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父祖怎么个自警法？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极重视门阀的时代,刘裕出身寒微,以军功得以执掌大权,并篡位建立了刘宋政权,他为了让后代了解创业的艰难,特地把自己为人佣工时使用过的灯笼麻绳之类工具,摆在一起,建了个纪念馆。他的孙子刘骏去看了,却羞愧难当,指着他的遗像说:“他一个庄稼汉,混到这地步,岂不是太过分？”刘裕白手起家,留给后代的家当是一个国家,子孙居然嫌他出身贫贱。如果刘骏正在编一本族谱,也许就会把那个“庄稼汉”逐出家族,另攀一个更高贵的门第。
谱牒学是一门悠久的学问,它的产生是因为要辨别家族的血统和世系。司马迁早就在《史记·殷本纪》中为殷商王族修了第一份谱牒。后来秦并天下,六国的王族都失去了本系;汉高祖以布衣得天下,不讲门阀。直到魏晋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之后,社会渐起崇尚门第之风,谱牒学于是得到大发展。这时候选拔官吏,不要考试,不论能力,看的就是他的家世。如果谱牒证明某人出生于名门望族,便可为高级官僚,卑微寒门,则永远只能充当低级官吏。这时候的谱牒基本上是官修,私人修著的也要上报官府,以备综核。到了唐代,仍然由政府组织编撰《氏族志》、《姓氏录》,不过,这时门阀世族开始没落,寒门子弟有了一条通过科举参政的道路。正如郑樵说的:“取士不论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谱牒失去重要性。随着唐末黄巢掀起的大混乱,前代的谱牒学著作几乎荡然无存,世族制度永远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
宋代于是开始了民间谱牒学的时代,一些著名文人士大夫都参与了家族修谱,今天存世的家谱大都是宋以后的。当时最有名的两个谱牒学专家是苏洵和欧阳修,他们创立的谱例对后世影响极大。不少人认为我国的家谱起源于宋代。
明朝和清朝,每到一个比较久的承平时期,家族修谱就会又掀起热潮。后世修谱已经没有六朝时期那么强烈的实际功用了,其主要目的是敬宗收族,纯洁血缘,辨明传承。理学家们也十分赞同修族谱,程颐说能教人知“遵祖重本”,张载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朱熹和真德秀都很爱给人家的族谱写序。民间谱牒的修撰没有任何约束,这个有利条件和另一个理学家们没有提及的目的———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相结合,于是民间谱牒学显得十分草率,生动,富有想像力。
我第一次看见自己家族的族谱是一九九八年清明。泰宁县萧姓有两支,我们这一支的宗祠在石辋村,按理,凡是没有另立祠堂的都应该在这天到石辋扫墓、认宗、祭拜祖先牌位,并吃上一餐,泰宁称之为“吃清明”。我是第一次去吃清明的,同行的是我叔叔以及老家长兴村其他族人。难得的一个艳阳天,高高低低的山头不时响起一串鞭炮声,冒起一缕烧纸钱的青烟。萧家宗祠很破旧,同一大群不相识的族人一起吃完午饭后,我便提出要看看族谱,据说,族谱平时是不让人随便看的,惟有清明这一天,大家可以一起看。
