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简直满身都是傲骨”，睥睨一世，目无余子，无论是学问界，或是政界，几乎无人可入他的眼。
章太炎评点唐宋文章大家，“李翱、韩愈局促儒言之间，未能自遂。欧阳修曾巩好为大言，汗漫无以应敌，斯持论最短者也。若乃苏轼父子，则俗人之戈戈者。”
对孔子，章太炎也要将其“去魅”。孔子是一个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一个不成功的政治家。在他的眼里，孔子是一个没有勇气善于钻营的人。
他（孔子）教弟子，总是依人作嫁，最上是帝师王佐的资格，总不敢觊觎帝位，及到最下一级，便是委吏乘田，也将求去做了。诸君看孔子生平，当时摄行相事的时候，只是依傍鲁君，到得七十二国周游数次，日暮途穷，回家养老，那时并且依傍季氏，他的志气，岂不日短一日么？所以孔教的最大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自汉武帝专尊孔教之后，这热中于富贵利禄的人，总是日多一日。我们今日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若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像微虫霉菌，可以残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
后来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代表人物，如鲁迅、钱玄同都直接受到过章太炎的影响。黎锦熙在钱玄同先生的传记中说：“古文大师章太炎先生直把孔子当作‘史学家’看待，顶多再带了些‘教育家’的臭味，孔子的最大成绩是在整理了许多故书旧史（经）······钱先生（钱玄同）在这一点上，受他老师的影响最深，所以到了民七，就一拳打翻‘孔家店’。”
有人将章太炎和谭复生，黄公度并称。章太炎说：“谭、黄二子志行，顾亦有可观者；然学术既疏，其文辞又少检核，仆虽朴陋，未敢与二子比肩也！近世文士王壬秋，可谓游于其藩，犹多掩袭声华，未能独往；康长素时有善言而稍谲奇自恣；仆亦不欲与二贤并列，谓宜刊削鄙文，无令猥厕！”
连康有为亦不在他的眼里，何况谭嗣同！梁启超就更不用说了。
对康有为，章太炎说：“今康氏经说诸书，诚往往有误，······苟执是非以相争，亦奚不可，而必籍权奸之伪词以位秉，则和异逆阉之陷东林乎？”说康有为像当“圣人”，是“想入非非”，“狂言呓语，不过李卓吾那一类货色！”
在《时务报》馆期间，章太炎对梁启超等康门弟子尊康有为为圣人的做法充满鄙夷，说：“这群康门弟子好比一群屎克螂在推滚粪球”。
晚年的章太炎这样评价梁启超：“梁，梁后来变了节，他，他佛学倒不坏，但是究竟是改节的。”
能得到章氏一骂，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周黎庵曾问章先生对胡适之有什么看法？章太炎说他“不配谈”：“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民国三年，太炎先生被袁世凯禁于北平龙泉寺，他写家书说：“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如同嵇康临刑，感叹广陵散自此就要失传了！
没有章太炎不敢骂的人。
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点名骂光绪帝为“小丑”， 轰动海内外。
章太炎赠给慈禧太后的贺寿对联是：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全逢万寿祝疆无。
章太炎经常骂孙中山，别人只能听，不敢答，更不能附和。如果有人附和说骂得好，他马上给那人一耳光，同时骂道：“你是什么东西，总理(孙中山)是中国第一等的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之?”
