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微子》：“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上述孔子将历史上有名的隐逸之人分成三类：一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二是“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三是“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比较这三种，孔子认为自己“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请注意，研究这三种隐逸之人，对于认识孔子，乃至认识中国文化都很有意义。孔子的思想，归根到底是一种道德价值观，也即《易经》中的“厚德载物”思想的传承，但是孔子在贯彻道德价值时，不是绝对至上的选择没有瑕疵的阳春白雪，比如上述三个类型，照道理“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但孔子说他不会偏爱任何一种，孔子表示三个类型的道德，他都会选择，也都不一定选择，进一步的说孔子的道德价值观把三个类型全都包含了，也就是孔子是根据实际的需要，来灵活权变的选择任一类型的道德价值。因此，无可无不可的思想，实际上说明孔子是这些不同类型逸民的根本代表。
的确，孔子的道德价值观就是如此实践的。孔子有不与无道统治者合作，“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高调行为；孔子也有“降志辱身”，但是做到“言中伦，行中虑”的仕途经历；至于“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归隐大自然，则常常是孔子挥不去的一种对美妙生活的向往。
上述第一种隐逸者。
思想言行大致可以用孔子如下的话来解读：“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第二种隐逸者。
虽然“降志辱身”，与无道的统治者合作，但是不能丧失：“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坚定信念。
在《论语》中，孔子对这种隐逸的价值形式，进行了广泛的谈论：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也。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认为从政，不能丧失信仰，附炎趋势，而必须敬守天道 ，不能得罪天。
“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孔子认为，邦无道时，要达到大智若愚，是一种很高的政治智慧，是一般人远远做不到的，是一种“心逸而迹不逸”的高深境界。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孔子认为，在不同情况下，言行一致和言行不一的政治权变（即灵活性），是可以接受的。
“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 孔子这话也可作这样的理解：“降志辱身”对于保护生命安全特别具有意义，因此不能去怀疑“降志辱身”的道德价值，这恐怕是孔子存在主义哲学的经典表述。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即使不被社会理解，孔子仍然我行我素，忍辱负重（“降志辱身”）的积极为社会作出贡献。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这段话非常有名，我们知道《易经》是中国文化的源泉和根本，《易经》中有精神信仰，也有事物的存在方式和权变规律，因此“降志辱身”、“言中伦，行中虑”，其实是《易经》核心思想的一种表现，因此要成功的“降志辱身”，出污泥而不染，必须把《易经》作为精神信仰和认识事物发展规律的教科书。为什么五十才强调学习《易经》，这里笔者谈谈自己的看法：因为《易经》是对人的生命智慧的高度抽象，一个人在经历了生命足够的成长，同时在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后，才能自觉的上升去感悟生命的真谛，才能去领悟《易经》中的深刻含意。
还有“无大过”作何解释？笔者认为，孔子五十岁天命价值观的问题已经解决，所以这个“无大过”不是道德价值根本信仰的问题，而是如何将周礼道德价值观更好的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问题，而《易经》是中国文化对社会政治生活实践经验总结的最高成就，《易经》具有以道德为最高天命的思想，也有世界矛盾发展的思想认识论，学习好《易经》，就能将崇高的道德天命思想和复杂矛盾的现实社会，在认识事物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请注意，实际上老子的《道德经》就是这种统一性认识的的创造性文化，这是孔子钦佩老子的重要原因。还要注意，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西方有句谚语：“谁笑到最后，谁笑的最好”。孔子为什么后来越来越顺心和有笑容，是不是五十岁以后他又抓紧学习了《易经》？因此实现了天人合一而“无大过”了，因此更加“耳顺”和“从心所欲”。
第三种隐逸者。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这句脍炙人口如诗一样的语言，古往今来不知道被多少人吟诵，人们从各个方面去理解它，而它又报以无限丰富的人生含义去回馈给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会感叹人生的短暂，对于具有巨大生命能量的孔子，他想把无限的生命意义投放到极其短促的一生当中，因此“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情感会特别强烈。
