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之道的精髄究竟是什么
—— 民为贵
周诗淳
从古至今，孔孟之道的精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老百姓最重要，国家次要；首领不重要” 《孟子·尽心下》 ）被別有用心的人及愚忠君国的人篡改、误解，而以“忠恕”、“孝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天人合一”、 “参天地之化育”替代或掩盖了。下面以《史记》 《论语》 《孟子》 《大学》等儒学经典为依据，将史上大儒董仲舒、朱熹等，到现代的儒学大师钱穆……“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对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的不遵为例证，简论之。
孔孟从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活动的史实一斑
孔子为祖国——助君王鲁定公治国；从《史记·孔子世家》可见，其任大司冦期间，于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以傧相的身份陪鲁定公参加鲁、齐两国在夹谷举行的双边会谈，为鲁国赢得了外交胜利（“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鲁国变强，齐国于是向鲁国赠送80名能歌善舞的美女和120匹骏马，鲁定公因此迷恋女乐而怠慢朝政、失礼轻臣，孔子遂率弟子离开祖国而游说列国，推行“民为贵”的政治主张——以“儒笃行而不倦”； “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适弗逢世……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 ！（请见《礼记·儒行》）可见孔子以“知其不可而为之”（ 《论语·宪问第十四》 ）的坚韧不拔精神，历时十四年的言行试图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实现“民为贵”的政治局面之举，绝非空谈理论、一时一事。
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开章，则见太史公司马迁对孟子那至今可以令人类世界汗颜之谈：
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 请参考《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主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知
太史公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大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 （请参考《孟子·梁惠王下》——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 )
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
我们可以推想，人类世界如果都轻钱财而重仁义，侵略战争、经济掠夺……还会在丛林法则下，由高智商的两脚动物们挑起吗？
可以说，孔子、孟子是领先于他们的时代几千年的伟人——真的做到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像周朝的先王——“去邠”，把老百姓的生命生存摆到首位，那些打着国家、民族等幌子图名谋利的个人或集团还糊弄得了天下人吗？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被篡改、误解之述要
汉·董仲舒说“一国之君，至贵无敌”；“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心止于一忠者，谓之忠。持二忠者，谓之患。”意思是：“忠”，只有一种解释，只能一心一意忠于“上”（皇上），否则为“患”（害）。又说“功成事就，归德于上，所以致义”（《春秋繁露·天地之行》）；宋·朱熹进一步奴化一切成就归功于皇上的“义”，说“臣子无说君父不是的道理，此便见得君臣之义处”（《朱子语类》卷十）。
史上，力主儒家“道统”天下的韩愈，也是董仲舒式的人物；反对“民为贵”，大树皇威，说什么“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也”；在其《原道》说：“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为君。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
朱熹为了维护皇权，大肆篡改孔孟之道的精典著作——将《大学》《中庸》 《论语》 《孟子》集注编排在一起，取名《四书章句集注》（即《四书章句》 《四书》 ）。为了维护皇权，朱熹别有用心的在《四书章句·大学·或问》开始，说什么《论语》《孟子》只是“应机接物的微言”，要读书人把《四书章句·大学》视为“垂世立教的大典”。
