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群臣揭批秦桧的卖国罪行，反对秦桧的卖国政策

南宋群臣揭批秦桧的卖国罪行，反对秦桧的卖国政策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秋，在江南战事结束之后，金国女真统治者开始采取“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新策略(《大金国志》卷7)。金国女真人企图通过这一新策略，来达到他们在战场上不可能实现目的。　　

金人所谓的 “和议”其实是一种烟幕弹，是想诱惑南宋王朝放松警惕，丧失斗志，最后乘机一举而灭之，所以“和议”仅仅是金国侵宋战争的一种辅助手段，是为了辅助“攻战”。　　

为了实施“以和议佐攻战”，金国女真人还准备派内奸打进南宋朝廷。为此，金国女真最高决策者于天会八年（1130）在“黑龙江之柳株”开会，会议的中心内容即是商讨如何才能灭亡南宋的问题 。　　

会上，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远房侄子陈王完颜兀室，担心“宋氏之再隆”，可是单凭军事力量又“不可以威取”，于是认为要想方设法从南宋内部进行破坏。他们又进一步地分析了南宋大臣们的情况，认为张浚等人“志在于复仇”，韩世忠等人“则习于兵事”，这些人“势难先屈”，也不可能为金国女真人所利用(《大金国志》卷24)。　　

于是有人提出：只有派遣在金国的宋臣先归，对南宋进行威吓，使之归顺，我们“佯不从而勉强听之”。大家都觉得这条计谋很好，但派谁合适呢？　　

有人提出派遣张孝纯。金军统帅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认为不妥，他说：“此人在河东失节，人谁不怨，便去如何得位，得志，只有桧可用”(《大金国志》卷24，还可参见《脚气集》)　　

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认为秦桧有见识，又能“尽忠”于金国女真人。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还说：我喜欢秦桧这个人，所以才把他“置之军中”，不到半年，“其言皆验”，秦桧他不仅已经投靠了我们，而且还提出了“南自南，北自北”的策略。“若纵其归国，必是得志，可济吾事”。其他人也觉得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所说的话有道理(《大金国志》卷24，还可参见《脚气集》)。　　

而秦桧自卖身投靠金国女真人后，的确不断用实际行动表明他是真心实意为其金国主子服务的。在楚州之战时，秦桧为挞懒劝降宋将的目的虽未达到，但秦桧的行为却表现了对金国主子的忠心。　　

金国女真统治者们在经过多次对秦桧“试之以事”之后，认为“南臣贫薄，唯桧温实”。也就是说，他们对秦桧经过多次考验以后，对秦桧是完全信赖得过的(《大金国志校证》卷13)。　　

同时，金国女真统治者们还认为秦桧在靖康末年，给金国上书请存赵氏，成为俘虏，在南宋朝廷里也留下了“忠义”的名声，是以“天下高之”。有了这件迷人的外衣作伪装，送秦桧回去，就容易掩盖其内奸的真面目，而且还能取信于南宋朝廷。　　

所以， 金国女真统治者们就把决策告知秦桧，“阴以桧约”，要他回南宋后，“俾结和议为内助”（《三朝北盟会编》卷220 ）。即是要秦桧南归充当内奸，从内部破坏南宋的抗金事业。秦桧当然非常乐意，结果女真统治者也就“纵之南归”了。　　

为了使秦桧能安全回到南宋，金国女真统治者还作了一番筹划。秦桧的岳父王仲山有别业在山东济南，金人就在王仲山的产业中取了一部分给秦桧，作为路费使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而且还帮秦桧准备好船只，叫秦桧“乘船舰全家厚载而归”（《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十月，秦桧带着妻子王氏、小奴砚童、小婢兴儿以及亲信高益恭等一班随从，乘船满载着丰厚的财宝，从刚刚被金兵攻陷不久的楚州（今江苏淮安）登船而去，行到附近的涟水(今江苏涟水)，被南宋水寨统领丁祀的巡逻兵抓住，并要杀他。　　

秦桧说：“我是御史中丞秦桧。这里有没有秀才，应该知道我的姓名。”　　

有个卖酒的王秀才，不认识秦桧，但装作认得秦桧的样子，一见就作个大揖说，“中丞劳苦，回来不容易啊！”　　

大家以为王秀才既然认识秦桧，就不杀他了，而以礼相待。　　

为了蒙混过关，秦桧编造了一套谎言，说他是如何如何地杀掉了“金人监己者，奔舟而来”，把自己装成一副英雄汉的架势。　　

但是丁襈的部将对秦桧的回来颇有怀疑，认为宋金两军正在对战，秦桧怎么可能带着全家人并且还带着这么多的财宝平安无事地从金国回来呢？所以，定然是金国女真人暗中派遣秦桧回来当奸细，“宜速诛之，以绝后患”。　　

宋军参议王安道、机宜冯由义都不同意这样做，他们极力保护秦桧，认为秦桧是宋钦宗时的中丞，如果杀掉了他，将来南宋朝廷追究起来，对丁撰军实为不利。这样，秦桧才免了做刀下之鬼，被送回到南宋朝廷的行在。　　

秦桧回到南宋朝廷之后，继续捏造自己如何从金国逃回南宋的谎言。

但对秦桧的谎言，当时南宋朝廷的许多官员都表示怀疑。南宋大臣们提出了种种疑问，认为：　　

第一，当初，宋朝大臣何樐、孙傅、司马朴和秦桧一起被金人押到北方并遭到拘禁，何樐、孙傅、司马朴三人都不能够回来，为什么秦桧能够单独回来？　　

第二，从燕山府（今北京地区）到楚州（今江苏淮安）将近三千里路，在这样漫长的地带怎么会没有金人防禁呢？秦桧又怎么能够逾河越海而又不被金人觉察呢？　　

第三，秦桧自称是随军至楚州后乘金人不备而逃走回来的，那么最多也只能是他一个人逃脱，但是他却能够带着妻子王氏以及许多随从一起逃回。　　

第四，秦桧说在涟水军时宋将要杀他，是为要贪图他的“囊橐”之财，既然他有“囊橐”之财，既然他带着那么多金银财宝，又怎么会是逃回来的呢？　　

对于这一连串的疑问，秦桧是无法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的（参见《宋史》卷473《秦桧传》）。　　

南宋朝臣们在议论纷纷之后，大家一致推测说：莫非秦桧在金国“尝倡和议，而挞懒纵之使归”乎？　　

这些疑问和推测，都说明了不管秦桧是如何巧妙地伪装，终究也瞒不住人们雪亮的眼睛.　　

而这些疑问只有秦桧的密友时任南宋宰相范宗尹和李回为秦桧辩解，范宗尹还不遗余力地举荐说秦桧忠于赵宋王朝。但疑团却并没有消除。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金国女真统治者在扶立刘豫伪齐政权的同时，又放纵奸细秦桧归宋。　　

金国扶植刘豫傀儡政权和派遣奸细秦桧打入南宋朝廷内部，几乎是同时发动的政治攻势。前者虽一时颇有声势，其实不过是抗金事业的疥癣之疾；后者一时并无成效，却最终成为断送南宋抗金斗争的心腹之患。　　

在秦桧归宋之前，南宋朝廷虽多次派使者与金国谈判，但仍是一边防守，一边议和。而一味奉行屈膝求和政策，甚至不惜大肆出卖国家领土主权，通过割地称臣纳贡，不惜一切代价地向金国奉行屈膝投降政策，实际是从秦桧为相开始的。因为秦桧在金国时，首倡和议，所以他南归后，就成为金国女真贵族在南宋的代理人。 　　

而正是由于宋金战争形势发生转变，金国统治者认识到单纯靠军事手段，是不可能灭亡南宋的，所以金国女真统治者开始采取“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新策略，他们想派一个得力的奸细混入南宋朝廷，进而作为他们的代理人，来为他们服务。这才有了秦桧的归宋奸计！　　

回到南宋以后，在秦桧的密友时任南宋宰相范宗尹和李回等人的推荐之下，秦桧步步高升，一直坐到右宰相的位子。　　

绍兴元年（1131年）十一月，秦桧第一次为相时，竭力结党营私，培植私人势力，把他的亲信也安插到南宋朝廷的各个重要部门。当私人势力培植起来之后，秦桧又不择手段地排斥异己，企图独揽朝政大权。　　

秦桧过去所写“存忠赵氏”的状文，已成为他的护身符，也成为他欺世盗名的资本。正因这一缘故，所以当时不少有名望的所谓贤士，才肯与秦桧合作。　　

但是，秦桧为相后的胡作非为，不仅大失众望，而且，南宋朝廷的很多官员也甚为不满。　　

秦桧的植党专权，已发展到和宋高宗的专制统治也产生了矛盾，因而也引起了宋高宗对秦桧的不满。　　

而且，在宋金媾和的问题上，秦桧也没有能够像宋高宗原来所期望的那样，迅速地达成和议。　　

同时，南宋将领吴玠等人，在西线战场上又取得了许多新的胜利，军民抗金斗争的情绪也非常高涨。　　

因而，当秦桧“以河北人还金国，以中原人还刘豫”的计策一出笼，南宋朝野立即群情大哗，“天下之人，无贤愚，无贵贱，交口合辞，以为不可” （《朱文公文集》卷73 ，《戊午谠议序》。　　

南宋广大军民对秦桧所提出的所谓二策，都纷纷反对。正是由于民情激动，宋高宗怕因此而激起民变，所以他才丢车保帅。　　

加之，由于此时南宋左相吕颐浩已经回朝，他也怨恨秦桧把白己排挤在外，于是就与大臣朱胜非、黄龟年等人联合起来，反击秦桧。　　

绍兴二年（1132）八月，殿中侍御史黄龟年弹劾秦桧：“专主和议，沮止恢复”“植党专权，渐不可长”（《宋史》卷473《秦桧传》）。　　

接着，黄龟年又上书揭露秦桧自做宰相以来，“乃不顾国家，盗威福在己”, “阳为面从，退恃明比之奸，阴谋沮格”, “上不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议”，犯下了“欺君私己”之大罪（《宋史》卷381 《黄龟年传》）。　　

正是迫于南宋臣民群起的反对形势，宋高宗才罢免了秦桧的宰相职位，让秦桧外调赋闲。

在罢免秦桧时，宋高宗也不得不列举了秦桧的罪状（参见《北海集》卷7 《除秦桧侍受观文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依前通奉大夫食邑实封如故任便居住制》）：

一是阳奉阴违。罪责秦桧和范宗尹共同执政时，秦桧明知许多事情不完善或不妥当，但从来不与范宗尹争议，而是‘私言于朕”。而且近来，朝廷任命权邦彦为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朱胜非为提举醴泉观兼侍读，日赴朝堂议事，秦桧对于这些人的任命，皆“面从而称善”，但退朝之后，却“与其党力攻之”。

二是植党专权。罪责秦桧“凭持其党，排根所憎，进用巨邻”。

三是没有政绩。罪责秦桧自夸要是任他为相只要有几个月，就可以耸动天下，但“至今无闻”。

四是和议误国。罪责秦桧拜相时所献的二策：“一则与南北士大夫通致家信；一则纠率山东、河北散群之人，愿归乡土者，差官管押前去，此何理哉？”

宋高宗为要表明自己并不赞成秦桧所提出的主张，还专门召见了兵部侍郎兼直学院士綦崇礼，并对他说；秦桧主张“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也是北人，那么叫朕将到那儿去呢？

綦崇礼听后“请御笔付院，上即索纸书付崇礼”。綦崇礼这才把宋高宗所列举的秦桧罪状，写成“制词”“播告中外”，以示宋高宗“终不复用”秦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7）。

但是，宋高宗与秦桧的政见难道真的不同，真的“终不复用”他吗？不是的。

上述宋高宗所列举秦桧的前三点罪状，都是朝臣们早已指出而无法否认的事实。宋高宗只不过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加以承认而已。

至于第四点的和议问题，后来的史实已作了回答，而且在绍兴十八年（1148）八月，宋高宗在一次和秦桧的谈话中，也完全说出了当时自己的心里话。宋高宗对秦桧说：我记得你（秦桧）初从金国归来，曾对我说，如想天下太平无事，必须实行“南自南，北自北”，这和我原来的想法是一样的，当时只是“梗于众论”，才没有马上实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7）。这倒是实话。这些话，也暴露了宋高宗赵构本人的两面派的丑恶嘴脸。

