吴玠出奇兵邀击，大破之，兀术中流矢二，仅以身免。四年三月，金陕西经略使撒离喝犯杀金平，为吴玠所败。十月，淮东宣抚使韩世忠败兀术游骑于大仪镇，兀术遂不进。六年十月，主管殿前司公事杨沂中败伪齐刘猊于藕塘，降杀无遗，猊挺身遁。十年六月，马军都虞候刘锜大败兀术于顺昌，兀术拔寨还东京，两淮遂定。十一年二月，淮西宣抚使张俊、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宣抚判官刘锜大败兀术十余万众于柘皋。三十一年十月，淮南置制使刘锜遣其将员绮败金统军高景山于皂角林。是月，浙西副总管李宝败统军完颜郑家奴于密州之唐岛，斩其首。而步司统制官邵宏渊拒虏于真州之胥浦桥，获捷。十一月，中书舍人、都督府参谋军事虞允文以建康都统制张振、王琪之军败金主亮舟师于采石。是岁，马司中军统制赵撙复蔡州，鄂州都统制吴拱拒虏于茨湖，统制官王宣拒虏于确山。三十二年，镇江都统制张子盖解围海州。此皆渡江以来中国胜捷之可称者也。乾道二年，蒋子礼执政，遂以明州城下、和尚原、杀金平、大仪镇、顺昌、皂角林、胥浦桥、唐岛、采石、蔡州、茨湖、确山、海州为十三处战功，而藕塘不与，非金虏故也。（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甲午降旨。）”
声名显赫的抗金名将岳飞的威名战功在其生前身后都是妇孺皆知，岳飞又是南宋时人公认的“中兴四将”之一，还是南宋朝廷追封的中兴异姓“七王”之一，但岳飞指挥的著名战役居然无一处入选乾道二年南宋朝廷评定的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这难道不奇怪么？
建炎四年(1130年），岳飞趁金兵北撤之时，收复金兵一度想建成南下基地的建康（今江苏南京）。建康战役历时半月，光是斩女真人“秃发垂环者之首无虑三千人”，还不包括其他民族成分的金兵，擒获千夫长留哥等二十多名军官。其中仅靖安一战，即俘金兵三百多人，包括八名女真人。这是岳家军独立成军以来的在抗金战争中取得的首次辉煌胜利。
岳飞率军收复了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建炎四年五月下旬，岳飞亲自押解战俘，前往“行在”，受到南宋君臣的破格提拔，这在南宋立国四年以来，尚属首次。这等功劳，难道不值得入选？
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了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关于襄阳的重要性，南宋时人说得清楚，南宋宰相朱胜非说：“襄阳上流，襟带吴、蜀。我若得之，则进可以蹙贼，退可以保境。今陷于寇，所当先取。”（引自《三朝北盟会编》）
岳飞收复襄阳之后，南宋宰相赵鼎也道：“湖北鄂、岳，最为沿江上流控扼要害之所，乞令飞鄂、岳州屯驻。不惟淮西藉其声援，可保无虞，而湖南、二广、江、浙亦获安妥。”
李纲对岳飞负责的襄汉战区更是有精彩的评论：“遣大帅率师以镇之，如置子于局心，真所谓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者也。既逼僭伪巢穴，贼有忌惮，必不敢窥伺东南。将来王师大举，收京东、西及陕西五路，又不敢出兵应援。则是以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乘便，进取京师，乃扼其喉，拊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朝廷近拜岳飞为荆、襄招讨使，其计得矣。”（梁溪全集》卷8l《论襄阳形胜札子》。）
况且岳飞收复襄阳六郡，还是南宋首次从敌国手中夺回来的大片土地。而襄阳也从此成为南宋的雄关之一，保南宋百年太平。光此战功，就足可傲视所有中兴诸将了。此等战功，不入选，如何服众？
关于郾城之战，虽然详尽的捷奏已经散佚，但是高宗的一道奖谕诏书赞叹道：『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於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盖卿忠义贯於神明，威惠孚於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鬬屡合，丑类败犇。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裁想忠勤，弥深嘉叹，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
这道诏书证明宋廷当时曾对郾城大捷作出绝高的评价。《建炎以来系年要录》0卷一三六，绍兴十年闰六月已亥条记载：（绍兴十年顺昌大捷后，刘锜）遂以犒军银帛十四万匹两均给将士，军无私焉。也就是说，刘锜顺昌之战，宋高宗也只是赏了十四万贯呀，而岳飞郾城之战则赏了二十万贯，显然郾城战绩应在顺昌之上。
应该说，李心传对所谓南宋中兴十三次战功的记述还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考证。比如，“十月，淮东宣抚使韩世忠败兀术游骑于大仪镇，兀术遂不进。”的记述真实的反应了大仪镇之捷的原貌，宋史韩世忠传“中兴第一功”的评价无疑是言过其实。
又比如采石一战，李心传只记载了当时宋军获胜，而并未记载对金人有多大的打击，也反映了其严谨的治史态度。事实上，“如果我们推测金朝损失的兵力不超过4000，应该是不差的。换言之，采石之战对于金朝并未造成致命的影响。我们肯定记得，防卫的宋朝一方占据着相当的优势。早在采石之战战前，金国女真将领就提到，宋舟甚大而金舟小而慢，此外，金军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才能集结起足够的战船和士兵，以至于发动突袭成为不可能。再者，金军所处的位置，使他们无法发挥他们最可怕的武装力量——骑兵。当代的一名中国学者在仔细分析了宋金采石之战的背景以及战争本身之后得出结论说，采石之战相对来说只是一场小规模的军事交锋（陶晋生《金海陵帝的伐宋与采石战役的考实》），但是此战在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却是决不可忽略的，宋朝因此而获得了信心，再次感到了自己的强大。”（据《剑桥辽西夏金元史》）。
以上结论恰恰与宋孝宗对采石之战的评价若相吻合，“虞允文旧于采石有劳”（见《杂记》乙集赐谥本末篇），不称功而称劳，其中深意自可显见。所谓大大有名的采石之战战役也不过如此而已，其余诸如明州、胥浦桥、蔡州、茨湖、确山之战，李心传就更加一笔带过了。
然而，这十四处战功（算上藕塘一战）居然无一语涉及岳飞，此种做法，不仅令后代读史之人费解，而且早在南宋时期，即有人提出了异议。
南宋学者王应麟即曾说“岳飞郾城之捷，亦未及与，知当时指挥多不审矣”（转引自《续资治通鉴》）。王应麟此说应该本于“郾城斩贼将阿李朵孛蓳大获胜捷赐诏奖谕仍降关子钱犒赏战士”诏（参见《鄂国金佗稡编》卷4，或《新安文献志》卷2）。
现将“郾城斩贼将阿李朵孛蓳大获胜捷赐诏奖谕仍降关子钱犒赏战士”诏摘录如下: “敕岳飞：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盖卿忠义贯于神明，威惠孚于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斗屡合，丑类败奔。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载想忠勤，弥深嘉叹。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即便假使兵家不无缘饰之词，战报有浮夸的地方，导致宋高宗君臣作出“错误判断”，然而当时被拘留在金国的宋使洪皓，却也在他的家书中透露了相同的信息：“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引自鄱阳集洪皓《使金上母书》）。洪皓的记事来自其在金国的耳闻目见，理应非虚，亦无夸大之理由。
其实，不论是小胜抑或大捷，岳飞北伐之战，已经显示了南宋强大的攻击力。观历代战争，自是要双方互有攻守，却又都有肘腋之忧难以为继，方有所谓和议。金人对于只会被动防守的宋朝，即使有顺昌之战，亦不会想到议和。只要金人安静防守边界，何愁宋人生事？然而，这一态势被岳飞所打破！岳家军凌厉的攻击，为宋金和议最终达成增添了重要砝码。只要略微具有战略眼光，便可知郾城诸战的重要性。
李心传毕竟是文人而不是政治家，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对郾城颍昌等战的错误记录与评价，显示了其固有的不足。
即使以所谓中兴十三处战功的评选标准而言，郾城之战的战绩和意义也绝不会低于明州、胥浦桥、蔡州、茨湖、确山诸战。
然而，李心传毕竟是治学严谨的历史学家，他虽然没有意识到郾城诸战的重要性，却自有他自己的疑虑。
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第512条记载：“襄阳据荆、楚上游，为蜀门户。绍兴三年夏，伪齐将李成攻陷之。镇抚使李横以军食不继，率部曲奔豫章，时赵忠简为帅也。四年，忠简入秉政，议遣岳鹏举自江西复襄阳，签书枢密院事徐师川难之。上不从。师川由此罢政。其秋，遂复襄阳云。”
考察边防卷的结构，从第508－第521条不外是详细叙述507条的纪事内容，或者详述宋军之败绩，惟独第512条不能作如是观，既非败绩又非十三处战功所嘉奖。排在511条和尚原之胜的后面，着实有些尴尬。李心传之用心，颇耐人寻味。
猜测起来，大概是襄阳的重要性让李心传无论如何不可忽视此战吧。朱胜非高度评价了襄阳的战略重要性：“襄阳上游，襟带吴蜀。我若得之，则进可以蹙贼，而退可以保境。”（引自《三朝北盟会编》）。
现代的历史著作，亦胜赞岳飞收复襄阳之战。比如，《剑桥中国史－辽宋西夏金元》是这样记述的：“但是，岳飞统率下的宋军于1134—1135年发起了反攻，收复了大部分失地。形势的逆转使得刘豫对于女真人的军事价值大大下降。1135年，一向庇护刘豫的金太宗驾崩，继承人是阿骨打的孙子，庙号熙宗（1119—1149年），他对刘豫显然没有什么好感。1137年齐国被废，刘豫从皇帝降为王，据说他曾经与岳飞举行过秘密谈判被人察觉。刘豫先被送到河北，然后又送到东北地区西北的临潢，过着被监视的隐居生活，后又被命自尽。由女真的征服者组织；汉族阵官出面建立一个汉人傀儡政权的做法就这样归于失败，金朝被迫面临选择，或努力创造一个与宋并存的局面，或继续他们的侵略政策并最终灭宋，二者必居其一。”
又如格鲁塞在其不朽之作《草原帝国》中叙述“金军受到这次挫折后，仓惶失措。中国将军们开始收复长江与黄河之间的基地，其中最杰出者是岳飞，他从金军手中夺回了襄阳重镇（1134年）。”
然而，纵使如此，关于岳飞收复襄阳之战依旧记载的不明不白，“其秋，遂复襄阳云”与第511条和尚原之战的浓墨重彩相去甚远。宋孝宗一朝君臣对岳飞战功的集体失语，委实异乎寻常。
考证当时史事，宋孝宗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也即宋高宗禅为当太上皇、宋孝宗即位之后的第5年、岳飞遇害后的第25年，岳飞的著名战绩之所以没有被南宋朝廷列入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原因大致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缘自宋高宗、秦桧等南宋妥协求和派君臣不遗余力地抹杀岳飞战功的努力。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大致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早六年成书出版。今存《要录》系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多有残缺之处，《杂记》恰可与《要录》相互经纬，所以历来为宋史研究者所看重。
但是，由于记载岳飞事迹的最翔实全面的著作《鄂国金佗稡编》至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方才「刊修了毕」。第二年，岳珂向宋廷「缴进」「高宗皇帝御札手诏七十六轴」，「大父先臣飞《行实编年》六卷、《吁天辨诬》五卷、《通叙》一卷并《家集》十卷」。所以无论《要录》、或者《杂记》甲集均不可能参阅此一重要著作中所收集的原始文献档案。
而作为《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两书主要史料来源的南宋国史日历之类的官方记述则是“皆成于桧子熺之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二一绍兴八年九月乙巳注）。
事实上，在秦桧长达十四年的专权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并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秦桧还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卷473《秦桧传》)
岳飞自从戎之日起，即以“光复失地、驱逐胡虏、恢复旧山河”为己任，而这与一味苟且偷安的宋高宗赵构及不惜卖国求荣的秦桧之流是不能兼容的。虽然岳飞屡建奇勋，战功累累，但是秦桧及其党羽又怎么可能将岳飞的功绩战果归档入他们编修的南宋“国史”呢？
据南宋的一个史官说：“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润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
在岳飞生前据高位、手握重兵之时，秦桧尚且如此不遗余力地隐毁岳飞的战功战绩，则在岳飞惨遭杀害之后，秦桧独揽大权期间，秦桧及其同党篡改伪造史实的活动就更加肆无忌惮。