朱熹首先在《大学》“前言”说：“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大学》之存，而《论》《孟》次之。” 接着，他特别在《四书章句·.大学》做手脚，将原本《.大学》开章明义的纲领性内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大学问的道理，在于明白光明的道德，在于爱普天下的人民）中的“亲民”，异解为：“ 亲当作新……新者，革其旧之谓也……推以及人，使之亦有去其旧染之污也”。这样的注释，统治者们岂不高兴？他们不但可以抛弃“民为贵”，而且还要“革其旧”，使人民“去其旧染之污”，想怎么“革”就怎么“革”，想怎么驱使就怎么驱使……难怪自南宋以后，到清末民初，统治者们都法定用朱熹的“章句”之学作教材、作考取功名的标准答案；难怪别有用心的文人至今吹捧朱熹的《四书》 。
要做到“明德”、“至善”，无疑要“去其旧染之污”；无疑是一种“新”的作法，再将“亲”改成“新”就更无道理了。因为《大学》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曾子的学习心得——因为孔孟之道的精髓就是“民为贵”！其实，《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就是从《论语·学而篇》而来——“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 “泛爱众”（博爱人民）就是“亲民”，绝无另一种意思！
孔子、孟子是与董、韩、朱大树皇权之观点大相径庭的。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还主张君王要像周文王那样将皇家园林与民众共享，说：“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孟子·梁惠王下》）；《论语·尧曰》赞扬历代古王的“民为贵”行为——“……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孔子说：“老百姓对于仁德啊，比需要日常生活中的水与火更为迫切，（并无过量的忌讳）；对于水与火，我看见过溺水蹈火而死的人，却没看见实践仁德而死的人呀！”（ 《论语·卫灵公》：“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
对于民与国的关系之轻重，孔子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不居住在动乱的国家”，以免生命受到威胁（“乱邦不居”）。孟子继承他的思想说：“杀害无辜的老百姓，读书人就可以离开他的国家。” （“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 《孟子·离娄上》 ）孟子又在回答梁襄王“谁能统一天下”的问题时说：“不轻易杀人的国君就能统一天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些，充分体现了孔孟之道把人民的生命看得比国家、君主都重要。现在说“爱是没有国界的”、“和谐地球村”，也就类似孔孟之道的“大同”思想。
对于《孟子·尽心》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历代统治者都耿耿于怀——直接反对或曲解的政客不少。很多人都用《尚书·五子之歌》上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去误解“民为贵”，认为：“孟子的‘民为贵’就是民为邦本的意思”。其实，古代史册、“五经”里的《尚书》说：“上天降生了老百姓，给他们立了君主，立了老师，只是叫他们协助上帝宠爱老百姓。”（《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尚书·泰哲》又说：天所看到的是从我们老百姓的眼中看到的，天所听到的是从我们老百姓的耳朵里听到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尧、舜、禹、汤和周文王等圣贤也确是宠爱老百姓。然而，他们以后的君王、大臣及官吏都把“民为贵”变成了“为民作主”——“宠之”变成“作主”后，老百姓经常受到政治蒙蔽，失去了种种利益。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有的学者仍然沿袭其“邦本”之谬说。其实，“民为贵”真的是老百姓最重要——孟子说“春秋无义战”，痛恨地称那些统治者是“人牧” ，谴责他们把老百姓视为“邦本”（牧群）的绵羊，任其驱赶、宰杀。如果强将“民为贵”释为“民为邦本”，老百姓则成为邦国（牧群）的绵羊、是君王（牧主）的本钱，官员们则是为君王“牧养子民”的；“民为贵”释为“民为邦本”，是豢养老百姓，是为统治者的国着想。“民为贵”释为“老百姓最重要”，则是爱老百姓，为老百姓的生存着想。我们如果通过认真对《论语》 《孟子》的学习，可以这样说，在孔子、孟子的心目中，“君”仅仅是一个人，“民”是百姓，是百家之姓……成千上万；君王应该为人民服务――“助上帝宠之” 百姓。
