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思维方式》（23）大学之道的特点和影响之明德源究 -

《孔子的思维方式》　　

——研览儒、释、道、耶、穆、苏、第五项修炼……的共性、差异及其适用边界

第七章　大学之道的特点和影响　　

今日关键词：明，明德，德，自明，“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第一节　明德源究

如同《中庸》，被朱熹从《礼记》中单列出来位列四书之首的《大学》，对国人的影响极其深远。同时也由于《论语》中有诸多地方涉及曾参对孔子学说的评语，《大戴礼记·曾子十篇》内容也比较丰富，使得曾子在体现孔子学说上有着特殊的代表意义。所以，非常有必要审视儒分八家后之典型如曾子对“仁义之道”的理解和传承。　　

这里需要强调一下关于引用中华历史文献的一点看法。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每朝每代都有对前期人文思想有一定的过滤或选择，但中华史官一向秉笔直书、董狐直笔、书法不隐的勇于担当传统，使得我们现如今拥有着浩如烟海的信史文献，而西方的古文献又少得可怜，退而求其次更依赖考古弥补之。在迷恋西方现代学术成就或主流研究方法下自轻自贱，把相对最长久可信且丰富的中华文献给怀疑攻击得一塌糊涂，诸如现代许多看似科学的考古考证方法多把佛陀和耶稣给考证得无影无踪，幽默可爱如“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故毋陷非古薄古疑古，在此多研其流传下来的核心主体思想于究竟圆满“人之道”与否的程度，以为提示来者。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一开篇，曾子直接亮明观点，提出总纲并层层论述，是谓后人总结的三纲八目。

对于“明明德”，现今的解释大多以“光明之德；美德；彰明光明的品德；明白明德的修养；是自明‘内明’学问的准则”作解——空洞浮泛，不着边际，言之无物久矣！典型的似乎什么都讲了，但什么也没讲透讲明白，令后学不得要领。

诚然，前一个“明”作动词，有使动的意味，即“使彰明”，有发扬，弘扬的意思；而后一个“明”作形容词。然而，人身上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德性，是具有或明显或明了的特征呢？而且，为何还要使这种特征得以彰明弘扬呢？　　

在《大学》中，曾子后续提到，《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并且“克明德”、“天之明命”和“克明峻德”等词语无一例外的也均在《康诰》《太甲》《帝典》的开篇就给提了出来，可见其重要和关键。　　

下面，将不厌其繁地收罗一些各大方之“明明德”：　　

《周易》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郑玄曰：明两者，取君明。上下以明德相承，其於天下之事，无不见也。——“明两作”，使“明”作而又作，明了又明，这就是“离卦”。而“大人”之明更重要，并且大人应把前人的“明德”给世世代代继承下来，并把它发扬光大于天下四方。“取君明”，也即领导者在一方治理的指导思想上不糊涂，这点尤为关键。“上下以明德相承”，也即，考察问题，从上至下，从领导层到中层以至基层，不断的使各层次人的思想保持正确明了的认知状态，只有双倍的明察秋毫或明了，才能够达到“於天下之事，无不见也”的效果。　　

因此，这里“明德”是指正确明了的思想认知之意。也即，具有“明”的作用或效果的“人之德性”是“人之心/识/念”大致不远。　　

《诗经·大雅·大明》：“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適，使不挟四方。……”——“明明”，即是“明两作”；“赫赫”，即是更为显著更为明显的、加倍的、再翻一番、平方、立方甚至几个数量级差别的“明两作”。以此对“下”对“上”进行全面的反反覆覆的调查认知，了然于心。　　

《诗经·大雅·皇矣》：“……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在这里更加明确了这里的“德”是指“人之心/识/念”。“明德”，即是人所具备的能够认知明了天地万物的心识。使心识处于寂寞静寂的状态，这种心识就能够明了，就能够明察是非，能够分辨善恶，能够担当师长，能够胜任国君，治理这个大邦，能够使人民顺从，能够使人民亲附。……我持有这种明澈的心识，不放纵于声色犬马，不挟持刑罚兵戎相见，始终处于“无识无知”的状态，这是一个行政教清明的帝王所应遵循的法则。　　

《诗经·鲁颂·泮水》：“……穆穆鲁侯，敬明其德。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敬慎威仪”的鲁候，对于把自己的认知处于明了明澈的状态始终是不敢怠慢的。……“明两作”的鲁候，能够使自己的认知处于明了明澈的状态。　　

《左传·昭七年》：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圣人有正确贤明的思想，如若在圣人当期不被接受，其后世必有对其通晓实现之人。　　

《左传·文公十八年》：“颛顼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诎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嚣，傲狠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傲狠明德”，思想骄躁残忍。　　

《孔子诗论》简第七简：怀尔明德，盖诚谓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诚命之也。信矣。孔子曰：此命也。夫文王虽欲也，得乎？此命也。——《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所怀之明德，确实是指人之识。　　

《管子·君臣下》：“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奸，昭公灭私也。”——端正思想，禁绝奸邪。　　

《荀子·成相》：“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思想或政教清明，慎用刑罚。　　

《白虎通》曰：帝王者，号也；号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号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称帝，仁义合者称王，别优劣也。——“表功明德”，即是治国理念，施政方针，所以必须“号令臣下”以便领会落实。　　