绍兴四年（1134年）十月，宋高宗赵构一面让宋军将士抵抗金国、伪齐联军，同时又派魏良臣、王绘等大臣前往金军统帅挞懒处求和。　　

临行前宋高宗嘱咐魏良臣、王绘等人：“卑辞厚礼，朕且不惮，如岁币、岁贡之类，不须较”，宋高宗还要他们向金人解释，南宋派岳飞收复襄阳诸郡，没有其他用意，只因伪齐“李成侵犯不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0）。　　

在赶往金军大营的路上，魏良臣、王绘等人在大仪镇遇到韩世忠所部。韩世忠命令部下装出要收拾行李南撤的样子，同时把宋高宗命令他撤到长江以南的手诏拿出来，让魏良臣等人看看。　　

魏良臣等人走后，韩世忠马上命令部下在大仪镇摆好五阵，设下埋伏二十多处。　　

南宋使臣魏良臣、王绘等人过了大仪镇，首先见到作为金军先锋的金将聂儿孛堇。　　

聂儿孛堇质问他们：皇帝何在？韩世忠何在？宋朝有多少兵马？还别有用心地问到“秦中丞何在”？　　

王绘回答说：皇帝现在在临安，韩世忠正在从大仪镇南撤，秦桧现“带职奉祠”。　　

聂儿孛堇立即责问说：听说秦桧当了宰相，又被罢职。秦桧是个好人，你们为什么要罢免他？　　

王绘又告诉他说：秦桧是当过宰相，但过了一年，他“坚欲求去”，并非有其他原因(以上材料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1）。　　

秦桧被罢官的消息虽然让金人不高兴，但是韩世忠正在从大仪镇南撤的消息却让金将聂儿孛堇喜出望外。聂儿孛堇马上率领金军的先头部队赶往大仪镇，另外一个金将挞孛也率军前往。　　

金军统帅挞懒派团练使宵揭录、少监李聿兴来接头。会见时，魏良爪等又按照宋高宗卑躬屈膝乞和的旨意，不敢自称南宋，而只是说江南，言下之意无非是表明南宋愿意奉金国为上国，白己仅是要求作为属国而苟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1）。　　

然而，和前次聂贝勒一样，挞懒亲信宵揭录也特别问起“秦中丞安否”？并特意强调指出秦桧“此人原在北军中，煞是好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1）。魏良臣等人对他的回答如前。　　

南宋派魏良臣等人出使，宋高宗虽然也愿意屈膝称臣，但是金国女真人此时还不愿意立即与之和谈，所以过了一个多月，挞懒就打发魏良臣、王绘回南宋，临行时又再三地加以责难，指责南宋缺乏讲和诚意，指责南宋一面讲和，一面抵抗金军，还罢去“大好人”秦桧的官职，“一面讲和，又一面令人来掩不备”“终为将臣所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1）。　　

而且，在宋使魏良臣、王绘等人返回南宋之前，金军统帅挞懒还特意交代南宋使者说：“本朝事体，秦桧皆知，若未信，且当问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2）。　　

南宋使者魏良臣、王绘这次出使金国，先后见到过三个金将，他们三人都异口同声地问起秦桧，并别有用心地赞扬秦桧:　　

金军将领聂贝勒质何南宋朝廷之所以罢秦桧相，是否是因为他从金军回去而对他有所怀疑；　　

挞懒亲信宵揭录有意褒扬秦桧是个大好人，　　

金军统帅挞懒更是要挟南宋必须信任并重用熟知金国情况的秦桧。　　

所有这些，当然不是偶然的事，金人“数问桧，且称其贤，乃知桧之策出于虏意也”（《三朝北盟会编》卷220）。　　

以上这些史实表明了金国女真人对秦桧的下落极为关心，一再打听，同时也表明了金人普遍对宋高宗罢免秦桧相位的不满。　　

因为秦桧被罢相，对于金人推行“以和议佐攻战，以儹逆诱叛党”的策略，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所以，金人一见到南宋的使者，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发泄他们的不满，并特意褒扬秦桧。很明显，金人是在向南宋朝廷施加压力，要求宋高宗重新任用秦桧为相，否则，宋金和谈就休想成功。　　

绍兴四年（1134）十二月，南宋使臣魏良臣、王绘回到南宋，在平江（今苏州）晋见宋高宗，立即转达了金国权贵挞懒等人的意见，宋高宗当然非常重视。　　

绍兴五年（1135）正月，宋高宗下诏令秦桧等人条陈“攻战之利，备御之宜，措置之方” 。到二月，就任命秦桧为资政殿学士。 　　

绍兴六年（1136）十二月，宋高宗下诏，名义上是要秦桧来平江（今苏州）奏事，实际上是要晋升秦桧的官职。　　

当时，南宋朝廷的右相张浚与左相赵鼎争权，张想把赵排挤出朝，再推荐别人来辅政。张浚志大才疏，喜欢专断，又为秦桧过去的表现所迷惑，认为秦桧温和，好控制，同时在“靖康中，建议立赵氏，不畏死，有力量，可与共天下事”。所以张浚就极力推荐重用秦桧。　　

于是，在绍兴七年（1137）正月，秦桧又被任命为枢密使，授“恩数”,“并依现任宰相条例施行”。　　

秦桧任枢密使后，便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蒙上骗下，拨弄是非，乘机捣鬼，从中破坏抗金斗争。 　　

秦桧还装出一副老好人的模样，玩弄两面派手段，挑拨离间，让左宰相赵鼎、右宰相张浚相互倾轧，最终将他们排挤出朝廷，张浚、赵鼎先后被罢相，接着，秦桧开始第二次当宰相，“桧独专国”。从此，南宋的朝政大权完全由秦桧一人独揽。　　

自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赵构继承皇位，直到绍兴八年（1138）宋金第一次议和的十二年内，“所用相凡十人，执政三十三人”，其中不论是抗战派李纲、张浚，还是投降派黄潜善等人，前后十几任宰相，都是很快就被罢相，“皆不久而去，规模数易”。因为，宋高宗也不是无能之辈，他担心宰相专权，所以才不断更换宰相。　　

有金国主子撑腰，在议和之后，秦桧当上了皇帝不能罢免的终身宰相。宋金和议之后，没有金国首肯，宋高宗不敢罢免秦桧的相位，否则，就会被金人视为是破坏和议。　　

秦桧绍兴八年（1138年）再次当宰相，独揽相权，因既得到宋高宗的特别信任，又有金国主子作为后盾撑腰，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死时为止，秦桧都一直窃踞着相位，秦桧这次专权前后持续了十八年。在秦桧专权任相这样长的时期里，南宋朝廷内部投降派的气焰极度嚣张，政治也极为腐败。　　

后来，根据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成的宋金和议,南宋收三大将兵权,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　　

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秦桧自此专权18年,权势如日中天。秦桧“挟强虏以要君”，也就是凭借外国人的强大来要挟皇帝。用今天的话说，大致可以类比为“挟洋人以自重”。　　

在专权期间，秦桧卖国求荣、结党营私、徇私舞弊、残害忠良、迫害异己、贪污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拼命榨取民脂民膏，还大兴文字狱，进行严酷的舆论管制以粉饰“太平”，秦桧及其同党就是一群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他们无恶不作，无所不为。　　

南宋臣民对秦桧祸国殃民的罪行恨之入骨， 秦桧在南宋不得人心，如果没有大金国撑腰，秦桧别说当终身宰相了，他能再当个两三年也就不错了。正因为如此，秦桧才拼命地讨好金国，因为只有大金国存在，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而宋高宗也不必担心战争不断、必须提拔重用武将，致使位高权重的潜在风险，正因为如此，才有秦桧这个金国代理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样。　　

一方面，内奸秦桧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　　

另一方面，宋高宗赵构一心求和，秦桧在南宋朝廷中，正因有金国女真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且被金人多次点名为和谈最佳人选，这才取得了宋高宗的宠信而久居相位，进而争权夺利。　　

如果宋军抗金取得了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最终打垮，而秦桧自己也会随之而失去包括官爵、权力、财富在内的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　　

只有大金国继续存在下去，并通过和议让南宋臣服于金国，秦桧才能得到金人的支持，而一心求和的宋高宗也必须倚重秦桧，这样秦桧的特殊地位才能继续维持下去。　　

结果是，金人有所需求，秦桧都无不唯命是从；在议和之后，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逐渐成了皇帝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而在秦桧的主持下，南宋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并与金国达成了绍兴和议，暂时消除了金军对南宋的武力威胁，向来猜忌防范武将的宋高宗赵构自此可以无所顾忌地打压武将，进而消除武将权力增重对皇权构成的潜在威胁。　　

秦桧及其奉行的妥协求和政策既符合金国女真贵族的利益，又满足了宋高宗赵构的需要，正因为如此，才有秦桧这个金国代理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在秦桧第二次当宰相之前，南宋朝廷虽然也不断派遣使者去金国谈判，但并没有一味地屈膝求和，而是一边防守，一边议和。　　

而在秦桧第二次当宰相之后，宋高宗纵容秦桧把持南宋的朝政大权，于是开始一味奉行屈膝求和政策，甚至不惜大肆出卖国家领土主权，通过割地称臣纳贡，不惜一切代价地向金国奉行屈膝投降政策，换来了丧权辱国的屈辱和议。　　

秦桧既受到宋高宗赵构的重用，又有金国主子撑腰，他就更加有恃无恐了。此后，秦桧公然不顾一切与金国相互勾结，与宋高宗赵构一唱一和，作恶为奸，大搞卖国投降活动，想方设法地破坏南宋军民的抗金斗争。　　

老奸巨猾的秦桧，曾一度飞黄腾达，也曾一度被罢黜相位，他对皇帝的权威，深有体会。所以，他这次再复相后，便汲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懂得了自己要想保住相位、独霸相权，按照女真主子的意旨办事，就必须首先稳稳地抓住宋高宗。 　　

秦桧的阴谋主意打定之后，便绞尽脑汁，寻找时机。有一次，大臣们朝见宋高宗，议事已毕，群臣告退以后，秦桧就单独地留了下来对宋高宗说：议和之事，臣僚们畏首畏尾，各持己见，这是不能决断大事的。假如陛下决意讲和，单独与“臣议，勿许群臣预”（《宋史》卷473《秦桧传》），秦桧说这番话的用意，一来是要首先试探高宗，对于议和之事有没有因群臣的反对而动摇了决心，二来也是进迫高宗，如果真的想要议和，就必须把这一重任交给他全权处理，不允许大臣中的任何人加以干预。　　

宋高宗也知道，今天的秦桧，已“挟金人自重”，是金人指定的最佳议和代表，要是离开了他，宋金议和就难以成功，自己梦寐以求的偏安江南的既定国策，也就难以实现。何况，金人在废黜刘豫伪齐政权之后，又故意地放出大话说：请“少帝（钦宗）来此住坐”，宣称将要立宋钦宗为傀儡皇帝。这对于宋高宗的宝座，也是一种潜在威胁。所以，宋高宗听了秦桧的话之后，就毫不犹豫地对他说：“朕独委卿”（《宋史》卷473《秦桧传》），决然地把议和的事，完全委任给秦桧去办理。 　　

居于一人之下的秦桧，这时却担心宋高宗会中途变卦，他就请求宋高宗“更思三日”，然后再作决定。过了三天，群臣退朝后，秦桧又单独地留下来，询知“帝意欲和甚坚”（《宋史》卷473《秦桧传》），。　　

可是，秦桧唯恐宋高宗还会有反复，又对高宗说：“臣恐别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宋史》卷473《秦桧传》）。宋高宗也照样答应了。　　

又过了三天之后，秦桧依然单独地留身奏事，这回确实深知宋高宗求和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了，于是他才在朝廷公然宣旨：今后要一心求和，不许臣僚再干预这一事情。 　　

奸相秦桧就是这样紧紧地抓住了高宗，不但从他那里得到了独揽议和的大权，而且还千方百计地排挤和他同居相位的左相赵鼎。 　　

绍兴八年（1138年）十月，金国派遣张通古为江南诏谕使，萧哲为明威将军，携带金熙宗的诏书来南宋议和。　　

金国使者进入南宋境内后，要求所经过的州县守臣，不仅要象迎奉宋帝诏书的礼节那样，“具礼迎其书”，而且到了临安，还要宋高宗象金国臣子那样，“再拜亲受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3）。这对南宋不仅是极大的侮辱，而且也充分地暴露了宋金议和的实质。　　