对于“民为贵就是民为邦本”这种不顾历史事实，不通文义的武断解释，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先贤不予苟同。严复在《辟韩》说：“孟子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古今之通义也……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候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康有为在《孟子微》说“民贵君轻……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之法也！民者如店肆之东人，君者乃聘雇之司理人”“从民所归乃举为民主，如美、法之总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也，孟子早已发明之。”；梁启超在《读＜孟子＞界说》：“孟子言民为贵，民事不可缓，故全书所言仁政、所言王政、所言不忍人之心，皆以为民也！泰西诸国今日之政庶近之。”；蔡元培在1900年的《上皇帝书》说：“国者，公司也。民者，出资本之股主也；天子者，总办也……秦汉以来，为总办者……夺公司以为私业。”
古代抛荒“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的典型例子
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与文化中赫赫正派的名人，但他却为“大一统”发起过多次劳民伤财、牺牲无辜，毫无道德意义的侵略战争；不以民为贵，为忠君义主所损——史书《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刘备病危时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哭着回答刘备：“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可以看出像诸葛亮这样“优秀”的治政家，也不是以民为贵。 “忠”，使他忽视了苍生……仅为刘家的天下鞠躬尽瘁，干了很多“各为其主”，“功不至于百姓”的事。如果诸葛亮按照《孟子·梁惠王》上下两篇的内容做，蜀国岂会灭亡？偌大一个蜀国，只要自己爱民、富国、备战，魏国能怎样？这正如孟子所说：“七十里为政，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蜀国的版图岂止千里！然而，诸葛亮不以民为贵，一再选择了主动进攻魏国的战争……这与《论语·尧曰》记载尧、舜、禹、汤等圣贤实行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所重：民、食、丧、祭”（恢复被灭亡的国家，接续断绝了的世族，提拔被遗弃的人才……）相差甚远！
有些人会说，即使诸葛亮不进攻魏国，将蜀国治理得国富民强，但他死后也难避免战争……？
笔者认为：在历史长河中，人的生命是极其短暂的。多些和平安宁的人生，总比多些战乱动荡的人生好。再说，谁愿做战乱的不幸者？“大一统”不付诸武力，不禁锢思想，当然可取。
古今中外盛誉孔孟之道的人极多，但是真正理解的人很少；曲解的人却很多。如史上的“大儒”方孝孺，因为一再反对明成祖朱棣篡夺其侄儿明惠帝朱允炆的皇位，不顾朱棣对他的严厉警告：“再反对，就杀你十族——加上你的学生和朋友就是十族！”。可是愚忠“真命天子”的腐儒、方孝孺却偏要硬顶朱棣，至使847人陪他这个“大儒”无辜死去。
孔子告诫士人“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可叹愚忠之士，只知“尽忠”而不解“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之至理，信奉什么“自古忠孝不可两全”，因此可以为“尽忠”而不仁、不义、不孝……。真是迂腐！为什么不可以像孔子对待阳货那样巧妙周旋；实在摆不脱朱棣的威逼，仅一人殉死而已——连累847人陪死，也属罪过！
再以史上“明清大儒黄宗羲”这个学富五车之士为例——他也为忠所累，对于方孝孺这个“国家不就是朱家的天下”都没看透的人，黄宗羲却将其愚忠的事迹编入了《明儒学案》，彰扬他的“忠烈”，而只字不提847条人命的无辜消逝。这，简直是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悖离！
可叹从古至今，愚忠之士都以为方孝孺无视“十族”人的生命，偏要以“十族”之命去对抗朱棣，是“己所欲者，可施于人”的事；连累别人去死，是为大忠大义，是问心无愧的。其实，孔子何尝没有“己所欲者，人所不欲，勿施于人——慎施于人”的想法、说法呢？只不过没记上《论语》罢了。
虽然黄宗羲被有的学者誉为“中国的卢梭”，但是，他简直忘了孔孟之道《论语·学而》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 ；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泛爱众”是以生命及安宁为最基本原则、是不分种族界线的。从明朝灭亡，一直到康熙元年，黄宗羲都在坚持不懈地进行反清复明的武装抗争。满清统一天下已久，百姓基本安居乐业时——康熙十七、十八年，清廷屡屡“以礼敦请”他为官，他也和那些忠君之士一样，矢志不从二主。他们那样拒绝将自己经邦济世之才造福百姓，岂不迂腐？他们难道不可以为清廷从事功在百姓的事吗？他们如果以民为贵，去亲民、为民当官，能叫不仁不义吗？
《论语》《孟子》教导的是读书人“泛爱众”“亲民”，而根本不是教导读书人死守一个君王、一个国家做官呀？孔子、孟子毕生追求的是仁政，是普天下百姓安居乐业的“大同”，何况明朝已经灭亡——朱皇帝的家灭亡了，并不等于老百姓的家都灭亡了……这时，应该与百姓共存亡，而不是与君王、国家共存亡；不是再杀出一个“反清复明”的“乱邦”！
