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孔子和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功能和作用
听婵释禅
听婵释禅在《论儒教主义文化的传承与批判（42）》一文中，已经对以孔子为形象代言人的“儒教主义文化”的传承与批判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证上的概述（附后），本不想再多说什么了，但由于在“天安门广场”这个神圣的地方树立了一尊孔子塑像而引发的波及全社会的关于文化意识形态走向的严重分歧和大讨论，并且至今仍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地没有相对统一的认识和共识，也就不能不对这一由“孔子塑像引发的血案”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了，希望有高手批评指正。
孔子做为生活在两千多年前封建社会里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和思想家，能有那么重大的思想成就，这本身就应该是中华民族思想史上的一种骄傲和自豪。孔子做为人类思想史里充满“思想领袖”神奇色彩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就其“个体”这个历史人物而言是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就其“思想”的传承久远、生生不息来看，近当代的所有思想家又有几个能望其项背。而波及全社会大讨论的关键争议焦点应该是：以孔子为形象代言人的“儒家思想或是叫儒教主义文化” 的“治世”思想理念还能不能成为现代“社会主义社会，或是资本主义社会，或是封建资本主义社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的“行为准则或是社会公共道德”思想理念。也即他还能不能成为现代某种相对进步或是进步“社会制度”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或者是辅助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的支流文化思想理念，或者干脆就彻底抛弃。
我们都知道，就“孔子的言论或是叫思想理念”而言，不仅很有限，而且涉及到的领域也是非常局限的。“儒家思想或是儒教主义文化体系”的形成和完善，是信奉“孔子思想”的传承者们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进行不断的演化、演变、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步确立的。孔子虽然是“儒家思想”的开山鼻祖，但“儒教主义文化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却是靠诠释、阐述、引申、丰富和发展的后来无法记数的儒学“理学家、应用学家们”共同努力发展而形成的，并根据各自的理解演变分化出若干儒学分支学科。由此也就使“儒教主义文化”的光辉灿烂程度几乎是照耀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对这样一个已经渗透到中华民族灵魂和骨髓里的传统文化，如果说不让许多人魂牵梦寄，那也是绝不可能的。但其必竟也仅是“孔孟老庄周、诗词曲歌赋”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相对突显的一股“思想泉流”而已。更多的也仅是通过“三纲忠孝仁义礼智信”等的社会公共道德适用于“调整协调、维护平衡”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等之间的社会关系，尤其是适用于“调整协调、维护平衡”自古以来变化不是很大的“家庭关系”。在政治领域或是叫“政治管理主义文化”方面，其与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郡县制”国家管理体制的理论和实践伟大硕果又岂能同日而语。在经济领域或是叫“科技主义文化、经济管理主义文化和国际主义文化”等方面，其与近现代社会，特别是“马列毛主义”所创立的“科技思想理念，经济管理思想理念，军事思想理念、世界商品贸易互通有无的经济一体化思想理念，公平正义、平等民主的财富共享思想理念”等所创造的“过剩市场经济”经济奇迹与和谐稳定社会的功能和作用又岂能同日而语。
如果分不清这些，就会把“孔子个人的思想理念”和“以孔子为形象代言人的儒家思想”当成对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科技、管理等现代社会具有“普适性”的思想理念了。毛泽东主席当初也正是发现“孔子思想”的这种缺陷和不足，才对秦始皇的政治管理思想理念更加推崇一些了。各个“思想泉流”各有各自的功能和作用，是现代人对这些“历史人物和其思想理念”所必须应该有的基本认识和态度。也即秦始皇的思想理念更适合政治管理领域，其精髓是“郡县制”；“马列毛主义”更适合经济管理领域，其精髓是“公有制” ；“孔孟老庄周”等的思想理念更适合“调整协调、维护平衡”复杂的社会关系，等等。而这些“多元化的思想理念体系”就构成了人类的“文化” 。把人类历史上各门各派各个思想泉流的思想体系的功能和作用分清楚了，而不是以偏概全、一叶障目，对历史人物和他们的思想的认识也就能“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了。