然而，对于宋高宗来说，只要能够与金国媾和，就顾不得卑躬屈膝的耻辱。秦桧早已成为女真贵族的代理人，当然也唯主子之命是从。但是，对当时南宋朝野的舆论，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为了试探群臣的反应，也为了议和之后要由台谏群臣来分担受谤和分任其咎，秦桧便建议宋高宗先下一道诏书。　　

绍兴八年（1138年）十一月，宋高宗果然下了一纸手谕，内容除了重弹过去所谓梓宫未还以及兄弟宗族未得聚会等儒家孝悌之道的老调外，还装出一副关心人民的嘴脸，说什么：由于“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不得已才屈己求和，讲和后老百姓从中也会得到好处，虽“常赋亦蠲减，以宽百姓”。　　

宋高宗虽然装出伪善的嘴脸，但是仍然欺骗不了南宋群臣和老百姓，全国立即再次掀起了反对议和的斗争，而且比前次更为激烈。　　

先是，南宋朝臣们愤怒地揭露了金国对南宋的侮辱。殿中侍御史张戒朝见宋高宗时，一针见血地指出：金国使者不称宋国而称江南，无非是袭用当年宋太祖对待南唐李氏的办法，把南宋看为藩属。李纲也责问说：金国不称通问，而称诏谕，这究竟是什么礼节？　　

当时南宋群臣都极为愤慨，如司勋员外郎朱松、馆职胡珵、张扩、凌景夏、常明、范如圭等人，他们在上疏中义愤填膺地指出：敌人要挟陛下行磕头之礼，自公卿、大夫、军队，以至全国老百姓，没有不扼腕表示愤怒的，那里肯听陛下做敌人的臣下呢？“天下将有仗大义，问相公（指秦桧）之罪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3）。　　

再如，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韩世忠更是认为，现在“正当主辱臣死之时”，他“愿效死节，激昂士卒，率先迎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3）。　　

在群情激怒的同时，南宋臣僚们还痛切地规谏宋高宗。他们认为：敌人用一个“和”字玩弄我们已经十二年了，他们就是用这个和字推翻了王室（北宋），松弛了边防，疲竭了国力，瓦解了将士的斗志（《宋史》卷473 《秦桧传》），今天无非又是假讲和，实际上不仅是重兵压境，以兵势威逼，而且还有贪婪无厌的需索，以耗费我们的财力，将使陛下先失天下人心，“坐致困毙，方为大举”，到时悔将何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3）！　　

枢密院编修胡铨更是慷慨激昂，他怒谏宋高宗说：国家是祖宗的国家，陛下所居的皇位，是祖宗的皇位，为什么要把祖宗的国家，变成敌人的国家，为什么要把祖宗的皇位，变成藩属的皇位呢？…… 即使没有知识的三尺儿童，要他向仇敌下拜，他都不肯而发怒；如今我们一个堂堂的大国，却相率而拜仇敌，连儿童的羞耻都没有，难道陛下能这样做吗？… … 如果陛下还不觉悟，费尽人民的膏血而不恤，忘记国家的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辱，把我们的国家当作敌人的仆从也心甘情愿，“就令虏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宋史》卷374《胡铨传》）？这些“名正言顺”的严词，不仅揭露了敌人所谓议和的伪善，而且也戮穿了宋高宗所谓孝悌之道的虚伪实质。　　

如果说，南宋群臣囿　于　君臣之礼，对宋高宗的规谏在言词上还有所拘束，那么大臣们对于秦桧就毫不客气了。他们不但面斥了秦桧的奸相言行，而且还与他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例如，权尚书礼部侍郎张九成向来就坚决反对议和，秦桧却厚颜无耻地劝诱他说：“且同桧成此事如何”？张九成反驳他说：事情如果是好，我怎么会反对呢？我始终以为“特不可轻易以苟安耳”！秦桧又搬出他的投降哲学对他说：“大抵立朝须优游委曲，乃能有济。”张九成当众指责他说：“未有枉己而能正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3）！这一句话，气得秦桧的脸色都变了。　　

又如，枢密副使王庶七次上疏、六次面奏宋高宗，表示坚决不在议和文件上签押。无耻的秦桧就与他争论，王庶以严词讥刺他说：“公不思东都抗节存赵氏时，而忘此敌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3）这一句话，更是揭露了秦桧变节为奸的嘴脸。　　

再如，秘书省正字范如圭也写信给秦桧说：靖康以来，女真贵族所杀戮的，不是将士的父兄，就是他们的子弟，将士们和金兵有血海深仇，恨不得将其肉“脔而食之”，而你对他们反而“爱信之如天属之亲，万口藉藉，扼腕忿怒，莫不归罪于相公”，你知罪吗？但秦桧却无耻地扬言说：他自己“欲济国事，死且不恤，宁避谤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3）。　　

范如圭不但直截了当地驳斥了他的这些无耻谰言，而且还严厉地警告他说：你如果犯了众怒，陷君主于不义，那么你的遭遇恐怕不只是“怨谤而已，将丧身及国，毒流天下，遗臭万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3）。　　

《宋史》卷381《范如圭传》记载：秦桧力建和议，金使来，无所于馆，将虚秘书省以处之。如圭亟见宰相赵鼎曰：“秘府，谟训所藏，可使仇敌居之乎？”鼎竦然为改馆。既而金使至悖傲，议多不可从，中外愤郁。如圭与同省十余人合议，并疏争之，既具草，骇遽引却者众。如圭独以书责桧以曲学倍师、忘仇辱国之罪，且曰：“公不丧心病狂，奈何为此，必遗臭万世矣！”桧怒。草奏与史官六人上之。　　

尤其是，胡铨上疏要求宋高宗应当斩秦桧的头。他的上书稿写好后，知道因此会招来横祸，犹“迟疑未上”，先拿给亲友们看，并征询他们的意见。其亲友有些胆小怕事的人，就劝阻他说．你有老母在堂，怎能做这样的事，“以其稿寸裂之”。但也有伸张正义的，就鼓励他说：你的书稿内容，“外间已籍籍传诵，庙堂计亦知之矣”，既然“书上亦得罪，不上亦得罪。书上而得罪，其去光华，不上而得罪，其去暖昧，且其祸恐甚于不上也”。胡铨听了这些意见，更坚定了上书的信念，抱着舍身的决心，把母亲、妻子“托其所亲厚”（《鹤林玉露》卷17《胡忠简上书》）　　

胡铨毅然上书宋高宗，胡铨在上疏中说：王伦本是一个无耻的狎邪小人，市井无赖，正是由于“宰相无识”，使王伦出使敌国，诱使陛下效法刘豫。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众口一词，恨不得要吃王伦的肉。不过，王伦本不足道，秦桧身为心腹大臣，却想“导陛下为石晋”。而且，孙近也是由于趋奉秦桧议和，而做了参知政事。胡铨决然疾呼：“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请求陛下斩秦桧、孙近，王伦三人之首，悬挂街头，然后扣留金使，，责备敌人无礼，随即出兵问罪。那么，三军之士不用作战而自然勇气百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3）　　

胡铨的奏疏义正词严，正反映了南宋广大臣民的心声和愤慨。当时，宜兴的一位进士吴师古把胡铨的奏文版刻出来，大量印发，杭州的吏民争相传诵，都人喧腾，数日不定。全国反对议和的呼声，更加高涨！　　

宋高宗和秦桧却惊怒交加。高宗对秦桧说：“朕本无黄屋心，今横议若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3）。　　

秦桧怕众怒难犯，也急忙“上表待罪”。但宋高宗那里会罪责秦桧呢？为了安抚秦桧，他还急忙下诏称秦桧“无罪可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3）。 　　

但胡铨的上疏，正象一篇铿锵有力的讨敌檄文，影响极大。它不但在南宋境内轰动一时，四处传诵，而且也传到金国，金人不打自招，“金虏闻之，以千金求其书，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盖足以破其阴遣桧归之谋也’。”（《鹤林玉露》卷6《乞斩秦桧书》）　　

在南宋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不仅胡铨写出了“为中兴第一，可与日月争光”的疏文，而且金国统治者“阴遣桧归”为奸的阴谋也被南宋臣民所揭露。　　

当时，御史中丞常同也面奏宋高宗，常同指出：秦桧自金国回来，“受其大帅所传密谕，阴为金地，愿陛下察其奸”（《文定集》卷20《御使中丞常公墓志铭》）。　　

而且，还有人在树上贴出了一篇榜文说：“秦相公是细作”（《朱子语类》卷131《本朝中兴至今日人物》）。　　

但是，死心踏地要和金国乞和的宋高宗，却高踞皇位的宝座，内奸秦桧，又独揽了相权。南宋臣民们的正义斗争，反而遭到了残酷的打压迫害。　　

秦桧先进行诱逼。如礼部侍郎曾开上书反对和议，抨击秦桧。秦桧就把他召来，先“慰以温言”，后引诱他说：“主上虚执政以待”，企图以高官厚禄来诱逼他就范。但曾并立即反驳他说：士大夫“所争在义，苟非为义，高官厚禄弗顾也”。同时，曾开还进一步怒斥秦桧：你的职责应当是“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古谊折之”。　　

但恬不知耻的秦桧，却反口相讥：“侍郎知故事，桧独不知耶”？过后，秦桧还抬出宋高宗来威逼曾开说：议和之事，“圣意已定，尚何言”？不但如此，秦桧还要倒打一耙，恶毒攻击曾开反对和议，是为要“取大名而去”。曾开迫不得已，只好又上疏高宗，请求对金要“严于为备”（《宋史》卷382 《曾开传》）。秦桧却不肯罢休，故意散布危言耸听，公然扬言讲和“事大，系安危”。此时，曾开已忍无可忍，就厉声怒斥他说：“丞相今日不当说安危，止合论存亡牢！”秦桧听后，不禁失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4）。 　　

又如吏部侍郎晏敦复当时也“力诋屈己之非”，秦桧怕他“不附己”，就指使心腹“啗敦复以利”。并对敦复说．“公若屈从，两地旦夕可至”。利令智昏的秦桧，以为晏敦复必然也能为其利所动。可是秦桧万万没有料到，晏敦复也当场反击他的心腹说：“吾终不以身计而误国家，况吾姜桂之性，到老愈辣，请勿复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4）。秦桧一伙，始终都没有能够逼使他屈从。　　

然而，秦桧以高官厚禄作为引诱手段，也勾结了一帮无耻之徒来为他的投降活动效劳。这帮奸佞无耻之徒奴颜媚骨地奉承秦桧，无非“姑为一身进取之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4）。　　

如起居舍人勾龙如渊，就附和秦桧“主和议，力赞屈己之说”。当“外论纷然，群起以攻之，桧大惧”时（《三朝北盟会编》卷186），勾龙如渊却为要助纣为恶，就向秦桧献谋说：“相公为天下大计，而群说横起，何不择人为台官，使尽击去，则相公之事济矣。”（《三朝北盟会编》卷186）　　

勾龙如渊这条计谋的确非常毒辣，他要秦桧改组御史台，一拉二罢，把赞成议和的人拉进，把反对议和的罢官。于是，“桧大悟”，立即采用他的毒计，罢免了反对派的台官张戒等人。同时，升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由于施廷臣一向力赞和议，也升为侍御史；由于莫将曾上疏附会和议，也“由寺丞而擢右史”这些人升官后，其职位“皆据要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4）。　　

当任命下达后，“人皆骇愕”, “众论沸腾，方且切齿”（《宋史》卷381《晏敦复传》）。　　

兵部侍郎张焘立即上奏章揭露秦桧改组御史台的阴谋，张焘认为：勾龙如渊、施庭臣是庸人，莫将是奸人，秦桧把这些人选入御史台，以致“一台之中，长贰皆然，既同乡曲，又同心腹，惟相附会”。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变乱是非”，“紊国家之纪纲，蔽陛下之耳目”（《三朝北盟会编》卷187）。　　

张焘还认为：秦桧把这些奸邪之徒升为要职，尤其把莫将“由寺丞而擢记注，则自祖宗以来所未有”，要是此例一开，那些奸邪之徒，为求得高官要职，“倡和邪谋，终危社稷”（《三朝北盟会编》卷187）。　　

末后，张焘还请求宋高宗把这些奸邪之徒“特加斥逐”（《三朝北盟会编》卷187）。　　

但宋高宗是不会采纳张焘的建议的，而秦桧勾结奸党的阴谋，已被彻底揭露，公诸于众，因此，“秦桧患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4）。　　

