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卖国贼秦桧不是美男，不是状元，不是书法家，而且并不冤枉
近年来，网上妖风邪气盛行，不少丑类和时代怪胎不择手段地歪曲历史，挖空心思地去给公认的汉奸卖国贼、民族败类（像秦桧、洪承畴、李鸿章、汪精卫之流）翻案，不遗余力地美化汉奸、民族败类，甚至虚构杜撰出某些汉奸卖国贼、民族败类的“伟大贡献”和“杰出非凡之处”来！
比如，某些丑类和时代怪胎到处造谣，虚构杜撰出秦桧是状元的谎言，还公然宣称秦桧是发明“宋体字”的大书法家。甚至无视史实，无视秦桧专权期间南宋的衰败凋敝、国困民穷景象，公然歪曲历史，编造谎言，宣称秦桧“政绩卓著”，宣称秦桧让南宋人民过上了“富足的和平生活”！他们妄图通过不择手段地给汉奸们“贴金”来美化汉奸，进而骗取人们对汉奸的同情！
下面就开始澄清与秦桧相关的谣言：
谣言一：秦桧是状元。
辟谣：秦桧当然不是状元，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进士而已。
秦桧（1090-1155年），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秦桧出生于一个下级官吏家庭。
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秦桧考中进士。事实上，宋代一批进士有上百人甚至几百人之多，其中的第一名才是状元。秦桧当时考中的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进士而已，连前三名都没有进，根本就不是什么“状元”！
在政和五年（1115年)，当年的状元名叫何栗（何栗后来执政时任用大巫师郭京来守卫东京开封府，对北宋亡国负有一定责任），第二名叫做潘良贵，第三名叫做郭孝友。
显而易见，秦桧不在前三名之中，状元是指进士的第一名，说秦桧是状元根本无从谈起。
《宋史》卷353《何栗传》记载：“何栗，字文緽，仙井人。政和五年进士第一”；
《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秦桧字会之，江宁人。登政和五年第”。
谣言二：宋体字是秦桧发明的。
辟谣：这个谣言完全没有根据，也找不到史料支撑。史料翻破，都找不到任何有关“秦桧发明宋体字”的记载，唯一有记载的是说秦桧字体尚工，就是说写得比较整齐，而且还谈不上什么好。
总的说来，宋体字是在雕版印刷过程中产生的，为了适用于刀等工具在木板上雕刻、印刷后有清晰效果的一种字体；字形来自楷体。
包括宋人所著《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在内的各种史书以及各种秦桧传记中，都找不到任何有关“秦桧为雕版印刷做贡献”的记载。
事实上，秦桧终生都没有参与过雕版印刷，这个谣言中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秦桧的发明权。显而易见，宋体字和秦桧毫无关系。
事实上，宋体字在北宋前期就已经产生，但并不成熟，而且宋代崇尚仿书法字体的颜体、柳体、欧体。一直到明代，由于经济因素，占据版面较小的宋体逐渐流行，由于这种字体缺少变化艺术性，被明代文人诟为"匠体字"。宋体字东传至日本，被日本称作明朝体。今天成了汉字文化圈主流的印刷字体。
在现代印刷术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已经习惯于看宋体印刷的书籍有一千多年了，所以现代铅字也采用了宋体印刷。
后来依据西方文字的黑体和意大利体的方式，在汉字印刷体中也创造了黑体和仿宋体的铅字。目前宋体、黑体、仿宋体和楷体成为汉字印刷的主要四种字体。
很显然，宋体是宋朝开始出现雏形的，真正演变成今天的样子是一个历史的沉淀结晶，不是某一个人的单独发明。这个概念很清楚.
要说是秦桧发明了宋体，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把这样一个规范字体的演变流传和定型归功于秦桧，那也是不符合史实的。
谣言三：秦桧是个美男
辟谣：没有任何史料能证明这一点。相反，现有史料倒显示秦桧很有可能相貌平平，甚至丑陋。
大家知道，北宋有榜下择婿的风气，因而考中进士的单身汉如果排名靠前或容貌出众，那么常常炙手可热，被权臣所追逐。比如和秦桧同年中进士的潘良贵，年少有风貌，北宋权贵王黼、张邦昌等人均欲招其为女婿，章惇谋以孙女嫁潘良贵，出彩礼300万钱，但是却被潘良贵拒绝。
相比同年中进士的潘良贵（第二名），秦桧的境况惨淡得多。秦桧的老婆王氏的祖父王珪虽曾经出任北宋丞相，但到了王氏的父亲这一代，其家族却已经相当没落。
据可查史料，秦桧老婆王氏的父亲名叫王仲山，与其兄一起在建炎三年（1129）时“降拜”于金兵，当了金人的走狗，成了汉奸，此事成为南宋朝野谈论的一大丑闻。金兵攻入江南的时候，王仲山兄弟二人都在偏远地区当知州（地方小官），十几年前的政和五（1115年）时，王仲山的职位应该更低。
由榜下择婿的情况看，秦桧可能考试排名相当靠后，或相貌不如人意，或两者兼而有之。
史籍上具体描写秦桧相貌的就有这么一段 ，《三朝北盟会编》卷220记载：“桧（秦桧）性阴密，乘轿马或默坐常嚼齿动腮，谓之‘马啗’，相家谓‘得此相者可以杀人’”。
从现在的观点看来，秦桧很可能患有牙周炎或强迫性神经病。
谣言四：秦桧孙子秦矩是抗金英雄、战死殉国
辟谣：秦矩其实是秦桧名义上的曾孙，与秦桧没有血缘关系，而且秦矩是“自焚殉国”，而不是“战死殉国”。
秦桧老婆王氏一直没有给秦桧生出儿子。秦桧有一个私生子，名叫林一飞，是秦桧与其婢女偷情生出来的，但是秦桧畏惧老婆，王氏对秦桧管制很严，‘桧素畏内，妾尝孕，逐之，生子为仙游林氏子，曰一飞，“其兄一鸣，弟一鹗”（齐东野语卷11《曹泳》）。直到秦桧任相，在朝中不可一世，而在家里却仍然“畏内”，即今人所谓“妻管严”。
