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随心所欲，不逾矩。不逾什么矩？当然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理解为：我不故意害人。正确的解释：我不想受到的伤害，也不施加在别人身上。有了这个矩，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失了这个矩，人类的自由就成了放纵的野性。用约翰·穆勒的话来解释：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他人为自己的好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对他忠告、指教、劝说以至避而远之，这些就是社会对他行为表示不满所能采取的正当步骤；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如果社会的意见认为需要用它们来保护自己的话。
按照上面的原则，就存在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的合理的范围，那就是：第一，意识的内向境地，要求最广义的良心自由，要求思想和感想的自由，要求在不论是实践的或思辨的，或者是科学的、道德的等等一切题目上的意见和情操的绝对自由；第二，要求趣味和志趣的自由，要求有订定自己的生活计划以顺应自己的性格的自由，要求有照自己所喜欢的去做的自由，只要所作所为无害于我们的同胞，就不应遭到他们的妨碍，即使他们认为我们的行为是愚蠢、悖谬，或错误的；第三，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人们有为着任何无害于他人的目的而彼此联合，只要参加联合的人们是成年，又不是出于被迫或受骗的自由。
综上，约翰·穆勒认为公民的自由权主要指：一，思想自由。二，个性自由。三，结社自由。另外，赛亚·伯林所强调的选择的自由也同样是一种重要的自由权，而这一自由权是与机会的平等权分不开的。孔子是位温和的现实主义者，他所在意的平等，主要是机会的平等，实际上这恰恰指明了社会不公的主要原因。子曰：“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
思想自由主要外现在言论自由上，《国语》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现代社会里言论自由主要体现为出版自由。弥尔顿在1644年发表的《论出版自由》一文，对这一问题作了充分的阐述。卡尔·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表达了他的观点：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
人是生而不同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唯一。子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人们的思想总会反应在人们的性格上，不同思想的人们就会有不同的性格及其生活方式，即个性。子曰：君子不器。意思是说，优秀的人是有个性的，不可复制的，不能象器物一样规格化，可以被批量生产出来。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同样体现了对个性的尊重，与君子不器的理念相一致，故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也。正是人类个体存在差异性的这一事实，就意味着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才能保证每个人最大可能地发挥出自身的价值和创造力，自由不只是人性的必然需要，也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必然需要，如约翰·穆勒所说：进步唯一可靠而永久的源泉是自由。
在公民社会里，建立政府的目的，是公民为了执行公民的约定——法律，来雇请代理人管理大家的，这个代理人就是政府。法律应通过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体现公民的集体意愿，否则法律本身就丧失了合法性。在公民社会里，公民才是第一位的，政府和国家元首并不是社会的主体，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也就是中国社会稳定时的稳定与动荡时的动荡的内在原因。一个认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政府应是服务于全体公民的，而不是通过一些乱七八糟的理论推导出政府只服务于某个人，某一利益集团、某一组织、某一民族，某一个或某几阶级的。公民随时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自己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应是自愿的，而且内部的纪律应是在真正民主下产生的，同时对外没有约束力，更没有伤害，不能以这种形式本身替代政府，它是政府行政执法权力之外极有益的社会管理的补充形式，更重要的是，它保障了社会的多元性，而这是避免政府运用公权力专政，搞极权和暴政的一种有效的社会形式，公民所拥有的结社权是保障公民自由的社会防线，这里所说的社会组织通常为党派、各种团体、工会、行业协会、宗教组织等。
在公民社会里，公民保障自己基本权力谋取最大自由的最有力武器，就是《宪法》。《宪法》是国之大礼，规范的是各种社会人伦关系中的核心人伦关系：官与民的关系。《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法上法，是母法，具有神圣性。在公民社会里，《宪法》是唯一可以寄托公民效忠之情（人类的一种神圣情感）的事物。《宪法》的“宪”字，可以理解成限制的“限”，《宪法》的本意就在于限制公权力，以保障公民的合理权益成为合法权益。真伪《宪法》的判断标准就在于公权力中的核心权力是否入宪，接受宪法的约束，以及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权力是否由下行法落实。公权力中的核心权力在中央一级就是军事指挥权，兵者国之神器，谁掌握了兵权，谁就掌握了一个国家的核心权力，这一权力应与国家元首和执政党的总书记一职三位一体，以避免出现一阴一阳两个中央以及终身制、世袭制等人类最丑陋政治制度，目前，这一状况已经实现，但却基于习惯法，而不是宪法。在地方，公权力的核心权力就是人事任免权。当今的中国党政合一，公权力入宪，接受宪法约束是势在必行的当务之急，是保障社会稳步变革的前提，是中国人以不流血的方式走上通往自由之路的基础。
几千年来，古老的中国让繁琐僵化的道德戒律束缚成人类社会的“活化石”（马克思语）。五四时期的鲁迅曾发出撕心裂肺的呼声：救救我们的孩子。人的道德素养各不相同，过高的道德条框会内在地束缚人的创造力和幸福感。子曰：小德出入可也。道德是一种自律，应该基于自愿的原则，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每个人都有权定立自己的道德标准，不应受到外在的强迫。孔子进而指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就说，人是通过社会生活与工作的实践来感受道德规则的意义和作用的，同时这种社会生活与工作的实践也丰富和改进道德规则的内容，而不是相反：也就是用僵化的道德教条来束缚人，强行推进人或人类社会的道德水平的提高。
原则上说一种行为模式在普遍的社会实践中没有受害者，那这种行为就应该是无罪的。法律应是建立在社会道德底线上的，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严重触及这一道德底线了，才应受到惩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原则上都应是被允许的。普通人是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当他们免受过高的道德束缚，没有精神上的枷锁和思想上的包袱，他们才会有原动力、创造力，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据此孔子提出了“礼不下庶人”的重要理念。
现代社会，没有法律调整和约束的自由是不可思议的，但法制社会中的法律是纷繁复杂的，既使专业人员也很难全部搞清搞懂搞通。夫礼者，法之纲，法律应该建立在相对稳定而合理的社会准则之上，只要对道德有内在要求的人恪守住社会准则，那么他们就可以避免因自己的行为造成司法纠缠，这也就是孔子提出的“刑不上大夫”的思想深意。
孔子深刻指出：“夫礼者，天之经，地之义，民之从也。”也就是说社会准则是应在三个维度上的具有合理性，即：天时、地利、人和，社会准则应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应结合本国的实际的条件和国民素质，只有这样的社会准则才能被国民欣然地接受，当全体国民在情愿的情况下，克己复礼，实现公民自治，则天下归仁焉，那也就是法律成为摆设的人人“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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