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大问题
——中国人不说中国话
当代中国，面临一系列问题，包括生死存亡问题。但是，只有很少的学者注意到中国人的大问题，就是中国人不说中国话，即用中国的语言文字，做的全是西方人的文章，汉字沦落为“话说西方”的“工具”。记得毛主席早在延安的时候，就对“言必称希腊”的现象提出过批评，但是，这个现象到了今日已经发展到“一切惟西方马首是瞻”。我们说是要“洋为中用”，而实际上变成了“中为洋用”。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就不是中国人的中国。
在下未等成熟，急着把这个问题的一些关键因素的思考写出来，和的同志们交流，有两个考虑：一是中国需要一次新的革命，这一次主要不是革所谓“封建”的命，而是彻底地革西方资本主义的命，既要武装革命，更要文化革命。武装革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使命，而文化革命，应该是一个重要的阵地。二是希望看到其他同志更好、更完整的论述。
一、中华民族在哪里
我们说“中华民族”的时候，说的就不是中国话，因为，“民族”这个概念是近代西方人的创造。如同它们创造的坚船利炮一样，是其殖民扩张的武器，一种思想和理论的武器。“民族”这个概念有一个决定因素，那就是“宗教”，因此，“民族”借助“宗教”打破了“国家”和国家疆域的界限，为殖民扩张制造出“合法”的、厚颜无耻的、也是掩耳盗铃的理论依据。以“宗教”为指标，我们可以看到三个现象：一是西方人是统一在“十字架”下面的；二是“十字架”总是充当西方侵略扩张的旗帜和先头部队；三是“十字架”至今无法殖民伊斯兰世界。如果我们眼睛瞪大点，还会发现，犹太人不仅没有被“十字架”消灭，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着西方人的命运，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容易看透。但是前面的三个现象，已经足以说明西方人创造的“民族”概念的本质。
中国人在被西方“民族”之前，从黄帝开始到清帝退位，中国人只讲“国家”，“国家”由皇权（即中央政权）、疆域、臣民构成，这三个因素缺一不可。毫无疑问，中国人的“国家”，也不是西方人的“民族国家”或“多民族国家”。而且，中国人的“国家”，是“国”和“家”的统一，即所谓家国同构，因此，当古人讲“国家”的时候，就是在讲自己的“家”。总之，中国没有“民族”。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皇帝（即中央政权）的文化统治所能到达的地方都是中国。以“国家”为指标，我们也可以看到三个现象：一是中国这个“国家”非常稳定，虽然皇帝（即中央政权）、疆域、臣民多有变化，但是，国破山河在，家在，新的“国家”又会昂首站立起来。二是在“民族”这个东西还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实际上一直在长大，也就是说归顺中国的宗族和疆域总体上在扩大，当然与侵略扩张无关。三是中国把统治看着是一种责任，因此，从来不会威胁他国，多数时候都在体现“皇恩浩荡”。
如果我们继续使用“民族”的概念，就永远跳不出殖民主义者为我们量身订做的囚笼。
① 可以断定，振兴“中华民族”的口号喊得越响，有宗教信仰的两个少数民族，在帝国主义“民族”理论和利益诱惑的驱使下，要求独立的声音也会越来越响。这不是发展经济可以解决的问题。一是，算经济帐等于对他们说：你们独立吧，你们的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超过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二是，算经济帐似乎对他们说：宗教算什么，发展“经济”才是最重要的。他们就会骂道：可怜的人，只知道“经济”。
② 前面说到，“民族”是以宗教为核心要素的，我们要问：我们既没有历史的宗教基础，也没有现实的宗教建设，我们高喊的“中华民族”在哪里呢？振兴“中华民族”怎能作为凝聚全国人民的旗号？
③ 如今，“十字架”已经遍及中国的大江南北，追随“十字架”的人与日俱增，情势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关头。中国人的核心要素——中央政权还在那里高唱“五大宗教在中国和谐相处”。可以设想，当中国人的“家”或大部分人的“家”都跟了上帝，那中国就国将不国，所谓的中国人将有一个新的野蛮的统治者——基督教会和与教会相勾结的资本集团。到那时，“中国人”会很“幸福”，终于变成了“先进”的“洋人”，“中国”也不会再有中央政权，“中国”这两个字也可能成为古董。
二、毛泽东思想是什么
我不是提出一个“学术”问题，那是“教授”们的事。我要问的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对毛泽东思想做这样的概括和论述，正是毛泽东思想受到歪曲和践踏的根源。要救中国必须坚定地维护毛泽东思想，要坚定地维护毛泽东思想就必须用中国话来概括毛泽东思想，而不是用外国话来概括毛泽东思想。我的基本思考是：
第一，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本身就是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就成了马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的产物，那么，毛泽东思想还有什么独立存在的意义？
任何实践总是在对客观世界有了一定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认识基础，正是有了这样一种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基础，才会有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不是列宁认识到俄国具有不同于欧洲其它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条件，也不会有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同样，如果不是毛泽东意识到中国具有不同于欧洲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条件，也不会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
那么，列宁和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外所认识到的独特条件从哪里来呢？在革命实践尚未发生之前，不可能来自于俄国或中国的革命实践，换句话说，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指导革命实践的主义或思想，不可能产生于尚未发生的实践本身，只能是来自于各自国家的历史传统。因此，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概括应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结合的产物，具体地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伏黄文化，即“道”文化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的这种结合，始终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这个课题非常值得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家们深入研究。