袁世凯复辟，章太炎进京，下车不久便抡手杖怒打宪兵。在北平整日酗酒，大书“袁贼”。.后来觉得不过瘾，就篷头垢面，足登破靴，手持团扇，扇下系袁世凯亲授的二级大勋章，来到总统府，袁世凯避而不见。章太炎怒不可遏，跳着脚，从清晨至傍晚，破口大骂袁世凯，并抡起手杖将府内器物砸个稀里哗啦。章太炎已抱定必死之心，写诗云：
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
谁道江南徐骑省，不容卧榻有人鼾。
他给夫人的信中说：
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又何言哉！
章太炎决心以“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之行动，来警醒世人。但章太炎的名望实在太高，袁世凯躲在内室，目睹章太炎之“胡闹”，敢怒而不敢言，任其发泄。
1913年7月，章太炎奔走呼告，既撰文，又通电，大呼：“项城（即袁世凯）不去，中国必亡！”
袁世凯没办法，把他软禁起来。袁世凯的儿子送去一床锦缎被褥，被章太炎拿香烟烧了一个个大窟窿扔出窗外，并扬言放火烧屋。
袁世凯死后，章太炎才获得自由。
章太炎即是学问家，又是革命家。拿其入室弟子鲁迅的话说，“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
章太炎的理想政治是“天下为公”，且风骨清狂，视权贵如粪土。别人叫他“章疯子”。他在日本讲演时说：
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
但兄弟所说的神经病，并不是粗豪鲁莽，乱打乱跳，要把那细针密缕的思想，装载在神经病里。譬如思想是个货物，神经病是个汽船，没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经病，必无实济；没有神经病，这思想可能自动的么？
我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传染与四万万人！
章太炎求学于乾嘉学派的重镇——诂经精舍，师从一代名儒俞樾，并陆续向谭献、孙诒让、高学治、黄以周、宋衡等名师求教。章太炎博大精深的学术功夫，不仅为他的门人后学所敬重，也为他同代同辈政治、文化、学术观念不同甚至截然对峙者不得不佩服。
毛泽东说，章太炎活了60多岁，前半生革命正气凛然，尤以主笔《民报》时期所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为革命政论家；后来虽一度涉足北洋官场，但心在治经、治史，以国学家称著。
蔡元培说：“这时代的国学大家里面，认真研究哲学，得到一个标准，来批评各家哲学的，是余杭章炳麟。”
胡适称，太炎先生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他将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和《检论》与刘勰《文心雕龙》、刘知几《史通》和章学诚《文史通义》比肩。
梁启超说：“在此清学蜕分与衰落期中，有一人焉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者，曰：余杭章炳麟”，“所著《文始》及《国故论衡》中论文字音韵诸篇，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一大成功也。炳麟用佛学解老庄，极有理致，所著《齐物论释》，虽间有牵合处，然确能为研究‘庄子哲学’者开一新国土。其《菿汉微言》，深造语极多”，“盖炳麟中岁以后所得，固非清学所能限矣。”
时人多称赞章太炎的学问，章太炎却十分不满，自认为政治胜于学术。他的弟子周作人在《谢本师》里就说，先生“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 鲁迅给老师的定位是，“先生的业迹，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
1869年，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的书香门第，祖父为他留下了多达5000卷的藏书。父亲弥留之际，立下《家训》，要求子女们不得对清廷卑躬相事，希望子女们精研经史。临终一再叮嘱：“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殁皆用深衣敛，吾虽得职事官，未尝诣吏部，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加清时章服。”所谓“深衣”，就是士大夫平时闲居在家时所穿的衣服。太炎的祖辈，入清以来已经历七八代了，但死的时候都从来不穿戴清朝的衣服，而是采取“深衣敛”的办法。
1897年春，在诂经精舍苦学8年之后，章太炎来到上海的十里洋场。此时他30岁，受《时务报》经理汪康年的邀请，参与维新变法大业。章太炎去看老师俞樾，被骂为不忠不孝。章太炎公开声明，与最敬爱的老师断绝师生关系。
然而章太炎并不认同康有为治学态度和治学目的。双方矛盾不断升级，最后竟至于一场群殴事件。倔强的章太炎愤然离开《时务报》。
