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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奸秦桧是怎样回到南宋的?

华风 · 2011-01-25 · 来源:华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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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金人当走狗的大汉奸秦桧是怎样回到南宋的?

 

秦桧(1090-1155年),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秦桧出生于一个下级官吏家庭。  

      

据说这个秦桧倒也是个人才,生得脚长如竿,眼有夜光,“桧(秦桧)性阴密,乘轿马或默坐常嚼齿动腮,谓之‘马啖’相家谓得此相者可以杀人”(《三朝北盟会编》卷220)  

      

南宋初年的奸相汪伯彦未中进士时,曾接受徽州(今安徽歙县)祁门县令王本的聘请,到当地开馆教学,秦桧和他的兄弟都拜汪伯彦为师,在汪伯彦的门下读书。  

       

秦桧小时就“天资狡险”,又在汪伯彦那里学到了一套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的本领。所以,当他在做太学生时,便阴一套、阳一套,表面上有时也乐意为大家做些事情,同窗要去出游,必“委之办集” ,但在暗地里又“善干鄙事” 。同学们觉察到他有这种两面派的行为后,都瞧不起他,称他为“秦长脚”。  

      

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秦桧考中进士,任密州(今山东诸城县)州学教授,后又中宏词科,由李邦彦“荐入馆职”。秦桧进入官场以后,可说是平步青云,一帆风顺。  

      

(附注:秦桧考中的仅仅是进士,并非是状元!宋代一批进士有上百甚至几百人之多,其中的第一名才是状元。秦桧当时考中的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进士而已,连前十名都没有进,根本就不是什么“状元”!所谓的秦桧中“状元”之说完全是网上的某些不学无术的欺世盗名之徒的杜撰缪传!)  

      

北宋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底,金军再次包围了宋朝都城东京汴梁(今开封)。不久,东京便被攻破。金国女真兵纵火烧杀抢掠,把汴京城内的金银财宝搜括一空。  

   

最初,金国女真人并不以搜括金银财宝为满足,还想夺取北宋王朝而代之,但又“惧民不听”,也顾虑悬军南下,占领州、县过多,“兵力不周,是自贻患也”,所以才不敢这样做。但是,又恐怕“他日赵氏必复兴”,于是又有“就城中别择贤人之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金人为要另立异姓,便把徽宗、钦宗、亲王和后妃等人都扣押起来。  

      

靖康二年(1127), 金国女真皇帝下令废徽、钦二帝。在‘君为臣纲”的封建时代,士大夫把忠君的思想言行,看为是最高的道德准则,所以一听到二帝被废而要另立异姓的消息,同知枢密事孙傅便立即发动文武百官写了一封呈文送往金营,陈述当时在中外异姓中没有合适的人选,如果仓促册立,不但四方必然不从,而且宋金双方还会因此而造成兵连祸结,争斗没有止息之期,况且汴京经过两次搜刮之后,“公私所有,各已罄竭”, “难以立国”,请求金军班师,让北宋朝廷“退守偏方,以备藩屏”, 如能准许钦宗复位,所有“称呼位号,一听指挥”。但这个呈文并没有送到宗望、粘罕那里,孙傅自己便又写了一封呈文,再次向粘罕等人请求,力主要是不允许钦宗复位,就在皇族中“择一贤者立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  

      

这就是所谓的“存忠”赵氏的主张。很明显,这个主张,是把一个国家的存亡,看作是一姓之兴废,只要能保住赵氏的皇位,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向金国女真人屈辱称臣,甚至永为藩属。  

       

尽管这样,金国女真人还是置之不理,金军统帅直接指令北宋投降派吴幵、莫祷等人催促百官,要他们“督举异姓” 。其实,要百官推举异姓也不过是一种形式,金国女真兵统帅粘罕他们早就看中了前宰相张邦昌,要立他作为金国女真人的傀儡皇帝。  

   

金将还要北宋群臣一同拥立张邦昌为帝,如有人敢持异议或藏匿赵氏者,以军法严惩。  

   

敌人虽然气势汹汹,但北宋许多官员仍不屈服于金军的威胁,当时要求辞官者就有四十余人,他们宁愿弃官,也不肯拥戴张邦昌为帝。  

   

