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著名的王世名为父复仇故事是文史兼备的重要复仇文化个案，其文化渊源包括三个方面：儒家复仇观念，江南越地区的复仇传统风尚，古远的侠义崇拜。而使该事件在血亲复仇故事重居于独特地位和价值的，则是他以死阻止检验父尸。复仇文化与丧悼文化的双重影响和相互作用使得该故事流播广远，影响深巨。
[关键词] 王世名；复仇；儒家文化观；地域文化；侠义崇拜；阻止检尸
Abstract：The well-known story that Wang Shiming revenges for his father is an important revenge culture case which has value of both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here are three culture resources：revenge thoughts of Confucius，the revenge tradition thoughts of southern area of China，and chivalrous adoration of the ancient. The especial position and value in the kinsfolk revenge stories is that Wang Shiming prevents somebody from doing body-check to his dead father by way of killing himself .The interaction and mutual influence of both revenge culture and mourning culture make the story spread so far away.
Key words：Wang Shiming；revenge；culture thoughts of Confucius；regional culture；chivalrous adoration；prevent somebody from doing body-check
复仇，在古代中国以血亲复仇为核心，主要是指君主、父母、师长、兄弟、朋友等被人杀害或侮辱后，对仇人采取暴力手段进行报复，以杀死仇人为目标的行为。复仇事件，从古至今从未缺离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同时又大量散见于各类文艺作品中。历史事件为创作提供素材，而诗家、史家们则由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各自经历等原因形成统一却纷繁万千的文化观念。二者结合，使得复仇意识成为一种自成体系而又较为稳定持久的文化心态。对此类作品进行分析，将是研究讲究复仇的文化圈中各民族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的有益补充。
我国复仇文化源远流长，作为其重要分支与基础的血亲复仇载录中，王世名故事是明代最为突出的个案之一，因其内蕴丰富，牵连面广，《明史·孝义传》以显要位置收录。王世名是浙江金华府武义县人，父亲在与同族人的争斗中被人殴死。他隐忍六年，在妻子产下子嗣之后，杀凶报仇。他的行为得到地方审理官员及民众的一致认可和同情，特许如开棺验其父尸，确有伤痕，可免其罪。但他却执意认为先人尸身不可轻毁，宁愿伏法。孝行再次感染众人，地方官员有意赦免他，但他却说：“此非法也，非法无君，何以生为。”不食而死。王世名故事早在李诩《戒庵老人漫笔》、曾衍东《小豆棚》等多部野史笔记类书中有收录。在《二刻拍案惊奇》、《型世言》等小说中也有更为详尽的描述。笔者掌握的材料中，最早记录这个故事的是李诩《戒庵老人漫笔》，随后是成书于明万历丁酉年(即公元1597年)的《耳谈》。从《耳谈》到《明史·孝义传》几十部作品中，虽然对王世名复仇事件的记录与描述各有侧重，细节方面也存在些许差异。但事件的梗概基本一致：(1)父亲被同族人殴打致死；(2)王世名接受议和田亩，但封存收益；(3)绘画像，买刀并刻“复仇”二字；(4)手刃仇凶，赴官自首；(5)阻止检尸；(6)自尽身亡。对他的复仇行为进行研究，具有极高的价值。
一、儒家复仇观与王世名复仇
人类个体的复仇情感，深植于种族集体无意识之中。复仇情结是远古时代血族复仇遗留下来的深层文化积存，有着深远的人类学背景[1]45。弗里德里希·包尔生在他的《伦理学体系》中指出：“血族复仇是反抗侵略的最原始的形式；氏族对他的每一个成员的行为负责，通过征服作为一个整体的侵犯者氏族来反抗对于氏族整体的伤害。这种权利形式逐渐产生出了一种更高级的部族和民族的权利形式。”当人类文明进入对偶婚阶段之后，血族复仇直接转化为血亲复仇。而在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之后，血亲复仇主要接受儒家复仇观念的影响。
