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最近没有时间精力参与孔子儒家之争。今天偶然看到邋遢道人的文章，顺手写几句回应。
为防误解，先亮明立场。我既反对尊孔尊儒，反对的是“尊”的主语；也反对批孔批儒，维护的是“批”的宾语。今天能弄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还真不多
罗宁 先生说反对在天安门立孔子像的网友都“心虚、自卑和怯懦”，他们的批评属于“用野蛮、粗暴、无礼、失德的语言、文字，攻击孔子”，于是对孔子和儒家做了很大篇幅的“正名”，宣传儒家的丰功伟绩。贫道读了后觉得激情有余，老实不足，很多地方与历史记载的事实并不相符。贫道重点对他描述的统治阶级打压孔子思想方面说一下看法。
罗网友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统治社会的奴隶主阶级，对于不合于自己统治利益的孔子及其思想、学说，不约而同的一致采取了排斥、拒绝、漠视、打压的态度。”
》》》我的观点：罗宁这句话首先就是不对的。他认清了对的一面，就是孔子的思想在当时受到统治者的打压。他犯错的一面，就是沿用了把历史进步论刻板套在中国历史上的说法——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
春秋往战国的历史，是大一统瓦解之后，诸侯征战兼并，导致“大夫”阶层崛起取代旧贵族的过程。周朝靠诸侯联姻形成的华夏一统局面，被列国互相征战劫掠、以邻为壑的内战取代。
各国的政治经济道路，也由调和内部矛盾、发展农业的产业文明道路，向重用精英、发展军事力量的掠夺文明道路转变。
与政治经济道路相配合的，文化也由“为公”、“民本”、“重农”、“尚德任贤”的旧传统，向谋私、忠君、尚首功趣末利、重用私属的新传统转变。
这与欧洲的所谓奴隶制（对外掠夺）、封建制（对内阶级压迫）的转变无关，而是一个大一统的产业文明，因内部新兴剥削阶级壮大而走向四分五裂的过程。
这段话里，孔子的思想和学说应该有“不合于”“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利益”的成分，因此才遭打压的。如果不是这样，这个段落就有误导读者的嫌疑。
实际上，罗网友是说不清楚的。因为即使现在，中国这个时期是否有明显奴隶社会的特征史学界都有争论，其次，无论从论语里还是其他儒家经典里都找不到孔子或者他的追随者有妨碍“奴隶主阶级”统治的词语。
》》》孔子、儒家宣扬的四大传统：尧舜，禹，汤武，文王周公。
尧舜的传统是天下为公，以君权为公器，后世称之为“官天下”，同时崇尚德义，君主无为，重用贤才（儒道墨同源，尧舜的传统道家更为推崇。圣人常无心，以民心为己心）
“禹，吾无间然矣”，禹的传统是自身勤俭，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这个传统墨家主要推崇）。
汤武的传统是什么？“革命”。上应天命（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下应人心，推翻一独夫民贼。
文王周公的传统是什么？文质彬彬，克己复礼（儒家主要推崇这个传统）
这四个传统，春秋末期哪个统治集团愿意执行？为什么不愿意执行？这个道理太浅显易懂了。比如邋遢道人，你今天就试着向在位者宣扬这四个传统试试？
孔子之所以不被当时诸侯国看好，主要原因与他反对统治者利益或者什么奴隶制无关，而是他要各国恢复周礼。也就是一是要听周王室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其次要在礼制上行周礼。
但是，对诸子封建的体制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是分裂的原因，西汉刘邦分封诸子为王，结果文景时期就天下大乱，不是景帝尤其是武帝削藩，汉朝也是周朝下场。
》》》这样的断语说明缺乏对历史的纵深认识。周王室的建立，就是以八百诸侯反纣为起点的。在周灭商之后的权威上，通过分封制才重建起大一统的华夏政权的。各地方的部落服膺于周王朝的道德、力量与先进文化，愿意接受周朝委派下来的贵族作为君主。齐国、鲁国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姜尚封齐国要与人争国，而鲁国接待新君主的土著被称作“东道主”。
这个君主给崇拜鬼（祖先）的华夏族部落带来一个拥有强大先灵庇佑的血统，带来先进的农业文明技术（尤其是历法，先进历法是农业最重要的技术），以及与农业文明相配套的制度（井田制为代表的集体经济）、风俗文化（调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体文化）。当然各国的情况也不一样，齐国主张顺应地方风俗，鲁国主张移风易俗，而筚路蓝缕的楚国干脆和蛮文化相融合。