金军统帅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等人见用硬的一套行不通,便改用欺骗与武力威吓相结合的办法来逼使百官就范。他们命北宋吏部尚书王时雍为汴京留守,要他到处张贴榜文说:“金人许推择赵氏贤者”为帝(《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并要他请文武百官到秘书省商议这一事情。  

       

当北宋文武百官到达后,秘书省的大门即被关闭,周围布满了全付武装的金国女真兵。在这森严而恐怖的气氛中,范琼出面宣布:金国要立张邦昌为皇帝。文武百官这才知道上当受骗了。面对这种情况,有的人“唯唯而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也有不肯俯首就范的,其中有个太学生就说:“某等所见,意殆不然”。  

   

范琼怕其他的人也跟着他起来反对,‘即抗声折之”。王时雍更怕拖延时日,夜长梦多,又看到大家不肯写推举状,他就带头签写,于是文武百官也只好跟着他签写了。  

       

起初,虽有人流泪悲叹,但又不敢提出异议。后来,奉直大夫寇庠才严然厉声地说:“吾乃异议者,请如所令”。  

   

接着,朝请郎高世彬也悲愤地说.“吾请同行”。他们的抗议在同僚中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监察御史马伸当场对众官说:我们“职为争臣”, 怎么能够“坐视不吐一辞”?我们应当共同写一篇反对状,要求保“存赵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  

       

秦桧这时官为御史中丞,秦桧看见文武百官的反对态度,也听到属下马伸等人的慷慨陈词,自己作为御史台的长官,当然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就独自地写了一纸状文送到金营。  

       

秦桧在他写给金国女真人的状词的开头,首先表明:他秦桧写此状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尽忠于赵宋王朝,也是为了替金国女真人着想,并帮助你们金国女真人权衡利弊。  

       

秦桧还说:值得金国女真人注意的是,赵宋建国已有一百多年,统辖地区辽阔,子孙蕃衍,“号令一统”。张邦昌作宰相时,只不过是一个“附会权幸之臣,共为蠹国之政”, 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如果把他立为皇帝,天卞的英雄豪杰必然会“共起而诛之”,最终还是不能成为金朝的屏障和藩属。金国女真人如果不顾一切,一定要立张邦昌为帝,那么“京师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而天下之宗子不可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  

       

所以,他秦桧衷心地希望金国女真人要深思熟虑,最好还是恢复宋钦宗之位,让宋钦宗当个傀儡皇帝,这样“实大金万世之利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  

      

这就是秦桧后来所一再吹嘘的,他在靖康末年如何不顾安危,“存忠”赵氏的事实真相。  

       

实际上,秦桧在状文中虽然已申明,他的反对状“非特忠其主也,且明两国之利害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但在当时仍是迷惑了不少人。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认为秦桧能“存忠”赵氏,就是一个难得的忠臣,假“使会之(秦桧的字)诚有此,而无绍兴再相,擅国罔上,专杀尚威,则谓非贤可乎”? “倘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挥麈后录》 卷2)  

   

当时金国统帅粘罕虽然没有接受秦桧的建议,但对秦桧能设身处地地为金国女真人的利益着想,却已经产生了好感,并“心嘉其忠”(《鹤林玉露》卷5,《格天阁》)。  

      

金国女真人为要灭宋,在靖康二年(1127)三月就扶立投降派的头目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命他统治黄河以南的宋朝旧域,统治了一百六十八年的北宋王朝至此灭亡。到同年四月,金军才北撤。北撤时掳走了徽、钦二帝、后妃、嫔御、亲王、宗室、文武百官共三千多人,还运走了搜刮来的大量金银、珠宝、古器物、天下州府图籍、图书、浑天仪以及百工、技艺、僧道、医卜、平民等约十万人,满载北去。这就是“靖康之祸”。  

       

