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思维方式》（31）毛泽东思想面临的挑战之吾命维新（下）

《孔子的思维方式》　　

——研览儒、释、道、耶、穆、苏、第五项修炼……的共性、差异及其适用边界

第九章　毛泽东思想面临的挑战　　

今日关键词：敌对斗争，是非改造，对立统一，新人，谁在制造冤假错案，为人为己，手段目的，相忘于江湖　　

第三节　吾命维新（下）

显然，无论毛泽东是持辩证或对立统一，持挽救灵魂，还是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都还没有脱离如下的思维定势：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二程曰：“古之仕者为己，今之仕者为人。”　　

为“己”和为“人”，就是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区别（更详细分析恭请回顾本书第六章第六节“情义兼备”）。但是，看似范围狭窄的“为己”，由于其内涵的深刻性，使得其涵盖面非常之广，即便如“不必为己”的“天下为公”它也是必须基于“为己”的。也就是说“为己”是覆盖“为人”的——“为人”是特定社会角色下“为己”的必然要求和担当；而“为人”，在绝对数量上确实代表了尽可能多的大多数，但同时总有一部分被区隔在“为人”之外，这一部分中，有关键的一部分就是那些担当特定社会角色的甚至是体制内的个体自身，这样，就使得其代表性总是存在着动态上的破缺。　　

而就是这个似乎微不足道的破缺却往往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最大隐患，何况是“全心全意”的“为人”，更何况还附加了一个“唯物主义”背景下的阶级对立，尤其在“斗争”氛围浓厚的思维惯性里更是如此。这个破缺，并不是简单的辩证对立统一就可以统一得了的，因为在前六识的逻辑内，一般人陷入具相化的“贪嗔痴慢疑”之五毒执着等是必然的，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出现非“为人”的行为也总是可能发生的，具有“不迁怒，不二过”素养的人也是少数。这时，对立化思维惯性成为主流氛围的话，那么，其被层次不一的执行人员落实到具体的操作中时，就不能指望辩证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高度能得到有效体现了，毕竟，能深刻理解并运用对立统一哲学的人士实在不多，更何况是被执着固执甚至无知无畏的执行层去执行。如此，即便毛主席本身有着菩萨般的境界与胸怀，其负面影响也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至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的理想状态就更是奢望了。　　

斯人已去，究竟后来又上演了些什么“正面与负面”的剧情呢？　　

何新说：“在文革结束后，党内民主派主导了中国的政治方向。但是，面对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中国，人们看到，在毛时代被认为不会发生和可以避免的一系列警告，在当今都已成为日益严峻的社会现实。”也即，“毛生前所曾预言的和试图遏止的‘新生资产阶级的兴起’，‘官僚与资本的结合’，‘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以及美帝国主义主宰下的全球秩序’，‘国内资产阶级和买办与跨国垄断资本的合流’，‘工人阶级以及贫农下中农社会地位的急剧下落’等等；所有这些当时仅在两报一刊的社论中作为一种政治语词出现（没有人真正理解），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他发动文革所欲在历史中加以遏止的东西，而对大多数人在当时则似乎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神话。但所有这些，在今天则都已成为似乎强不可摧的铁一般的现实！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机制的引入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带来了正面与负面的一切效应。”因此，毛泽东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广大的工人，农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其中的“正面与负面的一切效应”大致对应着“促进发展”和“急剧下降”。　　

而两厢比较，不管是何新看到的现状还是毛泽东预言的场景，两者都是一致的，同时都有着深深的忧虑。说明二者为之或兼顾或奋斗的终极目标相距不远，也即大致都选择“全中国的人民大众”这一参照系，只是双方坚持的主导者或实施主体不一样。后期的这个主导者前者称之为“党内民主派”，后者称之为“修正主义”，但若“人民民主”总该不致于出现“急剧下降”吧。民主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估计背景不一，目的和手段也就会发生耐人寻味甚至自然而然的错位和互换，大概很多人会因此纠结不已、困惑不已、嗟叹不已。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手段和目的不能倒置，手段永远是为目的服务的，而达成目的的手段却不是唯一的，在约束变化之下某手段也不必然就是最简洁有效的。因此，一方面，不管是为着大多数，还是少数人的责任缺失。如果彼此对立起来，出发点再好，其最终结果也还是不能实现各得其所。“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另一方面，“为人”以至“为己”这个目的是应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为己”的境界何如？“从心所欲，不逾矩”。　　

