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无情，汉字必须改革
——兼驳藩庆林等人在两会上“废简求繁”的提案
一
从汉字的历史发展看，汉字走的是一条删繁就简的道路。
汉字经历了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体的发展过程，“在历史上，汉字每当传习扩大，应用频繁，就发生简化。”(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文字改革出版社1979年版，第11页。)据一些学者说，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简体字，也就是说汉字简化工作从殷商时代就开始了。秦始皇堪称“千古一帝”，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就是“书同文”，这可以看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由官方主导的汉字简化工作。秦国的小篆对六国文字来说，就是规范字、简化字。但是那时的另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从历史文献和出土的秦国石刻看，秦统一的文字虽是小篆，但我们今天看到出土的秦代简牍上往往不是字形优美、写作较为繁难的小篆，而是更为简洁的具有隶书体式的古隶。这一现象说明了秦时文字选择的价值取向。南北朝以来，在常用的楷体汉字中，已有一些形体比较简单的字在民间流行，被人们称作“简体字”、“俗体”或“破体”等，如“尔、盖、刘”等。在太平天国政府的印玺和所印发的公告、书籍等，大量采用了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同时也创造了不少新的简体字。
现代汉字简化工作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同时要求改革汉字的呼声也逐渐高涨起来，胡适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的《卷头言》中说：“语言文字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然而“中国的小百姓不但做了很惊人的文法革新，他们还做了一件同样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1922年，钱玄同等人提出一套具体的汉字简化方案，其中提出采用笔画简单的古字、用简单的符号代替复杂的偏旁、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同音字合并为简单的那个字、草书楷化等简化策略，第一次有系统地提出了汉字简化的方法。1934年，他又向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1935年2月24日，上海《申报》刊载《手头字之提倡》的新闻报道，同时发表了《推行手头字缘起》和《手头字第一期字汇》。上海其他报刊纷纷响应，相继转载《推行手头字缘起》。手头字运动由蔡元培、邵力子、陶行知、郭沫若、胡愈之、陈望道、叶圣陶、巴金、老舍、郑振铎、朱自清、李公朴、艾思奇、郁达夫、胡蜂、林汉达、叶籁士等200位当时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以及《太白》、《文学》、《译文》、《小朋友》、《中学生》、《新中华》、《读书生活》、《世界知识》等15家杂志社共同发起。《手头字第一期字汇》所收的300字大部分被1935年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所采用。1935年8月21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发布第11400号部令，正式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采用了钱玄同所编《简体字谱》中2400字中的324个，在当时又称“手头字”，这是政府第一次大规模推行简化汉字。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仅过半年教育部奉行政院命令，训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这样《第一批简体字表》被收回废止。尽管如此，民国为改革汉字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后来中共政府实现简化汉字打下坚实的基础。