秦桧老婆王氏不仅将与秦桧偷情的女婢母子逐出家门，而且禁止秦桧认亲生儿子，并且还不准秦桧的私生子姓秦，于是那个婢女只好带着儿子嫁给一个姓林的人，并为她和秦桧的私生子取名林一飞。
秦桧老婆王氏的兄长王奂，与秦桧一样害怕老婆。王奂曾经与奴婢偷情生了一个儿子，结果其私生子也被自己老婆逐出家门。后来，王奂的私生子被秦桧夫妇收为养子，也就是秦熺。
秦桧至死也无法将亲生儿子林一飞改姓秦，其故非他，跋扈的王氏无疑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秦桧晚年权势达到了颠峰状态，却又有许多矛盾和苦恼，不得认亲子，就是其中之一。
《宋史》卷449《忠义传》载有秦钜，说他是“宰相桧曾孙”，任蕲州通判（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秦钜虽说是秦桧曾孙，但其实是秦桧养子秦熺的后代，与秦桧没有血缘关系。
事实上，秦桧亲子林一飞的后代湮没无闻，而后世秦姓者，不论他是否承认是秦桧的后代，其实与秦桧都没有血缘关系。
据说，秦矩是秦桧的曾孙。1221年，金军南下蕲州，秦矩时任通判（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他与知州李诚之死守城池。
金军听说守城的是秦桧的后人，高兴地派人来劝其投降。秦矩怒斩来使，坚决抵抗。后来，金军破了城池，李诚之与家人一起自杀殉国。秦矩也退回官邸自焚殉国，秦矩的儿子秦浚闻讯，也毅然跳入火中，追随父亲而去。
很显然，秦矩不投降金人，最后自焚殉国，而不是“战死殉国”。
再者，秦矩虽然是秦桧的曾孙，但是秦矩是秦桧养子的后代，故只是秦桧名义上的曾孙，他其实与秦桧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谣言五：秦桧替宋高宗背恶名，秦桧冤枉
辟谣：就炮制冤狱，害死岳飞这一点上讲，罪责不全在秦桧，因为秦桧当时的权势暂时还没有达到架空皇帝的程度，决定权在于宋高宗赵构。但是，“罪责不全在秦桧”不代表“秦桧没有责任”。事实上，在炮制岳飞冤狱的过程中，秦桧不仅是主要同谋，而且还是阴谋的具体执行者。在得到宋高宗赵构的首肯之后，秦桧、张俊等奸佞之徒亲自炮制了岳飞冤狱，秦桧、张俊等人对岳飞的冤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宋高宗、秦桧都是杀害岳飞的凶手。
尤其是，在害死岳飞之后，秦桧大权独揽。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甘当奸细、卖国求荣、残害忠良、结党营私、独断专行、徇私舞弊、迫害异己、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秦桧的这些罪恶是不能推给其他人的，从这些方面来看，秦桧生前作威作福，坏事做绝，罪恶滔天，一点也不冤枉。
害死岳飞之后，秦桧“挟强虏以要君”。有了金国主子撑腰，成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秦桧得以专权18年，权势如日中天。到后来，秦桧的党羽布满朝堂，秦桧的权势越来越大，甚至达到架空皇帝的程度。当然，这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
秦桧媚事敌国，凡是金人有所需求，秦桧都无不唯命是从。为了媚奉金国主子，秦桧及其党羽想方设法地榨取民脂民膏，不断地增加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自桧再相，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秦桧还不遗余力地破坏抗金力量，致使南宋军备废弛多年，军心涣散、军纪腐败。南宋大臣袁燮在奏章中指出：『自秦桧当国，阴与虏结，沿边不宿重兵。』（《历代名臣奏议》卷337）
收回诸大将兵权之后，秦桧大量选用一些奸贪驽钝的庸人去接管各路宋军，“其任将帅，必选驽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驽将治军“不治兵而治财，刻剥之政行，而附摩之恩绝；市井之习成，而训练之法坏。二十年间，披坚执锐之士，化为行商坐贾者，不知其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9）。秦桧专权期间，大部分宋军将士逐渐由能征善战的军人转变成贪财好利的商人。秦桧还不断缩减宋军的编制与规模，甚至克扣军饷。于是南宋军备废弛、军心涣散、军纪腐败，守将缺人，军力日渐衰弱。
值得注意的是，绍兴和约签定之后，金国女真统治者“以书来索北人之在南者”，南宋朝廷“不敢不如命”，很快下令将“海州、泗州、涟水在南百姓”“根刷过淮北”。后来，秦桧又写信给金国统治者，“许以所索陕西、河南人次第而遣”。
绍兴十四年（1144年），宋高宗、秦桧又“命州县根刷，前后归朝人发还金国”。但金人还不满意，于是秦桧又“命尽发前后所得大金、契丹及归朝人五万，还于大金。”秦桧这样做的目的既是满足金国的要求，更是为了“阴谋内弱军势，绝后来归降之心。”（《三朝北盟会编》卷220，《中兴姓氏录》）
此外，对于淮河、大散关以北的民众，因不堪忍受金国统治者的压榨或因饥荒而冒死南归者，宋高宗、秦桧一概拒之于国门之外。宋高宗、秦桧下令给宋金交界处的南宋地方官吏说：“毋招集流亡，恐致生事。当时，金国连连灾荒，陕西一带百姓“无以食，争西入蜀”但因为秦桧命令，宋庭不敢接纳，以致这些百姓“皆散去饿死，其壮者，北人多买为奴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