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首倡复仇，其中隐公十年曰：“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仇，非子也。”肯定了复仇的合理性以及必要性。但出于“礼”之“尊尊”、“亲亲”的要求，复仇的方式和手段因亲疏远近而不同。孔子和其弟子子夏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子夏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回答：“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子夏问：“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解释：“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子夏又问：“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认为应当：“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这段对话被记录在《礼记·檀弓》篇里。《礼记·曲礼》篇还有另一段与此十分相似的文字：“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在市朝遇之，等不及去取兵器，就与之相斗。这样的急切、不计后果，是与儒家的“孝”之思想密不可分的。“中国古代宗法伦理关系以父为核心，父权至上，家族之内以父的利益、身份为基础，父为子天，子无时无刻不体现对父的崇敬和热爱，无条件地服从父权，放弃自己的利益[2]。”而为父复仇则成为子之孝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儒家思想经过大儒董仲舒的改造，伴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汉武帝时一跃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孔孟的“礼教”成了治国的根本。《礼记》、《周礼》和《春秋公羊传》等儒家经典也成为人们必须学习的内容。《型世言》中提到，浙江金华府武义县有一个王良，少年也曾读书，不就。生有一个儿子，叫做世名。生得眉清目秀，性格聪明，在外附学读书，十二岁便会做文字，到十七岁，府县俱前取，但道间不录，未得进学。父子二人都是或曾是读书人，而世名十七岁时，府县便俱来取之。可见得他在明代八股取制下所规定的儒家必修典籍的学习方面，取得相当成绩。同时在各类史籍中，关于复仇的记载，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涉及各个阶层，而对其评价基本是一边倒的赞许，倾向性十分明显。作为读书人的王世名在这两方面的影响下，其为父复仇的卓绝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本朝分省人物考》中关于王世名的记载中说：“世名手书忠孝格言一编，佩之矣。”随身携带，亲手书写，其庄严郑重态度可知矣!其目的自然是时刻提醒自己勿忘复仇。虽然具体内容今已不可考，但儒家传统复仇观对其复仇的影响，也可见一斑。
二、地域文化与王世名复仇
从区域文化的角度而言，武义县属于典型的吴越文化区。“吴越文化是长江下游的区域文化，长江下游就是吴越文化的区域范围。先秦古籍分“天下”为九州，其中的“扬州”，约当长江下游地区。中国古代一般以淮河为南北方的分界线。淮河以南的长江下游地区，从新石器时代以来，文化面貌相对比较一致。春秋战国时期，在这片土地上先后崛起吴、越二霸，因此我们称这一带为吴越文化区。”在董楚平的研究文章中，指出：“长江下游温湿多水，河网纵横，使人性柔；长江下游种植水稻，养蚕缫丝，生产方式精致细密，使人心细；长江下游自古多艺术。柔、细、雅，似乎可以称得上是七千年吴越文化的共同个性特征。[3]”但另一方面，柔、细、雅，并不意味着软弱。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指出：“会稽地处江南，承吴越好勇之风，汉时民人仍好用剑，轻死易发，上自掾吏大姓，下讫平民百姓，勇势凌人，任气放纵，报怨众多。”《型世言》中提到：“话说浙江金华府有个武义县。这县是山县，民性犷悍，故招集兵士，多于此处。凡有争竞，使聚族相杀，便有自家中争竞，也毕竟会合亲枝党羽斗殴。”报怨众多，民性犷悍。在吴越文化中最具代表性且流播广远的则是勾践复仇的故事。