一个六十来岁,被人们唤为“族长公”的人起身去拿。不久,他就提了一个装化肥的蛇皮口袋回来,然后小心翼翼,一本一本往外掏,放在祠堂里刚刚吃过饭的八仙桌上,一边感叹说:“唉,作孽哟！埋在地下十多年,都快烂了。” “埋在地下？”我惊讶地问。 “还不是嗡嗡嗡,还好我把它埋在一口缸里,不然早就给烧了。都快烂了。又要修谱了。”
《萧氏族谱》一共厚厚五大本,八开,线装毛边纸。破损得很严重,好几本前后都有一些页码失去或破碎。深黄的纸叶在手中翻动,散发出一股浓郁的霉味。纸上是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名字,绝大多数都已逝去,但都和我有深刻的关联,这是一种由血缘缔结的关系。这想法使我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像是身在幻境,感到既疏远又亲密。族谱上的字迹很清楚,大概是木活字印刷的。从前常有人挑着木活字的担子来往乡村,专门给人印族谱。族谱字数不多,印数又少,往往只有五六十套或百来套,这些货郎担印刷特别实惠。我信手翻了一下,然后找到第一册,从头开始读。上面写道,这本族谱为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五修,总纂萧秉清。我顺口问道:“这个萧秉清是谁？” 叔叔奇怪地望着我。 “什么意思？”我问。 “你不知道吗？” “我认识他吗？” “你这人忘了祖宗。”叔叔说,“他是你爷爷呀！”
我不好意思地分辩说:“我怎么知道他的名字？我出生的时候,他死了十二年。我连奶奶也没见过。他们没留一件遗产给我。他们和我的生活几乎没有关系。”
我在远离祖宗的情况下生活了三十多年,对我来说,家族就是活着的族人,给我记忆和影响的族人。我的宗族感情算是相当平淡的。可是,对于所有同姓的人,也不免产生一种特殊的亲切感。读历史,南朝的齐朝和梁朝都是萧姓皇帝,便有些自豪。猜想过去,姓李的人读唐代史时,不知会有多得意。我小时候看杨家将的故事,因为另一方是萧太后,萧天佐和萧天佑,连爱国心都打了折扣,竟暗暗希望杨家将吃败仗。泰宁有个上青乡,两大姓正好是萧和杨,据说那个乡从来不演杨家将的戏,不然准会真实地打斗起来。姓萧的幸好没出现什么响当当的大坏人,我体会不到姓秦姓魏和姓蔡的那种压力,不过我想这种压力是存在的。我们为祖先骄傲或羞愧。
粗略翻了一下《萧氏族谱》,正如我希望的那样好:汉相萧何、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都是我赫赫有名的祖先;有了那么多天子,大辽的萧太后就无所谓了,她的萧和我的萧没关系。
过了一段时间,我躲在家里看了两天陈支平先生的《福建族谱》,这是本严谨的学术著作,又是本有趣的书,令人大开眼界。我们先谈谈族谱的形式。一本标准的族谱,通常要包含这样一些内容:一、谱序;二、凡例和谱论;三、先世考与遗像、像赞（先世考就是考述本姓来源、本族的历史渊源以及始祖、世派的分支迁徙情况;四、恩荣录（皇帝和政府给家族成员的表扬;五、族规;六、祠堂、坟茔;七、世系（表示家族血缘传承的情况。有两种形式:世系传录或世系表,前者以生平简介表达,后者以图表表达）;八、传记（仅限于极少数优秀或捐款多的家族成员）;九、仕宦录（家族成员登科和做官者的名单）;十、族产及其契据文书;十一、家礼（家族内的祭祖礼仪）;十二、艺文与名迹录;十三、字辈谱与领谱字号。