可能这样说，是整个大社会的“思想理念体系”统治了整个社会或是世界，统治了当权者，当权者再把他们认可的“主流思想理念”用于统治整个社会或是世界。也即这个世界的真正统治者是手无寸铁的“思想家”，而不是权力和权力所有者。当然，这个“思想家”是包括政治思想家、经济思想家、科技思想家，管理思想家、伦理道德思想家等的所有门类的思想家的集合。孔子是伦理道德方面的出类拔萃的思想家，尽管他的伦理道德思想是为封建社会的和谐稳定服务的，而且孔子也没有事先声明是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服务的，但也没说后人不可以借鉴其中有用的合理内核，那么对于“孔子本人”就没有什么必要进行人身攻击了，对于“孔子的思想”也是由之后的统治者来进行取舍的。需要反对和拥护的是现代想用他思想的人，而不是孔子本人。也即对“孔子的思想”在应用于现代社会时，总要有一个继承和批判的问题。这也就是问题的实质。
在现代社会里，如何外理“孔子、孔子的思想理念和以孔子为形象代言人的儒家学说，或是叫儒家思想，或是叫儒教主义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这三者各自的功能和作用，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关系社会文明进步和未来意识形态发展走向的长远和现实的重大问题。对此，我们还必须引出并复习一下听婵释禅的“世界文化架构理论”，并用以“准确合理地”解释说明之。
听婵释禅给“文化”下的定义是：“文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非系统的‘思想理念’的多元化体系”。并按“级别类型”科学分类的理论方法将“文化”大致划分为：一是把原始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封建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社会共产主义文化和共产主义文化等做为“最高级别类型”的多元化文化体系。其虽然都是“同级别类型 ”的文化，但其却是具有“由低级向高级”运动发展的历史趋势和走向。
二是把世界各国或是民族等的科技主义文化、管理主义文化、国际主义文化、爱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文化、英雄主义文化、国家主义文化、理想主义文化、儒教主义文化、环保主义文化、实用主义文化、现实主义文化、自由主义文化、个人主义文化、教条主义文化、卖国主义文化、投降主义文化、买办主义文化等的“思想理念”文化体系归类为“次级别类型的文化”。并且是为“最高级别类型”文化不断添砖加瓦、丰富完善，或是抵制攻击、消融破坏，并也在不断丰富完善“各自文化本身”的“次级别类型”的多元化文化体系。其特点：是不管在怎样的社会形态里，其做为一种文化思潮都是或隐或现地存在着，有时某个文化思潮还能上升到很显要的位置，但其始终处于“最高级别类型”文化的附属服务文化地位。
三是把世界各门各派，各种学说、学理、学术、学技、杂谈等为“最高级别类型”和“次级别类型”文化不断添砖加瓦、丰富完善，或是抵制攻击、消融破坏，并也在不断丰富完善“各自门派或是思潮自己”的思想理念体系的“文化”归类为“第三级别类型”的多元化文化体系。
从上面的“世界文化架构理论”可以看出，以“儒家学说和思想理念”等奠基的“儒教主义文化体系”，做为一种从来都要服从、服务于“封建主义社会”这种“最高级别类型”文化的“次级别类型”的文化体系，经过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演变、演化、演生的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庞大的“学理和学技”的“学术和应用”的文化体系，并一度上升到为“封建主义社会”的那种“私有制、天下为私、大私无公、全心全意为官僚地主阶级服务和社会财富由少数人独享”等的“主流文化”服务并成为其重要组织部分的文化。但其必竟也仅是一种服务、服从和依附于“封建主义社会”这种“最高级别类型”文化的“次级别类型文化”，并且也是仅限于“调整协调、维护平衡”国与国、政府与政府、企业与企业、家庭与家庭”等的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等之间的“社会关系”。对于现代繁荣复杂并五花八门的其他的整个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管理等诸多领域，儒家思想不仅鞭长莫及，而且也根本就没有能力触及到。
“儒教主义文化”即使要依附、服务、服从和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更加文明进步的“最高级别类型”的文化，那也必然地要受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有如：“公有制、财富共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天下为公、大公无私、公正合理、互助合作、科技效率、全局发展、信仰信念、理想爱国、改革开放、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公共公益、环保人性、英雄表率、模范榜样、求真务实、自由人权、和谐稳定、协调可持续、市场经济之四个环节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等的由“几十种文化形态”的精髓、精华和精神的空前大荟粹、大集锦而形成的代表人类“文明进步”发展方向的“核心价值理念体系”进行检验过滤、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和现代化过程，才能“古为今用”。