当然，围绕上述核心价值似乎就理所当然地引申出一系列配套的诸如人民民主专政、生产资料公有等等基本制度或自然逻辑了，之所以加上“似乎”一词，在于马克思在推理时是经过了一层又一层的假设的，假设链条越长，初始和结论间的不一致风险就越大（提醒，深受西方研究方式熏染的知识分子尤其要时刻提醒自己看待问题的假设前提，否则，自己的某些坚守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违反了“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克己”原则）。然而，即便属于逻辑延伸，但也不是必然要不折不扣执行的，否则那所谓的自然逻辑就成了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了，这需要结合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产生的约束来定。比如重上井冈山的毛泽东，1965年5月25日在谈到生产资料所有制表现形式时，就有这么一段他对当期约束的判断与界定：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而且“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　　

毛泽东的这段话几乎推翻了人们心目中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非此即彼的固有区隔！在毛泽东看来，本质上，制度甚至包括一些基本制度都是为核心价值这个目的服务的，是手段。因此那些制度在实施上或采取单纯、或作为主流、或仅是辅助……必须要看当期各种约束条件在满足核心价值上的匹配程度。这就是毛泽东对待目的和手段关系的基本逻辑。显而易见，在早已超脱的毛泽东那里没有绝对的左倾或右倾、公有或私有、集中或民主、平等或贵贱的严格区分以至迷惘，更不会死搬本本教条，也绝不会随着别人大肆标榜的普世标准下充当玩偶，只有面向其核心价值实现下的坚定意志和挚诚追求。　　

然而，1956年肇始于浙江永嘉县的“包产到户”却受到批判，直到1978年却因一场抗春旱成就了安徽凤阳小岗村的一大创举而备受追捧。但造化弄人，历经三十几年沧桑巨变后，今天的“包产到户”似乎重新陷入了进退维谷一筹莫展的境地。　　

就像《三国演义》第一回首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然而，至于什么时候该合，又什么时候该分；如何合，又如何分；能不能合在一起时快乐，分离后也同样快乐；既不掉入虚无的分分合合，也不执于僵化的已分已合；……却是众说纷纭。　　

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至理名言也，然非一般见识和魄力所能及也。转变成大白话，就是理儿是那个理儿，话好说，刺儿易挑，但眼难及，事儿更难办，现实的问题、难题真真摆在每个人跟前去决断以至达到上上下下都满意（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的良好效果时，水平如何如何，高下立判。　　

然而，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孙中山认为，“替手段的正确性作出辩护的，在于目的本身”。换言之，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计手段。也即，“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马丁·路德曾说，“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　　

2500年前曾子《礼记·大学》中早就在讲，“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毛泽东在这个方面似乎没有遵循这个原则，也没像武则天那样看似爱谁谁地留下个“无字碑”了事。而是翌年，开始另辟蹊径地采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投入到更为艰巨的灵魂改造中去了！改造谁的灵魂呢？抑或是毛泽东对自己的终极改造吧！“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直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才是华夏五千年来人文进步和追求中始终如一的精神脊梁！　　

需要补充一点，近三百年以来，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渐次进入并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里绕圈子。各圈子也是历经风风雨雨地在其中挣扎以获得突破，而且圈子与圈子之间不是你死我活的势不两立相互颠覆，就是心怀恶意的谩骂攻讦互相抹黑，更多的是拿自己的优势指摘别人的劣势。但懵懵懂懂于仇视厮杀的左左右右的人们似乎尚不晓得，这些圈子的思想肇始却都出自犹太文化内部。　　

换言之，全地球的人类都在充当演员而不自知，迷失其中，倾情忘我地上演着、验证着、挣扎着、互残着源自犹太文化内部不同意识和意志之间的竞争，反倒是个个都似乎失去了自己文化的固有根基却不自知。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而早已超越主义之争的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代表着全人类，为超越犹太文化要么天使、要么魔鬼之咒做着孤独的、不懈的开拓和奋斗，这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有几人能及？而在那个时代背景的思维惯性及其执着的裹挟之下，又有几人能理解毛泽东？曲高和寡之后，只留下世事沉浮道沧桑的当事人以及后来人的万千感慨。后面在讲述希伯来文明时将专门揭示犹太文化背后的魔咒，否则，即便智慧财富加身的犹太人，或者说被严重的对“智慧财富”之执拗绑架了（因未彻底“绝学弃智”）的犹太人，其数千年磨难依然。　　

当前，以中美俄欧为主导的包括政治、经济、金融、军事、能源、文化……在内的各类博弈正此起彼伏、交织胶着、如火如荼且几近白热化，除表现形式有别外，相比一战、二战、冷战有过之而无不及。其间，“资本”究竟想如何辗转腾挪甚至坐山观虎斗的寻求全身而退或安然无恙的态势——这种价值取向本身是无可非议的，那得取决于“似乎”掌握着财富的人如何超越财富智慧，如何清晰地认知“义利”之关系，并切实地兼顾“义利”之实；而不管名义上采取什么形态的“国家”究竟该如何真正实现代表着“国家”各类属性的满足——这个价值取向本身更是义不容辞，不被某些包括资本财富之智慧在内的执着所绑架，那得取决于从政者、做官者、为学者、牟利者……能否做到“克己、为己、止己、止于义”。否则，百姓受苦自不必说，特别是那些主导“资本”或“国家”但不能有效实现高度担待的群体，肯定在劫难逃，而且一定会被钉在各自历史的耻辱柱上。　　