金国女真人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也只是权宜之计。他们打算先巩固对辽东和黄河以北地区的统治后,再作南侵,所以在他们北撤时,还“取秦桧及太学生三十人、博士正录十员” ,并明白地告诉他们说:“金国不要你们作大义策论,各要汝等陈乡土方略利害”。在太学生中,有些无耻之辈就争着拿起纸笔,“陈山川险易,古人攻战据取之由以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当时金国女真兵统帅粘罕等人之所以特别指名要秦桧前往,从表面上看其理由是说他“以废立异议,故取之”。但实际上,其实是因为粘罕看了秦桧写的状书以后,不仅“自喜其为人”(《大金国志》卷13) ,而且“心嘉其忠,与之俱归”(《大金国志》卷13)。  

       

同时,使金国统帅粘罕对秦桧产生好感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后来秦桧对人家所说的:他在靖康末年,与莫俦同在金营,当时由于粘罕怕赵氏他日复兴,要将赵宋宗室全部抓去,来个斩草除根,但又顾虑到“搜寻宗室,有所未尽”,忧心忡忡,不知怎么办?  

       

于是莫俦就先向粘罕献计,要他到“宗正寺取玉牒(皇族的谱牒),其中有名者尽行根刷,无能逃矣”。  

      

当时秦桧也在旁,秦桧则认为:莫俦这个计谋不好,因有的人家宗族繁多,大家虽有宗族之亲,但情谊却很疏远.有的人虽同姓,但他们的恩情还比不上异姓,他们平时既然不能共富贵,一旦有了祸患,就想“与之均,以人情揆之,恐无此理”。  

       

秦桧的确是老谋深算,乍听起来,秦桧好像是不同意莫俦的意见,而其实秦桧是在婉转地指点粘罕:以单纯根刷宗室的办法,是不可能防止赵宋政权的复兴的。粘罕当然也听懂了秦桧的意思,所以才说:“中丞之言是,由此异待之”(《挥麈后录》卷3)。  

   

秦桧过去装模作样地表示反对割地,也反对立异姓为帝,但这些都是为了他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做掩饰。秦桧“始陈此议,特激于一朝之谅”(《鹤林玉露》卷5,《格天阁》)。  

               

所以当秦桧一旦当了俘虏,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候,秦桧也就开始脱去伪装,原形毕露了。  

               

秦桧“既至虏廷,情态遂变”(《鹤林玉露》卷5,《格天阁》) ,变节投敌,当了金国女真人的狗奴才。  

   

其实,金国统帅粘罕本来就看中了秦桧,对秦桧早已有好感,而今就更加信任他了。所以,秦桧到金国后,自然能够享受其他俘虏所不能得到的礼遇。  

               

当时,徽、钦二帝和北宋王朝的其他宗室大臣在被俘北去的时候,都受尽了金兵的折磨。燕王赵俣因绝食死在路上,金兵用马槽来收敛他,马槽不够长,“犹露双足”。宋徽宗在途中口渴,也只能“摘桑堪食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  

   

北宋的皇室宗亲被押解到燕山府(今北京市)后,金国女真人怕赵宋宗室人多势众,难以对付,便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命宗室一千八百多人留在燕山府,按人口配给粮食,监视很严,使“宗室之死甚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  

              

至于徽、钦二帝以及其余的人,都被押送至金国的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原来位极至尊的徽、钦二帝,当成了阶下囚时,一切都得俯首听命,任人摆布。  

              

徽、钦二帝被迫穿着素服去跪拜金太祖庙,又到乾元殿去叩见金太宗。金太宗封宋徽宗为昏德公,封宋钦宗为重昏侯。这种封与被封之间,意味着君主与臣属的关系,而这些封号,对徽宗、钦宗更是莫大的讽刺。  

              

徽、钦二帝在备受凌辱之后,被“移居韩州”,并且还经常遭到金人的鞭打。宗室晋康郡王赵孝骞等九百余人,也徙“至韩州同处”。金国女真人对他们不仅在政治上百般凌辱,而且在生活上也极为苛虐,“仅给田十五顷,令种莳以自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  

               

在当时的宋朝俘虏中,只有秦桧是唯一能享受特殊待遇的人物。  

               

由于金国统帅粘罕的推荐,金国皇帝对秦桧极为赏识。在流放徽、钦二帝及其他赵宋宗室大臣时,惟独秦桧不被流放,惟秦桧“不与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并将秦桧赐给金国元帅左监军挞懒为“任用”, “任用者,犹执事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  