1899年，章太炎第一次流亡日本期间与孙中山相识，章太炎被孙中山“当今中国不流血就不能推翻满清王朝”的议论深深打动，连连叫好，称其为“卓识”。
1900年8月3日，章太炎毅然剪去长辨，脱去长衫，换上西装。随即著文《剪辫发说》，并将其寄给孙中山。文章很快就发表在了《中国旬报》上。
1902年，他又逃亡日本。孙中山为他举行欢迎的宴会，演奏乐曲。章太炎一高兴，连干了70余杯。
1903年章太炎回到上海，主编《苏报》，成为一把刺向清政府的尖刀。邹容写《革命军》，章太炎又是写序，又是在《苏报》上发表评论文章，称赞《革命军》是“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是“义师先声”。
6月30日，上海租界的外国巡捕和清政府的警探查封《苏报》和爱国社。蔡元培避青岛，后转欧洲。吴稚晖则远走英伦。章太炎却不逃走。他说：“革命就要流血，怕什么?清政府要捉我，如今已经是第七次了。”他迎着来人走上去，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别的人都不在，要拿章太炎，就是我。”慷慨入狱。“章疯子”的外号也得于此时。在狱中，他招邹容前来一同抗辩。
第二天，邹容跑到巡捕房，说：“《革命军》是我写的，不能让章先生一人坐牢。”巡捕看邹容还是个小孩子，不相信。邹容就冷笑着把书的内容背给他们听。
在狱中，尽管受尽百般折磨，但为了鼓舞年轻的邹容，章太炎特意写下一诗：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灜洲。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邹容也回赠章诗一首：
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
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
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
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章太炎成了被告，原告是堂堂的大清国。可谓一大奇观。
开庭时，法官说他骂皇帝是“载湉小丑”，触犯圣讳。
章太炎说：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而且按照西方的法律，人们是不避讳的，所以我直接写“载湉”，没有什么不对。再说，从字的意思来讲，“小丑”两个字中，“丑”字本来作“类”字，或做小孩子解，所以“小丑”也就是“小东西”或“小孩子”，并没有诽谤的意思。
听众席上掌声雷鸣。审判员如坠云雾里，不知所措，非常尴尬。其中一位在目瞪口呆之际，突然悟出章太炎是海内外著名的学问家，肯定是科举正途出身，便小心翼翼探身问道：“您得自何科？”
章太炎故作糊涂，高声回答：“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
邹容病死于狱中，章太炎度过了3年的牢狱生涯。
出狱后，章太炎再次流亡日本。在孙中山的盛邀下，章太炎出任《民报》社长，继续鼓吹革命。鲁迅说：“我爱看这《民报》，••••••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
为了封禁《民报》，清政府专门派人赴日与日本政府就此事进行密谋。日本政府以“扰乱治安”名义，命令警署查封了《民报》社。
章太炎到地方裁判厅，起诉日本政府。
开庭时，章太炎质问裁判长：“扰乱治安，必须有证，若谓我买手枪，我蓄刺客，或可谓扰乱治安。一笔一墨，几句文字，如何扰乱？”厅长无语。
辩护专家们连忙给厅长打圆场，说《民报》言论妨碍日本社会秩序。
章太炎反问道：“吾言革命，吾革中国之命，非革贵国之命，吾之文字，即煽动人，即煽惑人，煽惑中国人，非煽惑日本人，鼓动中国人，非鼓动日本人，于贵国之秩序何干？于贵国之治安何干？”众位辩护专家无言以对。
章太炎怒吼道：“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国法律皆然，贵国亦然，吾何罪？吾言革命，吾本国不讳革命，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吾国圣人之言也。故吾国法律，造反有罪，革命无罪，吾何罪？”整个裁判厅内鸦雀无声。
1912年清帝退位后，章太炎强烈感受到南京临时政府的软弱无力，自己提出的种种主张和方案不被理解，他希望尽早结束南北分裂的局面，共御外辱。但黎元洪号召力不够，孙中山不采纳自己的建议。最后，长叹一声：只有靠袁世凯了。
章太炎被袁世凯任命为总统府高等顾问、东三省筹边使。章开始为袁世凯唱赞歌，攻击同盟会的革命党人。但很快，幻想就被严酷的现实击碎。宋教仁被袁世凯刺杀，让章太炎幡然觉醒，宣布辞职，参与筹划讨袁。
1914年，章太炎随孙中山南下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章太炎代拟《大元帅就职宣言》，明确宣告要“与天下共击破坏共和者”。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于是，他将自己关进了书斋。