有人会问，宋高宗、秦桧将南归的北方人强行遣送回去，跟军政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南宋前期的主要将领，如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吴玠、刘锜等人，都是北方人，“中兴诸将皆北人”，而他们的手下将士，也多是北方精壮汉子。事实上，这些逃到南方的北方流民，是宋军的中坚力量。而宋高宗、秦桧做出如此举动，无疑是断绝了宋军精壮兵员的来源，导致后来宋军战斗力大为消弱。而且，他们的举动，也让北方的百姓和义军心寒，不敢南来，大大巩固金国的统治，削弱了南宋的边防。
秦桧还是宋朝的特大贪污犯。据《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人谓熺自桧秉政无日不锻酒具，治书画，特其细尔”。
在和金国达成和议之后，为了收刮民脂民膏以奉敌国，宋高宗、秦桧下令各地官吏进行献助，于是“监司郡守”开始“刻削苛细，进献羡余”。名义上是各地官吏以“羡余”献助中央，实际上连宋高宗也知道，这些收刮得来的财物除了进献给金国女真人，剩下的主要就成了秦桧的私有财产。以至在秦桧临死的时候，秦家“富敌于国”。
据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秦桧家里的府库财富，超过了南宋朝廷的“左藏数倍”，当时凡是南宋宫廷所稀缺的物品，秦桧家都应有尽有。
秦桧大量任用贪官污吏，将清廉的官吏尽数驱逐迫害，秦桧及其狐朋狗党还大肆榨取民脂民膏，致使南宋当时的平民百姓大量破除，国困民穷，“饿死者众”。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由于秦桧“贪墨无厌”“喜赃吏，恶廉士”，故此在秦桧治理之下，南宋多是贪宫污吏。贪官污吏们为了媚事秦桧，便以刻剥百姓为急务，“涪敛以待过往，科率以奉权贵。”
秦桧还密令各地“间乞减免，理宜禁绝”，于是“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皆桧之为也。”(《文献通考》卷5)
专权期间，秦桧还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残害忠良、诛锄异己，受到秦桧陷害的不仅有抗金将领，而且还有很多文人士大夫、正直人士，甚至还有很多平民。
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秦桧还大兴文字狱，进行严酷的舆论管制以粉饰“太平”。当时，凡是“与秦桧异论者”，即使被罢官为闲职，“奉祠里居”，或“侨居他郡”，全都在劫难逃，“以次被罪”，终遭打击迫害。在秦桧专政期间，“士大夫死于其手者甚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8、卷169）。
秦桧实行特务统治，大兴告讦之风，栽赃陷害，制造恐怖气氛。“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秦公方斥异己，大起告讦，此其势欲杀贤者”。此风一起，一些贪渎无耻之徒，“率为桧用”, “争以诬陷善类为功”，使得那些“善于其治”的官吏，“或遭诬诉，有司极其锻炼”。当时的很多卑鄙小人纷纷依附秦桧，不断向上告密，通过诬告陷害无辜以求升官发财。
尤其是，在秦桧的晚年，秦桧的权势达到一手遮天的程度，秦桧无端大兴冤狱，陷害异己及其亲属，其残害异己的心理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受到秦桧迫害而家破人亡的人有成百上千之多。
对于秦桧专权期间丧心病狂地迫害异己之事，南宋时人留正《中兴圣政》与吕中《中兴大事记》均记载：“甚矣，秦桧之忍也！不惟王庶、胡铨、赵鼎、张浚、李光、张九成、洪皓、李显忠、辛企宗之徒相继贬窜，而吕颐浩之子摭、鼎之子汾、王庶之子荀、之奇，皆不免焉。盖（秦）桧之心太狠愎，尤甚于章(悼)、蔡(京)。窜赵鼎而必置之死，杀张浚而犹及其家。甚至萧振以附程氏之学而得祸，洪兴祖以序冯璃《论语注》而得祸，末年欲杀张浚、胡寅等五十三人，而秦栓已病不能书。可畏哉! ”
这里将秦桧所憎恨的文人士大夫们“子孙未尽绝灭”之事归功于秦桧老婆王氏拒绝大理寺将“谋大逆”者名单上呈给病入膏肓的秦桧而“能全数十家性命”，虽然明显体现了因果报应的思想，但也说明了秦桧迫害异己的残酷与南宋时人在残酷迫害下的畏惧心理。
秦桧在不遗余力地铲除异己的同时，还极力扶植培养党羽走狗，对“附己者立与擢用”，“凡龌龊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即授以爵官。当时的一些奸佞小人，如孙近、韩肖胄、楼炤、王次翁、范同、万俟卨、程克俊、李文会、扬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尧弼、巫伋、章夏、宋朴、史才、魏师逊、施钜、郑仲熊等等，都因附会秦桧而相继被秦桧任用提拔。（《宋史》卷473，《秦桧传》)
秦桧还通过控制科举的方式，惟其所欲，“引用州人，以为党助”。当时，秦桧同乡吴表臣、林待聘等人号为党魁，当时的文士只要是秦桧的老乡，同时具有眼、耳、口、鼻者，“皆登要途，更相攀援，其势炎炎，日迁月擢，无复程度”。秦桧营私结党、任人唯亲，其结果是“非桧亲党, 则不得仕宦”。由于秦桧和他的亲信结成了狐群狗党，控制着朝政大权，使南宋朝政极端黑暗腐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