                           

金太祖的四太子完颜兀术(即小说书中的“金兀术”),还专门宴请秦桧,而左右侍酒的人,也都是“中都贵戚王公之姬妾”(章颖著《皇宋中兴四将传》卷2《岳飞传》)。  

   

秦桧得到这样的知遇之恩,自然受宠若惊,感恩戴德,便卑躬屈膝地投靠了金国女真人,依金国权贵挞懒“以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谄事挞懒,顷心为之用”(《鹤林玉露》 卷5,《格天阁》)。  

   

挞懒也优待秦桧,“亦厚待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  

               

秦桧变节投降后,和金国女真统治者的交情打得十分火热,他们主奴之间一场可耻的政治交易就这样开始了!  

   

早在公元1127年,宋高宗登基不久,就不断遣使去金国,卑辞厚礼,一意求和。但金国最初兵力强盛,一心想吞灭南宋,根本不肯承认南宋的重新立国。      

宋高宗赵构为要再次表示自己的议和诚意,于建炎三年(1129)九月,又派奉议郎直龙图阁张邵使金。张邵为使去山东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和金国元帅左监军挞懒会见,见面时挞懒却要他行下拜之礼。张邵反驳他说:你我都是南北朝臣,没有相拜之礼。但挞懒恼羞成怒,就把他扣押起来,送去密州(今山东诸城)。               

当时和张邵形成鲜明对照的反面事实是,秦桧在投靠金国女真人以后成了挞懒军中的座上客,在张邵会见挞懒时就亲眼见到“前御史中丞秦桧在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8)。          

公元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金国天会七年)秋,在宋高宗赵构接连向金国最高统治者上书乞哀之际,金国女真贵族们又出动了大军,还带上在燕、云、两河等地强征的剃头签兵,以完颜兀术(汉名宗弼)和完颜挞懒(汉名昌)为统帅,分兵数路,再次大举南侵攻宋。    

在这次侵宋战争中,金国元帅左监军完颜挞懒(昌)负责淮南战场,完颜兀术(宗弼)负责江南战场。                 

这次南侵,金军统帅挞懒带兵攻取淮东。过去秦桧为御史中承,又是南方人,对南宋的情况很熟悉,挞懒就利用这条走狗,“命桧以任用偕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            

秦桧不满足于独身前往,还想带他的妻子王氏一同随行,似又摸不透金将的底蕴,夫妻俩便假装争吵。王氏故意大声地叫嚷说:“大金国以汝为任用,而弃我于途中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

因挞懒的住所和秦桧的住处相邻,挞懒的妻子一车婆听见争吵后,便过来相问。

王氏把争吵的缘由告诉了她,一车婆即安慰她说:不用顾虑,金国的法律允许家属随军。

一车婆回家后,便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挞懒。挞懒要利用秦桧,对他当然不同于南宋的一般降将,也用不着扣留他的家属作为人质,所以就准许了王氏随军而行。于是,秦桧夫妻两人,便一同地为挞懒的侵宋卖力。秦桧在挞懒军中为“军事参谋”,兼充“随军转运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              

 江南战场的金军分兵两路侵宋。西路军由完颜拔离速、耶律马五等指挥,在建炎三年(1129年)十月,由黄州(今湖北黄州)渡江,先后攻入江西、湖南和湖北三路,一路烧杀劫掠,然后北撤。驻江州(今江西九江)的刘光世军闻风逃窜,致使金军在西路的一支偏师得以横行几千里。只是南方一些村民自动组织抵抗,才使那些金兵遭受一些损失,而有所忌惮。              

金兵西路军攻打江西、湖南,想活捉在洪州(今江西南昌市)的隆裕太后(宋哲宗废后)。这路金兵的一支打到抚州时,抚州守臣即秦桧的岳父“王仲山以城降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9)。金人得到这条鹰犬,非常高兴,马上命王仲山(秦桧岳父)的儿子王涣“权知州事,令括管内金银赴洪州送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9)。当金兵进犯袁州(今江西宜春)时,袁州守臣即秦桧岳父王仲山的哥哥“王仲嶷亦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9)。              