秦桧为了进一步打击和迫害那些不肯屈从的南宋官员，使出更为恶毒的手段，他诬加各种罪名，将他们罢官或流放。　　

王庶历来强烈反对议和，被罢去了枢密副使，出知潭州。他的职务，由秦桧的党羽参知政事孙近接任。　　

对于上疏激烈反对议和的胡铨，秦桧更是恨之入骨。当初，胡铨的上疏将南宋军民反对和议的运动推向了高潮，其疏也很快传诵遐迩，“市井问喧腾，数日不定”，令秦桧心惊胆战，也令宋高宗老羞成怒，本拟当即将胡铨处死，以“正典刑”，因胡铨在南宋臣民中具有特大影响，“谏者以陈东启上”，才“遂贬胡儋耳”。　　

但秦桧就奏请高宗先下一道诏令，罪责胡铨“狂妄上书，语言凶悖，仍多散副本，意在鼓众，劫持朝廷”（《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3），然后将胡铨罢官，送去昭州（今广西平乐县）编管。　　

秦桧严惩胡铨，无非是要惩一警百，恐“言者不己”, “故白上下此诏，以戒谕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3），但是，诬罪惩办胡铨的诏令刚一宣布，“给、舍、台谏及朝臣多救之”（《宋史》卷374《胡铨传》）。　　

宋高宗、秦桧“迫于公论”难违，不得已才将胡铨由“瘴疠地”的昭州编管，改为到广州监管盐仓。而且，还把当时刻印胡铨奏疏的宜兴进士吴师古，“送袁州编管”，令他“永不得应举”（《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6）。　　

宋高宗和秦桧虽然可以利用他们手中所掌握的权力来迫害胡铨，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消除胡铨在臣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以及胡铨在奏疏中反对议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当胡铨被械押出发时，监登闻鼓院陈刚中写信为他送行，爱憎分明。一方面，他热情地歌颂胡铨“张胆论事，喜枢庭谋远之有人，身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另一方面，他辛辣地讥刺秦桧“屈膝请和，知庙堂御侮之无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3）。　　

这就触怒了秦桧，“桧大恨之”，又把陈刚中送去吏部，“差知赣州安远县”。当时赣州（今江西赣州市）的安远，“地恶瘴深”，谚语有云：“‘龙南、安远，一去不转’，言必死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3）。果然，陈刚中被贬到那里后，终于被逼害致死。　　

总而言之，秦桧之所以要逼害异己，勾结奸党，党同伐异，“大则窜逐，小则罢黜，虽举朝非之而不顾，至有一言迎合，则不次擢用”（《三朝北盟会编》卷192），其罪恶目的无非是为了推行对金国投降的卖国政策。　　

绍兴八年（1138）十二月，当金国使者张通古、肖哲进入南宋境内时，秦桧就派接伴使范同去迎接。在接见时，一拜，“再拜，问金主起居”（《宋史》卷473 《秦桧传》）。　　

南宋军民们见到宋使卑躬屈膝的无耻丑态，无不痛心疾首地而纷纷流下了眼泪。人们到处议论纷纷，“士大夫有不可屈之言，诸大将有君辱则臣辱之说，咸欲奉兵以示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4）。　　

当金国使者张通古、肖哲经过平江府（今江苏苏州）时，知府向子諲就不肯以臣下之礼跪拜，并上奏章质问宋高宗说：“自古人主屈己和戎，未闻甚于此时”。他还力劝高宗“宜却勿受”（《宋史》卷377《向子諲传》）。　　

内奸秦桧知道这些情况后，迫于南宋军民群情反对，既怕议和不成，又怕“物论咎己”，在金国使者来到临安（杭州）后，秦桧立即就请宋高宗派人和张通古等人商议，要求“改江南为宋，诏谕为国信”。但金使到达杭州后，气焰十常嚣张，坚持要册封高宗为帝，只“先归河南地”，其余的事待以后再作商议”（《宋史》卷473 《秦桧传》）。　　

秦桧当然不敢违抗金国主子的命令，“欲上行屈己之礼”（《宋史》卷473 《秦桧传》）。这一消息传开后，整个临安城都沸腾起来了！南宋军民们纷纷发出了“不平之语”，投降派“闻之有可骇者”。这是临安军民对秦桧主张无耻投降所发出的愤怒抗议！　　

当时“上自大臣，下至百执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4）为此事也都朝夕而惴惴不安，不少官员还因此而辞职。　　

临安城中的老百姓，反对议和，群情激动，怒不可遏，终夜不能成眠。不止是临安，连临安附近的常州、润州〔镇江）、会稽（绍兴）等地，也是“民悉不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4）。　　

在国家危难之秋，南宋军民们都在关心宋金议和事态的发展。他们反对议和的高昂情绪，是无法平静下来的，“众心共怒，军士至汹汹欲为变，夜或揭通街，指桧为金谍”（《朱子集》卷93《皇考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累赠通议大夫朱公行状》），也即在酝酿着兵变、民变。　　

当时主管御前军马的杨沂中、解潜、韩世良等人去见秦桧，告诉他说：如果宋高宗向金使拜受诏书，行屈己之礼，“万一军民汹汹”，无法弹压，如何是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4）。　　

接着，他们又去御史台，质问勾龙如渊说：现在三大将（韩世忠、岳飞、张俊）在外，如果他们责备我们，说我们是宿卫之臣，“乃令上行此礼，不知何词以对？”　　

连禁卫军的将领们，都认为“军民汹汹”，不知所为，既感到无法弹压，又害怕大将们的责备，当时军民反议和、反投降斗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4）。　　

秦桧等人当时确实很担心，怕“此礼一行，或生意外之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4）。　　

即便是反对议和的宫员，如吏部侍郎晏敦复也乘机警告高宗：军民不胜其忿，当年磁州人民反投降杀王云的事件，可能在临安重演。宋高宗听后，急怒交加，惊恐万状，立即下诏，欺骗军民说：这次金使前来，止是为要“尽割陕西，河南故地，与我讲和，许还梓宫、母兄亲族，余无须索”。但他又凶相毕露，威吓军民，不得狂妄煽惑（《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4）。　　

宋高宗虽然下了诏令，软硬兼施，但秦桧还是唯恐宋高宗由于军民的反对，而中途变卦。故他又假意提出辞职，以激怒和要胁宋高宗。果然，宋高宗怒气冲冲而又不知羞耻地对群臣说：士大夫只为自身谋利，当初我被金兵追赶到明州时，虽对敌人跪拜百次，也没有人来过问。而秦桧素来主张议和，现在竟要辞职。他走了虽无妨，但将来金人只会怪我，哪里会怪秦桧呢！秦桧的辞职鬼计，果然应效。　　

为了蒙骗军民，缓和舆论，当议和将要签字揭榜时，秦桧又建议宋高宗任命李光为参知政事。宋高宗一时不知秦桧的用意，“不欲用光”，秦桧就告诉他说：“光有人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4）。　　

原来，李光在北宋末年曾坚决地参与反对蔡京、童贯等六贼的斗争，在南宋初年又积极地支持过李纲的抗金斗争，他不但在士大夫中享有较高的威望，而且当时又主张与金议“和而为自治之计”。所以，秦桧要“藉光名镇压”臣民。因而，秦桧才向高宗建议说：“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议自息。”（《宋史》卷363《李光传》）宋高宗当然听从秦桧的诡计了。　　

但是宋高宗、秦桧要完全接受金使提出的和议条件，感到还是有所为难。因宋高宗要在满朝文武面前跪拜接受金主的封册，这是骗不了人的；如果不跪拜接受，和议又难以成功。他们一时也想不出妥善的解决办法。　　

秦桧就去找其党羽楼炤商议，楼炤替秦桧想出了一个鬼主意，他说：以“高宗谅阴（居丧），三年不言”之句以对（《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4）。也就是说，宋高宗在为其父宋徽宗守孝期间，不得行礼，可由宰相代理。当时，金使也知道南宋军民反对议和的情况，是以“惧而从”。　　

于是，宋高宗才不必亲自出场，由秦桧代他跪拜受降。在举行投降仪式时，又“命三省、枢密院使朝服乘马导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4），到金使馆中，在金使面前跪拜，接受金国皇帝诏书，才完成了授受礼节。　　

正是由于秦桧“首倡和议”，才演出了这幕“致亏国体”的丑剧，“天下咎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4）。　　

到绍兴九年（1139）正月，南宋朝廷才正式公布第一次绍兴和议所达成的内容。丧权辱国，白纸黑字，其条款有四点：　　

　　一、南宋对金国称臣；　　

　　二、南宋每年向金国进贡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三、金国将原来刘豫统辖的河南、陕西之地归还给南宋；　　

　　四，金国归还宋徽宗灵柩、韦太后和宋钦宗。　　

第一次宋金议和完成后，宋高宗、秦桧为要安定民心，为要粉饰太平，宣布“大赦天下”，而且，为了拉拢朝臣，还命百官进庆贺表，并给予加官进爵。　　

尽管宋高宗、秦桧达到了向金乞和的目的，大庆其投降的“成功”。但南宋广大臣民对议和的实质早已一目了然。南宋虽在名义上收回了河南、陕西之地，但在实际上却变成了金朝的属国，宋高宗也做了刘豫第二。　　

宋高宗原先欺骗臣民说；金朝除了归还河南、陕西之地和归还梓宫、母兄亲族外，“余无所需”。如今却要向金朝贡纳巨额的银两和绢匹，“犹不以和议为未是”（《高峰文集》卷9《与秦相公》）。军民对于宋高宗、秦桧的这种欺骗行为，极为愤慨，“此人情所以汹汹也”（《高峰文集》卷9《与秦相公》）。　　

当时，南宋大臣杨炜就指责秦桧“专为误国之谋，倾心敌人”，如同唐代“李林甫，以盛美称禄山”（《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5）。杨炜揭露了秦桧卖国求荣的罪恶，刻画出奸相秦桧的丑恶面目。　　

南宋抗战派的将领们为了反对宋金签订和约，也在言行中都积极加以抵抗。　　

和议达成之后，宋高宗、秦桧为安定民心，宣布“大赦天下”，为了拉拢朝臣，还命百官进庆贺表，并给大臣们加官进爵。　　

尽管岳飞抗金态度十分坚定，一直反对与金国议和，但是宋高宗认为正是岳飞等大将以前取得的战绩，扭转了宋金战争的形势，壮大了南宋的国势军威，使自己有了与金人议和的资本，所以和议的成功也有岳飞等大将的功劳，于是也要给岳飞加官晋爵。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　正月十一日　，岳飞被授予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官衔。岳飞几次上琉，力辞不受，并沉痛地指出：“今日之事，可忧而不可贺”“不可论功行赏，取笑敌人”（《宋史》卷365《岳飞传》）。　　

但是，宋高宗坚决不允许岳飞辞免，理由是“军声既张，国势益振，致邻邦之讲好，归故地以效诚”。也即，能够与金国达成和议，其中也有岳飞张“军声”、振“国势”的功劳。　　

吴璘也拒不进呈贺表，并公然直说：璘等“不能宣国威灵，亦可愧矣，但当待罪称谢则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5）。　　

韩世忠更是在洪泽镇设下伏兵，等待金使张通古等人经过时，“劫之，以坏和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5）。但走漏了消息，金使改变了路线，结果此计未能成功。　　

由于南宋使者王伦与金国议和有“功”，绍兴九年（1139）二月，宋高宗赐他同进士出身、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接着，又任命他为东京留守，与金交割地界。　　

绍兴九年（1139）三月，东、南、西三京及河南、陕西诸州郡，由金国“赐还”南宋，这次和议才告完成。　　

宋高宗赵构、奸相秦桧为了表示格守和议，对于所收复的州郡，规定“现任文武官，各安职守，并不易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5）。不仅伪齐文武官吏的原班人马丝毫没有变动，而且后来还“以文臣为新复诸县令”(《宋史》卷29《高宗本纪》六)。这样，新收复的河南、陕西之地，根本就没有部署边防，也没有任何战备设施。　　

宋高宗、秦桧还宣称：“大金割还河南故地，信义甚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9）。并下令禁止抵斥金国的文字，想以此来束缚南宋臣民的手脚，“使忠义之士，结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将，缩手而不为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5）。　　

而且，在南宋境内，他们还要“戢宇内之干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5）。当时，东京留守郭仲荀曾请求增兵添粮，宋高宗却训斥他说．“朕今日和议，盖欲消兵”,“留司岂用多兵，但得二三千人弹压内寇足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6）。　　

