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冤案的起因与经过，兼谈岳飞之死(最新修订）
从总体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在逐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南宋由弱变强，金国由盛转衰。
公元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金国天会七年）到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金军再次大举南下攻宋。金军突破宋军的长江防线并渡江作战，金军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攻入江南地区，南宋小朝廷逃亡海上，这是金军军事胜利的巅峰，却也物极必反。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南宋的一些杰出军事将领不断涌现，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各路新兴宋军在重组重建中得到了锻炼，实力明显增强，宋军开始扭转败局。此后，金军由盛转衰，宋军由弱变强。
公元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金国天会七年）到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金军逐渐夺占宋朝东、西、南、北四京，以及河北、河东和京东路的全部，京西和陕西各路的大部。金军一下占领如此广阔的地域，一时难以消化。北方地区广大民众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使金人不得安宁。
建炎四年（1130年），宋金战争形势发生转变，金军大举进犯江南地区，长途奔袭，战线过长，兵力不足；而在渡过长江以后，金军又接连遭到南宋各路军民的顽强抵抗，金军伤亡惨重，而占领的地区又不能巩固，无法立足；此外，江南地区密布的河湖，不利女真骑兵的纵横驰骋，卑湿的地气，又造成自北方而来的女真兵的水土不服；而韩世忠、岳飞等人率领的新兴抗金劲旅又开始阻断金军归路。于是，金军被迫从江南撤军。
而在金军主力进攻江南的时候，中原沦陷区内的原宋朝军民也纷纷聚众抗金，“江北之民，誓不从敌，自为寨栅，群聚以守者甚众”。在北方的广大地区，依然是烽火连天，义帜遍地。在北方大地，原北宋的民众纷纷奋起反抗金国女真贵族的压迫奴役，各路义军的抗金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严重地威胁着金军的后方。
由于种种迹象表明单纯靠军事手段是不可能灭亡南宋的，于是在江南战事结束之后，金国女真统治者开始采取“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新策略(《大金国志》卷7)。金国女真人企图通过这一新策略，来达到他们在战场上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金人所谓的 “和议”其实是一种烟幕弹，是想诱惑南宋王朝放松警惕，丧失斗志，最后乘机一举而灭之，所以“和议”仅仅是金国侵宋战争的一种辅助手段，是为了辅助“攻战”。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秋，金国女真统治者在扶立刘豫伪齐政权的同时，又放纵奸细秦桧归宋。
金国扶植刘豫傀儡政权和派遣奸细秦桧打入南宋朝廷内部，几乎是同时发动的政治攻势。前者虽一时颇有声势，其实不过是抗金事业的疥癣之疾；后者一时并无成效，却最终成为断送南宋抗金斗争的心腹之患。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十月，在金军攻破楚州后不久，金军统帅完颜挞懒（昌）就暗中将豢养三四年的奸细秦桧放归南宋。这是金人为实施“以和议佐攻战”政策而下的赌注（《三朝北盟会编》卷142、卷220、卷22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建炎四年十月辛未，《宋史》卷473《秦桧传》，《盘洲文集》卷74《先君述》）。
在秦桧归宋之前，南宋朝廷虽多次派使者与金国谈判，但仍是一边防守，一边议和。而一味奉行屈膝求和政策，甚至不惜大肆出卖国家领土主权，通过割地称臣纳贡，不惜一切代价地向金国奉行屈膝投降政策，实际是从秦桧为相开始的。因为秦桧在金国时，首倡和议，所以他南归后，就成为金国女真贵族在南宋的代理人。
而正是由于宋金战争形势发生转变，金国统治者认识到单纯靠军事手段，是不可能灭亡南宋的，所以金国女真统治者开始采取“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新策略，他们想派一个得力的奸细混入南宋朝廷，进而作为他们的代理人，来为他们服务。这才有了秦桧的归宋奸计！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
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
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三朝北盟会编》卷215《征蒙记》）。
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三朝北盟会编》卷17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
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
由此可见，宋金尽快地达成和议，既是苟且偷安、疑忌武将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权奸秦桧的愿望，也是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需要。
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
绍兴十年（1140年）秋，完颜兀术(宗弼)正式写信给秦桧说：『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
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了以杀岳飞作为和议的条件，秦桧自然是惟命是从。然而，事情的关键则在于宋高宗赵构本人对此讲和条件持何种态度。
岳飞是战功赫赫的将帅，又是身为执政的高官，而宋朝向来特别优待臣僚，照理来说是不能随便杀戮的。
按照宋太祖秘密誓约的规定：『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宋太祖誓约在宋朝历代执行得相当严格，如北宋大臣卢多逊和丁谓被指控图谋篡夺皇位，也仅流放了事，并没有遭到杀害。岳飞的生命当然也受宋太祖誓约的保护。岳飞的含冤遇害决不是宋朝政治的惯例，而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早在宋高宗赵构即位之初，罢免爱国名臣李纲，宠信权奸黄潜善和汪伯彦，太学生陈东和士人欧阳澈上书反对。陈东指责宋高宗不该登基即位，如宋钦宗回来如何自处？欧阳澈『语侵宫掖』，涉及宫闱丑闻。宋高宗赵构恼羞成怒，将他们处斩。但是，年轻的皇帝很快后悔，他给两位死者赠官，派人祭墓，说：『朕初即位，昧于治体，听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虽已赠官推恩，犹未足以称朕悔过之意』。宋高宗的弥补措施已无济于事，伪齐刘豫公开为陈东和欧阳澈在应天府立庙，以彰其过。
十五年前，宋高宗赵构杀害上书言事的太学生陈东和士人欧阳澈，结果只是极大地提高了牺牲者的声誉，而使自己背负难以洗刷的恶名。以后，宋高宗一直引以为训，不敢轻易开杀戒。秦桧对胡铨恨之入骨，在自己的一德格天阁中写上胡铨等人的姓名，『必欲杀之而后已』(《宋史》卷473《秦桧传》)。然而在宋太祖秘密誓约的约束下，只要宋高宗未予首肯，秦桧始终无法杀害官卑职小而又遭贬黜流放的胡铨。
尽管岳飞的生命也受宋太祖誓约的保护，但是，由于岳飞个性耿直倔强，不搞韬晦之计，不知明哲保身，甚至为了国事，常常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议论持正，不挫于人』（《宋史》卷365《岳飞传》），既得罪了以秦桧为代表的南宋投降派，也遭到宋高宗赵构的猜忌。
自建炎四年(1130年)到绍兴七年(1137年)，金国主战派执政，宋高宗赵构乞和不成，为了自己的性命和皇冠，不得不破格提拔抗金将帅。岳飞战功卓著，升迁最快，由一个地位不高的下级统制官，后来居上，成为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吴玠并列的统军大帅，而岳飞的才能和声望又在他人之上。岳飞一时成了皇帝最器重的武将，岳飞在《乞出师札子》中说：『陛下录臣微劳，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数视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抚诸路。臣一介贱微，宠荣超躐，有逾涯分』。
岳飞感激宋高宗赵构的赏识和提拔，更渴望抗金功成，以为报答。在这期间，宋高宗和岳飞还没有大的矛盾。两人关系的转折发生在绍兴七年（1137年）春。
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春，在听到亲生父亲宋徽宗赵佶在金国被糟蹋致死的消息后，宋高宗赵构十分悲痛，一时冲动，心中动了报仇雪恨的念头。在召见战功卓著的新兴抗金名将岳飞时，宋高宗表示要将全国大约七分之五的兵力授予岳飞一人指挥和节制，这在宋朝尚无此先例，岳飞顿时欣喜若狂。
向来力主抗金的爱国将领岳飞非常感激皇帝的恩遇，更渴望抗金大业早日功成。当时各路宋军由好几个大将分散指挥，不能协同配合作战，这是一个严重的战略弱点。在过去的宋金战事中，特别是在绍兴六年的战事中，已经暴露无遗。宋高宗本人也承认，岳飞『素志殄虏，常苦诸军难合』。只有让智勇兼备而又具有战略眼光的杰出统帅岳飞负责统一指挥调度各路抗金武装，才能弥补和克服宋军的这种弱点，此外别无良策。
然而，岳飞万万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很快就泡汤了。宋高宗赵构虽然在其《御札》当中写有『兵家之事势合则雄』之类话语，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深恐武将们事权过高，兵马过于雄壮，担心会出现尾大不掉、威胁皇权的问题。
于是，在嫉贤妒能的文臣张浚与内奸秦桧等人的劝阻之下，宋高宗赵构很快就中途变卦，取消成命，出尔反尔，让此事不了了之。这让岳飞十分失望，倔强的岳飞，一怒之下，愤慨辞职，不经宋高宗批准，就擅自去庐山为亡母守孝。这种脱离古代臣规的举动，引起皇帝很深的疑忌。宋高宗赵构非常震怒，他儆戒岳飞『犯吾剑者，唯有剑耳』，其中已经隐含杀机。几个月之前，岳飞一度是宋高宗赵构最赏识的大帅，如今却成了皇帝最猜忌的武将。
早在建炎三年(1129年)，向来畏惧金兵的宋将刘光世不战而逃，致使金兵在顺利渡过淮河，接着，金国骑兵奔袭南宋小朝廷所在的扬州。当时，年仅22岁的宋高宗赵构正在行宫淫乐，内侍突然密报金兵即将杀到扬州，宋高宗赵构顿时吓成了阳痿，丧失生育能力。后来，宋高宗仅有的一个幼子又很快夭亡。
此后，身为宋太宗后代的宋高宗赵构不得不接受隆祜皇太后和一些臣僚的建议，选立宋太祖(宋太宗兄长)的七世孙赵伯琮，改名赵瑗（即后来的宋孝宗），养育在宫中。但正当壮年的宋高宗却又不甘心于不能生子，他千方百计，求医问药，祈祷神灵，而不愿尽早确立赵瑗的皇储地位。
到了绍兴七年（1137年）秋，岳飞听探子密报金国女真人打算扶立宋钦宗儿子当傀儡以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为了不让金人的阴谋得逞，岳飞上奏宋高宗赵构，建议已经丧失生育能力的宋高宗赵构设立皇储。时年三十一岁宋高宗赵构立即驳回，训斥道：『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此事又加深了宋高宗对岳飞的猜忌。
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正在奸相秦桧的主持下与金国议和，岳飞却在这时要求增添兵力，以图北伐收复失地。宋高宗赵构的回答是『宁与减地分，不可添兵』，『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此后围绕着对金国是战还是降，南北统一还是分裂，双方矛盾日益尖锐。
早在公元1127年，宋高宗赵构登基不久，就不断遣使去金国，卑辞厚礼，一意求和。但金国最初兵力强盛，一心想吞灭南宋，根本就不肯承认南宋的重新立国。 面对金军的武力威胁，宋高宗乞和不成，为了自己的性命和皇冠，不得不破格提拔抗金将帅。
然而，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却一直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打压武将的事权，使武将受制于文官。只要出现武将功大、官高、兵多、权重的情况，就会被宋朝统治者视为对皇权的巨大潜在威胁。
很显然，只要战争继续下去，南宋朝廷就不得不倚重武将，这与宋朝对武将的猜忌与防范的传统国策相抵触。
南宋初年外敌入侵、战乱不断的特定历史条件使武将事权增重、地位和威望提高，与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发生了冲突。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与武将权力增重之间的矛盾，在南宋初年始终存在。这个矛盾随着抗金形势的变化而升降。
到后来，以宋高宗赵构为首的南宋朝廷出于对武将的防范与猜忌，急于收回诸大将的兵权，甚至不惜放弃收复失地，曲膝求和、偏安江南。
绍兴十一年（1141年）前后的宋高宗赵构，已经当了十五年的皇帝。在经历了南宋初期的这段艰险曲折历程之后，宋高宗赵构早已由深宫的花花太岁转变为深通机谋权术、极其狡猾阴险的独夫。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月，即杀害岳飞的两个月之前，宋高宗赵构儆戒众臣说：『人主之权，在乎独断！』
在专制集权时代，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对一个国家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当然，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那些杰出臣僚能否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能否建功立业。