秦桧为人处世的哲学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秦桧即便是对他的党羽，也是爱之则欲其生，恶之则欲其死。需要利用某人时，秦桧就甜言蜜语，给予对方以高官厚禄，一旦觉得对方用处不大，或对方不能对自己言听计从，或疑忌对方，秦桧马上就会翻脸不认人，给予对方以无情的打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秦桧的诛锄异己，还涉及到秦桧与他的党羽之间为争权夺利而展开的互相倾辄。
在秦桧当权的十多年中，任其副职、当其助手而被撤换的，共有二十八人之多。奸相秦桧不仅妒贤嫉能，而且老谋深算，对“士大夫之有名望者，悉屏之远方”。
秦桧所荐用的官吏，“必选世无名誉，柔佞易制者”。这些人被选来后，秦桧也不让他们“干与政事，备员而已”。即使这样，秦桧仍有忌心，不到一年半载，必“诬以罪，罢之”。罢之以后，“尚疑复用，多使居千里外州军”，并派人去进行监视。（《三朝北盟会编》卷220）
秦桧对待副手的办法，是用台谏官去攻击他的执政官，执政官去位，则台谏官升任执政官，又遭新的台谏官攻击，如此循环往复。秦桧玩弄权术的手段既狡滑，又残酷，通过牺牲别人来稳固自己的权位。
这样还不够，秦桧还图谋让他的子孙来继承他的衣钵。早在绍兴十二年（1142）的一次科举考试中，身为宰相的秦桧就指令考试官录取其养子秦熺为状元。当考官定秦熺为第一名之后，秦桧又装模作样地故作姿态，要考官把秦熺降为第二名，以显示自己的“大度”。此后，秦熺的官职不断得到升迁，很快就和秦桧一起成为南宋朝廷中的执政级高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7）
在绍兴二十四年（1154）的一次科举考试中，秦桧还为他的孙子秦埙谋夺状元。秦桧利用手中的权力，任命其亲信为考试官。这些考官对秦桧的意图心领神会，他们也想借此机会来讨好秦桧，以加官进爵。于是，考官们就协同作弊，商定取秦埙为第一名。但是在廷试结束后，宋高宗看到秦桧孙子秦埙的对策，认为秦埙所写的内容，“皆桧、熺语”，于是就把张孝祥定为第一，而降秦埙为第三。这也反映了宋高宗对秦桧专权结党的不满，有意不让秦埙中状元。
在这次科举考试中，由于秦桧的营私舞弊，秦桧侄子秦焞、秦焴、姻党沈兴杰、亲党周夤等人，都得到了进士的头衔，无非是要“父子亲党，环列要津”，以建立秦家的天下。无怪乎“天下为之切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6）
秦桧坏事做绝，自己也感到难以逃脱天下公论的谴责，于是就渴求阿Q式的自我安慰和自欺欺人，要求那些没有气节的文痞们为他歌功颂德，要求无耻文人们进献马屁文。
在秦桧专权期间，南宋文人们只要吹捧秦桧、称赞和议、贬损岳飞，就可以谋取功名富贵。而揭发秦桧的罪恶，则将遭到秦桧及其党羽的无情迫害。
不久，吹捧秦桧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秦桧自己都感到目不暇，秦桧对马屁文水准的要求越来越高。要博取秦桧的欢心越练越难，于是，无耻文人不遗余力地提升自己写马屁文的水平。
一大帮奸佞之徒和无耻文人便争先恐后地大肆粉饰“太平”，吹捧秦桧，把阴险歹毒、祸国殃民的奸相秦桧吹捧成“圣人”“恩父”，还不遗余力地粉饰“太平”，把在以秦桧为首的贪官污吏盘剥下的残破黑暗的社会景象说成是“太平盛世”。到后来，有的无耻文人甚至在马屁文里说秦桧的功德超过了古代的贤相和圣人，把秦桧吹捧成“元圣”（古往今来第一圣贤）。
为了掩盖自己的滔天罪恶，奸相秦桧及其党羽还大肆篡改历史档案以文过饰非。在秦桧长达十四年的专权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并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
秦桧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卷473《秦桧传》）
《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桧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书少监领国史，进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还，自颂桧功德凡二千余言，使著作郎王扬英、周执羔上之，皆迁秩。自桧再相，凡前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日历、时政亡失已多，是后记录皆熺笔，无复有公是非矣。”
这条记载表明：自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再相之后，南宋官史由秦桧养子秦熺主持修订，自此“无复有公是非”，而秦熺对南宋官史的篡改，也远不止于绍兴八年之后，此前相关的史料也未逃其手。
从建炎元年（1127年）到绍兴十二年（1142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熺在绍兴十三年之前就将这部分国史的日历编撰完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二月月辛巳，《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
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绍兴三十三年，南宋史宫张震上奏说：“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丙戌）。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也唯有“太息而已”（《挥尘后录》卷一）。