事实上，在冤杀岳飞之后，秦桧权倾朝野。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派他的养子秦熺去负责检修南宋的官史，并让其养子和其同党负责管理南宋的国史档案，这帮奸人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它文献，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销毁。
而对于岳飞的许多事迹，秦桧奸党在由他们编修的南宋官史中又多加入了诋毁的成份，这帮奸佞还在由他们编修的南宋官史中故作曲笔，肆意篡改删削史料、颠倒事实以贬损岳飞。
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养子伙同秦桧党羽明目张胆地大肆篡改史实，拼命掩盖秦桧一伙祸国殃民的罪行，还不遗余力地贬损岳飞，甚至刻意删削隐瞒岳飞和岳家军的战功，虚构了不少对岳飞不利的东西，这些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桧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书少监领国史，进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还，自颂桧功德凡二千余言，使著作郎王扬英、周执羔上之，皆迁秩。自桧再相，凡前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日历、时政亡失已多，是后记录皆熺笔，无复有公是非矣。”
这条记载表明：自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再相之后，南宋国史日历实录等官方由秦桧养子秦熺主持修订，自此“无复有公是非”，而秦熺对南宋国史的篡改，也远不止于绍兴八年之后，此前相关的史料也未逃其手。
从建炎元年（1127年）到绍兴十二年（1142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桧养子秦熺在绍兴十三年之前就将这部分国史的日历编撰完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二月月辛巳，《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
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南宋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绍兴三十三年南宋史宫张震上奏说：“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丙戌）。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也唯有“太息而已”（《挥尘后录》卷一）。
这种情况可以从岳飞定谥一事得到证实。据现存三个定谥文件，即《忠愍谥议》、《武穆谥议》和《武穆覆议》所载，一方面，「人谓中兴论功行封，当居第一」；另一方面「因博询公平生之所以著威望，系安危，与夫立功之实，其非常可喜之大略，虽所习闻，而国史秘内，无所考质」。
也就是说，宋孝宗后来为岳飞冤案平反，之后定谥号时，南宋朝野上下都一致认为岳飞功居第一，但这只是凭朝野传闻及众人的回忆和印象，而在由秦桧党羽编写的南宋官修史书中却无法查证，于是只好采取访问故将遗卒的办法，通过岳家军尚存的故将遗卒的回忆讲述来了解岳飞的事迹，“独得之于旧在行阵间者”。足见岳飞的抗金事迹战功，被秦桧及其党羽湮没到了何等地步。
自然，诸私史也是《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重要史料来源。然而，由于由于秦桧专权期间，南宋朝廷禁止私人修史，私人著述中涉及岳飞的记载，同样遭受了毁灭性的损失。
当时，在秦桧大兴文字狱的严酷背景下，南宋不少文人士大夫因畏避祸害而销毁了大量的文字资料。
比如，南宋时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1记载，在宜兴张渚镇张大年家，岳飞曾于屏风题辞，「后陷入罪，其家洗去之，今尚有遗迹隐然」。
又比如，南宋时人周南《山房集》卷5《跋巩洛行记后》载，洪吉寿在绍兴九年随赵士褭和张焘往洛阳「祗谒陵寝」，私撰《巩洛行记》，「然在武昌，所抄多窜定不尽存。其赴岳军燕设，与岳帅致馈间，亦多涂抹」。
再如，薛徽言与岳飞颇有交谊，又早于岳飞去世。然而据《浪语集》卷33《先大夫行状》和《书先右史遗编》载，其长子薛季宣「集录遗书，惧为家族之祸，故如《议和札子》、《请岳相飞书》之类，皆别篑藏贮，有待而出」，后因保管不善，「多遗落」，「遗岳侯书亡」。“劫于告密罗织之威，虽奥渫寒士箧牍私小文字，家人所不可得而见者，亦畏避删除，而不敢尽存”，事态炎凉，可为一叹。
由此可知，为什么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纪事涉及岳飞之时，何以时常或语焉不详，或错谬百出了。李心传襄阳一战的记载粗疏，当属此种情况。
第二方面，则是与宋孝宗一朝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了。
一些对史实一知半解的人想当然地误认为，宋孝宗志在恢复，即位之初，即一力平反岳飞冤狱，以礼改葬。则对岳飞必然是大力宣扬，没有压抑岳飞事迹战功的道理。然而，这其实只是昧于当时政治形势的想当然的议论。
事实上，在禅位之后，宋高宗赵构（1107年－1187年）以太上皇自居长达二十五年，这期间太上皇赵构仍很有势力。而宋孝宗（1162年——1189年在位）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南宋主和派的现实压力，则不得不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主和派君臣达成了某种妥协，而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岳飞当年北伐的战绩。
宋孝宗对岳飞冤案平反也有所保留，他讳言冤案，不肯追究冤案制造者，甚至褒奖奸佞张俊，其原因和动机也是相当复杂而微妙的。太上皇赵构的影响非常大，这是众所周知、显而易见的原因。
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秦桧病死，宋高宗赵构方得以收回对宰相的任免权，却又令秦桧党羽万俟卨、汤思退等人继续执政。对于受迫害的官员，大多予以宽贷或平反，惟独岳飞例外。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自认为准备就绪，灭宋之谋便不再遮掩，金军开始大举南侵功宋，“臣构”祈和不成，命且不保，南宋再度面临亡国的严峻形势。
金军的大举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主和误国之罪昭然若揭，抗战派再次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仰赖。
此时，南宋抗金情绪重新高涨。官员杜莘老上奏说，“岳飞，良将也，以决意用兵”，“文致极法，家属尽徙岭表。至今人言其冤，往往为之出涕”，他请求“昭雪岳飞，录其子孙，以激天下忠臣义士之气”。
太学生程宏图和宋芑也分别上书，说岳飞被“诬致大逆”，“则三军将士忠愤之气沮矣”，要求“复岳飞之爵邑，而录用其子孙，以谢三军之士，以激忠义之气”。倪朴草拟上书，说岳飞 “勋烈炳天地，精忠贯日月”，“志清宇宙”，“而反受大戮”，要求予以平反。
大敌当前,正是迫切需要宋高宗赵构克己为国、激励士气之际。但宋高宗赵构既未罪己，也未罪桧，更没有昭雪岳飞,只是等到金军全面进攻之后，才被迫下诏:“蔡京、童贯、岳飞、张宪子孙家属,令见拘管州军并放令逐便”这一举措,仅仅是对受牵连的岳飞等人子孙家属略示仁慈而已，丝毫没有给岳飞平反昭雪之意。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宋高宗正当用人抗金之际，虽然需要激励军心人心，却仍无意于为岳飞平反（因为那样就是打他自己的耳光）。宋高宗只是下诏，将“蔡京、童贯、岳飞、张宪子孙家属令见拘管州军并放令逐便”，给岳飞和张宪家属解除拘禁，以开“生还”之路，却须与并列，而将岳飞、张宪与蔡京、童贯蔡京、童贯等祸国巨奸并列，足见这个独夫用心之阴险，也暴露出宋高宗赵构的恶毒与狭隘。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的单方面毁约以及金军的大举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主和误国之罪昭然若揭，抗战派再次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仰赖。此时，南宋抗金情绪重新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失德甚多”的宋高宗赵构主动退位，开始当太上皇，接着，宋孝宗即皇位。
胸怀大志的宋孝宗即位之初，倾向抗金复国。知晓岳飞冤情的宋孝宗急于给这位曾经声名显赫的著名抗金将领平反昭雪，以收揽人心、鼓舞士气，故宋孝宗即位仅仅一个月，在没有对岳飞狱案重新审查核实的情况下，便急忙下诏给岳飞平反昭雪。
对于岳飞等人惨遭杀害，宋孝宗是深感痛心和同情的。淳熙五年（1178）五月五日，在便殿召见岳飞三子岳霖时，宋孝宗说：“卿家纪律、用兵之法，张、韩远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
隆兴元年（ 1163）七月十九日，经岳云的儿子岳甫的奏陈，宋孝宗下令发还了岳飞生前在江州所置田宅房廊。
淳熙五年（ 1178）闰六月二十二日，经岳飞第三子岳霖的奏陈，南宋王朝把岳飞生前所接受到的赵构写给他的全部“御笔”、“手诏”（岳飞冤死后被拘没到南宋政府的左藏南库加阁中了），全部发还。
尤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宋孝宗的平反昭雪工作其实并不够彻底，而且还有不少保留。宋孝宗讳言岳飞之死是“冤案”，不肯追究岳飞冤案的制造者，不仅迟迟不按惯例给岳飞定谥号，到后来还拒绝给予岳飞公正奖评，刻意压低岳飞谥号以及追赠的级别。
绍兴三十二年(1162)七月，宋孝宗下令给岳飞昭雪，“追复岳飞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
乾道五年(1169)十二月，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赵彦博上奏请求在鄂州（今湖北武昌）为岳飞立庙，得到南宋朝廷批准，翌年赐庙额为“忠烈”。但是，南宋政府批复中说：“奉敕，宜赐忠烈庙为额”，说明这个庙额还只是临时拟定的，而且赵彦博在陈述立庙的原因和理由时，也不得不讳言冤狱。后来的有关文书，亦讳言冤狱。
淳熙五年(1178)十二月，距离岳飞冤案昭雪已经有十六年，宋孝宗这才姗姗来迟地决定为岳飞定谥号。
当时，南宋朝廷决定给岳飞赐谥,起初拟谥为“忠愍”。拟议官之所以选一“愍”字,是因为“使民悲伤曰‘愍’”。使民悲伤的原因,拟议文中讲得较清楚:“公素志恢复,会和好已定,南北息肩,于是登庙堂,位枢弼。彼忌功嫉能者方相与谋孽厚诬,以媚权臣,乃罢本兵,兴罗织,致坐事以没。嗟乎！士患不遭时遇主,既遇而复不得其死。”基本上明确道出岳飞是因朝廷冤狱而死于非命。但宋孝宗看后拒不同意，“有旨,令别拟定。”
议谥官立即领悟宋孝宗不满之处,在拟议文中把关键的岳飞冤狱大加淡化:“雋功未就,伟志莫伸,身随以殒,有遗憾焉”，拟改谥“武穆”。而在《武穆覆议》中,对岳飞枉死朝廷冤狱之事竟然只字不提。在《赐谥指挥》中又用“坐事以殁”一笔带过。
从颜度正式奏请给岳飞赐谥，经反复研究讨论，到定谥颁布，历时两年，要害在于宋孝宗忌言冤狱导致飞殁。
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当了25年太上皇的宋高宗赵构病死。翰林学士洪迈奏请以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为配飨功臣。但“众论颇汹汹”，很多人认为:张俊“晚附秦桧,力主和议,诬杀岳飞,不宜在预飨之列。”吏部侍郎章森“乞用张浚、岳飞”。宋孝宗最后还是决定文官用吕颐浩、赵鼎，武将用韩世忠、张俊，而不用岳飞。
从以上分析对比中，大家可以发现一些问题：
首先，宋孝宗受禅即位的当年，也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七月，就为岳飞平反。为何要等到十六年之后，也即淳熙五年（ 1178）闰六月，才发还岳飞生前所接收到的赵构写给他的全部“御笔”、“手诏”呢？这中间可是隔了十几年啊！
其次，按照宋朝的惯例，对于封爵以及位至王、公的官员，或文武官僚的职位已到三品以上的，身死之后都要谥以美名。
岳飞生前曾因为战功卓著而频繁地升迁提拔，曾被封为开国侯、开国公，而岳飞的文职官位与武职官位也都达到了正一品，但由于岳飞是遭到诬陷而被南宋朝廷冤杀的，故没有定谥号。
然而，宋孝宗即位之后的当年，也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岳飞的冤案已经得到平反昭雪，生前的职衔也全已明令恢复了，但有关岳飞“谥号”的事情却耽搁了十多年而没有被人提及。
直到岳飞冤案昭雪之后的第十五年，也即淳熙四年（1177），江东转运副使颜度上奏说，应为岳飞定谥，宋孝宗这才让南宋朝廷官员讨论为岳飞定谥号的问题。
再者，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当了25年太上皇的宋高宗赵构病死。议立配飨功臣之时，宋孝宗无视朝野上下很多人要求让岳飞配飨太庙的建议，最后还是决定文官用吕颐浩、赵鼎配飨，武将用韩世忠、张俊配飨，而不用岳飞。
从上面两个方面，我们可以断定，宋孝宗仅仅只是为岳飞平反冤案而已，而对岳飞的褒奖也打了折扣，更谈不上去宣传岳飞的功绩！