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囫囵吞枣、兼容并蓄地对待一个不是很适应现代社会，尤其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体系”严重水土不服的“儒教主义文化”来充当服务“最高级别类型”的文化，不仅是“孔府家酒”喝的太多了，而且也象热恋的情人一样，心里是再也装不下别的什么了。这样不仅亵渎了孔子这个伟大历史人物，而且对“孔子的思想”也缺乏科学理性的吸收和批判态度，更对以孔子为形象代言人的“儒教主义文化”这种“次级别类型”的文化进行了毫无意义和超出其思想理念指导范围的拔高式抵毁。一个完全不能代表“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体系”，而只能从中筛选一些“思想理念”精华、精髓和精神并服务于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儒教主义“次级别类型”文化，放到了他不应该、不适合、无能为力的站立的地方，除了会遭到人们的冷嘲热讽外，并不能给这个社会带来任何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东西。那个神圣的地方只有代表“财富共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思想理念”的创始者和实践者，才配站立在那个地方。
而“孔子和孔孟的思想”之所以被拿到文革来批判，就是因为其许多“思想理念”是不适合、不能服务于并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财富共享、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天下为公、大公无私、人人平等、男女平等”等的思想理念相矛盾、相抵触的，否则就无法建立“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思想理念”，社会主义就会半途而废。毛主席的“抓革命”，就是要保持社会主义的这些思想理念深入人心，并抗拒、抵制“封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剥削有理、按资分配、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天下为私、大私无公、自私自利、全心全意为地主资本家服务和社会财富由少数人独享、男尊女卑”等的思想理念。而这些思想理念又是以孔子为形象代言人的“儒教主义文化”所倡导和维护的。
所以，对待“孔子和孔子的思想”，只要把其当成一个有重大思想成就的伟大历史人物就可以了。“孔子和孔子的思想”即拯救不了当今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也无法让“社会财富由全体人民共享”的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回归。他只能在一个“即定的社会制度”里，也即“最高级别类型”的文化里，发挥一下他的“调整协调、维护平衡”社会关系的一定辅助和服务的作用和功能，而在剥削社会里，用他去“调整协调、维护平衡”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关系，又是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的。
对待“以孔子为形象代言人的儒家学说或是叫儒教主义文化”，只要把其当成中华传统文化中偏重于“调整协调、维护平衡”社会关系的一股相对突显于世的“思想泉流”就可以了，并且还是服务、服从和依附于“最高级别类型文化”的“次级别类型文化”。至于“儒家思想理念”的精华、精髓和精神通过“现代化过程”能有多少为当代社会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那就看其信奉者的“升华和应用”水平了。可别“画虎不成反类犬“哟！
2011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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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论儒教主义文化的传承和批判（42）
听婵释禅