其中最有传奇色彩的是第三项先世考,第四项恩荣录、第八项传记和第九项仕宦录。一涉及祖先与家族的荣耀,族谱的内容往往只剩下想像力。由于修谱者文化水准通常不高,所以想像力也无可称道,非常拙劣。例如闽西、粤东的《赖氏族谱》收了许多名人对先祖的表扬,陶渊明给赖忠郎的赞文是“谪贬巡按,国学文衡,三朝侍讲,天子门生”,好事者也许会当成陶渊明文的新发现;又有署为“翰林院大学士王献之”题写的赞词。二者都是一望而知的作伪,编造者对古代官制十分无知,巡按是明清时期的官制,而翰林院也迟到唐以后出现。胆子更大的是闽粤一带的《刘氏族谱》,居然把众所周知的（江苏）沛县人汉高祖也拉入本家族的入闽世系之中。民国《刘氏重修族谱》说,刘邦的父亲刘荣迁到“赣州府宁化县大华山铜鼓村,登葬生龙口人形肚脐穴,坐西向东,荫出二十四帝”,刘邦得了宁化县风水,再回北方争天下。闽台一带的吕氏家族,唐末入闽,二话不说,把宋代所有吕姓名臣硕儒统统当成自己入闽始祖的儿孙,如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吕希哲、吕好问、吕本中、吕祖谦等等,搜罗备至,一网打尽。问题是这些名人都有正史可查,全是河南人。《清漳霞山杨氏族谱》在明末清初修谱时,世系混乱,还说:“世祖不知何时处人也。”到了清末修谱时,已经变成宋儒将乐杨时千真万确的子孙,自然,将乐的杨氏族谱并不支持这种说法。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闽粤赣三省李氏祖先大合流现象。汀州府上杭《李氏史记》载其入闽始祖为李火德,李火德是唐高祖李渊第二十七代裔孙,大唐的历代天子都是他的祖先。南宋时,李火德的父亲李珠迁来福建宁化县石壁村,共生五子,以金、木、水、火、土为号。汀州李姓率先把大唐历代皇帝这一宝贵资源抢到手,其血缘的高贵无与伦比。这一来,其他地区的李姓无不自叹弗如。清代以后,福建其他李姓趁重修族谱之际,纷纷皈依汀州李火德公。
漳州李氏,旧谱称始祖为唐初将军李伯瑶,随陈元光入闽,李伯瑶的先祖已经攀到唐高祖李渊的弟弟,有些族谱则攀到唐初大将李靖。和汀州李氏比,未免逊色太多,于是漳州一带的李氏纷纷把世系接到李火德身上,诏安《李氏族谱》说李火德是李伯瑶的第四代孙,按这种说法,李火德最迟也是唐中期人,和汀州李氏族谱的记载差了四百余年,也不管他。平和侯山《李氏族谱》觉得这说法太不通,索性扔了真正的始祖李伯瑶,把自家的谱系完全接到汀州李火德派下。这样又闹出其他笑话,从入闽始祖李火德（一二七○年卒）到第十代李仁甫（一三二四年生）,短短五十余年,竟衍出十代！
泉州府李氏,旧谱记载大多是唐末随王审知入闽的,始祖为李君怀,有些李氏族谱早已把先祖追溯到唐高祖李渊的儿子李元祥,可是和汀州的大唐历代皇帝比,还是差了许多,于是这一带的李氏家族,也纷纷放弃自己的世系,合流于李火德。如此一来造成了世系大乱,唐末的李君怀变成了几百年后南宋李火德的十代孙,同安地山《李氏族谱》正好记载了李子祥的墓碑文,李子祥的卒年比他的前十四代祖宗李火德的卒年还要早六十余年,不通之至！
福州府的一些李氏家族也赶这时髦。《福州李氏支谱》旧谱记载的世系原本可信,可是把世系接到李火德下十三世上,就变得荒诞不经,因为李火德竟然比他的十三世孙李逸轩出生更迟。广东长乐（五华）县的《李氏族谱》把自己的始祖李敏让给李火德做七世孙,李敏的儿子李潘是南宋绍兴十五年（一一四五）进士,这样一算,李火德又比自己的八世孙迟出生一百多年。