宋高宗赵构不是圣 明的 君主，他没有雄才大略，但他也并非昏庸无能之辈。宋高宗赵构处置军国大事，虽没有大智大勇，却不乏小聪明和小伎俩。
对于像岳飞那样德才兼备而又卓尔不群的杰出将帅，宋高宗赵构感到自己的能力和威望比不上他，而且对于能否驾驭控制他，也没有信心。所以，在具有防范武将的传统的宋朝，宋高宗赵构不仅在潜意识里畏惧岳飞，而且还将其视为皇权的潜在威胁。
尽管岳飞素以忠君爱国著称，岳家军将领、幕僚为宋高宗赵构在江南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仍不免成为宋朝抑武政策打压的对象。
在专制集权时代，岳飞只能埋怨自己生不逢时，没有遇到像汉武帝刘彻、汉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那样具有雄才大略的英明帝王。
南宋初年，迫于金军侵犯的严峻形势，南宋朝廷不得不提高武将的权力和地位。这在宋高宗和南宋文臣们(既有投降派，也有抗战派)看来，仅仅只是权宜之计，他们一直抱着且用且疑的态度。而宋高宗当初听从张浚和秦桧劝告，收回岳飞统率大部兵力的成命，其奥秘即在不容许名将岳飞立盖世之功，挟震主之威。
岳飞抗金心切，要求增兵，提议建储等等，恰好都触犯宋高宗赵构的深忌。甚至岳飞勤奋好学、留意翰墨、礼贤下士、结交文士、储备幕僚，也会使皇帝疑神疑鬼。
尽管岳飞一再真诚地表示要功成身退，准备在“恢复两河之地为汉家江山”之后，到庐山东林寺看经念佛，以度余年，然而宋高宗赵构是根本不信的。
岳飞是武将，李纲和宗泽是文官，这种差别在具体研究宋史时，尤其不容忽视。例如，同样是提议建皇储，文臣算是忠心，武将便成了别有用心。
同时，在抗金过程中，岳飞屡立战功、威高望重，治军严明、秋毫无犯，深得军心民心，不仅得到岳家军将士的爱戴拥护，而且也受到南宋广大民众的尊崇。
宋高宗赵构担心岳飞会有功高震主之威，对岳飞的疑忌愈来愈深。宋高宗赵构最忌恨的，其实正是岳飞能力出众而又深得军心和民心。
在专制政体的官场中，向来都是功大而谤兴，德高而毁至。岳飞这个卓尔不群的真君子的存在，既引起了一帮卑鄙阴险的无耻小人的仇恨，也招到了某些嫉贤妒 能的伪 君子的排挤。岳飞所有的优秀品格，从猜忌的角度来看，正好被那些整天疑神疑鬼的专制政权的统治者看作是野心勃勃。
宋代的最高统治者鉴于历代窃国篡权的经验教训，公然要求『佐命功臣多积金钱，愿自娱乐以多置歌儿舞女，日饭食相对，以终天年』。
宋高宗时常纵容功臣大将们贪财，用意在使功臣大将们腐化而丧失上进的志趣，一个守财奴自不会有什么野心。宋代官绅士大夫、文武大臣爱钱、敛财成风，这在南宋初年表现尤其显著。秦桧、张俊、刘光世之流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
秦桧是宋朝的特大贪污犯。根据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成的宋金和议，南宋收三大将兵权,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此后秦桧权势如日中天。秦桧在高宗朝，两踞相位，前后专权长达19年。这19年间，秦桧公开卖官鬻爵、敞开大门纳贿，以至在秦桧临死的时候，秦家『富敌于国』。
在与金国达成和议之后，为收刮民脂民膏以奉敌国，宋高宗、秦桧下令各地官吏进行献助。名义上是各地官吏以“羡余”献助中央，实际上连宋高宗也知道，这些收刮而得的财物除了供奉给金国女真人，剩下的主要就成了秦桧的私有财产。
在专权期间，秦桧公开卖官鬻爵、敞开大门纳贿。秦桧将很多官位立价出售，当时如果想要当地方官，必须先给秦桧送几万贯钱，买官价格“必数万贯，乃得差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附注：以购买力估算，宋朝几万贯钱大约相当于现在几百万人民币）。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记载：秦桧“贪墨无厌”，“喜赃吏，恶廉士”，故在秦桧治理之下，南宋多是贪宫污吏。由于秦桧大量任用贪官污吏，将清廉的官吏尽数驱逐排挤出朝廷，致使贪官污吏充斥官场。
秦桧用人，尽用贪官污吏，如果那些投靠秦桧的贪官因赃污不法被举讼，秦桧就出面保他们无事，“桧复力保之”，那些贪官污吏们为了媚事秦桧，便以盘剥百姓为急务，“涪敛以待过往，科率以奉权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5），其结果是，“赃吏恣横，百姓愈困。”（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当时南宋老百姓评论说：“自秦太师讲和，民间一日不如一日”（《 胡澹庵 先生文集》卷14《与虞并甫》）
在秦桧专权的十几年间，南宋全国各地的大小官员平时要向秦桧进献财物。每逢秦桧生日，各地大小官员还争先恐后地进献大批财宝，给秦桧祝寿，“四方竞献奇宝，金玉劝盏，为不足道”（《三朝北盟会编》卷220《中兴遗史》）。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各地官员给秦桧进贡的生日礼品至少价值几十万贯钱，“腊月生日，州县献香送物为寿，岁数十万”（《续资治通鉴》）。按照购买力估算，每年各地官员作为“生日礼物”送给秦桧的钱财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几千万人民币。
在专权期间，权势如日中天的奸相秦桧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巧取豪夺、广置家产。秦桧飞扬跋扈，到处霸占田产，秦桧所建的相府园宅在他死后被用作宋高宗退位当太上皇的居所德寿宫，足见其规格之高，现在德寿宫已被考古发掘。
南宋臣民都知道，秦桧家的财富比南宋朝廷的左藏库（国库）还要多过数倍。由于长期不间断地大量收受贿赂，加上不断侵吞国家与私人的财产，以至秦桧家的府库财富，超过了南宋朝廷的“左藏数倍”，当时凡是南宋宫廷所稀缺的物品，秦桧家都应有尽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秦桧家财宝堆积如山，号称“富敌于国”（《宋史》卷473《秦桧传》）。
据《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人谓熺自桧秉政无日不锻酒具，治书画，特其细尔”。秦桧两踞相位，前后独掌大权达19年。在专权期间，秦桧公开卖官鬻爵、敞开大门纳贿，以致富可敌国。秦桧之子秦熺，几乎每天都要请人打造金、银酒器，或搜集古董字画。这都是耗费巨资的事，秦熺却当成日常功课，秦桧家日常生活的奢侈程度可想而知。
在南宋诸大将中，论战功，张俊浪得虚名，论捞钱，张俊首屈一指，论享福作乐，张俊第一。张俊最贪财，并且以贪财和富有而闻名于世。绍兴十二年，张俊被解除兵权，之后被封为清河郡王，敕建府第。通过赐予和兼并，张俊占有了巨额田产，成为古往今来罕见的大地主，号称『占田遍天下，而家积巨万』；张俊家共有良田一百多万亩，每年收租米六十万石以上，相当于南宋最富庶的绍兴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两倍以上；通过巧取豪夺，张俊还占有了大批园苑、宅第，仅所收房租一项，每年就多达七万三千贯钱，在南宋诸将帅中“最多赀”；张俊在世时，家里的银子堆积如山，为了防止被偷，张俊命人将那些银子铸成千两一个的大银球，名叫『没奈何』，意思是小偷搬不走它们，全都拿它们没办法(《夷坚志》卷23)。
绍兴二十一年，宋高宗赵构驾临张俊家，张俊接驾供宴，张俊的这次家宴，堪称是中国“史上豪宴”冠军。为了讨好宋高宗赵构，张俊进奉上等酒食果子几百种，进献金器三千两、珠子六万九千多颗、玛瑙碗三十件，还进献 各种精细玉器四十多件，绫罗缎绵一千匹以及一大批名贵古玩、书画等。为此,曾有南宋诗人写诗讽刺道：『多蓄多藏凯足论,有谁还议济王孙？ 朝争暮竞归何处？尽入权门与幸门！』。
南宋初年，战事频繁，岳飞、韩世忠都远戍在外，与士卒同甘共苦，而张俊一军却经常逗留在临安。张俊从军中挑选高大的英俊士卒，命令他们全身刺满锦绣花纹(人称“花腿军”)，然后短打出游，纵民围观，士兵苦不堪言，百姓摇头叹气；张俊还役使他的部下为皇帝营造宫殿，为自己修建豪宅，还盖了一座名叫“太平楼”的酒肆，赚钱营私；众军士编歌谣唱到：『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军中还戏称『张太尉铁脸』，意指张俊无廉耻，不要脸，脸皮好像铁打的一样。这样一个贪鄙之人，却能够得到宋高宗赵构的宠信和青睐。
在南宋诸将中，张俊最得皇帝欢。宋高宗赵构经常袒护张俊，对张俊十分宠信爱护，一再给张俊加官晋爵，甚至在张俊老病而死的时候，宋高宗赵构亲自去吊唁，还当众嚎啕大哭，须知当初宋高宗赵构的原配王妃、五个女儿以及宋高宗赵构的父母、兄弟姐妹被金军掳掠而去，并遭到女真贵族的凌辱蹂躏的时候，宋高宗也没有如此伤心。
再看看公而忘私的岳飞，不肯营造华宅，不肯纳妾，与士卒同甘共苦，长子岳云随军征战、屡立战功，岳飞却经常不报，然而岳飞最后却遭皇帝猜忌而被奸佞之徒陷害致死，真令人感慨世事的不公！
出身官宦世家的刘光世是皇帝的嫡系，他主要靠着资历老、与皇帝关系亲近且会奉承而忝为大帅。刘光世养尊处优、胆小怕死，向来害怕金兵，作战时又大多不敢亲临前线，而是坐守后方，以便必要时逃跑；每逢诏令移驻前线，大多拒不奉诏而设法退避；刘光世治军不严，不少流寇、叛军乐于投附为其部属，他的手下多是些骄兵悍将，打起仗来不行，欺侮百姓、骚扰地方却很凶；刘光世经常虚报军额，多占军费；刘光世贪财好利，以经营田产而致『金钱巨亿』『置歌儿舞女』。
刘光世还霸占良田，与民争利。刘光世在浙江青田霸占了大片良田，又在淮东一带占据膏腴水田三万亩。大臣们对刘光世深为不满。但是这样的一个贪财好利的庸将懦夫却能得到皇帝的青睐，宋高宗不仅对他一再迁就姑息，还不断给他加官进爵。刘光世赋闲的时候，皇帝『以玩好物数种赐之，光世大喜，秉烛夜观，几至四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显然，大将玩物丧志、贪图享乐，反而使宋高宗十分放心。
当时贪财成为风气，就是名将韩世忠也未能免俗。韩世忠曾经议买新淦官田，宋高宗赵构闻之大喜，下令把那一大块良田免费赏赐给他。当时宋高宗赵构颇疑诸将有野心，及知韩世忠也是一个求田问舍的人，所以喜欢起来。
韩世忠也许是效仿昔人买占田宅以自污的故智，但岳飞却是绝对不肯自污的。
对当时官僚士大夫的贪财爱钱之风，岳飞深感痛切。岳飞曾经提出『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惜命』的著名口号,希望能够改变这一社会陋习(《朱子语类》卷112；《金佗稡编》卷9《遗事》；《金佗续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齐东野语》卷13《秦会之收诸将兵柄》)。
岳飞身居高位多年，俸禄高，战功显赫，得到的赏赐多，收入当然丰厚，但是却一直坚持过简朴的生活，以『奉身俭簿』著称于世；岳飞『居家惟御布素，服食器用，取足而己，不求华巧』；出兵在外,岳飞都是身着戎衣，在家时却穿普普通通的麻布，不着绸缎，而且要求家人也是如此；岳飞平常吃的食物也很粗陋，大多只是粗粮咸菜，加一盘煎猪肉和几样面食，基本上没有两样荤菜；宋高宗曾经打算在临安府(今杭州)为岳飞营造宅第，岳飞引用汉朝霍去病的话力辞：『北虏未灭，臣何以家为！』。
岳飞不仅清正廉洁，而且还经常化私为公，用自己的私家财产去补助军用。岳飞平生『一钱不私藏』，『虽上赐累巨万,毫发不以为己私』；岳飞还经常化私为公，『乐施财,不殖资产,不计生事有无。所得锡赉,率以激犒将士,兵食不给,则资粮于私廪』。有一次，岳飞将自己家“宅库”里的物品变卖，交付军匠，造良弓两千张以供军用。
岳飞含冤遇害后，秦桧派其党羽去抄岳飞家，家中根本就没有金玉珠宝，除了几千卷书之外，剩下的主要是三千多匹麻布和丝绢、五千多斛米麦，显然还是准备补贴军用的(《说郛》卷29《岳王卒葬》)。岳飞是手握重兵的著名大帅，带兵多年，家产只有这么一点，再看看与岳飞同时的其他将帅，金银财宝充满堂寝，田园占几县。两者相比，真有天渊之别！
对于岳飞的清廉，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在其著述《建炎以来朝野遗记》中慨叹良多，李心传说：『飞握重兵许久，家无余财，自是贤矣！』。
后来，岳飞冤案平反昭雪，南宋朝廷在给岳飞定谥号的公文《武穆谥议》中对岳飞清正廉洁的作风赞誉有加：『呜乎！为将而顾望畏避，保安富贵，养寇以自丰者多矣。公(岳飞)独不然，平居洁廉，不殖货产，虽赐金已俸，散予莫啬，则不知有其家！』。
南宋初年诸将，少有不贪财的，更少有不好色的，宋高宗不仅以诸将贪财为可喜，还觉得诸将好色也是可喜的。贪财的人已不足畏，贪财而又好色，就更不足畏了。
负责川陕军务的南宋大将吴玠晚年『颇荒淫』，『多嗜欲，使人渔色于成都，喜饵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宋史》卷366《吴玠传》)；
刘光世妻妾成群，『沈酣酒色，不恤国事』(《宋史》卷369《刘光世传》)；
张俊比较好色，妻妾很多，还经常到外面嫖妓。张俊曾纳杭州一个色艺天下无双的名妓为妾。早在建炎二年（1128年），宋高宗宠臣王渊与张俊为抢夺一个周姓妓女而杀害宗室赵叔近，之后又将此妓女转送韩世忠（《挥麈三录》卷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建炎二年六月乙丑）；
韩世忠不仅纳妾多人，还喜好调戏部将妻女，到部将家中宴会时，更常令部将的妻女出来侑酒，后来竟迫使部将呼延通自杀。
当时南宋诸将无不姬侍众多，唯独岳飞与众不同，岳飞家里并无姬待侍。岳飞一生只结过二次婚。
靖康元年(1126年) ，24岁的岳飞背井离乡、从军报国，将妻子刘氏留在家乡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照顾老母姚氏和两个幼子。然而，岳飞的第一任妻子刘氏不能守节，不愿忍受艰苦，先后两次改嫁，刘氏撇下岳母姚氏和岳云、岳雷两个幼子，使一家老小陷于颠连无告的困境。
岳飞的故乡相州汤阴沦陷后，有同乡前来寻找岳飞，告诉他姚氏和两个幼子的消息，并转达了姚氏的反复叮嘱：『为我语五郎，勉事圣天子，无以老媪为念也。』（《金佗稡编》卷9《遗事》）。
岳飞愤恨刘氏的背信弃义，而老母姚氏和两个幼子的凄惨境地，更使岳飞忧心忡忡、寝食难安。岳飞派人潜回汤阴，前后十八次，方才将老母姚氏和两个幼子接到自己的军营。
建炎四年(1130年)春，28岁的岳飞在宜兴(今江苏宜兴)另取渔家女李娃为妻。李娃孝顺姚氏，也爱抚岳云和岳雷，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此后，岳飞一直没有纳妾蓄姬。岳飞与李娃感情的很融洽，后来，岳飞含冤遇害之时，腰间还系着李娃给他的玉环。
