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母教 拜观音（1） 毛泽东与佛教 收藏本书 字号 -+
毛泽东1936年与埃德加. 斯诺谈话时说过：
我父亲毛顺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1]
这说明毛泽东少年时代对佛教信仰的家庭影响，完全是来自母亲文七妹（1867-1919）。
文七妹对佛教的信仰的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1893年毛泽东诞生之际。
原来文七妹的娘家在湘乡县凤音乡唐家圫（今韶山市大坪乡），与毛顺生的
家湘潭县清溪乡韶山冲上屋场相隔约20华里。由于文家的祖坟离上屋场不
[1].《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9页。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
远，为了祭扫祖坟有个歇脚之处，父亲在文七妹13岁时便将她许配给毛顺生（1870-1920），这时毛顺生还只有10岁。1885年，文七妹18岁时，与毛顺生完婚。在婚后至毛泽东出生前的8年期间，文氏曾先后怀过两胎，但都不幸在襁褓中夭折，其盼子之心，是可想而知的。毛泽东诞生之后，他的母亲除了高兴之外，还千方百计地要使他“长命百岁”。为此，文七妹先后做了四件事：其一，是让毛泽东拜七舅妈为“干娘”。其二，是替他向南岳观音菩萨“许愿”，答应毛泽东长大成人之后去“还愿”。其三，是让毛泽东拜“石观音”为“干娘”。其四，是自己吃“观音斋”。
毛泽东的七舅妈子女颇多，而且个头长得健壮结实。母亲要毛泽东拜七舅妈为干娘，是希望托七舅妈的福，庇荫他健康成长。在上述四件事中，除这一项属于民间风俗之外，其他三项都与佛教有关，而且都是与观音信仰有关。为什么观音在毛泽东的母亲眼中，具有如此大的法力呢？这与汉化佛教对观音的特别推崇是分不开的。观音在唐代以前本来称“观世音”，它是从梵文翻译而来的，所以也有译作“光世音”、“观自在”、“观世自在”的。在唐代为了避太宗李世民的讳，便将“观世音”的“世”字去掉，简称观音。
《妙法莲华经》的《普门品》说，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的菩萨，他能现33种化身，救12种大难。众生遇到困难或灾难时，只要念诵他的名号，“菩萨即时观其音声”，前往拯救解脱。他不分贵贱贤愚，对一切人的苦难均加以拯救，即所谓“随类化度”。因此，他的尊号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在阶级社会处于种种“差别相”、人间无处找到平等的中国老百姓，对于这样一位能公正而平等地对待一切众生的观音菩萨，当然是十分欢迎的。所以观音也就成为中国民间四大信仰之一，是影响最大、信徒最众的佛教菩萨。
佛教认为，佛和菩萨都是没有生死和性别差异的，他们在世人面前可根据不同需要，示现各种化身。因此在佛教中便有“六观音”、“七观音”、
“三十三观音”。“六观音”、“七观音”的各种说法，实指观音的各种不同化身。天台宗所传之六种观音的称谓是：大悲观音、大慈观音、师子无畏观音、大光普照观音、天人丈夫观音、大梵深远观音。密宗所传六种观音的称谓是：千手千眼观音、圣观音、马头观音、十一面观音、准胝观音、如意观音等。“三十三观音”则是指观音所拥有的33种不同的形象，包括杨枝观音、读经观音、白衣观音等等。此外，近代还流行“送子观音”。这是一尊女像的观音，手上抱着一个欲赐予的小男孩儿，很受求子心切的妇女的欢迎，她是中国汉化佛教创造出来的一尊观音。毛泽东的母亲当时求子和保子心切，所以她礼拜的对象很可能就是“送子观音”。
根据佛教传说，浙江省舟山群岛的普陀山是观音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华严经》中便有观世音住在普陀洛伽山的说法。所以普陀山便成了朝拜观音的圣地。处于内地的湖南省，要去普陀山朝拜观音，路途太远。但是湖南自古以来便有一座佛教名山--南岳，据说山上有72座寺庙，其中许多寺庙中都供奉有观音菩萨像。所以毛泽东的母亲便就近向南岳的观音菩萨许了愿，希望他保佑自己的儿子平安健康地成长。
根据中国的传说，观音的生日是农历二月十九日，成道日是农历六月十九日，涅槃日是农历九月十九日。毛泽东的母亲吃“观音斋”，就是说在这三个十九日忌吃肉食，只吃素食。曾国藩后人曾宝荪在其回忆录中谈到过曾国藩家吃“观音斋”的传统，其时间正是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1] 本来，印度佛教只禁“荤”食而不禁肉食。所谓“荤”，是专指大蒜、葱这些气味浓烈、富于刺激性的东西。禁止肉食，这是中国汉族僧尼特有的佛教习俗，其源起于南北朝时梁朝武帝萧衍的提倡。后来，不仅所有汉族出家的僧尼都“吃斋”，而且一部分在家信佛的居士也“吃斋”。而某些崇信佛教的信男信女，则只是在他们崇拜的某些固定时间，如农历的每月初一、十五或佛教的有关节日时“吃斋”，以示虔诚事佛。
毛泽东的母亲虽然向南岳的观音菩萨“许愿”，求他保佑自己的儿子平安，可是她还是觉得南岳的观音菩萨离她太远了点。因此，她又在娘家附近找了一座“石观音”，并要毛泽东拜它为“干娘”。这座石观音位于韶山滴水洞与毛泽东的外婆家唐家圫的路途当中。从滴水洞翻过龙头山，西望龙潭圫，便可发现翠绿的树林中陡然立起一块十多米高的石灰岩巨石。岩石大小两块相连，作搂抱状。岩石底下有一股清泉，一年四季，流水不断。传说此地过去曾出过妖怪，危害生灵。有个神人移来这个巨石，将妖怪镇在石头底下，从此一境太平。后来，人们便把这块石头当作神佛朝拜，取名“石观音”，并在巨石上建了座小庙，名“雨神庙”。光绪七年（1881）修的《韶山毛氏二修族谱》上刊载了一幅木刻《韶山图》，石观音在图中亦有标记。文七妹领着年幼的毛泽东拜石观音做“干娘”时，还向石观音表示，从此这个小孩就寄名石头，因他排行第三，所以就叫他“石三”。于是，“石三伢子”的乳名，就在亲友中喊开了。
毛泽东童年时从两岁至八岁主要是在外祖母家度过的。他的外祖母也虔诚信佛。每逢观音菩萨的生日、成道日和涅槃日，他都少不了由母亲或舅父、舅母领着，去向石观音礼拜。所以“石三”的乳名和石观音的形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因革命斗争，环境的险恶，毛泽东还曾用“石山”的化名发表文章或通信。这个“石山”显然就是从
[1].《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7页。
“石三”衍化而来的。例如1923年7月1日，毛泽东在《前锋》杂志上发表《省宪下之湖南》一文时，署名便是“石山”。同年9月28日，毛泽东在致林伯渠、彭素民信的附语中特别交待：
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厉害，来信请写交毛石山，莫写毛泽东。[1]
1951 年5 月，毛泽东在接见他的表兄文运昌等人时，曾谈到拜石头为干娘事。他说：
我小时候有个乳名叫石三伢子。那时候，我母亲信迷信，请人算八字，说我八字大，不拜个干娘难保平安。母亲带我去棠佳阁外婆家，发现路上有一块人形巨石，便叫我下地跪拜，拜石头为干娘。因此，母亲又给我取名“石三伢子”。[2]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了他阔别了32年的家乡韶山。6月26日傍晚，毛泽东在韶山招待所设了几桌便宴，款待当年曾和他一道出生入死的赤卫队员、老共产党员和烈士家属，还邀请了他少年时代的师长和亲友。当宾主各就其位之后，生活秘书轻声地告诉毛泽东：“主席，客人都来齐了，可
[1].《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 页。
[2].见赵志超著：《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
以开始了。”毛泽东站了起来，举杯环视四周，微微笑道：“今天，各位父老乡亲都到齐了，就只差我干娘冒来呢。”顿了顿，他用商量的口气说：“是不是还等呢？”乡亲们听毛泽东这么一说，都感到奇怪。他们知道主席有个干娘是七舅妈赵氏，已死了30多年，这是主席自己也知道的。怎么现在又冒出个干娘呢？毛泽东见乡亲们迷惑不解的样子，也未作进一步的说明，只是爽朗地笑道：“大家喝吧，我们不等啦。”席间，几个年轻人仍想打听个究竟，便指使一个小姑娘去问毛泽东：“主席爷爷，您的干娘是哪一个呀？”毛泽东放下杯筷，笑容可掬地抱起小姑娘，大手向西一指说：“我是那个山圫里石头的孩子，你又是哪个的孩子呀？”原来毛泽东讲的就是石观音。他拜石观音为干娘，是幼年时代在外婆家生活时发生的事，在韶山即使是当时在座的五六十岁的老人亦不知情。所以当毛泽东重提此事时，人们都感到诧异。[1]
遵母教 拜观音（2） 毛泽东与佛教 收藏本书 字号 -+
在母亲对佛教的这种虔诚信仰的影响下，少年毛泽东对佛教的信仰也十分真诚。他不仅和母亲一样，对父亲不信佛感到伤心，而且曾和母亲讨论，如何改变父亲不信佛的态度。他回忆说：
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在他进攻之下，我们只好退让，另想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和神佛打交道。
……后来，有一天，他出去收账，路上遇到一只老虎。老虎猝然遇见人，慌忙逃跑了。可是我父亲却感到更加吃惊，对于他这次
[1].刘建国等著：《韶山的昨天与今天》，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韶山毛泽东故居
脱险的奇迹，他后来想得很多。他开始觉得，是不是得罪了神佛。从此，他开始比较敬佛，有时也烧些香。然而……他只有处境不顺当的时候，才求神拜佛。[1]
毛泽东的父亲只有在处境不顺当的时候，才求神拜佛，这是存在于中国农民中的一种相当普遍的对宗教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
据有关资料介绍，1909年，即毛泽东16岁时，他曾去南岳“朝山进香”[2]。关于这次“进香”的原因，有的说是因为母亲生病时许了愿，治好之后去“还愿”。1957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也是这样说的。我们根据毛泽东童年与佛教的关系，在毛泽东幼年时代，母亲曾向南岳的观音菩萨
“许愿”，祈求保佑儿子健康成长。因此，不能排斥这次“进香”可能肩负着双重任务，既替母亲“还愿”也替自己“还愿”。按照湖南民间习惯，去南岳进香的主要对象，是南岳的山神。而关于这个山神是谁，有多种传说，如祝融氏（《枕中书》）、霍山将军朱丹（《重修纬书集成.龙鱼河图》）、伯益
[1].《西行漫记》，第109-110 页。
[2].汪澍白等著：《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历代神仙通鉴》）、金蝉氏之子崇覃（《历代神仙通鉴》）、崇黑虎（《封神演义》）、茹瑺（《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等等。唐玄宗封南岳神为司天王，宋真宗又加封为司天昭圣帝，所以民间一般称南岳圣帝。道教认为，圣帝职能是主世界分野之地，兼督鳞甲水族。相传南岳圣帝之生日在农历八月，这时进香叫“赶八月”。因为此时农忙已过，新谷登场，农民既有钱财，又有空闲，于是湖南及邻近一些省份的城乡居民，往往成群结队前往进香。进香的方式，一般有四种：其一为“拜香”，即行走一定的距离，如三步、五步、七步、九步或二十一步，要跪拜一次；其二为“行香”，即在路上不跪拜；其三为“饿香”，即路途不进食只喝水；其四为“肉香”，即在祝融殿上坐一夜，待黎明时从膀子上割下一块肉放在香炉内焚烧。进香的目的，可分两类：一类为替生者求平安，称“保香”，进香者用红包头、红香袋，或青包头、青香袋；一类为亡者求超度，称“亡香”，进香者用黄包头、黄香袋。当年青年毛泽东去南岳进香，是为了求菩萨替母亲保平安，所以是烧“保香”。
中国一般老百姓可以同时信奉多种宗教，所以一般人去南岳进香时，并不局限于朝拜南岳圣帝，他们往往是“见了菩萨就叩头”，只要是神就可以跪拜，以此来取得神的福祉，并没有什么儒、佛、道的门户之见。而且“香会”本身的组织者和主持者也大多是僧侣和道士，他们使用这个机会，可以得到大量信男信女的布施，如灯油、布匹等等。至于南岳圣帝本身，也并非唯我独尊。在南岳衡山，供奉南岳圣帝的庙宇有两座。一座在山巅，叫祝融殿，殿内南岳圣帝的神龛后面，就供奉有观音菩萨、雷神和慧思和尚的全身塑像。一座就是山麓的南岳大庙，庙中除圣帝殿外，在东回廊外面有八座道观，供道士居住；在西回廊外，有八个佛寺，供僧人住宿，其中就有观音庙。所以青年毛泽东在替母亲向南岳圣帝“还愿”时，同时也就十分方便地替自己向南岳观音菩萨还了愿。
南岳衡山是我国著名的佛教胜地之一。这里不仅有祝圣寺、南台寺、福严寺、方广寺、上封寺、藏经殿等著名寺院，而且历史上有不少知名的高僧曾在此修行。如禅宗的重要传法人南岳怀让、马祖道一、石头希迁等，均在南岳活动过，福严寺、磨镜台就是他们活动的遗迹。又如天台宗的三祖南岳慧思造福严寺，四祖智顗、五祖灌顶，均曾住南岳。此外，佛教其他各宗亦有不少有学识的僧人曾在衡山修持参学。青年毛泽东在进香之余，又到各寺庙参拜，从而增加了不少佛教知识。
如果说毛泽东的母亲早年信佛，主要是为了求菩萨替子女保平安的话，那么她晚年信佛，则更多地是为了替自己求长寿。我们这样说的根据之一，是毛泽东的母亲晚年体弱多病，并死于瘰疠，俗称“疠子颈”，这是中医学对颈项间结核的总称，是一种慢性病。所以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时，当他重睹自己和母亲、两个弟弟的合影时说过，这种病如果在现在，是可以治好的。根据之二，是毛泽东在母亲逝世之后撰写的一副灵联：
族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1]
根据毛泽东的母亲本来信佛的历史，这里讲的“长生新学佛”，只能理解为是为了求长生而重新理解佛教之精义。根据佛教的教义，本来是以解脱为根本宗旨的，即只要通过修炼达到佛的境界，就可以摆脱生死的轮回，得到一种精神上的自由。所以一般来说，佛教是不讲长生术的。但是中国的信徒由于受道家思想影响，一般又都具有求长生的愿望。特别是到了明代万历年间，浙江人汪普喜（道号长生）还专门创立了一种“长生教”，主张吃斋念佛，谓可却病延年。长生教信奉白衣观音大士和禅宗六祖慧能，说六祖
[1].《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11页。
“宁度白衣千万众，不度空门半个僧”，因此长生教也是“专度居士，不度空门。任善知识辈，必再生有发，方得成佛作祖”。在清代，长生教曾流传江、浙一带。毛泽东的母亲“长生新学佛”，虽然不一定就是信的长生教，但受了这种思想影响则完全是可能的。而且长生教所信奉的白衣观音大士，不过是观音形象之一种，毛泽东的母亲早年就信观音，并吃观音斋，到了晚年又求观音保其长生，这也是合乎逻辑的思想发展。按佛家戒律，不能着白衣；汉族也是将白衣作孝衣。所以观音形象中虽有白衣观音，但在造像中少见。长生教所以信奉白衣观音，大概正是想利用人们忌讳的这种白色，来避邪驱鬼。无独有偶，在民间还曾流传一种《白衣观音经》，它和《血盆经》之类，在湘潭、湘乡、衡山等县流传。一些生育过多的妇女，深惧因生育时血流得过多，死后难受地狱“血河池”的痛苦，所以叮嘱子女，死后一定要请僧人念《血盆经》、《白衣观音经》等。毛泽东的母亲信佛，对这些民间风俗也是清楚的。她对佛教信仰那样虔诚，目的是即使不能“住世”长寿，那么在地狱中也希望尽量减少一些痛苦。
毛氏族 本崇佛（1） 毛泽东与佛教 收藏本书 字号 -+
毛泽东少年时代信佛，直接影响固然来自他的母亲，但是与他的家乡韶山的社会风俗及毛氏宗族对待佛教的态度，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韶山地区历来有信仰仙佛的风俗。据光绪十四年（1888）编的《湘潭县志·礼典》记载，韶山所在的七都（都相当于现在的乡），就有佛寺十四所：宁田寺（亦作银田寺）、清溪寺、永峰寺、瞻仁庵、阿罗庵、师子林、报恩寺、慈悦寺、阿罗庵、引善庵、白龙寺、阿罗庵、团山寺、万福庵（三所阿罗庵系不同姓氏所建）。据韶山志编纂委员会所编《韶山志》（送审稿）介绍，韶山地区建于唐代的寺庙有三：清溪山法海寺（清溪寺），罗仙山报恩寺，贞观十年（636年）建，韶峰庵。建于明代者有三：银田镇的静安寺，天顺三年（1459年）建；杨林的石屏寺、石旗寺（宝林寺）。清代境内小寺日渐增长，至清末境内大小寺庙达33所。崇信佛教，不仅是当地人民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佛教寺庙和道教宫观，也成了当地重要人文景观之一。清人周定宁所写《韶山记》中，便有一段专门描绘了宫观和寺庙：
太乙观，中夜燃藜；白莲庵，四时玉藕；韶峰庵、仙女庵，列三女仙之金像；团山寺、清溪寺，绘诸菩萨之仪容。九天《韶》乐，明来迭奏罗音；三邑叟童，日每瞻依圣境。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从来仙境称韶峰，笔削三山插天空。天下名山三百六，此是湘南第一龙。”此处所说的“仙境”，固然更多地是指韶山自然景观的幽雅，但与众多的寺庙、宫观所造成的宗教氛围也是分不开的。
在韶山地区，最大的佛教寺庙是清溪寺。该寺始建于唐代，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位于今韶山乡清溪村，韶山火车站附近。寺宇坐北朝南，有四进：第一进是三开间的寺门，门额竖写“清溪法海寺”。门楼有戏台，戏台两侧为厢房。台前有宽敞的庭院，可容上千僧众。院两旁有回廊，与前后寺宇相连。第二进是五开殿宇。门额上书“关圣殿”三个大字。神座上有关云长塑像，周仓、关平执大刀长矛侍于两侧。汉化佛教将关云长视为护法，故有此祀。每逢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关公生日，人们络绎不绝前来祝寿。第三进为大雄宝殿。中厅供奉两尊一米许铁铸佛像，三大厅供奉释迦佛、弥陀佛、药师佛。两侧小厅供奉十八罗汉。第四进为观音殿。两侧设有墙楼，十二诸天神像相对而坐。这里早年是湘潭县上七都驻地。清末曾办初等小学堂。毛泽东之弟毛泽覃等曾在此读书。大革命时期，为湘潭特别区农民协会和中共清溪区委所在地。1927年1月，毛泽东回韶山考察农民运动时，曾在此召开了农协干部座谈会。1952年，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他少年时代的老师李漱清等人时，还曾问及清溪寺。
据韶山毛氏族谱记载，在毛泽东旧居附近的韶峰，就有五个庵子：韶峰庵、白莲庵、仙女庵、寻源庵、慈悦庵。而且其中至少有两个庵子是毛氏祖先所建造，即仙女庵和慈悦庵。
仙女庵所以用“仙女”为名，是因为韶峰又名仙女峰。至于仙女为谁，有两种传说。一说为舜帝南巡，奏《韶》乐于此，后崩于苍梧（今九嶷山）；其妃娥皇、女英陪舜帝南巡时，亦曾在此停留。韶峰及仙女峰之来源均与此传说有关。一说是唐代恒氏二女，曾隐居韶山修道，有凤凰衔书来降。唐睿宗景云二年（711），二女采药东台（今湘乡东台山），就井洗药。岳麓僧迥登山见之，二女赠迥以紫檀香树。之后，见峰顶祥云缭绕，鸾鹤飞翔，二女冉冉升去，其遗像留仙林观中（见《湘乡县志.方外》），故后人称韶峰为仙女峰。元人王文彪曾有诗记述此事：
潇湘云水梦中来，犹记蓬莱进酒杯。歌罢远游人不见，玉箫吹月过东台。
昔年辛苦读丹经，梦里瑶台月自明；玉洞桃花今寂寞，凤音亭下竹风生。
后一传说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但毛氏祖先虽用了仙女之名，创建的却不是道教的宫观，而是佛教的小庵。据毛氏族谱所载《仙女庵记》一文说，此庵为毛氏第四代祖毛鉴公所建。毛氏在湖南的始祖毛太华，是明洪武十三年（1380）从云南携长子清一、四子清四居湘乡县城北门外绯紫桥。十余年
毛泽东青少年时期韶山活动路线图示
后，清一、清四移至湘潭县七都七甲，即今韶山市韶山乡定居。传到第四代，清一之孙三人，即毛震、毛瑺、毛鉴，清四之孙一人，即毛深。四人后裔便构成韶山毛氏的四大房，震为大房，瑺为二房，鉴为三房，深为四房。如果以毛太华为整个韶山毛氏“大宗”始祖的话，那么上述四房则为“小宗”，震、瑺、鉴、深则分别为四小宗的始祖。毛泽东一家便属于毛震公这个长房始祖之后裔，而创建仙女庵的毛鉴公，则系三房的始祖。
《仙女庵记》对于毛鉴公创建仙女庵及当时庵内外景况是这样介绍的：
吾祖鉴公，自前明隐居斯山，披荆斩棘，结一茅庵，以供如来。松间听月，石上观泉，四时花鸟，一尘不到。诚哉别有天地，非复人间矣。庵左有白石泉，古井前有飞来船，石后有四方竹，右有核桃古木。当庵一松，参天蔽日，古致盎然者，六朝松是也。官贵文人，登临不绝，唱和题咏，翰墨沉壁，古佛场直诗人打坐场也。胜境仙景，真有令人一步一回头，低徊不忍去者。噫！吾祖宗之遗泽，遥遥数百年，香火如新，后之孙子当世守于不替焉。
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仙女庵从它创建开始，就是“以供如来”。如来正是佛的十号之一。据《韶山毛氏二修族谱》卷二所载《仙女庵图说》称，此庵“建于前明。剪茅结庵者，吾祖鉴公之辟构也。招僧奉佛，由来旧矣。”关于该庵的建筑结构及布局，《图说》是这样讲的：“庵中堂一龛，香火供奉三仙女遗像、如来诸佛，诸大菩萨左右两座，色相如生者，四六诸天二九罗汉也。”“佛座后即招僧习禅之所”，“左阶进为僧舍卧云居、香积厨，空门受用”；“右阶进为客堂，古书名画四壁，西厢琴数张，棋一局”。可见，仙女庵原来的建制还是比较宏敞的。因为此处原系毛鉴公隐居之所，又是建于仙女峰（韶峰）山腰，所以在供佛的同时，既供“三仙女遗像”，又留有客房，以供文人学士、官绅贵介之登游流连。其二，此庵之修建者虽为三房始祖毛鉴公，但在清光绪七年（1881）编纂的《中湘韶山毛氏二修族谱》中，《仙女庵记》的落款则有“阖房公识”、“韶山主人著”的字样。所谓“阖房公识”，是说对仙女庵中如来佛的崇拜是得到毛氏全族，即四房后裔共同承认的。如果没有这种共同的崇拜，就不可能“遥遥数百年，香火如新”。韶山毛氏将仙女庙视为“吾祖宗之遗泽”，并且希望“后之孙子当世守于不替”，说明毛氏对佛教信奉是有历史传统的。据毛氏族谱所载《慈悦庵记》，慈悦庵的修建，是三房毛鉴公的后裔“旦斗九三公”。记云：
毛氏族 本崇佛（2） 毛泽东与佛教 收藏本书 字号 -+
韶山结庵五，韶峰、白莲、仙女、寻源，其一则吾祖旦斗九三
公所遗慈悦也。庵两晋，前晋供王爷圣像，双目露睛，一鞭电掣，
屡著现身，诛奸灵报。拜瞻者心先震慑，有不敢仰逼焉。上晋奉弥
勒、观音诸佛。而观音，著灵救世，名传九有，泽沛万民，膜拜
纷纷，日夜不息，故庙祀之肥，驾四庵而独立。庵筑山之腰，登其
地俯视，有万山罗伏，千峰揖拜之胜。佛灵耶？地灵耶？其有两相
不朽者？庵前古柏二，苍翠错落，枝盘若龙，时有珍禽老鹤栖宿其
上。庵左有白果树一，大数围，瘤垂若乳，软润细腻，花开五夜，
人不得见。果熟时，遥望累累如黄金串络，拾取者动以石计。庵
右白果树一，亦大数围，亭亭挺立，气象岩岩，不花不果。两树
遥遥相对，每春深候，不风不雨，有柯交叶接，雌雄情洽之意，草木无知，灵意若此。庵后，危石嵯峨，交相磊落，苔钱斑绿，草带团青，令人攀萝跋蹬，把玩不尽。石际洞开八达，蟒蛇巨鼠出没其间，樵歌互答，牧笛横吹，偶有见之者，物有仙气亦不惊人。
记中所说“庵两晋”之“晋”同“进”，是说慈悦庵有前后两殿。“前晋供王爷圣像”，这里的“王爷”指四大天王。印度佛教传说，须弥山腰有一山名键陀罗山，山有四峰，各有一王居之，各护一天下。佛教传入中国后，汉化佛教寺院中，将南方增长天王，塑成身青色，穿甲胄，持宝剑像，立于刚进寺庙的大门内，作守护神。韶山在南方，故慈悦庵奉南方增长天王。
《慈悦庵记》说“双目露睛，一鞭电掣……拜瞻者心先震慑”，正是对南方增长天王形象的如实描绘。至于所谓“屡著现身，诛奸灵报”中的“现身”，指佛的“现身说法”。《景德传灯录》卷一“释迦牟尼佛”：“亦于十方界中现身说法。”就是说佛为方便施设，随顺众生而显现种种身形，为之说法；当然也就可以利用天王之身形，进行现身说法，“诛奸灵报”。所谓“上晋奉弥勒、观音诸佛”一语中的弥勒，按佛教的说法，他是未来佛。弥勒的本像着菩萨装，戴天冠，与京剧中唐僧帽相近。可是汉化佛教寺庙中常供奉大肚皮坦露笑口常开的弥勒，其原型则为五代时的布袋和尚。此和尚名契此，身宽体胖，常常面带笑容，背个布口袋在闹市中出现。临终时遗偈：“弥勒真弥勒，分身百千亿；时时识世人，世人总不识。”因此北宋以后，寺庙中便以大肚弥勒取代了天冠弥勒。在他的身旁往往还悬挂一副有名的对联：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世上可笑之人。
由于他形象可爱，所以在汉化佛教中，成了仅次于观音，为人们最熟悉的菩萨之一。正因为观音是汉化佛教中为人们普遍熟悉和供奉的菩萨，所
以《慈悦庵记》中说“观音著灵救世，名传九有（九州），泽沛万民，膜拜纷纷，日夜不息，故庙祀之肥，驾四庵而独立”。
毛泽东少年时代，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幽雅、寺庙林立的韶山冲，其母亲文氏又虔诚地信佛，并坚持吃“观音斋”，因此肯定是要定期带领他去这些庵寺中“膜拜”一番的。稍长，毛泽东还到这些庵寺中向僧尼借佛教经书阅读。