若说这种谱牒合流的荒唐事,都是没文化人干的,也不尽然。清初,安溪县湖头李氏家族的李光地,号称理学名臣。他在做山东巡抚时,汀州李氏的族人李友琦到山东和他认宗,李光地“询其家世,则与吾同出陇西,实宋丞相纲公之后”。从此两族人互认宗亲。康熙四十三年（一七○四）,汀州李氏修族谱,李友琦赴京请李光地作序,李光地写道:“天下之李,举无非一人之分形矣,敢以吾居泉、友琦居汀,遂有异视哉。”李光地直接促成了安溪李氏和汀州李氏的祖先合流。汀州李氏以李光地为荣,祠堂中挂上“丞相将军府,忠臣孝子门”;安溪湖头李氏则得了祖宗李火德,也就是说得了大唐历代天子。这样编的族谱是经不起推敲的,从汀州李火德到湖头李家的朴庵公,二百四十二年间有十六世,平均每世间隔十五年。而根据族谱记载,李火德六十三岁始获长子,朴庵公的祖父七十三岁得子,扣除这两代耽搁的八十多年,每世间隔平均仅十一年。李家其余的十几位列祖列宗都要保证在十一岁前生出儿子,这任务未免太艰巨了。
陈支平先生又列出搜集到的十种《李氏族谱》,包括江西三种、广东两种、台湾一种和福建四种,可以见出,各种李氏族谱上面的世系并不相同,可是全都汇集到了李火德身上。就是说,李火德有十支不同的祖脉,当然他本身也源出了远远不止十支的裔脉,广泛分布于闽粤赣台等地。
在这样一个无所顾忌塑造祖先的浪潮中,不要说像蔡京那样的“奸相”为人子所弃,即使许多并没犯错误的父祖也被后代遗弃。后人也很势利的,黄伯善说,为人父祖者当自警,说得很对,平庸也是过错,只要你没有做过皇帝,后人就随时可能叛你而去,寻找更荣耀的祖先。
谱牒混乱有它的历史渊源。顾炎武《日知录》说:“同姓通族,见于史者,自晋以前未有。”唐代有过几例。例如李义甫虽然姓李,却是很卑微的一支,显贵之后,自称本出赵郡李氏,开始与诸李叙昭穆、论辈分,一时“无赖之徒苟合,借其权势,拜伏为兄、叔者甚众”。又如宰相李揆身为山东甲族,因为李辅国权势熏天,“见辅国执弟子礼,谓之五父”。正史正儿八经记下来,是为了嘲笑他们势利。
为什么同姓不通谱呢？这是因为同姓未必有血缘关系。中国的姓氏,姓和氏不同,在秦以前,姓是氏族（也就是部落）的标记,氏是家族的标记。姓指某人是哪个部落出生的,所以那时的姓不多,只有姬、姜、姚等。考虑到同部落不通婚,姓对女子就特别重要,非要称某姜、某姬不可,表明是哪个部落的女人。秦以后的姓和先秦的姓完全不同,部落消失了,秦朝以后的姓其实就是先秦的氏,指家族。这种姓（先秦的氏）来源复杂,列国公族多以“孙”系氏,例如鲁国的孟孙、叔孙、季孙氏;有些以所担任的官职为氏,例如司马氏、司空氏;有些以所封地名为氏,例如韩氏、赵氏;最多的却是以祖父的字为氏,例如秦将百里术,字西乞,他的孙子就以西乞为氏,齐文公的儿子字子高,他的孙子就以高为氏。这些氏就是后来的姓。
如果严格的话,姓本来的确可以表明家族和血缘,可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常有意外,造成姓的混乱。其一是误分,例如伏姓和宓姓,原本是一姓,因字形不同变成二姓。其二是误合,这是常见的情形,姓那么多,皇帝赐姓、改姓,不小心就和其他姓重复,还有冒姓、子从母姓、奴从主姓、异姓为后、复姓简成一字……等等,这都导致了无血缘关系的人同姓。同姓未必一家。所以姓之外,又以郡望区别。例如李姓,惟有陇西李和赵郡李算得上高门世族,其他地区的李姓便不值钱,像李义甫那样,即使高居宰辅之位,也只能算暴发户,社会地位并不高。从武则天到唐玄宗几度为相的张说,也被人斥为“近代新门,不入百家之数”。可见唐代的世族势力仍很强大。
唐代社会公认的望族,按唐人柳芳《姓系论》的说法,其实不多:“过江则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这些世代官宦的望族豪门,严守郡望,绝不和同姓轻易通谱。