《大戴礼记·主言》：“于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孔子曰：“吾语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主言”，犹言“核心思想体系”。道，是用来端正思想的。　　

《逸周书·本典》：“今朕不知明德所则，政教所行，字民之道，礼乐所生，非不念而知，故问伯父。”——现在，我不晓得正确的思想认知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法则。　　

《史记·五帝本纪》：“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天下正确的思想都是从虞帝开始的。　　

曾巩《谢雨文》：“吏无明德，但知告其困急於神。神既赐之，其尚终惠。”——官吏没有正确合适的思想认知或方法，不晓得该咋做，只知道把自己的“困急”向神祷告。　　

曾子对所引用的三种有关“明明德”的不同提法，给出的结论是：“皆自明也。”　　

《道德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算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　　

《道德经》：“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列女传·齐威虞姬》：“即陷难中，有司受赂，听用邪人，卒见覆冒，不能自明。”　　

至此，“明明德”和“自明”的真实含义已然历历在目了：所谓“明明德”，“使心识不受遮蔽、明了思想、正确认知、正见”的人之德性之谓也。“自明”为倒装用法，是“明自”的意思，而这里的“自”，即是“明德”。　　

其实关于“德”的真实含义，在中国古代基本上是一种共识，而如今反倒是懵懵懂懂了。　　

比如三国人物张飞，字翼德，简言之，翅膀具备的功能或作用，就是飞；而刘备，字玄德，“玄”学实际上就是研究看不见摸不着的人之识、人的思想及其来龙去脉和功用这类学问的，又由于心识是无所不反映无所不涵盖的，因而，思想的极致可达“备”；至于曹操，曹孟德，基本也是这么一个解读思路。由此也可以看出古时的父母在给孩子起名字时所给予的希冀和厚望。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之所以称良马，并不是赞美它的力气，而在于它能以此力气体现或发挥良好的作用，用对地方。而所谓的“以德治国”之“德”也是指基于各级从政者应发挥其从政角色相应起到的作用和功能而言的。　　

以此，“明德”，就是具有明了明晰之作用的人之德性，具备这种功用的德性显然是人之心识、神识、思想、思维、念之类的称谓。　　

当然，这里的“明德”何以要“明”的基本原理，在曾子这里是没有阐述的（详细原理恭请读者回顾本书前四章的论述），只是叙述了各种具体的方法。因此，需要结合八识的内在结构及其相互作用原理作为贯通各个方法何以如此的基础。其他各家，包括“克己”均是在讲述如何“明”的具体方法。　　

其实“思想”这两个字，也可从字的构造以及字源分析上去理解：　　

思，从心，从囟，涵表大脑和心的沟通联系，心脑结合合作才产生思；　　

想，心上悬相；相，从木从目，外境入前六识也。因此，“想”意指“心有所欲而思也”，“物未至而意之也”，是表达“外境、六识和心”的关系作用。“思想”两字的构造本身就包括了八识一体的意蕴。　　

那么，“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在《大学》中，曾子提供了两大类和若干对应于某层次的方法或路径：　　

第一大类，“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静能通神。　　

这种方法和佛学里的“戒、定、慧”有相通之处但没有其那么详尽。曾子在这里，只用一个“止”字便涵盖了佛学中行规繁杂之“戒”，并且仅限于思想或精神上的，也即“知止”，而佛学之“戒”其具相性质的要求和规定非常之多。除此，《大学》这方面的更深入论述就散落在文中各处了，但由于紧跟着“大学之道”提出，使得其通用性和前提性也可见一斑。　　

第二大类，显然，曾子并没有停留在通用性的“明明德”本身，而是围绕其应用，从每个个体自身的思想、行为一直链接到家国天下，进行另一种“明明德”方法的阐述——立足“于天下者”这个层次和着眼点，也即后续一体化的“八目”之论述内容。　　

这个方法最重要的特点是关注“本末、始终和先后”，也即“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关于这点，曾子几乎是一笔带过，讲得不是很多，恭请读者回顾一下有关“中庸之庸”的介绍，才能理解后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究竟是在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方法论，以及它和“本末、始终和先后”为什么是同一方法论的不同描述。　　

在上述方法的交待下，才有承接上述方法逻辑的具体应用：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也因此，此“明明德”重点是在阐述如何“近”“治天下之道”或者“治国之道”这样的具有统筹性质的论述，以此统领其他各具体层次，也进一步说明任何个体的行为不单纯是其本身，同时也连带着把中庸之庸这个方法论给糅了进来。　　

但通过阐述“近道”的所有环节后，曾子得出如下结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也即，无论是天子还是庶人，“修身”是每个人共需的，是“知本”是“知之至也”是基点，而“于天下”始终是被隐含着的终极性背景追求，该背景追求使得千百年来深受濡染的中国人，尤其是但凡读点书的中国人总有胸怀天下、关注国是、位鄙未敢忘国忧、以天下为己任……的思维惯性或者说文化传统。　　

然而，有一利必有一弊。“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结论，和孔子“学而时习之……”的劝学相比，无论是在对象范围、意愿、素质，还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的其他先天或后天的客观差异上，都存在着整齐划一或一刀切的倾向。毕竟，因觉悟程度不一，客观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自觉并持续不断的“学习”或者“修身”，妄论更广度、深度和力度上的担待。而如若以此结论为标准去衡量所有人的话，就会在社会实践上产生一些不可避免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