韶山毛氏的祖先不仅有人亲建庵寺，而且有些人对佛学理论还有较深的修养。例如，纂修乾隆二年（1737年）韶山毛氏族谱的毛文伯
（1674-1760），字尔达，即是“以文章为游戏，
将希刘勰之逃禅。”（周定宁：《韶山记》）而写作《仙女庵记》的“韶山主人”，不仅将“古佛场”直当作“诗人打坐场”，而且写了《韶山八景》词。关于《韶山主人》，《韶山吟》一书的编者疑为光绪七年（1881）编《中湘韶山毛氏二修族谱》的当时族长毛祖基。但同治七年（1868）所修之《韶山毛氏房谱》即已记载《韶山八景》词，且未署之名。因此，我们怀疑此组词写作的时间比二修族谱时间要早得多。《韶山八景》词中就流露了许多佛教思想。例如《仙女茅庵》一词写道：
山深别有天，草木皆仙，茅庵丹灶筑当年。道中女子今何在？一座金莲。晨钟暮鼓边，惊醒尘缘，高僧无事抱云眠。何必普陀观自在，面壁依然。
词的上阕是讲唐代恒氏二女修道的故事，但已成往事；下阕则是描写仙女庵的现在。认为，此处虽不如观音显圣的普陀山那样有名，但仍不失为面壁修禅的胜地。
又如《胭脂古井》一词写道：
仙迹寄高冈，古井流香，胭脂笑问为谁妆？色即是空空即色，春雨斜阳。
一派玉琼浆，寒碧冰芒，无纤尘染影岚光。参透神仙中妇艳，红粉何妨？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云：“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此处之“色”指物质现象，“受、想、行、识”则是指精神现象。大乘佛教认为不论是物质现象还是精神现象都是无自性“空”相。显然，《韶山八景》词的毛祖基吸收了这种“一切皆空”的思想，所以他说“参透神仙中妇艳，红粉何妨？”
毛氏族 本崇佛（3） 毛泽东与佛教 收藏本书 字号 -+
再如《石壁流泉》一词写道：
素练影空悬，瀑布飞泉，佛幡高挂五云边。半点红尘飞不到，石上因缘。撑起半边天，清洁澄鲜，水晶帘卷万家烟。说与王维难着笔，此景才仙。
这里不仅“佛幡”、“红尘”、“因缘”等为佛教用语，而且所讲的王维固然是以善写山水诗称著，同时也是对佛学很有造诣的诗人，有“诗佛”之称。王维字摩诘，“摩诘”二字即从佛教维摩诘菩萨而来。王维的山水诗，往往通过田园山水的描绘，宣扬隐士生活和佛教禅理。不难看出，《韶山八景》也有受王维诗风影响的痕迹。
《韶山八景》词为历次纂修之韶山毛氏族谱所载，八景成为毛氏后裔十分熟悉并引为自豪的风景。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爱好学习，无书不窥。这八景词他肯定也是很熟悉的。通过这种学习，他在无形之中又接受了一些佛教理论的影响。
必须指出，毛氏家族由于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于僧道虽不坚决地反
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维摩诘像
对，但也不主张佞佛。例如在同治七年（1868）纂修的《韶山毛氏房谱》卷二所收的“古今格言”中，便有“与其朝山拜佛，何不孝顺父母。……与其创修寺院，何不建立宗祠。与其供道斋僧，何不施孤济寡。……与其虚设佛事，何不诚行家礼”等记载。光绪七年（1881）修的《中湘韶山二修族谱》的《家戒十则》中，不仅有戒“符法”、“谋风水”的内容，且有戒“为僧道”一条。这条说：“邪说异端，莫如僧道，高者谈元（玄），卑者应教。昔圣昔贤，辟佛辟妙，倘非虚无，何故抹倒？人有五伦，僧归一扫，尽如此辈，人类绝了。邪正两途，各宜分晓。”尽管族谱上这样写了，但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从眼前利益出发，还是要求神拜佛。所以在同治《毛氏房谱》上记载的《时祭赈孤文》，就具有十分浓厚的佛教空宗思想和因果报应思想：
劝孤魂，生无乐，死多忧，人生在世一蜉蝣，谁能免得黄泉路，都落荒丘！劝孤魂，富莫喜，贫莫愁，一场空梦一时休，千年田地八百主，谁管到头！劝孤魂，贵何显，贱何羞，荣华无定等云浮，东西南北皆荒冢，谁辨王侯！劝孤魂，分有定，事有由，冤报冤来仇报仇，为人莫作千年
计，何等优游！……劝孤魂，莫乱想，莫强求，听天由命度春秋，一念澄清成正
果，便上琼楼。
如果说毛氏宗族的人们对于孤魂，是希望劝说它们“一念澄清成正果”的话，那么对于生人，他们则是要求“招僧奉佛”作“一方之保障”。所以《慈悦庵记》在介绍该庵的创建情况及其内外景观之后，接着写道：
庵宇田山，先人遗置，为我三房孙子公管，历来招僧奉佛，香热金炉，不断千年之火，光腾玉盏，长开不夜之天。鼓柱敲晨，钟楼打晚，不独惊醒梦中人，直作万家之菩提，一方之保障矣。厚望孙子，当永保之，毋负菩萨救人之心，先人贻裕之泽焉可。
这篇《慈悦庵记》虽以“三房嗣孙公识”的名义写作，但同样载入《中湘韶山毛氏二修族谱》，可见是为毛氏全族所承认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少年毛泽东受佛教影响，既有家庭的，特别是母亲的原因，同时又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特别是家族的原因。
少年毛泽东对佛教的信仰是十分虔诚的。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增多，他对佛教信仰的怀疑也随之增长了。关于此事，他在和斯诺的谈话时说过：
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了影响，我自己也越来越怀疑了。我母亲开始为我担忧，责备我不热心拜佛，可是我父亲却不置可否。……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1]
这里讲的“激进派”教师指李漱清，又名李颉（1874-1957）。他家住韶山冲下部清溪湖堤涧下的陈家桥李家屋场（今属韶山乡韶北村），距毛泽东家上屋场仅三华里。他毕业于湘潭师范学堂和地方自治法政专门学校，曾在湘潭县西二区上七都都校和韶山李氏族校执教多年。由于受维新思想影响较早，所以他常在乡间给人们讲述各地见闻，劝人们不要求神拜佛，要破除迷信，反对封建礼教。他主张废除庙宇，用庙产兴办学堂，以提高农民子弟的文化科学知识。他的这些主张被一些思想落后的人们视为激进，因此得了个“激进派”的头衔。在清代末年的社会，这个名字并非美名，而是一个大逆不道的危险称号。可是在迫切追求新知识的青年毛泽东眼中，他却是一位可敬的先生，因此经常向他请教，并且与李先生讨论他读过的一些书。毛泽东还很希望李先生改庙宇为学堂的主张能够实现，他也可以去读书。可是，直到宣统三年（1912），清溪寺和银田寺才开始办学。这时毛泽东早已于1910年在李漱清、文运昌、王季范等人的支持下，离开韶山去湘乡、长沙等地读书去了。1925年上半年，毛泽东在韶山进行农民运动时，李漱清之子李耿侯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韶山第一个党支部的五名党员
[1] 《西行漫记》，第109-111 页。
之一。同年8月，毛泽东去广州。10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并主编《政治周报》，他曾邀请李漱清去广州协助办报。1927年初，李漱清到长沙，在湖南省清查逆产委员会工作。马日事变后还乡，仍任小学教员。对于这样一位曾帮助自己启蒙破除封建迷信并对革命作过贡献的校外老师，毛泽东始终没有忘怀。1936年他在和斯诺谈话时，曾就李漱清对他少年时代的思想影响给予很高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后，他于1949年11月17日复信给李漱清之子李介侯时说：“尊翁健存，可为庆贺，尚祈转致问候之意。”1952年9月，毛泽东还邀请李漱清及他青少年时代的三位老师邹普勋、张干、罗元鲲去北京相会。在会见时，毛泽东曾对李漱清说：
我小时候受到您许多教诲，您还是我的民主思想的启蒙老师呀！
当年你是主张拆祠堂、毁庙宇、办学堂的，是个“激进派”，现在搞合作化，你要带个头。土改分了田，一人一口，七石二斗，现在生活改善了，但是人民还不富足，生活水平要提高。[1]
毛泽东的这些话说明，他对李漱清帮助他改变信佛的立场一事，终生未忘。
学任公 究佛理（1） 毛泽东与佛教 收藏本书 字号 -+
1910 年下半年，青年毛泽东离开韶山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时，他对佛教的信仰逐渐淡薄了，但对佛学理论的兴趣，却不但没有淡薄，反而加强了。造成这一情况的，就是梁启超的影响。因为正是在东山小学，毛泽东认真阅读了梁启超（号任公）主编的《新民丛报》的合编本。关于这件事，毛泽东1936 年在和斯诺谈话时说过：
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一本）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
《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2]
[1].引文见《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第132、138、140页。
[2].《西行漫记》，第113 页。
《新民丛报》创刊于1902年1月8日，距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领导的戊戌变法失败，已三年多。当时梁启超亡命日本横滨，开始是创办《清议报》，接着办《新民丛报》，继续鼓吹维新变法。为了替变法寻找理论根据，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初期，一方面大力介绍西方的政治学说和哲学、伦理学说，另一方面则大力宣传宗教，特别是佛教对改革者的激励作用。为此，他于1902年10月31日该报第19号上发表了《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又于同年12月30日该报第23号发表《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梁氏的这些文章，在当时颇有影响。章太炎在1906年还提出用佛教建立
“无神论”的宗教，以达到“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德”的目的。
在《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一文中，梁启超说：“言穷理则宗教家不如哲学家，言治事则哲学家不如宗教家，此征诸历史而斑斑者也。历史上英雄豪杰能成大业轰轰一世者，殆有宗教思想之人多，而有哲学思想之人少。”接着，他举了许多东西方历史名人为例，以论证自己的观点。如英国之克伦威尔，“其所以犯大不韪而无所避，历千万难而不渝者，宗教思想为之也。”法国的女杰贞德，“其人碌碌无他长，而惟以迷信以热诚感动国人而摧其敌，宗教思想为之也。”美国的华盛顿、林肯“皆豪杰而圣贤也，皆富于宗教思想之人也”。意大利的玛志尼，“欲建新国，而先倡新宗教，其
‘少年意大利’实据宗教之地盘以筑造之者也，其所以团结而不涣、忍耐而不渝者，宗教思想为之也”。日本明治维新诸人物，如大盐、中斋、横井、小楠之流，“皆得力于禅学者也”。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改革家“其所以蹈白刃而不悔，前者仆后者继者，宗教思想为之也。”在谈到我国的情况时，梁启超指出：
近世哲学与宗教两者皆销沉极焉，然若康南海（有为），若谭浏阳（嗣同），皆有得于佛学之人也。两先生之哲学固未尝不戛戛独造，渊渊入微，至其所以能震憾宇宙，唤起全社会之风潮，则不恃哲学，而仍恃宗教思想之为之也。[1]
梁启超在列举了上述历史事实之后，还专门回答了“宗教思想何以宜于治事”的问题，他认为原因有五个方面。其一，是“无宗教思想则无统一”。梁启超认为宗教是一种“无形之物”，它能使人们的精神“结集于一团”，可以降“客气”，制“私欲”，平“党争”。其二，是“无宗教思想则无希望”。因为宗教可以使人们忘却或忍受现实的痛苦，而寄希望于“来世”：“此七尺之躯壳，此数十寒暑之生涯，至区区渺小不足道也，吾有灵魂焉，吾之大事业在彼不在此，故苦我者一时，而乐我者永劫，苦我者幻体，而乐我者法身。得此希望，则有安身立命之地，无论受何挫折遇何烦恼皆不至消沮，而其进益厉。”其三，是“无宗教思想则无解脱”。梁启超认为，人们之所以不能成就大事业，大多是因为外界因素的束缚。如果懂得了以下道理，就能得到解脱：“此器世间者，业障之所成耳，此顽躯壳者，四大之所合耳，身且非我有，而身外之种种幻象更何留恋焉！得此法门，则自在游行，无挂无碍，舍身救世，直行无所事矣。”其四，是“无宗教思想则无忌惮”。因为
“我佛业报之说，谓今之所造即后之所承，一因一果之间其应如响，其印如符，丝毫不服假借，此则无论据何学理而决不能破之者也。苟有此思想，其又安敢放恣暴弃造恶业于今日而收恶果于明日邪！”其五，是“无宗教思想则无魄力”。梁启超说，人们最大的畏惧莫过于死亡。如果人们知道“吾自有不死者存，曰灵魂，……则死吾奚畏？死且不畏，余更何有。故真有得于大宗教良宗教之思想者，未有不震动奋厉而雄强刚猛者也。”[2] 综上可见，梁启超在论证宗教的作用时，其理论根据都是从佛教中拿来的。所以他在比较各种宗教之后，认为：“若夫以宗教学言，则横尽虚空，竖尽来劫，取一切众生而度尽之者，佛其至矣！佛其至矣！”[3]
[1].《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8-139页。
[2].《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138-142 页。
[3].《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143 页。
梁启超在文章中谈到哲学与宗教的区别时说：“要而论之，哲学贵疑，宗教贵信。信有正信，有迷信，勿论其正也、迷也，苟既信矣，则必至诚，至诚则能任重，能致远，能感人，能动物。故寻常人所以能为一乡一邑之善士也，常赖宗教；大人物所以能为惊天动地之事业者，亦常赖宗教。”梁氏之所以如此重视信仰，是由于数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以小生产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加之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教育，使人民缺乏统一的思想，也缺乏公共道德心。近代西方人常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正是指的这种状况。梁启超在经历了戊戌变法失败的惨痛教训后，对此感受尤深。所以他在《新民丛报》的创刊号上发表的《新民说》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夫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又奚尤。”因此，他认为要改革，首先就要提高人民觉悟，即日新其民。“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1] 那么用什么来统一人民的思想，增进人民的道德心呢？梁启超认为哲学强调理性，且一般老百姓弄不懂；而儒家学说多讲个人修身，对社会公德关心太少，因此他认为唯一能承担此重任的只有宗教。所以他在谈到如何对待宗教时说：“摧坏宗教之迷信可也，摧坏宗教之道德不可也。”[2]
梁启超这种摒弃宗教的迷信，而充分利用宗教徒虔诚的信仰心，去建设国民新道德的思想，曾深深地影响过青年毛泽东。在毛泽东1913年冬天所记的《讲堂录》中，便有：
“为万世开太平，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亮）、范希文（仲淹），后如孔（子）、孟（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守仁）等是也。”“宋韩（琦）、范（仲淹）并称，清曾（国藩）、左（宗棠）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3]
学任公 究佛理（2） 毛泽东与佛教 收藏本书 字号 -+
这里讲的“大宗教家”和“传教之人”，是指不仅自身具有坚定的信仰，
[1].《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118页。
[2].《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142 页。
[3].《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1 页。
而且能将这种信仰向民众进行宣传和普及的人。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他更是明确指出：“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1] 他在谈到知识与信仰的关系时，还说过这样一段话：
夫所谓信仰者，必先之以知识，知之而后信之。虽有迷信之人，此乃吾人称其人过甚之言，彼未有自认为迷信者也。彼自谓知之已稔，故信之也坚，吾人乃指其坚信之状态，而字之曰迷信也。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信仰，既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凡知识必建为信仰，当其知识之时，即心以为然，此以为然之状态，即信仰也。[2]
从前述梁启超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有将哲学与信仰对立起来的倾向。而在青年毛泽东看来，知识，而且知识的首要内容是哲学，不仅是不与信仰对立的，而且是统一的，知识是信仰的前提。可见，在知识与信仰的关系上，青年毛泽东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梁启超所推崇的宗教主要是指佛教；而他宣扬佛教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要为当时的维新变法活动服务。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梁启超将谭嗣同的《仁学》称为“应用佛学”中看到。在
《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氏引用了谭嗣同在《仁学》中关于佛教灵魂不灭思想对人的巨大作用的论述：“今使灵魂之说明，虽至暗者犹知死后有莫大之事及无穷之苦乐，必不于生前之暂苦暂乐而生贪著厌离之想，知天堂地狱森列于心目，必不敢欺饰放纵，将日迁善以自兢惕。知身为不死之物，虽杀之亦不死，则成仁取义，必无怛怖于其衷。且此生未及竟者，来生固可以补之，复何所惮而不亹亹！”对此，梁启超发出感慨：“呜呼！此‘应用佛学’之言也。”接着，他解释了什么叫“应用佛学”：
西人于学术每分纯理与应用两门，如纯理哲学、应用哲学，纯理经济学、应用生计学等是也。浏阳《仁学》，吾谓可名为应用佛
[1].《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63 页。
[2].《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27-228 页。
学。浏阳一生得力在此，吾辈所以崇拜浏阳步趋浏阳者亦当在此。若此者，殆舍佛教末由。[1]
可见梁启超讲的“应用佛学”，就是将佛教的一些基本理论，运用于现实的人生和政治斗争的实践。“浏阳”（谭嗣同）是如此，梁启超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不仅是谭嗣同和梁启超，而且近代几乎所有推崇佛教的思想家亦莫不如此。而梁启超的
《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所列举的六个方面，则是比较全面地表述了他对“应用佛学”的理解。下面我们就以这六个方面
为纲，结合当时一些学者的共同认识，及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作一些简要的分析。
一曰“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梁氏指出，有些宗教强调“不知焉而强信”，而“佛教不然。佛教之最大纲领曰‘悲智双修’，自初发心以迄成佛，恒以转迷成悟为一大事业。其所谓悟者，又非徒知有佛焉而盲信之之谓也。故其教义云：‘不知佛而自谓信佛，其罪尚过于谤佛者。’”[2] 而章太炎在日本的一次讲演中说：“试看佛陀、菩提这种名号，译来原是‘觉’字，般若译来原是‘智’字。一切大乘的目的，无非是‘断而（尔）知障’，‘成就一切智者’，分明是求智的意思，断不是要立一个宗教，劝人信仰。”显然，他们是企图利用佛教的某些理性内容，唤起民众的觉悟，并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信仰。这种反对迷信提倡信仰的思想，影响到青年毛泽东，便有如前所述的“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的论断。
二曰“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独善”。梁启超引证佛说：“有一众生不成佛者，我誓不成佛。”“惟行菩萨行者得成佛，其修独觉禅者永不得成佛。”并由此发挥曰：“彼菩萨者，皆至今未成佛者也。何以故？有一众生未成佛
[1].《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148 页。
[2].《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144-145 页。
彼誓不成佛故。故学佛者以成佛为希望之究竟者也，今彼以众生故，乃并此最大之希望而牺牲之，则其他更何论焉。故舍己救人之大业，惟佛教足以当之。”[1] 而谭嗣同在《上欧阳瓣姜师书》中说的“以心度一切苦恼众生”，及前述引文中所说的“知身为不死之物，虽杀之亦不死，则成仁取义，必无怛怖于其衷”，也都反映了这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舍身救人的精神。他们企图用这种精神激励自己和广大民众去为改革而献身。在这种思想影响下，青年毛泽东曾宣称：“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2] 又说：“济人之急、成人之美与夫履危蹈险舍身以拯人，亦并不在义务以上，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3]
三曰“佛教之信仰乃入世而非厌世”。梁启超说：“佛固言天堂也，然所祈向者非有形之天堂，而无形之天堂，非他界之天堂，而本心之天堂。故其言曰：‘不厌生死，不爱涅槃。’又曰：‘地狱天堂，皆为净土。’”梁氏还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一文中说：“像我们的禅宗，真可算得应用佛教，世界（间）的佛教，的确是印度以外才能发生，的确是表现中国人的特质，叫出世法与入世法并行不悖。他所讲的宇宙精微，的确还在儒家之上。”[4] 谭嗣同则指出：“西人之喜动，其坚忍不挠，以救世为心之耶教使然也。又岂惟耶教、孔教固然矣；佛教尤甚。”（《仁学》十九）章太炎也说：“佛法本来称出世法，但到底不能离世间法。”（《佛法应务即同老庄》）他们实质上是企图把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与佛教的救世思想统一起来。在这种思想影响
[1].《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145-146 页。
[2].《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8 页。
[3].《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36 页。
[4].《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146、428页。
下，青年毛泽东形成了一种重现实的现实主义。他说：
学任公 究佛理（3） 毛泽东与佛教 收藏本书 字号 -+
吾重在当时为善为恶之事实而已，以其事实论为善者善，为恶者恶。为善而历史流传其善名，为恶而历史流传其恶名，皆不应顾。……是故思留名于千载者妄也，欣羡他人之留名者亦妄也。[1]
四曰“佛教之信仰乃无量而非有限”。其理由就是佛教的灵魂不灭思想，主张“善不善报诸永劫”，因此其“信仰者苟不扩其量于此数十寒暑以外，则其所信者终有听挠。”[2] 谭嗣同也主张灵魂不灭，并说：“学者当知身为不死之物，然后好生恶死之惑可祛也。”（《仁学》十三）他们鼓吹这种灵魂不灭的思想，实际上是企图充分发挥主观精神力量以弥补物质力量的不足。青年毛泽东受过这种灵魂不灭思想影响，并明确主张过“精神不灭”。这些我们以后还要专门论述。
