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哲学精神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民族最根本的、最高形式的自我意识。
哲学精神首先条件是独立性，独立性同时又是主体性，有了主体独立性才有主体和客体的区分，才有主体对客体认识的发生和信仰，所谓信仰，就是主体在对客体的认识中升华到了绝对的统一。
因此，判断一个民族哲学精神的高低，归根到底是观察这个民族精神信仰的强弱。有人问我，为什么西方人科学精神强，很简单，因为科学精神是源于精神信仰，而西方文化精神信仰是优势。同样的道理，西方不少杰出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最后信仰了宗教。
具有了独立性，就产生了哲学精神的反思，反思我是什么？周围世界和我发生什么关系？我想要什么？什么东西对于我的生命最有价值？等等，这就是所谓自我意识。最接近生命意义的反思，就是最具有哲学性的人道主义精神。
让我们来反推：一个民族要具有哲学精神，人民就必须具有独立自由的社会存在，有了这种存在，人民才有独立的反思精神，没有这种存在，就等于他们的命运都已经被社会安排好了，不需要他们反思，也没有疑问需要反思或者允许反思。
八十年代，看到 于光远 先生一篇文章，说是去德国柏林访问，在机场接他的是一个普通的德国青年， 于 先生一路上和他谈话，没想到这个年轻人对德国古典哲学如数家珍，而他的工作跟哲学专业不相干， 于 先生于是感叹德国普通国民的哲学精神之高。
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概念是一种普遍的哲学精神，黑格尔思想中充斥着德意志民族的哲学心智的自大，黑格尔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哲学精神极度轻视，而中国哲学精神贫乏的原因，黑格尔归之帝王专制，黑格尔认为在中国只有帝王的意志是独立自由的，而百姓的精神一直处于小孩的未成年的没有独立自我意识的状态。
马克思对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评价接近黑格尔，实质也是认为中国古代精神的发展停滞了。马克思将中国归为古代亚细亚经济，即封闭的小农自耕经济。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经济是人类最早的经济形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这样的说明“古亚细亚”的社会特征：“这些古老的社会生产机体比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机体简单明了得多，但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
马克思的这种本质揭示是准确和深刻的。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特点是血缘感情和政治专制服从，这种文化造成的个人的依赖不独立和不成熟，和黑格尔把中国人看作小孩的观点是一致的。
当西方列强依靠大炮闯入中国后，马克思曾经这样评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中国人所崇拜的革命导师马克思，也和先前的西方学者一样，是如此的把中国文化比作“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毫无疑问，马克思认为中国文化是封闭的、停滞的、落后的。
鲁迅笔下的阿Q，一直到今天，中国人都喜欢把他作为调侃的工具，而阿Q的本质就是灵魂的精神空虚，这是讽刺中国人没有精神信仰的文学形象杰作。
贬低中国文化，从黑格尔、马克思，到鲁迅，一直到今天，大有人在。而他们批判中国文化所依据的核心，可以归根为中国人缺失独立精神，而没有独立精神就不会有哲学意义上的自我意识，就不会有“人，认识你自己！”绝对普遍的哲学启蒙之时代精神，独立精神是哲学自我意识精神之母。
简而言之，中国人政治经济上的不独立，是中国人缺乏哲学精神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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