南宋大将吴玠生性高傲，向来看不起某些靠着资历老、与皇帝关系亲近而身居高位的将帅，但是吴玠却很佩服岳飞。『吴玠素服飞，愿与交欢，饰名姝遗之』，吴玠曾以二千贯钱在四川买了一个年青美貌的士族女子『饰以金珠宝玉，资奁巨万』，派人送给岳飞为妾，但被岳飞婉拒退回，『飞曰：「主上宵旰，岂大将安乐时？」却不受』。这在当时算是骇俗惊世之举。见到岳飞退回女子，吴玠更加敬佩岳飞，认为自己比不上岳飞，『见女归，益敬服，以为不可及』（《宋史》卷365《岳飞传》）。
岳飞既不贪财，也不好色，一向廉洁奉公，一心只想着如何报效国家，收复失地。美人金屋，丝毫不能打动岳飞，其志趣之高远，可以想见。但是，一个不贪财、不好色而又志趣高远的名将，却越发使整天疑神疑鬼的宋高宗赵构感觉到难以驾驭。
而最让宋高宗赵构恼火的则是，岳飞的抗金态度十分坚定，一直反对和金国议和。例如，绍兴九年（1139年）正月，南宋公布丧权辱国的和约，对金国称臣纳贡，宋金第一次议和正式完成。之后，宋高宗、秦桧为安定民心，也为了粉饰太平，宣布“大赦天下”，而且为了拉拢朝臣，还命百官进庆贺表，并给大臣们加官进爵。岳飞被授予正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但是岳飞却多次上琉，力辞不受，并沉痛地指出：『今日之事，可忧而不可贺』，『不可论功行赏，取笑敌人』(《宋史》卷365《岳飞传》)。
果然不出岳飞所料，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一向主战的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撕毁和约，再次兴兵大举攻宋。宋金第一次议和之后，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就再次开战。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大金国志》卷27）。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大金国志》卷27）。
于是，当时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完颜宗弼（兀术）就开始改变策略，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大金国志》卷27）。兀术三次致书宋廷，表明议和的意图，进而想通过宋金和议来捞取金军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要讲和，这当然是宋高宗、秦桧求之不得的。但宋高宗、秦桧却又感到议和的最大障碍是来自那些握有重兵的宋军大将们。
宋高宗、秦桧通过改组南宋朝廷的御史台，严密地控制了舆论，还贬逐了许多主张抗战的朝臣，在文官中要掀起像绍兴八年（1138年）那股汹涌澎湃的反议和潮流，已是不大可能的了。唯独武将还握有兵权，岳飞、韩世忠等人的抗金态度又非常坚决，他们要是拥兵抗命，议和就难以成事。因此，要使议和成功，就必须想办法解除诸大将的兵权。
宋高宗、秦桧明白，收回宋军诸大将兵权和与金国议和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与金人媾和，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解除诸大将的兵权；而只有收回诸大将的兵权，才能确保与金国议和的顺利进行。
宋高宗赵构要解除宋军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而且更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而防范武将做大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
在南宋初年，由于金军进犯，宋高宗赵构狼狈逃窜，在国破家亡的非常时期，南宋小朝廷不得不提高武将的权位，允许他们“便宜从事”，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尤其是，宋高宗赵构对于发生在南宋建炎三年的苗（傅）、刘（正彦）兵变事件，始终耿耿于怀。
早在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御前军统制苗傅和副统制刘正彦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发动了兵变，杀死了宋高宗赵构的宠臣、作恶多端的御营都统制王渊，并派兵包围了宦官康履的家，杀死内侍多人。苗、刘还在临安城内张贴榜文历数宋高宗赵构的罪状：重用黄潜善、汪伯彦等权奸，宠信宦官，以致『奸臣误国，内侍弄权』，贪污腐化，祸国殃民，老百姓灾难重重，痛苦无边，『数路生灵，无罪而就死地，数百万之金帛，悉皆委弃，社稷存亡，悬于金人之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
当时，宋高宗赵构亲自召见了苗、刘。他俩见到宋高宗时，又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厉声指责宋高宗任用奸佞、赏罚不公、误国误民，说将士有功者得不到奖赏，而宦官没有功劳却得到美官。黄潜善、汪伯彦『误国至此，犹未远窜』，王渊『遇敌不战，因交康履，乃除枢密院』。苗、刘对宋高宗表示极大的失望和不满，并公然宣称：『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宋钦宗）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
接着，苗、刘迫使宋高宗赵构退位，另立宋高宗赵构三岁的儿子为帝，由孟太后垂帘听政。
苗、刘兵变发生不久，南宋大臣张浚、吕颐浩等随即命令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辛道宗等将领，带兵前去“勤王”。苗、刘兵败被杀。宋高宗赵构这才恢复了帝位。
这件事虽已相隔十多年，但宋高宗赵构一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正如王夫之在《宋论》中所说：『高宗惩苗刘之难，心惴惴然』。何况而今与建炎时期相比，南宋将帅们的兵权和威望变得更大了。所以，宋高宗赵构更是时刻担心武将做大将会威胁朝廷。
有一次，宋高宗问张俊：你读过郭子仪传吗？张俊说：没有。宋高宗又谕示他说：郭子仪『虽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持兵权之寸，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享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宋高宗赵构的这番话，虽是说给张俊听的，其实既是对那些手握重兵的大将的警告，也是宋高宗赵构一向猜忌武将的心理反映。
秦桧当然深知宋高宗赵构有猜忌武将的心思。当时南宋军民有这种习惯，以各将领的姓为军号，如南宋军民私下称呼张俊统领的军队为张家军，韩世忠统领的军队为韩家军，岳飞统领的军队为岳家军。对此，秦桧便『乘间密奏，以为诸军但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虑』（《鹤林玉露》卷5《格天阁》)。
秦桧说这些话，是针对宋高宗最敏感的问题而发的，因而立即触动了宋高宗赵构的内心世界，『上为之动』(《鹤林玉露》卷5《格天阁》)，促使宋高宗赵构下决心要尽快收回兵权。
早在绍兴八年（1138）五月，宋高宗赵构就对南宋大臣张戒说过，他想用提升各军裨将使其独立成军的办法，来分割各大将的兵权，并打算在一、二年内解决这个问题，但因当时与金国还未达成和议，要是一下子分兵，又怕造成军队力弱势孤，抵挡不住金兵的进攻，维护不了偏安的南宋政权，因而事情才被暂时搁置。
在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赵构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正因宋金对立的形势发生了这样的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经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赵构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
秦桧为要替其金国主子女真贵族效劳，为要适应兀术“乃始讲和”的策略，更是『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宋史纪事本末》卷72《秦桧主和》)。因而，宋高宗的主意，正中秦桧的下怀。
于是，秦桧便积极地与他的党羽参知政事王次翁、给事中直学士院范同密谋。经过反覆的策划后，范同向秦桧献计说：把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都调入朝廷任枢密使和副使，明升其官职，实『罢其兵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王夫之《宋论》卷10指出：『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
尽快与金国达成和议与解除南宋大将们的兵权，成了宋高宗赵构和秦桧的当务之急；而岳飞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成了首当其冲的人物。
当然，仅仅从对金国妥协求和以及解除大将兵权这两个问题着眼，岳飞也可以仅仅罢官赋闲，得到与韩世忠一样的善终结局。
毕竟，岳飞当时已经被解除了兵权，后来又被罢官，不可能再对宋高宗和秦桧的卖国求和政策构成阻碍，更不可能威胁南宋皇权。
况且，威名远播的抗金名将岳飞曾经是南宋的重要军事支柱，金人十分畏惧他。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曾经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
早在绍兴八年(1138年)年底，宋金达成第一次和议。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半，到了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就突然撕毁和约，大举攻宋，宋高宗当时无奈地说：『夷狄之人，不知信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5）。所以，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第二次达成议和之后，金人会不会很快变卦，还是一个未知数。
很显然，假如南宋留着岳飞不杀，即使暂时不用岳飞，而只是让他呆在家里赋闲，或者把他软禁起来，也可以在无形中震慑那些贪婪狡诈、反复无常的金国女真统治者，使金人不敢轻易违约败盟。
但是，有两件事却直接导致了岳飞的遇害。《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的记载：『查龠尝谓人曰：「虏自叛河南之盟，岳飞深入不已，桧私于金人，劝上班师。金人谓桧曰：‘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桧于是杀先臣以为信。』而据《鄂国金佗稡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金人谓桧”即是“兀术遗桧书”。
岳家军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七月颍昌大战时，重创金军，并杀死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女婿，即金军中的夏姓统军使、金吾卫上将军，而与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结下深仇。
再者，岳飞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善于带兵、练兵。岳飞带出的军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巨大的战斗力，堪称无不“以一当十”。尤其是岳飞曾经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能够在野战中与金国倚为支柱的女真骑兵争雄较长。
并且，在南宋初年的诸大将中，只有岳飞是进攻型的将帅。南宋的其他将领中，吴玠、刘锜是防御型的将帅，守则有余，攻则不足。韩世忠的抗金意志很坚定，但是军事成就不仅比不上岳飞，而且也不及吴玠、刘锜。而刘光世、张俊等人其实都是些养尊处优、贪图享乐、畏敌怯战的庸将懦夫，主要靠着与皇帝关系亲近、会奉承且资历老而忝为大帅。
此外，岳飞抗金意志十分坚定，向来主张积极备战进攻，反对消极防守。岳飞提出了“连结河朔”的高明军事策略，还坚持“以仁为本”的军事观，向来治军严明，是宋朝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
在南宋初年，具备光复失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所以，岳飞的存在对金国具有很大的潜在威胁，金国当权者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安。
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了以杀害岳飞作为宋金议和的条件，这是由于金人深知，岳飞能征善战、威名远播、功高望重，并且还是进攻型的将帅，不仅向来抗金意志坚定，而且还具备光复失地能力。岳飞即使被南宋朝廷罢官免职，也犹如『猛虎在山』，『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这对于兵老气衰的金国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
兀术的密信，就像给秦桧下了一道不可违抗的圣旨，秦桧当然会千方百计地去执行。而宋高宗为了向金国表示求和的诚意，也决意要杀害岳飞。
据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的考证，负责掌管南宋朝廷文献的官员查龠曾经揭发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给南宋的信件，兀术在信中要求一定要杀害岳飞，然后才可以达成和议，金国才能归还宋高宗赵构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兀术的信对于岳飞的遇害，无疑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兀术的密信可能是给南宋朝廷的（宰相秦桧当然能看到），也可能是给秦桧的，当然还可能既有给南宋朝廷的，也有给秦桧的。