在南宋军民浴血奋战抗金的时候,不仅秦桧夫妻,而且连同秦桧妻子王氏的一家人,都成了这一抗金斗争洪流中的汉奸败类,当了金国女真人的狗奴才。

当时,金军统帅挞懒率军攻打楚州(今江苏淮安)。南宋的徐州守臣赵立,因在徐州城中势孤粮缺,就带领部下救援楚州。沿途遇上不少金军,且战且进,接连打了七次胜仗,才进入了楚州城。进城时,赵立的嘴为流矢所伤,不能说话,但他仍坚守岗位,以手指挥。将士们极受鼓舞,奋勇力战,其时楚州城内的军民总共不满万人,而挞懒所率领的金兵却有几万,一连攻城四十多天,仍不能攻下。敌人没有办法,只好退守孙村大寨,命骑兵抢掠杀害城中出来购买粮食和柴草的老百姓,并企图以这种做法来困死赵立的军队和城中的老百姓。           

再说楚州被金国女真兵围攻了一百多天,城中情况极为困难,初时还有“野豆、野麦可以为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7),后来这些都吃光了,只有食草木、榆皮。但城中军民仍然毫不气馁,斗志昂扬。赵立和士卒同甘共苦,每次作战,必先士卒。而且,军纪严明,在战斗中如果有人临阵退缩,他立即就大声疾呼,飞马而来.将其斩首。因而“众畏服,亦乐为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7)。全城军民在赵立的指挥下,都誓死保卫楚州。              

金军围城久攻不下,金军统帅挞懒万分着急,汉奸秦桧则替他出谋划策。秦桧以自己贪生怕死之心来度楚州军民之腹,认为城中粮尽援绝,劝降的鬼计必定可行,于是秦桧为挞懒写了一道“檄文”,企图劝说楚州军民投降(《大金国志》卷13)。但楚州军民,誓死不降。他们决心战斗,与城池共存亡。

  

到了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宋金战争形势发生转变,金军进犯江南地区,长途奔袭,战线过长,金兵所到之处不断遭到南宋爱国军民的英勇抵抗,金军伤亡惨重,而占领的地区又不能巩固,无法立足。   

在金军主力进攻江南的时候,中原沦陷区内的原宋朝军民也纷纷聚众抗金,“江北之民,誓不从敌,自为寨栅,群聚以守者甚众”。   

建炎四年(1130年)间,金军攻占了宋朝东、西、南、北四京,以及河北、河东和京东路的全部,京西和陕西各路的大部。女真贵族吞噬如此广阔的地域,一时难以消化。尤其是,北方广大地区的原宋朝民众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使金人不得安宁。    

在北方的广大地区,始终是烽火连天,义帜遍地。北方人民为着故土的光复而奋战不息。    

种种迹象表明,单纯靠军事手段,是不可能灭亡南宋的,金国女真贵族们于是放弃了在短期内消灭南宋政权的不切实际的计划,要转回头去,去倾力经营已经占领的中原和华北各地。    

于是,金国女真贵族们就决定实施新的对宋策略:(一)扶立早已投降金人的南宋济南府知府刘豫为“大齐”傀儡皇帝,将中原和陕西地区交给伪齐统治,把它作为宋金之间的缓冲地带;(二)金军集中兵力攻取西北,图谋先夺取秦川五路(秦凤路、环庆路、泾原路,熙河路、鄜延路),然后从陕西进入四川,顺流而下,从而形成对南宋的迂迥大包围;(三)采用“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谋略。  

所谓“以和议佐攻战”, 其实“和议”是一种烟幕弹,是想诱惑南宋王朝放松警惕,丧失斗志,最后乘机一举而灭之,所以“和议”仅仅是金朝作为侵宋战争的一种辅助手段而已。         

所谓“以僭逆诱叛党”, 就是扶立伪齐汉奸刘豫为傀儡皇帝,给予高官厚禄,以此来引诱南宋内部的投降派,分化瓦解,进而破坏抗金斗争。   

金人企图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措施,来达到他们在战场上不可能达到全部占领和统治南宋领土的侵略目的。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秋,在江南战事结束之后,金国女真统治者开始采取“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新策略(《大金国志》卷7)。金国女真人企图通过这一新策略,来达到他们在战场上不可能实现目的。  