由此可见，宋金议和以后，宋高宗、秦桧已把国内的主要军事力量用于“弹压内寇”了，从而使南宋边防松懈下来。　　

对于高宗、秦桧的倒行逆施，当时南宋的许多臣僚都有异议。张浚上疏说：“人主奄有天下，非兵无以立国，未闻委质外国，可以削平祸难。”他恳请高宗要以“远而石晋，近而叛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5）为戒。　　

秘书省正字汪应辰在奏章中也说：宋金和议后，金人“竭取财物”，上自壮丁，下至鸡狗猪牛，尽括而去，他们哪里有“爱于我而不取哉？”他们又哪里有“悔过效顺之本意”呢？所以，我们应该“申戒边吏”,“宜各戒严”，以防“异时意外之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5）。　　

南宋的其他朝臣也“皆言金人叵测”,“自古讲和，未有终不变者”，他们纷纷向朝廷提出了“预备之策”（《宋史》卷473《秦桧传》）　　

南宋朝臣们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教训所提出的对敌人的种种看法，很快就被实际情况所证实。　　

宋高宗赵构原先曾以孔孟的儒家孝悌之道来为其投降行径辩解，但在宋金和议签约后，他就把所谓孝道置诸脑后而沉迷于腐朽的享乐生活。　　

南宋大臣范如圭见此，就面奏宋高宗，范如圭指出：“两京之版图既入，则九庙八陵瞻望咫尺”,若不派使者去扫陵，怎能上“慰神灵，下萃民志”?！　　

宋高宗听了他的奏议，才装着惨然的样子说：“非卿不闻此言，立命遣使”。　　

秦桧过去曾多次装模作样地颂扬宋高宗为行孝道才屈己议和，可是见到宋高宗接受范如圭的意见而要派遣使者去祭扫北宋皇陵时，秦桧又“益怒”范如圭“不先白己”（《朱文公文集》卷83《直秘阁赠朝议大夫范公神道碑》），并逼迫范如圭离开了朝廷（奉先人灵柩归葬故乡）。　　

不久，宋高宗为表示自己的“孝道”，派遣赵士褭和张焘去洛阳附近恭谒洒扫祖宗坟墓。　　

祭扫北宋皇陵之后，赵士褭和张焘回到临安（杭州）。张焘朝见宋高宗，并上了一道奏疏，在疏文中不敢讲明（只是隐约地提到）北宋历代帝王陵寝全部被发掘和暴骨露尸的情况。　　

宋高宗赵构为了表示孝敬祖宗、关心祖坟，曾问到其祖墓的情况，张焘不敢正面回答，只是说：“万世不可忘此仇”。　　

同时，张焘还奏说：前次金国初废刘豫，中原地区“人情汹汹”，南宋朝廷没有及时出兵收复故土，是“坐失机会”。现在，敌人又在淮阳作了很多竹筏和绳索，“黄河船尽拘北岸，悉为敌用”，以致黄河南岸的人民都没有敢渡河到北岸去的。而且金人还非常狡猾，派了很多暗探前来分布在南宋境内，南宋的动静他们都知道得清清楚楚。而我们却下令禁止驻防的将领派遣暗探到敌境去，将领们也图省事，接到命令后，“遂不复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9）。结果，敌方的情况，“我则漠然不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9）。

张焘认为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并建议高宗要“饬戒边吏，谨封疆，严守御，广耳目，明斥堠，先事而预防之，庶无后悔”（《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9）。　　

看到敌人在加紧备战、宋廷却麻痹松懈，张焘提出的这些建议“皆切中时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9）。　　

但是，当时南宋宰相的大权独掌在内奸秦桧一人手上。秦桧对那些敢于上疏揭露金人终将破坏议和之阴谋的南宋官员，“悉加黜责”（《宋史》卷473《秦桧传》），对加强战备的一切建议，“惟恐少忤敌意，故事皆不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9）。　　

原先，赵士褭、张焘要去洛阳扫墓时，远在鄂州（今湖北武昌）大营的岳飞曾上奏宋高宗，请求准许他带着轻骑跟他们前去，借以窥察敌方情况，以便决定讨伐之策。秦桧知道这件事后，非常吃惊，但他又很狡猾，自己不直接出面，而是“白帝止其行”（《宋史》卷365《岳飞传》）。　　

不久，宋高宗又派遣王伦出使金国。当时开始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好战分子完颜兀术就秘密地对金熙宗说：河南之地是挞懒和宗磐割与南宋，他们必定与宋廷有勾结，现在宋使到来，“未可令过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9）。　　

此时，金国企图撕毁和议的阴谋，已是昭然若揭。当时，王伦的“云中旧吏”，隶属在兀术帐下，也秘密地来见王伦，告诉他兀术要图“谋挞懒”等密情。于是，王伦就把这些情况向南宋朝廷报告，“乞令张俊守东京，韩世忠守南京，岳飞守西京，吴价守长安，张浚建都督府尽护诸将，以备不虞”。　　

宋高宗把王伦的建议拿给宰执大臣看，秦桧“坚持不行”，也不作任何防守准备，只是急催王伦北去（《攻媿集》卷95《签书枢密院事赠资政殿大学士谥节愍王公神道碑》）。　　

后来，南宋使臣王伦到了金国，却被女真统治者扣留起来。因此，南宋朝臣们又纷纷上疏，要求加强战备。　　

御史中丞廖刚建议：“请起旧相有人望者，处之近藩重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4），以加强防御。　　

秦桧把南宋朝臣们的上疏，诬为“外间有匿名书，诽毁朝廷”（《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4），妄加以罪。　　

听到廖刚的建议，秦桧更是暴跳如雷地说：你“是欲置我何地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9）。廖刚因这一建议，得罪了秦桧，被赶出了御史台。　　

此时，连原先在签署和议时被秦桧所利用的李光，也已觉察到秦桧的阴谋，尤其当秦桧“议撤淮南守备，夺诸将兵权”（《宋史》卷363《李光传》）的时候，李光更看清了秦桧的真面目，并与秦桧力争，认为敌人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备不可撤，桧恶之”（《宋史》卷363《李光传》）。　　

李光还多次在宋高宗面前和秦桧争论这一问题，并直言不讳地揭露：秦桧“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盗弄国权，怀奸误国，不可不察”（《宋史》卷363《李光传》）。　　

见到李光揭露了自己卖国真相，内奸秦桧顿首老羞成怒，必欲把李光赶出朝廷而后快。于是，秦桧就指使其党羽殿中侍御史何铸出面，弹劾李光“狂悖失礼”（《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逼使李光辞去了参知政事（副宰相）之职。　　

更使南宋臣民感到愤慨的是，凡是金人有所需求，秦桧都无不唯命是从。　　

绍兴九年（1139）正月，金国“知宿州赵荣以城来归”（《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5）。接着，“知寿州王威者，亦以城来归”（《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7）。　　

金国女真统治者对于这两个人不等到割地就先归顺宋朝的行为非常恼火，“必欲得之”。秦桧知道后，立即就把他们遣送给金国。　　

对于秦桧这种为虎作伥的罪恶行径，韩世忠感到十分愤慨，他立即写信责问秦桧说：赵荣、王威不忘本朝前来归顺，他们在金国的父母妻子，已“悉遭屠灭，相公尚忍遣之，无复中原望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1）。　　

无恶不作的秦桧，却无动于衷，置若罔闻，但他又怕韩世忠再次阻挠，赶紧暗中下令让“荣、威自六合趋淮西而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1）。　　

事后，秦桧煞有介事地上奏宋高宗，说“外间颇有异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1），请求宋高宗下诏压制反对遣返的舆论。为要“箝制人言”，宋高宗果然下了一道诏令，反诬赵荣、王威“屡抗官军，及驱掠两州之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1）。　　

对于秦桧卖国求荣、媚事敌国的滔天罪行，南宋军民普遍感到极为悲愤，“故老含泣而望绝，黄河呜咽以流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9）。人们无不痛心疾首，切齿痛骂，“桧之肉其可食呼”（《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9）！　　

在宋金对立的形势下，事实果然不出人们的所料，一纸和约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和平，委屈求全也决不会使敌人放下屠刀。加之，金国好战分子开始执掌金国军政大权，金国破坏和议、重新侵略南宋也就不可避免了。　　

绍兴九年（1139）秋，金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非常激烈。金熙宗以谋反的罪名处死了主和的完颜挞懒，接着完颜兀术、完颜宗干等人掌握了金国的军政大权大权。　　

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过去始终反对把河南、陕西之地交还给南宋，并一直想以武力再夺回去。于是，金军再次发起侵略战争。　　

绍兴十年（1140）五月，金国在“盟墨未干”、“血口犹在”的情况下，撕毁了和约，出动了他们的全部兵力，以兀术为最高统帅，分兵四路，大举南侵。　　

金国将领乌禄率军出山东，撤离曷率军侵犯陕右，李成率军侵占河南州县，兀术亲自率领精兵十万，直取汴京（东京开封府）。　　

由于宋高宗、秦桧的倒行逆施，对敌人不加设防，对反对议和的人又加以罪罚，才致使这次金兵打过来，原来伪齐的官吏又纷纷迎降。　　

金军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夺去了原来根据和议由金归还给宋的陕西、河南之地，继而继续向南进兵，威胁淮南、江南。　　

金军这次大举南侵，对于一向极力宣扬金人“信义甚著”的宋高宗和秦桧来说，也是当头一捧。　　

宋高宗无奈，也只好以“夷狄之人，不知信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5）之类的话来掩饰自己的窘态。同时宋高宗还发表文告，陈述兀术的罪状，并拟定赏格，声言有能生擒兀术者，封为节度使，“赐银帛五万匹两，田千顷，第一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5）。　　

当时秦桧的处境更是狼狈不堪，因秦桧过去媚事敌国、迫害异己，做尽了坏事，不但民怨很深，而且南宋朝臣们也感到义愤填膺。　　

资政殿学士郑亿年是秦桧的亲戚，还曾给伪齐政权当走狗。在签订和议后，郑亿年曾力挺秦桧说：“和好可久，愿以百口保之”（《三朝北盟会编》卷200）。　　

金人败盟之后，南宋工部尚书廖刚就当面指着郑亿年的鼻子说：你过去以身家百口担保金人讲和，金人“今已背约，有何面目尚在朝廷？”（《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　　

实际上，廖刚所说的话是双关语，既指责了郑亿年，又抨击了秦桧。秦桧当然也听出了弦外之音，“以为讥己”（《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　　

秦桧虽然又气又急，但在当时还不敢发作，反而装出一副可怜相向廖刚求饶说：“尚书晓人，不当如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　　

秦桧由于作贼心虚，担心自己的“去就未可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但秦桧也知道，“大臣皆不足虑”42，只怕宋高宗会因此怪罪于他。　　

为了摸清宋高宗的底细，秦桧就去找其党羽给事中冯檝，因冯檝在议和时曾上疏赞颂和议是“一举而兼备孝、梯、仁、慈之四德”（《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4），受到秦桧的重用，秦桧一向对他也很信任。所以秦桧这次就对冯檝说：“未测上意，君其为我探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　　

第二天，冯檝就去朝见宋高宗。见到宋高宗时，冯檝很狡猾地从侧面试探宋高宗说：现在金兵长驱直入，我们势必兴师，像张浚这样的人，应该把军事重任交给他。宋高宗听后，勃然变色说：“宁至覆国，不用此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　　

宋高宗的话，说得这样斩钉截铁，他宁愿亡国，也不会重新任用抗战派文臣张浚来当宰相。其实这也表明：金人虽败盟毁约，出兵南侵，但宋高宗妥协苟安的国策仍不改变。秦桧“闻之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　　

再者，秦桧最忠实的走狗御史中丞王次翁，为了报答秦桧对他的知遇之恩，凡可以为秦桧出力的地方，他无不尽力为之。这次秦桧处于危急之际，王次翁更是竭尽全力帮他的忙。　　

朝见宋高宗时，王次翁热切地恳求宋高宗要保住秦桧的相位。王次翁说：“前日国是，初无主议，事有小变则更用他相，后来者未必贤于前人，而排斥异党，收召亲故，纷纷非累月不能定，于国事初无补。愿陛下以为至戒，无使小人异议乘间而入”（《宋史》卷380《王次翁传》）。　　