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认为，兀术的密信早在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中旬的颖昌之战结束后就已经发出，当时派人秘密送给内奸秦桧。著名历史学者 邓广铭 先生则认为，查籥所揭发的密信，应该即是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再次议和之时，金国统帅兀朮口授给南宋使臣魏良臣，让魏良臣捎带给南宋朝廷的话。
还有一件事不容忽视。即早在公元1127年发生的靖康之变中，宋高宗赵构的亲生母亲韦贤妃也被金人掳到北方，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议和之时，韦贤妃还被扣留在金国。
宋高宗赵构即位后，母子情深，十分挂念自己的亲生母亲韦贤妃，于是就遥尊韦贤妃为宣和皇后，封他的外祖父韦安道为郡王，恩泽所及，韦家有三十多人被授予官职。并且只要一有使节去金国，宋高宗赵构就让他们去打听韦贤妃的消息。
宋高宗赵构的亲生父亲宋徽宗赵佶饱受金人的凌辱折磨，已于绍兴五年（1135年）死在金国的五国城。到了绍兴七年（1137年），宋徽宗、郑皇后在金国去世的消息方才传到南宋，宋高宗赵构知道后十分悲痛，号恸不已。
宋徽宗、郑皇后的接连去世，对宋高宗赵构的震动实在很大，宋高宗马上就想起了他的亲生母亲韦贤妃，十分担心她在金国的境遇。宋高宗赵构对大臣们说：『宣和皇后(指韦贤妃)春秋高，朕思之不遑宁处，屈己请和，正为此耳』(《宋史》卷243《韦贤妃传》)。不久，宋高宗下诏，遥尊韦贤妃为皇太后。
早在绍兴七年（1137年）春，宋高宗赵构就派王伦去向金国统帅挞懒乞求，表示：只要金人肯答应他的讲和要求并能放韦太后回归南宋，其他一切条件都好商量。『帝以后久未归，每颦蹙曰：「金人若从朕请，余皆非所问也」』(《宋史》卷243《韦贤妃传》)。
不久，金国发生政变，女真统治集团中的主和派当权，准备与南宋议和。绍兴七年（1137年）年底，出使金国归来的宋使王伦还告诉宋高宗：金国女真人准备议和，并愿意归还宋徽宗梓棺（棺材，宋徽宗当时早已死在金国）、韦太后（宋高宗生母）以及“河南诸州”。宋高宗听后喜出望外。
绍兴八年（1138年）七月，南宋朝廷派王伦赶赴金国迎接宋徽宗梓宫，以及进一步向金国求和。宋高宗当时十分悲痛地对大臣们说：『先帝梓宫，果有还期，虽待二三年尚庶几。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见，此所以不惮屈己，冀和议之速成也』(《宋史》卷473《秦桧传》)。并且在南宋使臣出使金国的时候，宋高宗赵构都要叮嘱他们：只要金人能够放他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回归南宋，那么他愿意答应金国提出的任何条件！
绍兴八年（1138年）十月，金国派张通古为江南诏谕使，萧哲为明威将军，携带金熙宗的诏书来南宋和谈。张通古、萧哲一行一路耀武扬威，来到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今杭州）。张通古、萧哲拍着胸脯对宋高宗保证，韦太后在金国安然无恙，只要宋高宗答应金人的议和条件，金人就可以放韦太后归宋。宋高宗欣喜若狂，赶紧命令筹建慈宁宫，以供韦太后归宋后居住。
不久，南宋称臣纳贡，与金国达成了第一次绍兴和议。然而，金人口惠而实不至，一直拖到绍兴十年（1140年），韦太后仍然滞留金国未归。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大举南侵攻宋。但是，这一次金国遭到了惨败。各路宋军不仅挫败了金军的进攻，而且岳家军还向金军发起了大规模反攻。这些都标志着金国在军事上的优势已经丧失。
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准备再次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大金国志》卷27）。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当时被女真人扣留在金国的南宋使臣洪皓得到了韦太后的一封书信，派人送回南宋朝廷。宋高宗大喜过望说：『朕不知太后宁否几二十年，虽遣使百辈，不如此一书』(《宋史》卷243《韦贤妃传》)。
绍兴十一年（1141年）七月，岳飞回到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今杭州），随即上奏辞职。此后，岳飞和韩世忠一样，留在临安，居虚位而无实职，南宋朝廷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的事务全由张俊负责处置。
绍兴十一年（1141年）八月，岳飞被罢官。然后，按着事先设下的圈套，南宋朝廷又发出命令，让当时负责岳家军军务的岳飞爱将张宪赶往镇江的枢密行院，去参见主管全国军务的枢密使张俊。张宪于 九月一日 由岳家军在鄂州（即今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出发，前往镇江（今江苏镇江）。张宪一到镇江，就被张俊逮捕并严刑拷打。然后，由曾任张宪部下的奸佞小人王俊出面诬告张宪，再上报南宋朝廷，进而牵连岳飞，于是宋高宗下令给岳飞等人举办诏狱。
绍兴十一年（1141年） 十月十三日 ，岳飞下狱。当岳飞被投进冤狱时，宋金议和的书信、使者往来十分频繁，双方秘密地就宋金两国再次议和之事进行讨价还价。金人提出了条件，要想让韦太后回归南宋，除了割地称臣纳贡之外，还必须杀掉岳飞。再加上奸相秦桧的怂恿，于是宋高宗赵构不仅要解除岳飞的兵权，而且还下决心谋杀岳飞。
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初，金国使臣来到南宋行在临安(今杭州)临安，宋金之间达成了第二次和议，南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第二个绍兴和约。
在接见金国使者时，宋高宗对金国使者说：『朕已得天下，却不能赡养双亲，徽宗皇帝已经驾崩，太后年逾六十，风烛残年，来日无多，朕每念及此痛彻心肺！今天在这里立下誓言，金国当明言归我太后，朕不耻讲和，否则，朕将用兵到底』﹛原文：朕有天下，而养不及亲。徽宗无及矣！今立誓信，当明言归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惮用兵﹜(《宋史》卷243《韦贤妃传》)。
而当金国使者辞行北归之时，宋高宗又是恳求又是恐吓地对金国使者说：“为太后之故,我朝决定割让唐、邓二州，其余疆土以淮水为界。若太后今年得以从金国归还，朕当谨守誓约；如若太后今年不归，誓约便是一纸空文。”
所以，宋高宗为了对金媾和成功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故在秦桧的怂恿下，必须下决心杀害岳飞。
绍兴十一年的淮西会战时，宋高宗一方面褒奖岳飞：『见苦寒嗽，乃能勉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另一方面，却已与秦桧进行罪恶的谋划。故罢岳飞兵权，仅是完成了第一个步骤。
秦桧为人阴险歹毒、暴戾苛酷，在秦桧专政期间，淫刑毒罚之滥，在宋朝是没有先例的。不用说抗战派，即使是秦桧的党羽，秦桧也动辄反目成仇。
秦桧与岳飞在和战问题上，自然是势不两立的。早在绍兴八年(1138年)，在秦桧的主持下，宋金达成第一次绍兴和议，南宋向金国称臣纳贡。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岳飞到临安(今杭州)朝见宋高宗，岳飞不但痛陈『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而且还指责秦桧『谋国不臧，恐诟讥于后世』(《宋史》卷365《岳飞传》)。于是，秦桧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图谋陷害岳飞。
绍兴九年岁末，宋高宗赵构御笔书写历史上曹操、诸葛亮、羊祜屯田足食的故事，颁赐岳飞。宋高宗将屯田列为保守半壁江山重要措施。岳飞虽然拥护加强屯田，但不赞成以此作为对金求和的资本。
绍兴十年正月初一日，岳飞写跋文回答皇帝。在回答皇帝的跋文中，岳飞指责曹操『酷虐变诈』，隐含指责秦桧之意。岳飞还认为诸葛亮、羊祜『德过于操远矣』，隐约将自己比作诸葛亮、羊祜，希望宋高宗能让他施展才能，恢复故疆。睚眦必报的秦桧知道后更加痛恨岳飞。
不出岳飞所料，绍兴十年五月，一向主战的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撕毁和约，再次兴兵大举攻宋。宋金第一次议和之后，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就再次开战。一手操办和议的奸相秦桧当时的处境尤其狼狈不堪，因他做尽了坏事，不但民怨很深，而且朝臣也义愤填膺。
不久，秦桧的亲信张巨山为秦桧出谋划策，让秦桧引用『德无常师，主善为师』(《朱子语类》卷131《中兴至今日人物》)之类的话语来为自己过去的误国行为辩解。
岳飞看到秦桧奏章中所引“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之语，认为此言“饰奸罔上”，气愤地说：『君臣大伦，比之天性，大臣秉国政，忍面谩其主耶！』于是岳飞和秦桧之间的仇隙更深(《金佗粹编》卷8《行实编年》卷5)。
然而，秦桧对韩世忠的憎恶，却不亚于岳飞。绍兴八、九年间，韩世忠曾命部属假扮红巾军，企图袭杀金使张通古，进而破坏宋金和议，虽因部将告密而未成功，却使秦桧切齿痛恨。按秦桧的盘算，是一不做，二不休，先害韩世忠，后杀岳飞，这两人正是他的主要政敌。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秦桧采纳其党羽范同的建议，密奏宋高宗，以酬赏拓皋之捷为名，召张俊、韩世忠、岳飞等南宋三大将并赴行在临安，论功行赏，趁机解除三大将的兵权。宋高宗完全同意。
南宋三大将中，张俊、韩世忠路近先到，岳飞路远晚到了六七天，秦桧却“忧之甚”。秦桧知道岳飞手握重兵、能征善战，万一明白了南宋朝廷“论功行赏”的真实意图，并起而反抗，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秦桧内心虽忧心仲忡，但外表仍故作镇静，天天在西子湖上摆设盛宴，装出要热心款待三大将的样子。秦桧党羽王次翁参与了这一密谋，神经更为紧张，『外示闲暇，而终夕未尝交睫』，甚至还做好了“灭族”的准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张俊、韩世忠先到朝廷，被任命为枢密使，岳飞后到，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同时，宋高宗还假惺惺地对他们说：『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抚之权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府本兵之权甚大，卿等宜共为一心，勿分彼此，则兵力全而莫之能御，顾如乌珠（兀术），何足扫除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宋高宗的这些话，说得冠冕堂皇，为要抗金，好像是宋高宗对三大将无比荣宠，不但给他们升了官，而且还把枢密府掌兵的大权都交给了他们。但实际上，宋高宗是要把三大将控制在南宋朝廷，让他们当有职无权的高官，而把他们的实际带兵权都解除了。
接着，宋高宗、秦桧又立即撤消三大宣抚司的机构，宣布各宣抚司统制宫都要加“御前军”的头衔，各路宋军都要由南宋朝廷的“三省枢密院”直接指挥。事到如今，三大将只好受命了。不过，各人的态度，并不一样。
张俊自抗金以来，情绪不高，拥兵自重，畏敌怯战，而且贪图享乐，张俊『贪，可以利动』。因而秦桧看中了张俊，极力拉拢张俊，『约俊主和议』。张俊也乐意投靠秦桧，『与桧意合，故力赞议和』（《三朝北盟会编》卷219《林泉野记》）。
在要解除三大将兵权时，秦桧也答应张俊，『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也即在解除岳飞、韩世忠的兵权之后，张俊能够得到全国各军的最高指挥权。见利忘义的张俊当然求之不得，所以张俊『力助其谋』。因而，张俊任枢密使后，立即就上奏章表示愿意交出他所统率的全部兵马，表示对解除兵权的绝对拥护。『秦桧约俊主和议，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故俊力助其谋』(《三朝北盟会编》卷219《林泉野记》)。
韩世忠和岳飞也明白宋高宗、秦桧的意图，他们其实并不贪恋个人的兵权，但他们与金军浴血奋战，驰骋疆场，过了半生的戎马生涯，使他们深深地懂得南宋朝廷解除他们的兵权，无异是自毁国防力量，后果不堪设想。虽是君命难违，无可奈何，但他们眼看宋高宗、秦桧做出这种亲痛仇快的蠢事，内心的愤懑却难以抑制，各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示抗议。
韩世忠特地做了一条“一字巾”，进入枢密院衙门时，把它裹在头上。岳飞『披襟作雍容状』。由于他们以悠闲自在、雍容之状的行为来表示坑议，『桧颇不喜』, 『桧亦忌之』，秦桧视他们为大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宋高宗和秦桧虽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但这只是完成了降金的第一步。岳、韩的手脚虽被捆住，但他们的军队还是原封未动，军事力量还没有被摧毁。尤其是，岳、韩多年来与将士们一起抗金，并肩战斗，同生死，共患难，他们在广大将士中不但享有崇高的威望，而且许多将士对他们都『有念旧而不能忘者』的深厚感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这个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宋高宗、秦桧要降金还会遇到严重的障碍。于是，他们就利用三大将之间的矛盾，实行各个击破的策略。
岳飞在三大将中年纪最轻，由于十多年来的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功勋卓著，使他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员声名显赫的大将，得以与资历比较老的张、韩并列，而功劳和威望更在张、韩之上。张、韩都为此心怀不平。岳飞也觉察到这一点，但岳飞以抗金大局为重，谦虚谨慎，以长辈之礼对待张、韩，并经常写信向张、韩问候和赠送一些战利品，以表敬意。后来，韩世忠为岳飞的谦逊态度和团结精神所感动，在抗金事业上又志同道合，所以很快地就消除了嫌怨。然而，张俊是个贪功忌贤的卑鄙小人，张俊不但不体察岳飞这一片心意，反而认为岳飞是在炫耀战功，于是更加忌恨岳飞。