秦桧独相期间，大量起用了自己的子孙与亲朋，他们成了秦桧相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秦桧排斥政敌的一支重要力量，秦桧养子秦熺则又成了秦桧掌握宋高宗“起居动息”、监视皇权和控制百官的最直接的耳目。
秦桧养子秦熺先由秦桧推恩补官，绍兴十二年(1142)中进士第，通判临安，两个月后，便人观为秘书郎；同年九月，升秘书少监，十月，崇政殿说书；绍兴十五年(1145)十月，除翰林学士，二月兼侍读；后迁少傅、少师，封嘉国公。秦熺与其父秦桧一样，成了南宋朝廷中的执政级高官。
除了秦桧养子秦熺，秦桧之兄秦梓也以绍兴十一年(1141)十二月，入朝为官，任秘书少监，次年十月，升侍读；另有秦桧弟秦棣、兄子秦昌、秦垣、三孙秦埙、秦堪、秦坦等，均在秦桧独相期间，入朝为官；秦桧妻党王氏一门甚众，加上其子秦熺妻党曾泳、其孙秦埙岳父高百之、其侄秦垣岳父丁篓明，有数十人之多，他们与秦桧的其他党羽一起为秦桧抑制异论，并大兴文字狱，实行“文禁”和“语禁”，全面实施其专横独断的相党政治，建构了一张巨大而又严密的网络。
事实表明，秦桧党羽布满朝野，其党势力，坚如磐石，也即上述朱熹所说“举朝无非秦之人”，连宋高宗赵构也“更动不得”!
作为南宋四大权奸（秦桧、韩陀胄、史弥远、贾似道）之首的秦桧，远不止是皇帝的一条狗这么简单。宋代野史、正史以及宋人其他著述中关于秦桧架空宋高宗的记载不胜枚举：
南宋史官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记载：“法寺禁系公事，并不遵用法律，唯视秦桧一时之私意，死则死之，生则生之。笞、杖、徒、流， 一切希望（秦桧）风旨。故桧权益重，势益盛，天下之人益畏而忌之。”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命官犯罪，勘鞫已经成，具案奏裁。比年以来，多是大臣便作“已奉特旨”，一面施行。自今后，三省将上取旨”“知有秦桧，而不知有朝廷”“生杀废置，惟己所欲”。
南宋史家吕中《中兴大事记》记载：“ （帝）亲近儒生之时，桧（秦桧）虑其有所浸润，于是以熺（秦熺）兼侍读，又以巫伋为说书。除言路者，必预经筵，以察人主之动息”。
南宋史学家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 御前诸处，奏到绝少，乃是桧意。”
南宋学者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记载：“秦桧欲胁君固宠金人，又藉之以坚和好，盟书所载，不许以无罪去首相，故诬以侮兵云。”
南宋学者周密《齐东野语》记载：“ 桧暮年，颇有异志。”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指出：“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之极也。”（参见《朱文公文集》卷75《戊午谠议序》）
朱熹指出：“高宗初见秦桧能担当得和议，遂悉以国柄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上。高宗所恶之人，秦引而用之……高宗所欲用之人，秦皆摈去之，举朝无非秦之人，高宗更动不得。”（《朱子语类》 卷131）
朱熹还指出：“故相秦桧归自虏廷，久专国柄，内忍事仇之耻，外张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销沮人心忠义刚直之气；以喜怒为进退，崇奖天下佞谀偷惰之风。究其设心，何止误国！岳侯既死于棘寺，魏公复窜于岭表。连逮赵汾之狱，盖将掩众正而尽诛；徘徊汉鼎之旁，已经闻图九锡而来献。”（参见《朱文公文集》卷99《除秦桧祠移文》）
绍兴十一年（1141年），作为南宋三大将之一，见利忘义的小人张俊曾经追随秦桧，与秦桧合谋杀害了岳飞，排挤了韩世忠，之后独掌南宋枢密院，张俊原本以为自己从此可以稳坐钓鱼台。但是秦桧对张俊也不放心，不愿把军权交给张俊，而要由自已独揽。
岳飞遇害之后，秦桧立即唆使其党羽江邈弹劾张俊，说张俊图谋篡夺皇位。宋高宗赵构出面担保张俊『无谋反之事』，放了张俊一马。但是把全国的最高军权交给武将掌握，宋高宗也不放心，于是就乘机让张俊罢职赋闲，『由是中外大权，尽归秦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一月癸巳)。至此，宋高宗赵构基本完成“军政改革”，又回到祖宗“文官统军”的老路上。
秦桧初试得手，即开始着手结党营私。秦桧自立门户，收揽奸佞，排除异己，陷害忠良，架空宋高宗赵构，独掌朝纲。“由是中外大权尽归于桧，非桧亲党及昏庸谀佞者，则不得仕宦，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间”，南宋的整个国家机器围着秦桧一个人运转。秦桧还派人监视宫中，甚至收买了宋高宗赵构的内侍以及御医王继先，窥伺宋高宗的举动，宋高宗赵构的一举一动都受秦桧掣肘。
宋高宗赵构原先以为秦桧无一兵一卒，虽然贪点捞点，但终成不了大气候，等到发现秦桧之奸险叵测时，局势已变化了，“殿堂之上，莫非秦氏朋党；朝野冲要，无不桧贼爪牙”。再看看自己，“中兴班底”或杀或贬，削剥已尽，特别是杀害岳飞，令海内失望、士民崩心，当年在河北相州振臂一呼天下云集的场面，再不会出现了。
秦桧“性阴险如崖阱，深阻不可测”，秦桧权倾中外、咄咄逼人，对宋高宗赵构压迫不止。宋高宗赵构畏惧秦桧，有时见面竟至慌张不能自持，甚至天天在靴中藏一把匕首以备不测，但表面上还得对秦桧极尽巴结讨好之能事。
宋高宗赵构懊悔不已：倘韩世忠、岳飞有一人在，秦桧安敢如此猖狂？好在秦桧没有篡位自立的社会基础，宋高宗赵构心里多少有点儿慰藉。