总结起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在逻辑及其唯物辩证下对立统一之矛盾分析的背景，使“整风与文革”的发生成为必然。而在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历尽沧桑、发展壮大的90年历史进程中，其前后开展的整党整风不下十数次。然而，越是到最后阶段，其效果越是难遂人意以至被漠然置之，出现台上正气凌然或声色俱厉，而台下却我行我素不以为然。坚毅并慈悲如毛泽东也阻止不了那些“冤假错案”阴魂不散地和“整风与文革”如影随形，最终也没能阻止他晚年时时不时袭来的伤感流泪；但若放弃或即便是弱化三项核心价值，“严峻”且“铁一般的现实”是“同时带来了正面与负面的一切效应”。因此，单纯坚守于三项核心价值，则显然低估了人性的复杂性更是高估了人性的自觉性；而如若从三项核心价值上后退那怕一点点，大多数“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残酷现实就活生生地摆在眼前。　　

难道又是一个两难？又一悖论？而且，无论是用历史的眼光还是综观当今世界各国的治理和发展模式，现如今的中国状况都是个例外——总体上，各国似乎都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中找到与本国情形的类似之处；各种各样的信仰或文化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大肆传播，且各自都找到了其受众并安身下来；各种内外利益取向或政治势力都在跃跃欲试，欲一试身手……最重要是的，“和谐社会”以至“和谐世界”的理念早已不胫而走，模糊后退？仅作口号？显然都不是明智的选择。剩下要做的，就是如何既意志坚定地遵循高标准、严要求的“和谐”之理想追求，又不为一时一地的不“和谐”或一味的为了“和谐”而“和谐”，反倒束缚了自己的视野和手脚而陷入进退失踞。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关于“礼、和、小大由之”等概念，恭请回顾本书前两章的内容。 　　

事情往往是这样，当核心价值哪怕存在一丝丝微不足道的缝隙时，越是推崇核心价值下的其学其知，而且推动者越是意强志坚无私无畏，其身前身后的积聚反弹反而越是严重和疯狂，这个时候就不得不反思核心价值范畴的高度及其内容的完整性。而且，只要仅仅依赖“眼耳鼻舌身意”这条路线，哪怕是再细微的失误或遗漏都是随时随地可以找得到并被利用的，如果有不良势力甚或逆反心理或某些私欲作怪的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终极要求，就是“体尽无穷，而游无朕”。这样的要求似乎多少有些苛刻，然而却是这条路线下的天然缺陷使然。况且这条路线在解决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时是非常有效的，我们没理由丢掉这些优良传统，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如何继承并超越“眼耳鼻舌身意”，如此，应更有利于有志于此道者的愿望达成。　　

总之，近现代中国过往的历史总在这两者之间反反复复，难不成就这么来来回回下去么？仅仅苛刻于上述推动一方去反思么？另一方更应该反省些什么呢？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革命既不能被妖魔化，改革也不能被彻底罪恶化。　　

《庄子·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世上本无两难，更无悖论，惟有超越！　　

当我们谈超越时，千千万万要注意两点：　　

一是，欲超越对象的最基本或者最核心的整体逻辑及其背景是什么？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孔子也好，毛泽东也罢，还是其他华夏古圣先贤，他们的思想甚至是曲解流变千疮百孔后的思想已经或多或少地融入了我们的日常思维方式之中，承不承认，均既成事实。我们对其继承和发扬的态度只能是：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二是，无从超越的最根本原因，乃是没有回到最基本问题的最基本面——人是什么？（或聚焦于“思想”是什么，否则妄谈真正意义上的系统全面的解放思想。）其特点为何？基于其特点的系统方法论如何？该方法论适用范围及其操作性如何？有没有同该方法论相配套的应用工具？……如果能以此去考量的话，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唯物”及其“阶级对立”这个背景区隔本身就已经违背了“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克己”原则，直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更或失去进一步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动力了。　　

其实，从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工农商学兵”……扩展至“中国最广大人民”，也即“为人民服务”的范围是不断在扩大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能不能再扩大？再深入？再回归至最基本单元？至于物换星移、沧桑巨变后的新背景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下的人们又应当何去何从？恭请大家思考。

《象》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也即：“克己”直至或“强”、或“中”、或“一以贯之”；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也即：“为己、止己、止于义”直至或“大”、或“庸”、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提示，两个“也即”的内在逻辑，恭请回顾本书前两章的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