五曰“佛教之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别”。梁启超说：“他教者，率众生以受治于一尊之下者也，惟佛不然。故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又曰：‘一切众生，本来成佛，生死涅槃，皆如昨梦。’其立教之目的，则在使人人皆与佛平等而已。”[3] 谭嗣同则用华严宗“一多相容”思想宣传他的“破对待”观点，认为“无对待”而后平等出。显然，他们是企图用佛教的慈悲救世、众生平等、证智自由等说教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在往后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也是受了这些思想影响的。
六曰“佛教之信仰乃自力而非他力”。梁启超说，佛教大乘不讲他力，只讲因果。“既造恶因，而欲今后之无恶果焉，不可得避也；既造善因，而惧后此之无善果焉，亦不必忧也。……故学道者（一）当急造切实之善因以救吾本身之堕落；（二）当急造宏大之善因以救吾所居之器世间之堕落。”梁氏认为懂得了这个道理还可用于治国。“一国所以腐败衰弱，其由也非一朝一夕，前此之人莳其恶地，而我辈今日刈其恶果。然我辈今日非可诿咎于前人以自解免也。我辈今日而亟造善因焉，则其善果或一二年后而收之，或十余年后而收之，或数百年后而收之，造善因者递续不断，而吾国遂可以进
[1].《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88-189 页。
[2].《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147 页。
[3].《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148 页。
化而无穷。”[1] 章太炎也十分强调佛教这种“依自不依他”的自强自立精神，认为它“可用于艰难危急之时”（《答铁铮》）。可见，梁启超、章太炎强调“依自不依他”，是为了唤起人们以天下为己任，自强自主。而这种“贵我”精神，在青年毛泽东身上体现尤为明显。在《讲堂录》中便有“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贵我）”的记载。
必须指出，青年毛泽东对“应用佛学”的研究，固然主要是受了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影响，但与他在四师和一师读书时期最尊敬的老师杨昌济的影响，也不无关系。1914年6月，杨昌济在认真阅读了谭嗣同的《仁学》，并将其一些重要段落抄录在《达化斋日记》之后，写道：“援儒入释，昔贤所讥，然沟通儒释之巧，未有过于上所钞之二段者。余习闻儒者之言，颇不甚满意于佛说；谭浏阳乃重佛若此，使我意为之一转。余现尚未研究佛学，已确认其哲学上之价值矣。”[2] 杨昌济戊戌变法时期曾在湖南参加过某些变法活动，对康梁，特别是谭嗣同十分推崇。但当时他主要还是从政治上同情和支持他们的变法主张。由于杨氏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后来又在国外留学十年，所以对佛学缺乏研究。后来，他重读《仁学》并认真进行了研究，便得出了上述结论。按照上述思想，他进一步研究，于1915年3月27日又写了以下一段日记，以抒发他读《仁学》的心得：
余研究学理十有余年，殊难极其广大；及读谭浏阳《仁
[1].《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149 页。
[2].《达化斋日记》修订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学》，乃有豁然贯通之象。其序言网罗重重，与虚空无极，人初须冲决利禄之罗网，次须冲决伦常之罗网，次须冲决天之罗网，终须冲决佛教之罗网。心力迈进，一向无前；我心随之，猝增力千万倍。开篇言以太能显出宇宙之全体：自身而家，自家而国，自国而地球，自地球而太阳，自太阳而昴星，自昴星以及无限之世界，皆互相维系，终古如斯，无非以太之力。吾由此而知吾向所抱持之宇宙观念，不免太狭隘也。[1]
杨昌济的这段日记表明，正是谭嗣同的“心力”学说帮助他在哲学上“有豁然贯通之象”。杨昌济是十分重视哲学研究的，同时也反复告诫他的学生要研究哲学。1915年他还与黎锦熙一道，组织毛泽东、陈昌等人成立过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在谭嗣同和杨昌济的影响下，毛泽东也曾一度十分推崇“心力”说，1918年当毛泽东在学习了杨昌济所教授的《伦理学原理》一书之后，他曾按杨昌济的命题《心之力》写了一篇作文，得到杨氏高度赞赏，给了一百分[2]。
关于青年毛泽东在哲学上所受佛学思想影响，我们在第三章要详细分析。这里我们先对毛泽东1919年所写的《祭母文》中的佛学思想，进行一些分析。这篇祭文，是毛泽东在他母亲于当年10月5日（农历八月十二日）逝世后，作于10月8日。这篇祭文，至少在三个方面反映了佛学思想影响。
学任公 究佛理（4） 毛泽东与佛教 收藏本书 字号 -+
其一，是慈悲观。祭文云：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3]
“博爱”的概念固然与五四时期人们反复宣传的西方观念“自由、平等、博受”有关，但中国古代即已有墨子的“兼爱”和韩愈说的“博爱之谓仁”。谭嗣同在《仁学》中论述“以太”之“显于用”，即其具体表现时说：“孔谓之‘仁’，谓之‘元’，谓之‘性’；墨谓之‘兼爱’；佛谓之‘性海’，谓
[1].《达化斋日记》修订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
[2].《西行漫记》，第122 页。
[3].《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10 页。
之‘慈悲’；耶谓之‘灵魂’，谓之‘爱人如己’、‘视敌如友’；格致家谓之‘爱力’、‘吸力’，咸是物也。”（《仁学》一）可见，在谭嗣同看来，“兼爱”、“仁”、“慈悲”、“爱力”都是同一系列的概念，它们可以互相置换。毛泽东在这里提到了“博爱”、“慈祥”、“爱力”，显然是受了谭嗣同《仁学》的影响。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还反复提到“慈悲之心”。如前所述，毛泽东的母亲是信奉观音的，而观音的尊号便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所以毛泽东在《祭母文》中，尽管用了“博爱”、“爱力”、“慈祥”，其实质仍是讲的“慈悲”。其实慈悲并不是观音的专利，而是整个大乘佛教的根本思想。《大智度论》卷二十七称：“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乘佛教以此作为异于小乘、进入世间“普度众生”的重要根据，故云：“慈悲是佛道之根本。”
其二，是灵魂观。祭文云：
呜呼吾母！ 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1]
中国佛教是主张灵魂不灭的，如前所述，谭嗣同和梁启超也赞成灵魂不灭。这个问题第三章还要详论。这里我只想说明，梁启超1903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中，曾处处将康德哲学与佛学
[1].《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11 页。
对比，认为“康氏哲学大近佛学”。在介绍了康德关于本原有三，即魂、世界、神之后，梁启超说：“康德所谓魂者，谓人之精神独立于躯壳外者也；所谓世界者，如佛说之大千中千小千世界，非专指此地球也；所谓神者，景教之言造化主也。”[1] 青年毛泽东曾受康德二元论影响，但这种影响往往又与某些佛教观点夹杂在一起，其根源即在梁启超。例如青年毛泽东曾说：“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2] 这里的“本体”概念来自康德哲学，而“血肉虽死，心灵不死”的观念，则更多地来自佛教。
其三，戒律思想。祭文称：
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3]
佛教戒律中有“不妄语”一条，不论是“五戒”、“八戒”、“十戒”中，都有这一条。它要求人们行为诚实，讲真话，而不要虚伪、欺骗。祭文所说的“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正是对“不妄语”的具体阐述。
[1].《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154、160页。
[2].《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0 页。
[3].《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10 页。
众生要解放传统应发扬 毛泽东与佛教 收藏本书 字号 -+
……毛泽东说”六祖（慧能）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这的确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创见。毛泽东这一说法的根据之一，可能就是因为慧能是劳动人民出身。慧能少时家贫，曾卖柴为生。据《坛经》记载，他自己说过：“惠能幼小，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慧能并且是通过卖柴，了解弘忍说法，而因往黄梅冯墓山参拜弘忍和尚的。慧能见弘忍大师之后，“ 忍大师山中门徒至多，顾眄左右，悉皆龙象，遂令能入厨中供养，经八个月。能不避艰苦，忽同伴戏调，嶷然不以为意。忘身为道，仍踏碓，自嫌身轻，乃系大石著腰，坠碓令重，遂损腰脚。忍大师因行至碓米所，问曰：‘汝为供养，损腰脚，所痛如何？’能答曰：‘不见有身，谁言之痛。’”（《曹溪大师别传》）慧能碓米时因身体太轻，于是在腰上系一大石以增加重量，遂导致腰脚损伤。范文澜曾以此为例说明“寺内同寺外社会一样，总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2]。郭朋则指出：“在佛教各宗的创始者当中，家境贫苦、出身寒微
[1].郭朋：《隋唐佛教》，第514页。
[2].《唐代佛教》，第5 页。
的，也只有慧能一人。……原来，其他各宗的创始人，例如智顗、玄奘等等，不仅多是出自高门，而且都是深有学问的‘高僧’。这些情况，在社会上已经是司空见惯、‘不稀罕’啦。禅宗，既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宗派，那么，它的创始者，自然也应该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1] 大概正是因为慧能出身的这种“与众不同”，所以毛泽东把《坛经》称之为“劳动人民”的。
毛泽东说《坛经》是“劳动人民的佛经”的另一根据，可能就是肯定慧能佛性论中的平等思想。所谓佛性论，就是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都能成佛。本来，中国佛教除三论宗和唯识宗外，其他各宗都讲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顿悟”成佛却是慧能的独创。慧能不仅强调
“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而且突出强调下层人民成佛的可能性。据《坛经》记载，当慧能第一次去参拜弘忍时，弘忍问他：“汝何方人？来此山礼拜吾，汝今向吾边复求何物？”慧能答：“弟子是岭南人，新州百姓，今故远来礼拜和尚。不求余物，唯求作佛。”弘忍责慧能：“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慧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獦獠”是当时人对南方少数民族的侮称[2]。慧能的回答表明，他认为“佛性”是不分地域、不分民族，均等地存在于一切人身上的。又如惠昕本《坛经》在记述慧能请“别驾”为他写“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的偈时，别驾对他说：“獦獠！汝亦作偈，其希有！”慧能答曰：“若学无上菩提，不得轻于初学。俗谚云：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慧能这种“下下人有上上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劳动人民的重视和替劳动人民在文化领域争地位的思想，因而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
[1].《隋唐佛教》，第552-523页。
[2].注：也有人认为“獦獠”是一种猎犬，本书不取。
中哲史 应究佛（1） 毛泽东与佛教 收藏本书 字号 -+
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写了一个批语：
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1]
据陈晋在《毛泽东与中国佛道教》一文中介绍，毛泽东在同上批示中，还认为当时出版的《现代佛学》这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2]。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的一次谈话中，再次谈到了任继愈和佛学。毛泽东说：
任继愈，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他只讲到唐朝的佛学，没有触及到以后的佛学。宋朝的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起来的，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对的。不管它，怎么行？韩愈不讲道理，“师其意，不师其辞”，是他的口号。意思完全照别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不讲道理，讲一点点也基本上是古人的。《师说》之类有点新的。柳子厚不同，出入佛、老，唯物主义。
任继愈，1916年生，山东省平原县人。1941年12月毕业于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学研究所。1942年至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他曾从师于我国现代著名的佛教学者汤用彤，对佛学有很深的造诣。早在1959
[1].龚育之、逄先知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4-5页。
[2].《瞭望》1993年第8-9期。
年10月，毛泽东就曾在一个深夜找任继愈谈过话，内容涉及哲学、哲学史、宗教研究等（任继愈：《忆毛主席谈古为今用》，1978年12月20日《文汇报》）。1962年，任继愈将自己1955年至1962年发表的关于佛教的论文七篇，其中包括与汤用彤合写的一篇，题名《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交三联书店于1963年10月出版。这七篇文章的题目是：《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南朝晋宋间佛教“般若”、“涅槃”学说的政治作用》（与汤用彤合写）、《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华严宗哲学思想略论》、《禅宗哲学思想略论》、《论胡适在禅宗史研究中的谬误》（作为前一篇的附
录）、《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论》。此书出版的时间虽标明是1963年10月，但根据出版社的情况，一般正式出书要晚于上述时间。而前述1963年12月30日的批示表明，当此书出版之后，毛泽东很快就读到了它，并作出了反应。由于任继愈的这本论文集只讲了从汉代至唐代的佛教，所以毛泽东在1964年8月18日的讲话中说：“他只讲到唐朝的佛学，没有触及到以后的佛学。”遵照毛泽东1963年12月30日批示的精神，1964年7月，任继愈奉命筹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并长期担任了该所的领导职务。在此前后，毛泽东又找任继愈谈过话，还请他吃饺子。
从前述毛泽东的批示和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宗教，特别是佛教在中国哲学史上地位的高度重视。这种重视，实际上是对佛教在中国文化史上重要作用的充分肯定。联系毛泽东批示和谈话的内容，我们可以作以下几点分析。
首先，从1964年8月18日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韩愈对待佛教的态度是很不满意的。
韩愈在唐代是以“辟佛”而称著的人物之一。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宦官杜英奇从法门寺迎佛骨至长安，宪宗命“留禁中三日，乃历送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然香臂顶供养者。”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由此可见唐代统治者对佛教崇拜的狂热之一斑。对此，韩愈很不以为然，他给宪宗上了一篇《论佛骨表》。在表中，韩愈从儒家传统的夷夏之辨的立场出发，认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他指出，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的远古时代，“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自汉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韩昌黎集》卷三十九）显然，韩愈列举这些历史事实，是为了向宪宗说明“事佛求福”，是根本靠不住的，这一着正好击中了宪宗的要害。所以宪宗览表之后，大怒，欲加韩愈以“极刑”。赖裴度、崔群力救，才改为贬潮州刺史。
韩愈不仅在政治上积极“辟佛”，而且企图利用儒家的思想材料，创立一个能与佛教和道教对抗的新的思想理论体系。这是因为自从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国之后，一方面由于它自身思辨体系比较严密，另一方面又逐渐与中国传统思想某些内容相结合，因而受韩愈像
到越来越多的人信仰，颇有取儒家传统思想的地位而代之的趋势。这不仅是对汉代以来，儒家思想正宗地位的严重挑战，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挑战。因此如何创立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与佛教的理论体系相抗衡，便成了当时思想界面临的一项严重任务。韩愈意识到了这一任务，并企图努力完成这一任务，这是他的卓绝之处。但韩愈在创立新理论体系的方法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点：这就是他只注意民族思想传统的继承，而忽视甚至排斥对外来文化优秀内容的吸收。
中哲史 应究佛（2） 毛泽东与佛教 收藏本书 字号 -+
韩愈在他所写的《原道》、《原性》、《原人》、《原鬼》、《原毁》等五篇体例相同的著作中，“提出并论述与释道教的‘道’相对立的‘道’以及与祖统相抗衡的道统。”[1] 韩愈在《原道》中说：“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那么，韩愈的“道”的内容是什么呢？这就是传统儒家的仁和义。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原道》）韩愈还认为这个“道统”在古代一直是存在的，只是到孟子以后中断了：“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原道》）显然，韩愈是以继承和宏扬自孟轲之后不得其传的道统而自居的。他当时和柳宗元、李翱等人倡导的古文运动，提倡“以文载道”，其目的也是为了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宏扬道统。
从韩愈对道统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对传统文化，主要强调的是继承，而缺乏自觉的创新意识。毛泽东所不满意于韩愈者，亦正在此。所以他在1964年8月18日谈话中说：“韩愈不讲道理，‘师其意，不师其辞’，是他的口号。意思完全照别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不讲道理，讲一点点也基本上是古人的。”韩愈“师其意，不师其辞”的“口号”，出自《韩昌黎集》第十八卷《答刘正夫书》。刘正夫之“正”或作“岩”。韩愈在该信中说：
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
[1].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第331页。
对于韩愈说“师其意”的“意”字作何理解，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一般多解为“思想”，也有认为是指作文时对遣辞命意的精心构思[1]，但毛泽东的理解还是按通行解释的，即认为是指“意思”、“道理”。要说明的是，韩愈的道理尽管如毛泽东所说，“基本上是古人的”，儒家的，但他并不是没有一点创新。特别是要创立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没有一点创新，新的理论体系是不可能创立起来的。《原道》中提出的“道统”，便是韩愈的一大发明。还有“博爱之谓仁”，也是韩愈对“仁”的新的解释。原始儒家历来是主张爱有差等的。孟子曾斥责墨子的“兼以易别”的兼爱思想是“无父”。贾谊也说过“过爱不义”。所谓“过爱”，即越出了等级的爱，所谓：“不义”，即违背了礼制原则。韩愈的“博爱之谓仁”，与原始儒家“仁爱”思想显然有别，它既吸收了墨家的“兼爱”内容，更多地可能还是佛教“普渡众生”的博爱思想。对此，王船山早已指出，他说：“韩退之不知道，开口说‘博爱之谓仁’，便是释氏旖旎缠绵，弄精魂勾当。”[2]王船山的批评从反面证明，韩愈并非根本不出入于佛老。由于韩愈最先提出了“道统”思想，并站在儒家立场，初步吸收了佛道的某些思想因素，因而在中国哲学史上，开宋明理学（道学）的先河，在学术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其次，从毛泽东1964 年8月18日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柳宗元敢于出入佛老的态度，是充分肯定的。柳宗元与韩愈是同时代的人，两人政治观点上虽有些分歧，但私人交谊一直很好，他们共同倡[1].参见邓潭洲：《韩愈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页。
[2].《船山全书》第六册，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1059页。
导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如果说，韩愈在“博爱之谓仁”等论断中还只是偷偷摸摸、羞羞答答地吸收了佛教的某些思想因素的话，那么柳宗元对佛教和道教的态度，则要开放得多。他不仅广泛地与佛、道界的人士进行交游，而且反复宣传儒、释、道三家之间的同一。柳氏曾宣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送巽上人》）。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中，柳氏更是明确肯定，不同学派“皆有以佐世”。他说：