1949年吴玉章先生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为了有效的扫除中国的亿万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即制定出简化汉字方案，推行简化字。中共高层领导经过讨论研究后，很快吸纳了他的建议。在五十年代初，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设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始探索文字改革的道路。1954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改为国务院直属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吴玉章接替马叙伦担任该委员会主任。1955年1月7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56年1月28日正式发布《汉字简化方案》，中国的文字改革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据有些人研究，在简化方案中80%以上的简体字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就已经流行或存在的。其中源自先秦的68字，占13.05%；源自秦汉的共96字，占18.43%；源自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共32字，占6.14%；源自隋、唐、五代的共29字，占5.57%；源自宋、辽、金、元的82字，占15.74%；源自明、清、太平天国时期的53字，占10.17%；源自民国的共60字，占11.5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布的(1949年至1956年，包括1949年以前在解放区通行的少量“解放字”)共101字，占19.38%。(参见李乐毅：《80%的简化字是“古已有之”的》，《语文建设》1996年第8期。) 1964年5月审定通过《简化字总表》，1986年重新发表经少量修订后的《简化字总表》，一直在中国大陆使用至今。简化字除了中国大陆使用外，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使用。
通过以上史实我们看到，汉字是沿着一条简化的道路前进的，这是历史的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有些人认识不到汉字的这种发展规律，认为由繁体字到简化字是中华文化的灾难，这显然是不合事实的瞎说。至于“简体字是共产党发明的”、“简体字是郭沫若等人造出来的”，更是一派胡言。五十年代中共政府颁布简体字表，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做出的重大选择，它使数以万计的中国人脱离文盲，尝试用驾驭文字的办法来表情达意，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文化灾难论”者看不到这样的事实，纯属无知！
二
近几年的两会上，有些代表不断提出议案，试图废除简体字，恢复繁体字，在社会上产生不小的波澜，引起各界人士广泛的论争。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侨联副主席潘庆林就是这一提案最典型的人物。
藩庆林搞这个提案并非心血来潮，图一时痛快，而是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三十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到2010年国民经济总产值超越日本，占据世界次席，这就使一些人看到中国不实行民主制度，搞一个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能够创造人间奇迹。既然如此，那么中国人在文化领域就不该像历史上的某个时期一样妄自菲薄，就不能像鲁迅一样揭露批判传统文化，而是要转变态度，看到传统文化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巨大作用，看到在世界文化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巨大优势。藩庆林等人就是在传统文化很叫座的这种情况下，毅然认定繁体字也属于传统文化，于是就堂而皇之地提出比“爱乳日”更能惊动人心的提案来，毕竟这提案事关重大，倘若在两会上通过将改变亿万人的文化教育生活。
然而，即使中国经济再辉煌，资本主义再衰退，都掩盖不了一个铁的事实：中国的经济发展并非传统文化所致，资本主义世界也绝不会靠中国传统文化拯救自己。客观地看，三十年中国发展最重要的原因，恰恰是从传统的桎梏中挣脱出来，把自己融入世界经济发展体系。改革开放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是中国与世界接轨了的方面，发展都是比较好的，凡是坚持传统没有融入世界的方面，都存在严重的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根深蒂固，很难疗治，完全可以用腐朽、罪恶、非人性来形容。因此，不要看到一点成就，就陷入对传统文化的盲目陶醉与自信，如果传统文化确实能给国家带来福音，繁体字能够给国家带来文化的大繁荣，中国早就成世界老大了，哪里轮得到才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美国这么嚣张，动不动就去瓜分一年的诺贝尔科学奖金，动不动就将宇航员、探测器送往浩瀚的太空，动不动就开着航母战斗群到咱家门口搞演习……中国真正的崛起远不是GDP要超过谁，而是要让符合世界文明潮流的文化崛起。