以“儒家学说”等奠基的“儒教主义文化”，做为一种从来都要服从服务于“封建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最高级别类型文化”的“次级别类型”的文化体系，经过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演变、演化、演生和发展，形成了庞大的“学理和学技”的“学术和应用”的文化体系，并一度上升到为“封建主义市场经济”的那种“私有制、全心全意为官僚地主阶级服务和社会财富由少数人独享”等的“主流文化”服务并成为其重要组织部分的文化。其中的“三纲忠孝仁义礼智信”等的“主流公共道德”，就是封建社会里最显达、最耀眼的“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儒教主义文化”演化、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象“孔子、孟子”等那样的对“儒教主义文化”的开山鼻祖，也出现了无法记数的靠解释、阐述和引申、发展出若干儒学分支学科等为已任的“理学家、应用学家”等。其“儒教主义文化”的光辉灿烂程度几乎是照耀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对这样一个已经渗透到中华民族灵魂和骨髓里的传统文化，如果说不让许多人魂牵梦寄，那也是绝不可能的。尽管经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最高级别文化”在“指导思想”上的历史苍桑巨变的翻天覆地的颠簸和颠覆；尽管随着若干后起的有如“科技主义文化、国际主义文化”等“次级别文化”铺天盖地并繁荣至极的发展；尽管其它各种“成形或不成形”的学说、学术、学理、学技、杂谈等“第三级别文化”的思想泉流在与之多元化地争芳斗妍，但由于“儒教主义文化”那强大的内在张力和绵长的力道，却始终能在中华民族的灵魂和骨髓里不停地激荡和冲撞。这从即使是已经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主流文化已经“现代化了”的文化大潮中也不时地能看到它的身影，尽管其身影已显得是那样的老迈龙钟和力不从心，但其却仍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地顽强适应着新的时代，并为许多封建遗老遗少们所钟情不已。这就给这个在“指导思想”上已完全不同于往日的“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的新时代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重大课题：那就是“儒教主义文化”在当代“战国纷争”的无数“最高级别文化和次级别文化”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其还能为现代社会发挥出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其以怎样方式方法融入现代社会？难道说其真的要流水无情地繁荣不再了吗？本专题无法对庞大的“儒教主义文化体系”做全面系统的论述，仅从“儒教主义文化体系”所演变、演生的“公共道德”角度，就其地位和对其传统公共道德“现代化过程”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这个长期困扰人们的严肃问题尝试地探讨一下，希望有高手批评指正。
当今“整个大社会”，或者说是“整个世界”，已完全呈现了多元化的“公共道德”体系。现代社会已加入了太多的“最高级别和次级别类型”的“文化因素和因子”，“多元化”的“公共道德体系”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当今社会里的现实和潮流。“官本位”、“金本位”和“人本位”等“最高级别类型”的“主流文化”思想理念，与各种“次级别类型和第三级别类型”的文化思想理念异彩纷呈、让人们眼花缭乱。人们通常一提“道德”，或是叫“公共道德”，马上就会想到由封建社会里的“儒教主义文化”演化、演变、演生并传承下来的“三纲忠孝仁义礼智信”等的常规性的基本“公共道德”。其实，这是非常狭隘、狭义的认识。封建社会的“公共道德体系”已无法与今天已经“文明进步”的“社会主义公共道德体系”相提并论、同日而语了。社会主义的“公共道德”思想理念体系，要比往日封建社会的“公共道德”思想理念体系不知要厚重多少倍。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其“公共道德”思想理念体系，或是叫“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体系” ，就是综合并集中了各种“最高级别类型文化”和“次级别类型文化”等的“文明进步”公共道德思想理念的精髓、精华和精神，并符合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等大原则、大前提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公共道德”思想理念体系。诸如：“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公正、合理、互助、合作、科技、效率、全局、发展、理想、信仰、信念、爱国、改革、开放、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公共、公益、环保、英雄、表率、模范、榜样、求真、务实、自由、人权、人性、和谐、稳定、协调、可持续、市场经济之四个环节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等的“公共道德”思想理念，就是综合并集中了“几十种文化形态”的精髓、精华和精神的空前大荟粹、大集锦而形成的代表人类“文明进步”发展方向的“公共道德思想理念体系”。社会主义的这个“核心价值理念体系”，除了共产主义外，其它任何“这主义、那思想”与之相比，其光辉照耀人类的程度都如“太阳与群星”之间相比的天壤之别。而对这些“公共道德”思想理念的违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都要被人们称之为“不道德”。由此，我们可以感觉到“儒教主义文化”所处的服务和补充的地位了。