而对于诬告陷害岳飞、制造岳飞冤案的那些奸佞，宋孝宗也没有追究。元凶赵构，时为太上皇,生前死后,宋孝宗都不可能予以追究，而要极尽孝敬、掩护之能事。元凶秦桧当时已经死去七八年，宋孝宗深知秦桧其人罪大恶极，诬杀岳飞，却兼程太上皇赵构的意思而不予追贬。而对于主要帮凶张俊，不仅未受追究，反而配飨高宗庙祠。丧心病狂的冤案直接炮制者万俟卨，也未予追究。
韩世忠的儿子韩彦直，曾经上奏宋孝宗，希望“追贬部曲曾诬陷岳飞者，以慰忠魂”，但是宋孝宗却并未采纳，也未追贬曾经参与陷害岳飞的岳飞部将王俊、傅选等四人。
以上这些史实，尤其值得关注！
综上可知，虽然宋孝宗已经给岳飞冤案平反昭雪，但他的平反昭雪工作不够彻底，还有所保留。宋孝宗对岳飞给予打了折扣的褒崇，对受岳飞一案牵累者均予平反优恤，但对冤案本身则采取相对含糊、避讳的态度。
宋孝宗讳言岳飞之死是“冤案”，不肯追究岳飞冤案的制造者，甚至褒奖曾经参与陷害岳飞的奸佞张俊，——这些当然是有原因的！
宋孝宗的谥号为“孝”，可见他对宋高宗赵构的孝心。而在禅位之后，宋高宗赵构（1107年－1187年）足足当二十五年的太上皇才死去，这期间宋高宗不仅生活安逸舒适，倍受尊崇，而且还与南宋朝廷中的主和派臣僚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宋孝宗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现实压力，不得不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主和派君臣达成了某种妥协。
对于选中自己继承皇位的养父太上皇赵构，宋孝宗心存感激而刻意维护其体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宋孝宗对太上皇赵构还心存畏惧，对赵构长期提拔、培植的文官武将群体及其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也多有顾忌。
如果真要重新审查岳飞冤案，仔细追究冤狱制造者，追查凶手，彻底平反昭雪,势必触动宋高宗赵构和一大批文官武将后代的盘根错节的庞大关系网，这是宋孝宗所不敢冒险妄动的。
而在宋高宗和秦桧的长期打压之下，抗战派的人才凋零，而除了那些主和派（大多数是秦桧党羽），宋孝宗手下几乎无人可用。主和派经过宋高宗和秦桧的多年培育扶植，根基牢厚，而他们背后的主子就是太上皇赵构。
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宋孝宗自然更加小心谨慎，以免事情不可收拾。于是，宋孝宗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现实压力，不得不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主和派君臣达成了某种妥协，而不敢公开宣传岳飞当年北伐的战绩。
此后二十多年，面对南宋朝廷中安于现状的主流意识，以及南宋主和派的强大势力，宋孝宗既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他恢复中原的远大抱负无从施展，昔日的锐气渐渐消磨下去，后来也变得不思进取、安于现状了。
始终制约宋孝宗的太上皇宋高宗赵构，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年），才以81 岁的高龄去世，宋孝宗已是年过60 的花甲老人，两年后（1189年），昔日的锐气消磨已经殆尽的宋孝宗也宣布退位，去当太上皇。
事实上，宋孝宗一朝，从来不是凭孝宗一人之力便能订立国策的时代，其最终国策的确立其实是多方政治势力博弈的产物。而“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评选，以及对岳飞的不彻底平反都与这一大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从来不是孤立的事件，更加遑论客观公正了。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禅位于宋孝宗。锐意恢复的宋孝宗终于在其中年之时登上了九五至尊的宝座。此时，南宋一朝主和派正受到了重大打击，国家的大策方针一时难以确立，给了宋孝宗以绝大的活动空间。诏复岳飞原官，命张浚出师皆是其力图一变国策为“恢复”的重大举措。
然而，根深蒂固的主和派并不甘心拱手奉献政治权力，“太上皇”赵构与南宋朝廷中的主和派士大夫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极为强大的政治力量。
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宰执恭谢德寿重华宫圣语》条记载：“宰辅大臣除拜，皆恭谢景灵宫。自绍兴壬午以来，又恭谢于北内。盖德寿、重华虽不以事物婴心，而为子孙得人之意，则未尝替也。故凡登进大臣，亦必奏秉上皇而后出命。隆兴初，汤进之为右仆射，上欲相张魏公而难于左右，因过宫秉上皇，上皇云，各还其旧。盖魏公在绍兴初才为右相，而进之绍兴末年已为左相故也。后五日锁院，进之转左仆射，魏公右仆射。隆兴二年春，魏公行边，张安国以中书舍人从，辟为都督府参赞军事。魏公入辞，上皇与论事甚久，因问曰，张孝祥想甚知兵？盖以安国儒生晚出，未谙军旅故也。于是安国旋亦罢”，——这里的汤进之，也就是宋孝宗一朝著名的宰相汤思退（秦桧党羽）了。汤思退一心为国着想以达成隆兴和议，竟至于暗中要求金国进兵以武力逼和，是著名的被宋孝宗“嘉奖”为“秦桧不如”的求和“人才”。
宋高宗以汤思退为左相，张浚为右相的人事安排可谓高妙，盖如此，则张浚的一举一动不免掣肘。
由此可见，宋高宗赵构虽然禅位，但只是表面上退居幕后，事实上依旧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宋孝宗一朝的人事任命，大到宰执人选，小到都府参谋无所不与。也正因如此，当了25年太上皇的宋高宗赵构通过选用大臣，通过掌握人事任免大权，基本上控制了宋孝宗一朝的国策，并以此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保证。
而南宋朝中士大夫对宋孝宗“恢复”（也即收复失地）这一国策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宋孝宗本人在淳熙四年对大臣诉苦说：“士大夫讳言恢复，不知其家有田百亩，内五十亩为人所强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于家事则人人甚理会得，至于国事则讳言之。奏曰：陛下志在大有为，故深思远虑如此。臣等敢不磬竭忠力。上曰：卿等见士大夫，可与道朕此语。奏曰：敢不广布尧言。温叔退而书之时政记。” （引自《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孝宗论士大夫微有西晋风》）
当时的大学者朱熹亦说：“今世士大夫唯以苟且逐旋挨去为事，挨的过时且过。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会事，且恁糊涂。才理会的分明，便做官不得。”（《朱子语类》卷108）此固为淳熙年间事，而绍兴隆兴年间亦大体不差。所以，朱熹总结为：“盖讲和之计决……而公论郁于下。”（《与陈侍郎书》）诸多士大夫辈已习惯了和议带来的安闲舒适，不再图谋恢复大业。一旦圣意变为“恢复”，反而无法适应了。
众所周知，宋朝的政治制度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皇权的集中程度远不如明清两代。在宋朝，皇帝所制定的国策必须要获得士大夫阶层的首肯，否则将面临无法执行的窘境。
宋代士大夫形成的强大官僚集团，甚至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这种情况有些类似明末，崇祯与满清议和之举，即受制于朝中清议无法实现。
而宋孝宗一朝，执掌台谏的南宋官员，其政治倾向恰恰大多是议和，宰辅（正副宰相）诸人亦是如此，尤以执政时间最长的王淮为典型。
如上所述，主和势力虽然由于金国完颜亮的南侵而暂时蛰伏，然而无时无刻不再觊觎重新获得权力。终于，隆兴元年（1163）宋军符离兵溃，给了南宋主和势力以全面反攻的机会与口实。
面对议和派如此强大的联合力量，宋孝宗于重压之下颇感无可奈何。宋孝宗在隆兴二年（1164年）十一月曾经颁布一道诏旨给“延边将士”，委屈的表达了此种意思：“朕以太上圣意，不敢重违，而宰辅群臣，前后履请，已尽依初式，再议国书，岁币成数，亦如其议。若彼坚欲商、秦之地，俘降之人，则朕有以国毙，不能从也。”（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癸未甲申和战本末》）
以此诏语气看来，宋孝宗应该是希望借由透露朝中情况，而取得沿边将士的谅解，说明和议并非朕之本心，只是迫于形势的无奈之举。而此种局势之缔造，无疑要归功于太上光尧（宋高宗赵构）、朝廷宰辅群臣的合力了。
只是宋孝宗始终难以放弃恢复的国策，所以以宋孝宗为代表的恢复势力和以光尧（太上皇赵构）为代表的和议势力，在隆兴年间进行了激烈角逐，致使孝宗时期的国策左右摇摆，《宋史 王质传》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时孝宗履易相，国论未定，质乃上疏曰：陛下即位以来，慨然起乘时有为之志，而陈康伯、叶义问、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为有才，于是先逐义问、次逐澈，独徘徊康伯，难于进退，陛下意终鄙之，遂决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称陛下意。于是决用张浚，而浚又无成，于是决用汤思退。今思退专任国政，又且数月，臣度其终无益于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称，则陛下之志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战，战不验；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
可见，宋孝宗希望通过不断的更换宰相，试图制定新的国策，然而结果都不理想。用张浚则有符离之败，用汤思退则违背恢复的初衷。战既不成，守又难以速效，苟且贪安的势力又有太上皇赵构以及士大夫阶层的支持，战守和之间何去何从，是宋孝宗的三难抉择。
然而，国策岂能久悬？如此纷乱的局面将对宋孝宗的统治造成绝大的威胁。
言官大臣纷纷上书，都要求早定国是，宋孝宗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这一过程历史记载的颇为戏剧性。据《宋史 钱端礼》记载：“思退与张浚议和战不决，浚方主战，上意甚向之。思退诡求去，端礼请对乞留，又奏，兵者凶器，愿以符离之溃为戒，早决国是，为社稷至计。于是思退复留，命浚行边，还戍兵，罢招纳。……罢都督，自此议论归一矣。”
太上皇赵构说的则更加露骨，“上（宋孝宗）侍光尧（太上皇赵构），必力陈恢复大计以取旨。光尧曰：“大哥，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上自此不复敢言。”（叶绍翁《四朝闻见录》）
可以肯定，宋孝宗迫于现实压力，与以宋高宗为首的南宋主和派君臣达成了某种默契：即宋高宗在世之时绝不再言恢复之事。从此宋孝宗一朝的国策由早期和战之间的动荡不安一变而为安静不生事。最终隆兴和议的达成，以条约的形式强化了安静的国策。自然，此国策的最终制定，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主和派施加的巨大压力很有关系。
隆兴二年（1164年），在宋军符离集兵败之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开始给宋孝宗施加巨大的压力，逼迫宋孝宗与金人讲和。这期间，正是议和派得势之际，自然对抗战派不利。
乾道二年（1166年），也即宋高宗禅为当太上皇、宋孝宗即位之后的第4年、岳飞遇害后的第24年，南宋朝廷评定了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宋孝宗当时自然没有为岳飞说话，而其根本原因则是由于在宋孝宗的背后，——有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的强大势力在作梗！
宋孝宗时期，内忧则是国无良将，库无余粮（说秦桧的绍兴议和得以修养生息的人，真应该好好解释一下为何宋孝宗一朝会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外患则是完颜雍号为明主，金国在海陵之乱后重新获得了空前的稳定；而张浚的失败则给孝宗以切实的教训，更告诉他恢复非同儿戏。这些都是隆兴和议的现实基础。然而，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主和派的势力在最终决定国策方面无疑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否则，宋孝宗不会连恢复都不敢光明正大的言于群臣。
“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的评选，就敏锐的反应了此一变化。我们可以看出，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南宋朝廷评定的所谓的“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其实全部都是些防守性质的战役或者战斗，而岳飞收复健康战役、收复襄汉六郡战役、郾城大战、颍昌大战等作为进攻性质的反击战显然是很难被南宋主和派君臣所宣扬的，而作为坚定地抗战派典型将领，岳飞的威名也受到当权的南宋主和派君臣的压抑。
