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举例斯密关于农民思辨能力的论述，分析了中国古代农业文明，“道”的哲学思想产生的一种原因。
中国古代万物归一“道”的哲学精神和意志，和中国古代政治中央集权又是相呼应的。
对中国中央集权政治产生的历史原因，西方学者主要是用经验实证的方法进行分析求证。试举例马克思的观点：
马克思用唯物史观分析亚洲国家专制政治的历史成因。马克思认为在远古时候，东方专制国家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军事部门和公共工程部门。公共工程部门负责农业灌溉工程，是产生专制政治的经济基础，因为水利灌溉是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命脉，东方大国因其幅员广阔和文明程度太低，于是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对治水进行干预，但是专制制度一旦产生，专制政府的影响就不再局限于水利工程，而且会管理农业、商业等一切社会重大公共项目和工程。
古代中国一开始就产生了强大的中央集权，相应的中国古代哲学一开始就高攀天道而将万物置之于旗下。创造出驾驭万物的高度抽象统一的“道”的概念，显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精神的胸襟是无比博大和高瞻远瞩，中国古代哲学精神的早熟始终是个谜。
中国哲学精神立足于天道，因此无论是老子还是孔子，他们的思想具有普世价值或者普遍的认识意义，放之四海而皆准。
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的哲学宇宙观，透过万物的千差万别去把握万物的联系和统一，最后归根成万物的等一，这种等一性的“道”无处不在，为了强调它的绝对普遍性，庄子特别说明“道”广泛的存在于最最低下的小虫、小草、瓦当甚至粪便之中。
如果说老庄的哲学思想是中国自然哲学精神的主要代表，那么孔子的思想则是代表中国社会伦理文化的哲学精神。
由于社会文化和人们的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在哲学高度去统一认识把握中国社会文化，就必须兼顾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这种客观的根本需要，就是孔子中庸之道哲学产生的本质依据。
孔子的思想是谈论道德文化。人类最复杂的文化就是处理人与人相互关系的道德文化。道德文化充满矛盾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道德文化又必须具有绝对性、信仰性，否则就无法实现它的哲学实践价值。
有人抱怨《论语》东拉西扯，其实这种“东拉西扯”是表达道德文化实践的丰富性和价值的绝对统一性，必然的文章形式，否则道德哲学内容就会空空荡荡，大而无当，无的放矢，正是因为《论语》中有大量丰富的、各自分散和相对独立的具体事例，后人才得以从中闻一知十，举一反三，将孔子的道德哲学精神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有“半部论语治天下”、“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政治奇效。
《论语》的东拉西扯，似乎不能表现哲学的严谨逻辑和思想统一，但这就是中国哲学思辨的特点：通过精神的直觉性和直观性，去辩证的认识绝对精神对象。
中国哲学的思维形式，主要的是从抽象的精神概念到具体经验，而不是从具体经验去归纳逻辑论证抽象的精神概念。这种哲学思维是深刻普遍的，又是保守和坚守传统的。
孔子最大的贡献，是对传统保守的道德文化，创造性的进行了概括整理，抽象上升为统一的哲学精神。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是孔子将古代的优秀道德文化连贯统一了起来，将它们在各自人类社会关系领域的内容相互打通，使之成为一个博大精深的逻辑体系，孔子自我思想评价“吾道一以贯之”，获得了后来中国文化的绝对认同。
中国文化“道”的哲学，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哲学绝对精神，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民族文化绝对统一的精神意志，也是一种无条件的国家绝对权威的精神意志。
中国文化的哲学精神，和西方文化截然相反，一般不是表现在普通民众身上，而是表现在中国文化国家主义的意志上，个人的意志无条件的服从于国家的意志。
国家的意志即哲学精神，是由君主代表和实践，所谓朕即国家，每一个臣民都必须心甘情愿的视同自己是国家微不足道的一个部分，也即事实上 从属于 君王的意志，君王虽然有自由意志，但在理论上是不自由的，是被中国“道”的国家哲学文化规定好的。
中国文化的哲学精神体现为国家意志，这是中国文明延绵发展壮大的根本条件。
中国文化哲学精神的这一特点，也决定了中国的哲学精神主要在政治文化领域发展，而不像西方个人主义哲学精神向科学文化方向发展。
中国文化哲学精神体现为国家意志，还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哲学精神，随着专制文化走向极端，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日益丧失和被窒息，导致国家哲学精神日渐衰落和发生异化，日益沦为没有绝对价值意义的世俗权利的崇拜，最终导致国家灭亡，中国历史上已经多幕上演了这种政治哲学的轮回兴亡。
哲学无非是自然观和社会观，但是对于一种文化有决定意义的是哲学的社会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基督教，以及后来许多西方人文哲学思想（比如马克思），影响和决定着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
而中国文化，孔子的人文道德哲学思想，要比老庄的自然哲学思想更为重要，丢掉了孔子，中国的文化就没有了重心，没有了精神哲学的灵魂，中国文化就徒有其表，中国文化毫无疑问就会被西方文化同化。
毛泽东时代表面是否定孔子，但是毛泽东精神中主要价值的部分，恰恰是和孔子的精神是一致的，“不患贫而患不均”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蒋介石表面上尊孔，但是实质上他忽视了孔子“不患贫而患不均”的中国文化的主要哲学精神，这是他政治失败的致命原因。
老庄的自然哲学，介入社会的利害关系不深，它虚无自由放任的世界观，注定在中国文化生死存亡的历史中，只是充当一个没有感情的看客。
中国文化是一种政教合一，但是它根本不同于世界其它文化目前具有或者在历史中曾经具有的政教合一。
中国文化崇拜世俗的帝王，和宗教崇拜抽象的神（上帝）有显著的区别，但是它们又有很大的相同，都表现为对崇拜对象的绝对敬畏。
中国文化哲学精神的深刻矛盾是：它信仰一种绝对“道”的精神，但是这个“道”无法被设计成一个超越世俗权力，可供人们绝对信仰的抽象和永恒的精神偶像，原因是中国世俗的权力远远强于崇拜绝对“道”的精神的力量，因此世俗的权力就强行的越俎代庖，霸取了精神信仰对象的神圣位置，世俗权力并且以神圣的“道”的绝对精神的代表自居。
由此中国文化的哲学绝对精神经常性的陷入信仰危机，它成为世俗王国的权力婢女，一旦文化哲学精神价值丧失了独立性，也就失去了绝对性，民众的信仰精神就会被连根拔掉。
因此，中国人不仅对本土文化的哲学精神无法真正的主张信仰，而且对外来文化的宗教信仰也将是力不从心，因为在中国，一切信仰如若 和世俗 君王至高无上的权力发生冲突，都会在后者的镇压下，不堪一击。
可见，中国文化“道”的精神，毋庸置疑，是一种绝对的哲学精神，但是中国文化又将这种“道”的精神，事实上让君主代表的官僚集团的意志来体现，中国文化价值的信仰就成为一种强权的结果，就和“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流氓政治文化逻辑混杂在一起，致使老百姓良莠难辨，一旦政治强权土崩瓦解，老百姓在强权条件下被动形成的绝对道德文化价值的信仰，也就被釜底抽薪。
于是中国文化进入无信仰、无是非价值、一盘散沙的危机局面，为了恢复中国的社会文化秩序，于是历史又会再次选择政治强权粉墨登场。中国的哲学精神就是如此在自觉和不自觉当中，在兴奋的又是痛苦的矛盾运动。
（中华民族的哲学精神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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