从这段历史来看，就松散的华夏族（类似于尚未统一的匈奴。不了解匈奴的情况，可以想象一下诸侯割据的普鲁士）而言，凭借周朝权威推行的分封制当然是大一统的。指望在周朝就实现郡县制，凭什么？所以说批孔批儒的往往因为缺乏历史阅读的习惯，导致缺乏对历史纵深的认识。
到春秋时期各姬姓诸侯王不再听王室的，是周礼的结果。恢复西周的封建制，无非是再来一次从统一到分裂的轮回而已，有什么高明的？
》》》与邋遢道人的说法正好相反。周朝自穆王、宣王、厉王以降不停征伐异族（犬戎），不仅俘获极少，而且对国内人民造成巨大的政治经济负担。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幽王时，导致周朝被戎所灭。
这里插一段后人往往不了解的历史常识：-------------
为什么征伐异族会对国内造成极大的负担呢？对外征战导致的家庭分裂，人民流离，战士伤亡这些且放到一边。我说点更具体的知识：
周是农业文明的国度，人口不及现在的北京市，到处有大量的土地，而人口成了经济增长最主要的要素。按当时的生产力，一个青壮劳力可以养活十口人。那么一个劳动力抽调去打仗，就缺少了相当于十口人需要的财富
然后中国是陆路国家，水路运输很稀有，主要靠陆路运输。陆路运输仍然需要人力（挽输）和牛马（主要的生产工具）。当然，武器还要占用可生产耕具的金属，以及制造金属的燃料。这个劳动力、劳动资料的占用又是巨大的。
且不论颠沛流离导致人和牛马的大量死亡（物故）。对人、对牛马的占用，同时还会导致人的再生产停止（征夫怨妇），牛马的再生产停止（牸牝生于战地），又是极为巨大的损失。而且战争不分时节。如果在春耕、秋收时把人力、物力用于军事劳役，结果就是没有及时播种或粮食烂在地里，导致来年春荒。
除了这些之外，陆路运输，人和牛马也是需要粮草养活的。所以千里馈粮，只有十分之一的粮草可以运到，十分之九浪费在路上。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中国是东亚季风气候，水旱频繁。用古人的话说，“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记录在儒家经典《礼记》中）。
所以把主要劳动力、生产工具用于对外战争和运输，又大量消耗财富储备，再遇上天灾，这样的情况下老百姓的生活是极其惨痛的。
除非，除非攻打的不是生产力低下却好斗的蛮夷戎狄，而是攻打生产力发达的华夏同族。直接杀掠他国，掠夺土地、牛马、女人、财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奖励耕战对一个“诸侯”才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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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周王室的衰落，抵抗四夷入侵的任务交给了历来拥有兵权（周朝时，诸侯要建军需要有天子授权的，而且军队规模被限制）的四大方伯身上。这便是代替西周抵御西戎的秦，扶绥东夷的齐，制约北戎的晋和统领南蛮的楚身上。
结果是秦、晋、楚、齐都大规模吞并周边小诸侯国，掠夺“兄弟之邦”的人民土地为己所用。站在华夏族的视野上，这无非是军阀的上古版本。
这才是春秋末期，儒家重新呼唤周礼的历史背景。读读战国历史，动辄几十万族人在内战中被坑杀，明白孔子为何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了吗？
孔子宣传周礼的主要内容还是与“礼仪”，也就是习俗有关。但即使是西周时期，各地也不都是周的礼仪，婚丧嫁娶等也是各有各的习俗。孔子生在鲁国，鲁国确实行周礼（因主持制周礼的周公封于此）。但孔子活着的时候周边小邦邾国、大邦齐国等依然行“夷礼”，一些国行夏礼，宋国习殷礼。习俗是很难改的，丧葬工出身的孔子想让各地官民都改成他们那里的习俗，自然也很难受欢迎。
这才是孔子不太受欢迎的原因，什么“奴隶主阶级”，“统治利益”都不是生拉硬扯的。
》》》劝邋遢道人也不要小看了“丧葬工作”。这种小看也是缺乏文明对比研究的结果。
任何一个文明都存在神灵崇拜的阶段，西方要么是崇拜神的，要么是崇拜灵物的，共同的特征都是把自己当成某种绝对力量的臣仆，放弃尊严去服侍之，以该力量的名义对外掠夺。
而中国是以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天）为主的。祖先崇拜，对比西方的神崇拜或图腾崇拜，蕴含了两种决定性的区别：首先祖先化作神灵（鬼）庇佑后人，是一种带有亲情的责任（我们不是这个绝对力量的奴仆，而是子孙）；其次，崇拜祖先的我们死掉后，也会成为后人的祖先的（我们若有德行，自己也有朝一日成为绝对力量）。因此祖先崇拜的文明，主体意识很强，崇尚德行，没有神灵崇拜的那种奴性