以上这些恰恰与新的国策“安静”互为表里，曲折的向天下人传达了宋孝宗此时的国策。这并非是空穴来风的猜测之论，南宋朝廷的任何举动都要符合既定国策是当时公认的政治标准。
随便举个例子：“乾道癸巳岁冬至日，上祀南郊，肆赦，改明年元为纯熙。既宣制矣，后六日甲辰，中书门下省言：若和淳化、雍熙言之，当用淳熙字，庶几仰体主上取法祖宗之意。从之。是时，先人在虞雍公宣威幕府，敕制初下，众未有言，先人语雍公曰：以周颂考之，时纯熙矣，是用大介。此武王克商事也，岂今日所当用，宜密以奏。雍公从之。……”（见《杂记》乙集《淳熙改元本用纯字》）
可见，改元淳熙表明光明正大的理由是取法祖宗，折射出宋孝宗时期的南宋朝廷的真实意向其实是效仿宋高宗之坚守和议、不开边衅的意思。
因此，伴随着南宋国策的制定和确立，岳飞作为抗战派的代表人物，任何对其的重新评价，都有影响国策的可能。
所以，岳飞后人不得不对许多关涉先祖的要事采取沉默的态度。不止是“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的评选，配飨高庙一事亦不置一言。
在以礼改葬岳飞之后的十六年之后，宋孝宗才姗姗来迟地决定为岳飞定谥，但这已经被岳家看作是当结草衔环相报的大德了。
最有意思则是岳飞封王事件：“中兴异姓七王，自张俊始。……开禧用兵，韩侂胄欲风厉诸将，因刘光世之孙伯震有请，封光世鄜王，既而又封岳鹏举为鄂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中兴异姓封王记》）
——岳飞封王，竟然是沾了庸将刘光世的光。终宋孝宗一朝，作为功勋后代的岳飞子孙，竟然连替先祖要求王位都不敢言，其尴尬处境可想而知！
综上可知，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势力相当强大的背景之下，南宋朝廷评定的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其实并不够客观严谨，主要是出于政治问题的考虑。
而南宋朝廷所谓的“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之所以没有提及岳飞，一方面缘自宋高宗、秦桧等南宋妥协求和派君臣不遗余力地篡改历史、抹杀岳飞战功的努力，另一方面则是与宋孝宗一朝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同时也是由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妥协求和派的强大势力在作梗的缘故！
某些居心叵测之徒所宣称的“岳飞因惨胜而导致攻势无以为继，所以未能入选中兴十三次战功”的说法显然是在断章取义，显然是极其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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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岳飞出生于宋朝河北西路相州汤阴县(今河南省安阳县)一个的普通农民家庭，没有显赫的身世背景，本来只是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
在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出身寒门的岳飞却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不计个人得失，尽忠报国、至死不渝，靠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依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建功立业，做出了一番大事业，成为叱咤风云的杰出英雄人物。而这正是岳飞卓越超群之处。
虽然岳飞后来在报国大业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惨遭奸佞之徒陷害，含冤而去，但是岳飞的英名和事迹却长期为后人称颂推崇。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身经百战，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一代名将。据不完全统计，岳飞参与的规模较大的战斗约有六十多次，小战更多达几百次。在南宋前期的频繁战争中，岳飞锻炼了军事才能，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成为南宋首屈一指的军事家。
岳飞主要依靠自己立下的众多战功而得到不断的提拔，三十多岁时就已经成为统兵十万的著名大帅，这其实也是南宋朝廷对岳飞能力和业绩的直接肯定。
具有杰出军事才能和卓越治军品行的爱国将领岳飞还带出了一支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巨大战斗力的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岳家军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要求严格、训练有素，故战斗力强，将士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而正如当代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所指出的，南宋初年的各支宋军中，只有岳家军是进攻型的军队，而当时具备“直捣黄龙”、光复故土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只有岳飞。
在岳飞生前，不仅南宋朝廷中的皇帝和很多官员佩服岳飞的能力和才干，而且广大平民百姓对岳飞赞誉有加，广大岳家军将士也都拥护敬爱岳飞。岳飞生前不仅战功卓著、威名远播，而且还在南宋军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倍受尊崇。
当时很多对岳飞有所了解的南宋官员，大多认同岳飞的能力和才干。像宗泽、张所、李纲、张浚、朱胜非、吕颐浩、赵鼎、李光等南宋朝廷的文臣，不仅曾对岳飞的才能表示认同，而且还曾不同程度地举荐、提拔过岳飞。而像韩世忠、吴玠、张俊等南宋大将，也都曾对岳飞的军事才能表示钦佩。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曾经多次赞许岳飞的能力和才干，还不断给予岳飞以提拔和封赏。
而南宋时期的平民百姓和宋军将士，更是十分尊崇岳飞，对他赞誉有加。
由于南宋时期的人们对岳飞表示钦佩和赞誉的记述比较多，无法全部转述，故下面摘录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部分，来加以说明。
公元1127年五月，宋高宗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之后，宠信权奸汪伯彦、黄潜善等人，准备迁都东南以图苟安一隅。25岁的岳飞当时还只是一个下层小军官，位卑职低的岳飞怀着满腔爱国热忱恳切地给宋高宗赵构上长书言事，却被权奸汪伯彦、黄潜善革掉官职，削除军籍，赶出兵营。
但是，岳飞并不灰心丧气，他只身一人奔赴河北抗金前线，去投奔河北路招抚使张所。有位官员赵九龄，在同岳飞有所接触后，认为岳飞是“天下奇才”，通过赵九龄的举荐，张所初步了解岳飞的经历和志向，便有意考问岳飞。
张所问道：『闻汝从宗留守，勇冠军，汝自料能敌人几何？』
岳飞回答说：『勇不足恃也，用兵在先定谋。谋者，胜负之机也，故为将之道，不患其无勇，而患其无谋。』
接着，岳飞就将古代兵法中“上兵伐谋，次兵伐交”的道理阐述了一番。
张所听后大为惊奇，认为岳飞不是一般的人物，张所说：『公殆非行伍中人也！』 当即让岳飞坐下，两人促膝谈心。
岳飞畅谈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分析了河北的重要性，说本朝以开封为京都，平川旷野，长河千里，如果不能收复河北，不仅河南无法守卫，连江淮也得失未卜。当年童贯买得燕、云地区，而没有防守金坡等关隘，得虚名，受实祸，这是惨重的教训。谈话时，岳飞想到国耻家仇，不由得慷慨流涕。岳飞再三申明自己以身许国的宏誓大愿，表示决心随同张所征战，收复失地，万死不辞。张所作为一个饱读经史的爱国文臣，自听过岳飞的这些高瞻远瞩的谈吐，便对岳飞刮目相看，十分器重，认定岳飞将才难得，决定予以破格提拔。张所很快就将岳飞从普通一兵提拔为从七品的武经郎，升任统制官。
岳飞早年还曾跟随德高望重的宋朝爱国老臣宗泽抗金。文臣出身的宗泽很看重岳飞，他曾经授予岳飞一些阵图，让岳飞仔细学习研究。宗泽对岳飞说：『尔勇智才艺，虽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古法，今为偏裨尚可，他日为大将，此非万全计也。』
｛意为：论智谋、勇气、才能、技艺，即使是古代的良将也比不上你。但是你喜好野战，这却不合古人兵法。现今你还只是一个偏裨将领，这样做还多大的问题，今后如果你做了大将，这却不是万全之计。我劝你仔细研究一下这本《阵图》中所列举的各种阵式，供今后作战时参考。｝
岳飞告退后，只是将阵图粗略地看一遍，就置而不顾。待到宗泽再次召见，要岳飞谈谈学习心得时，岳飞认为自己掌兵不多，若摆好一定的阵势作战，正好使金人得以看清己方的虚实，反而容易被女真骑兵所歼灭。
最后，岳飞很率直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测识，始能取胜。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岳飞的这几句话后来成了流传千古的军事格言。宗泽自此也更加看重岳飞。
｛意为：军事家带兵作战，讲究出奇制胜，要让敌人摸不清己方的虚实，这才容易克敌制胜。摆好阵势再作战只是兵法中的一般道理，却不可死搬硬套。如何巧妙灵活地运用各种作战策略，全在于审时度势，恰当地把握｝
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秋，金国大将完颜宗弼(兀术)率领金军渡江攻宋，侵犯江南地区。当时岳飞还只是一员偏将，奉命与其他十六员偏将一起随都统制陈淬前去迎敌。正当宋金两军激烈混战之际，宋将王燮突然率部逃跑，这立即影响到整体战局，剩下的宋军军心动摇，方寸大乱，金军乘机击溃宋军。后来，宋军主将陈淬战死，在其他宋将全都“鸟奔鼠窜”的严峻形势下，岳飞仍然率部奋力作战。直至天色昏黑，岳飞方才整军退守建康城(今江苏南京)东北的钟山。
不久，全权负责长江防务的宋军统帅杜充投降金人，南宋小朝廷飘样出海，去向不明，原宋军的很多将士也就转变成了以掳掠为生的盗匪军贼。各种各样的坏消息，使军心浮动，将士们深感前途渺茫。军粮也开始短缺。岳飞部下有的军士开始逃往其他各军，有的甚至情愿去当盗匪。某些原江、淮宣抚司的散兵游勇，甚至派人前来，准备约岳飞为首领，一起去投降金人。
面对统帅投敌、士卒溃散、百姓惶惶呼救的乱局，岳飞招集东京留守司军的散兵，慷慨陈词说：『我辈荷国厚恩，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为虏，溃而为盗，偷生苟活，身死名灭，岂计之得耶！建康，江左形胜之地，使胡虏盗据，何以立国！今日之事，有死无二，辄出此门者斩！』
岳飞慷慨的言词，激昂的音容，使全体将士感泣起来，将士们不敢再萌生异志。大家钦佩岳飞忠义爱国、勇武绝伦，为岳飞的爱国精神所感动，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抗战到底。
在危难而复杂的局面中，岳飞进行巧妙而果断的处置，表现出非凡的智勇，也使众将士同心同德地团聚在抗金杀敌、保家卫国这面旗帜之下。随后，岳飞指挥这支为数不过几千人的部队转战江南的许多地方，所部秋毫无犯，在与金国女真兵及各地流寇的作战中，接连获胜。宜兴知县钱谌等人闻知岳飞的威名，特地派人送信给岳飞，欢迎岳飞率军前来保护宜兴县境，并说县里的存粮足以供一万军人吃十年。宜兴县东临太湖，北通常州，西面又逼近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通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大道，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要地。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二月，岳飞统军进驻宜兴县，将兵营屯扎在县城西南的张褚镇。接着，岳飞率部接连击败并收编了盘踞当地的几支军贼土匪队伍，还接连挫败金军。同时，岳飞严明军纪，严禁部下骚扰当地百姓。
在那内祸外患交迫的艰难乱世，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宜兴县居然进驻了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不仅担负其保境安民的重任，而且对民间秋毫无犯。宜兴人民为此喜出望外，交相称誉。甚至很多外地人也争先恐后地移居宜兴避难。
宜兴百姓用朴素的语言称颂岳飞，说：『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难。』按照中国古代的隆重礼节，宜兴人民出资为岳飞建造生祠，以表达父老百姓的感激之情。古代的祠庙主要用于尊崇先贤、祖宗，以至神仙鬼怪之类，为活人营建生祠，乃属特例。
当时的宜兴知县钱谌在为岳飞生祠作叙时写道：『时方夷狄、盗贼交寇四境，举邑生灵几死而复生者屡矣，皆公(指岳飞)之造也，其德孰加焉。人莫不谓：「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难。」无以见其报称不忘之意，乃立生祠，绘英雄卓绝之姿，修况水芬磬之奉。……………………… 然察人之情，犹以为未至，皆欲图像于家，与其稚老晨昏钦仰，如奉省定而后已。』