史上，管仲不殉死公子纠，相反背叛了公子纠，辅佐公子纠的政敌齐桓公“一匡天下”，使天下百姓安宁。孔子不是“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的赞扬管仲吗？黄宗羲等大文人简直没有读懂《论语?里仁》里孔子说的：“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规定要怎样干，没有规定不怎么干，只要与道义并肩就行了。）而为这道义所干的事，绝不能“功不至于百姓”。
其实，通过《论语》出现109次的孔子的道德标准——即对“仁”的分析，孔子确实是 “从不将‘仁’轻许” 给谁的。如从《论语·公冶长》篇，可以见到孔子对雍也、子路、冉有、公西华，都以“不知其仁”（不晓得他仁不仁）来变相否定别人对雍也等学生的高评；即使对他最得意的学生颜渊，他也仅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对令尹子文和陈文子，也只说他们“忠”和“清”，不同意他们“仁”。然而对管仲——可见“民为贵”是高于一切的——孔子虽然批评管仲不俭、讽刺他不知礼（见于《论语·八佾》），但是却以“从不轻许”给人的“仁”，大加赞许管仲！这是因为“桓公九合诸候，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论语·宪问》；“九合”——其实不止九次。齐桓公多次召集各诸侯国并主持和平盟会，没有用武力——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因为管仲辅佐，天下才有较为安定的局面。）可见，谁能保护絶大多数民众的生命，使天下长治久安，谁就称得上“仁”；至于什么后世一再取笑孔子的“克己复礼”，也就不攻自破了。可见，对于“仁者爱人”、“圣人”，孔子也是从“民为贵”着眼的——孔子认为：一个人能够给人民很多好处，又能广泛地帮助大家生活得好，“何止是仁道，那肯定是圣德啊！”（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 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 《论语·雍也》 ）
从孔子对管仲的特殊评价着眼，我们可以这么推理：对于孔夫子 “一以贯之” 的道，曾子认为是“忠恕而已矣！”，其实不对。“仁”，才是孔子的道德标准，而“民为贵”则是仁的最高体现。“忠恕”相对“民为贵”而论，仅仅是小节小道，“民为贵”才是顶天立地的大事！因为这“民”，不止是几千、几万——是普天下人的生命、生存、生活；比什么都重要的特等大事。孔孟之道的伟大，就在此处！
可叹史上的大儒、大名鼎鼎的理学家、心学大师王阳明虽然反对朱熹的理学，明确指出：“天理即是良知”；然而，王阳明的“良知”也有悖天理的时候。如明·嘉靖七年，王阳明大概为了报效皇帝授予他在广西思恩府、田州府平乱时“便宜从事”的宠信（特权），不待诏命而移师八寨、断藤峡两地，一举“剿灭”了朝庭长期镇压不下的僮、傜少数民族起义军；“残酷屠杀了无辜百姓15000余人”（见于《中国历代大儒·心学大师王守仁》 ；《明史·列传·王守仁》〖卷195；传83〗 ）。如此，可见中国的大儒们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不是那么在乎的。
现代抛荒“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的典型例子
由于政治的介入，或者倚靠程朱理学做学问当教授，始终不忍割爱的心理所至，朝朝代代都有把朱熹奉为文化与道德伟人的大师。正如我国著名的编辑出版家、教育家、作家叶圣陶先生所说：
朱熹的著作极多，他所注解的书风行天下，他的教义差不多就成为国教……政治势力作一派学问的护法，就使一般的人奉命唯谨，再不想挺直身子自己去辟道路。所以崇朱的归结，是养成些恭顺附和的人，思想界现出萎靡的气象。（《〈传习录〉注释本绪言》）
当代，维护朱熹的理学——维护封建统治制度的大学者是钱穆。有的学者认为“……钱穆则突出朱熹在历史上的地位，把他与孔子相提并论” 。
在2003年10 月出版的《读书》杂志上，郭晓东先生以《对历史的一种温情与敬意》抬出钱穆先生的历史观，说“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间，钱穆先生访台北，应邀做一系列演讲，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又应约写一部‘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教材……正式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付梓成书……论述精辟，实不失为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此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香港大学定为报考中文系的必读书，在港台地区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又说钱穆先生著的书“从客观的史实出发，力图还历史以真相，比如钱先生在本书中分析说，君权与相权的分设，政府对皇室的制衡，足以证明传统政治体制并非出于一二人之私心，不可以专制黑暗四字抹杀，但明清两代确实又出现相权日益收紧，皇权极力膨胀的现象，特别是清代，钱先生承认确实是专制黑暗，但钱氏同时指出，清代政权只是出于一‘部落政权’之私心，不足以代表汉唐以来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势，不可因清代之专制，便误以为传统的政治制度便是如此。”；又说：“综观全书……从一开始的‘序言’ 到结尾的‘总论’ ，反反复复在批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专制黑暗论’”