熬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月，秦桧病重，宋高宗赵构登门探视，实则是查看真假虚实。秦桧已病得口不能言，惟流涕淋浪。秦桧儿子秦熺狂妄不知深浅，奏请代居宰相为谁，宋高宗赵构气不打一处来，丢下一句：“此事卿不当与。”说罢拂袖而去。回到大内，赵构立刻令人草诏，抢在秦桧断气之前，将秦桧祖孙三代全部免职。秦熺正在指使大臣奏请自己为相，闻诏大惊失色。当夜，秦桧病死，年66岁。这一年赵构49岁，岳飞被害已14年。
秦桧晚年“颇有异志”，也就是有篡夺皇位的野心，但秦桧暂时没有轻举妄动。这主要是因为：宋高宗不是无能之辈；赵宋王朝经过将近两百年的统治，根深蒂固，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最关键的则是，南宋臣民对秦桧恨之入骨，秦桧不得人心，缺少篡位的社会基础。
考虑到改朝换代的巨大成本和风险，万一有闪失，将招来大祸，故秦桧及其党羽虽然控制了南宋朝政大权，但是还是不敢轻举妄动！
秦桧其实很想效法西汉的王莽，所以他千方百计地阻止宋高宗立年长而又英明的赵瑗（即后来的宋孝宗）为皇太子，秦桧原本想等宋高宗驾崩之后，由他秦家找个几岁毛孩当傀儡皇帝，然后再一步步地取而代之。可惜秦桧活不过比他年轻十八岁的宋高宗，秦桧的阴谋最终落空！
看过以上扫盲材料，大家还会认为秦桧是在“背黑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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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早在公元1127年，宋高宗登基不久，就不断遣使去金国，卑辞厚礼，一意求和。但金国最初兵力强盛，一心想吞灭南宋，根本不肯承认南宋的重新立国。
公元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金国天会七年）秋，在宋高宗赵构接连向金国最高统治者上书乞哀之际，金国女真贵族们又出动了大军，还带上在燕、云、两河等地强征的剃头签兵，以完颜兀术（汉名宗弼）和完颜挞懒（汉名昌）为统帅，分兵数路，再次大举南侵攻宋。
到了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宋金战争形势发生转变，金军进犯江南地区，长途奔袭，战线过长，金兵所到之处不断遭到南宋爱国军民的英勇抵抗，金军伤亡惨重，而占领的地区又不能巩固，无法立足。
在金军主力进攻江南的时候，中原沦陷区内的原宋朝军民也纷纷聚众抗金，“江北之民，誓不从敌，自为寨栅，群聚以守者甚众”。
建炎四年（1130年）间，金军攻占了宋朝东、西、南、北四京，以及河北、河东和京东路的全部，京西和陕西各路的大部。女真贵族吞噬如此广阔的地域，一时难以消化。尤其是，北方广大地区的原宋朝民众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使金人不得安宁。
在北方的广大地区，始终是烽火连天，义帜遍地。北方人民为着故土的光复而奋战不息。
种种迹象表明，单纯靠军事手段，是不可能灭亡南宋的，金国女真贵族们于是放弃了在短期内消灭南宋政权的不切实际的计划，要转回头去，去倾力经营已经占领的中原和华北各地。
于是，金国女真贵族们就决定实施新的对宋策略：（一）扶立早已投降金人的南宋济南府知府刘豫为“大齐”傀儡皇帝，将中原和陕西地区交给伪齐统治，把它作为宋金之间的缓冲地带；（二）金军集中兵力攻取西北，图谋先夺取秦川五路（秦凤路、环庆路、泾原路，熙河路、鄜延路），然后从陕西进入四川，顺流而下，从而形成对南宋的迂迥大包围；（三）采用“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谋略。
所谓“以和议佐攻战”, 其实“和议”是一种烟幕弹，是想诱惑南宋王朝放松警惕，丧失斗志，最后乘机一举而灭之，所以“和议”仅仅是金朝作为侵宋战争的一种辅助手段而已。
所谓“以僭逆诱叛党”, 就是扶立伪齐汉奸刘豫为傀儡皇帝，给予高官厚禄，以此来引诱南宋内部的投降派，分化瓦解，进而破坏抗金斗争。
金人企图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措施，来达到他们在战场上不可能达到全部占领和统治南宋领土的侵略目的。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秋，在江南战事结束之后，金国女真统治者开始采取“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新策略(《大金国志校证》卷7)。金国女真人企图通过这一新策略，来达到他们在战场上不可能实现目的。
金人所谓的 “和议”其实是一种烟幕弹，是想诱惑南宋王朝放松警惕，丧失斗志，最后乘机一举而灭之，所以“和议”仅仅是金国侵宋战争的一种辅助手段，是为了辅助“攻战”。
为了实施“以和议佐攻战”，金国女真人还准备派内奸打进南宋朝廷。为此，金国女真最高决策者于天会八年（1130）在“黑龙江之柳株”开会，会议的中心内容即是商讨如何才能灭亡南宋的问题 。
会上，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远房侄子陈王完颜兀室，担心“宋氏之再隆”，可是单凭军事力量又“不可以威取”，于是认为要想方设法从南宋内部进行破坏。他们又进一步地分析了南宋大臣们的情况，认为张浚等人“志在于复仇”，韩世忠等人“则习于兵事”，这些人“势难先屈”，也不可能为金国女真人所利用(《大金国志校证》卷24)。
于是有人提出：只有派遣在金国的宋臣先归，对南宋进行威吓，使之归顺，我们“佯不从而勉强听之”。大家都觉得这条计谋很好，但派谁合适呢？