毛泽东思想指导的中国革命只革“封建”文化的命，不革传统文化的命。不但不革传统文化的命，而且要永久恢复中华文化的正统，也就是“封建”以前的“道统”。中国“封建”以前的“道统”，是世界上唯一传承不断的原始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独特历史因素，也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普遍历史因素。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划分为“封建”前后两个阶段，而中国文化的根在“封建”之前，也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道”文化，或者说伏黄文化。我们主要是反“封建”后的文化，而不是反“封建”前的文化。其次，我们反“封建”文化，并不反对“封建”文化中所保留下来的“封建”前文化。所以毛主席只批“封建”的孔子，不批“统一”的秦始皇。帝国主义日思夜想的都是如何使中国重新“封建”分裂。
第二，我们研究中医得到一个基本认识：中国文化，以中医文化为典型，从来不是外部实验的文化，而是内部求证的文化。外部实验（实践的经验）的总结从来不是中国文化的主要来源，否则，所谓的“科学”和“工业革命”不可能诞生于西方，近代挨打的也不可能是中国。那么，中国文化主要来自于哪里呢？依在下学习的心得，中国文化的主要来源是上古圣人，如伏羲、黄帝以及他们的师傅，掌握了天地运动的规律，按照“同象原则”并且通过“内视”或者说“内证”得以确立，然后应用到实践中。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是先有理论后有实践，而且理论重于实践。
纵观中国的文化，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后代始终无法超越古代。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文化不是实践经验的总结，而是法则天地。试想，有什么人的实践可以超越天地的规律？有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西方人的实验结果正在不断地证实中国古代的发现。有人说中医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发明的，那么，《内经》以后几千年的中医实践为什么不能产生超越《内经》的中医理论？又为什么以解剖和实验“科学”为指导的现代中医每况愈下呢？中国文化是直接法则天地的，所以是真理，至少是比其它文化更接近于真理，所以从中国的伏黄文化中，我们可以获得指导任何实践活动的思想理论，就看你是不是能够真正领会“封建”前的中国文化。
要真正领会“封建”前的中国文化，必须具备圣人一样的品质和圣人一样的智慧。因为“封建”前的中国文化，其本质是“天地无亲”或“天下为公”，只有无私的圣人才会了解它的可贵。又因为“封建”前的中国文化其主要来源是法则天地，只有智慧超凡的圣人才能掌握和驾驭。毛主席就是这样一个人。毛主席的伟大贡献就是，让中国人民时隔四千多年以后，又一次得到了黄帝先祖的庇护。因此，我们要说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而是取法于伏黄文化的产物，也是法则天地的产物。
第三，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的产物，那么在所谓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思想就不一定能够继续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就是这样的认识背景下产生的，结果，毛泽东思想被左一个“理论”，右一个“代表”挤到一边去了。有些人自以为比毛主席高明，比我们的老祖宗高明，认为外国人的“实践”比老祖宗的“法则天地”还要灵验，近来更有狂妄之徒说什么“法比天高”。既然毛泽东思想都可以不要了，马列主义还有什么用？社会主义还有什么用？共产党还有什么用？
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都是爱外国胜过爱中国的人，这些人不全是汉奸，大部分是被洗脑的。一是西方各种思想理论直接影响的结果，主要是通过媒体和文艺商品的途径；二是中国人自己不说中国话的结果，这是主要原因。我们不妨提问，在维护毛泽东思想的阵营里，有多少人在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说的是中国话。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因此，我敢说，中共对毛泽东思想的全部阐述，大部分说的不是中国话，因为没有一个公开的文献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联系起来！
三、现代经济就是个“狗的屁”
现在，如果有人不谈“经济”，一定会被说成是个另类。要么批判，要么鼓吹，但总不能没有某种经济观点。其实，现在中国人谈市场经济，无论是批判，还是鼓吹，都是中国人不说中国话的又一个集中表现。比如，谈论房价问题，当我们跟着谈论房价的时候，无论你是痛斥房价上涨，还是批评政府控制房价不力，其实，你都是在别人划定的圈子里，说的外国话——市场经济。
毛主席时代，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虽然也来自外国，但那个经济说的是中国话，因为它接近于“经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即经济在于建设不受外国侵略和压迫的物质基础，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通俗地说，就是保障国防和民生。这个经济是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的。
但是，现在说的“经济”完全超越了生活本身，以牺牲人和人民的本体性为代价，以牺牲人的完整价值为代价，以牺牲国防为代价，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疯狂地刺激人的物质欲望和消费欲望，追求“经济”本身的“增长”，而全然不顾经济的本质意义，使人成为物质和“经济”的奴隶。这样的“经济”是违背“天地之道”的，注定要夭折。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经济的意义是经世济民。我不是专家，不能完整解释“经世济民”，但是根据中医文化的了解，经世济民应该包含以下意义：其一，经济的首要意义是节约，因此，中国古人不是不知道可以用石油做燃料，而是知道这种东西用了就没了，可能还知道地下能源对地球生态的决定性意义，故而不去开发。其二，经济不会是一个独立运行的系统，只是政治的其中一项意义，因此，中国没有也不会产生可以控制政权的资产阶级。其三，经济不会有大规模的剩余，以维持简单的再生产为主要宗旨，因此，中国不会有拓展出口贸易，建立海外市场的需要。其四，中国经济始终以可持续发展的种养业为基础，以种养业的出产为限度开展手工业，以满足民生的需要。可见，中国古人说的经济和我们现在说的“经济”是完全不同的。
上面我说到三个中国人不说中国话的关键因素，也可以说是一个根本问题的三个重要表现，如果我们继续谈“民族”、“经济”，继续讲“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很快就会没有人说中国话了。还有点“气”的中国人，应该忘掉我们已有的一点可怜的所谓“科学”知识，当然包括所谓的“社会科学”知识，不要老想着象外国人那样，住洋房，开洋车，而要学习毛主席，谦卑地向我们的老祖宗求教，象老祖宗那样，做一个与天地合一的人。惟有这样，中国才不会亡。为此，我们要讲中国话。
庚寅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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