宋高宗听之，深以为然。其实，大家知道，只要宋高宗妥协苟安的国策不变，他就必然要继续依靠与金人有不寻常关系的秦桧。　　

宋高宗和秦桧是一丘之貉，他们只能是风雨同舟，相依到底！因此，“桧位复安，据之凡十八年，公论不能撼摇矣！”（《宋史》卷473《秦桧传》）。　　

秦桧虽知道宋高宗要保护自己的相位，但他自己还必须在南宋朝臣面前表演一番，才能蒙混过关。　　

于是，秦桧一方面把自己打扮像痛恨降敌叛国贼的样子，贼喊捉贼。有一次宋高宗对秦桧说：金兵打来时，士大夫不能守节，望风投拜，极为可忧。　　

原本就是内奸的秦桧立即装模作样地说：靖康以来，卖国之人，皆蒙宽恩，若惩革之，当在今日。话说得怪好听，但是事实上一向极力庇护投降派的，正是宋高宗和秦桧自己。　　

秦桧的岳父王仲山过去因投降金人，被“除名编置”, “桧初蒙任，即奏令自便（《宋名臣言行录》（别集）卷6《黄龟年》）。　　

秦桧老婆王氏的伯父王仲嶷也曾投降过金人，秦桧对他也有“复官之命”。　　

对于作过金国鹰犬的秦桧妻兄“王涣，与郡左正言”，秦桧也举荐他做官。　　

南宋大臣辛次膺为此曾弹劾秦桧，认为此两人“投拜虏人，仲嶷不当复官，涣不当作郡官”，正因“桧极力营救之”（《三朝北盟会编》卷180），他们才窃据朝廷要职。但是宋高宗竟也听之任之。　　

此时的秦桧却装出另一副面孔，要宋高宗惩革投降派，这显然是故弄玄虚，掩人耳目。因此，秦桧又装模作样地向“朝士”征询对敌的计策。　　

秦桧的亲信张巨山于是就引《尚书》轻声地诵读说：“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　　

秦桧“心异之”，但还不完全明白其中的意思，待众人退出后，就把张巨山单独留下，问他刚才所说的话的含义。　　

张巨山就告诉秦桧：天下之事，各随时节，不可拘泥，过去相公与金人讲和，是当时应“当讲和也”，现在金人既败盟，“则曲在彼”，我们不得不应战，亦是“此时当如此耳”。因而，张巨山还为秦桧“策画召诸将为战攻之计”（《朱子语类》卷131《中兴至今日人物》）。　　

秦桧大喜，认为张巨山的话很能为自己的卖国投降行径辩解，于是秦桧就厚颜无耻地说：自己过去看到挞懒有“割地讲和之议”，所以赞成宋高宗主和，“取河南故疆”，这是“善德”，现在兀术败盟毁约，他又赞成宋高宗“吊民伐罪之计”，这也是“善德”（《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　　

秦桧两面派的奸相嘴脸，不仅把自己的言行说成是一贯正确的，而且还把自己打扮成抗战派将领的样子。秦桧甚至慷慨激昂地向宋高宗表示：愿先至江上，谕诸路帅，同力招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　　

老奸巨猾的秦桧，以为他这样一来，定然可以继续蒙骗南宋群臣，掩人耳目。然而秦桧所玩弄的这套自欺欺人的鬼把戏，一下子就被南宋大臣们识破了。　　

岳飞听了秦桧所谓“德无常师，主善为师”的骗人鬼话后，就无比愤慨，“恶其欺罔”，怒斥秦桧是犯了“面谩其主”的欺君罪行。　　

但是秦桧因有宋高宗这把保护伞，终究得以“恃禄固位”，南宋朝臣们对他也只能是无可奈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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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虽然南宋有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史料的鄙行，而《金史》向来以避重就轻、讳败扬胜而著称。但是要印证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的战果的辉煌程度，最有说服力的直接证据却是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在得知岳飞撤军之后的表现。　　

绍兴十年七月中旬，南宋朝廷此前接连发出的措辞严厉的班师诏书也先后送到岳飞手中，岳飞被迫奉召于　七月二十一日　自朱仙镇班师。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期间，岳家军将士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黄河以北的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　　

黄河以北的各路抗金义军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在即将渡过黄河，继续向北挺进的大好形势下，南宋朝廷此前接连发出的措辞严厉的班师诏书也先后送到岳飞手中，岳飞被迫奉召班师，致使岳家军“十年之功，废于一旦”。这严重打击了岳家军将士的士气。　　

岳飞的撤军，使中原百姓大失所望，很多人闻讯赶来，拦在岳飞马前，哭诉说：『我等顶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虏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某等不遗噍类矣！』　　

岳飞说：『朝廷有诏，吾不得擅留！』 　　

接着，岳飞含泪取出班师诏书给众人看，于是哭声震野。　　

岳飞不忍心将中原父老留给金军蹂躏，于是岳飞决定“留军五日”以保护和协助中原百姓撤退，『从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汉上六郡闲田处之。』　　

在一马平川的河南平原上，中原地区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携老扶幼，随着岳家军一起向南撤退，故岳家军的行军速度必然大为减慢，而一旦被那些行动快捷的金国骑兵追上，必将遭受很大的损失。　　

很显然，被迫奉召班师之时，携带数万百姓南撤的岳家军不仅士气低落，而且行军缓慢。这无疑给了金军以可乘之机。　　

那么，在岳飞撤军之时，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在做什么呢？　　

须知宋金双方当时正处于交战状态，而以骑兵为主的金军的行军速度很快。早在绍兴十年六月上旬，完颜宗弼（兀术）率金军自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赶赴顺昌（今安徽阜阳）增援，“自东京往复一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除去轻骑求救的时间，从东京到顺昌的距离约六百里，兀术的主力骑兵赶到的时间应在四天左右。　　

曾经聚集了岳家军大部队的颖昌(今河南许昌)距离金军盘踞的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不到二百里，朱仙镇距离东京汴梁仅有四十多里。而岳家军的大本营鄂州(今湖北武昌)距离岳飞北伐的前线战场则有两千多里远。岳飞在班师南归之前曾“留军五日”，再加上携带数万百姓，故行军速度必然大为减慢，只要兀术想追击岳家军大部队，他的时间是足够充裕的！　　

然而，兀术却没有派遣精锐骑兵前去追击行军缓慢且士气低落的岳家军大部队！　　

那么，身经百战且军事才略出众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不得不放弃这一巨大的胜机呢？　　

事实上，不管是无力再战还是不敢再战，都说明了兀术所统率的金军主力严重受损的状况。　　

另外一种可能则是，面对岳家军的兵威，兀术向北逃得太远，以致赶不上杀个回马枪。而如果是兀术放弃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向北逃窜，以致跑得太快太远，同样说明面对岳家军的兵威，金军无力再战或不敢再战。　　

很明显，在郾城大战和颖昌大战之后，岳家军与兀术所统率的金军主力之间，强弱已判。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在兵力尚未集中的情况下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根据《鄂国金佗稡编》卷八《鄂王行实编年》的记载，公元1140年七月中旬，在取得郾城大捷和颍昌大捷之后，岳家军乘胜向北挺进至离东京汴梁只有四十多里路的朱仙镇。面对岳家军的兵威，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被迫放弃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而向北撤退。

金国统帅完颜兀术（汉名宗弼）被迫放弃东京汴梁而向北撤退之说在《金史》卷77《宗弼传》中得到了验证：『宗弼由黎阳趋汴（即东京汴梁），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

显然，《金史》的这段记述刻意避重就轻、为尊者讳，避而不提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吃了败仗，草草敷衍了事，轻描淡写地用几句话把那场发生在宋金之间的持续三个多月的全面战争一笔带过。

而根据《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五月己卯，金人叛盟，兀术等分四道来攻。乙酉，兀术入东京，留守孟庾以城降，知兴仁府李师雄、知淮宁府李正民及河南诸州继降』可知，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率领金军“由黎阳趋汴”，既而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即开封府)之事发生在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上旬。

事实上，由于早在公元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当金国根据宋金和约而归还河南、陕西时，宋高宗和秦桧为了表示恪守和议，竟然强令各路宋军在原来的驻地驻守，不得北上接管河南、陕西诸州郡，致使当时的河南、陕西诸州郡既没有进驻宋朝大军，也没有部署边防。

而当金军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之时，岳飞和他的岳家军尚远在其驻地鄂州（今湖北武昌），还没有出兵北上，谈不上“分据河南州郡要害”。而韩世忠的军队则远在淮东地区（今江苏北部），更不曾进军河南。金军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之事显然发生在岳飞出兵北上之前。

自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上旬开始，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出兵攻宋。金军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夺去了宋军当时不设防的陕西、河南之地，继而进兵威胁淮南。完颜宗弼此时的对手主要是刘锜所率领的将近两万人的“八字军”（王彦旧部）。

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南宋新任东京副留守刘锜，率领军队赶赴东京汴梁（开封府）驻防。刘锜所部刚由水路抵达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就传来了金军攻陷东京汴梁的消息。

不久，攻陷东京的金军继续向南进犯，河南重镇陈州（即淮宁府，今河南淮阳）也被攻占。而离陈州仅三百多里的战略要地顺昌也就成了宋金对峙的前沿阵地。接着，金兵源源不断地拥向顺昌府。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六月初，岳飞正式自鄂州（今湖北武昌，当时是岳家军的大本营）出兵北上抗金。而岳家军全军出击，并收复河南州郡要害，则是公元1140年六月中旬之后的事情。　　

经过六月、闰六月和七月的大战，岳家军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东京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东京汴梁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绍兴十年七月上旬至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先后在郾城之战、颍昌之战和临颖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　七月二十一日　，在接连收到措词严厉的班师诏书之后，岳飞被迫做出班师的决定，岳家军的大部队向南撤退。　　

在班师南撤之时，岳飞留下了少量小部队，这些小部队主要是为了掩护中原百姓南迁，并且接应黄河以北的梁兴等抗金义军撤退。　　

岳飞自朱仙镇班师撤兵的消息得到证实之后，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喜出望外，金军立即整军卷土重来。　　

在前一阶段的战争中，完颜兀术(宗弼)不信任那些降附金国的伪齐汉奸兵痞，根本就不让他们带兵，其中除李成外，如孔彦舟、徐文之流“只是单马随军，并无兵权”。

而在岳家军班师南撤之时，由于金国女真人在前一阶段的战争中损兵折将严重，仅仅依靠已经损耗不小的女真兵将们去占领广大地区显然力不从心，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迫不得已，这才利用孔彦舟、徐文等汉奸兵痞去帮忙攻击留在后方的宋军小部队。　　

完颜兀术(宗弼)让孔彦舟率军作为前锋开道，第二次进军东京汴梁（今开封府）。接着，在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金军再次占领东京汴梁（今开封府）。　　

在兵力单薄、士气受挫的不利情势下，留在后方的那些宋军小部队难以抵挡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扑。　　

早在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岳家军准备将刘政夜袭中牟县（在开封和郑州之间）金军万夫长漫独化的营寨，杀死很多金兵，夺得三百五十多匹战马，一百多头骡、驴，还有大量衣物器甲，漫独化本人则生死不明。　　

到了绍兴十年七月底，在岳家军的大部队班师南撤之后，汉奸孔彦舟率优势兵力袭击郑州，留驻郑州的刘政不幸被俘。而留驻西京河南府登封县(今河南登封市)的孟邦杰，驻守汝州的郭清、郭远等率领的宋军小部队，也接连败退。　　

显而易见，《金史》卷77《宗弼传》中“孔彦舟下汴、郑两州”的记载其实是在得知岳飞撤军南归的消息之后，金军再次回军重新占领东京汴梁、郑州。　　

早在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率领金军“由黎阳趋汴”，已经占领了东京汴梁(即开封府)。然而，到了公元1140年七月下旬，在岳飞班师南归之后，完颜兀术(宗弼)又派汉奸孔彦舟率军占领东京汴梁（即开封府），也就是把两个多月之前已经占领过的东京汴梁（今开封府）再占领一遍。这表明在“孔彦舟下汴”之前，完颜兀术（宗弼）所率领的金国军队曾经撤离东京汴梁（即开封府）。　　

而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之所以要撤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京汴梁（开封府），显然是因为金军主力接连在野战中被岳家军击败，为岳家军的兵威所震慑。　　

根据宋金双方的形势分析，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显然具有全胜的可能。这也是岳飞在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接到班师诏之后却继续率军向北推进的原因。　　