鲁迅对章先生的评价最为切实：
民国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达，该可以大有作为了，然而还是不得志。这也是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死备哀荣，截然两佯的。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本），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凯又攘夺国柄，以遂私图，就更使先生失却实地，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最先亦见《民报》），为巨大的记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
起初，章太炎并不像其他知识分子那样，在青灯黄卷中静坐观心，很自然地把佛学作为其经世的武器。虽然其父“中年颇好禅学”，其师俞樾“茹蔬念佛”，但这种宗教意识并未引起他对释迦的丝毫兴趣。在其27岁时，精通法相宗的夏曾佑劝他购览佛典，尽管他略涉《法华》诸经，对之却有一种拒斥的感情，对佛教尚持批判的态度。他还撰《公言》批判包括佛徒在内的“宗教之士”，“阻塞人之智虑，使不获公言”，因而慨叹佛教“犹不免于上古野人之说”。及至30岁，宋恕促其读“三论”，“亦不甚好”。
后来，一次偶然披阅《大乘起信论》，“一见心悟，常讽诵之”，于是便开始了探赜索隐的佛学研究之路。同年（1903年），章氏因苏报案囚系狱中，“私谓释迦玄言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并托友人罗致佛典，得《因明入正理论》、《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诸法相典册，以及梵文《阿弥陀经》等，“晨夜研诵，乃悟大乘深义”，而“达大乘深趣”，终于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其时，他还诱导邹容学佛，“以解三年之忧”。
章太炎对佛学的兴趣不发则已，一发则穷源究委，倾全力营造起他的哲学体系。他不仅品味把玩佛典，而且取西方哲学，如康德、叔本华的著作“与内典对照”，“而后内典大明”。其意在说明，法相宗的名相分析与西方哲学的某些概念、范畴不谋而合；人的感性印象，或直观素材与摄取或识别这些印象素材的能力，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相对而无差别。同时通过对宇宙的无限和“凡人之思想所及”有限的论述，证明“色心不二”、“识中有物”的唯心唯识观念，表明认识无限的可能性。一场求是求真，以西方哲学对校、诠释佛学繁难名相，以佛学改变传统思维方式的哲学革命，便在大墙下面的囚室之中孕育起来了。
出狱以后，出于哲学革命的目的，他不仅广泛求购佛典，深入探讨法相唯识义理，以佛解庄，以庄、佛证孔，“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对人类理论思维进行系统地反思；同时，还特邀梵文教师密史逻教习梵文；从杨仁山居士专究法相唯识之学；与诗禅八指头陀诗词酬唱；赞助太虚大师创建佛教弘法组织“觉社”及弘法刊物《觉社丛书》、《海潮音》；邀华严学者月霞法师为留日学生讲授佛法；并针对清廷“毁寺兴学之令”，大声疾呼“自护寺产，自办学校”，为他的哲学革命做了充分的物质准备。
东渡日本的章太炎，在东京留日学生举行的欢迎会上特别强调：“佛教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同时，尤以其理性主义的基本性格，指明佛法辩证思维的特征。“在哲学上，今日也最相宜。”他说：
佛法只与哲学家为同聚，不与宗教家为同聚……佛法的高处，一方在理论极成，一方在圣智内证，岂但不为宗教起见，也并不为解脱生死起见，不为提倡道德起见，只是发明真如的见解，必要实证真如……与其称为宗教，不如称为“哲学的实证者”。至于布施、持戒、忍辱等法，不过对治妄心。妄心不起，自然随顺真如。这原是几种方法，并不是他的指趣。
在这一哲学革命的整个过程中，章太炎发表了《建立宗教论》、《无神论》、《人无我论》、《俱分进化论》、《国故论衡》、《诸子略说》等一系列重要哲学论文，以及他自诩为“千六百年未有等匹”的“一字千金”之作——《齐物论释》，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相唯识哲学。
哲学家与政治家的主要区别是，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全心倾注在国计民生的具体问题上，而哲学家和宗教家更关心形而上的问题，主要兴趣在于穷源究委，探索世界的本源、人的认识的发生和归宿。章太炎首先肯定，哲学和宗教一样，都要建立一个思想上的终极依托形式——本体，它们的内涵虽然可以不尽相同，但它们作为一种依托的终极形式却是完全一致的。章太炎选择的本体是佛教所说的“真如”，他把它比作老子的“道”和“无”，儒家的“无极”或“太极”。章太炎也说，其实世界上的事情，是找不到开端的，推本求源，求之不尽，无可奈何，才确立一个本体，以求论述上的方便，所以说，“始”就是“无始”，“元”就是“无”。