因而，宋高宗、秦桧就利用三大将之间的这些矛盾，使其互相残害，图谋先利用张俊和岳飞陷害韩世忠，然后利用张俊谋害岳飞，最后再找借口把张俊也干掉。
秦桧心狠手辣，极善耍弄机谋权术，不用说岳飞和韩世忠，就是张俊也决非其亲爱者，打算一并除掉。
秦桧对付三大将的手法，大致可归纳为三条：第一，利用部属诬告，牵连主帅。第二，诬害的罪名都是谋反，因为武将谋反，最犯赵宋大忌。第三，利用三大将的矛盾使其自相残害，即先利用张俊和岳飞陷害韩世忠，再利用张俊陷害岳飞，最后，再找借口把张俊也干掉。
绍兴十一年（1141年）五月，秦桧以朝廷的名义派遣枢密使张俊、枢密副使岳飞出使楚州，去检阅原来由韩世忠统率的军队。临行前，秦桧对张俊和岳飞说：你们此行的任务，是『捃摭世忠军事』，即以检阅为名，搜集韩世忠的过错，网罗罪状，然后吞并韩世忠的军队。秦桧还叮嘱他们，此去『且戒令备反侧』。表面上似乎很关心他们，要他们小心从事，以防发生韩世忠的军队发生兵变，但实际上又暗示他们：要『激其军，使为变，因得以罪世忠耳！』(《金佗续编》卷21章颖《鄂王传》之5)。秦桧还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这些都是宋高宗赵构的旨意。
刚直的岳飞听了秦桧的话后，非常气愤，立即反驳说：韩世忠已经回到朝廷，『楚之军则朝廷军也』。也就是说，韩世忠的军队已归朝廷直接指挥，即使出问题，也不能由韩世忠负责。岳飞还责问秦桧：『公相命飞以自卫果何为者？』这就戳穿了秦桧所谓“备反侧”的罪恶阴谋。岳飞还义正词严地告诉秦桧：『若使飞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于公相者』，岳飞表示绝不与秦桧同流合污，不愿做任何对不起同僚的事情(《金佗续编》卷21章颖《鄂王传》)。
秦桧见岳飞不肯附和，就更加痛恨岳飞。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的儿女亲家，但是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见利忘义的卑鄙小人张俊却秉承了宋高宗、秦桧的旨意，竭力地去执行秦桧的阴谋。
张俊、岳飞先到达镇江，检阅了韩世忠的亲随背嵬军。 张俊虽找不出什么岔子，但他为要实现高宗、秦桧蓄意破坏韩家军的计谋，便提出要『与飞分其背嵬军』。岳飞不肯苟从，岳飞说：现在国家所赖以维护和收复故土的大将，只有我们三四个人了，万一主上仍要韩世忠领兵，我们有什么脸去见韩世忠呢？岳飞光明磊落，使张俊十分不高兴，『俊大不悦』(《宋史》卷365《岳飞传》)。
绍兴十一年（1141年）六月，张俊、岳飞到达楚州(今江苏淮安)，又检阅了韩家军的全部人马。检阅的结果，张俊挑不出任何毛病，但张俊仍不死心，又无事生非地认为楚州城残破不堪，要赶紧把城墙修筑起来，以便防守。这是责备韩世忠治军不善，在这里驻屯多年，连一座城池都没有修好的意思。当然，岳飞也听懂了张俊的言下之意，岳飞据理反驳说：应当努力向前进取，以收复故土，不能不思进取，更不可只图保守。
张俊见到岳飞不但不附和自己，反而处处为韩世忠辩护，心中非常恼怒。张俊回朝后，就歪曲岳飞的原话，向宋高宗、秦桧告状，存心陷害岳飞。正是由于岳飞的刚正不阿，才使宋高宗、秦桧一伙要陷害韩世忠和收拾韩家军的罪恶活动，受到重大的阻碍。
按照秦桧的预谋，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淮东总领胡纺出面，诬告韩世忠亲将耿著，『谓著倡言以撼军心，图叛逆，且谋还世忠掌兵柄，将遂以左证上逮世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
岳飞到达楚州，得知秦桧、张俊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诬告韩世忠一事之后，就立即写信派人飞报韩世忠。
韩世忠接到岳飞的信后，又惊又急，马上求见宋高宗赵构，大哭大闹，伏地表述自己的心迹。由于过去苗、刘兵变时，韩世忠救驾有功，加上韩世忠原本就是宋高宗的嫡系，而且宋太祖立有“不得杀大臣”的誓约，同时，陷害韩世忠的阴谋已经被岳飞及时揭穿，要是再蛮干下去，可能会产生严重恶果，宋高宗赵构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
所以，他听了韩世忠的话后，便若无其事地说：有这样的事吗？第二天，『诘桧，且促具著狱』。宋高宗赵构既然没点头要杀害韩世忠，秦桧自然不敢自作主张。结果，耿著免死，以刺配流放了事，韩世忠随即逃过一劫。
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儿女亲家，然而张俊陷害韩世忠，却毫不手软。张俊才能虽低，但野心不小。张俊企图以一军的指挥权，来换取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但是，张俊机关算尽，也不过充当宋高宗和秦桧手心里的斧头柄。执柯伐柯，一旦斫伐任务完成，这个斧头柄也随之扔弃。后来，在岳飞遇害之后，秦桧立即唆使党羽江邈弹劾张俊，说张俊图谋篡夺皇位。宋高宗赵构出面担保张俊『无谋反之事』，放了张俊一马，却又乘机将张俊罢官赋闲，『由是中外大权，尽归秦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一月癸巳)。
由此可见，秦桧对三大将的图谋未能完全实现，岳飞对韩世忠的关照固然起了作用，而宋高宗赵构也不想杀两位苗刘之变时的救驾功臣。
《朱子语类》卷131提到：『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桧所诛』。
尽管岳飞反对，张俊仍然凭借着自己的正职地位和朝廷的支持，一意孤行。张俊下令拆毁位于淮北的海州城(今江苏连云港)，其实是准备割让金国，强迫当地居民迁移镇江府，『人不乐迁，莫不垂涕』。韩世忠曾经统率的淮东军也按南宋朝廷的原计划，自楚州(今江苏淮安)后撤镇江府(今江苏镇江)，精锐的原韩世忠背嵬亲军，则抽调至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屯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由于岳飞反对秦桧和张俊谋害韩世忠和破坏韩家军，张俊怀恨在心。岳飞虽对韩世忠尽了救援之责，却因为他是副职，故未能制止张俊拆散韩家军，将大本营后撤至镇江的一系列行为，岳飞心中愤愤不平。
绍兴十一年（1141）七月初，岳飞从楚州回到临安。便愤慨地提出辞呈，请求宋高宗罢免自己的枢密副使，『别选异能，同张俊措置战守』。
宋高宗和秦桧为对付三大将，事实上采用了利用嫌隙，使之互攻，以坐收渔利的方针。在大致解决韩世忠的问题后，紧接着就准备对岳飞下毒手，更何况岳飞出使时的所作所为，完全拂逆了朝廷的旨意。尽管如此，宋高宗仍然耍弄帝王权术，不仅不允许岳飞辞职，而且还含糊其辞地把责任推到岳飞头上。宋高宗再也没有强令岳飞去行使“措置之责”，前沿的军务全部由张俊设在镇江府的枢密行府包揽，岳飞和韩世忠一样，留在南宋行朝临安，有虚位而无实权(《三朝北盟会编》卷20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
得知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再次明确表示愿意媾和，倔强的岳飞仍不肯沉默保身，他明知皇帝的主意毫无挽回余地，却依然上奏，犯颜直谏。他说『金虏无故约和，必探我国之虚实』『今日兀术见我班师，有何惧而来约和？岂不伪诈。据臣所见，见为害，不见为利也』(《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
当初秦桧密谋罗织罪名陷害韩世忠的时候，岳飞曾经通风报信，救了韩世忠一命。张俊却把岳飞派人送信给韩世忠之事告知秦桧，秦桧知道后勃然大怒，更加憎恨岳飞。秦桧便把岳飞作为下一个陷害的目标，必欲置之于死地。
张俊还编造谣言陷害岳飞，诬陷岳飞主张放弃山阳（楚州）城。秦桧立即抓住张俊所捏造的这个谣言，作为“罪状”，指使他的党羽右谏议大夫万俟卨弹劾岳飞，要求朝廷罢免岳飞枢密副使的职务。
万俟卨曾做过湖北路转运判官和提点刑狱，岳飞当时任湖北京西宣抚使，“宣抚荆湖”，是荆湖一带的最高军政领导。岳飞深知万俟卨为人奸诈卑鄙，故『遇卨不以礼』(《宋史》卷474《万俟卨传》)。万俟卨于是积怨在心，伺机报复。
后来，秦桧再次当宰相，万俟卨靠着阿谀奉承而得到秦桧的赏识。万俟卨巴结上秦桧之后，就乘晋见宋高宗之机，依“秦桧意”诬告岳飞(《宋史》卷474《万俟卨传》)。于是秦桧更加器重他，把他留在朝廷做监察御史。现在秦桧又要他出来告发岳飞，他当然是“愿效鹰犬”了。
秦桧想利用宋高宗加罪岳飞之时，大造舆论，搞臭岳飞，使朝臣无法为岳飞申辩。果然，秦桧的党羽闻风而起，御史中丞何铸、殿中御史罗汝楫等人，纷纷上章弹劾岳飞。他们除了重弹万俟卨诬陷岳飞的老调外，还加上了一个新罪名，说岳飞『妄自尊大，略无忌惮』，对枢密副使的职务不满，要求宋高宗『速赐处分，俾就闲祠，以为不忠之戒』。
由于对岳飞援淮西的问题，张俊等人不断地制造谣言诬陷、散布流言蜚语，有人曾劝岳飞与张俊进行“廷辨”，岳飞却说：『吾所无愧者，此心耳，何必辨。』
岳飞胸襟坦荡，认为不辨自明，然而在事实上，援淮西之谤，却渐至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地步。
宋高宗也把握时机，亲自出面配合秦桧、张俊之流的诬陷，他说：『飞于众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盖将士戍山阳厌久，欲弃而之他，飞意在附下以要誉，故其言如此，朕何赖焉!』秦桧连忙帮腔说：『飞对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
岳飞蒙受这些不白之冤，悲愤交加，决然上章请求辞职。这正中宋高宗、秦桧的下怀。
岳飞在辞职奏章中沉痛地说『臣性识疏暗，昧于事机，立功无毫发之微，论罪有丘山之积』『岂惟旷职之可虞，抑亦妨贤之是惧，冀保全于终始，宜远引于山林』。岳飞通过韩世忠部属耿著的冤狱事件，更体察到了秦桧、张俊之流的阴险歹毒和心狠手辣，他深知自己的退闲，决不意味着秦桧、张俊之流就会善罢甘休。故岳飞摆脱宋代辞职奏的常规，特别强调“保全于终始”的问题(《金佗稡编》卷15《乞解枢柄第二札子》；《乞解枢柄第三札子》)。
绍兴十一年（1141） 八月九日 ，宋高宗不失时机地解除岳飞枢密副使的职务，为岳飞保留少保的官阶，又“特授”他原来的武胜、定国军两镇节度使，充万寿观使的闲职，还假惺惺地表示要『保功臣之终』(《金佗续编》卷2《武胜定国军节度使万寿观使奉朝请制》)。岳云也和父亲一起被免职。从此之后，岳飞也和韩世忠一样，罢官赋闲。不久，岳飞告假，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私邸暂住。
岳飞罢官赋闲之后，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如宋高宗真要“保功臣之终”，完全可以就此住手。
但是宋高宗赵构为了对金国媾和成功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在秦桧的怂恿下，决定对岳飞下毒手。罢官仅是完成了陷害岳飞的第二步骤。
几个月以来，秦桧和张俊一直在原岳家军中寻觅代理人。张俊利用宋军诸统制官“各以职次高下，轮替入见”的规定，命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王贵第一个来镇江府的枢密行府参见，趁机进行威胁和利诱。
岳家军二号人物王贵在绍兴十年七月中旬的颍昌大战中一度怯战，岳家军统帅岳飞曾准备施行军法，将他斩首，因众将恳请求情，方将他赦免。此外，有一次民居失火，王贵中军的部卒乘机窃取民家的芦筏，岳飞偶然发现后，立即处斩，并且责打王贵一百军棍。
秦桧和张俊原以为王贵一定怨恨岳飞，可以引诱上钩。然而王贵却说：『相公为大将，宁免以赏罚用人，苟以为怨，将不胜其怨矣!』最后，张俊等人又以王贵家的阴私，进行胁持，王贵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被迫屈从 (《宋史》卷368《张宪传》)。
张宪的前军副统制王俊，绰号称“王雕儿”，擅长坑害无辜，无情无义，就如雕捕食鸟兽一般。自绍兴五年被编入岳家军后，王俊没有立下什么功劳，得不到提升，还屡次因奸贪而受到岳家军三号人物张宪的制裁，因此王俊怀恨在心。
秦桧的党羽林大声到鄂州(今湖北武昌，原本是岳家军大本营)就任湖、广总领，按照秦桧和张俊交给他的特殊使命，他物色了王俊，还串通了姚政、傅选和庞荣三个统制。
秦桧和张俊费尽心机，也不过在原岳家军将近三百名将官之中，收买到四名败类。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末，王贵自镇江府返回鄂州。接着，鄂州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张宪又于 九月一日 启程，前往镇江府的枢密行府，以参见枢密使张俊。
绍兴十一年（1141） 九月八日 ，王俊便正式向王贵投呈诬告状，诬陷张宪得知岳飞罢官赋闲后，召见王俊，图谋裹胁鄂州大军前去襄阳府，以威逼朝廷将军权交还岳飞。而状词完全是一派拙劣的谎言。作为上司，张宪既然与王俊“同军而处，反目如仇”，却居然能够在下属王俊“反覆不从”的情况下，将自己谋反叛逆的全部计划“吐露无隐”。任何稍有头脑的人，都能明显地看出状词中的破绽，实属诬告无疑（《金佗稡编》卷24《张宪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挥麈录余话》卷2）。
王俊最初将状纸投送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荣薿，荣薿拒不接受。王贵也明知王俊诬告，却只能违心地将状纸转交秦桧党羽林大声，林大声又以急递发往镇江府的张俊枢密行府。王俊诬告的时间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张宪虽然早七天启程，但沿途须昼行夜宿，而林大声发出的急递却是昼夜兼程，反而得以早到。张宪到达镇江府，恰好是自投罗网。
张俊等候王俊的诬告状到手，就立即逮捕来镇江府参谒的张宪。按宋时法规，枢密院无权开设刑堂，所以枢密院的小吏职级严师孟和令史刘兴仁拒绝“推勘”， 『恐坏乱祖宗之制』(《宋史》卷368《张宪传》)。
丧心病狂而又逼供心切的张俊，哪里顾得列祖列宗这些规矩，张俊命令亲信王应求“推勘”，又“亲行鞫炼”，将张宪拷打得体无完肤，死去活来。张俊严刑逼供，妄图逼迫张宪招认，他这次之所以“欲劫诸军为乱”乃是由于岳云先写了一封信给他，唆使他这样做的。因为没有实物为证，于是张俊继续编造谎言，声称岳云写给张宪的书信，早已被张宪烧掉了(《三朝北盟会编》卷206)。