有人提出派遣张孝纯。金军统帅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认为不妥，他说：“此人在河东失节，人谁不怨，便去如何得位，得志，只有桧可用”（《脚气集》）。
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认为秦桧有见识，又能“尽忠”于金国女真人。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还说：我喜欢秦桧这个人，所以才把他“置之军中”，不到半年，“其言皆验”，秦桧他不仅已经投靠了我们，而且还提出了“南自南，北自北”的策略。“若纵其归国，必是得志，可济吾事”。其他人也觉得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所说的话有道理。
而秦桧自卖身投靠金国女真人后，的确不断用实际行动表明他是真心实意为其金国主子服务的。在楚州之战时，秦桧为挞懒劝降宋将的目的虽未达到，但秦桧的行为却表现了对金国主子的忠心。
金国女真统治者们在经过多次对秦桧“试之以事”之后，认为“南臣贫薄，唯桧温实”。也就是说，他们对秦桧经过多次考验以后，对秦桧是完全信赖得过的(《大金国志校证》卷13)。
同时，金国女真统治者们还认为秦桧在靖康末年，给金国上书请存赵氏，成为俘虏，在南宋朝廷里也留下了“忠义”的名声，是以“天下高之”。有了这件迷人的外衣作伪装，送秦桧回去，就容易掩盖其内奸的真面目，而且还能取信于南宋朝廷。
所以， 金国女真统治者们就把决策告知秦桧，“阴以桧约”，要他回南宋后，“俾结和议为内助”（《三朝北盟会编》卷220 ）。即是要秦桧南归充当内奸，从内部破坏南宋的抗金事业。秦桧当然非常乐意，结果女真统治者也就“纵之南归”了。
为了使秦桧能安全回到南宋，金国女真统治者还作了一番筹划。秦桧的岳父王仲山有别业在山东济南，金人就在王仲山的产业中取了一部分给秦桧，作为路费使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而且还帮秦桧准备好船只，叫秦桧“乘船舰全家厚载而归”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十月，秦桧带着妻子王氏、小奴砚童、小婢兴儿以及亲信高益恭等一班随从，乘船满载着丰厚的财宝，从刚刚被金兵攻陷不久的楚州（今江苏淮安）投奔涟水军（今江苏涟水）宋军丁襈（同“祀”字）的水寨，恰好被丁襈的巡逻兵捉获。
为了蒙混过关，秦桧编造了一套谎言，说他是如何如何地杀掉了“金人监己者，奔舟而来”，把自己装成一副英雄汉的架势。但是丁襈的部将对秦桧的回来颇有怀疑，认为宋金两军正在对战，秦桧怎么可能带着全家人并且还带着这么多的财宝平安无事地从金国回来呢？所以，定然是金国女真人暗中派遣秦桧回来当奸细，“宜速诛之，以绝后患”。
但宋军参议王安道、机宜冯由义都不同意这样做，他们极力保护秦桧，认为秦桧是宋钦宗时的中丞，如果杀掉了他，将来南宋朝廷追究起来，对丁撰军实为不利。这样，秦桧才免了做刀下之鬼，被送回到南宋朝廷的行在。
秦桧回到南宋朝廷之后，继续捏造自己如何从金国逃回南宋的谎言。但对秦桧的谎言，当时南宋朝廷的许多官员都表示怀疑。南宋大臣们提出了种种疑问，认为：
第一，当初，何樐、孙傅、司马朴和秦桧一起被金人押到北方并遭到拘禁，何樐、孙傅、司马朴三人都不能够回来，为什么秦桧能够单独回来？
第二，从燕山府（今北京地区）到楚州（今江苏淮安）将近三千里路，在这样漫长的地带怎么会没有金人防禁呢？秦桧又怎么能够逾河越海而又不被金人觉察呢？
第三，秦桧自称是随军至楚州后乘金人不备而逃走回来的，那么最多也只能是他一个人逃脱，但是他却能够带着妻子王氏以及许多随从一起逃回。
第四，秦桧说在涟水军时宋将要杀他，是为要贪图他的“囊橐”之财，既然他有“囊橐”之财，既然他带着那么多金银财宝，又怎么会是逃回来的呢？
对于这一连串的疑问，秦桧是无法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的。南宋朝臣们在议论纷纷之后，大家一致推测说：莫非秦桧在金国“尝倡和议，而挞懒纵之使归”乎？这些疑问和推测，都说明了不管秦桧是如何巧妙地伪装，终究也瞒不住人们雪亮的眼睛。
而这些疑问只有秦桧的密友时任南宋宰相范宗尹和李回为秦桧辩解，范宗尹还不遗余力地举荐说秦桧忠于赵宋王朝。但疑团却并没有消除。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金国女真统治者在扶立刘豫伪齐政权的同时，又放纵奸细秦桧归宋。
金国扶植刘豫傀儡政权和派遣奸细秦桧打入南宋朝廷内部，几乎是同时发动的政治攻势。前者虽一时颇有声势，其实不过是抗金事业的疥癣之疾；后者一时并无成效，却最终成为断送南宋抗金斗争的心腹之患。
附件二：
早在公元1127年，宋高宗登基不久，就不断遣使去金国，卑辞厚礼，一意求和。但金国最初兵力强盛，一心想吞灭南宋，根本就不肯承认南宋的重新立国。
面对金军的武力威胁，宋高宗乞和不成，为了自己的性命和皇冠，不得不破格提拔抗金将帅。
南宋初年，时局动荡、战事频繁，朝廷无力也无心限制武将的发展，同时因抗金战争的需要，一批原无资历、默默无闻的年青将领得以发挥自己的才能，成长为灿烂耀眼的将星。岳飞、吴玠就是这批年青将领中最优秀的人物，也是南宋王朝军功最为卓著的两位将领。
但是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却一直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打压武将的事权，使武将受制于文官。只要出现武将功大、官高、兵多、权重的情况，就会被宋朝统治者视为对皇权的巨大潜在威胁。
只要有战争，南宋朝廷就不得不倚重武将，这与宋朝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的传统国策相抵触。