《吴越春秋》卷五勾践对子贡说：“当年，吴王率众将我们打败。杀戮百姓，夷平宗庙。国家成为废墟，而我也成了他的奴仆。我对吴国的怨恨，不可化解。已经三年了，生活简朴，善待大臣百姓。我只希望有一天，越国的兵士们，一往无前，舍身轻死，和越国再战。”卷八：“越王念复吴仇，非一旦也。苦身劳心，夜以接日。目卧则攻之以蓼，足寒则浸之于水。冬常抱冰，夏还握火。愁心苦志，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不绝于口，中夜潜泣，泣而复啸。在王世名复仇的过程中，其复仇的方式，手段受春秋时代勾践的影响颇深。”首先，世名在父亲去世之后，接受族中尊长的意见，并未上告官府，而是接受了王俊的议和田亩，在平日的来往过程中也是“仇以好来，亦好接之，不废礼也。”[4]35别人对之嘲笑，也是淡然处之。“而每到归家，夜深人静，便抚心号恸。[5]”勾践则在国破家亡之际，自认奴仆，忍受不可忍之屈辱。都是因为复仇的时机尚未成熟，不能暴露自己的深在动机。其次，勾践“冬常抱冰，夏还握火。愁心苦志，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不绝于口。”世名则“私绘父像，自像带剑侍，置密室，朝夕泣拜。购一刃，铭之‘报仇’字。”(注：见焦竤：《本朝分省人物考》。)二人都唯恐自己复仇的雄心得以消磨，采取的手段虽异，但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铭记所背负的血海深仇。最后，待得时机成熟，在勾践是本国的实力已足够强大，而对敌国的破坏也取得预期的目的；在王世名，则是有了后代，“有此呱呱，王氏之先不馁”[4]35。二者的报复也是毅然决然的。越国灭了吴国，王世名则“碎仇首于蝴蝶山下”[4]35。 二人的复仇将吴越文化中的隐忍、细致、以柔克刚等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鲁迅《且介事杂文末编·女吊》从越文化的地域特点强调复仇的必要与正义性质，并以此指斥当时的帮闲：“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说的罢：‘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应当说，这里实际上也包含着对王世名故事在内的相关复仇英雄的肯定。 三、侠义崇拜与王世名复仇
侠，缘起之初并无明确的伦理内涵。但作为一种亚文化形态必然接受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的改造[6]。《孟子·公孙丑上》有一段论勇的话，文中的北宫黝不怕痛、不怕死。敢死轻生成为侠的基本质素之一。“‘吾已有后，可以死矣。’‘今固死日。’‘如今我死可瞑目。’‘便死也不怕绝血食。’”这是在王世名故事异文中出现的几句话。隐忍六年，只为了“有此呱呱，血脉不绝。”复仇是为了“孝”，血嗣承续也是为了“孝”。而死，却那么的微不足道。一如在《本朝分省人物考》中，的评论：“视死如归，虽聂政死韩，程婴死赵，何以如此，可不谓勇乎?”因而不容回避要从历史流程上溯因。“真正本质意义上的游侠活跃在秦汉之际。而其主要活动就是私自复仇，对象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庶民百姓。”[1]109这与儒家在“亲亲、尊尊”思想下的“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仇，非子也”不谋而合，成为构成“侠”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元代罗春伯《任侠十三诫》中记载：“二曰仇。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与同国；朋友之仇，不与同市。”为父复仇，世名苦心积虑，敢死轻生。虽是一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并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与侠联系在一起的武力，但亦可称之为侠。因为“侠义行为的发出者不一定是武侠，大多数是以貌似弱者的方式，去力图扭转他们危困的现状，他们内在的强韧胜过了比他们强大的外在力量。”
四、阻止检尸的丧悼民俗传统与伦理动机
血亲复仇故事不仅中国古代，仅就明代而言，已然卷帙浩繁、洋洋大观。王世名的故事影响尤甚、流播尤广。其独标一格，引人同情的主要特色原因就是他阻检父尸，不为自己开脱。父亲被殴死后，他没有急于复仇，而是为了掩埋父尸，接受议和：“已成讼，而伤暴残父尸，复自罢仇，从族尊者之议：割亩以谢，则受之。”孝子复仇终于成功了，审理官员希冀通过检其父尸，如果确有伤痕，则可以赦免世名。但他坚辞不就，《小豆棚》中叙述的主人公，深知官吏检其父尸欲以死者活孝子：“吾所以忍痛至今始发者，不忍残我父尸也。本吾杀仇命，情罪允当，何必曲原，奚检为?”最后，自尽身亡。凡此种种，还有很多异文各具特色地予以渲染，都体现了明清时代人们在丧葬习俗与复仇逻辑融会后，对于王世名作为孝子完美性的理解。