太史公尝言：“世之学孔氏者，则黜老子；学老子者，则黜孔氏，道不同不相为谋。”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其迭相訾毁、抵捂而不合者，可胜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没，其后有释氏，固学者之所怪骇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为学恢博而贯统，数无以踬其道。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衺（斜），要之与孔子同道，皆有以会其趣。[1]
柳宗元的这篇序表明，他在学术上是极力主张观点对立的不同学派，是可以“通而同之”的，即采取“搜择融液”的办法，“伸其所长”，“而黜其奇衺”，最终达到“与孔子同道”，“会其趣”的目的。正是由于柳宗元在学术上有这种开放的态度，所以他敢于出入佛老。而柳宗元的哲学思想表明，他这种出入佛老的态度，不仅没有影响他的战斗唯物主义立场，恰恰相反，在某些方面还强化了这种立场。例如，在《送僧浩初序》中，柳氏回答了韩愈对他“与浮图游”的指责。他说：
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图之言以此。与其人游者，未必能通其言也。且凡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吾之好与游图游以此。[2]
[1].《柳宗元集》卷二十五。
[2].《柳宗元集》卷二十五。
这段话表明，柳宗元对佛教是一分为二的，他和韩愈一样，“不乐”佛教“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即摆脱人伦，不事劳动；但他认为如石中韫玉一样，佛教有其合理的内核；而且信佛的人能超脱名利，
中哲史 应究佛（3） 毛泽东与佛教 收藏本书 字号 -+
“泊焉而无求”，对于人们的道德修养也是有好处的。这段话中，柳宗元认为，佛教中有“韫玉”，但对于什么是其“韫玉”却没有回答。综合柳宗元有关著作，可知他理解的佛教之“韫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可以“佐教化”。在《柳州复大云寺记》中，柳宗元说“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偭仁”，生病则“聚巫师，用鸡卜”，卜而无效，便说“神不置我矣”，绝食而死，结果导致当地人口不断减少。柳氏认为，对于这种迷信“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逃”。柳氏采取“崇佛庙”的措施，使当地人民
“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由此他得出了“唯浮图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的结论。在《永州龙兴寺西轩记》中，柳宗元又说：“佛之道，可以转惑见为真智，即群迷为正觉，舍大暗为光明”（《柳宗元集》卷二十八），也是肯定佛教重智慧轻迷信的思辨哲学。
2．肯定佛教的“中道”思想。在《南岳弥陀和尚碑》中，柳宗元说弥陀“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权，俾得以疾至。故示专念，书涂巷，刻溪谷，丕勤诱掖，以援于下。不求而道备，不言而物成。”（《柳宗元集》卷六）在《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文中，柳宗元说：“佛道逾远，异端竞起，唯天台大师为得其说。和尚绍承本统，以顺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柳宗元集》卷六）可见，柳宗元对佛教中天台宗的“中观”、“中谛”思想是十分推崇的；而这种推崇又是与他的哲学倾向一致的。柳宗元在《祭吕衡州温文》中说：“宗元幼虽好学，晚未闻道，洎乎获友君子，乃知适于中庸，削去邪杂，显陈直正，而为道不谬，兄实使然。”（《柳宗元集》卷四十）
3．肯定佛教的辩证因素。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过，他是“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柳宗元集》卷三十四）他在《送僧浩初序》中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异道。”（《柳宗元集》卷十五）可见，他肯定佛教与《易》合，实际是肯定其主张运动变化的思想。佛教强调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没有创造的主宰，与柳宗元所宣传的“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为我谋？”（《非国语》）的无神论思想是有相通之处的。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柳宗元善于出入佛老，取其所长，避其所短，从而丰富了自己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所以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
第三，在1964年8月18日的谈话中，毛泽东对任继愈《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一书，只讲了唐代以前的佛教感到遗憾。他说，宋朝的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起来的，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这表明，毛泽东对禅宗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视。在任继愈的上述论文集中，有一篇《禅宗哲学思想略论》，分析了禅宗实际创始人慧能哲学思想的主观唯心主义性质。但毛泽东对禅宗哲学性质判断，并不完全是从任继愈论文中得来的。早在1958年8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的讲话中，他就谈到过慧能。毛泽东说：
唐朝佛教《六祖坛经》记载，惠（慧）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惠（慧）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思想无所寄托，大为流行。
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对禅宗，特别是慧能思想早有研究。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建国以后，毛泽东曾多次索看《六祖坛经》，有时外出视察工作时也带着[1]。
慧能（638-713），俗姓卢氏，广东新州（今新兴县）人。其父曾官范阳。范阳在唐代是一个方镇之名，治所在幽州（今北京城西南），辖境约今河北怀来、永清，北京市房山以东和长城以南地区。《神会语录》说“能禅师……俗姓卢，先祖范阳人也”，将其父亲做官的地方变成了慧能的籍贯。所以王维在《六祖能禅师碑铭》中说：“禅师俗姓卢氏，本贯范阳人也。”后来一般都将慧能的籍贯说成河北人。毛泽东在上述谈话中也是因袭旧说，将慧能说成河北人了。郭朋认为，这种旧说产生的原因，系将《六祖坛经》中
[1].参见龚育之、逄先知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4页。
说的“惠能严父，本官范阳”误解为“本贯范阳”了[1]。慧能活动的时代，主要在唐太宗（627-649年在位）及武则天（684-704年在位）时代。所以毛泽东说，慧能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据法海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略序》称，慧能从弘忍受衣钵，是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南归隐遁一十六年”，至高宗仪凤元年（676）正月十五日，“普会四众，为师薙发。二月八日，集诸名德，授具足戒。”次年春，至曹溪宝林寺讲法，凡36年。至于毛泽东说慧能是“主张一切皆空”，当代有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例如，郭朋在《坛经校释·序言》中认为，“一切皆空”是大乘空宗的理论，而慧能的观点属大乘有宗，即主张“真如缘起”论。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认为：“就初期禅学的特点而论，无论它以《楞伽经》为中心思想（佛教大乘有宗），或以《金刚经》为中心思想（佛教大乘空宗），它都是客观唯心主义。”[2] 但是慧能反对禅宗北宗提倡的“渐悟”修行方法，突出地强调“顿悟”。《六祖坛经·行由品》中曾记载北宗神秀的
[1].郭朋：《坛经校释》，第5页。
[2].《中国哲学史》第3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2页。
四句偈：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这正是北宗主张的“渐修”或“渐悟”。慧能不赞成这种观点，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四句偈：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亦作“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
可见，慧能认为“佛性”是人心本有的，人们在选择“成佛”道路时，要有坚定的主观信仰，相信自己的内心，就可以解脱苦难。也就是说，人们要解脱苦难，不必向外面寻找原因，只需要内心用力即可。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慧能“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但慧能是从唯心主义的角度突出主观能动性的，因为他否认一切外界条件的制约，只讲内心解脱。所以他只强调“自性”、“身中净土”：
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住处恒安乐。[1]
这正是毛泽东说的“惠能敢于否定一切”，因为他实际上将西方净土也否定了。毛泽东讲慧能说人死后不一定升天，也是从这段话中引伸出来的。
中哲史 应究佛（4） 毛泽东与佛教 收藏本书 字号 -+
当然，目前学术界尽管不少人认为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其哲学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也有些学者不同意这一观点。例如郭朋就认为：“禅宗的世界观，是客观唯心论。尽管在某些禅僧的表达形式上，以及他们的某些言论中，表面看来，好像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是，他们的思想核心，他们的理论基础，却无例外地都是‘真如缘起’论和‘佛性’论--所谓‘顿悟成佛’的‘解脱’论，乃是‘佛性’论在宗教实践上的自然表现。‘真如缘起’论和‘佛性’论，只能是客观唯心论，决不会是主观唯心论。后期禅宗的泛神论思想，便是这种客观唯心主义世界观发展的必然结果。”[2] 尽管对
[1].《坛经·疑问品》。
[2].《隋唐佛教》，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567页。
慧能的世界观性质的看法不一，但对郭朋所说的“后期禅宗的泛神论思想”，又是持不同意见的双方都一致肯定的。这种泛神论显然又是属于客观唯心主义的范畴。而这种客观唯心论，正是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谈话时说的“宋朝的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起来的，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的契机。因为后期禅宗把人类一切活动，世界一切事物都看做寻求解脱的“妙道”；认为在一切事物中体现了“真如”，说“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景德传灯录》第二十八）这种泛神论思想，既孕育了北宋时期以张载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哲学，也孕育了程颢、程颐、陆九渊、朱熹、王阳明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这些哲学家都是善于出入佛老的。对此，明代的黄绾早已指出，他说：“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濂溪（周敦颐）、明道（程颢）、横渠（张载）、象山（陆九渊）则由于上乘；伊川（程颐）、晦庵（朱熹）则由于下乘。虽曰宋学至宋倡，然语焉而不详，择焉而不精者多矣。”（《明道编》卷一）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1958年、1963年和1964年有关佛教的谈话或批示中，实质上向我们揭示了从慧能到韩愈、柳宗元至宋代理学的兴起，这五六百年间中国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在唐代中期，以慧能为实际创始人的禅宗的兴起，不仅几乎取代了佛教其他各派的地位，成为最流行的一个教派，而且严重地威胁着传统儒家思想的正宗地位。面对着这种威胁，韩愈明确提出恢复和继承儒家的“道统”地位，并且将儒家的“道统”与佛教的“法统”对立起来，旗帜鲜明地进行“辟佛”。韩愈的反佛虽然是以失败而告终，但他提出的恢复“道统”的任务，却反映了时代的需要。而他反佛斗争的失败，又从反面告诉人们，对于佛教这样具有丰富哲学内容的宗教哲学思想体系，是不能简单地采取排斥和否定的态度，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而在这方面，柳宗元出入佛老的态度，却为人们正确对待“异端”思想，提供了新鲜经验。所以到了宋代的一些著名哲学家，他们接过并完成了韩愈提出而未完成的重建“道统”的任务，创立了宋代道学（理学），而他们创立道学的方法，则是学习柳宗元的出入佛老。宋明理学的创立，为宋代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提供了长达数百年的理论根据。这说明这个理论体系在开始创立时还是很有生气的，而这种生气正是来源于对佛教这个外来哲学体系的吸收与改造。由此可见，毛泽东在1963年12月30日的批示中所说的“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是建立在他自己对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深刻研究基础之上而作出的科学结论。而他在多次谈话中反复强调“出入佛、道”，则鲜明地反映了他在文化观上的开放态度；而这种开放态度，对他来说又是始终一贯的。
早在1913年冬天，毛泽东所记的《讲堂录》中，就记录过杨昌济转述的王国维关于中国学术发展分期的观点：“中国学术发达有三期。一能动的发达期，周末是也。二受动的发达期，佛教大兴，经典甚盛，上下趋之，风靡一时，隋唐是也。三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朱、程、张、周诸人出，性理之学大明。然其始也，咸崇佛学，由佛而返于六经，故为能动而兼受动
的发达期，宋元是也。”[1]1953 年2 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说：
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优良文化的。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比后代困难得多，去西方印度取经。[2]
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的谈话》中说：
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演些外国音乐，不要
[1].《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2页。
[2].转引自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97页。
10
害怕。隋朝、唐朝的九部乐、十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就对我们有益。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1]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是我国历史上对外比较开放的时代。当时印度的佛经、音乐很多都是通过西域这个途径辗转传入中原的，有的则是通过法显、玄奘等高僧直接从印度取来的。这些，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佛教本身的发展，而且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毛泽东反复援引的那些历史故事，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对外开放的精神，强调对不同思想体系，包括外来思想体系，要能出能入，并根据本国国情，进行吸收、改造和创新，使之为我所用。
批华严 自反省（1） 毛泽东与佛教 收藏本书 字号 -+
我们在第三章曾经介绍和分析了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受过佛教哲学思想，特别是华严宗“一多相容”、“三世一时”的相对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并且指出，这种影响是通过谭嗣同的《仁学》而得来的。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当然克服了包括佛教在内的各种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思想影响，但他对佛教哲学的兴趣一直保存着。值得注意的是，如同前面两节我们所分析的，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所注意研究的，更多的是禅宗的哲学思想。他在多次讲话或谈话中，基本上都是谈禅宗和慧能，而从未涉及华严宗。唯一的例外，是他读过1964年出版的、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3册上有关华严宗分析的部分。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1963年10月以后，读过任继愈的论文集《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对任继愈的佛学研究引起了重视和兴趣，所以不仅有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1-752页。
1963年12月30日关于宗教研究的重要批示，而且有1964年8月18日谈话时对任继愈文章的评论。1964年10月，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全四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当然也会引起毛泽东的兴趣。毛泽东对这四册
《中国哲学史》的阅读详情，我们不得而知，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7年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却收集了毛泽东阅读这本书的第五篇第五章第一节《华严宗的相对主义和诡辩论》时的若干批注。在批注中，毛泽东对《中国哲学史》中对华严宗的“一多相容”观点的分析给予了充分肯定。这种肯定实际上也是对他青年时代受华严宗相对主义影响的自我批判。
《中国哲学史》在分析“华严宗的唯心主义范畴”时指出：“华严宗根据《华严经》提出许多对范畴（六相：总、别、同、异、成、坏）来说明世界事物的互相依存、制约、数量、变化、消长过程的关系，目的在于唯心主义地解释客观世界，从而否认客观世界的物质性。”“他们通过事物的全体和部分（总相和别相）的关系散布唯心主义观点……他们混淆个别与整体的差别，目的在于进一步混淆个别与一般的差别。”接着，该书引证了《华严经探玄记》中如下一段话：
是故无有不多之一，无有不一之多。一多既尔，多一亦然。
在第三章我们曾指出，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的“万即一”的说法以及“理一分殊”思想，都是受了华严宗这种“一多相容”思想的影响。
任编《中国哲学史》在介绍了华严宗的上述观点之后，便引述了《列宁全集》第38卷（《哲学笔记》）中，关于“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转化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的论述，并得出如下结论：
列宁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科学地指明了人类认识过程中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个别与一般有内在的联系，不可分割。仅仅从个别与一般有内在联系来看，华严宗总算有一点辩证法观点，但是唯心主义的颠倒的立足点使他们不愿承认个别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他们更关心于脱离具体事物的“联系”（缘），他们夸大了，吹胀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把联系绝对化，甚至抹杀“个别”的存在。他们所谓的关系（缘）只能是把客观事物排除在外的关系，所以是唯心主义的。[1]
毛泽东对这一段话比较重视，他在“总算有一点辩证法观点”、“不愿承认”、“脱离”、“‘联系’（缘）”这些话的下面都划了一道横线，而在“把联系绝对化”之下划了两道横线。在“夸大了，吹胀了”之下则划了波纹线，并加批注：“何其正确”四字。这表明，毛泽东是完全赞同《中国哲学史》对华严宗曲解个别与一般辩证关系的批评的。
《中国哲学史》在分析华严宗在本质与现象关系上的相对主义观点时，曾引证《华严金师子章》如下一段话：“若看师子，唯师子，无金，即师子显，金隐；若看金，唯金，无师子，即金显，师子隐。若两处看，具隐具显。”这段话，在《华严金师子章》中被称为“秘密隐显俱成门”。在第三章我们也曾指出，毛泽东在受华严宗“一多相容”思想影响时，也有抹煞本质与现象差别的倾向。为了批评华严宗这种相对主义倾向，《中国哲学史》引证了列宁关于“主观主义（怀疑论和诡辩等等）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在
（客观的）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说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的论述，并得出如下结论：
从经典作家的科学论断中可以看出，相对主义、唯心主义、诡辩论、不可知论是一脉相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实地揭示出客观世界的存在、发展的真相，认为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的运动和发展和它的规律都是绝对的、客观存在着的，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否认这一真理，必然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而相对主义，恰恰把“相对”神秘化、神圣化，把物质世界永恒发展和它的规律完全取消了，物质也成了相对的，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原理也说成为相
[1].《中国哲学史》第3册，第61页。
对的。[1]
毛泽东在阅读这段话时，在列宁引文中的“相对中有绝对”之下划了一道横线，在“都是绝对的”、“也成了相对的”、“也说成为相对的”之下都划了一道横线；在“都是绝对的”旁边还打了疑问号，并写了下述批语：