              

金人所谓的 “和议”其实是一种烟幕弹,是想诱惑南宋王朝放松警惕,丧失斗志,最后乘机一举而灭之,所以“和议”仅仅是金国侵宋战争的一种辅助手段,是为了辅助“攻战”。  

              

为了实施“以和议佐攻战”,金国女真人还准备派内奸打进南宋朝廷。为此,金国女真最高决策者于天会八年(1130)在“黑龙江之柳株”开会,会议的中心内容即是商讨如何才能灭亡南宋的问题。  

              

会上,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远房侄子陈王完颜兀室,担心“宋氏之再隆”,可是单凭军事力量又“不可以威取”,于是认为要想方设法从南宋内部进行破坏。他们又进一步地分析了南宋大臣们的情况,认为张浚等人“志在于复仇”,韩世忠等人“则习于兵事”,这些人“势难先屈”,也不可能为金国女真人所利用(《大金国志》卷24)。  

              

于是有人提出:只有派遣在金国的宋臣先归,对南宋进行威吓,使之归顺,我们“佯不从而勉强听之”。大家都觉得这条计谋很好,但派谁合适呢?  

              

有人提出派遣张孝纯。金军统帅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认为不妥,他说:“此人在河东失节,人谁不怨,便去如何得位,得志,只有桧可用”(《大金国志》卷24,还可参见《脚气集》)  

   

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认为秦桧有见识,又能“尽忠”于金国女真人。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还说:我喜欢秦桧这个人,所以才把他“置之军中”,不到半年,“其言皆验”,秦桧他不仅已经投靠了我们,而且还提出了“南自南,北自北”的策略。“若纵其归国,必是得志,可济吾事”。其他人也觉得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所说的话有道理(《大金国志》卷24,还可参见《脚气集》)。  

   

而秦桧自卖身投靠金国女真人后,的确不断用实际行动表明他是真心实意为其金国主子服务的。在楚州之战时,秦桧为挞懒劝降宋将的目的虽未达到,但秦桧的行为却表现了对金国主子的忠心。  

               

金国女真统治者们在经过多次对秦桧“试之以事”之后,认为“南臣贫薄,唯桧温实”。也就是说,他们对秦桧经过多次考验以后,对秦桧是完全信赖得过的(《大金国志校证》卷13)。  

               

同时,金国女真统治者们还认为秦桧在靖康末年,给金国上书请存赵氏,成为俘虏,在南宋朝廷里也留下了“忠义”的名声,是以“天下高之”(《大金国志》 卷13)。有了这件迷人的外衣作伪装,送秦桧回去,就容易掩盖其内奸的真面目,而且还能取信于南宋朝廷。  

               

所以, 金国女真统治者们就把决策告知秦桧,“阴以桧约”(《鹤林玉露》卷5《格关阁》),要他回南宋后,“俾结和议为内助”(《三朝北盟会编》卷220 《中兴姓氏录》),也就是要秦桧南归充当内奸,从内部破坏南宋的抗金事业。秦桧当然非常乐意,结果女真统治者也就“纵之南归”了(《鹤林玉露》卷5《格关阁》)。  

              

为了使秦桧能安全回到南宋,金国女真统治者还作了一番筹划。秦桧的岳父王仲山有别业在山东济南,金人就在王仲山的产业中取了一部分给秦桧,作为路费使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而且还帮秦桧准备好船只,叫秦桧“乘船舰全家厚载而归”(《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十月,秦桧带着妻子王氏、小奴砚童、小婢兴儿以及亲信高益恭等一班随从,乘船满载着丰厚的财宝,从刚刚被金兵攻陷不久的楚州(今江苏淮安)登船而去,行到附近的涟水(今江苏涟水),被南宋水寨统领丁祀的巡逻兵抓住,并要杀他。  

   

秦桧说:“我是御史中丞秦桧。这里有没有秀才,应该知道我的姓名。”  

   

有个卖酒的王秀才,不认识秦桧,但装作认得秦桧的样子,一见就作个大揖说,“中丞劳苦,回来不容易啊!”  