所以，宜兴百姓不仅要为岳飞建造生祠，还要将岳飞画像“摹刻于石，庶广其传”，“图像于家”，挂在家里让老少早晚瞻仰敬奉。宜兴百姓简直将岳飞尊奉为神人，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少见其例的。
在降官如毛、溃兵似潮的逆流中，岳飞卓尔不群，以必胜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恰当的措置，发展和壮大了自己的队伍。这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统制开始担任主将，他按照自己的意图和风范，塑造一支抗金劲旅。后来，广大人民群众称这支雄师为“岳家军”。此时，“岳家军”初具雏形。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诗云：“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岳家军，盖绍兴初语”。岳家军当时尚不是一支大部队，暂时无力扭转乾坤；但在江南的抗金战场上，岳家军已不愧为抗金的中流砥柱。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记载：『(建炎四年四月丙辰)江、淮宣抚司右军统制岳飞自广德军移屯宜兴县。杜充之败也，其将士溃去，多行剽略。独飞严戢所部，不扰居民，士大夫避寇者皆赖以免，故时誉翕然归之。』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充(杜充)后守健康，叛归虏。诸将扈成、戚方皆反，惟飞(岳飞)全一军，屯于宜兴县。时常州吏民避狄，居县中者甚众，赖飞而全。』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四月到五月，在全权负责收复建康事宜的宋将张俊等人畏敌怯战、拒不进军的情况下，岳飞率领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先后与金军主力部队作战几十次，都取得了胜利。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2记载：『(建炎四年四月)时金军欲以健康为江南立足之地，而统帅张俊畏敌怯战，故仅有岳飞一军前往健康。』
建炎四年五月中旬，岳家军乘胜收复了江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之后，岳飞亲自押解着战俘，前往南宋朝廷当时的行在越州(今浙江绍兴)朝见宋高宗赵构。在越州，当时资历较老、权位较高的宋将张俊与岳飞进行了一番交谈，岳飞就宋军守淮以保江南等重大战略问题做出了透彻的析，张俊对岳飞在军事上的远见卓识，表示十分佩服。宋高宗也对岳飞的看法表示赞许，还嘉奖赏赐了岳飞。
没过多久，张俊就向时任宰相范宗尹举荐岳飞，『盛称岳飞可用』，范宗尹为此面奏宋高宗赵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5)。不久，南宋朝廷发表命令给岳飞升官，任命岳飞为通、泰州镇抚使、兼泰州知州。
绍兴三年四月开始，岳飞率军经过几个月的征战，平定了吉州和虔州的“土寇”叛乱，抓到了很多俘虏。有的部属认为，既然劝降不从，应将被俘者和投降者全部处死。岳飞不同意，认为仅仅靠杀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由于隆枯皇太后曾在虔州受到乡兵叛乱的惊吓，宋高宗为此下密旨命令岳飞将被俘者全部斩尽杀绝。岳飞不同意这种残酷做法，接连上奏，申述己见。最后宋高宗下旨“曲宥”，让岳飞自己做出裁决。于是，岳飞只处死那些叛军的首领，而将被俘的勇壮者分隶各军，老弱者放归田里。
岳家军在吉州和虔州一直维护着仁义之师的形象，『军行之地，秋毫无扰』，特别是对大批被俘者的宽大处置更令人钦佩，故深得民心。此后吉州和虔州一带的百姓家家户户悬挂岳飞的画像，奉若神明，只要提到岳飞的大名，当地人都感泣不已(《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37；《独醒杂志》卷7；《金佗续编》卷1宋高宗手诏)。
《独醒杂志》卷7记载：『异时尝见其（指岳飞）提兵征赣之固石洞，军之行地，秋毫无扰。至今，父老语其名，辄感泣焉！』
《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圆续稿》卷37记载：『绍兴三年，群盗充斥虔、吉间，多至三百余伙，江西安抚大使李回以闻。时岳武穆公飞为神武副军都统制，授命专征，道出庐陵。士卒托宿廛市，黎明，为主人汛扫门宇，洗涤釜碗而去。太守供张郊饯，师行将绝，谒未及通，问殿后者：「大将军何在？」笑曰：「已杂偏裨去矣！」其严肃如此。所过独搜访奇士，取计策。至太和，君扣辕门，一见语合，许以从行。初，龙泉贼帅彭友、李洞天等十人尤强暴，号十大王，盘踞四年，攻破八县。君至，次第就缚，两郡以宁，凯歌而还。』
南宋学者周密在他的著述《齐东野语》中称赞岳飞军纪严明，在南宋中兴诸将中位居第一。其中还记载了一些关于岳飞军纪的事。如，岳飞曾经率军南下征讨叛乱的匪寇，行军路过庐陵，将士借宿民居。天刚亮，岳家军将士就开始给房屋主人扫洒门庭，洗涤碗盆，之后方才整军出发。庐陵太守在郊外设帐，准备为岳飞饯行，但是眼看岳飞的部队都快走完了，仍然见不到岳飞本人。庐陵太守于是问走在后面的士兵：“大将军在何处？”那个士兵回答说：“将军已经和偏裨将校混杂在一起走了！”
《齐东野语》卷20《岳武穆御军》记载：『岳鹏举（注：岳飞字鹏举）征群盗，过庐陵。托宿廛市，黎明，为主人汛扫门宇，洗涤盆碗而去。郡守供帐，饯别于郊，师行将绝，谒未得通，问：「大将军何在？」殿后者曰：「已杂偏裨去矣！」其严肃如此，真可谓中兴诸将第一。』
南宋史官吕午《和岳王庙壁上韵》诗云：
当年谁说岳家军,纪律森严孰与邻。
师过家家皆按堵,功成处处可镌珉。
威名千古更无敌,词论数行俱绝尘。
拟取中原报明主,亦劳余刃到黄巾。
｛吕午诗结尾加有注释：『祁阊西一舍有庵，曰东松。绍兴初，岳鄂王提兵经吾郡西上，士卒秋毫无犯，夜宿人门外，足不敢一越限内。尝憩是庵，留题。』｝
绍兴三年九月，岳飞奉命来到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府(今杭州)，第二次朝见宋高宗。此时，岳飞已成为继吴玠之后的又一颗新兴的将星，为世人所瞩目，而岳飞的年龄比吴玠小十岁。宋高宗当然乐于召见这位在军界享有威名的后起之秀，以便让岳飞瞻仰“天颜”，膜拜“圣恩”，更加忠心耿耿地为自己效命。
在朝见之后，南宋朝廷随即给岳飞加官晋爵，将岳飞从五品的遥郡承宣使升为正四品的镇南军承宣使，让岳飞负责保卫江南西路(今江西省大部)的安全。
南宋朝廷在给岳飞升官的诏书中赞扬岳飞：『料敌出奇，洞识韬钤之奥；摧锋决胜，身先矢石之危』『千里行师，见秋毫之无犯；百城按堵，闻犬吠之不惊』『殄寇之功，驭军之略，表见于时，为后来名将。江、湖之间，尤所欣赖，儿童识其姓字，草木闻其威声。』
宋高宗亲笔写下“精忠岳飞”四字，并命人绣成一面战旗，让岳飞打着这面绣有“精忠岳飞”四字的大旗行军作战。此外，宋高宗还赏赐岳飞和岳云衣甲、金带、战袍、弓箭、刀枪、战马等物品，赏白银两千两，并犒赏岳家军将士。宋高宗授予岳飞年仅15岁的长子岳云以正九品保义郎、合门祗候的武官虚衔。
公元1133年（南宋绍兴三年，金国天会十一年），在得到金军的援助之后，伪齐刘豫政权接连攻占了邓州 (今河南邓州)、随州(今湖北随州)、唐州 (今河南唐河)、郢州(今湖北钟祥)、襄阳府(今湖北襄樊) ，伪齐汉奸李成、许约等还不断派遣使者去联络割据洞庭湖的杨幺叛军，策划南北夹攻，水陆并进，顺江东下，消灭南宋政权，然后双方“建国通和”。
襄阳府“跨连荆豫，控扼南北”，地势十分险要，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有将领曾经指出“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战略要地襄阳府、郢州等地的失守，使南宋的长江防线出现了巨大缺口。
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春，宋高宗君臣为了收复襄汉之事，反复进行商讨。宰相朱胜非认为：『襄阳上流，襟带吴、蜀。我若得之，则进可以蹙贼，退可以保境。今陷于寇，所当先取。』
宋高宗也明白襄汉六郡的得失已经关系到南宋小朝廷的安危存亡，他说：『今便可议，就委岳飞如何?』 参知政事赵鼎熟识岳飞，赵鼎回答说：『知上流利害，无如飞者。』
屡经讨论之后，宋高宗君臣认为岳飞能征善战，又明白襄汉地区的重要性，故决定委派岳飞出师收复襄汉地区。宋高宗在命令岳飞出师收复襄汉的诏书中称赞岳飞：『敕岳飞，卿忠义之心，通于神明，故兵不犯令，民不厌兵，可无愧于古人矣！今朝廷从卿所请，已降书一，令卿收复襄阳数郡。』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五月至七月，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了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五月六日，岳家军奋勇作战，攻克郢州，杀敌七千多人。接着，岳飞亲自率领主力部队往西北方向猛扑襄阳府，伪齐悍将李成望风而逃，岳飞遂于五月十七日收复襄阳府。
得知岳飞收复襄阳府，宋高宗在诏书中称赞岳飞：『卿纪律素严，士皆效死，故军声远振，其锋不可挡！』
在得到增援之后，伪齐悍将李成率领号称三十万人的大军气势汹汹地反扑过来。岳飞亲临一线指挥，岳家军将士击溃伪齐的主力骑兵部队，接着追奔逐北，敌军横尸二十余里。
闻知岳飞击败伪齐悍将李成的反扑，宋高宗在诏书中称赞岳飞：『具闻卿奏，李成益兵而来，我师大获胜捷，乃卿无轻敌之心，有勇战之气所致也！』
后来，金国出兵增援伪齐，金国与伪齐组成联军来阻击宋军。得悉金国、伪齐联军在邓州一带集结的消息之后，南宋朝廷十分惶恐，要求岳飞“持重”行事，放弃攻取唐州、邓州和信阳军的计划。岳飞却成竹在胸地派遣部将王贵、张宪等人率军向邓州疾进。不久，王贵、张宪率部出奇制胜，在邓州大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乘胜攻占了邓州、唐州、信阳军。
岳家军在邓州大败金国、伪齐联军的捷报传到临安府(今杭州)，得知岳飞稳操胜券之后，宋高宗忐忑不安的心终于安定下来。宋高宗对大臣们说：『朕素闻岳飞行军极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 大臣胡松年说：『惟其有纪律，所以能破贼。若号令不明，士卒不整，方自治不暇，缓急安能成功？』 从此以后，岳家军既以军纪严明、秋毫无犯而闻名，又以鼓勇敢战、摧锋决胜而著称。
《宋会要辑稿》兵14之25记载：『(绍兴四年) 八月六日，执宰言：「岳飞分遣统制官王贵、张宪等，剿杀金贼刘合孛堇、伪齐李成贼马，已收邓州。」上曰：「朕素闻岳飞行军极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胡松年对曰：「惟其有纪律，所以能破贼。若号令不明，士卒不整，方自治不暇，缓急安能成功？」』(注：此事还可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9)
在岳飞收复襄汉六郡之后，鉴于襄汉六郡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南宋朝廷必须选派得力将领去镇守襄汉。南宋大臣赵鼎认为：『湖北鄂、岳，最为沿江上流控扼要害之所，乞令岳飞屯驻鄂、岳州。不惟淮西藉其声援，可保无虞，而湖南、二广、江、浙亦获安妥。』宋高宗完全同意赵鼎的主张，确定让岳飞率军驻扎鄂州(今湖北武昌)，负责镇守襄汉六郡。南宋爱国名臣李纲也上疏，指出襄汉六郡的地位非常重要，名将岳飞是十分合适的人选，朝廷任命岳飞镇守襄汉六郡是正确的决断。这也是宋高宗君臣对岳飞能力的肯定和认同。
绍兴四年八月，南宋将岳飞由正四品的正任镇南军承宣使升为从二品的清远军节度使，岳飞实职差遣改为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飞时年三十二岁。到了绍兴五年二月，因为岳飞指挥岳家军接连破敌立功，南宋朝廷又将岳飞晋升为镇宁、崇信军节度使。
宋承唐制，将一些重要州郡据点作为节度使的“节镇”。但节度使只是上层武将或皇亲国戚的虚衔，一般“不必赴镇”。凡封拜节度使，朝廷都要授予一套很威风的“旌节”。隆重而别致的“建节”仪式，为其他文官武将所无法享有，而节度使也是当时武将升迁过程中最重要、最荣耀的虚衔。到绍兴四年，已建节的南宋大将有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吴玠、岳飞。而岳飞“自列校拔起”，由中下层军官被提拔为上层将领，骤然与诸大将平列，也引起资历较老的大将韩世忠和张俊等人的忌妒。岳飞当时的战功暂时还次于吴玠，却已远胜于其他三人。至于三十二岁即已建节，在当时更是绝无仅有。而岳飞后来又身兼两镇节度使，在当时很少见。这些充分显示了当时南宋朝廷对岳飞的器重和赏识。
南宋朝廷在授予岳飞“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的升官《制词》中赞扬岳飞：
『镇南军承宣使、神武后军统制、充江南西路、舒、蕲州兼荆南、鄂、岳、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岳飞：
精忠许国，沈毅冠军，身先百战之锋，气盖万夫之敌。机权果达，谋成而动则有功；威信著明，师行而耕者不变。久宣劳于边圉，实捍难于邦家。有公孙谦退不伐之风，有叔子怀柔初附之略。』
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南宋宰相张浚接连向宋高宗称赞韩世忠的忠勇和岳飞的沉鸷，说可以依靠韩世忠、岳飞等人来办大事。绍兴六年三月，南宋朝廷任命发表韩世忠为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岳飞为荆湖北路、京西南路宣抚副使，并将岳飞移镇为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宣抚使的职责与制置使、招讨使相同，而级别最高。