相对中有绝对，绝对只存在于相对之中，普遍只存在于个别之中，永恒只存在于暂时之中，离开这些来谈什么客观辩证法，前面多次引证列宁的话，岂非自相矛盾。[2]
批华严 自反省（2） 毛泽东与佛教 收藏本书 字号 -+
毛泽东这段批语表明，他对《中国哲学史》中关于绝对、相对关系表述不准确是不满意的。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对之中有绝对，绝对只能存在于相对之中，没有离开相对而孤立存在的绝对，也没有不包含任何绝对的相对。《中国哲学史》中关于“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的运动和发展和它的规律都是绝对的”的说法，容易使人误解为物质、运动和规律是离开相对而孤立存在的绝对。其实，世界上并没有离开各种具体的物质存在形式、运动形式及其规律而孤立存在的物质、运动和规律，它们不过是各种具体的物质存在形式、运动形式及其规律的共性和一般。这种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也就是相对与绝对的关系。相对主义，包括华严宗的错误，在于只承认相对的东西存在，否认相对之中包含有绝对。而辩证唯物主义者则与此相反，他们固然也承认世界上一切具体事物都是相对的，但认为这些相对的事物之中包含有绝对的东西，这样就为人正确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中国哲学史》一书在分析了华严宗的唯心主义范畴之后，得出如下结论：
总起来看，华严宗在中国哲学史上许多流派中较为注意范畴的阐明。它涉及到个别与一般、同一与差别、发生与消灭、时间与空间、本质与现象，等等。从认识论上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发展。只是由于他们从颠倒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对待事物，一切都被歪曲、颠
[1].《中国哲学史》第3册，第65-66页。
[2].《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99页。
倒了。它不但不能促使认识的深刻化、接近科学，相反，倒是引导人们向反科学的道路迈进了一步。[1]
毛泽东在阅读这段话时，在“较为注意范畴的阐明”、“个别与一般”、
“同一与差别”、“发生与消灭”、“时间与空间”、“本质与现象”之下，都划了一道横线，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发展”之下划了一道波纹线。而对“它不但不能促使认识的深刻化、接近科学”一语，则不仅在其下划了一道横线，而且在旁边打了一个疑问号。这表明，毛泽东对这一论断有所保留。其实，华严宗“较为注意范畴的阐明”，它所涉及的个别与一般、同一与差别、发生与消灭、时间与空间、本质与现象等等，不仅从认识论上说是一个发展，而且就是它对这些范畴关系的相对性的论述，也还是揭示了部分真理的，因为事物的确存在着相对性的一个方面。华严宗的错误，不在于揭示了其相对性，而在于只看到相对而看不到相对之中包含有绝对。后来的人们，包括马克思主义者，正是总结了包括华严宗一类的相对主义的错误教训，从而作出了“相对之中有绝对”的科学结论。因此，从人类认识发展史来看，华严宗作为认识史上的一个环节，对促进人类认识深化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即使是它的失误，也是人类通向正确认识相对与绝对关系的一个环节。人们常说
“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华严宗在相对与绝对关系上的失误，在客观上促使人类对相对与绝对关系认识的深刻化，并接近科学。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佛教哲学在认识史上地位的评价是相当科学的，十分严肃的。所以，当《中国哲学史》在谈到唯心主义者由于否认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当然也否认范畴是客观事物的普遍本性的反映，在他们的哲学体系里，对立的范畴只能是概念游戏”[2] 时，毛泽东在“只能是概念游戏”之下，划了一道横线，并批了“不够严肃”四字。这说明，毛泽东认为，对宗教等唯心主义哲学的评价，不仅在态度上应该是科学的、公允的，而且就在遣词用字上也应该是严肃、慎重的。
[1].《中国哲学史》第3册，第67页。
[2].《中国哲学史》第3册，第67页。
与班禅 促膝谈（1） 毛泽东与佛教 收藏本书 字号 -+
建国以后，毛泽东与佛教界人士的交往颇为频繁。这些交往，既包括少数民族中的一些宗教政治领袖人物，如达赖喇嘛、班禅喇嘛，还包括中国佛教界的一些著名人物，如喜饶嘉措、巨赞、陈铭枢、赵朴初等。通过这种交往，我们既可以进一步看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领袖的广阔胸怀，他对宗教界人士的尊重，对党的宗教政策的身体力行，又可以看出他晚年的某些重大失误，给一些宗教界人士造成了创伤。
第十世班禅大师洛桑赤列伦珠确吉坚赞于1938年正月初三诞生于青海省循化县文都乡玛日村。他是圆寂于1937年12月1日的第九世班禅大师洛桑图丹却吉尼玛格勒南杰欠桑布的转世灵童。九世班禅因与十三世达赖不和，于1923年11月流亡内地。此后直到1937年他圆寂于青海省玉树寺，一直未能返回西藏。班禅同达赖的这种不和，反映了西藏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
按照历史习惯，西藏分为前藏和后藏两个部分。前藏以拉萨为中心，是达赖喇嘛的管辖区，其行政机构称“噶厦”，意为西藏地方政府。后藏以日喀则为中心，是班禅管辖区，其最高行政机构是堪布会议厅。从宗教地位上讲，达赖和班禅同为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徒弟，二者是完全平等的。从政权方面讲，自从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创立噶丹颇章王朝之后，噶厦政府便管辖着整个西藏，包括后藏地区，连日喀则宗的宗本也由噶厦政府委派。堪厅方面管辖的地区只有4个宗（相当于县）、36个庄园和牧场，不到整个西藏地域的1/10[1]。自清代雍正、乾隆以来，前藏与后藏一向归中央政府驻藏大臣直接领导，堪厅与噶厦处于平行地位。辛亥革命后，赶走了驻藏大臣，噶厦即强迫堪厅服从达赖的统治，并向班禅辖区派粮派款，征兵征税；而堪厅方面则援引旧例，不愿有任何负担，于是双方发生了尖锐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班禅失败，并于1923年出逃内地。1937年九世班禅圆寂后，当时在青海的堪布会议厅便积极寻找转世灵童。1944年农历正月，班禅堪布会议厅经过长期考察和反复辨认，将当时已经7岁的班禅大师确认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在青海塔尔寺举行了隆重的坐床仪式。但是，对九世班禅转世灵童的确认，要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才能取得合法资格。由于拉萨方面的噶厦政府坚持要到拉萨经过金瓶掣签才能确认，所以当时国民党的中央政府为了照顾拉萨方面意见，迟迟没有批复。直到1949年6月，国民党政府才由代总统李宗仁发布命令，承认“青海灵童保慈丹（即贡布才旦），慧性澄圆，灵异夙著，查系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应即免于掣签，特继任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上述情况，便决定了在新中国成
[1].参见降边嘉措：《班禅大师》，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立之后，在解放西藏的同时，还必须解决有关班禅喇嘛的两个问题：一是班禅和达赖在西藏的地位；二是班禅返回西藏。这两个问题都是关系藏族内部团结的大事。
毛泽东与班禅的交往，可以说是从新中国成立第一天起，即已开始。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班禅大师即从青海致电毛泽东和朱德，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期望西藏早日解放。同年11月23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复电班禅：
接读十月一日来电，甚为欣慰。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1]
电报表明，毛泽东和朱德对班禅是寄以厚望的。同一天，毛泽东在致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中，又着重指出：“经营西藏问题……目前除争取班禅及其集团给以政治改造（适当地）及生活照顾外，训练藏民干部极为重要。”电报还指示，西藏问题的解决，西北局要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这不仅是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而且是据说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行又在青海[2]。1950年5月29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西南局报送中央审查的与西藏谈判的十项条件时，在其第八条“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中的“由西藏人民”后面，加写了“及西藏领导人员”七字[3]，表明他对西藏政教领袖人物是十分尊重的。同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西南局的电报中指出：“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4] 正是按照毛泽东的这一部署，人民解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54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52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78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475页。
放军于11月19日解放了昌都，从而有力地促进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1951年4月22日，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的西藏和谈代表到达北京。4月27日，班禅大师一行也到达北京。5月1日，班禅和阿沛均应邀到天安门城楼观礼，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5月23日，经过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谈判的结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协议不仅解决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各项原则，而且解决了达赖与班禅长达数十年的矛盾。协议的五、六两条专门谈到班禅的地位及其与达赖的关系：
（五）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六）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
5月24日，毛泽东举行宴会，庆祝协议的签订。班禅大师与西藏首席谈判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等都应邀出席。在宴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他说：
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的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1]
与班禅 促膝谈（2） 毛泽东与佛教 收藏本书 字号 -+
毛泽东在5月26日审阅《人民日报》社论《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草稿时，还专门就西藏两位政教领袖的地位作了评价，指出，在西藏“人民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信仰是很高的。因此，协议中不但规定对宗教应予尊重，对寺庙应予保护，而且对上述两位藏族人民的领袖地位和职权也应予以尊重。这不但是为和解藏族内部过去不和睦的双方，也
1951 年5 月23 日，”十七条协议“签字仪式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328页。
为使国内各民族对藏族领袖引起必要的尊重。”[1] 可见，《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订，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之间矛盾的解决，不仅是毛泽东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也是他的宗教政策的伟大胜利。协议签订之后，班禅于5月30日致电达赖，表示愿意“精诚团结”，“彻底实行决议”；而达赖亦于藏历七月十九日复电班禅说：“我卜卦所得良好征兆，您确是前辈班禅化身”，从而正式承认了班禅的地位，并希望他“即速启程回寺”。[2]
解决了达赖与班禅的关系之后，接着要解决的便是班禅返藏的问题。毛泽东对此十分关心。早在1950年昌都解放不久，中央即指示西北局准备组织力量护送班禅入藏。1951年1月4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提出，要以在玉树之八百骑兵为核心，招收若干青海藏人参加，作为护送班禅入藏的兵力，尔后即作班禅的卫队[3]。1951年5月，班禅在北京参加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后不久，即返回青海塔尔寺，并着手准备返藏。同年10月6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同意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报告，以毛泽东名义给班禅送黄缎子袈裟料、砖茶等礼物及毛泽东亲笔题字的照片[4]。12月初，班禅致电毛泽东，报告即将从西宁启程返藏，并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与达赖合作，彻底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2月13 日，毛泽东复电班禅：
感谢你的来电。我完全同意你的这种志愿，即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与达赖喇嘛紧密团结，为彻底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驱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影响，巩固国防和建设新西藏而奋斗。并祝你顺利地到达目的地。[5]
1951年12月19日，班禅一行从西宁塔尔寺启程返回西藏。途中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跋涉，于1952年4月28日抵达拉萨。当日十世班禅与十四世达赖第一次相见，这是自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失和之后，27年来班禅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333-334页。
[2].指札什伦布寺--引者。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7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468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573页。
与达赖第一次相聚，它象征着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班禅在拉萨期间，噶厦政府和堪布会议厅讨论并解决了若干涉及恢复班禅固有地位和职权的一些问题。随后，十世班禅便于6月9日从拉萨启程，并于6月23日返回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从而结束了班禅29年的流亡生活。
班禅回藏之后，精神振奋，工作积极。他于1952年11月3日向毛泽东呈送了九、十两月的工作报告，毛泽东于12月4日复电予以肯定。1953年8月1日，班禅又给毛泽东写信并送了礼物。1954年4月，毛泽东在给他的回信中说：“知道你身体很好并经常为团结努力，我很高兴。”毛泽东还给班禅赠送了牛奶分离机一部，扩音机一部，两用无线电收音机一台。同年9月4日，班禅和达赖都作为西藏的人大代表抵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9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亲切地接见达赖和班禅。当年9月27日，达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当选为常务委员。12月25日，班禅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达赖当选为政协常委。这年，达赖19岁，班禅才16岁，他们都成了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在京期间，毛泽东多次勉励他们：你们是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担负着很重要的责任。你们两位都很年轻，前途远大，要好好团结，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努力学习，大胆工作。我们要共同努力，把
1954 年9 月， 毛泽东会见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班禅
西藏的事情办好，把全国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事情办好。这样，西藏人民就会感到高兴。毛泽东还反复强调团结的重要性。他说：
你们两位不仅是西藏的领袖人物，而且是国家领导人，搞好你们两位活佛之间的团结非常重要。还要搞好噶厦方面和堪厅方面的团结，搞好藏族同志和汉族同志之间的团结。
要搞好团结，就要互相学习。在藏工作的汉族同志要学习藏语文，不懂藏语文，怎么和藏族同胞接触？怎么能为藏族同胞服务？你们两位都很年轻，建议你们在可能的条件下学点汉语文。[1]
1955年2月23日，是藏历木羊年正月初一，这天下午，达赖和班禅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拜年。次日下午，达赖和班禅在中南海举行盛大宴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应邀出席。达赖和班禅先后致词。班禅在致词中说，毛泽东等领导人出席藏历新年宴会一事，使他“深深地认识到这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和祖国温暖大家庭中，才能如此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才能如此关怀备至。这是毛主席伟大民族政策的光辉。”毛泽东也在宴会上致词，他说：
[1].转引自降边嘉措：《班禅大师》，第38页。
当着藏族新年的时候，让我们向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祝贺，向西藏全体在京人员祝贺，向西藏和其他地区的全体藏族人民祝贺！我们大家应当努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国各民族间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汉、藏民族间以及藏族内部的团结，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1]
与班禅 促膝谈（3） 毛泽东与佛教 收藏本书 字号 -+
1955 年3 月9 日，国务院举行第七次会议，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下，专门讨论西藏工作。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并决定由达赖任主任委员，班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张国华为第二副主任委员。会议还通过了《国务院对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之间关于历史悬案问题的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批复》，从而使噶厦和堪厅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
同一天，毛泽东亲自到畅观楼班禅住地看望班禅，并和班禅作了长时间亲切交谈。在座的有汪锋、计晋美等人。毛泽东一开始就说：“昨天我去看望了达赖，今天特意来看您，为您送行。”毛泽东又说：“每个民族都应有自己的民族领袖，西藏有达赖和班禅这样的领袖是很好的。”班禅听到毛泽东称自己是“领袖”，感到很惊讶，以为自己听错了。毛泽东便再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班禅觉得自己承受不起，对毛泽东说：“我不是领袖，只有毛主席是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认真地说：“您就是领袖嘛！我看在西藏，不能只喊‘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还要喊‘达赖喇嘛万岁！’
‘班禅喇嘛万岁！”’毛泽东问计晋美：“我早给张代表[2] 讲过，在西藏，不能只挂我和朱总司令的像，还要挂达赖和班禅的像。他们挂了没有？”计晋美答：“1953年国庆节时，在拉萨和日喀则都挂了。”毛泽东满意地说：“这就好嘛！”毛泽东还对班禅说：“昨天我给达赖喇嘛讲了，我这个人薪水不多，开支不小。一要抽烟，二要喝茶，三还要买点书看。这样一来，所剩无几。你们要走了，我也没有什么礼物可送，就送你们八个字：团结讲步，更加发展，作为临别赠言。”[3] 以后，经中央讨论，“团结进步，更加发展”就成了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46页。
[2].指中央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引者。
[3].转引自降边嘉措：《班禅大师》，第40-41页。