放眼世界，没有哪一个目光短浅、抱残守缺的文化落后国家，能在激烈的世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世界上成功的国家很多，他们首先都是文化的成功。有了这样一些认识，人们就会顿感藩庆林的提案是多么的幼稚可笑。一位赫赫有名的高科技企业家，一位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政治学家，一位与克林顿、比尔•盖茨等世界知名人士结识的对外交往人士，居然想为不合时宜的东西招魂，妄想在中国实行文化复辟，真是让人感到困惑，使人不由得感叹：“这世界真疯狂！”
有些东西在原有的状态下往往不会引人嫌弃，一旦改进，又想回到原点，那就变成遥不可及的神话，这正如我们出行坐惯了汽车、火车、飞机，突然有一天要改坐牛车、驴车、马车一样，无论怎样努力，都感到很难适应，这就是社会发展的逻辑。经过半个世纪的岁月变迁，十三亿大陆人都已经习惯使用简体字，60岁以下的人都是喝着简体字的墨水成长起来的，读书用它，写文章用它，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难分难舍。如果真的要使用繁体字，可以预见中国人基本上都变成有知识、有文化的“文盲”了，这势必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混乱。推行繁体字无疑会对中国教育予以沉重的士打击，一方面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譬如“义”字，繁体“義”比简体“义”整整多出10画；另一方面会无端地带给学生精神上的损耗，可以断言繁体字即使复辟得逞，简体字还会以某种方式存在，因为简洁、适用的东西最具有顽强生命力。1977年12月推行的“第二批简体字”虽然有“很大不妥”、有“生造字”现象，仅仅推行半年就宣布作废，但由于它的笔画非常简单，易于流行，因而影响却是非常广泛与深远的。时至今日，有些人还在使用某些“二简字”，包括一些八零后、九零后的学生。有些“二简字”由于受人们的欢迎而登堂入室，确立自己的地位，如“萧”，“萧华”可简写成“肖华”； “阎”，“阎世铎”可简写成“闫世铎”。由此看到，在学校教育中，学生为了省时、省力，平常使用“简体”，考试时使用“繁体”，他们在两端疲于奔命，造成很大的学习压力，同时也为培养 “双面人”性格提供资源。要恢复繁体字，还得耗费大量金钱，动用大量人力编写出版与之相匹配的各种工具类辞书，要对电脑的程序重新进行设置，这个工程量与消耗量绝不亚于三峡大坝。要知道中国虽然GDP庞大，但富的是政府，是商人，是贪官，还有许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许多孩子上不起学，许多人就不了医，许多人买不起房子，许多科研项目缺少资金，许多生态工程需要钱来治理……在汉字上倘若花费巨资来一番折腾，既让国家流血，又让人民流汗，才是真正的一场文化大灾难！
三
文化传承是一种思想的传承，而文字只是记载历史、传承文化的工具。经过半个世纪的应用，简体字已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它完全有能力做好这些工作。但是，藩庆林却很执着，一再声明“ 20纪50年代简化汉字时太粗糙，违背了汉字的艺术和科学性，比如‘爱’字，繁体字里有个‘心’，简化后，造成‘无心之爱’”。这完全是漠视文字最基本的功能——工具性的表现。
前面说了，由繁到简是汉字的必由之路，从这个角度切入看问题，汉字根本不存在粗糙与精细的问题，简与繁才是问题的核心。说到汉字的艺术性，无疑让人想到它复杂的间架结构，一横一竖、一撇一捺，一点一提，甚是讲究，不同的字体有不同的要求，这大概就叫做艺术。由艺术性还会使人想到令许多人如醉如痴的书法来。有人曾自豪地说：中国有书法艺术，外国却没有。说实在的，我不知道外国是否有书法作品，但中国人有这玩意儿也并不意味着汉字就多么优越。如果把方块汉字与拼音文字做比较，其弊端非常明显，突出的是“三难”问题，即难读、难认、难写。实践证明，汉字的这些弊端严重制约着人们的学习效率。据二十几年前的中等师范语文课本介绍，使用拼音文字的维吾尔族学生三年可以脱盲，而使用方块汉字的汉族学生则需要五年时间。我曾听人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早年从新疆逃往苏联的中国人，乘着解放的春风，踏着友好的鼓点，携妻带女回乡探亲。他的妻子是一位肥胖的哈萨克斯坦人，由于受丈夫的影响，决定学习汉语。一个礼拜匆匆流逝，可怜的这位胖夫人居然连“蘇維埃聯盟共和國”几个字都没有写会，迫于无奈只好选择放弃。据季羡林回忆：“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周总理在日内瓦就很感慨，大会发言用拉丁文字和其它字母的国家，第二天可以见报，就这么快。而中国呢，先把外文翻成汉文，再把汉文翻成字母，再用拉丁数字来代替，打回国内，在国内再根据拉丁数字翻成汉文。汉字影响通讯，罪莫大焉。”