“汉唐以来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势”真的是“君权与相权的分设，政府对皇室的制衡，足以证明传统政治体制并非出于一二人之私心” 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专制黑暗论’” 不对吗？ 这，正如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对钱穆先生的“汉唐盛世是一个一统的政治和平等的社会”进行驳斥所说：“一个历史学家这样歪曲历史，实在令人纳罕。……也许钱先生立论的主旨不在用以‘变’古，而求所以‘饰’今。”这不能不令人觉得钱穆先生有意用程朱理学的“儒”来改变孔孟之道的儒。这，让人觉得钱穆先生当年在香港殚精竭虑办学，不全是为了传承华夏文化——所以，他就和那些几千年来朝朝代代都有“患软骨症”的儒学大人物一样，著书立论，有意识回避“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论与反战思想，使那些不愿多费功夫钻研原著，不会突破权威定势多做客观思考的读书人，向着他们的学术马头是瞻，以便他们道貌岸然、理直气壮地为人“抬轿”，受人“抬轿”——如钱穆先生奉承蒋介石总统“继续担负光复大陆之重任”(余杰的《火与冰·我来剥钱穆的‘皮’》可以看到“‘国学大师’钱穆当年曾被大陆列入战犯名单，最近却成为大陆学者们五体投地的尊神”；)；“钱氏‘百万字以上之著述’，目的不过是‘所以报我总统生前特达逾分之奖诱于千万分之一者，则亦难此而止耳。’”（李敖著《蒋介石研究·蒋介石与钱穆之间的一些臭史》）以上言论，哪里是孔孟之道？
钱穆先生的学生、坐客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孔孟之道的傅佩荣先生也推崇朱熹的理学。他在2007年2月著的《傅佩荣细说孔子》中，说孔孟之道的《中庸》“曾由宋儒朱熹改编，将一整节文字的顺序提到前面，使全文含义更为清楚。……我认为朱熹的改编令人敬佩，故本书采用朱本”。
傅先生对孔孟之道的《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翻译是：“高等教育的目标在于保存人高尚的品格，在赋予人民新的生命，在止于完美之境。”如此，“亲民”的意思就被翻译掉了。
亲者，爱也；与“新”完全是 两码 意思。世界上充满了爱，才可能和谐。而一味的追求“新”，那就难免争夺、战争…… “亲民”与“新民”是两个完全不相同的概念，孔孟之道的精髓被朱熹破坏了……
《论语》与原本《大学》是课本与教参的关系，其观点是一致的。如果按照傅先生所说，“高等教育的目标在于保存人高尚的品格，在赋予人民新的生命，在止于完美之境。”那么，对于《论语 · 泰伯》篇的“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傅先生却翻译成“孔子说：‘对待百姓，可以使他们走在人生正途上，却没有办法使他们了解其中的道理。’”——既然“高等教育的目标在于保存人高尚的品格，在赋予人民新的生命，在止于完美之境” ，但又“没有办法使他们了解其中的道理”如此，岂不矛盾？如此，所谓的“高尚品格”、“完美之境”，只不过是“人民新的生命”在“高等教育”后得到的“假文凭”现像——因为“对待百姓，可以使他们走在人生正途上，却没有办法使他们了解其中的道理”。
傅佩荣先生在讲解《论语》中，更有离奇之谈。如他讲解《论语》的“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
“我们今天的人尤其容易犯这种毛病。茶楼酒馆、卡拉OK厅等娱乐消闲场所一坐就是半天，大家说些天气，说些股票，说些海湾战争、中东问题，这还算好的。更糟糕的是说些东家长，西家短，某某领导和某某领导之间有些什么瓜葛，某某男同事与某某女同事之间又有些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没有一句话是上得台盘，见得世面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现象，有点近似于我们所说的‘清谈’之风。明末清初，顾亭林就曾经批评当时南方的读书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而北方的读书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请见《傅佩荣细说孔子》第十二讲《内智外愚·不要卖弄你的小聪明》；2007年2月著）
天呀！如果连说“海湾战争、中东问题、某某领导和某某领导之间有些什么瓜葛”都属于“言不及义”的话，那么怕是当顺民当定了！更不用提“民为贵”。
另外，也坐客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于丹教授，讲孔孟之道也有明显悖离之处。如她说：“一个‘孝’字，将一个人的人品高下昭然揭示。一个人如果坏透了，无恶不作，但知道孝敬父母，我们仍将他当人看。”让人纳闷。（可见《于丹心得精品·〈孔子〉心得》——《爱父母才能爱自己》）坏人看到这样的说法，可能会这么想：“嘿！看来我只要孝敬父母，干了恶事、坏事，就不会有什么大的罪过；何况我还不是一个无恶不作，坏透了的人。”——好人看了可能会想：“真是家比天高！”“君君、臣臣、父、子子嘛！孔孟之道的孝道也太过份了。”