“儒教主义文化”做为一种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财富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公正合理分配”问题，又不能象“科技主义文化”那样发挥极至的植播而推动市场经济之商品生产手段、交换手段等的跨跃式进步，而极大地提高商品生产和交换等的效率、效果和效益，其所能发挥作用的“重点”也多是用于“协调平衡、调整规范”各种有如国家之间，政府、政党、企业、家庭等各层级组织之间、人与组织之间、人与人之间等的社会关系，和有如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的经济政治关系等问题。属于一种“常规性”并可以赋予丰富内涵的“基源性”，并渗透到中华民族灵魂和骨髓里的“公共道德”经典语言体系、词汇和常用语。由其所演生、演变、演化出来的具体化、生动化、形象化、说教化、规范化、程序化等的“故事、小说、教义、法律法规”等，可以说是“汗牛充栋”。
但除了“儒教主义”这种“次级别类型”的文化外，象前面所提到的从“最高级别文化”到“次级别文化”的所有“封建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爱国主义、科技主义、英雄主义”等等的几十种“主义文化”类型所蕴含的“公共道德”宗旨和思想理念来看，难道说就因为“儒教主义文化”所演化出来的“公共道德”的存在，而都要将他们熟视无睹或是灰飞烟灭吗？这岂不是太幼稚可笑了吗？也就是说，“儒教主义文化”所演生、演变、演生并传承下来的“三纲忠孝仁义礼智信”等的常规性的基本“公共道德”，虽然在“协调平衡、调整规范”各种社会关系等方面显得很有特色和成效，但其也只是这诸多“次级别类型文化”中的一种相对比较重要的“次级别类型文化”的体系而已。“儒教主义文化”及其演生出来的“公共道德”等，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是不可能做到包医百病的。
“儒教主义文化”所演变出来的“公共道德”，是必须要服从和被“社会制度体系”这类“最高级别类型文化”的“公共道德”所统领和指导的。也就是说，“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是社会财富由多数人共享，还是社会财富由少数人独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全心全意为资本家、地主、官僚服务”等的这类具有“统领和领袖性质”的“公共道德”，也即“大道”，才是决定象“儒教主义文化、科技主义文化”等所有这些“次级别类型”文化“性质和服务对象”等的根本标准。离开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公平正义、平等民主”等公共道德的“大道或是叫大仁大义”，在一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剥削压迫社会制度下所形成的“地主、资本家、官僚”等日进斗金，只拿出那么一点残汤剩饭的摆出所谓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来，那无疑就是欺骗人民的“假仁假义”或是“小仁小义”的忽悠。因此说，“儒教主义文化”所演变出来的“公共道德”，从来都是概莫能外地受制于和服务于某种特定“社会制度”这种“最高级别类型文化”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公共道德”，特别是“儒教主义文化”所演变出来的“三纲忠教仁义礼智信”等的“公共道德”，必须要通过赋予新的内涵的“现代化过程”，才能进行有效地传承和发扬光大。这是因为当代的“社会制度”已与“儒教主义文化”繁荣昌盛的“封建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时期的“社会制度”大不相同了。各种“不同”社会制度条件下所“倡导、认可、约定而形成”的“公共道德”的精髓、精华和精神，是可以通过适应新的“社会制度”并赋予以新的内涵的“现代化过程”来加以继承并发扬光大的。但其在新的社会制度里是担当“主流公共道德”，还是“非主流公共道德”，也或是“常规性、常理性公共道德”；是上升为“最高级别类型”的公共道德，还是停留在“次级别类型和第三级别类型”的公共道德的地位，就要根据其所处的“社会制度”的“公有制和私有制，社会财富由多数人共享、还是由少数人独享”等的“大前提、大原则”来决定了。
在封建社会里，虽然在畸角旮旯里也讲“公有制和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理想，也讲“公平正义、平等民主”等的大道，但这些“公共道德”却从来都不是整个封建社会的“主流公共道德”，也从来没有上升到“最高级别类型”的公共道德。他们只是少数侠义侠客之士和理想主义者身上流淌的血。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把“公有制、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的“公共道德”上升为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通透并融会贯通于“大道、中道、小道”的“主流公共道德和“最高级别类型”的公共道德。