南宋初年外敌入侵、战乱不断的特定历史条件使武将事权增重、威望提高，与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发生了冲突。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与武将权力增重之间的矛盾，在南宋初年始终存在。这个矛盾随着抗金形势的变化而升降。
到后来，宋高宗赵构出于对武将的防护与猜忌，为了压制武将、防止武将做大，甚至不惜放弃收复失地，曲膝求和、偏安江南。
在抗金过程中，爱国将领岳飞屡立战功、威高望重，治军严明、秋毫无犯，深得军心民心，不仅得到岳家军将士的爱戴拥护，而且也得到广大军民拥护和尊崇。
同时，岳飞既不贪财，也不好色，一向廉洁奉公，一心只想着如何报效国家，收复失地。美人金屋，丝毫不能打动岳飞，其志趣之高远，可以想见。宋高宗担心岳飞会有功高震主之威，对岳飞的疑忌愈来愈深。
宋高宗赵构不是圣明的君主，他没有雄才大略，但他也并非昏庸无能之辈。宋高宗赵构处置军国大事，虽没有大智大勇，却不乏小聪明和小伎俩。
对于像岳飞那样德才兼备而又卓尔不群的杰出将帅，宋高宗赵构感到自己的能力和威望比不上他，而且对于能否驾驭控制他，也没有信心。所以，在具有防范武将的传统的宋朝，宋高宗赵构不仅在潜意识里畏惧岳飞，而且还将其视为皇权的潜在威胁。
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
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三朝北盟会编》卷215《征蒙记》）。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要讲和，这当然是宋高宗、秦桧求之不得的。但宋高宗、秦桧却又感到议和的最大障碍是来自那些握有重兵的宋军大将们。宋高宗、秦桧明白，收回宋军诸大将兵权和与金国议和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与金人媾和，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解除诸大将的兵权；而只有收回诸大将的兵权，才能确保与金国议和的顺利进行。
宋高宗赵构要解除宋军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而且更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而防范武将做大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
绍兴十年（1140年），在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正因宋金对立的形势发生了这样的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经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赵构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
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内奸秦桧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另一方面，秦桧在南宋朝廷中，正因有金国女真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才取得了宋高宗的宠信而久居相位，进而争权夺利。
如果宋军北伐取得了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最终打垮，而秦桧自己也会随之而失去包括官爵、权力、财富在内的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
只有大金国继续存在下去，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秦桧才能得到金人的支持，而一心求和的宋高宗也必须倚重秦桧，这样秦桧的特殊地位才能继续维持下去。
结果是，金人有所需求，秦桧都无不唯命是从；在议和之后，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逐渐成了皇帝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而在秦桧的主持下，南宋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并与金国达成了绍兴和议，暂时消除了金军对南宋的武力威胁，向来猜忌防范武将的宋高宗赵构自此可以无所顾忌地打压武将，进而消除武将权力增重对皇权构成的潜在威胁。
秦桧及其奉行的妥协求和政策既符合金国女真贵族的利益，又满足了宋高宗赵构的需要，正因为如此，才有秦桧这个金国代理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内奸秦桧为要替其金国主子女真贵族效劳，为要适应兀术“乃始讲和”的策略，更是『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宋史纪事本末》卷72《秦桧主和》)。因而，宋高宗的主意，正中秦桧的下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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