但是来自岳飞身后的小朝廷出现了重大变数，岳飞接连收到“累降”的措辞严厉的“御笔”班师诏令。这些变数使得岳飞被迫撤军。这无疑是场悲剧，不仅属于岳飞个人，也属于整个南宋。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以及其后发生的所有怪事，比如，战胜而跪地称臣、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完败的绍兴和议，完全是在极端条件下发生的极端事件。讨论这件事不能忘记宋高宗赵构和秦桧这一对史上著名的昏君奸相搭档。宋高宗赵构向来担心武将功高震主，唯恐武将做大，为尽快解除诸大将兵权而急于向金国求和，置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而奸相秦桧则卖国求荣，“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两人交相为用而曲相成，急于用北伐将士的战绩作资本去与敌国议和。　　

对于宋高宗来说，当初金国女真统治者败盟，派兵气势汹汹地南侵之时，他害怕南宋政权会遭到灭顶之灾，担心自己会落到无容身之地，所以不得已才下令抗金。但是现在，宋军既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已保住了偏安的政权，与金国女真人重新议和也有了资本，要是继续再打下去，不仅会惹怒金人，而且也会使本来就深得军心民心的抗金名将岳飞等人功高权重，宋高宗唯恐南宋诸大将会有震主之威，对武将们的猜忌也由来已久。　　

而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内奸秦桧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另一方面，秦桧在南宋朝廷中，正因有金国女真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才取得了宋高宗的宠信而久居相位，进而争权夺利。如果这次宋军抗金北伐取得了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最终打垮，而秦桧自己也会随之而失去包括官爵、权力、财富在内的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这是秦桧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秦桧就不择手段地破坏宋军的这次北伐。　　

为要达到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秦桧当然知道，首先，必须牢牢地掌握相权。前任宰相赵鼎虽然被秦桧用奸计排挤出南宋朝廷，但在金人败盟南侵以后，他立即“上书言时政”。秦桧马上指使其党羽王次翁诬告赵鼎：“逼近行朝，阴幸有警，规图复用，门下党与，往来于临安，撰造事端，鼓惑众听，以摇人心”，且犯有“乾没官钱十七万缗”等罪。因而，赵鼎再次遭到贬官降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闰六月丁酉）。　　

其次，秦桧严密控制南宋朝野舆论，不许百官上书条陈抗金大事。秦桧一而再地逼害赵鼎，就是要杀鸡给猴看，“先窜赵鼎，而人无敢言矣”。但是，当时的右承事郎陈鼎却不畏惧，陈鼎上书宋高宗说：“敌今日败盟，乃朝廷之福，未败则他日之祸，有不可支持，愿乘此早为自治之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戊午）。秦桧知道后，大为恼怒，立即把陈鼎降官贬窜，以图惩一警百。　　

尤其是，秦桧为要在军事上破坏抗金战争，从顺昌战役开始起，他就想尽一切方法使南宋诸大将失利。　　

早在绍兴十年五月底，宋将刘锜率军在顺昌府屡次挫败金军前锋的进攻，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亲率十多万大军自东京汴梁直扑而来。秦桧却为宋高宗起草手诏，命令刘锜“班师”，从顺昌撤退，以便那些行动快捷的金国女真骑兵在原野上追歼以步兵为主体的宋军。

刘锜身处险境，深知可战而不可却，故拒不撤退。刘锜激励将士，誓与顺昌城共存亡。接着，刘锜所部倚仗城池固守，并利用暑热天气，以逸待劳，以少击众，终于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秦桧奏命锜择利班师，锜不奉诏，战益力，遂能以寡胜众”。　　

当时，韩世忠派人把宋军抓到的金国俘虏押送到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秦桧害怕俘虏供出金国的虚实，即请求宋高宗下令让诸将“今后获敌不必解来”。这个鬼主意，连宋高宗都觉得不对头，宋高宗听后马上对秦桧说：“不然，须令押数人来问之，庶得虚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7，绍兴十年七月乙丑）。　　

对于在顺昌战役中积极支持刘锜而立有战功的顺昌府知府陈规，秦桧又故意把他调离前线，让他改知庐州(今安徽合肥)，“时秦桧将班师，故命规易镇淮右”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闰六月己亥）。 　　

在顺昌大战之后，刘锜的左右军随即奉命撤退到长江以南的镇江府(今江苏镇江)，而留在淮河以北的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的兵力所剩不多，由于兵力不足，故刘锜余部长期龟缩在顺昌城内，没有继续向金军发起进攻。　　

绍兴十年六月中旬开始，宋将张俊、王德所部首先攻克宿州，接着又兵不血刃地开进毫州。　六月二十六日　，南宋朝廷前此派出的前往张俊军中“计议军事”的枢密都承旨周聿把宋高宗和秦桧所谓的“兵不可以轻动，宜且班师”的“密旨”交给了张俊，张俊心领神会。于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的最后一天，张俊、王德等人率军从宿、毫地区班师，将军队撤到淮河以南。　　

秦桧这些调虎离山的手段非常毒辣，秦桧完全知道东线的韩世忠和西线的吴璘，对金军只是起到遥相呼应和牵制两翼的作用，当时直接与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亲率的金军主力对阵的，只是中线战场的岳飞、刘锜和张俊三大将。现在先把刘锜、张俊的军队调走，势必造成中线战场的岳飞孤军深入，这样就可以借刀杀人，让金军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势孤无援的岳家军，进而借金军之手，来消灭岳家军。但是，秦桧的这一罪恶阴谋，并没有得逞，岳飞虽孤军作战，仍把金军打得落花流水，接连取得了如前所述的几次大战役的辉煌胜利。　　

古代的通信技术十分落后，而战争形势往往瞬息万变，故皇帝对远征的将帅实行遥控，一般是不适宜的。但是，军事上十分保守和怯弱的赵宋皇朝，却将遥控视为防范武将、维护皇权的家规。有时，甚至连作战的阵图都要由皇帝亲授，将帅往往需要遵照远离战场的皇帝发出的旨意，来决定前线的军事行动。这不仅剥夺了前线将帅们随机应变的主动权，而且往往贻误良机，迫使前线的宋军坐失战机。　　

受战争、道路条件、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自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用金字令牌传递皇帝的诏令，送到中原战场，路途有好几千里远，一个来回，行程大概需要二十天左右。鉴于如此长的往返时间，宋高宗赵构在手诏中也曾说“朕不可以遥度”“兵难遥度”等语。但是，为了贯彻他的意图，有时又非“遥度”不可！　　

宋高宗赵构对战争的前途心存两怕，一怕全胜，二怕大败。如果北伐全胜，则武将兵多、功高而权重，会威胁皇权。倘若大败，则宋高宗有可能沦为金人的阶下囚，欲为临安布衣而不可得。

宋高宗赵构始终对金军的力量估计过高，对宋军的力量估计过低，绍兴元年以来宋军取得的多次胜利，也不可能根除宋高宗赵构的“恐金症”。 此外，宋高宗赵构和他亡国的父兄一样，非常怯懦，在战和问题上，具有投机倾向。一场大胜可以刺激他一时，但不会改变他那愚弱的本性。　　

岳家军节节推进，远在后方的宋高宗赵构却在深宫中惴惴不安，因此，他在手诏中再三叮嘱岳飞，要避免与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的大军决战，要“全军为上”“占稳自固”“必保万全”。　　

面对岳家军持续推进、捷报频传的大好形势，一心想要破坏抗金斗争的奸相秦桧心急如焚。秦桧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秦桧唆使他的党羽罗汝楫向宋高宗奏请说：现在“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某若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　　

班师，一不至于大败，二不至于全胜，正中宋高宗赵构的下怀。于是，宋高宗赵构在绍兴十年七月八日或稍后，即大致在郾城之战进行之时，发出了第一道班师诏，降旨要岳飞“措置班师”。 　　

早在绍兴十年七月五日，即　七月八日　郾城之战的前夕，岳飞自前线发出了一份奏章，上报梁兴、董荣、赵俊、乔握坚等部取得的胜利，并说：『臣契勘金贼近累败衄，其虏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惟是贼众尚徘徊于京城南壁一带，近却发八千人过河北。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乃金贼必亡之日，若不乘势殄灭，恐贻后患。伏望速降指挥，令诸路之兵火急并进，庶几早见成功！』(《金佗稡编》卷12《乞乘机进兵札子》)。

此奏一去十几日，并无一兵一卒来援的消息。待到岳家军将士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扑，熬过郾城大战和颍昌大战之后，盼到的却是另外一份班师诏，时值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即张宪率军击败五千女真骑兵，取得临颍大捷的当天。

岳飞不愿，不忍，也不肯舍弃即将到手的胜果，岳飞没有下令终止向东京汴梁(开封府)进军，而是于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写了一份“言词激切”的奏章，反对“措置班师”。

岳飞在奏章中指出：『契勘金虏重兵尽聚东京，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谍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金佗稡编》卷12《乞止班师诏奏略》，此奏原文“累千百言”，大部分已佚失，今仅存其概要)。　　

又过了两三天，大约在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家军已经进抵朱仙镇，而岳飞却在一天之内，接连收到十二道用金字令牌递发的班师诏。这十二道诏旨全是措辞严峻、不容违背的急令：大军班师回鄂州，岳飞本人赶赴“行在”临安府朝见皇帝。宋高宗的这十二道班师诏大约是在　七月十一日　或稍后发出的。

绍兴十年七月十一日，在收到岳飞于　七月二日　发出的克复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的捷报之后，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急于见好就收，迫不及待地作出了草率的班师决定，想阻止岳飞大军继续挺进，以避免和金军进行大决战。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飞收到了宋高宗　七月十一日　自临安(今浙江杭州)发出的十二道班师诏，此时岳家军已经向北挺进到距离东京汴梁仅有四十多里的朱仙镇。

当宋高宗于七月十一日发出的十二道班师诏送到岳飞军中之时，岳家军已经接连在　七月八日　的郾城大战、　七月十四日　的颍昌大战以及　七月十八日　的临颖之战中大获全胜，并且已趁胜进军至朱仙镇。而岳飞此前发出的关于郾城大捷、颍昌大捷以及临颖大捷的捷报还在路上传递，还没有到达远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朝廷，南宋朝廷暂时还不知道岳家军接连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的情况。

自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开始，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不顾南宋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地称臣投降，以至“举朝无人从之”。有的大臣甚至警告宋高宗赵构，再这么倒行逆施下去，老百姓就要造反了，“万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于敌，意外之患，有不可胜言者矣！”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这个以巨大屈辱换来的和议在短时间内被金国统帅兀术撕毁。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颜面尽失，人心丧尽，为了保命，不得不派出军队迎敌，宋高宗赵构手忙脚乱，接连发了好多诏书。在鄂州(今湖北武昌)大营里积极筹备北伐多年的岳飞终于得到机会出兵，于是岳飞挥师北上。

绍兴十年六月下旬，岳家军前锋已经接连击败金军，南宋朝廷派往岳飞军中“计议军事”的官员李若虚也在此时辗转追上岳飞大军。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二日，李若虚在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向岳飞传达了宋高宗赵构的真实意图：『面得上旨：「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乙丑；《三朝北盟会编》卷202)。

这就是宋高宗赵构的“忍弃中原”，他宁可白白跪拜称臣、除了再次遭侵略之外一无所得。对于南宋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刻。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当金人背信弃义地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发起侵略战争之时，南宋全国上下同仇敌忾，主战情绪达到了顶点；而敌国金人当时在北宋故土上还立足未稳。

从政治和军事上来讲，这是北宋亡国以来多年才出现的、不容错失的绝佳机会；一旦放弃这样的机会，南宋“忠愤之气沮矣”，民心士气必遭重大打击；如果等待金军在河南地从容经营，不要说之后再进攻必然会事半功倍，而且如此一味挨打投降的南宋小朝廷能否自保都还是个问题……

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岳飞拒绝了宋高宗倒行逆施的班师意图。北方那广袤的国土、数以千万计的百姓，不是某一个独夫民贼的私产，不是这个独夫民贼要放弃就可以放弃的。《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六月甲子)遣司农少卿李若虚诣岳飞军谕旨班师，飞不听』。所以，岳飞北伐伊始，就已经抗旨不遵。

那么，到了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在一天之内接连收到十二道措词严厉的班师诏的情况下，岳飞如果继续拒绝班师，岂不是很像藐视朝廷、甚至公然和朝廷决裂吗？