在教育界，颇具权威性的《教师人文读本·经典和经典常读》（中册）之《引言》将盛誉朱熹的文章《经典常谈·“四书”第七》“放在卷首，以作提纲之用”，还说“到了朱子，给《论》 《孟》作注，虽说融会各家，其实也用他自己的哲学作架子。他注《学》 《庸》，更显然如此。他的哲学切于世用，所以一般人接受了，将他解释的孔子当作真的孔子。”该文的结尾夸朱熹：“他果然成了儒家道统的大师了”。
说朱熹是程朱理学道统的大师不错，但朱熹绝对不是儒家道统的大师！朱熹的哲学对统治者“切于世用”，对人民是不切用的。所谓“一般人接受了”，那只不过是因为——因为古代“要考”……现代的学界大人物误导罢了！
另外，自古就有人取笑孔子是个不识时务、不为人用的“丧家犬”，沒看懂孔子的“时务”，是以民为贵；是天下最大的德——“民为贵”，是原则问题；国家利益是次要的。从《论语》上可见，对于国家，孔子是不以为然的。孔子要求学生——如《论语·宪问》的“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 谷，指做官享受俸禄）；又如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怀居，指读书人留恋安逸）；还如《论语·卫灵公》的“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遽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如矢，指像箭一样的正直；卷而怀之，指把本领收藏起来）；还可在《论语·泰伯》见孔子教导学生“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这些，足以令古今的既得利益者们汗颜！
沒想到当代的北京大学教授李零，竟拿孔子自嘲的“丧家犬”做文章——人民网北京2007年４月２３日讯：“《论语》是一部孔门师生一起聊天的书，孔子是一个堂吉诃德，是一个“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北大学者李零先生的新著《丧家狗：我读论语》如是说。这部新书，刚面世即在社会各界引起极大的反响，人民大学国学院等更把它列为大学生必读书，作为现代人读《论语》的标准教材。” ——而史上著名的大学者与李零教授的观点大相径庭：
伟人梁启超的博学为民、刚毅正直无可非议，是中国历史上最认真的人。如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承认：
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也矣！
他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开始就光明磊落地承认自己以往对孔子的误解：
此篇与著者数年前之论正相反对，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
在《论孔教之性质与群教不同》说：
孔子则不然，其所教者，专在世界国家之事，伦理道德之原，无迷信，无礼拜，不禁怀疑，不仇外道，孔教所以特异于群教者在是。质而言之，孔子者，哲学家、经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
胡适先生并不认为“《论语》是一部孔门师生一起聊天的书，孔子是一个堂吉诃德”；他1935年著的《说儒》一书说：“孔子是关注整个人类的”。
林语堂先生在《孔子思想的特性》一文说： “孔子差不多可算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的最高政治理想在于社会上大家和睦相处。”而李零等教授却认为“用《论语》 凝聚人心…… 将孔子当作……救世良药…… 向全球推广”不应该，为了像“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样对孔子进行“ ‘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的工作”—— 改变“李零说的被意识形态化、道德化、宗教化的‘人造孔子’”， 李零等教授因此要“大家把孔子从圣人的地位请下来，让他与诸子百家平起平坐”。 如此，岂不是对孔孟之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的抹杀吗？
如今的孔子，在既得利益者“拿孔子说事” 或“ 商业化” 的行动中已经被大众误解了，如果又被不认真研读儒学的广大学人误解，只佩“与诸子百家平起平坐”， 那么，李零教授说的“学《论语》，有两条最难学，一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二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也就仅仅属于无德的将军、勇士、文豪、政客等“不流芳千古，则遗臭万年” 的坐佑铭罢了！也就是说，被驾空了“德” 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不值得赞扬——缺德！！
抛荒“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的大人物是不少的。如巴黎哲学院院士李泽厚先生——他传播儒学的国际性影响力是不亚于古人建立书院讲授儒学的。然而，看他的《论语今读》，却令人觉得孔孟之道是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奠础。如该书有这样一段解释：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译】 孔子说，“可以要老百姓跟着走，不一定要老百姓知道这是为什么。”