当然，在封建社会里也缺乏象“科技主义文化”所植播的“效率、效益、效果”等的“公共道德”思想理念，也缺乏“现代管理主义文化”所植播的对“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所进行的“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等的“公共道德”思想理念，更没有“环保主义文化和国际主义文化”所植播的“安全、无污染、低碳、有机”和“经济全球化、文化一体化、货币一体化”等的“公共道德”思想理念，等等。所以说，“儒教主义文化”所演变出来的“三纲忠教仁义礼智信”等的“公共道德”，在当代社会，如果可以应用的话，其也只能是一个国家庞大“公共道德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对于中外传统“公共道德”继承和发扬光大，我们应该采取的基本态度，还是要象毛泽东主席所教导的那样：就是还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地继承和发扬光大，还要首先进行“去粗取精、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认真梳理，分清各“社会制度”条件下“公共道德”的各级别类型，主流与非主流，特别是“好坏优劣”。分清哪些是完全不能用于现代社会制度的公共道德；哪些是经过“改造和现代化过程”可以用的公共道德；哪些是不用改造和现代化过程就可以直接拿过来用的公共道德等，并通过“大道、中道、小道”地整理和“体系化”过程，使其成为人类、国家和民族、国家内部的各行各业乃至家庭及其成员等“倡导、赋予”的符合其当下社会制度的最基本“公共道德或职业道德、家庭伦理道德”等。并依据这些“文明进步”的公共道德“制定和修改”各种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和规章制度，使各种“软性”的公共道德真正地“硬”起来。从而实现“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相互配合和相互补充过程，发挥其治国安邦、富裕人民，保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协调平衡、维护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和经济政治关系等的综合社会效益和效果。
“儒教主义文化”所演生的“公共道德”思想理念体系，曾在封建社会以“主流公共道德”的身份，发挥过维护调整、协调平衡整个国家、政府、企业、家庭等各层级组织和其人民之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儒教主义文化”，做为一种传承和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次级别类型文化”所演生出来的“三纲忠孝仁义礼智信”等的公共道德，曾在“封建主义市场经济”并以其“私有制、社会财富由少数人独享和全心全意为官僚体系服务”等“大道”的前提下，在许多朝代里曾上升为一种“主流公共道德”，并为统治阶级维护调整、协调平衡“皇帝和皇族、朝廷、作坊庄园、家庭及其成员等之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方面，起到了基本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儒教主义文化”所演生和倡导的“三纲忠孝仁义礼智信”等基本“公共道德”，其无疑是具有合理内核并经过“现代化过程”的赋予新的内涵后，可以为现代社会的“公共道德体系”建设服务的重要“基源性”并内涵丰富的经典语言体系、词汇和常用语。但其多数只能处于“次级别类型和第三级别类型”层级，并在“社会制度”所确定的“大道”统领和指导的前提下，是用于维护平衡、协调调整那些“常规性”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等的“公共道德”。其无论如何也是不能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所能奠定的“互助合作、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公正合理”等的“最高级别类型”的“公共道德”相媲美的。
“儒教主义文化”所演生和倡导的“三纲忠孝仁义礼智信”等基本公共道德在当代“社会制度”条件下的实践过程。比如：人民“忠”于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祖国，党员“忠”诚于自己的组织，员工“忠”于职守，丈夫妻子“忠”于自己的家庭，子女“孝”顺自己的父母，同志间互相尊敬、爱护，公仆对人民讲仁爱、讲“义礼”、讲“信”诺、讲诚信、讲启蒙发“智”等等，仍然为现代“社会主义”国家所倡导和弘扬。“三纲”中的“君为臣纲”所演变出来的现代政府、政党、企业等各层级组织的“下级服从上级、所有下级组织都要服从中央组织”的变种，也是这样的承继关系。“三纲”中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虽然通过“男女平等、平等民主、一夫一妻制”等的社会主义“家庭伦理道德”的冲击，已很难找到其踪迹，但若翻开每个家庭的户口本，其“户主多为男人、子女承继父亲的姓氏”等，也是能够找到这种承继关系的“印痕”的。这就是封建社会的“公共道德”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的“现代化过程”所形成的承继关系。也即能为现代社会服务多少，就服务多少；不能为现代社会服务的，就少用或是不用。