公元1136年（南宋绍兴六年，金国天会十四年）七月至八月，岳飞再次率军北伐，出奇制胜，兵进伊洛。岳家军长驱直入，一路攻城略地，一直打到洛阳附近，取得了辉煌胜利，接连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还先后缴获了一万五千多匹战马。而缴获的这一万五千多匹战马，加上岳家军在以往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拨调的一些战马，则为岳家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岳家军长驱伊洛，是南宋立国之后初次发起的堂堂正正的大规模反攻。
闻知岳家军北伐战果辉煌，宋高宗在诏书中称赞岳飞：『卿学深韬略，动中事机，加兵宛、叶之间，夺险松柏之塞。仍俘甲马，登闻三捷之功，实冠万人之勇！』 南宋爱国名臣李纲收到岳飞从前线发来的捷报，写信称赞说：『屡承移文，垂示捷音，十余年来所未曾有，良用欣快。』
绍兴七年初，在朝见皇帝时，岳飞就当时的国势军情做出了一番高瞻远瞩的透彻分析，宋高宗赞赏他说：『见识极进，论议皆可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绍兴七年二月己酉；《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0)。接着，宋高宗论功行赏，再次给岳飞加官晋爵，让岳飞升任正二品的太尉，并晋升为宣抚使、兼营田大使(《宋会要辑稿》职官1之1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绍兴七年二月丁巳；《三朝北盟会编》卷117)。
太尉是宋朝武官的最高官阶，而按照宋制，宣抚使更是位高权重，自宋朝“祖宗以来，所置使名莫重于宣抚，多以见任执政官充使”，“以宣抚之重名，实寄专征之大事”，故惟有“廊庙近臣、勋伐高世者”可当此重任。此时，岳飞已经享有执政级高官的待遇。岳飞的实职差遣已经超越吴玠，而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当时资历最老的三大将平列。
南宋大将吴玠生性高傲，向来看不起某些靠着资历老、与皇帝关系亲近而身居高位的将帅，但是吴玠却很佩服岳飞。『吴玠素服飞，愿与交欢，饰名姝遗之』，吴玠曾以二千贯钱在四川买了一个年青美貌的士族女子『饰以金珠宝玉，资奁巨万』，派人送给岳飞为妾，但被岳飞婉拒退回，『飞曰：「主上宵旰，岂大将安乐时？」却不受』。这在当时算是骇俗惊世之举。见到岳飞退回女子，吴玠更加敬佩岳飞，认为自己比不上岳飞，『见女归，益敬服，以为不可及』。
绍兴九年（1139）正月，南宋正式签订第一次绍兴和约，对金国称臣纳贡，宋金第一次议和正式完成。和议达成之后，宋高宗、秦桧为安定民心，宣布“大赦天下”，为了拉拢朝臣，还命百官进庆贺表，并给大臣们加官进爵。
尽管岳飞抗金态度十分坚定，一直反对与金国议和，但是宋高宗认为正是岳飞等大将以前取得的战绩，扭转了宋金战争的形势，壮大了南宋的国势军威，使自己有了与金人议和的资本，所以和议的成功也有岳飞等大将的功劳，于是也要给岳飞加官晋爵。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正月十一日，岳飞被授予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官衔。岳飞上奏反对议和，要求辞去“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衔。但是，宋高宗坚决不允许岳飞辞免，理由是“军声既张，国势益振，致邻邦之讲好，归故地以效诚”。也即，能够与金国达成和议，其中也有岳飞张“军声”、振“国势”的功劳。
南宋朝廷在授予岳飞“开府仪同三司”官阶的《制词》中称赞岳飞：
『太尉、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三千五百户、食实封一千四百户岳飞：
霍卫有闻，沈勇多算。有岑公之信义，足以威三军；有贾复之威名，足以折千里。临敌而意气自若，决策则机智若神；临阵摧坚，屡致濯征之利。抚剑抵掌，每陈深入之谋。眷彼荆襄，实勤经略，边鄙不耸，几卧鼓而灭烽；流亡还归，皆投田而占籍。奠兹南纪，隐若长城。』
这份升官《制词》对岳飞的能力和战功进行了总结，是南宋朝廷对岳飞的极大肯定。南宋朝廷认为岳飞既具有西汉名将卫青、霍去病那样的智勇和谋略，又具有东汉名将岑彭、贾复那样的信义和威名；赞扬岳飞“临敌而意气自若，决策则机智若神”；称岳飞的存在使敌人不敢来犯，使边疆安宁无事，“边鄙不耸，几卧鼓而灭烽”；还把岳飞比作是南宋的长城，“奠兹南纪，隐若长城”。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女真统治者毁约败盟，派兵气势汹汹地南侵。不出岳飞所料，宋金第一次议和之后，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就再次开战。
在宋军出师北上迎敌之前，向来为南宋朝廷所看重的名将岳飞的官职也再次得到晋升。绍兴十年（ 1140 ）六月初一，按照宋高宗的诏令，岳飞的官职由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晋升至正一品的少保。
南宋政府授予岳飞的“少保”官位的《制词》如下：
『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充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四千户、食实封一千七百户岳飞：
智合韬钤，灵钟河岳，气吞强虏，壮哉汉将之威棱；志清中原。奋若晋臣之忠概。师屡临于京洛，名远震于荒夷。念国步之方艰，顾戎心之未革：诡谋行诈，以为盗贼之计；阻兵怙乱，以重涂炭之灾。信义俱忘，群情共恶；残虐不道，神理靡容。其遂整于我师，用奉行于天讨。默用万金之计，亟收九伐之攻。乃宠畀以使名，斯示濯征之义；仍进跻于孤棘，特隆委寄之权。
呜呼！一弛一张，文武乘时而致用；百战百胜，方略因敌以为师。举素定之成谋，摅久怀之宿愤。往底必禽之利，丕昭不世之勋。勉尔壮猷，钦予时命。 可特授少保。依前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兼营田大使、加食邑七百户、食实封三百户。封如故。』
在授予岳飞的“少保”官位的《制词》中，南宋朝廷对岳飞倍加称赞褒扬，称赞岳飞“智合韬钤，灵钟河岳，气吞强虏”；指出岳飞及其统率的岳家军威名远扬，曾经屡次打到京洛一带，“师屡临于京洛，名远震于荒夷”；赞誉岳飞文韬武略皆可致用；还称赞岳飞一直“百战百胜”，这次出师也必将击败敌军，立下重大功勋。
很明显，从上面列举的一些列史实事例中，可以看出，农家子弟出身的爱国将领岳飞靠着自身的能力才干，以及自己立下的众多战功而得到不断的提拔升迁，由普通士兵成长为统兵十万的著名大帅，三十多岁时就已经位至将相，成为南宋首屈一指的杰出军事家。
在岳飞生前，岳飞不仅战功卓著、威名远播，而且还在南宋军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倍受尊崇。南宋朝廷曾经很倚重岳飞，当时对岳飞有所了解的很多南宋官员和将领，也都普遍认同岳飞的能力和才干。
岳家军当年威震南北，名声极响，岳飞本人更是声名显赫，广为人知，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品牌效应。在岳飞生前，很多抗金义军以及小股宋军都喜欢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给自己助威壮胆，吓唬金兵。岳飞也支持这种可以使金军感到草木皆兵的做法。有时候，金兵击败了一些农民起义军或者小股宋军，就误以为击败的是岳家军。但是实际上，这些军队根本就不属于岳家军建制。
《金史》中有好几处关于岳飞的错误记载，或出于金军的错觉，误以为南宋北伐之师都是岳家军；或因北方义军假借岳家军的声威，起而抗金。这些都可以反映岳家军的影响之巨和岳飞的威名远播。而根据《金史》中某些草木皆兵的失实记载，还可以推知在南宋诸将中，岳飞才是金军最看重的敌人。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月，在已经被剥夺军权、正罢官赋闲的情况下，岳飞被逮捕入狱。负责审理岳飞一案的御史中丞何铸原本是秦桧的党羽，看到刻在岳飞后背的“尽忠报国”四个大字，何铸天良发现，幡然悔悟，不忍心再做此丧天害理的勾当，便去见秦桧，力辩岳飞无辜。
秦桧张口结舌，难以对答，就对何铸透露底细说：『此上意也！』
何铸仍不退让，说：『铸岂区区为一岳飞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参见《宋史》卷380《何铸传》)
在岳飞含冤入狱之时，南宋平民范澄之在《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宰辅之臣媚虏急和”，“胡虏未灭，飞之力尚能戡定”，“是岂可令将帅相屠，自为逆贼报仇哉”！范澄之还引用南北朝时宋文帝杀害名将檀道济，以致自毁长城的鉴戒，恳切希望宋高宗回心转意(《金佗续编》卷30范澄之《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三朝北盟会编》卷20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
金军之中流传着一句著名的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佗稡编》卷9《遗事》；《金佗续编》卷30《郢州忠烈行祠记》)
金国女真人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直呼其名，当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洪皓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参见《金佗续编》卷14《忠愍谥议》)
绍兴十二年，即岳飞遇害的当年，金使刘祹讥刺宋人说：『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以及赵葵《行营杂录>》）
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逆亮南渡，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根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北虏犯边，连年大举，上（指宋高宗赵构）思曰：「岳飞若在，虏军岂容至此。」即时下令修庙宇云。』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
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参见《金史》卷98《完颜纲传》)
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分析到：况且你（指吴曦）自己评价一下，看看你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
由此可见，在岳飞生活的那个时代，不论是南宋的君臣将相以及平民百姓，还是视岳飞为大敌的金国女真人，对岳飞评价普遍都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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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南宋初年，比较著名的将帅主要有岳飞、韩世忠、吴玠、刘锜、张俊、刘光世。
宗泽、李纲、虞允文等人属于文臣，而非武将。
在南宋初年的诸大将中，张俊比岳飞年长17岁，韩世忠、刘光世比岳飞年长14岁，吴玠比岳飞年长10岁。但是，岳飞后来居上，靠着自己的杰出军事才能和辉煌战功而不断得到提拔重用，不仅军事才能出类拔萃，而且战功和声望也超过了其他将帅。
关于岳飞与宋朝其他抗金将领的比较，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在他的力作《岳飞新传》一书中曾有一段精辟透彻、客观全面的总结，现在部分摘录如下：
『为说明岳飞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地位，有必要将岳飞与当时的抗金名将作一番比较。
陆游诗云：“堂堂韩岳两骁将，驾驭可使复中原。”后世提到南宋初抗金名将，也往往韩、岳并称。就坚决抗金的志向而论，韩世忠和岳飞是可以匹配的。若从军事成就而论，则韩世忠不仅次于岳飞，也不及吴玠和刘锜。
吴玠是第一个使金军遭受惨败的南宋将帅，他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然而他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和尚原与仙人关两次大捷，是防御性的战役，而不是进攻性的战役。自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以后，川、陕战场大致上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吴玠显然满足于所取得的成就，未能大举出师，克复失地，最后竟以服食丹石、沉湎女色而死。