(王岳川：《东方思想应该世界化——我与季老对话燕园》，北大书法艺术网) 藩庆林断定港澳台的学生使用繁体字“并不困难”，但我思考的点是：港澳台的学生是不是很羡慕大陆学生写的简体字呢？没有谁给我答案。但香港资深媒体人罗绮萍的一句话却使我格外重视，他说：“我自小用繁体字，大学读中国语言文学，当然知道繁体字可以望字生义，但中国字实在太难了，从普及教育及扫盲角度考虑，我支持简体。”如今，我国在国外大量开设孔子学院，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说实在的，简体字已经够他们遭罪的，如果再让他们学习繁体字，无疑是雪上加霜。如今英语风靡世界，这不光是英美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强大造成的现象，它的简单易学恐怕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年中国科大少年班毕业的学生，在日后的学术生涯中有许多人都选择使用英文进行写作，母语对他们来说居然也变成一座难以翻越的高山。另外，文字的审美性完全是由人的情感决定的，汉字结构透露出美，汉字信息表达着美，同样，几十个英文字母也体现着一种美，而这种美更能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如“S”是潺潺的流水，是优美的曲线；是对称的图画……
讲到科学性上，汉字这一古老的语言符号究竟具备怎样的科学意义呢？我不甚明了，但将范围扩大到整个汉语体系来认识，老老实实地讲我们倒有点自卑。譬如汉语没有自己的语法体系（现在使用的语法是“五四”时从外国进口的），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表达思想往往在环境、情感等外在因素辅助下，靠揣测来完成，如《论语》首章中弟子记录老师（孔子）的一句话：“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在这里没有说出人不知道什么，缺少宾语。这种表达的模糊性造就了中国人思维的一大缺陷，即缺乏逻辑思辨能力。要知道现代科学发展，主要靠的就是人的理性思维，而这种思维又是建立在逻辑思辨基础之上的。再如，汉语的不严密性还表现在循环定义的逻辑错误上，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很有名气，现在大学中文系的先生授课都要将它搬出来作弄一番，但“考者，老也”，“老者，考也”根本就不是什么科学的解释。藩庆林以为一个“爱”字里面有个“心”字就科学了吗？从传统认识出发，“爱”加“心”似乎说得通，如果从现代科学理论出发，“爱”须加上 “头”或“脑”字大概才科学，因为人们爱的意识是产生于大脑的，而不是心脏。 除汉字本身外，复古主义者要明白：汉字的书写规则原来也是极不科学的。写字从右往左，从上到下，极不符合人的运动特点和生理规律，这样写，要求人要格外小心，否则墨迹会弄脏衣袖，这简直是屁股上杀猪，逆天行事！汉字书写是不加标点符号的，有时候要么让人产生歧义，要么不知所云，这样就迫使后人去钻研“句读”之“学问”。中国的文字书写就这么怪，人说话都要喘气，而文偏要“一气呵成”，真是误人又误己，不可理喻。请复古主义者不要再叫嚷繁体字的科学性了，缺少规律的东西，难以操作的东西科学性究竟有几多？不言自明。我们就说说计算机吧！越是体积庞大，操作困难，科学性就越弱，相反，其科学性就越强，这是道理。
除了艺术性、科学性之外，汉字还存在一个技术处理的问题。藩庆林在两年前的两会上说：“以前说繁体字太繁琐，难学难写，不利于传播，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是用电脑输入，再繁琐的字打起来也一样，所以这个问题已经渐渐不存在。”在这里，他犯了一个十分幼稚的毛病，以为有了电脑输入，就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书写的问题。殊不知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谁也不可能让孩子一进小学就让他放弃书写，使用电脑输入。藩庆林这样说是把这个既重要又艰难的过程给省略了，一门心思地盯着电脑输入做文章，找论据，这样做一点也显得不高明。是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际上有舆论，认为“电子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汉字行将就木”，但是没过几年功夫，王永民研制成汉字输入法，随后好几种汉字输入法问世，这算是打消了人们的疑虑。但这并不能因此断定汉字从此就一路风光。本人判断，虽然汉字的电脑输入问题解决了，并且看上去还不错，但随着科技的发展，过不了几年语音输入法将会大规模使用开来，届时，由于汉字的同音字数额众多，它的弱点将再度显现，或许汉字的危机在那时将真正来临。