这种时间的紧迫感，加倍的赋予孔子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使命感，这就是以仁为己任的历史使命，它使孔子发愤忘食，不知老之将至；这种情怀，也使孔子自比“丧家之犬”，却始终不舍弃心中辉煌崇高的理想。在奋斗的路途上，孔子经历了各种艰难曲折，或者被人鄙夷的看作“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或者被同仁揶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是这一切的一切，孔子是不怨天、不尤人，是答以“人不知而不愠”，孔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实践肯定了“古之学者为己”，去实践否定和批判了“今之学者为人。”
每一个有心灵情感的人，都会喜欢和向往拥抱大自然的生活，从心底里都不会拒绝陶渊明式的田园诗歌一样的生活，具有丰富内涵生命的孔子更不例外，但是为了拯救和弘扬中国的优秀文化，孔子一生东奔西忙，无遐让生命享受超出尘世的纯自然的美丽，但是在心灵深处，孔子还是十分珍惜对大自然的无限爱念，在和弟子谈论美好理想时，孔子情不自禁的称赞学生曾皙的人生志向：“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这种出世的心结，有时也会在孔子的思想中浮现，有一次，孔子对学生子路表达了一种愿望：“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与弟子们一道去往海外的世外桃源。
孔子对隐者十分尊重，就如同珍惜心中纯洁美好的情感。孔子自己也流露出做一个隐者的愿望，在上述文章中，可以反映孔子和三种隐逸者的思想感情是“无可无不可”的非常接近，孔子将自己融入进他们的世界。孔子对隐者的基本肯定，也是孔子敬重老子的思想原因。
孔子与隐者思想同盟的关系，说明了那个时代儒家和道家尚没有明显的分道扬镳，进一步说，道家还没有从周礼文化的代表儒家中独立出来。
更加需要说明的是，那个时代，儒家文化产生了革新的思想，改革的思想，也可以说是修正主义的和另立山头的思想，这就是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
老子根据相反相成的道理，崇尚寡欲和节俭，既反对社会的功利和奢侈，也反对儒家传统文化的繁文缛礼，他把《易经》中的辩证思想绝对化，变成相对主义，老子也是要传承和弘扬道德，但是事实上，老子的道德价值最后在相对主义中彻底的消失了，这也是被孔子批评的所谓过犹不及。
但是笔者推测，老子顺时而变的思想启发了孔子，这个启发的成果就是孔子的中庸之道学说。孔子的使命，是如何在社会不可抗拒的发展中、权变中，去坚守中国文化传统道德价值，中庸之道就是将道德价值的绝对性和社会的权变有效结合的唯一途经。
中庸之道使孔子能够靠近各种隐逸之人，能够使孔子成就集他们的思想大成。但是中庸之道，也经常使我们难于区分孔子和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界限，孔子的无可无不可和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的确太相像了！越往深处，孔子和老子的思想就越是难分难解。事实上，纯粹的按照老子思想生活的人物是不存在的，而儒家人物的生活，又几乎全部是集有为和无为、集入世和出世思想于一身，孔子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老子教导孔子：“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尽管孔子也承认：“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尽管孔子说“无可无不可”，但是事实上，孔子总是无缘于“出世”。虽然孔子常常说起要做隐者，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说“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而且还对弟子进行了资格审查，认为只有颜渊才能做到与他一样，“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但事实上孔子是有口无心，在出世的问题上，嘴巴上说“无可无不可”，但在行动上是始终表现“不可”，孔子从来没有真正的做过隐者。
孔子就是如此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在孔子的“无可无不可”的中庸思想中，被化解了、掩饰了、统一了。思想和行动不一，每个人都会表现出来，有时候思想走在行动的前面，有时候行动会在思想的后面。但是思想和行动不管如何会有统一性，只是这种统一性有时表现为现实性，有时表现为潜在的现实性，孔子在隐世的问题上就属于后者。
中庸思想不是孔子的发明，是中国文化诞生的时候就有的，是《易经》中就有的，在老子的《道德经》中也具有，然而孔子创造性的贡献，是将中庸之道提升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位置。
现在很多中国人，把“中庸”文化看成是不好的，是虚伪、骗人的，甚至是中国文化一切丑恶的根源。这样的偏见难道不是十分无知和有害的吗？就如同太阳给我们带来了阳光，但是同时带来炎热，甚至通过比较，让我们认识和接触了黑暗，我们能说这是太阳的罪过吗？中国历史上的灾难，都不是因为实现了中庸之道而产生的，而恰恰是背离了中庸之道，是过犹不及，是被中庸之道的规律狠狠的给予了惩罚。今天很多人对中庸之道存在巨大的误会，难道不正是说明今天的中国已经严重的偏离了中庸之道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幡然悔悟吗？
——独立思考 阅读经典—— 苏州雨果书店 0512-65186757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