流水落花春去也,换了人间。宋以后开始了平民的时代,平民追溯高贵的祖先,至少和贵族一样热中,胆子肯定更大。于是乎,天下孔姓,皆出于孔子,我们知道的春秋其他孔姓如孔达、孔宁、孔张、孔叔、孔虺都绝子绝孙;天下李姓,皆为陇西李,其余诸李也变得无后。顾炎武生活在明末清初,那时候同姓通谱的现象就已经很多了,他深恶痛绝,说:“今日同姓通谱最为滥杂,其实皆植党营私,为蠹国害民之事,宜严为之禁。”他觉得官方应该设置专门机构管理姓氏。亭林先生固然一代伟人,他强调学问经世致用,可这建议却很不切实际,我读的这本《日知录》便有“钱氏曰:此亦迂阔之论”和“杨氏曰:此说近迂”的批注。
我也觉得,这些小事,政府就不必管了,它多花点精力反腐败吧。 谱牒之混乱,早就开始,有时还真的出于不得已。
三国时代,曹操的姓氏来历就已经不清楚了,有几种说法:根据《曹腾碑文》:“曹氏族出自邾。”可是曹操《家传》说“曹叔振铎之后”,那么又是姬姓之后,以国为氏。到了曹明帝,又自称舜后。这还是皇族,尚要三易其祖,岂不可笑？可见没有一种观点有足够的权威性。唐朝白居易自序《家状》,说白氏出于白公胜,然后生出白乙丙、白起等后裔,可是祖先白公胜之死比白乙丙迟一百四十八年,也是一个笑话。北宋欧阳修,可谓谱牒学的一代宗师,号称精密,然而他修自家的族谱就有问题,南宋周密的《齐东野语》指出:欧阳修先祖欧阳洵到五代孙欧阳琮,三百年仅得五世,平均六十余岁一世;欧阳琮到欧阳修,一百四十五年,却有十六世,平均不到十岁一世。岂不太为难祖宗？
因为涉及了许多利害心理,谱牒学不以求真为主要目的,以讹传讹,积重难返。任何一本族谱,流传到今天,都不免有夸大和虚假的成分。家族史是漫长的,各种材料早已湮没,难以辨明。修撰过《新五代史》的欧阳修岂不知道自家族谱的荒谬？他没办法。他只能接受现有的资料,缺失的世代,他不能随意添加,多出的世代,他不能明白错误出在哪个环节,只好照单全收。一代一代的族谱这样编定,哪怕再优秀的个人也不能回天。如果剔出所有不可靠的东西,一本族谱就所剩无几了。
史学家对谱牒资料的可靠性评价是极低的。黄宗羲说:“氏族之谱……大抵子孙粗读书者为之,掇拾讹传,不知考究,抵牾正史,徒诒嗤笑。”谭其骧说:“天下最不可信之文籍,厥为谱牒。”
什么事都有变质的危险。修撰族谱的目的,原在于敬宗收族、纯洁血缘、明确传承,可是这个目的被另一个目的———提高家族社会地位———所戏弄。许多族谱,正如清同治年间徐伯舫说的:“是谓自诬其祖,合族转为乱族”。
有些学者比较中国和西方家族的不同特点,说西方是“杀父的文化”,子女对祖先没有义务,一成人便背叛父母,自己开创事业;中国则是“杀子的文化”,父母牺牲子女的个性和创造力,尽量把他们塑造得和自己一样。中国人对祖先无比崇拜,后代的最大责任和义务是充当孝子贤孙,荣宗耀祖。我们通过清以后大规模的重修族谱看到,中国文化中实在也具有“杀父”的成分。这是因为中国文化还是注重实用的,实际的需要高于许多抽象原则。这固然大大降低了谱牒的史料价值,却提高了谱牒作为一种反映社会文化心理材料的价值。
混乱的谱牒下面,是人类深邃的本性和深沉的欲望。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福建族谱》,陈支平著,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八月,１７．２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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