刘锜原来的地位和声望并不高，顺昌之役，使他一战成名。顺昌之战是防御性的战役，纵观刘锜的军事生涯，也只有此仗打得出色。往后绍兴十一年柘皋之胜和濠州之败，已大不如前。二十年后，金海陵王大举南侵，刘锜败于淮东，军事声誉更是一落千丈。
韩世忠一生最出名的有两仗，一是黄天荡之战，以八千水师堵截金朝大军，一度使完颜兀术(宗弼)相当狼狈，扭转了宋军望风奔溃的颓势，但最后仍以失利告终；二是大仪镇之战，被撰写神道碑的赵雄和往后的史传夸大为“中兴武功第一”，其实不过是伏击金军万夫长聂儿孛堇的前锋部队，杀敌数百的小捷。此后韩世忠率军长期守卫淮东，除曾攻取海州外，屡攻淮阳军不克，在救援濠州时又被战败，无大的战功可言。
在南宋初年的将帅中，如果说吴玠和刘锜是防御型的将帅，岳飞则是进攻型的将帅。保守、怯弱的宋朝，长期以来形成了消极防守的军事传统，习惯于分兵把守，结果无非是被动挨打。反之，金军在战略上一直居于优势，他们能够集中兵力，统一指挥，并依靠骑兵进行大规模的机动的进攻战。到绍兴年间，尽管宋军素质有了显著提高，非北宋末年可比，而宋金之间在战略指挥上之优劣，却仍无改观。岳飞比吴玠、刘锜等人高明之处，在于他对宋朝的军事传统有所认识，有所批判，也有所突破。岳飞上奏批评宋高宗和朝廷“仅令自守以待敌，不敢远攻而求胜”，岳飞“常苦诸军难合”，力争自己对诸军的统一指挥。尽管岳飞的战略方针受宋高宗和南宋朝廷的阻难，却仍组织了如第一次、第二次和第四次北伐那样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并且编练了强大的骑兵，在最有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地形和时节，对抗敌人，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南宋初年，具备光复故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
岳飞组织和训练了一支坚不可摧的岳家军，并且保持了“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的严明军纪，这在中国古代实为罕见和难能可贵，成为两宋三百二十年间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
岳飞重视北方民间抗金义军，提出“连结河朔”的军事思想，发动、联络和支援北方抗金义军，使之与岳家军互相呼应或配合，夹攻金军。这既是先进的军事思想，更是高明的战略部署。岳飞在这方面无疑是受宗泽的熏陶，而其成就却也胜过前人。
在战争史上，不乏好战嗜杀的名将。他们的特点是将战争作为乐趣，草菅人命，动辄杀人盈城，杀人盈野。岳飞却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仁心爱物”。岳飞英勇善战，却从未将杀人视为乐趣。“凡出兵，必以广上德为先，歼其渠魁，而释其余党，不妄戮一人”。这不仅表现在岳飞平定吉、虔州叛乱和对杨么叛军的处置上，即使对金军也不例外，“是以信义著敌人不疑，恩结于人心，虽虏人、签军，皆有亲爱愿附之意”。这种“以仁为本”，珍视人命的军事观，即杜甫诗中所谓“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也是十分难得的，是中华军事学上一种值得珍视，并应发扬光大的好传统。
《孙子兵法》是古代一部天才的军事著作，它标志着中国当时军事理论的高度发展，实为盖世无双。然而自此部兵书问世后，尽管中国历代名将辈出，军事理论上却无重大突破和更新。在这种前提下，岳飞反对防守，主张进攻的方针，严明军纪的实践，“连结河朔”的策略以及“以仁为本”的军事观，无疑是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的四项重要贡献。
当然，岳飞作为一个战区统帅，非但不能改变南宋小朝廷的避战保守战略，还只能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南宋小朝廷的避战保守战略。此外，他在某些具体的军事指挥中，也同样未完全摆脱宋朝军事传统的束缚。对宋军说来，“兵贵神速”多半是句空话，这也不单纯是以步兵为主的缘故。例如建炎四年援楚州，绍兴元年救江州，岳家军因携带家眷，行动迟缓，而贻误战机。在绍兴十年北伐的决战阶段，岳飞似并未乘完颜兀术(宗弼)大军倾巢而出之机，乘虚直入开封府，迫使金人撤退，而掩击其归师，或组织张宪和王贵两军夹击临颍县的金方大军。最后是张宪一军未能在临颍县与敌决战，而王贵一军，则在颍昌府于同日与敌进行以少击众的苦战。如若两军会合，战果肯定会更大。以上评论，也许是今人对岳飞不适当的苛求。
总的说来，岳飞是南宋初年出类拔萃的名将，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同其他朝代的名将相比，必须考虑到宋朝文官政治下根深蒂固的抑武传统，对尚武精神的摧残等不利条件，其成就和贡献更是难能可贵。』
关于岳飞与宋朝其他抗金将领的比较，下面再摘录另外一位历史学家著述中的两段经典总结：
『南宋初年，统兵大将中较有声望的有韩世忠、刘光世、张俊三人。但是，除韩世忠之外，刘光世和张俊都是庸将懦夫，只是靠着资历忝为大帅。
这时，因南宋王朝初建，无力限制武将自身的发展，也因抗金战争的局势发展，一批原无资历、默默无闻的年青将领从而得以发挥才能，成为灿烂耀眼的将星。吴玠、岳飞就是这批年青将领中最优秀的人物，也是南宋王朝军功最为卓著的两位将领。
王曾瑜先生认为：「自绍兴元年至四年三月，川陕战场是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甚至是唯一战场。吴玠军近乎独立地支撑南宋半壁江山，在此期间的抗金战功是独一无二的，其战功和声威最初尚在岳飞之上｛注意：仅指绍兴元年至四年三月期间｝……。在南宋初的抗金名将中，吴玠的军事成就仅次于岳飞，而在他人之上。吴玠善守不善攻，尚不能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战役，这是他不如岳飞之处。」』
『从公元1135年至1141年间，行营护军是南宋王朝的基本军事力量，而吴玠和岳飞的部队又是行营护军中的主力，尽管人数不多，但战斗力最强。
｛附注: 绍兴五年(1135年)岁末，南宋朝廷下令更改五支屯驻大兵的军号，命名为“行营护军”。张俊军称行营中护军，韩世忠军称行营前护军，岳飞军称行营后护军，刘光世军称行营左护军，吴玠军称行营右护军。｝
行营护军五大部的渊源有三：一是源于南宋初年的御营军，二是源于宗泽的东京留守司军，三是源于陕西军。
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属御营军系统，是宋高宗的嫡系；岳飞属东京留守司军系统，吴玠属陕西军系统，二人都不是嫡系。岳飞和吴玠纯系靠军功起家的将领。』
很显然，结合南宋初年诸将帅战功事迹，再参考两位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总结：
南宋初年，时局动荡、战事频繁，朝廷无力也无心限制武将的发展，同时因抗金战争的需要，一批原无资历、默默无闻的年青将领得以发挥自己的才能，成长为灿烂耀眼的将星。岳飞、吴玠就是这批年青将领中最优秀的人物，也是南宋王朝军功最为卓著的两位将领。
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人是宋高宗的嫡系将领，而岳飞和吴玠完全是靠军功起家的将领。
南宋初年的诸大将中，只有岳飞是进攻型的将帅。南宋的其他将领中，吴玠、刘锜是防御型的将帅，守则有余，攻则不足。韩世忠的抗金意志很坚定，但是军事成就不仅比不上岳飞，而且也不及吴玠、刘锜。刘光世和张俊其实是养尊处优、畏敌怯战的庸将懦夫。
韩世忠一生最出名的有两仗，一是黄天荡之战，以八千水师堵截金国十万大军，一度使完颜兀术(宗弼)相当狼狈，扭转了宋军望风奔溃的颓势，但最后仍以失利告终；二是大仪镇之战，被撰写神道碑的赵雄和往后的史传夸大为“中兴武功第一”，其实只是伏击金军万夫长聂儿孛堇的前锋部队，杀敌数百的小捷。此后韩世忠率军长期守卫淮东，除曾攻取海州外，屡攻淮阳军不克，在救援濠州时又被战败，无大的战功可言。
陆游诗云：『堂堂韩岳两骁将，驾驭可使复中原』。后世提到南宋初抗金名将，也往往韩、岳并称。就坚决抗金的志向而论，韩世忠和岳飞是可以匹配的。若从军事成就而论，则韩世忠不仅比不上岳飞，而且也不及吴玠和刘锜。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对韩世忠作出了如下评价：
『论曰：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宋靖康、建炎之际，天下安危之机也，勇略忠义如韩世忠而为将，是天以资宋之兴复也。方兀术渡江，惟世忠与之对阵，以闲暇示之。及刘豫废，中原人心动摇，世忠请乘时进兵，此机何可失也？高宗惟奸桧之言是听，使世忠不得尽展其才，和议成而宋事去矣。
暮年退居行都，口不言兵，部曲旧将，不与相见，盖惩岳飞之事也。昔汉文帝思颇、牧于前代，宋有世忠而不善用，惜哉！』
吴玠是第一个使金军遭受惨败的南宋将帅。然而吴玠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和尚原与仙人关两次大捷，是防御性的战役，而不是进攻性的战役。自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之后，川、陕战场大致上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吴玠满足于所取得的成就，未能大举出师，克复失地，最后竟以服食丹石、沉湎女色而死。
刘锜原来的地位和声望并不高，绍兴十年的顺昌大捷使刘锜一战成名。顺昌之战是防御性的战役，纵观刘锜的军事生涯，也只有此仗打得出色。往后绍兴十一年柘皋之胜和濠州之败，已大不如前。二十年后，金主完颜亮率军大举南侵，刘锜败于淮东，军事声誉更是一落千丈。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在《刘锜吴玠吴璘子挺传》结尾对刘锜、吴玠、吴璘作出了如下评价：
『论曰：刘锜神机武略，出奇制胜，顺昌之捷，威震敌国，虽韩信泜上之军，无以过焉。或谓其英概不足，雅量有余，岂其然乎？
吴玠与弟璘智勇忠实，戮力协心，据险抗敌，卒保全蜀，以功名终，盛哉！挺累从征讨，功效甚著，有父风矣。
然玠晚颇荒淫，璘多丧败，岂狃于常胜，骄心侈欤！抑三世为将，酿成逆曦之变，覆其宗祀，盖有由焉。』
至于刘光世、张俊之流，其实都是些养尊处优、贪图享乐、畏敌怯战的庸将懦夫，主要靠着资历老、与皇帝关系亲近且会奉承而忝为大帅。以宋高宗和秦桧为代表的妥协投降派君臣长期把持南宋朝廷，他们作为统治者掌握着当时舆论的导向，由于南宋妥协投降派君臣防范武将，长期压制真正有能力的爱国将领，宠信贪图享乐的庸将懦夫，这才有了刘光世、张俊之流的高贵地位。
事实上，刘光世、张俊之流其实浪得虚名。比如秦桧，虽然卖国求荣、残害忠良、贪污腐化，却被妥协投降派君臣把持的南宋小朝廷大肆吹捧封赏。
根据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成的宋金和议，南宋收三大将兵权,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此后秦桧权势如日中天。为了掩饰自己祸国殃民的罪恶，秦桧实行特务统治，大兴文字狱，进行严酷的舆论管制以粉饰“太平”。秦桧在不遗余力地铲除异己的同时，还极力扶植培养党羽走狗，对“附己者立与擢用”，“凡龌龊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即授以爵官。当时很多奸佞小人，都因附会秦桧而相继被南宋朝廷任用提拔。
秦桧坏事做绝，自己也感到难以逃脱天下公论的谴责，于是就渴求阿Q式的自我安慰和自欺欺人，要求那些没有气节的文痞们为他歌功颂德，要求无耻文人们进献马屁文。在秦桧专权的19年间，文人们只要吹捧秦桧，就可以谋取功名富贵。而指责秦桧的倒行逆施，则将遭到南宋朝廷的无情迫害。于是，因为吹捧秦桧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秦桧自己都感到目不暇，秦桧对马屁文水准的要求越来越高。要博取秦桧的欢心越练越难，于是，无耻文人不遗余力地提升自己写马屁文的水平。
一大帮奸佞之徒和无耻文人便争先恐后地大肆粉饰“太平”，吹捧秦桧，把阴险歹毒、祸国殃民的奸相秦桧吹捧成“圣人”“恩父”！到后来，有的无耻文人甚至在马屁文里说秦桧的功德超过了古代的贤相和圣人，把秦桧吹捧成“元圣”，就是古往今来第一圣贤！
那么，秦桧真的是“元圣”吗？秦桧到底是不是古往今来第一圣贤呢？岳王庙里的流传了几百年的秦桧跪像最能说明问题！
刘光世、张俊之流被南宋小朝廷列入“中兴四将”，其实与秦桧被无耻文人在马屁文里吹捧成“元圣”的情况类似！
刘光身世显赫，出生将门世家。同时刘光世又是皇帝的嫡系，他主要靠着资历老、与皇帝关系亲近且会奉承而忝为大帅。刘光世养尊处优、胆小怕死，向来害怕金兵，作战时又大多不敢亲临前线，而是坐守后方，以便必要时逃跑；每逢诏令移驻前线，大多拒不奉诏而设法退避；刘光世治军不严，不少流寇、叛军乐于投附为其部属，他的手下多是些骄兵悍将，打起仗来不行，欺侮百姓、骚扰地方却很凶；刘光世经常虚报军额，多占军费；刘光世贪财好利，以经营田产而致『金钱巨亿』『置歌儿舞女』；刘光世还霸占良田，与民争利。刘光世在浙江青田霸占了大片良田，又在淮东一带占据膏腴水田三万亩。
在南宋诸大将中，论战功，张俊浪得虚名，论捞钱，张俊首屈一指，论享福作乐，张俊第一。
张俊出身盗匪，治军不严，经常畏敌怯战，时常纵兵扰民。在中国古代，军队战胜以掳掠维系士气，军队战败以抢劫平息怨愤时有发生，在南宋初年的各路宋军中，纵暴记录最多的是张俊军，号称“自在军”。
张俊贪财，并且以贪财和富有而闻名于世。通过赐予和兼并，张俊占有了巨额田产，成为古往今来罕见的大地主，号称『占田遍天下，而家积巨万』；张俊家共有良田一百多万亩，每年收租米六十万石以上，相当于南宋最富庶的绍兴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两倍以上；通过巧取豪夺，张俊还占有了大批园苑、宅第，仅所收房租一项，每年就多达七万三千贯钱，在南宋诸将帅中“最多赀”；张俊在世时，家里的银子堆积如山，为防止被偷，张俊命人将那些银子铸成千两一个的大银球，名叫『没奈何』，意思是小偷搬不走它们，全都拿它们没办法。