【记】 这两句当然为主张民主的现代人所大诟病。康有为改句读为“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将孔子民主化。其实如所引注，这在古代并不奇怪。古代的“民主”正是“为民作主”，“民为贵”也只是这种意思……古语亦有“民可与乐成，未可与虑始”，均同一经验，不足为怪，不足为病。时移世变，孔子之是非当然不是今日之是非。
说“古代的“民主”正是“为民作主”，“民为贵”也只是这种意思”，“时移世变，孔子之是非当然不是今日之是非。”如此，给人的感觉就是古代不存在民为贵了——说“孔子的是非当然不是今日之是非”，这不是越来越让人费解了吗？如此，孔夫子的东西还有多少值得学习呢？如果都像这样去“今读” ，有点离谱吧？ 其实，李泽厚先生当然知道古代也有以民为贵的事。如《孟子.梁惠王篇》，孟子在回答藤文公问政的那段就可以看到，周朝的祖先太王，为了彻底解除狄人的侵犯，保全老百姓的生命，竟放弃了他自己的王位出走。这岂不是百分之百的“民为贵”——“老百姓最重要”的做法吗？
似乎李泽厚先生是不讲“民为贵”的。如他在广州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讲演《再说“西体中用”》中说： “‘回到原典’，即回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和经典的儒学，即回到马克思和孔子本人。” 让人觉得难以思议。他在《论语今读》《世纪新梦》等书及国内外的儒学讲谈中，都旗帜宣明地发表了自己的儒学观点——他说：“希望有第二次文艺复兴……第二次文艺复兴同样回归古典，回到原典儒家，也重新作解释。”——不过，遗憾李泽厚先生并沒有“回到孔孟原典” ，而是在步伪儒学——宋明理学之后尘：
李泽厚先生竟“想用‘天、地、国、亲、师’” 来“建立情感本体。 ”（ 《世纪新梦·与中山大学教师们的对话》 ）——为什么不用“天、地、民、亲、师”来建立情感本体呢？怎么也要排斥“民为贵”？
1999年，一些学者在岳麓书院讲学，“通过电视、通过卫星和网络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学术文化在广泛的社会层面上被人们所接受。”令人遗憾的是，在他们对儒学的演讲中，没提到“民为贵”，而看到的是当今学者们对程朱理学赞扬。如“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哈佛儒学教授杜维明先生就对朱熹特别重视。他在《儒家人文精神与文明对话》的正题《层层深入的修身哲学》一开始，就开张明义地说：“朱熹是《四书集注》的集撰者。他明确地提出我们应该顺着《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顺序去了解儒家的核心价值”，可是杜维明先生却只字未提朱熹的“集注”异解了孔孟之道，未考虑世界上广大的知识分子如果顺着朱熹提出的顺序去了解儒家的核心价值，有多么困难和不切合实际。这，难免不使人觉得这是现代宋明理学的观点。其实，即使是研究儒学，也应该首先从《论语》《孟子》开始。《大学》《中庸》只不过是学习《论语》的学术论文，辅导教材。特别让人纳闷的是，杜维明先生在《人与禽兽有沒有区别》一文专讲孟子和《孟子》，却只字不渉及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
也在岳麓书院讲学旳英国剑桥大学鲁惟一先生在《传世文献的可靠性》说：“今天在这伟大的理学家朱熹曾经讲过学的地方，我感到自己非常渺小。”；还有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在《简帛与文字文献》说；“朱晦庵（朱熹）是著名的理学家……对中国文化的传承有莫大的贡献。”；“今天特别安排向朱晦庵先生报吿这个世纪的盛事。”
有了这些名声远扬的大教授们对朱熹的高度赞扬，有多少人会想到朱熹的理学不是孔孟之道的儒学呢？难怪2002年9月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传世名著精品文库大学·中庸·论语》的“前言”说：“宋代大学者朱熹祖述二程的观点和做法，特别尊崇《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使之与《论语》并列，合称为《四书》，并对其进行注释并合编在一起，称为《四书集注》……如今已成为我们学习中华文化的必读书，它对我国人民道德素质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
令人遗憾的是：古今一些儒学大师到了一定时候，大都以一种作古正经式的态度说什么“天人合一”、“与天地参”，却只字不提谈“民为贵”；不像孔子、孟子那样“适弗逢世……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如此，“为万世开太平”也就成了永远不能实现的漂亮空话。
如果天下的大文人们都以民为贵，不做投机沽名的政客，引导人类摆脱像动物一样凭团伙意识而盲目厮杀、摆脱对头领屈从盲从，该多好啊！如果人类社会以民为贵，世界各国将投入战争的巨大财物用于为生存服务的科研，该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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