指导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拉萨召开，毛泽东致电祝贺。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率中央代表团赴藏做了大量工作。当时，西藏邻近的四个省，包括这些省藏民族聚居的地区都先后开展了民主改革。在西藏，班禅和堪布会议厅，以及昌都地区，也要求进行民主改革。但中央考虑到西藏上层大多数仍心存疑虑，便决定第二个五年计划内，西藏不进行民主改革。这一方针，得到了班禅的理解和支持。1959年3月10日开始，拉萨发生叛乱事件。17日深夜，达赖喇嘛出走印度。3月19日，人民解放军奉命平叛，局势很快平定。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指出：“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除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外，特决定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在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被劫持期间，由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职务。”3月29日，班禅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表示他个人并代表西藏广大僧俗人民，坚决拥护国务院命令。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4月14日，班禅抵京，15日，他参加了毛泽东主席召开的第十六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谈了西藏问题，对西藏的平叛斗争和民主改革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并提出“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班禅大师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9年国庆节时，班禅又到北京参加建国十周年活动。10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班禅、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等人，对西藏的民主改革、宗教改革和经济文化建设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班禅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之后，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西藏和邻近省藏族聚居地区在平叛和民主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扩大化和“左”的倾向，于是趁1960年9月赴京参加国庆十一周年庆祝活动之机，向周恩来总理和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作了汇报。他的汇报引起了中央重视。中央决定，由李维汉、陈叔通两位副委员长和汪锋陪同，让班禅到南方去疗养、参观，开一个小型的“神仙会”。这次南方之行的结果，是形成了《李维汉同志和班禅副委员长谈话纪要》。1961年1月23日，毛泽东和班禅作了谈话，在座者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维汉、张经武等。毛泽东指出，现在西藏要纠正“左”的偏向，并就如何纠“左”，谈了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现在只搞互助组，不搞合作社，要让农民安定下来，生活得到改善。第二，要把三千多上层人士工作搞好，真正实行赎买，长期合作，给他们安排一定的职位，思想改造不要急。
第三，同意班禅要保存一部分脱产喇嘛的意见，赞成有几千人学经，成为佛教知识分子。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派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性的问题，要做群众工作，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不行。
第四，反右必出“左”，日喀则有些群众抄了班禅父母、计晋美和拉敏等人的家，这种行为是不对的。毛泽东说：“你们是爱国进步人士，我们从香日德起就合作。我们一起搞了这样久，从1959年以来，在平叛、改革等大政方针上，我们都是一致的。始终一致合作。”毛泽东明确表示信任班禅及与他一道工作的人。
第五，关于什么时候成立自治区的问题。毛泽东说，主要是选举问题。先要把县、乡两级人民政府，用选举的办法建立起来，以后再选自治区的代表。
第六，要求西藏工委和班禅的关系搞得更密切一点，工委要使班禅了解西藏各方面的情况；班禅有什么意见、不满，就向工委讲。也希望班禅多关心前藏和昌都方面的情况，同这两方面的上层和劳动人民多联系。毛泽东对班禅说：“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有什么不满，有什么意见和问题，就向他们讲。听说你有这个作风，很好。你所想的他们不知道不好。工委给我们汇报说他们满意，觉得你讲真话，有时你同他们开个座谈会，把你的牢骚也发出来，双方一讲就通了。”[1]
毛泽东这次与班禅谈话时，还谈到佛教问题。毛泽东问：“西藏是大
[1].转引自降边嘉措：《班禅大师》，第100-101页。
乘，还是小乘？”班禅答：“我们学的是大乘，搞密宗，但小乘是基础，也懂得小乘。”毛泽东问：“释迦牟尼讲的是大乘吗？”班禅答：“释迦牟尼讲经分三个时期，早期和晚期讲小乘，中期讲大乘。”毛泽东问：“《莲花经》和《金刚经》在藏文的经典中都有吗？释迦牟尼著的经典比孔夫子的书还多吧？”班禅答：“西藏有《金刚经》，是从梵文译成藏文的，释迦牟尼的经书很多。”毛泽东说：“《金刚经》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学，有机会你给我讲讲吧！”[1]
与班禅 促膝谈（4） 毛泽东与佛教 收藏本书 字号 -+
毛泽东这次谈话之后，班禅于1961年至1962年继续在西藏和川、青、滇藏区进行调查研究。他发现，在很多地区，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没有认真贯彻和落实，有的地方“左”的东西不但没有纠正反而更加发展。于是班禅便将他了解的情况和意见于1962年整理成一分长达七万言的《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建议分八个部分：一、关于平叛斗争；二、关于民主改革；三、关于农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四、关于统一战线工作；五、关于民主集中制；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七、关于宗教问题；八、关于民族工作问题。这份建议送中央后，毛泽东曾专门接见班禅，中央还责成李维汉、习仲勋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提出改进西藏工作的意见，并形成了四个文件：一、《加强自治区筹委会工作，改进合作共事关系（草案）》；二、《关于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几项规定（草案）》；三、《继续贯彻执行处理反、叛分子规定的意见（草案）》；四、《培养和教育干部的具体办法（草案）》[2]。可是，当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后，一场对李维汉等人在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中的“投降主义”的批判开始了，班禅的厄运也就随之而来。从1962年底，班禅就开始受到批判，给他戴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三顶帽子。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又决定撤销班禅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的职务，免去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后来又在全国政协会上免去其副主席职务，仅保留常委一职。
[1].转引自陈晋：《毛泽东和中国佛道教》，载《瞭望》1993年第8-9期。
[2].参见降边嘉措：《班禅大师》，第130-134页。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逐步为他落实政策。1979年7月，班禅
被增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0年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在他1989年1月不幸逝世前的最后十年里，他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
民族分裂，为西藏的建设、佛教的发展、寺庙的维修作了艰苦的努力，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他不愧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班禅大师自1953年中
国佛教协会成立时起，就一直是该会的名誉会长。他曾向毛泽东赠送彩银制“喜玛拉雅山”和珍珠松石金盾。
对达赖 耐心帮（1） 毛泽东与佛教 收藏本书 字号 -+
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是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33年10月30日圆寂后，由噶厦政府经过二年多的时间，在青海湟中县一家藏族农民家中找到的转世灵童。1940年2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承认青海灵童拉木登珠系第十三辈达赖喇嘛转世，“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1940年2月22 日，十四世达赖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
在十四世达赖灵童确定过程中，由于热振活佛起了重大作用，所以当十四达赖坐床之后，热振便成了摄政，掌握了西藏政权。热振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比较接近，具有反英倾向，并支持内地人民的抗日战争。他的这些作为引起了英帝国主义的不满，便策划噶厦政府内的一些亲英分子逼热振下台。他们的手法是，利用宗教迷信，说热振有三年“厄运”，要他暂时退休，闭门静坐，以便消灾。热振为了缓和攻击，向噶厦提议暂时退休三年，而把摄政的职务让给他的师傅大札佛代理。大札是一个地位不高的小活佛，热振选择他代理摄政，是为了便于继续控制西藏政权。可是事与愿违。当大札佛代理摄政之后，很快便被亲英分离分子所包围和支配。亲英分离分子索康、拉鲁、噶须巴等人都升任噶伦，完全控制了噶厦，并企图闹分裂，搞“独立”。他们不仅于1947年5月将热振活佛勒毙，制造了著名的“热振事件”，而且于1949年7月，制造了“驱汉”事件，要求国民政府驻藏机构和人员，在他们指定的时间内撤走。1950年10月，人民解放军解放昌都之后，在西藏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极大恐慌。以大札摄政为首一小部分亲英分子和分裂主义者，挟持了18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逃往亚东，并企图逃亡国外。这时，西藏当权派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部分人主张逃亡，大部分则反对逃亡。斗争的结果，是1951年春大札摄政下台，由十四世达赖亲政[1]。
达赖喇嘛亲政后，于1951年2月委派噶伦阿沛.阿旺晋美等5人为西藏方面的全权代表，前往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的问题。达赖还要阿沛带交了他致毛泽东的信和礼物。1951年5月23日，《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协议第四条明确规定：“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5月24日，毛泽东致信达赖喇嘛，感谢他经阿沛.阿旺晋美带给他的信和礼物。信中还特别肯定：
西藏地方政府在你亲政以后，开始改变以往的态度，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遣以阿沛.阿旺晋美先生为首的全权代表来北京举行谈判。你的这项举措是完全正确的。
信中还希望达赖及他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2]
1952年3月，在代理司伦鲁康娃、罗桑札西的暗中支持下，西藏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组织伪“人民会议”一千余人，示威游行，包围了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的驻地，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出西藏。鲁康娃和罗桑札西还下令寺庙、贵族和拉萨附近几个宗的藏族人民，不准卖给解放军粮食与燃料。到4月中，十四世达赖解除了鲁康娃和罗桑札西的职务，并宣布伪“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解散。4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指示在谈到伪“人民会议”时指出：
最近拉萨的示威不应看作只是两司伦等坏人做的，而应看作是达赖集团的大多数向我们所作的表示。其请愿书，内容很有策略，并不表示决裂，而只要求我们让步。其中暗示恢复前清办法不驻解
[1].参见牙含章：《达赖喇嘛》，第285-306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329页。
放军一条，不是他们的真意。他们明知这是办不到的，他们是企图用这一条交换其他各条。在请愿书内批评了十四辈达赖，使达赖在政治上不负此次示威的责任。他们以保护西藏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现，他们知道在军事力量方面弱于我们，但在社会势力方面则强于我们。我们应当在事实上（不是在形式上）接受这次请愿，而把协定的全部实行延缓下去。
毛泽东的这段分析，显示了高度灵活的策略原则。他总是善于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的情势，改变自己的策略。而在他看来，伪“人民会议”事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反映当时西藏的实际情势。这种情势就是如毛泽东在指示中所分析的：
看来不但是两司伦，而且还有达赖及其集团的多数，都觉得协议是勉强接受的，不愿意实行。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
为了改变这种情势，毛泽东在指示中提出了两条基本政策：“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但也要准备对付坏分子可能率领藏军举行叛变，向我袭击，在这种时候我军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坚持下去。凡此均须依靠精打细算，生产自给。以这一条最基本的政策为基础，才能达到目的。第二条可做和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往后几年西藏历史发展证明，毛泽东的上述分析和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毛泽东十分细致地做了大量工作。1952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一周年时，达赖和班禅联名致电毛泽东，表示愿为彻底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而努力。当天，毛泽东即给他们复电说：“你们来电表示愿为逐步彻底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而努力，极为欣慰。”[1] 同年5月14日，达赖喇嘛曾致函毛泽东并赠以黄金五两、红花一桶、哈达一条。7月11日，毛泽东指示将上述礼物送存民委。8月18日，毛泽东给达赖复信，并赠16毫米电影放影机一部，附《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民族大团结》影片各一部，黄缎二匹。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除了重申保护西藏人民信仰，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之外，特别指出：
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了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协议是要执行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2]
对达赖 耐心帮（2） 毛泽东与佛教 收藏本书 字号 -+
1953年3月8日，毛泽东写信答复达赖喇嘛1952年8月19日的来信及所赠照片。毛泽东给达赖回赠了一张照片，同时在信中特别指出：
在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我们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帝国主义和反动破坏分子也会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成为我们前进的障碍。因此，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国防，巩固汉藏民族之间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严防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和其他反动破坏分子的阴谋活动，并克服我们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的障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西藏僧俗人民的幸福前途。
信中还再一次重申了党的保护宗教的政策：
西藏的宗教和在国内其他地方的宗教一样，是已经受到尊重和保护，并且还将继续受到尊重和保护。只要人民还相信宗教，宗教就不应当也不可能人为地去加以取消或破坏。[3]
3月10日，毛泽东又致信达赖喇嘛，感谢达赖1952年8月16日及9
[1].1959年5月24日《人民日报》。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583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99-100页。
月3日给他的信和礼物。信中特别说明：“中央对西藏的政策除已明确地写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者外，我在接见致敬团和参观团的代表时曾又简要地告诉过他们。这些简要的话，柳霞.土登塔巴已经在他对西藏的广播中谈到，想你已经知道了。”毛泽东随函还赠达赖扩音机2个、附带喇叭4个，电转1个、附带片子12张，黄缎4匹，长白山人参1个，貂皮衣筒1件[1]。1953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和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谈话时，肯定过去两年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之间的相互了解以及藏族和汉族之间都是一天一天靠拢的，相信将来会更加靠拢。毛泽东还再次指出：
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主要靠西藏的领袖和人民自己商量去做，中央只是帮助。这点是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里写了的。但是要做，还得一个时间，而且要根据你们的志愿逐步地做。可做就做，不可做就等一等；能做的，大多数人同意了的，不做也不好。可以做得慢一些，让大家都高兴，这样反而就快了。总之，我们的方针是团结进步，更加发展。[2]
毛泽东的这些话，反映了当时中央对西藏的改革是十分慎重、非常耐心的；他真诚地希望达赖及西藏上层人士能逐步觉悟，跟上时代的步伐。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早在这年6月初，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就指示，要作好部署，让达赖、班禅等藏族代表尽早启程，9月5日前务必到达北京。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有关方面精心安排下，达赖和班禅于9月4日到达北京，受到朱德、周恩来等人的隆重而热烈的欢迎。9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达赖与班禅，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会见十四世达赖，也是第一次同时接见西藏两位政教领袖。在这次接见时，毛泽东同达赖、班禅进行了长时间亲切交谈，勉励他们要坚定不移地站在反帝爱国的立场上，为祖国、为西藏人民多做有益的事情。9月27日，达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12月25日，又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时年19岁。在此期间，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110-111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369-370页。
毛泽东多次与达赖、班禅等人谈话，勉励他们搞好团结，并要求在藏工作的汉族同志认真学习藏语文，以便更好地为藏族同胞服务。达赖对毛泽东说：
“张代表（指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张司令员（指当时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谭政委（指当时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在学习藏语文，他们学得很认真，积极性很高。”毛泽东说：“那很好嘛。你们两位都很年轻，建议你们在可能的条件下学点汉语文。”达赖和班禅都表示一定努力学点汉语文。达赖还提出：“希望中央给我派一名汉语教员，下次来北京开会，我不用翻译，就直接用汉语同主席交谈。”毛泽东高兴地说：“很好，很好。”[1]1955年初，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曾和达赖、班禅一道，同庆藏历木羊新年。3月8日，在达赖返藏前夕，毛泽东到达赖在北京的驻地御河桥送行。谈话时，肯定达赖和班禅是藏族人民的领袖，并将他1953年10月18日与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谈话时提出的“团结进步，更加发展”八个字，作为临别赠言。几个月之后，毛泽东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时，当代表们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时，毛泽东高呼“达赖喇嘛万岁！”“班禅喇嘛万岁！”[2] 达赖喇嘛曾向毛泽东赠送千佛金轮和珍珠冠。
1955年11月24日，毛泽东亲笔给达赖喇嘛写信，信的开头称“亲爱的达赖喇嘛”，对他1955年7月6日来信表示“很高兴”。这封信充满了毛泽东对少数民族领袖的亲爱和关怀之情。信中写道：