同秦桧、张俊等人的预谋相反，张宪并没有屈服于毒刑拷打，他坚决不肯招承(《宋史》卷368《张宪传》)。张俊于是便派人编造了枢密“行府锻炼之案”，上报秦桧。
王俊在诬告状中捏造，张宪曾对他说：『我相公处有人来，教我救他。』但王俊做贼心虚，又在状纸所附的“小贴子”中补充说：『俊即不曾见有人来，亦不曾见张太尉使人去相公处。张太尉发此言，故要激怒众人背叛朝廷』（《三朝北盟会编》卷20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然而，阴险歹毒的卑鄙小人张俊却不顾连诬告者本人也已否认的事实，上奏说：“张宪供通，为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枢密)行府已有供到文状。”
秦桧急忙接着上奏，要求将张宪和岳云押送大理寺狱“根勘”，并请求宋高宗下令召岳飞至大理寺，一并审讯，宋高宗立即予以批准。
在罢官之后，岳飞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私邸暂住。原岳家军的一个级别较低的将校蒋世雄，乘着改授福州地方小官的机会，自鄂州(今湖北武昌)飞马顺道急奔江州(今江西九江)。
蒋世雄告诉岳飞，说自己从进奏官王处仁那里，得知王俊诬告张宪“反叛”的消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岳飞至此方才明白，秦桧、张俊等人陷害韩世忠的故伎又重演了。几个月前是秦桧、张俊指使胡纺诬告韩世忠亲将耿著，企图牵连韩世忠，如今是秦桧、张俊指使王俊诬陷张宪，阴谋加害于自己，如出一辙。
岳飞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居留，没多久，就接到南宋朝廷命令，召他回“行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岳飞深知此行吉凶难卜。
岳飞深悉秦桧的奸险，然而他毕竟是皇帝一手提拔起来的武将，况且在他的罢官制词中，宋高宗赵构早已声言要“全终始之宜”“尽君臣之契”(《金佗续编》卷2《武胜定国军节度使万寿观使奉朝请制》)，真假是非，应能分辨清楚，韩世忠在见到皇帝之后，不是已经逢凶化吉了吗？
岳飞即刻上路，岳云、岳雷等随同前往。一天夜里，他们在某县驿舍投宿，已有一位巡检官借住于此，听说岳少保到来，急忙搬了出来。岳飞见附近并无旅店，就命他在门房暂宿。夜阑更深，堂上依旧点燃蜡烛，岳飞和随行者环坐，不能安卧。岳云、岳雷和一些亲从都觉得此去凶多吉少，他们上前禀事，细声密语，力劝岳飞中止此行。岳飞严肃地说：『只得前迈！』连劝三次，应答如初。巡检官从墙缝中窥见此情此景，颇感困惑不解。事后，人们方知岳飞此去“非赴嘉召”，却仍保持着一种“趋死如归”的堂堂正气(《金佗续编》卷28《鄂武穆王岳公真赞》)。
岳飞到达临安府(今浙江杭州)之后，原鄂州大军的进奏官王处仁又冒着风险，再次向岳飞报告了王俊诬告的事。王处仁还恳切地劝岳飞上奏自辩，岳飞感慨地说：“上苍有眼，就不会陷忠臣于不义。否则，又能往哪里逃呢？”倔强的岳飞不愿效法韩世忠，去找皇帝哭诉，因为他知道宋高宗并不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故没有辩白的必要(岳飞原话：『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义；万一不幸，亦何所逃？』) ﹛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秦桧和张俊选中了心腹杨沂中，命令他去拘捕岳飞。十月十三日，杨沂中应召来见秦桧，秦桧并未接见，只是派三省的值班官转交一份“堂牒”，并且转达了秦桧的一句话：『要活底岳飞来。』
绍兴十一年（1141） 十月十三日 ，岳飞被逮捕入狱。按着宋高宗的诏旨，特设诏狱审讯岳飞。南宋朝廷还特地将岳飞“逮系诏狱”的事，公开“榜示”朝野。御史中丞何铸和大理卿周三畏被特命为正、副主审官，『奉圣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看到“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深嵌于岳飞后背的肌肤，主审官何铸不由不收敛起严酷的面孔。何铸原本是秦桧的党羽，在两三个月前曾参与弹劾岳飞，现在终于天良发现，幡然悔悟了。
何铸不忍心再为此丧天害理的勾当，便亲自去见秦桧，力辩岳飞无辜。秦桧张口结舌，难以对答，就向何铸透露底细说：『此上意也！』
何铸仍不退让，说：『铸岂区区为一岳飞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
秦桧理屈词穷，遂上奏宋高宗，改命万俟卨为御史中丞，任主审官(《宋史》卷380《何铸传》)。
万俟卨是一个卑鄙无耻、阴险歹毒的小人。万俟卨过去担任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和提点刑狱时，岳飞知道他人品很坏，予以鄙视，故万俟卨一直怀恨在心。后来，万俟卨趁入觐的机会，投靠秦桧，在宋高宗面前对岳飞大肆诬陷谮毁，从此就被秦桧留在南宋朝廷，官运亨通（《宋史》卷474《万俟卨传》）。万俟卨接办岳飞狱案，正好乘机挟私报复。
岳飞虽然自幼受尽贫困生活的煎熬，却从未品尝过囹圄的苦痛。在岳飞生陷绝境的两个半月中，各种各样的惨酷刑罚，实际上是给岳飞上人生的最后一课。
阴险歹毒的万俟卨的惟一目标，就是要想方设法地强迫岳飞自诬；岳飞也以倔强的性格，顽韧的意志，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他决不自诬。
当万俟卨等奸佞之徒审判岳飞的时候，岳飞曾经对他们说：『皇天后土，可表飞心！』『对天明誓，吾无负于国家！汝等既掌正法，且不可损陷忠臣！吾到冥府，与汝等面对不休！』『吾方知既落秦桧国贼之手，使吾为国忠心，一旦都休！』（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
岳飞还曾经通过绝食来表示反抗，『飞久不伏，因不食求死，命其子阁门祗候雷视之』﹛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 1l 《岳少保诬证断案》﹜。
当岳飞被投进冤狱时，宋金议和的书信、使者往来十分频繁，双方秘密地就宋金两国再次议和之事继续进行讨价还价。
宋金议和期间，金人提出了条件，要想让韦太后回归南宋，除了割地称臣纳贡之外，还必须杀掉岳飞。
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原以为大兴岳飞冤狱，宋金就可以签订和约，就可以偷安于东南了。宋高宗对秦桧说：『边事既息，可以弥兵，卿为相，亦当效曹参之清静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
但南宋军民并没有被压服，他们既反对谋害岳飞，也反对向金投降。韩世忠就坚持『不以和议为然』。当魏良臣要出使金国时，韩世忠上书劝谏宋高宗说：沦陷区的臣民，都延颈以望中兴，收复故土，如果长期与金国议和，『人情销弱，国势委靡，谁复振乎？』他请求在金使来时，自己『要与之面议』，但宋高宗不许(《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
韩世忠又上奏宋高宗，反对秦桧议和，『力陈秦桧误国，词意剀切。桧由是深怨世忠』，唆使其党羽弹劾韩世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韩世忠看到宋高宗的态度与秦桧的阴谋，怕自己重蹈岳飞的覆辙，不得已也辞去了枢密使之职。
当时，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民对于宋高宗、秦桧的卖国投降行径，更是愤恨，纷纷反对。但宋高宗、秦桧把人民的正义呼声，看为是『乘时诽讪，罪不可赦』。秦桧更把这种情况归罪于被罢了官的参知政事李光，认为他是『阴怀怨望，鼓唱万端』，不让他继续留在绍兴府，请宋高宗把他贬到『籐州安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
同时，秦桧还使用其一贯的两面派手法，派其党羽盖谅到福州去拉拢抗战派文臣张浚，『使附其议，当引为枢密使』。张浚不但以严词拒绝了他，而且也反对和议，他说：『敌不可纵，和不可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
南宋军民虽然纷纷反对议和，但宋高宗、秦桧却置若罔闻。派宋使魏良臣带着他们拟好的投降条款，实际上是去金国请求批准，经过『再三叩头，哀求甚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辛丑注《绍兴讲和录》) ，最后才得到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的同意，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金使肖毅和魏良臣一起来临安签订和约。
金国使者萧毅等人为了侮辱南宋，把一面写着“江南抚谕”的旗子插在船上。知镇江府刘子羽见状大怒，连夜派人换了一面旗子。第二天，南宋使臣魏良臣『见旗有异』，怕得罪金使，有碍和议，『大惧，力索之』，还用恶言威胁刘子羽，要他把旗子交还。刘子羽毫不退让，宁死不屈，他说：在我管辖的地区内要挂上这面旗子，『则吾有死而已』，一直到他们出了镇江府境，他才把旗子交还他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金国使者再次来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宋高宗赵构、秦桧卑躬屈膝地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约：
（一）、南宋向金国称臣，金国册封宋康王赵构为南宋皇帝；
（二）、南宋每年向金国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三）、重新划定宋金疆界，秦岭-淮河以北的原北宋辖区全部归金国所有。南宋与金国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大半予金。
（四）、金国放回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归还宋徽宗和郑皇后的梓棺。
秦桧还怕金人不称心如意，因在绍兴九年签订第一次绍兴和议时，宋高宗在赦文中曾说『大金报许和之约，割河南之境土，归我舆图，戢宇内之干戈，用全民命』。兀术看后很不高兴，斥责说写此赦文『不德其国』。
所以这次订立和约，秦桧『惧当制者之不能悦虏』，就特派其养子秦熺及其党羽程克俊来写。在赦文中不但要对金国统治者歌功颂德，而且还要对金国感恩戴德(《桯史》卷5《刘观堂读赦诗》)。在写誓书时，要按金人提出的要求，一切『必欲如其所要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
宋高宗赵构在给金国皇帝的《进誓表》(《宋史》不载，需参见《金史》)中，更厚颜无耻地自称“臣构”上言：
既蒙上国的恩造，允许我建立属国，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金国皇帝）生辰并正旦，当遣使臣祝贺不绝。每年贡纳银、绢二十五万两、匹，从壬戌年（绍兴十二年，即1142年）开始，每年春季到泗州缴纳。
最后，宋高宗赵构还在给金国皇帝的《进誓表》的结尾发誓：如果违反这个盟约，一定会受到神灵的处罚，一定会亡命、毁家、灭国。
宋高宗以“臣构”的名义向金国敬献誓表说：『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参见《金史》卷77《宗弼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
金国统治者依据誓表，册封康王赵构为南宋皇帝，『册康王为宋帝』。办完当臣仆的手续后，宋高宗赵构方才称心如意，高枕无忧。
通过签订第二次绍兴和约，金国获得了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大片土地。岳家军当年攻克的商、虢、唐、邓等州，已经北伐中收复的很多失地，加上吴磷等部所收复的陕西州县，以至吴玠当年坚守的和尚原要塞，都被宋高宗和秦桧割让给金国。邵隆坚决反对割让商州，被秦桧贬官后毒死（《三朝北盟会编》卷208，卷21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绍兴十二年八月，卷153绍兴十五年四月庚寅）。
为了压抑南宋臣民的抗金情绪，宋高宗还下旨：『大金已遣使通和，自今官司文字，并称大金，不得指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壬子) 。
屈辱降金的第二个绍兴和约的签订，不仅捆住了南宋抗金军民手脚，让抗金大业和收复失地的宏图成为泡影，而且还使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持续了一百多年。
当初，岳飞入狱的消息传开后，南宋朝野震惊。一些正直人士不顾宋高宗和秦桧的专制淫威，纷纷设法营救岳飞。
赵宋皇朝宗室齐安郡王赵士褭曾因朝拜赵宋八陵，对岳飞尽忠国事，印象极深。赵士褭身为宋高宗赵构的“皇叔”，是宋朝宗室中德高望重的一位。
赵士褭向宋高宗进谏说：『中原未靖，祸及忠义，是忘二圣，不欲复中原也。臣以百口保飞无罪』（《三朝北盟会编》卷20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宋史》卷247《赵士褭传》）。
文士智浃、布衣刘允升、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布衣范澄之等，也分别上书为岳飞鸣冤叫屈。
范澄之在上书中尖锐指出，『宰辅之臣媚虏急和』，『胡虏未灭，飞之力尚能戡定』，『是岂可令将帅相屠，自为逆贼报仇哉！』范澄之引用南北朝时宋文帝杀害名将檀道济，以致自毁长城的鉴戒，恳切希望宋高宗回心转意。范澄之还强调说：『臣之与飞，素无半面之雅，亦未尝漫刺其门而受一饭之德，独为陛下重惜朝廷之体耳』｛《金佗稡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金佗续编》卷30范澄之《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三朝北盟会编》卷20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
参加审讯或诏狱结案的大理寺左断刑少卿薛仁辅，与大理寺丞何彦猷、李若朴，也力排众议，企图保全岳飞的性命(《宋会要》职官63之14)。
韩世忠当时已被罢去枢密使，改任醴泉观使的闲职，之后『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以躲避秦桧的迫害。但是，因为岳飞的深冤，韩世忠仍鼓起勇气，不计个人安危，前去质问秦桧。