岳飞必须考虑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此时岳飞大军的后勤供给主要还是来自后方；而在奸相秦桧的挑拨教唆下，向来猜忌武将的宋高宗赵构很可能做出极端愚弱的选择。赵宋王朝一贯猜忌武将，防范武将做大，而在这一点上宋高宗赵构长期被奸相秦桧所利用。违诏出师、违诏不班师，很容易落下背叛朝廷的口实。当时两军对垒，金军虽屡遭大败，但南宋内部一旦起了变乱，得利的最终将是金国女真统治者。岳飞一向以国事为重，绝不可能做出亲痛仇快的事情来。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收到宋高宗十天前从临安(今浙江杭州)发出的十二道班师诏的当天，岳飞经过很剧烈、很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被迫做出了一生中最痛心的决定，——奉召班师！

岳飞遭受了自绍兴七年以来的又一次政治打击，而这次打击的份量要沉重得多。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飞面向东南方，朝着“行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所在的方向再拜，悲痛地说：『臣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非臣不称职，秦桧实误陛下也！』

岳飞终于领悟到了一个真理，由宋高宗赵构和权奸秦桧把持的南宋朝廷是决不允许他抗金成功的。他只能作出一生中最痛心的决定，下令班师。

撤军的诏令自然严重地影响了岳家军的军心和士气。早在出师北上之时，岳家军将士就纷纷与家属相约，不光复旧疆不团圆。如今却功败垂成，中途折回，又有何面目见人。

看到自己这支在强敌面前不屈不挠、毫无愧色的雄师，居然变得士气低落、行伍不整，“旗靡辙乱”，岳飞真是心如刀割，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他仰天长叹道：“岂非天乎！”

大概到了绍兴十年七月二十日左右，自前线发出的　七月八日　郾城大捷的捷奏终于送到了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朝廷。　　

看到郾城大捷的辉煌战果，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的态度大为动摇，他连写了两份手诏，允许岳飞“择利进退”、“不妨图贼”；并且，他下令让杨沂中“全军起发”，到宿州、亳州一带进行牵制。而在半个多月之前，张俊正是按宋高宗赵构先前的旨意从这两地撤出，造成“岳飞军孤”的。再有，宋高宗赵构此前已经连发手诏，严令岳飞班师，此时却懦弱地说“屡已喻卿，不从中制”，想推卸发出班师诏的责任。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二日之后，自前线发出的　七月十四日　颍昌大捷的捷奏也送到了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朝廷。　　

看到颍昌大捷的辉煌战果，宋高宗赵构的态度彻底转变。一方面，他在发给岳飞的诏书中甜言蜜语地说：“却敌兴邦，唯卿是赖”，不再限制岳飞大军的行动；而最令人惊奇的则是，他竟然“已令张俊自淮西，韩世忠自京东，择利并进”！加上尚未全部撤离的刘錡所部，看到郾城捷奏之后派出的杨沂中全军，这就是说，宋高宗赵构下决心要把能动用的全部兵力，除了四川的宋军，都投入到了北伐之中。　　

至此，南宋的国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绍兴八年以来，宋高宗赵构这个“违天逆人”地坚决妥协投降政策的昏君，这个“朕虽百拜亦不复问矣”——只要有机会投降，哪怕给金人磕一百个响头哀求也无所谓的懦夫，不知需要怎样惊人的大胜才能使他鼓起勇气下令宋军全线进攻？！　　

但是“时不再来，机难轻失”，——当宋高宗的那些希望岳飞继续进军的最新诏书送到岳飞军中之时，岳家军早已经按照宋高宗半个多月之前发出的那十二道班师诏的命令撤军了！而按照宋高宗此前发出的班师诏的要求，岳飞在撤军之后需要赶赴临安朝见皇帝。故此时岳飞本人正在赶赴临安的路上！　　

宋高宗赵构和他亡　国之　君的父兄一样，非常怯战保守，在战和问题上反复无常，具有投机倾向。一场大胜可以刺激他一时，但不会改变他那愚弱怯战的本性。岳飞郾城捷奏和颍昌捷奏送到南宋朝廷之后，辉煌的战果使宋高宗赵构欣喜若狂，宋高宗赵构一时冲动地下决心命令宋军全线出击！而宋高宗赵构答复岳飞郾城捷奏和颍昌捷奏的那两份手诏可以说明他当时并没有在猜忌岳飞，暂时没有仔细考虑宋军继续北伐的潜在影响。但是，秦桧将及时提醒他，——赵宋王朝的基本国策是不遗余力地防范武将做大。 　　

果然，几天之后，在收到岳飞　七月十八日　从朱仙镇前线发出的反对班师的奏章的之时，宋高宗赵构的态度再次变化：在发给岳飞的诏书中，他只字不提命令张俊、韩世忠出师，这道命令显然已经食言了；反而强调要岳飞和杨沂中、刘锜同进退——这两位当时还远在中原战场之外，刘锜呆在东京汴梁以南约六百里的顺昌城中，杨沂中更是刚刚出发。　　

实际上，过去多次食言的宋高宗赵构此时已经又转为限制岳飞行动。那些“朕不中制”的承诺，早就被他抛到了爪哇国，此时宋高宗赵构一门心思地惦念着的，恐怕已是他那防范武将做大的祖宗家法了。　　

而在收到岳飞早十几天之前被迫发出的班师奏章之后，宋高宗赵构更是了无丝毫遗憾之意，只全心全意地算计着怎样全军撤退，怎样让岳飞去照应其他各路宋军。　　

早在绍兴七年，宋高宗赵构已经戏剧性地变卦过，他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把全国大部分兵力交给岳飞节制，然后短短三天内又取消成命。这次他在短期内决定北伐并再次改变主意停止北伐，大概也不会令人感到太意外。从反复无常的投机行为来看，宋高宗赵构完全就是一个政治上的羊癫疯。　　

我们只能从宋高宗赵构态度动摇的过程中，略窥已遭篡毁、已经佚失了的颖昌大捷另一份捷奏的份量，——足以动摇一个最保守怯战的懦夫皇帝，这一战的战果必然十分辉煌！　　

　附件二：　

从总体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力量对比在逐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南宋由弱变强，金国由盛转衰。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金国已经陷入内忧外患之中，正是秦桧这个金人派出的奸细以及苟且偷安且担心武将做大的宋高宗赵构的屈膝求和政策给了金国以喘息的机会，使金国在与南宋议和之后，金人倾尽全力镇压其占领区内的汉人。
    
岳飞虽然把全部身心精力都贡献在抗金事业上，并且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但是宋高宗、秦桧掌握着南宋朝廷的朝政大权，而岳飞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听朝廷指挥，故岳飞坚持抗金的北伐大计不可能实现也就势所必然了。
    
宋高宗、秦桧葬送了绍兴十年的岳飞北伐，这不仅使岳家军将士通过浴血奋战而攻克的颖昌、陈州、蔡州、郑州等广大中原要地，又相继失陷，而且也使岳飞在精神上遭到沉重的打击。
     
岳飞明白，自己在抗金战场上驰骋了半生，己为“秦桧所忌，终不得行其所志”。过去自己费尽心机，兴师动众，好不容易才收复了一大片失地，但“今日得之，明日弃之，养寇残民，无补国事”。因而，岳飞也产生了消极悲观的念头。

宋高宗、秦桧对岳飞抗金的打击，正好迎合了金人的需要，这是敌人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而岳飞的消极态度，也加深了宋高宗对他的猜忌，使君臣之间早已存在的矛盾又进一步地恶化了。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
    
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
     
由此可见，宋金尽快地达成和议，既是苟且偷安、疑忌武将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权奸秦桧的愿望，也是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需要。

附件三：

对于秦桧当权期间南宋朝廷所奉行的卖国政策，南宋史家吕中在《中兴大事记》一书之中作出了如下揭批：

『绍兴十年，金人渝盟，军民皆归咎于秦桧，而桧傲然不动。顺昌既捷之后，先窜赵鼎，而人无敢言矣！拓皋既捷之后，尽罢诸将，而兵隶御前矣！

向者战败而求和，今则战胜而求和矣！向者战败而弃地，今则战胜而弃地矣！

向者战败而使命之费犹有限，今岁币银、帛各二十万两、匹，而贺礼又有金器千两、银器万两、锦帛千匹矣！

岳飞复唐、邓、陈、蔡，张俊复亳、宿，韩世忠复海州，吴璘复商、秦，吴玠复方山、和尚原，皆间关百战而后得，今吾不能有其地，反尽割于虏，听其分画矣！

韩世忠田金陵，岳飞田鄂、汉，王之奇田两淮，吴玠田梁、洋，樊宝、宗纲田荆州，皆累年经营而后成，今吾不能屯田，反使虏创屯田军于河南矣！

吾国之民不肯入虏，杀之犹不从，而朝廷必以予虏，使遗民饮泣内恨，而中原人心失矣！

李世辅不顾其亲来归，兀术畏避其忠勇，朝廷竟置之谪籍，而中原豪杰之心失矣！

士大夫陷没虏中，家属有在中国者，桧徇虏人之情而悉还之。方其去时，如赴井陉，而吾国衣冠之气皆沮矣！

张俊深忌岳飞、刘锜，每言飞赴援迟，而锜战不力，遂于秦桧谋，斥锜而杀飞，而天下忠愤之气皆沮矣！』

（宋人所著《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8，《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1转引南宋史家吕中《中兴大事记》）

对于秦桧残害忠良的罪行，南宋史家吕中在《中兴大事记》一书之中作出了如下揭批：

『岳飞忠孝出于天性，自结发从戎，凡历数百战，内平剧盗，外抗强胡。其用兵也，尤其善以寡胜众。其从杜充也，以八百人破群盗五十万众于南熏门外；其破曹成也，以八千人破其十万众于桂岭；其战兀术也，于颖昌则以背嵬八百，于朱仙镇则以背嵬五百，皆破其众十余万。虏人所畏服，不敢以名称，至以父呼之。

自兀术有必杀飞而后可和之言，秦桧之心与虏合，而张俊之心又与桧合，媒孽横生，不置之死地不止。万俟卨以愿备锻炼，自谏议而得中丞；王俊以希旨诬告，自遥防而得廉车；姚政、庞荣、傅选之徒亦以阿附，并沐累迁之宠。附会其事，无所不至，而「莫须有」三字，韩世忠终以为无以服天下。飞死，世忠罢，中外大权尽归于桧，于是尽逐君子，尽用小人矣！』

（宋人所著《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8，《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1转引南宋史家吕中《中兴大事记》）

南宋大臣袁燮在奏章中指出：『自秦桧当国，阴与虏结，沿边不宿重兵。』（《历代名臣奏议》卷337）

南宋学者罗璧指出：『宗泽与汴为始终，岳飞恢复不已，金主役桧死之。』（《罗氏识遗》卷5《西北豪杰所产》）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指出：『窃见故相秦桧归自虏廷，久专国柄，内忍事仇之耻，外张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销沮人心忠义刚直之气；以喜怒为进退，崇奖天下佞谀偷惰之风。究其设心，何止误国！岳侯既死于棘寺，魏公复窜于岭表。连逮赵汾之狱，盖将掩众正而尽诛；徘徊汉鼎之旁，已经闻图九锡而来献。天不诛桧，谁其弱秦？』（参见《朱文公文集》卷99《除秦桧祠移文》）

南宋学者欧阳守道在纪念岳飞的文集中写道：

『岳忠武王之死，孰杀之？金人不能杀王于战，能杀王于狱。盖自遣秦桧来相，而金人之令行于江南矣！

其所欲杀，岂独一岳王？桧方次第扫除以报，而艺祖在天，丕降罪疾，殛之，然后三、四忠贤幸免，中国再有生气。王不幸，最先死，死且孥，哀哉！

《崇岳集》者，陈君华叔之所集，而间以己作，率悼岳王也！』

（摘录自《撰斋文集》卷21《书崇岳集》，：南宋 欧阳守道）


注释：上文中的“王”指的是岳飞。淳熙五年(1178年)，南宋朝廷给岳飞定谥号为“武穆”，嘉泰四年(1204年)，南宋朝廷追封岳飞为“鄂王”，宝庆元年（1225年），南宋朝廷赐岳飞谥号为“忠武”，此后人们敬称岳飞为“岳鄂王”、“岳武穆王”、“岳忠武王”或“岳王”；“艺祖”是宋人对宋太祖赵匡胤的尊称。

“桧方次第扫除以报，而艺祖在天，丕降罪疾，殛之”一句意思是：秦桧正准备逐个害死南宋的忠贤之士，之后再给金人一个交待，但是宋太祖的英灵在天上，知道秦桧的罪行，于是降下罪疾，处死了秦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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