   

大家以为王秀才既然认识秦桧,就不杀他了,而以礼相待。  

          

为了蒙混过关,秦桧编造了一套谎言,说他是如何如何地杀掉了“金人监己者,奔舟而来”,把自己装成一副英雄汉的架势。  

   

但是丁襈的部将对秦桧的回来颇有怀疑,认为宋金两军正在对战,秦桧怎么可能带着全家人并且还带着这么多的财宝平安无事地从金国回来呢?所以,定然是金国女真人暗中派遣秦桧回来当奸细,“宜速诛之,以绝后患”(《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  

              

宋军参议王安道、机宜冯由义都不同意这样做,他们极力保护秦桧,认为秦桧是宋钦宗时的中丞,如果杀掉了他,将来南宋朝廷追究起来,对丁撰军实为不利。这样,秦桧才免了做刀下之鬼,被送回到南宋朝廷的行在。

   

               

秦桧回到南宋朝廷之后,继续捏造自己如何从金国逃回南宋的谎言。但对秦桧的谎言,当时南宋朝廷的许多官员都表示怀疑(《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南宋大臣们提出了种种疑问,认为:  

   

第一,当初,大臣何樐、孙傅、司马朴和秦桧一起被金人押到北方并遭到拘禁,何樐、孙傅、司马朴三人都不能够回来,为什么秦桧能够单独回来?  

               

第二,从燕山府(今北京地区)到楚州(今江苏淮安)将近三千里路,在这样漫长的地带怎么会没有金人防禁呢?秦桧又怎么能够逾河越海而又不被金人觉察呢?  

               

第三,秦桧自称是随军至楚州后乘金人不备而逃走回来的,那么最多也只能是他一个人逃脱,但是他却能够带着妻子王氏以及许多随从一起逃回。  

               

第四,秦桧说在涟水军时宋将要杀他,是为要贪图他的“囊橐”之财,既然他有“囊橐”之财,既然他带着那么多金银财宝,又怎么会是逃回来的呢?  

               

对于这一连串的疑问,秦桧是无法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的(参见《宋史》卷473《秦桧传》)。  

              

南宋朝臣们在议论纷纷之后,大家一致推测说:莫非秦桧在金国“尝倡和议,而挞懒纵之使归”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  

              

这些疑问和推测,都说明了不管秦桧是如何巧妙地伪装,终究也瞒不住人们雪亮的眼睛.  

            

而这些疑问只有秦桧的密友、时任南宋宰相范宗尹和李回为秦桧辩解,范宗尹还不遗余力地举荐说秦桧忠于赵宋王朝。但疑团却并没有消除。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金国女真统治者在扶立刘豫伪齐政权的同时,又放纵奸细秦桧归宋。
  


金国扶植刘豫傀儡政权和派遣奸细秦桧打入南宋朝廷内部,几乎是同时发动的政治攻势。前者虽一时颇有声势,其实不过是抗金事业的疥癣之疾;后者一时并无成效,却最终成为断送南宋抗金斗争的心腹之患。

  

  

========================================================================

 

附件一

南宋史家学者对秦桧当权期间南宋朝廷所奉行的卖国政策的揭批:

南宋大臣袁燮在奏章中指出:『自秦桧当国,阴与虏结,沿边不宿重兵。』(《历代名臣奏议》卷337)

南宋学者罗璧指出:『宗泽与汴为始终,岳飞恢复不已,金主役桧死之。』(《罗氏识遗》卷5《西北豪杰所产》)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指出:『窃见故相秦桧归自虏廷,久专国柄,内忍事仇之耻,外张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销沮人心忠义刚直之气;以喜怒为进退,崇奖天下佞谀偷惰之风。究其设心,何止误国!岳侯既死于棘寺,魏公复窜于岭表。连逮赵汾之狱,盖将掩众正而尽诛;徘徊汉鼎之旁,已经闻图九锡而来献。天不诛桧,谁其弱秦?』(参见《朱文公文集》卷99《除秦桧祠移文》)

(1)对于秦桧当权期间南宋朝廷所奉行的卖国政策,南宋史家吕中在《中兴大事记》一书之中作出了如下揭批:

『绍兴十年,金人渝盟,军民皆归咎于秦桧,而桧傲然不动。顺昌既捷之后,先窜赵鼎,而人无敢言矣!拓皋既捷之后,尽罢诸将,而兵隶御前矣!