秦桧冷冰冰地回答：『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艴然变色』，愤愤不平地说：『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参见《金佗稡编》卷24《张宪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琬琰集删存》卷1 韩世忠神道碑；《江苏金石志》卷12《韩蕲王碑》；《宋史》卷364《韩世忠传》；《中兴小记》卷29引《野史》）。
然而，宋金虽然以及签订了绍兴和约，但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原先提出的杀害岳飞的要求还未实现。
宋高宗、秦桧害怕金国以此作为翻脸变卦的借口来破坏和约。加之，宋高宗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在靖康之变中也被金人掳到北方，当时还在金国，宋高宗非常思念他的亲生母亲，而金人曾经提出条件，要想让韦太后回归南宋，必须杀掉岳飞。于是宋高宗最终决定狠下毒手，冤杀岳飞。
作为卑鄙无耻、阴险歹毒的小人，担任主审官的秦桧党羽万俟卨千方百计搜剔罪名，不择手段地诬陷岳飞，却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他所列举的“罪名”全都牵强附会，缺少实证。关于这一点，宋高宗和秦桧是十分清楚的。
秦桧、张俊、万俟卨等人诬加给岳飞的罪名，既缺少人证，又没有物证，要定岳飞谋反罪，没有真凭实据。于是，秦桧就绞尽脑汁，悬赏招诱证人，但是人证仍然不足，以至『飞坐系两月，无可证者』。因为人们都为岳飞冤案感到不平，都不相信岳飞有罪。
宋朝有『国朝著令，劾轻罪，因得重罪，原之，盖不欲求情于事外也』的传统惯例。担任主审官的万俟卨等人却是在罪名“无验”的情况下，不断地横生枝节，辗转推求，罗织新罪名(《宋史》卷474《万俟卨传》)。
由于岳飞非杀不可，什么太祖誓约，什么“国朝著令”，什么罪状“无验”，全都弃之不顾。
自张宪被捕之日起，岳飞的冤狱已经拖延了约三个多月，仍未结案。万俟卨最后也忧心忡忡，担心找不到足够的理由来杀害岳飞，『惧无辞以竟其狱』。眼看已到岁末，宋高宗和秦桧为辞旧迎新，向金国女真统治者献媚，再也等不及了。
绍兴十一年 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 ，万俟卨等通过秦桧，匆匆上报一个奏状，提出将岳飞处斩刑，张宪处绞刑，岳云处徒刑，说『今奉圣旨根勘，合取旨裁断』。
宋高宗当即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当日，岳飞在狱中被赐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岳飞无限悲痛地向天空仰视了一阵，接着就拿过笔来在供状上写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按照规定，岳飞的尸体应当草草地埋葬在大理寺的墙角下。好心的狱卒隗顺含悲忍痛，冒险背负岳飞的尸身，走出临安城西北的钱塘门，偷偷埋葬于九曲丛祠附近北山山麓的平地上，坟前种两棵橘树，作为标记，假称“贾宜人墓”。
遇害之时，岳飞随身还带着一个玉环，是他妻子李娃给他的信物，陪伴岳飞长眠地下。岳飞死时年仅三十九岁。
张宪和岳云被绑赴临安城的闹市，不仅杨沂中当场监斩，连张俊也按捺不住狂喜，亲临刑场。临安城的各个城门都派重兵把守，禁卫森严，以防民众闹事。岳云死时年仅二十三岁。
岳飞和张宪的家属被流放到岭南和福建，宋高宗亲自下旨规定，『多差得力人兵，防送前去，不得一并上路』，他们的『家业籍没入官』。然而在漫长的流放途中，却不断有素不相识的人，含泪向岳飞和张宪的家属慰问致哀（参见《金佗续编》卷21《鄂王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夷坚丙志》卷15《岳侍郎换骨》）。
绍兴十一年除夕 (即公元1142年1月27日)，三位献身于抗金战场，出入枪林箭雨，矢志不渝地尽忠报国的爱国将领，终于牺牲在南宋投降派的屠刀之下。
岳飞、岳云、张宪三位爱国将领遇害的那几天，临安(今浙江杭州)城内凄风苦雨，连绵不绝。
岳飞的悲剧既是他自己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那个时代的悲剧，通过岳飞个人的悲剧，得到了很强烈、很集中的表现。
岳飞之死，标志着南北分裂，标志着北方人民遭受金国女真贵族压迫奴役的长久化。
宋高宗、秦桧冤杀岳飞以后，南宋的许多朝臣和军民百姓都为这一冤案鸣不平。
为了压制舆论，秦桧指使尚书省，『乞以飞狱案，令刑部镂板，偏牒诸路』，大搞欺骗宣传。对于那些不肯屈从他们办理岳飞冤案的人，实行“违者刑”的高压政策。
参与审理岳飞案的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彦猷，曾认为『飞无罪』,『飞不应死』，并据理『固与卨争』，万俟卨就弹劾他们，诬告他“党庇”岳飞，将他们罢官。
大理少卿薛仁辅曾认为岳飞的案是冤案，就被万俟卨诬为『持心不平、用法反覆』，也被罢官。
任过岳飞冤案主审官的何铸，由于良心发现，坚持公道，不肯苟从宋高宗、秦桧的旨意，由是『桧衔铸』。后来，何铸被罢了官，秦桧还想把他『窜诸岭表』，因其谋未得逞，后被贬谪徽州。
在岳飞入狱时为他伸冤或要求释放他的人，一个个都受到株连。身为宋高宗赵构的“皇叔”宗室齐安郡王赵士褭曾经面谏宋高宗赵构，说愿以全家百口性命作保，担保岳飞无罪。秦桧恨之入骨，『使言者论顷岳飞进兵陈、蔡之间，乃密通书于士褭，叙其悃幅，踪迹诡秘。范同顷为浙东宪，与士褭通家往还』，指控赵士褭『在外则交结将帅，在内则交结执政』，请宋高宗赵构『罢其宗司职事』。结果，赵士褭被罢去“宗司职事”，提举西京崇山崇福宫。岳飞被害后，秦桧党羽万俟卨又弹劾赵士褭『朋比奸邪』，居住在『衢州，宾客日盈其门，谈论之间，无不诋讪时政』“”，因而又再次被贬，『窜死建州』。
布衣范澄之为伸张正义，曾请求宋高宗“特赦”岳飞，并斥责秦桧『媚虏急和』，『令将帅相屠』，实『自为逆贼报仇』，当时他就料到自己一定会遭到灭顶之灾，果然也被“窜死”，在流放地含悲辞世。
另一位布衣刘允升曾上书『讼飞冤』，也被『下棘寺以死』，被关进大理寺狱，惨遭杀害。
韩世忠为岳飞的冤案抱不平，曾当面指责过秦桧，『撄桧怒』。韩世忠又『抵排和议，触桧尤多』。当时，有人劝韩世忠不可得罪秦桧，但韩世忠铮铮铁骨，公然表示自己决不『畏祸苟同』秦桧。由于秦桧的权势显赫，大将『多曲徇桧苟全』，韩世忠却不理会他，除『一揖外，未尝与谈』, 秦桧一直很恨他。他虽没有象岳飞那样被投进监牢，但也被『解兵罢政，卧家十几年』。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到三十九岁被杀害，在抗金斗争中始终赤胆忠心，英勇善战，屡立战功，无愧是一个民族英雄。他为保卫各族人民免遭金兵的屠掠，为保卫南宋发达的经济文化事业，为收复中原失地和保住南宋政权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了人民的敬重。
当南宋广大人民群众知道岳飞被杀害的消息时，『天下冤之』，『皆为流涕』，人们都为岳飞的冤案鸣冤叫屈，为岳飞的冤死而感到悲痛。（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卷144；《老学庵笔记》卷1﹜
宋高宗，秦桧杀害岳飞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南宋军民的无比愤慨。在封建时代，宋高宗是皇帝，由于当时避讳，人们不能公开责骂他，但对于权奸秦桧，上自朝臣，『下至三尺童子，亦怨秦桧』。全国男女老少，对秦桧无不切齿痛恨！
岳飞死后，南宋朝廷『以飞狱案令刑部镂板，遍牒诸路』，企图一手遮掩天下耳目，将无辜的受难者，诬蔑成十恶不赦之徒，妄图为南宋投降派残害忠良的罪行辩护。然而这种倒行逆施，只能更加激发南宋民众对爱国英雄的深挚悲悼和哀思。
《三朝北盟会编》卷207记载：『飞死于狱中，枭其首。市人闻之，凄怆有堕泪者。』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云、宪坐斩，并赐飞死，年三十九，妻子徙岭外，天下冤之。飞略知书传，礼士恤民，所至秋毫无犯，民不知兵。』
《三朝北盟会编》卷220《中兴姓氏录》记载：『(秦桧)忌岳飞忠勇，亦与张俊不协，罢其政。又诬其反，杀之于大理寺，天下怨之，三军解体。』
《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记载：『侯中毒而死，葬于临安菜园内。天下闻者无不垂涕，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桧云。』
《中兴小纪》卷29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诏赐飞死，斩宪、云于市，令殿前都指挥使杨沂中莅其刑，家属立徙广南，且籍其家赀。……飞知书而得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间安堵，不知有军。先计后战，屡胜强敌，号为良将。其死也，天下冤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 癸巳，诏飞赐死，命殿前都指挥使职事杨沂中莅其刑，诛宪、云于都市。……仍籍其赀，流家属于岭南。天下冤之。飞死年三十九，……飞知书，善待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皆安堵，不知有军。至今号为贤将。』
《金佗续编》卷21章颖著《鄂王传》记载：『送两家(指岳飞和张宪两家)之孥，徙之远方。行路之人见者，为之陨涕。』
《忠文王纪事实录》卷4记载：『先是，王薨一年前后年此日，诸将复之武昌骑戏，又一下卒忠义所激，自题一诗云：「自古忠臣帝主疑，全忠全义不全尸。武昌门外千株柳，不见杨花扑面飞。」闻者为之悲泣，罢游。』
《金佗续编》卷27《孙迪编鄂王事》记载：『湖之南，江之西，比屋绘像，事王如生。』
﹛注：在岳飞冤案昭雪之后，南宋朝廷于嘉泰四年追封岳飞为鄂王，此后世人也以“岳王”代指岳飞﹜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其著述《老学庵笔记》卷1中写道：『张德远(张浚字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会之(秦桧字会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注：岳飞遇害那年，陆游年方17岁﹜
中国人民是多情的，但中国人民的眼泪又是宝贵的，这是一个浅显的真理。在悠远的古代，尽管人民觉悟程度很低，这个真理同样是客观存在的。
金国女真人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直呼其名，当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洪皓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
而当南宋使臣洪皓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岳飞已经遇害，『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宋高宗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
然而事实上，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使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27日），岳飞遇害。
南宋绍兴十二年正月（公元1142年2月），南宋使臣带着南宋朝廷的正式照函从岳飞遇害地临安（今浙江杭州）去金国囚禁宋钦宗和宋高宗生母韦太后的五国城（今黑龙江哈尔滨市依兰县依兰镇五国城村）接人。
绍兴十二年夏四月丁卯（公元1142年5月1日），宋高宗生母韦太后自五国城启程归宋。“皇太后偕梓宫发五国城，金遣完颜宗贤、刘祹护送梓宫，高居安护送皇太后。”
接着，韦太后一行自北方南归，穿越燕山一路南行，来到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再向南行。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韦太后一行终于到达宋金交界处的楚州(今江苏淮安)。
绍兴十二年七月，宋高宗赵构亲自到临平镇迎接韦太后。为了表示隆重，宋高宗下诏用半副銮驾接韦太后，仅仪仗队就有二千四百八十三人之多。这是当时的最高礼遇。
自北宋亡国之后，金国以礼送回人质，这还是第一次。宋高宗赵构虽然割地赔款，但是毕竟争回了面子，因而兴高采烈。
﹛原文：『帝亲至临平奉迎，普安郡王、宰执、两省、三衙管军皆从。帝初见太后，喜极而泣。』﹜(《宋史》卷243《韦贤妃传》)。
南宋宰相秦桧、大将张俊、韩世忠等人都在帷幄外拜见韦太后。
韦太后对韩世忠说：“这位就是韩将军吗？我在北方之时就久闻大名了!”韩世忠也慰问了一番，这才欠身而退。
韦太后又问：“为何见不到大小眼将军？”﹛注：据说，岳飞两眼一大一小，所以时人称之为“大小眼将军”﹜
一个大臣悄悄地告诉她说：“岳飞已经死在狱中了！”
韦太后听过之后，脸色立变。韦太后转身斥责宋高宗赵构，她说：“岳飞是国家的栋梁，威名远播，打得金人望风而逃！你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
韦太后说完之后就愤愤然地表示要出家。
慌得宋高宗赵构赶紧跪在地上请罪，群臣也都跪倒一片，一起劝慰，韦太后这才消了怒气。
被金军掳到北方的时候，韦太后只有四十多岁，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已经年逾六十。宋高宗十分孝顺韦太后，韦太后在南宋过上了安定愉快的晚年生活，一直活到八十岁。
后来，韦太后得知正是岳飞的死换来了她的回归，她感到十分歉疚。据说，韦太后此后终身都要穿道士服装，以表示对含冤遇害的爱国将领岳飞的悼念和歉意。
自古忠孝难以两全，宋高宗赵构既然当了君主，就应当担当得起君主的责任，御临天下，为社稷苍生着想，但是他却选择了做“孝子”，甚至不惜舍弃国家民众的利益。
宋高宗赵构的“圣孝”是建立在苍生百姓的苦痛和国家的长久分裂的基础上的，是狭隘自私的“孝”，所以得不到后人的称颂！
绍兴十二年八月，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和金国使臣刘祹一行到达临安。宋高宗为表演自己的“圣孝”，大事张罗一出“皇太后回銮”的闹剧。
不料金国使者刘祹竟向南宋官员发问：『岳飞以何罪而死？』