章太炎还把《庄子》与佛学融会起来，以庄解佛、庄佛结合，他说，佛教的“自在”，庄子“无待”，实际上说的都是对外在生存环境和自我的生存意识的绝对超越。心灵只有在达到不依任何条件而独立存在的“真如”之境，才是“自在”、“无待”的自由境界。换句话说，只有像庄子说的那样“去是非之心”，像佛说的“离言说相”，才能泯绝差别、去妄存真。这既是“无待”、“自在”的绝对自由，又是“吹万不同”、“平等咸适”的齐物观。
章太炎竭力主张的“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具体而言，就是破除自我，去掉“五心”：
非说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
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
非谈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
非示众生皆佛，则不能去退屈心；
非举三轮清净，则不能去德色心。
当然章太炎的哲学观又不是纯粹的佛学，他说：“仆往者铸熔经论，断之鄙心。”老师杨仁山指责他是“混乱正法”。正说明他不是一个佛教学者，而是一个哲学家。曹聚仁说：“以佛理来解释庄子，作《齐物论释》，以佛理论性，作《辨性》上中下；独到之境，非宋明理学家所能梦见，宋濂辈碌碌不足道，何足以望其项背呢！”
章太炎精通古今经学，且思理深邃，尤擅思辩。其学术著作，文笔古奥，索解尤难。鲁迅就曾直言自己当年读不断《訄书》。古学功底深湛如鲁迅者，尚且视读解章著为畏途，其余也就自愧以下，可想而知了。
毛泽东也说，他（章太炎）出版一本论文集，偏偏取名《訄书》，使人难读又难解。
据说，能与章的学问匹敌者唯有康有为的老师廖平。章太炎入川时，廖平在成都。廖平扬言，“章若至者，必面折之”，章遂不敢入成都。
章太炎说，康有为的书是抄袭廖平的，“他（康有为）著了一本书，还没有出版。他忽然写一封长信给廖平，要把廖平的一本书，毁版——把版子劈了。后来，后来康的书出版了，原来康就是抄廖平的。你想康的心狠不狠。竟然要把廖平的版劈，劈了——毁尸灭迹。”
曹聚仁说，章太炎像向羊群挥舞着长矛的堂吉诃德，但对于弟子们的问学，态度非常谦和，和家人父子一样说家常话，并不摆出什么大学者的架子。不像康圣人，一副天才的面孔。
周黎庵在《章太炎先生轶事》中说：
章氏居处有一大室，四壁琳瑯皆是书籍，除窗户外，一无隙地，即窗户之上下亦设书架。室中除书外，了无陈设，中置一床，即为章氏独睡之处。每中夜睡醒，忽忆及某书某事，即起床诣书架翻阅之，往往自中宵达旦，虽在严冬，亦不知加衣。翌晨其仆役进室洒扫，见章持卷呆立，形如木鸡，必惊呼：“老爷，你没有着衣呢！”章始惊醒，则必患重伤风，伤风必患鼻疾，其家人虽欲禁之，不可能也。章氏治学精神，可见一般。吾知其于持卷呆立，形如木鸡之时，心神领会，此种精神，真吾辈之万分景仰者，惜天不假年，惜哉！
章太炎晚年居上海，不闻世事，一心沉浸于学问之中。尝自行出门外购烟，离家五六十步，便不识归途，又不忆门牌，只得沿途问人，其问路之词甚幽默，为“我的家在哪里？”六字，闻者莫不目为疯子。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灵柩运到南京。在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时，章太炎专程来到南京吊唁。达官政要们为他接风洗尘。席间，有人请他题字留念。他挥笔写下对联一副：
诸君鼠窃狗跳，斯人痛哭；
此地龙盘虎踞，古之虚言。
众人看了，面面相觑，做声不得。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章太炎又走出书斋，为民族危难而奔走呼喊。1933年，章太炎移家苏州，着手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其宗旨是“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有人才”。1935年，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同日本梅津美治郎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章太炎对此十分愤慨，当即作诗寄于友人，加以讽刺：
淮上无坚守，江心尚苟安。
怜君未穷巧，更试出蓝看。
1936年6月14日病逝。最后断断续续吐出的两句话是：“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与其父的遗言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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