南宋初年，战事频繁，岳飞、韩世忠都远戍在外，与士卒同甘共苦，而张俊一军却经常逗留在临安。张俊从军中挑选高大的英俊士卒，命令他们全身刺满锦绣花纹(人称“花腿军”)，然后短打出游，纵民围观，士兵苦不堪言，百姓摇头叹气；张俊还役使他的部下为皇帝营造宫殿，为自己修建豪宅，还盖了一座名叫“太平楼”的酒肆，赚钱营私；军中还戏称『张太尉铁脸』，意指张俊无廉耻，不要脸，脸皮好像铁打的一样。这样一个贪鄙之人，却能够得到宋高宗赵构的宠信和青睐。
张俊不仅贪功忌贤、见利忘义，而且阴险狡猾、心狠手辣。绍兴十一年的淮西之战中，宋军先胜后败，张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张俊回朝后，却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弹劾刘锜作战不力，诬蔑岳飞逗留不进。宋高宗和秦桧自然是完全偏袒张俊。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儿女亲家，然而张俊陷害韩世忠，却毫不手软。张俊才能虽低，但野心不小。张俊企图以一军的指挥权，来换取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然而，张俊机关算尽，也不过充当宋高宗和秦桧手心里的斧头柄。执柯伐柯，一旦斫伐任务完成，这个斧头柄也随之扔弃。
张俊追随秦桧，与秦桧合谋杀害了岳飞，排挤了韩世忠，独掌了枢密院，成为南宋最高军事长官，张俊满以为自己从此可以稳坐钓鱼台。但是秦桧对他也不放心，不愿把军权交给他而要由自已独揽，岳飞遇害之后，秦桧立即唆使党羽江邈弹劾张俊，说张俊图谋篡夺皇位。宋高宗赵构担保张俊『无谋反之事』，放了张俊一马，却又乘机将张俊罢官赋闲， “由是中外大权，尽归秦桧”。
下面再看看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对张俊、刘光世两人作出的客观评价：
『论曰：南渡诸将以张、韩、刘、岳并称，而俊为之冠。然夷考其行事，则有不然者。
俊受心膂爪牙之寄，其平苗、刘，虽有勤王之绩，然既不能守越，又弃四明，负亦不少。矧其附桧主和，谋杀岳飞，保全富贵，取媚人主，其负戾又如何哉？
光世自恃宿将，选沮却畏，不用上命，师律不严，卒致郦琼之叛。迎合桧意，首纳军权，虽得善终牖下，君子不贵也。
二人方之韩、岳益远矣。』
岳飞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没有显赫的身世背景，本来只是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
在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出身寒门的岳飞却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不计个人得失，尽忠报国、至死不渝，靠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依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建功立业，做出了一番大事业，成为叱咤风云的杰出英雄人物。而这正是岳飞卓越超群之处。
虽然岳飞后来在报国大业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惨遭奸佞之徒陷害，含冤而去，但是岳飞的英名和事迹却长期为后人称颂推崇。
在岳飞生前，岳飞不仅战功卓著、威名远播，而且还在南宋军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倍受尊崇。南宋朝廷曾经很倚重岳飞，当时对岳飞有所了解的很多南宋官员和将领，也都普遍认同岳飞的能力和才干。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身经百战，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一代名将。据不完全统计，岳飞参与的规模较大的战斗约有六十多次，小战更多达几百次。在南宋前期的频繁战争中，岳飞锻炼了军事才能，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成为南宋首屈一指的军事家。
岳飞主要依靠自己立下的众多战功而得到不断的提拔，三十多岁时就已经成为统兵十万的著名大帅，这其实也是南宋朝廷对岳飞能力和业绩的直接肯定。
岳飞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还善于带兵、练兵。岳飞带出的军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巨大的战斗力，堪称无不『以一当十』。尤其是岳飞曾经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能够在野战中与金国倚为支柱的女真骑兵争雄较长。
岳飞还是宋朝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岳飞组织和训练了一支坚不可摧的抗金劲旅岳家军，并且向来治军严明，保持了『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的严明军纪，这在中国古代实为罕见和难能可贵。
岳飞反对消极防守，主张积极进攻的方针，严明军纪的实践，『连结河朔』的策略以及『以仁为本』的军事观，无疑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做出的重要贡献。
尽管岳飞的战略方针受宋高宗和南宋朝廷的阻难，却仍组织了如第一次、第二次和第四次北伐那样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并且还编练了强大的骑兵部队，在最有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地形和时节，对抗敌人，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南宋初年，同时具备光复失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四月到五月，在全权负责收复建康事宜的宋将张俊等人畏敌怯战、拒不进军的情况下，岳飞率领刚组建不久的抗金劲旅岳家军先后与金军主力部队作战几十次，都取得了胜利。接着，岳家军乘胜收复了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五月至七月，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了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公元1136年（南宋绍兴六年，金国天会十四年）五月至七月，岳飞再次率军北伐，出奇制胜，兵进伊洛。岳家军长驱直入，一路攻城略地，一直打到洛阳附近，取得了辉煌胜利，接连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还先后缴获了一万五千多匹战马。而缴获的这一万五千多匹战马，加上岳家军在以往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拨调的一些战马，则为岳家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岳家军长驱伊洛，是南宋立国之后初次发起的堂堂正正的大规模反攻。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六月初，岳飞出师北伐。经过六月、闰六月和七月的大战，岳家军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东京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东京汴梁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这标志着宋金之间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岳家军将士经过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北方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黄河以北的各路抗金义军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纵观北宋末年到公元1141年(南宋绍兴十一年)第二次宋金和议之前的宋金战争史，作为一个基本史实，其整体形势是宋军愈战愈强，而金军愈战愈弱。
岳家军当年威震南北，名声极响，金人惊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本人更是声名显赫，广为人知，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品牌效应。在岳飞生前，很多抗金义军以及小股宋军都喜欢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给自己助威壮胆，吓唬金兵。岳飞也支持这种可以使金军感到草木皆兵的做法。有时候，金兵击败了一些农民起义军或者小股宋军，就误以为击败的是岳家军。但是实际上，这些军队根本就不属于岳家军建制。
《金史》中有好几处关于岳飞的错误记载，或出于金军的错觉，误以为南宋北伐之师都是岳家军；或因北方义军假借岳家军的声威，起而抗金。这些都可以反映岳家军的影响之巨。而根据《金史》中某些草木皆兵的失实记载，还可以推知在南宋诸将中，岳飞才是金军最看重的敌人。
例如，《金史》卷84《完颜昂传》误以为“岳飞以兵十万来攻东平”；《金史》卷66《宗秀传》误以为“岳飞驻军于亳、宿之间”；《金史》卷68《阿鲁补传》误以为“岳飞进军归德府”；《金史》卷77《宗弼传》误以为“岳飞复出兵到河东”。但是事实上，在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即今商丘）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而完颜昂在东平、邳州一带所对付的其实是山东本地的农民起义军，岳家军从来都没有到过那些地方，更谈不上在那些地方和金国军队打仗｛详情参见[美国 亚历桑那大学]学者陶晋生的论文《岳飞与完颜宗弼》，以及本人旧作《<金史>中与岳飞相关战事描述的谬误和失实》｝。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相关记载可见于《金史》卷九十八《完颜纲传》，意思是说，况且你（指吴曦）自己评价一下自己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
经过多次交锋较量，金人也感到岳家军锐不可挡，他们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在即将渡过黄河，继续向北挺进的大好形势下，南宋朝廷此前接连发出的措辞严厉的班师诏书也先后送到岳飞手中，岳飞被迫奉命班师，于是『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在兵力单薄、士气受挫的不利情势下，留驻后方的那些宋军小部队难以抵挡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扑，于是宋军『所得州郡，一朝全休』。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
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
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了以杀害岳飞作为宋金议和的条件。这是由于金人深知，岳飞能征善战、威名远播、功高望重，并且还是进攻型的将帅，不仅向来抗金意志坚定，而且还具备光复失地能力。岳飞即使被南宋朝廷罢官免职，也犹如『猛虎在山』，『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这对于兵老气衰的金国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金国当权者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安。
兀术的密信，就像给秦桧下了一道不可违抗的圣旨，秦桧当然会千方百计地去执行。而宋高宗为了向金国表示求和的诚意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故在秦桧的怂恿下，必须下决心杀害岳飞。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对岳飞作出如下评价：
『论曰：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而卒死于秦桧之手。盖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
昔刘宋杀檀道济，道济下狱，嗔目曰：「自坏汝万里长城！」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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