由仵作即古代的法医实行的检尸程序，在刑事审判中的应用，从西周时即已萌芽，经秦和汉、唐等朝代的发展，至宋时达到鼎盛。《宋刑统·诈伪律》有“检验病死伤不实”门，《庆元条法事类》也有“检验”门及“验尸格目”等敕令格式，规定了检尸的人员、程序、责任等，制度上趋于完备，同时还出现了《洗冤集录》等一批法医学名著。《明律》第436条(检验尸伤不以实)规定：凡检验尸伤，若牒到，托故不即检验，致令尸变及不亲临监视，转委吏卒，若初复检官吏相见，扶同尸状，及不为用心检验，移易轻重，增减尸伤不实、定执致死根因不明者，正官杖六十，首领官杖七十，吏典杖八十。仵作行人检验不实，扶同尸状者，罪亦如之。因而罪有增减者，以失出入人罪论。若受财故检验不以实者，以故出入人罪论。赃重者，以枉法各从重论。制度虽然完善，但检尸过程中，尸身被人折腾来折腾去，如果“刮骨蒸尸，千零百碎，与死的人计较，也是不忍见的。”这在讲究丧悼的文化圈中，是不能为人所接受的。
在王世名看来，如父亲地下有知，也是决不会接受这样的行为的。《二拍》卷三十一在叙王世名事前的“入话”里，就形象地展示了死者的这种要求。佣工陈福生被主子洪打寿殴死后，其妻、子同意满葬了事，而族人陈喇虎则为诈财非要报官检尸，致使死者被无端折腾一番。于是死者灵魂显形报怨道：“我好好的安置在棺内，为你妄想吓诈别人，致得我尸骸零落，魂魄不安。我怎肯干休?你还我债去。”在儒家讲究养生送死，而且送死甚至比养生重要。复仇是为了尽孝，如果为了活命，使得父亲死后不快，尽孝的结果成了不孝的诱因，作为孝子的复仇者只能以自杀身死来了结行孝大业。
影响世名坚阻检尸的另一因素。是丧悼文化中的“死后有灵”观念。“丧葬由灵魂观念而生，又促进灵魂观念进一步发展。在丧礼中，通过种种仪式和禁忌，通过巫觋等人有意无意地夸张宣传，使人们意识到人在现实社会不能办到的许多事情，死后灵魂却能办得到。因此为了防止祖灵报复、求得庇佑，人们必须在他生前与他搞好关系，为其安排适当的葬礼，遵守种种的丧葬禁忌和丧仪规范，绝不能忤逆先祖亡灵的意愿和爱好，以防祖灵降灾致厄。”[7]基于伦理性的尽孝与丧悼文化影响下人们对死者尸身的敬畏崇拜心理，王世名以死阻检父尸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
论者指出，婺州(今金华) ：“本为蛮夷之地，是文化落后地区，北方大族巩氏与吕氏迁入后，在此办学授徒，风气始开。到吕祖谦(1137～1181 年) ，办法影响尤大，据说‘四方来者至千余人’，开浙东学派之先声。吕祖谦与朱熹、张栻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到南宋中后期，金华成为理学的重要中心。”[8]中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也在这时，更为彻底的渗入当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及日常生活。《金华府志》风俗卷318页记载：“名士辈出，孝友笃行，文章诗赋鸣于当时者有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到了明代，浙江地区更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而自太祖朱元璋以来，明朝历代皇帝都大力标榜“以孝治天下”，因此：“明初朱元璋遵从礼制要求臣民百姓尊老；从地方官员来看，他们把孝顺父母当作乡约宣讲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家族文化来看，孝成为其核心；从民众实际生活来看，“为子须是能继父之善，乃谓之孝，孝成为子孙积善行德的标准。”[9]
儒家的复仇观，对侠义的崇拜是决定王世名复仇的深在的文化因子。吴越地区盛行的复仇之风和家喻户晓的越王勾复仇故事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复仇的方式和手段。复仇成功后，坚决阻止检验父尸，更集中而鲜明地突出了复仇者之为亲尽孝、视死如归的复仇意志与无畏精神。杀凶复仇与捍卫亲人尸身都统一在尽孝的宗旨下，宁死也要完成尽孝大业。丧悼文化成就了王世名故事的悲壮意义和悲剧色彩，使其在复仇故事中地位独特，从而在民众中广为传播，各路文人争相记载，甚至于代表官方思想或者说统治者意图的正史也不吝笔墨，在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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