如果将祖先崇拜和神崇拜、图腾崇拜并列来看待的话，负责丧葬工作的这些人，可是极为重要的角色。夏商周三代的“礼”侧重不同，基本还是延续了祖先崇拜的传统。
而孔子反对的，是“八佾舞于庭”、“封泰山”、“尔爱其羊”这些变化。
但另一方面，“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对这类变化，孔子又是包容的。
以八佾舞于庭为例，说说孔子反对逾越礼制的积极意义。本为天子在外交场合主持的礼乐，一个大夫都敢用于家里，这意味着什么呢？想一想现在的县政府办公楼比人民大会堂还雄伟，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新生剥削阶级为了自身的享乐，大量地消费剩余价值用在生产之外。为何这么说？可以读读《墨子》的非乐。大规模的乐队，那些演员们总不能种田吧？乐队不能种田吧？侍奉演员和乐队的仆从不能种田吧？而这些不种田的人又要消费大量粮食吧？而且本来用于农具的金属和材料，要被用来制备本为天子外交才准备的乐器吧？这种新生剥削阶级能象征生产力发展？
孔子这种用礼制来约束新兴剥削阶级的思维，在随后几千年里还不断地被使用。一直到今天。
接着罗网友说：“秦始皇恼怒于信服孔子思想、学说的儒生，对于自己所奉行暴政的非议，残暴、血腥的予以镇压，一举“‘焚书坑儒’。”
这又是听两千年来儒生们悲情编造的。关于焚书坑儒，《史记》里本来说得很清楚，什么时候，因为什么，杀的都是谁，烧的都是什么书。不管历史记载只管自己瞎说不是好习惯。（下面引号内容都是史记秦始皇本纪司马迁的原话）
始皇统一中国后当年，“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於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这段话清楚记载了当时关于国家基本体制的争论。包括为什么实行郡县制而不是周礼——封建制。因为儿子们虽然开始兄弟亲近，“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这是周最终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根本原因。
现在好不容易统一了，“又复立国，是树兵也”。因此中国才有了后世两千多年的郡县制国家。而这种国体是至今世界现代国家基本国体。
》》》这又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秦朝建国和周朝建国其实仍然类似，这就是关东六国的贵族遍地都是。秦朝建立郡县制时，有没有消灭地方豪强的附带措施呢？有，就是把天下豪族迁往关中。同样的事情，汉朝建国时也干过。但汉朝比秦朝强的地方，在于汉朝不但迁徙豪强，还剪灭豪强。秦朝的郡县制，却依靠地方豪强协助统治。为什么这么说？别的例子不举，项羽一家不是在地方政府当官吗？
分封制下放权力，容易让君封诸侯在地方控制豪强。但秦朝初期的郡县制并不成功，地方的官吏反而成了豪强们寄生壮大的基础。于是秦末起义，六国旧贵族都满状态原地复活。齐有田氏，韩魏有韩氏、魏氏，赵有赵氏，楚主要靠项氏贵族。
可别小看了这个问题。读历史只读到秦汉的人，很容易轻易地对郡县制和分封制做武断结论。但郡县制分封制的矛盾可不止秦汉，一直到唐朝，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宋朝之后才慢慢解决的。到了清朝、民国，又重新变成大问题。
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从秦朝到唐朝，当中央集权国家建立起来时，地方豪强都普遍存在，中央的权力还无法建立起真实纯粹的郡县制。分封不是因为君主傻，而是因为分封更容易实现整体的一统、下放权力去镇压地方的豪强；而分封却一定留下内部分裂的隐患。这才是分封郡县的区别，有弊有利，相辅相成。
也就是说，秦国究竟该“克己复礼”实行封建制，还是创新实验郡县制，是当时最重要的争论，也是儒家和法家最大辩论题目。秦始皇最终选择大一统的郡县制，并不是出于私心，因为分封制照样恩泽的是自家人。封建制必然造成国家分裂动乱，老百姓“求其宁息，岂不难哉”才是根本原因。同时也说明秦始皇还是善于分析，不因为“群臣皆以为便”就按多数人意见办。于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如果儒生们不一再要复古，要恢复封建制，也不会有焚书之事。三十三年（秦统一后第七年）“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如果儒生们不一再要复古，要恢复封建制，也不会有焚书之事。” 这种话放到今天，应该算是左派幼稚病吧？如果大革命不搞土改，国民党就不会搞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坑儒的重点明明是“师古不师今”，李斯的话说得很明白。而且这个道理，邋遢道人也应该很明白。毛与特色，哪个是古，哪个是今？