我时常想念你，想念你在北京的时候我们相处的那种愉快的情形。何时再能和你见面呢？大概要再等三年，等到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那时你也许会来这里吧。你回去以后的许多活动，我觉得都很好。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不久可以成立，各族人民都会很高兴。西藏是在前进。当然不要性急，每年有一些进步就好了。希望你好好保养身体。……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是不富不强，希望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后，变为一个又富又强的国家。西藏是很有前途的地方，希望你们
[1].转引自降边嘉措：《班禅大师》，第38-39页。
[2].转引自降边嘉措：《班禅大师》，第10-41页。
好好做去。很高兴地看到你在信里附寄的西藏鲜花，我在这里也附寄一朵给你。希望经常看到你的信，随便写几句，不拘形式，就是好的。[1]
这封信表明，毛泽东不仅是用政策去争取达赖，而且是努力用感情去影响和感化达赖。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成立。筹委会主任委员达赖喇嘛主持开幕式，宣告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央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宣读了国务院命令，并代表国务院授印。陈毅在西藏期间，对达赖喇嘛及西藏噶厦政府主要成员做了大量工作。陈毅对他们说：“关于改革，中央已经讲了，六年不改。以后什么时候改，大家商量着办。就是改了，你们也不用怕。你们的生活条件、社会地位，都不会下降，只会比现在好。”“我们说要改革，是说这个旧制度不好。要改掉那些落后的、过时的、不利于社会发展的东西。就个人来讲，改革以后，我们仍然是朋友。你们也可以成为国家干部，可以在筹委会和各级政府任职。所以，你们不用怕，有什么可怕的？尽可以放心。作为朋友，我诚心诚意地奉劝你们，开明一些，豁达一些，要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2] 同年8月18日，毛泽东又亲笔给达赖喇嘛复信。信中指出：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已经成立，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大家满意。
西藏社会改革问题，听说已经谈开了，很好。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大家谈一谈，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等到大家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可以少出乱子，最好是不出乱子。四川方面出了一些乱子，主要是亲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残余分子在那里煽动，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我希望西藏方面尽量避免出乱子。
陈毅副总理回来，转达了你的意见。我们大家对你很了解，相信你能把西藏的工作做好。我总是担心，汉人在那里和你们合作得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451页。
[2].转引自降边嘉措：《班禅大师》，第54-55页。
不好，得不到藏人的信任。请你负起责来，对于犯了错误的汉人，
给他们以严格的教育，把他们当作你自己的干部看待。
对达赖 耐心帮（3） 毛泽东与佛教 收藏本书 字号 -+
在这封信的最后，毛泽东还写道：“这封信你能看懂否？草字尚多，一时改不过来，但比上次少了一点。”[1]1956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西藏问题复电中，又针对当时西藏拉萨地区可能出现暴乱的情况，加写了以下一段文字：
中央和毛主席历来认为改革一定要得到达赖、班禅和僧侣领导人的同意，要各方条件成熟，方能实行。现在无论上层和人民条件都不成熟，所以目前几年都不能实行改革，中央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但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2]
上述情况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西藏改革问题是极为慎重的，对以达赖为首的西藏上层领导人物是仁至义尽的。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1956年11月，印度政府邀请达赖和班禅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同不同意达赖等人去印度？他们去了之后是否不再回来，并在国外搞“西藏独立”？对此，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5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说：
佛菩萨死了二千五百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而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73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265页。
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出现这种坏的情况，我也高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我们就是那几个兵，横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们总是不要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他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跑掉一个达赖，我就伤心？再加九个，跑掉十个，我也不伤心。我们有经验一条，就是张国焘跑了并不坏。捆绑不成夫妻。……无非是骂人。我们共产党是被人家骂了三十五年的，无非是骂共产党“穷凶极恶”、“共产共妻”、“惨无人道”那一套。加一个达赖，再加一个什么人，有什么要紧。
事情果然如毛泽东所预料的。当达赖等人到达印度之后，在印席的一小撮西藏反动分子，疯狂进行分裂活动，公然成立所谓“西藏政府”，并企图把达赖、班禅推向分裂的道路。当时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对分裂主义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和达赖、班禅作了长时间的谈话。班禅向中央表示，绝不受外界影响，并于1957年1月29日先期返国；而达赖则晚一些时候才回国。关于这次事件，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又再次作了评论。他说，西藏有一派想搞独立王国，现在这个当局有些动摇。这回印度让他们去，现在已经回到西藏。印度有个地方叫噶伦堡，那个地方就是专门对西藏做破坏活动工作，尼赫鲁自己跟总理谈，那个地方是间谍中心，主要是美国、英国，要西藏独立。我们是这样：你搞独立就搞，你要独立我是不要独立的，我们有协议十七条。我们劝达赖，你还是回来好，你若在印度，或到美国，不见得有利。总理跟他谈了几次话，又同跟他搞独立运动的人谈了话，劝他们还是回来。至于改革，十七条规定是要改的，但是改要得到你们同意。你们不改就不改，你们最近几年不改就不改。我们最近这样说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不改，第三个五年计划看你们的意思，如果你说改就改，如果你说不改还可以不改。为什么要那么急呢？这些讲话说明，毛泽东对达赖的动摇，还是采取帮助和等待的态度的。所以当达赖从印度回到拉萨，并于4月1日致电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时，毛泽东于4月22日复电，表示问候，并祝他在加强各民族团结和西藏内部团结的工作中做出新的成就。
1957年8月18日，毛泽东在给达赖的信中，指出：“去年对实行民主改革提得早了，工作机构也太大了，这是缺点。现在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不改革，并且把过大的机构作了精简，这就改正了缺点。”信中还肯定达赖“在访问印度期间，拒绝了那些逃亡国外的反动分子出的坏主意，是做得很对的”。并指出：“他们大概还要找机会进行反动活动，要教育僧俗官员对他们保持警惕。”[1] 尽管毛泽东不厌其烦地对达赖反复进行开导，但达赖的思想并没有真正地转变。所以在1959年3月10日发生的西藏叛乱中，达赖还是出逃到印度去了。尽管如此，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还是希望争取达赖回国。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接见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等人时说：
本来我们要根据和谈协议逐步改变西藏的落后面貌。一九五六年年底我们说过，从一九五七年起六年内，西藏可以不进行民主改革，连试点也不搞，六年后改不改革，要根据那时的情况，由西藏上层和人民群众共同协商解决。可是达赖不高兴，叛逃了，这件事是我们所不希望的。但只要他们回心转意，我们还是欢迎的。[2]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所以二届一次全国人代会还是决定保留达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位。直到1964年12月下旬，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才撤销他的这些职务。
论政治 常引佛（1） 毛泽东与佛教 收藏本书 字号 -+
毛泽东论述政治观点时，常常旁征博引古今中外的许多典故或故事，使其讲话或文章异常生动活泼。这些典故或故事，就有很多是与佛教有关的。由于资料所限，在这一节，我们只能举例式地加以介绍和分析。
毛泽东认为，释迦牟尼和孙悟空的经历说明，一种新的理论或力量刚开始出现时，往往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他在1957年2月27日第11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谈到“双百方针”时，曾经指出，很多东西在开始出现的时候，许多新生事物，在旧社会几乎都是被打击的。接着他举了许多例子，其中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哥白尼的学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而且谈到了孔子、耶稣和释迦牟尼。他说，佛教怎么样？释迦牟尼怎么样？也是经过那么一个过程，受压迫，社会不承认。孙行者为什么被封为“弼马温”？把孙悟空封为弼马温就是不承认他。他自己封号、自己对自己评价、自己的鉴定是叫“齐天大圣”。玉皇大帝给他鉴定搞他一个弼马温，就是说是毒草。关于释迦牟尼开始受压迫的问题，我们在第4章第1节已经作过分析，这里不再重复。孙悟空是古典神话小说《西游记》中的重要人物之一。《西游记》说他早年曾从师于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的须菩提学法，须菩提赐他法名孙悟空。孙悟空从须菩提处学得了72般变化和翻“跟斗云”的本领，后因故被须菩提赶回花果山。回花果山之后，他曾闯入龙宫取来“如意金箍棒”，又曾闯入“幽冥界”将“生死簿”上自己的名字和猴属之类的名字均勾去，从而超脱了生死轮回。于是东海龙王敖广和地藏王菩萨分别向玉皇大帝告状，要求“收降此妖”。玉皇便派太白金星前去“招安”。招安之后，玉皇大帝封了他一个“未入流”的“弼马温”，孙悟空一怒之下，跑回花果山，自封为“齐天大圣”。可见，玉皇大帝也是看不起小人物的。
毛泽东喜欢神话故事。他在《矛盾论》中说：
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虽然因为它们想像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1]
1957年3月，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讲话时，毛泽东在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又再次谈到神话和鬼神戏。他说，戏剧中妖魔鬼怪不要搞太多。搞那么一点，可以见见世面，见识那个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艺术化的意识形态。这跟神话不同，比如《大闹天宫》，是大家赞成的，没有哪个反对。还有什么《劈山救母》、《水漫金山》、《断桥》之类，这些都是神话，也没有哪个反对。不要因为出了一些妖魔鬼怪的东西就着急，不要用行政命令来禁止。同志们！不要误会我在这里提倡妖魔鬼怪，我不是提倡这个东西，而是想消灭它，而消灭的办法，要让它出现，让社会上大家公评，总有一天它会要慢慢丧失，要逐步改造的。毛泽东的这段话，深刻地说明了“双百方针”的无产阶级性质。而他谈到神话时所举的四个戏剧，除《劈山救母》之外，其他三个均与佛教有关。《大闹天宫》是描写孙悟空在王母娘娘举行蟠桃会的时候，摘取了天上桃园的仙桃，偷吃了筵席上的酒果和太上老君的金丹。天宫统帅李天王奉命派遣天将天兵捉拿孙悟空，反被他打得个落花流水。《水漫金山》与《断桥》均出自民间故事《白蛇传》。白蛇化为少女，与许仙结为夫妇。许仙被金山寺方丈法海煽惑，上山烧香。白蛇恐怕丈夫听信法海的蛊言，便偕侍婢青蛇，并率领众水族乘着水势追踪而至，要接
许仙同归。法海将许仙藏匿，不使与白蛇相见。白蛇再三恳求，法海坚持不放，且召神将与白斗。白蛇忍无可忍，下令众水族水漫金山，但终因有身孕，体力不支而退。以上便是《水漫金山》的主要内容。《断桥》则是讲白蛇、青蛇行至断桥亭，与许仙相遇。青蛇痛恨许仙负心，仗剑欲斫。白蛇以伉俪情深，力为解脱，并责许
[1].《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1页。
仙之薄情。经许仙赔罪后，三人复言归于好，同往许之姐丈家中安身。毛泽东在讲话中，随口例举出上述戏剧的名字，说明他对这些故事是十分熟悉的。
毛泽东对佛教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如释迦牟尼、玄奘、慧能等十分熟悉，在讲话或文章中经常引用。早在1945年5月31日在党的七大闭幕式的总结讲话中，毛泽东在谈到要重视理论著作的翻译时，就曾举玄奘为例说明之。他说：许多人不重视理论工作，我们对那批人，就是说，翻译书的，写理论文章的，要看得起。应大胆去搞，并要把它搞好。……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没有翻译就没有共产党。同志们，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呢？中国在历史上也有翻译，比如唐僧取经里头有孙猴子、猪八戒、沙僧一块到西天取经，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回来。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1]
毛泽东这里将神话故事与真实的历史事实混在一起论述，显然是为了讲话的生动。唐僧即玄奘（600-664），俗姓陈，洛州（今河南）偃师人。出家之后，博涉经论，觉得中国以前翻译的佛经中多
有讹谬，故就西域广求异本，以参验之。玄奘于贞观三年（629）西行，历尽艰辛，终于到达当时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潜心大乘有宗的研究。他于贞观十九年（645）归国。西行时间前后共17年，行程5万里，亲践者110国，传闻者28国。带回大
[1].张仲实：《毛泽东同志论理论著作的翻译》，转引自《新华文摘》1980年第4期。
小乘经律论共520夹，657部。归国之后，玄奘即住长安大慈恩寺，主持翻译佛教经典，所译经论74部，1335卷，并创立了唯识（法相）宗。玄奘的译经事业，在中国佛教史和翻译史上，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毛泽东不仅充分肯定玄奘译经的历史地位，而且认为当代的翻译者也必须懂得佛经。1964年他在和王海容的一次谈话中说，要作翻译、搞外文，不读圣经、佛经，这怎么行呢？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在谈到“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时，举了7个中外历史人物例子，其中就有玄奘和慧能。因为这两个人物均是中国佛教史上创立了教派的人物。
1958 年3 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中，当说到从古以来，创新思想、立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年轻人时，再次举了释迦牟尼、玄奘、慧能等人的例子。他说，释迦牟尼19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关于释迦牟尼出家的年龄，历来有两说，一说19岁，一说29岁。毛泽东在这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中说，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时候，只有十几、二十岁。可见，他是倾向于前一说的。至于唐僧去印度取经时是29岁，慧能到曹溪修道是30岁，年纪都是比较轻的。
毛泽东对《西游记》中的人物和故事十分熟悉，往往根据不同场合的主题的需要，作不同的解释。例如，1957年3月，毛泽东和文艺界人士谈话，在谈到一个人在世界上挨点整也是必要的时说，玉皇大帝对孙悟空也不公平。这个人自然个人英雄主义也蛮厉害，他对自己的评价是“齐天大圣”，而玉皇大帝只封他“弼马温”，所以他闹天宫，反官僚主义。在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对地、富、反革命摘了帽子的，要调皮再给戴上时说，唐僧这个集团，猪八戒较简单可以原谅，孙悟空没有金箍咒不行。1958年4月在一个会议上，毛泽东又说，孙行者是无法无天的，他是反教条主义的；猪八戒一辈子是个自由主义者，有修正主义，想脱党；唐僧是伯恩斯坦。1959年在一个批示中，在谈到对还没有充分暴露的敌对分子的活动应注意观察时说，他们是在如来佛手掌中，跳不出去的。这里讲的跳不出如来佛手掌，还是孙悟空的故事。《西游记》第7回说，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如来佛和他打赌，说你如能一个筋斗翻出我这右手掌，就请玉皇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结果孙悟空不仅没有翻出如来手掌，反被如来压在“五行山”下。
论政治 常引佛（2） 毛泽东与佛教 收藏本书 字号 -+
1961年10月间，浙江省绍剧团在北京演出根据《西游记》第27回白骨精故事改编的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郭沫若看过戏作了一首七律诗《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借以反对当时所说的现代修正主义。诗云：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万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毛泽东读郭沫若诗之后，不同意他诗中敌视被白骨精欺骗的唐僧的看法，便于1961年11月17日写了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的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
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1]
1962 年1 月6 日，郭沫若在广州看到毛泽东的和诗后，当天依韵和诗《再赞〈三打白骨精〉》：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迷雾聚成堆。九千万里明真谛，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次来！
毛泽东看了郭沫若的和诗后，于1月12日写道：“和诗好，不要千刀万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2] 毛泽东把唐僧说成“中间派”，也是对他1958年讲话时将唐僧说成是伯恩斯坦的修正。因为伯恩斯坦是第二国际右派的首领，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1966 年3 月，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曾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对自然界的动物，认为老虎是具有反抗精神的，猴子则是比较灵活和圆滑的。例如，50年代他在会见一师读书时期的老校长张干时，当张干对毛泽东说：“一师闹学潮那阵，我曾主张开除你，真对不起呀！”毛泽东则摆着手说：“当时我虎气太盛，要是现在这样学点猴气，就不会发动
[1].《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111页。
[2].《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1页。
毛泽东手书《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那场‘驱张运动’了！”[1] 可是在文学形象中，他却一直欣赏美猴王孙悟空的造反精神，所以既有如前所述的赞赏孙悟空的反教条主义，又有上述的号召人民学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反教条主义斗争，有效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而他呼唤孙大圣的造反精神，发动“文化大革命”，却导致了他晚年的重大失误。
毛泽东对《西游记》中的某些故事，也曾加以利用。例如在1962年9月一次会议上，当他谈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时说：但是，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点，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为什么和尚念经要敲木鱼？《西游记》里讲，取回的经被鲤鱼精吃光了，敲一下，吐一个字，就是这么来的。不要采取这种态度，和鲤鱼精一样，要好好想想。其实，《西游记》这一说法并不符合佛教使用木鱼的原意。据《百丈清规.法器章》云：“相传云，鱼昼夜常醒，刻木象形，击之，所以惊昏惰也。”鱼的眼睛没有眼睑，无法闭合，所以说“昼夜常醒”。
毛泽东对《西厢记》及由《西厢记》改编的一些戏剧也很感兴趣。《西厢记》是以山西永济县普救寺为背景的一则爱情故事。普救寺建于唐代，是武则天的香火院，剧中人张君瑞与已故相国之女崔莺莺在该寺偶然相遇，萌生爱情，经过丫环红娘的巧牵红线，有情人终成眷属。1949年3月9日，毛泽东在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就曾看过石家庄革新剧团演出的《红娘》，并对该剧组的演出水平评价很高[2]。建国以后，毛泽东曾多次向身边工作人员要《西厢记》。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写信：“请着人再找一本金圣叹批注的《西厢记》，金批本与此本有些不同。”[3] 毛泽东对王实甫在《西厢记》中所写的一些曲子，也十分喜爱。如第一折张生上场时所唱的《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等，均熟读背诵如流，并手书过这些曲子[4]。