接伴的南宋官员无言以对，含含糊糊地回答：『意欲谋叛，为部将所告，以此抵诛。』
刘祹嘲讽道：『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残害忠良、媚敌求和者到底还是受到了毫不客气的奚落。
﹛上述记载见于《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以及赵葵《行营杂录>》﹜
《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杀岳飞。
桧以飞屡言和议失计，且尝奏请定国本，俱与桧大异，必欲杀之。
铸、三畏初鞫，久不伏；禼入台，狱遂上。诬飞尝自言「己与太祖皆三十岁建节」为指斥乘舆，受诏不救淮西罪，赐死狱中。子云及张宪杀于都市。
天下冤之，闻者流涕。飞之死，张俊有力焉。』
《宋史》卷369《张俊传》记载：
『俊力赞和议，与秦桧意合，言无不从。…………初，桧以俊助和议，德之，故尽罢诸将，以兵权付俊。岁余，俊无去意，故桧使邈攻之。寻进封清河郡王，奉朝请。…………
南渡后，俊握兵最早，屡立战功，与韩世忠、刘锜、岳飞并为名将，世称张、韩、刘、岳。
然濠、寿之役，俊与锜有隙，独以杨沂中为腹心，故有濠梁之劫。
岳飞冤狱，韩世忠救之，俊独助桧成其事，心术之殊也，远哉！
帝于诸将中眷俊特厚，然警敕之者不绝口。自淮西入见，则教其读《郭子仪传》；召入禁中，戒以毋与民争利，毋兴土木。』
《宋史》卷474《万俟卨传》记载：
『时桧谋收诸将兵权，禼力助之，…………。张俊归自楚州，与桧合谋挤飞，令禼劾飞对将佐言山阳不可守。
命中丞何铸治飞狱，铸明其无辜。桧怒，以禼代治，遂诬飞与其子云致书张宪令虚申警报以动朝廷，及令宪措置使还飞军；狱不成，又诬以淮西逗遛之事。
飞父子与宪俱死，天下冤之。』
《宋史》编者在《高宗本纪》结尾评论说：
『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帝(指宋高宗)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
《宋史》编者在《岳飞传》的结尾评论说：
『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而卒死于秦桧之手。
盖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
昔刘宋杀檀道济，道济下狱，嗔目曰：「自坏汝万里长城！」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
在岳飞遇害之后，不到二十年，即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
﹛原文『逆亮(完颜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相关记载可见于《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而根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北虏犯边，连年大举，上（指宋高宗）思曰：「岳飞若在，虏军岂容至此。」即时下令修庙宇云。』
而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
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
『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
﹛相关记载可见于《金史》卷98《完颜纲传》。意思是说，况且你（指吴曦）自己评价一下自己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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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更多相关扫盲材料：
（1）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指出：『有些人认为岳飞的被害，是因为他经常叫喊“迎还二圣”(徽钦二帝)的口号，深为赵构所忌之故。明代的文征明在《满江红》词中所说的“念徽钦若返，此身何属?”以及“笑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其 (按指赵构)欲”等句，到今天也还有人加以援引。而其实，这样的解释也是不符台历史实际的。
“迎二圣，归京阙 ”的口号。在南宋政权建立之初，的确是每个主张武力抗金的人都经常叫喊的，岳飞也的确是其中的一人。但是，到ll35年以后，宋微宗已经死在金的五国城，而这时女真贵族却又常常声言，要把宋钦宗或其子赵诺送回开封，重新把他册立为宋的皇帝，借以向伪齐的刘豫和南宋的赵构进行一箭双雕的恫吓。在这种情况下，如仍旧强调迎还钦宗的主张，那就无异于作敌人的应声虫，并且以行动与敌人互相配合了，这当然是岳飞所万万不肯为的。
所以，从1136 年起，不论在任何场合，岳飞都不再提起迎还宋钦宗的事情。例如，他在1137年春间写给赵构的一道奏章中就只说道：“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以归故园，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之忧，臣之志愿毕矣。”在同年秋季的一道奏章中，岳飞更向赵构建议，把宗室子赵伯琮(即后来的宋孝宗)立为皇子以沮敌人之谋。此事虽在赵构面前碰了钉子，但在岳飞此后的所有奏章中，也还是只能看到“复仇报国”、“收地两河”、“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乃金成必亡之日”等类话语，再不见所谓“渊圣’(当时以此称宋钦宗)云云的字样了。
所以，以为岳飞因主张迎还钦宗而遭赵构毒手之说，是完全昧于史实者的一种无稽之谈。
岳飞之死，乃是南宋政府中抗战派与投降派尖锐斗争的又一回合的悲剧结局。岳飞的杀身之祸，如我在上文所说，只是因为他坚持以武力抗击金人，坚决反对卖国投降的所谓“讲和”而招惹了来的，是秦桧和赵构共同对他下的毒手。
也正是因为岳飞始终一贯地坚持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特别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叛卖国家和民族的罪行，虽遭受到投降派的君相的忌恨而不稍改变，且终至以身殉之，所以他才能够成为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岳飞为此而生，为此而死，他的死，大义凛然，重于泰山.』
（2）著名历史学 家王曾瑜 先生指出：『明朝文人文徵明的《满江红》词中写道：“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很多人误以为，宋高宗赵构杀岳飞，是因为岳飞要“迎二圣”，而“徽钦既返”，宋高宗就当不成皇帝了。其实，宋高宗在自己的即位诏书说：“同徯两宫之复”。可见“迎二圣”的口号是宋高宗自己首先提出来的。
岳飞在绍兴五年(1135年)的《乞宫祠札子》等文中，也说要“奉迎二圣”。自绍兴七年(1137年)始，情况却发生变化。
绍兴七年（1137年），宋徽宗死耗传到南宋，金朝不断扬言，要扶立宋钦宗或其儿子当傀儡，以对抗南宋。如废伪齐时，就对开封百姓说：“请尔旧主人来此坐，教尔懑快活。”因此，岳飞在绍兴七年春《乞出师札子》中相应作了改变：“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归国，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忧，臣之志愿毕矣。”
此后，岳飞绝口不提宋钦宗，只统称“天眷”，北伐成功，是为拥护宋高宗“高枕”无忧地当皇帝，而不是拥护宋钦宗复辟，这是很明确的。
宋高宗并不昏庸，而颇为聪明。他必须提出迎还二圣，又不肯真正实施。但是，中国历史上唐玄宗和肃宗，明正统和景泰的事例证明，即使宋钦宗回来，也未必威胁宋高宗的宝座。
绍兴八年(公元1138)，宋高宗大搞求和活动的借口之一，正是迎还宋钦宗。宋高宗当时说：“朕以梓宫及皇太后、渊圣皇帝（宋钦宗）未还，晓夜忧惧，未尝去心，若敌人能从朕所求，其余一切非所较也。”经过谈判，金朝同意“许还梓宫、母、兄、亲族”。
宋高宗决定让宋钦宗回来优养赋闲，“诏渊圣皇帝宫殿令临安府计度修建”。一时都以为宋钦宗南归在即，故岳飞的辞职奏说：“今讲好已定，两宫天眷不日可还，偃武休兵，可期岁月，臣之所请，无避事之谤。”
后因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发动政变，事情才发生变卦。绍兴十一年再次和谈，完颜兀术决计不放宋钦宗，以备万一日后军事失利，让宋钦宗“安坐汴京，其礼无有弟与兄争”。宋高宗当然也并不力争。』
（3）靖康二年（1127年）1月初，因为昏庸无能的北 宋 君臣指挥不当，加之江湖术士郭京误国，北宋都城东京汴梁被金国女真兵攻破。金兵大肆烧杀抢劫搜刮，将当时世界的著名大都会东京汴梁洗劫一空。
同年四月初，金兵押着徽、钦二帝以及宋朝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王公大臣等3000多人北返，北宋朝廷被金军彻底摧毁。被金国女真兵押走的还有东京城内的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以及平民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其中女性尤多，金兵还带走了北宋朝廷的大量文籍舆图以及宝器法物，北宋宣告灭亡。史称“靖康之变”或“靖康之耻”。
公元1127年五月初一日，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将靖康二年改为建炎元年，成了南宋的开 国 君主，后来的庙号称为宋高宗。
很显然，北宋朝廷的王公大臣，尤其是宋徽宗、宋钦宗的亲信大臣以及其在朝中培养扶植起来的势力，全都在“靖康之变”被金军摧毁破坏。
在重建南宋之后，宋高宗赵构在朝廷中重新培植自己的势力，南宋的文武大臣主要是经过宋高宗一手提拔培育起来的，他们显然属于宋高宗的亲信。
南宋文武大臣中的绝大部分人，甚至都没有见过宋徽宗、宋钦宗，他们不是宋徽宗、宋钦宗一系的，显然与宋徽宗、宋钦宗关系较疏远。
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宋徽宗在金国被糟蹋致死。绍兴七年（1137年），宋徽宗的死耗传到南宋。
姑且不说宋徽宗早在绍兴五年（1135年）就死了，即使宋钦宗能够回到南宋，他原先的亲信势力也没有了，而南宋朝廷中的文武大臣基本上都是宋高宗新培育扶植起来的，属于宋高宗的亲党，让他们去支持一个与他们素昧平生的人，让那个素昧平生的人去取代一手扶植提拔他们的皇帝，这简直不可思议！
所以著名历史学 家王曾瑜 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唐玄宗和肃宗，明正统和景泰的事例证明，即使宋钦宗回来，也未必威胁宋高宗的宝座”，其实唐肃宗取代唐玄宗的时候，唐玄宗在朝中的势力还是有一些的，明代宗取代明英宗的时候，明英宗在朝中的势力也是有的。
但是宋钦宗要是回到南宋，南宋朝廷中可没有他的势力，因为满朝文武基本上都是宋高宗新培育扶植起来的，宋钦宗势单力薄、形单影只，更不可能直接威胁宋高宗的皇位！
故所谓“宋高宗杀岳飞，是因为岳飞要迎二圣，而徽钦既返，宋高宗就当不成皇帝”之说，其实纯属想当然的臆断，不仅缺少真凭实据，而且与史实不符！
（4）所谓“宋高宗杀岳飞，是因为岳飞要迎二圣，而徽钦既返，宋高宗就当不成皇帝”之说，其实纯属想当然的臆断，不仅缺少真凭实据，而且与史实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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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赵构是杀害岳飞的主谋（秦桧、张俊之流是同谋和帮凶）不假，但其动机却值得商榷：
第一，宋高宗赵构下命令杀害岳飞，发生在绍兴十一年年底（公元纪年已是1142年），而此前宋徽宗赵佶已于绍兴五年（1135年）死于五国城，剩下一个宋钦宗赵桓与宋高宗赵构是同辈，按封建礼数宋高宗赵构没有让位的义务。
第二，宋钦宗赵桓于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登基，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被掳，在位期间毫无建树，反倒被金兵两次围攻京城，最后与整个皇族同掳北方。在金国期间，宋钦宗赵桓过着猪狗不如的奴隶生活，十几年来，受尽凌辱、鞭笞、呵斥，苟且偷生，人性尊严丧失殆尽，有何面目重登九五，再抚群臣？
第三，宋徽宗、宋钦宗的亲信大臣以及其在朝中培养扶植起来的势力，全都在“靖康之变”被金军摧毁破坏。在重建南宋之后，宋高宗在朝廷中重新培植自己的势力，南宋的文武大臣主要是经过宋高宗重新培育起来的。
宋钦宗赵桓在南宋国内没有任何政治基础和可依恃的势力，纵使南归，又岂能与宋高宗赵构一争？即便真的对帝位构成威胁，赵构也只需在打败金国之际，将他谋害了事。
第四，当时岳飞早已经班师南归，北伐早在一年前（绍兴十年七月底）就已经停止了，而且绍兴十一年四月岳飞被解除兵权，之后岳飞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带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更不可能再率军北伐。
况且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秋宋金两国已经达成了第二次绍兴和议，宋高宗赵构怎会还因担心岳飞北伐成功而杀害他呢？
第五，被金军吓出精神病的宋高宗赵构，在其心目中金国更是强大无比，怎会因担心金国失败而杀害岳飞呢？
第六，宋高宗赵构积极要与金国媾和，岳飞正是他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宋高宗赵构虽然懦弱，但决不昏愦，岂能轻易自挖墙脚？
第七，宋太祖遗训有“誓不杀大臣及言事者”，在以孝治天下的封建社会，宋高宗赵构杀岳飞就是“违宪”行为，是要承担相当政治风险和心理压力的，非不得以，不会出此下策。
第八，宋高宗赵构与金国议和就有送还宋钦宗的条款，并且正式达成协议，只是金人变卦，宋钦宗才未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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