向者战败而求和,今则战胜而求和矣!向者战败而弃地,今则战胜而弃地矣!

向者战败而使命之费犹有限,今岁币银、帛各二十万两、匹,而贺礼又有金器千两、银器万两、锦帛千匹矣!

岳飞复唐、邓、陈、蔡,张俊复亳、宿,韩世忠复海州,吴璘复商、秦,吴玠复方山、和尚原,皆间关百战而后得,今吾不能有其地,反尽割于虏,听其分画矣!

韩世忠田金陵,岳飞田鄂、汉,王之奇田两淮,吴玠田梁、洋,樊宝、宗纲田荆州,皆累年经营而后成,今吾不能屯田,反使虏创屯田军于河南矣!

吾国之民不肯入虏,杀之犹不从,而朝廷必以予虏,使遗民饮泣内恨,而中原人心失矣!

李世辅不顾其亲来归,兀术畏避其忠勇,朝廷竟置之谪籍,而中原豪杰之心失矣!

士大夫陷没虏中,家属有在中国者,桧徇虏人之情而悉还之。方其去时,如赴井陉,而吾国衣冠之气皆沮矣!

张俊深忌岳飞、刘锜,每言飞赴援迟,而锜战不力,遂于秦桧谋,斥锜而杀飞,而天下忠愤之气皆沮矣!』

(宋人所著《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8,《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1转引南宋史家吕中《中兴大事记》)



(2)对于秦桧残害忠良的罪行,南宋史家吕中在《中兴大事记》一书之中作出了如下揭批:

『岳飞忠孝出于天性,自结发从戎,凡历数百战,内平剧盗,外抗强胡。其用兵也,尤其善以寡胜众。其从杜充也,以八百人破群盗五十万众于南熏门外;其破曹成也,以八千人破其十万众于桂岭;其战兀术也,于颖昌则以背嵬八百,于朱仙镇则以背嵬五百,皆破其众十余万。虏人所畏服,不敢以名称,至以父呼之。

自兀术有必杀飞而后可和之言,秦桧之心与虏合,而张俊之心又与桧合,媒孽横生,不置之死地不止。万俟卨以愿备锻炼,自谏议而得中丞;王俊以希旨诬告,自遥防而得廉车;姚政、庞荣、傅选之徒亦以阿附,并沐累迁之宠。附会其事,无所不至,而「莫须有」三字,韩世忠终以为无以服天下。飞死,世忠罢,中外大权尽归于桧,于是尽逐君子,尽用小人矣!』

(宋人所著《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8,《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1转引南宋史家吕中《中兴大事记》)


南宋学者欧阳守道在纪念岳飞的文集中写道:

『岳忠武王之死,孰杀之?金人不能杀王于战,能杀王于狱。盖自遣秦桧来相,而金人之令行于江南矣!

其所欲杀,岂独一岳王?桧方次第扫除以报,而艺祖在天,丕降罪疾,殛之,然后三、四忠贤幸免,中国再有生气。王不幸,最先死,死且孥,哀哉!

《崇岳集》者,陈君华叔之所集,而间以己作,率悼岳王也!』

(摘录自《撰斋文集》卷21《书崇岳集》,:南宋 欧阳守道)


注释:上文中的“王”指的是岳飞。淳熙五年(1178年),南宋朝廷给岳飞定谥号为“武穆”,嘉泰四年(1204年),南宋朝廷追封岳飞为“鄂王”,宝庆元年(1225年),南宋朝廷赐岳飞谥号为“忠武”,此后人们敬称岳飞为“岳鄂王”、“岳武穆王”、“岳忠武王”或“岳王”;“艺祖”是宋人对宋太祖赵匡胤的尊称。

“桧方次第扫除以报,而艺祖在天,丕降罪疾,殛之”一句意思是:秦桧正准备逐个害死南宋的忠贤之士,之后再给金人一个交待,但是宋太祖的英灵在天上,知道秦桧的罪行,于是降下罪疾,处死了秦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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