这一段把儒法之争写得很清楚了，起码有几点是没有异议的：
首先，儒生们坚持封建制，而且认为秦始皇搞郡县制是错误的，赞同郡县制的都是阿谀逢迎。理由有两点：一是不能你秦始皇一个人高高在上，让子弟、功臣们与普通老百姓一样是“匹夫”。二是只要不恢复旧体制就一定灭亡。这两点理由显然不是从公心考虑的，要现在看根本拿不上台面。
其次，秦始皇显然不是独断专行，关于究竟采取什么体制问题，起码两次都是“下其议於群臣”。不是“一言堂”，而是让双方都发言的。
第三，李斯焚书的理由与这场争论密切相关，而不是一般的愚民政策。要点是“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也就是儒生们坚持自己“克己复礼”，妄图恢复导致国家灾难的封建制。建议用烧掉民间的（注意：儒生家的和官吏家的这些书不烧）文科类书。理工医农类不烧。当然，贫道赞同李斯的主张，但不赞同李斯的措施。因为在大的转型期，新旧体制的斗争会持续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不是烧了书就没有某种思想主张了，况且不利于文物保护。
》》》焚书的重点是不准民间藏书。而具体效果如何，看汉朝考古的艰难就明白了。焚书直接导致了训诂学的兴起（教条主义），促成了谶讳流行（古书亡佚，伪书流行）和儒术合流（儒生们抛开具体的政治经济道路，开始讲五德始终了），今文学派兴盛（从迷信制度走向修正主义，例如搞白虎通义），而包含具体政治经济关注的古文尚书、左传被埋没。之后两千年里，不断有复古的学派和今文学派的争论（尤其是清朝）
不讲过程不讲原因，很容易把始皇焚书说成是完全想搞愚民政策。看完司马迁的记述就知道不那么简单。
焚书与坑儒显然是两回事儿，甚至“坑儒”这个词本身就是后来儒生们杜撰的。
始皇为什么杀了一批人？这些人是什么身份？司马迁写得很清楚：
首先，秦始皇杀的不仅仅是儒生，而是各家的“生”，甚至更多的可能是“方家”而不是“儒家”的门生。这一点很重要。后来人把史记中“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阳”一段中的“生”都翻译成儒生是没道理的。
》》》诸生这个词原意为何，推荐邋遢道人认真考据下。生并不从属于诸子百家，而是从属于以儒家为主的教育体系。那个晋武帝司马炎就是出自“诸生”的，生这个词在那个时候还是专属名词，没有多少歧义。
这不仅因为“生”的本意是“门生”，还因为史记里有以求神访仙炼药为业的“卢生”“石生”等人，这个时候干这些营生的是“方家”还不是“道家”。引起始皇杀人的直接原因是一群“方家”门生。卢生这个家伙很不地道：早在焚书前他就给秦始皇说“亡秦者胡也”，搞得秦始皇大发人力财力修长城。后来又号称能给始皇炼出长生不老药。炼不出来，却说“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於神”，因为神不保护才炼不出来。让秦始皇多盖宫殿，行踪不让人看见。最后还拿不出仙药，只好逃跑。逃跑前还与姓侯的儒生“相与谋”，大骂秦始皇混蛋。秦始皇知道卢生跑了没出撒火，说：“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秦始皇杀的是“生”，主要是“妖言以乱黔首”的各家门生，并不特指儒生。散布妖言的肯定与装神弄鬼的方家关系更大一些，因为那个时候儒家道家都还不搞这个，这是人家方家的专利。
》》》这里只补充两句。按《史记》的说法，陈胜吴广起义后，天下最早响应他们的就是儒生，“抱孔氏礼器”投奔“陈王”。另外，汉朝建国后，围绕汤武是革命还是篡逆发生过一场辩论。主角是自称代表“道家”的黄生和代表“儒”的辕固生。顺天应人闹革命，兴义军、推翻独夫民贼，可是儒家推崇的传统，所以历代统治者建国时必尊儒，到中期了再反儒。如何反儒？推荐韩非子的《忠孝篇》，大家读读就明白了。
大一统的郡县制不见得就是“暴政”，封建制也不见得就“仁政”。欧洲一千多年封建制，老百姓倒真的不是“匹夫”，而是“农奴”，是封建贵族的财产。因此罗网友说的与历史事实不相符。
》》》想一想，最后还是附一段，曾因“明经”当官的曹操写下的《度关山》：
天地间，人为贵。立君牧民，为之轨则。车辙马迹，经纬四极。黜陟幽明，黎庶繁息。於铄贤圣，总统邦域。封建五爵，井田刑狱。有燔丹书，无普赦赎。皋陶甫侯，何有失职？嗟哉后世，改制易律。劳民为君，役赋其力。舜漆食器，畔者十国，不及唐尧，采椽不斫。世叹伯夷，欲以厉俗。侈恶之大，俭为共德。许由推让，岂有讼曲？兼爱尚同，疏者为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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