毛泽东还多次在谈话中，以《西厢记》中的故事为例，说明某些政治道
[1].赵志超：《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第139页。
[2].武象廷、韩雪景：《跟随毛泽东纪事》，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6-167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54页。
[4].《毛泽东欣赏的古典诗词》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22-324页。
第七章善用佛家典妙手著文章.◎
理。1958年3 月22 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时，又以张生和惠明的故事为例，说明政治上应该勇敢胆大和坚定。他说：
《西厢记》中，有一段张生和惠明的故事，孙飞虎围普救寺，张生要送信请他的朋友白马将军来解围，但无人送信，于是开群众会议，惠明挺身将信送去。这是描写惠明胆大勇敢，是坚定之人。希望中国多出惠明。[1]
惠明是普救寺的一个和尚。《西厢记》说他“不念《法华经》，不礼《梁皇忏》，肥（丢）了僧伽帽，袒下偏红衫。杀人心逗起英雄胆，两只手将乌龙尾钢椽扌咎”，可见是一个有武功的和尚。当孙飞虎包围普救寺，逼令三天内将崔莺莺交出给他为妻时，老夫人宣称谁能救莺莺便许给他为妻。这时，张生说，只要有人送信，可以请他的朋友白马将军相救。惠明挺身而出，突出重围，将信送到。
论政治 常引佛（3） 毛泽东与佛教 收藏本书 字号 -+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上与佛教有关的一些政治人物，亦有所评论。1964年，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说，书不能念太多。梁武帝早年不错，以后书念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22页。
多了，特别是佛经念多了，就不行了，后来饿死在台城。梁武帝，名萧衍（464-549），是南朝梁朝的开国皇帝，又是一个多才多艺、文武双全的皇帝。《南史· 梁本纪》说他“少而笃学，能事毕究。”“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草隶、尺牍、骑射，莫不称妙。”毛泽东在读《南史》时，对梁武帝有过一些评注。他颇赞赏梁武帝的军事才能。《南史.梁本纪》记载，梁武帝在襄阳起兵时，齐派大军镇压。他派人离间齐军，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毛泽
东在这句话的天头上划了三个大圈。梁武帝在争夺郢城的战斗中，及时在加湖打击齐的援军，很快取胜。毛泽东在这段记载的天头上批曰：“打援”。
《南史.曹景宗传》记载，梁武帝天监五年（506），徐州刺史昌羲之被魏围困，武帝派曹景宗去解围，指令他在某地与另一援军会合后，共同行动。曹景宗不听武帝意见，单兵独进，结果遇暴雨退回。武帝得此消息说：“此所以破贼也。景宗不进．盖天意乎？若孤军独往，城不时立，必见狼狈。今得待众军同进，始可大捷矣。”毛泽东对此加了旁圈，并批曰：“此时梁武，犹知军机。”[1] 但是，梁武帝十分佞佛。他即位第三年即宣布舍道归佛，把佛教几乎抬高到国教的地位。他创建佛寺、塑造佛像和举办斋会，正如杜牧所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春绝句》）。他多次舍身为寺奴，每次都要臣下用数亿钱赎身。他严守戒律，制断酒肉。“日止一食，膳无鲜腴，惟豆羹粝饭而已。”“身衣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被三年。自五十
[1].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笫70-71页。
外便断房室……不饮酒，不听音声，非宗庙祭祀、大会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
（《南史.梁本纪中》）。他不仅自己严行戒律，而且作《断酒肉文》，多方面阐明断禁肉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而改变了汉代以来汉
传佛教僧徒食三净肉（三谓不见、不闻、不疑）的习惯。他亲自发动名僧硕学、王公朝贵，剿灭范缜的“神灭论”，大力宣传灵魂不灭。他不但组织译经，而且亲自撰写佛教论著数百卷。梁武帝的这些佞佛活动，必然导致政事荒废，拒谏饰非。所以毛泽东在梁武帝反驳大臣贺琛的批评奏摺的一段话的天头上批曰：
萧衍善摄生，食不过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致灭亡，不亦宜乎。
又说：
“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1]
梁武帝末年，错误地接受北魏侯
[1].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72-73页。
1
景的降服，结果引狼入室，并被侯景所执，竟至饿死。对于梁武帝一生，
《南史》李延寿有一段评论：“梁武帝时逢昏虐，家遭冤祸，既地居势胜，乘机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汤、武之师，终济唐、虞之业，岂曰人谋，亦惟天命。……然先王文武递用，德刑备举，方之水火，取法阴阳，为国之道，不可独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可为深痛，可为至戒者乎！”（《南史·梁本纪中》）毛泽东对李延寿这段评论不仅划了许多圈点和着重线，而且抄引了唐代诗人罗隐《筹笔驿》中的两句诗作批注：“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1] 这两句诗，表达了毛泽东对梁武帝的嗟叹和感慨。
[1].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73页。
讲哲理 亦援佛（1） 毛泽东与佛教 收藏本书 字号 -+
毛泽东在谈论哲学道理时，也常常援引佛教故事或与佛教有关的人物、事件。
毛泽东曾肯定唐玄宗的宰相姚崇是“大政治家、唯物论者”。理由就是姚崇主张无神论，并积极辟佛。姚崇（650-721），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南）人。历任武则天、睿宗、玄宗朝宰相。睿宗时奏请太平公主出居东都，以削弱其权力，被贬职。开元初复相。玄宗先天二年，姚崇奏言十事，其中包括“政先仁恕”、“不伟边功”、“法行自近”、“宦竖不与政、禁租赋外勒索”、“戚属不任台省”、对大臣“接之以礼”、“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绝道佛营造”等。关于“绝道佛营造”，姚崇是这样说的：“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钜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可乎？”（《新唐书.姚崇传》）对姚崇的这十条建议，毛泽东的评价很高。他说：
如此简单明瞭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1]
毛泽东在读《姚崇传》时，对姚崇几件涉及无神论的事迹，很感兴趣，在其上划了三个大圈，以示重视。
其一，是开元四年（716），山东大蝗，民祭且拜，坐视食苗不敢捕。姚崇便给玄宗上奏疏，建议派御史为捕蝗使，分道杀蝗。其时议者喧哗，以为“除天灾者当以德”， 不可以“人力制”。姚崇认为这都是“庸儒泥文不知变”，并指出：“今蝗幸可驱，若纵之，谷且尽，如百姓何？”在姚崇坚持下，发动人力捕蝗，蝗害终于被制止。
其二，一次，玄宗准备去东都洛阳巡幸，行前太庙房屋倒塌，当时有的大臣认
[1].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108页。
为这是“天所以示教戒”，建议玄宗取消这次巡幸。姚崇则认为，这座太庙是北魏符坚的遗产，年久失修，倒塌是自然的，与陛下巡幸无关。况且陛下幸东都，是为了“输饷告劳”，“所以为人不为己也”，因此不必顾及太庙倒塌之事，完全应该如期启行。玄宗肯定了姚崇意见，说“卿言正契朕意”， 并如期巡幸东都。
其三，姚崇逝世前，遗令其子，不要厚葬要薄葬。他说：“夫厚葬之家流于俗，以奢靡为孝，令死者戳尸暴骸，可不痛哉！ 死者无知，自同粪土，岂烦奢葬；使其有知，神不在柩，何用破赀徇侈乎？”他还特别嘱咐，死后不要替他做佛事，并讲了不要做佛事的道理。他说：
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与之对翻，而兴命不延，国亦随灭。梁武帝身为寺奴，齐胡太后以六宫入道，皆亡
国殄家。近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婴夷戮，为天下笑。五帝之时，父不丧子，兄不哭弟，致仁寿，无凶短也。下逮三王，国祚延久，其臣则彭祖、老聃皆得长龄，此时无佛，岂抄经铸佛像力邪？缘死丧造经像，以为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经与像何所施为？儿曹慎不得为此！[1]
姚崇所说的“死者生之常，
[1].《新唐书.姚崇传》。
1
古所不免，彼经与像何所施为”，是说死亡总是与生命相联系而存在的，有生必有死，从古如此，因此造经像是无能为力的。这的确反映了一种唯物主义的生死观。正是这种正确的认识，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称他为“唯物论者”。毛泽东不仅对这句话逐字加了旁圈，而且在姚崇的这段话上加了批注，说“韩愈佛骨表祖此。”我们在本书第四章曾介绍和分析过韩愈的《论佛骨表》，读者只要将它与姚崇的这段话加以比较，的确不难发现姚崇与
韩愈在辟佛问题上的思想继承关系。
毛泽东不仅充分肯定历史上那些坚持唯物论和无神论立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而且充分肯定历史上那些善于从实际出发，来创立或宣传自己学说的人物。1975年6 月，在会见一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时，毛泽东特别强调，各国革命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不要完全照抄中国”。接着，他以佛教为例说：
什法师云，学我者病。什法师叫鸠摩罗什，是南北朝人。他是外国人，会讲中国话，翻译了许多佛经。这就是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们的学说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条。中国有个学者叫严复，他引了什法师的话，在他翻译的赫胥黎写的《天演论》上面说的。……赫胥黎赞成印度的佛教哲学。[1]
关于鸠摩罗什的生平，我们在第四章作过介绍。毛泽东解释什法师“学我者病”是指“就是要自己想一想”，是说不论学什么东西，都不能照搬照抄，而要通过自己的头脑进行认真思考，看看是否符合实际，然后决定取舍。对于什法师的这句话，严复在《天演论》的《译例
[1].陈晋：《毛泽东与中国的佛道教》，载《瞭望》1993年第8-9期。
言》中曾经引用，但与毛泽东的上述理解稍有不同。严复认为，翻译工作有“三难：信、达、雅”。这也是衡量好的翻译著作的标准。可是严复认为，由于《天演论》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1] 这就是说，严复本来是主张翻译应做到信、达、雅的，可是由于《天演论》的题材限制，他没有按“信”的要求进行直译，而是采取的意译的办法。在严复看来，意译“实非正法”， 因此他希望后人不要以此为借口，在翻译时不注意“信”的要求。这样，就会像什法师所说的“学我者病”，谬种流传。
讲哲理 亦援佛（2） 毛泽东与佛教 收藏本书 字号 -+
毛泽东1912 年在湖南图书馆的半年自学生涯中，就曾读过严复翻译、赫胥黎所著《天演论》，深受书中所宣传的进化论思想的影响。1970年，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写道：
《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2]
1911 年辛亥革命后， 毛泽东在长沙期间读过的部分西方思想家名著， 如斯宾塞《群学肄言》、亚当斯密《原富》、达尔文《物种起源》、孟德斯鸠《法意》等
[1].《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21页。
[2].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90页。
毛泽东在这里所提到的两本书，都是赫胥黎所著。
1974 年，英国前首相希思访华。毛泽东在会见希思时，希思送给他一张达尔文的照片，照片上有达尔文的签名和达尔文自己写的话：“这是我的确十分喜欢的一张照片，同我的其他照片比，我最喜欢这一张。”希思还送给毛泽东由达尔文后人提供的达尔文的《人类原始及类择》的第一版。接着，毛泽东和希思进行了下述对话：
毛泽东：达尔文，世界上很多人骂他。
希思：但我听说，主席很钦佩达尔文的著作。
毛泽东点头，说：嗯！ 我读过他的书。帮他辩护的，叫XuxLey（赫胥黎）。
希思点头，说：他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毛泽东：他自称是达尔文的咬狗。[1] 上述情况说明，毛泽东一生都十分推重赫胥黎。毛泽东1975 年6 月与一外国共产党领导人谈话时说的“赫胥黎赞成印度的佛教哲学”，事见严译《天演论》下卷，也就是毛泽东1970 年批示中所说的“后半是唯心的”这一部分。在这一部分明显地涉及佛教者有三处。
其一，是《天演论》下卷“论三教源”，即论宗教之起源。赫胥黎认为，人生在世，“欲通死生之故，欲知鬼神之情状，则形气限之。而人海茫茫，弥天忧患，欲求自度于缺陷之中，又常苦于无术。”于是便产生种种幻想，但幻想也解决不了上述疑问，所以结果“但觉吾生幻妄，一切无可控揣。而尚犹恋恋为者，特以死之不可知故耳。呜呼！ 此释、景、犹、回诸教所由兴也。”[2] 赫胥黎把宗教归之于幻想的产物，虽不能说完全是唯心的，但至少是片面的，因为他只注意了宗教产生的认识原因，却忽视了其社会原因。
其二，是《天演论》下卷“论六佛释”。赫胥黎认为，“天道难知”，即客观规律难以认识。所以古人往往“推人意以为天意”，到了近代则有洛克、休谟、康德等人的不可知论。不可知论的产生，是要“戒世人之笃于信古、勇于自信者。”可是，“天竺之圣人曰佛陀者，则以是为不足驾说竖义，必从而为之辞，于是有轮回因果之说焉。夫轮回因果之说何？一言蔽之，持可言
[1].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90页。
[2].《严复集》第5册，第1365页。
之理，引不可知之事，以解天道之难知已耳。”赫胥黎还用佛教的这种因果思想，来具体说明人的“忧患”。他说：“是因果者，人所自为，谓曰天未尝与焉，蔑不可也。生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三者首尾相衔，如锒铛之环，如鱼网之目。祸福之至，实合前后而统计之。人徒取其当前之所遇，课其盈绌焉，固不可也。……所谓因果者，不必现在而尽也。负之未偿，将终有其偿之一日。仅以所值而可见者言之，则宜祸者或反以福，宜吉者或反以凶，而不知其通核相抵之余，其身尚有大负也。”[1] 佛教的因果论涉及到世界物质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贯穿了重视个人道德修持和强调行为责任感的精神，因而有其合理因素。但这种因果论着重的是心理活动分类，并阐明人生的两种趋向：一是作恶业而引起不断流转，即生死轮回；二是作善业而引向还灭，即归于涅槃。所以其因果论的实质，是为宗教信仰主义和出世主义提供哲学根据的。赫胥黎作为自然科学家，不引导人们去研究客观世界的内在联系及其因果规律，却宣扬佛教的因果论，因此其思想倾向显然是唯心的。
其三，在《天演论》下卷“论七种业”、“论八冥往”中，赫胥黎鼓吹佛教的“业报论”。如说什么“种业者不必专言罪恶，乃功罪之通名，善恶之公号。人惟入泥洹（涅槃）灭度者，可免轮回，永离苦趣。否则善恶虽殊，要皆由此无明，转成业识，造一切业，薰为种子；种必有果，果复生子，轮转生死，无有穷期，而苦趣亦与俱永。生之与苦，固不可离而二也。” 又说：“薰修证果之说，竺乾以此为教宗，而其理则尚为近世天演家所聚讼。夫以受生不同，与修行之得失，其人性之美恶，将由此而有扩充消长之功，此诚不诬之说。”又说：“绝圣弃智，惩忿窒欲，求所谓超生死而出轮回者，此其道无他，自吾党观之，直不游于天演之中，不从事于物竞之纷纷已耳。”[2] 这些关于超轮回的说教，显然也是唯心的。
综上所述，可知毛泽东关于“《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在谈到从实际出发学外国，反对教条主义时，毛泽东曾举孙悟空为例，
[1].《严复集》第5册，第1370-1371页。
[2].《严复集》第5册，第1377-1378页。
指出要防止“栽斤斗”。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
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1]
毛泽东这里以孙悟空翻斤斗为例，是为了形象地说明教条主义失败的不可避免性。
讲哲理 亦援佛（3） 毛泽东与佛教 收藏本书 字号 -+
要从实际出发，就必须注意调查研究。1958年3 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当谈到工、农、商、学、兵、思，六者都要抓时说，有五官--眼、耳、口、鼻、舌，五性--声、色、香、味，加上“意”和“法”，即佛经上所说的六根，意即大脑，法即规律。我们工、农、兵、学、商，本身样样有思，即政策。工、农、兵、学、商都是实业，报纸、刊物为实业，文艺为虚业，六种都要抓。佛教讲的“六根”指眼、耳、鼻、舌、身、意具有能取相应之六境，生长相应之六识的六种功能。而“六境”则是指色、声、香、味、触、法。可见，毛泽东的上述分析稍欠准确。《成唯识论》卷一云：“法谓轨持。”《成唯识论述记》卷一解释说：“‘轨’谓轨范，可生物解；‘持’谓任持，不舍自相。”可见，“轨”指人可以认识的一定规范或规律；“持”指有自性或质的规定性。这说明毛泽东将“法”解释为规律是有根据的。他将“意”解释为大脑，“法”解释为规律，就是强调人们要动脑筋调查研究，并通过调查研究去把握各行各业的规律。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讲话时，还以一个和尚发明鱼鳞坑为例，说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他说，治淮排涝是曾希圣发明的，在他以前山西大泉山的和尚张凤林，在阳高县发明了治水的方法，他和一位雇农发明了鱼鳞坑，现在全国推广。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0-741页。
毛泽东不仅在论述唯物论和认识论时，援引佛教哲理或与佛教有关的故事，在论述辩证法时，同样如此。例如，在《矛盾论》中分析矛盾的同一性时，毛泽东指出：
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
《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这就是说，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1]
毛泽东曾用管道升的一首词，说明对立面双方的互相渗透。1957年11月17 日，他在莫斯科会见我国留学生和实习生讲话时说：两个阵营，西方世界有四亿人，其中有很多是我们的人；我们有十几亿人，我们中间也有他们的人。两方面都有对方的人，就好比宋末元初的赵孟
的妻子的一首词所说的：两个泥菩萨，一起都打碎，用水调和，再做成两个泥菩萨，你身上有我，我身上有你。这个比喻虽不完全恰当，但有点是对的，即帝国主义阵营中有我们的人，我们这里也有他们的人。在1957 年2 月27 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也曾引用过这首词，以说明“国际间的事情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赵孟 ，字子昂，系宋太祖儿子秦王赵德芳之后。在元代官至翰林学士，卒赠魏国公。诗文清邃奇逸，书法亦极好。其妻管道升，字仲姬，一字瑶姬，史称“管夫人”，亦善诗词书画，尤工于画佛像。她还撰有《观音大士传》，下面还要专门介绍。据清人徐
所撰《词苑丛谈》所记，赵孟
尝欲置妾，以小词调管夫人云：“我为学士，尔做夫人。岂不闻陶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吴姬越女，无过分。尔年纪已过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夫人答云：“尔依我侬，忒杀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捻一个尔，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尔，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尔，尔泥中有我。我与尔生同一个
[1].《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l卷，第330-331页。
衾，死同一个橔。”赵孟 得词，大笑而止。
毛泽东在谈到工作要抓重点时，曾引戏曲《香山记》中的开头两句唱词：“不唱天来不唱地，单唱一本《香山记》。”《香山记》是讲妙庄王的女儿，即观世音菩萨的故事。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曾看过这出戏。关于观世音菩萨的来历，魏晋南北朝时早期所译佛经，多据印度神话传说，以为有兄弟二人（一说为转轮王太子不眴、尼摩，一说为金光狮子游戏如来国王威德之二子，名宝意、宝尚），发愿修行，普渡众生。兄即观世音菩萨，弟即大势至菩萨，兄弟同侍阿弥陀佛，合号“西方三圣”。中国传说将观音女性化的，最早是《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和《太平广记》，把观音说成是唐代的马郎妇。宋人朱弁《曲洧旧闻》比较明确地将妙善说成是妙庄王第三女。管道升之《观音大士传》，比较完整地叙述了妙庄王之女儿妙善成观音的故事。据该传所称，妙庄王因无子，要三个女儿都招郎，长女和次女均顺其旨，唯妙善（管传作妙音）不从，结果被父王贬斥出家香山寺。后来妙庄王病疮濒死，妙善乃幻形为老僧上奏：此病非至亲之手眼无法治好。妙庄王认为长女和次女均系至亲，要取她们的手眼治病，但均被拒绝。老僧便说：“香山仙长济度生灵，一启口必可得。”王便命使臣去香山仙长，仙长即自断剜其两手眼付使臣，王服而愈。妙庄王病好之后，往见仙长，发现她果无手眼，便叩求天地，求为完之。不久，仙长便长出千手千眼，这便是千手千眼观音的由来[1]。我们在第一章曾说过，毛泽东少年时曾信佛，且特别崇拜观音，因此他对《香山记》之类的观音戏看得很认真，并印象深刻。所以数十年之后，他还记得该戏中的一些唱词，并且将它用来说明哲学道理，这也是一种颇为有趣的现象。毛泽东还曾以猪八戒为例，说明必要的清规戒律和波浪式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在谈到合作社时说：合作社发展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一波一波地前进，两波之间有一伏，两山之间有一谷。领导要见风使舵，随机应变，情况不好，立即刹车。在适当时机压缩人们的脑子，在膨涨起来的时候是必要的。有人说是不是要忧虑，要有清规戒律。当然好，必要的忧虑，必要的清规戒律都是要的。猪八戒还有三规五戒，必要的间歇，必要的暂停，
[1].参见《中国民间诸神》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51-855页。
必要的刹车、关闸都是要的。这些例子都充分说明，毛泽东是善于熟练地运用佛教知识或与佛教有关的故事，来论证或说明哲学道理的。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