而西方发达的“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其渗入了太多的社会主义“公共道德”的因素和因子，其所提倡的“最高级类型”的“平等民主、自由人权”等公共道德，也有其符合社会主义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合理内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吸收的。象其建立健全的保障和保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社会公共福利保障共享制度体系”等都是“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主义“公共道德”的应有之义。在这方面所体现的“公平正义、平等民主、互助合作、公正合理和社会化”等的公共道德，我们又有什么不可以学习和吸收的呢？
“仁义礼智信”等的这类渗透到中华民族灵魂和骨髓里的“公共道德”思想理念的精髓、精华和精神，真正缺乏的正是“与时俱进”的为现代社会服务的“现代化过程”的演变和演义。故事可以翻新，但灵魂、精华、精神和精髓却可以长存长在。“仁义礼智信”等的“公共道德”思想理念经过“现代化过程”，与上面归纳的当代“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公共道德思想理念体系”所形成的对应关系，可大致归类划分为：
一是公平、公正、合理、公共、公益、互助、合作、全局等就是属于“仁”的范畴。
二是正义、自由、民主、爱国、平等、人权等就是属于“义”的范畴。
三是和谐、稳定、平等、友爱、环保、互敬互爱、尊老爱幼、助人为乐、博爱等就是属于“礼”的范畴。
四是科学、效率、知识、技能、发展、规划、计划、组织、管理、均衡、协调、可持续、开放等就是属于“智”的范畴。
五是政权的威信、威望、威严、威慑、公信力、号召力，交换交易过程中的信誉、诚信，企业品牌形象的信誉、信诺，家庭和个人的家风、诚信、品德、人品、品性所产生的威信、威望、公信力、号召力，监督、约束和理想、信仰、英雄、表率、模范、榜样、求真、务实等都属于“信”的范畴。
以上的划分和归类，虽然不一定是很准确，但却可以抛砖引玉地启示人们，中国传统的“常规性”公共道德的精华、精神和精髓是可以古为今用的。正是这些代表人类社会文化“精义和精髓并内涵丰富”的根本思想理念或是概念范畴，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扩大其外延和丰富其内涵，并尽可能地为了符合中华民族的“用语习惯”，才组成了这丰富多彩的人类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才促进和规范了国家、政府、政党、企业、家庭、个人等之间的相互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
封建社会的“仁义礼智信”这些“公共道德”思想理念，是必然要受到 “不同社会制度”这种“最高级别文化”的统领和指导并为其服务的，并也必然地要打上“各个不同社会制度”的深刻烙印。尽管在这里我们把“仁义礼智信”等“公共道德”思想理念“牵强附会”地人为地扩大其外延和丰富其内涵，但在现代多元化的纵横交错的“公共道德体系”里，其还是在使用上有许多的不方便，特别是现代汉语已经习惯了的“双词”语感，使人们更愿意说“理想、信念、信仰”等具体化的“信”，而不愿单字蹦地说“信”。也即“仁、义、礼、智、信”等虽然各字都有很强的概括力和浓缩力，但却不符合现代人的“双词”说话习惯。也就是说，如果不把“儒教主义文化”所演生的“公共道德”思想理念体系，转化成为符合现代“社会制度”要求并赋予新的内涵和外延的“新的语言体系”，是根本就难以推广应用的。
“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社会制度，其所谓的“仁义礼智信”等公共道德思想理念的内涵和外延，肯定是大不相同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官本位、金本位”等条件下的“仁”，是地主、官僚和资本家等掠夺100万，拿出一百块施舍出来的“仁”，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人本位”等条件下的“仁”，是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互助合作式的“仁”。这是“性质和服务对象”完全不同的“仁”。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是假仁假义、小仁小义；社会主义是从根本分配制度上实现了普惠性质的真仁真义、大仁大义。这就是“仁义礼智信”等“公共道德”思想理念，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条件下所显示的“内涵和外延”大不相同的不同性质和特点。所以，对于那些死抱着封建主义“公共道德”原来“固有”内涵和外延不放的封建社会遗老遗少们来说，最好是先把“社会制度”这种“最高级别类型文化”的公共道德思想理念整明白后，才有资格谈一点发扬封建传统“公共道德”的问题，否则还是别在那“假仁假义”地进行瞎忽悠了。
总之，时代在进步，“社会制度”在变革，“公共道德”思想理念也必然地要随之变革、丰富和文明进步。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潮流。
2010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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