汉字是历史的产物，是华夏民族交际的工具，考量它是否艺术、科学，主要看它是不是最简洁地、最有效地、最生动地承载我们的历史与文化。显然，与繁体字相比简体字更具有这方面的优势。因此，要理智判断祖国的文字，不要因为“繁体字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财富”，就大喊“不能断”。繁体字过去确实是财富，在中华文明进程中它发挥过重要作用，我们应该对它充满敬意。而现在它除少数人使用外，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已成文物。因此，让它“断”还是“不断”，可不能因为是老祖宗的东西就失去理智而感情用事。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太多太多，比如三从四德、五伦五常、孝悌忠义等等，曾经都认为是老祖宗留下的财富。如果都因老祖宗而让后代一一继承它们，恐怕中国与世界文明渐行渐远。如此一来，虽说是对得起祖宗了，但却毁掉子孙后代。中国人的文化眼光向来就很狭窄，总爱带着留恋的心回头瞧瞧，一会儿尊孔，一会儿寻根，一会儿又拿繁体字说事，就是缺乏向前的意识。这种文化上的不思进取，过去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现在有可能重蹈覆辙，再度让中华民族经受苦难。
四
藩庆林说：“恢复使用繁体字有利于两岸统一，现在台湾依然用繁体字，并称其为‘正体字’，深有意味，还要为‘正体字’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给祖国大陆方面造成了压力。” 恢复使用繁体字是否有利于两岸统一？大陆废弃简化字，恢复繁体字无疑有利于两岸交流，但我认为它对两岸统一并不能构成实质性的影响。两岸统一的因素比较复杂，综合起来看主要还是在政治与思想方面，意识形态的不同是造成两岸统一最大的障碍。藩庆林如果真的热衷于两岸统一事业，就不必在这些皮毛问题上做文章来迎合台湾，应该提出一个更有意义的提案，即大陆实行民主制度，这或许更会赢得台湾人的欢迎。大陆实行的特色主义制度妨碍了自由和人权，譬如人们要说句真话，也会顾虑重重，因为真实旁边站着冷酷无情的“风险”怪人，说不准哪天他会给你一顶破坏稳定或颠覆国家的大帽子来；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充满血腥，失去房屋与土地的许多农民哭诉无门，无奈之下过激者便用自残的办法以示抗议……这类现象都是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这一切，才是与我们有很大不同的台湾“给祖国大陆方面造成了压力”。至于台湾要为“正体字”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一件好事，海峡两岸都是炎黄子孙，哪一方做出对民族有益的事，另一方都应感到高兴。如果把同胞的这种作为看成是压力，显然是“窝里斗”心态在作怪，而这种心态早被鲁迅、林语堂、柏杨等文化大师予以深刻地批判。从政治学方面看，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还不如科学的贡献，寒碜得让人抬不起头来。然而正是这样的国度居然嗜好用政治眼光衡量万事万物，这就不免让人心沉沉意茫茫。汉字是中华民族的交际工具，你用、我用、他用，不应与政治挂钩。至于港澳台使用繁体字，这是他们的选择；尽管如此，也不能妄言大陆的简体字就用错了，就应该将它消除。
除了政治上的浅陋之外，复古主义者还打着祖宗的旗号兴个人所好。人往往就是这样，喜好什么就爱鼓吹什么，千人千面，难以调和。但是，有些准则我们不得不遵守，否则这世界就变得乱七八糟，不堪入目了。十几亿的人口大国要选择一个共享的东西，不放弃私欲与偏见，不做仔细地调查研究，不按照普世的价值观念，是万万不能办好的。在汉字的繁体与简体问题上，我的感觉是有些人的理性被埋藏在潜意识中的那种偏执所替代，显得太感情用事了。像藩庆林一样，著名军旅歌唱家郁钧剑与著名戏曲艺术表演家梅葆玖也在两会上提案，要求废除简体字，恢复繁体字。郁钧剑与梅葆玖何以对繁体字如此钟爱？别忘了，他俩都是书法爱好者，一有空暇，就挥豪泼墨，造诣着实不浅。至于藩委员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雅兴呢？我却不得而知，如果没有或许就有别的什么隐情？还有一个政协代表，就是全中国主旋律唱得最好的宋祖英，也应和着搞“废简求繁“的提案，或许她是找个活干，作为代表在会上没有提案怎么说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或许是受人影响，香港台湾用繁体字制作的音乐片的确很有魅力。然而，个人的偏好往往障目。早在乾隆时候，他一听南方口音就来火，曾斥之为“鸟语”，但我在听了《上海滩》、《万里江山永不倒》、《铁血丹心》等粤语歌曲后，内心便萌动起全国普及粤语的愿望来。假如我是两会代表，一定会提出这个议案的。
五
毛泽东在简化汉字方面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早年的毛就像许多人一样关注汉字，关注国语。1919年9月5日，毛泽东读了黎锦熙所写《国语学之研究》一文后，致信黎锦熙，表示“国语这个问题，弟亦颇想研究……关于‘国语’的材料，先生遇着，千万惠给一点”（《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第404页。）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看了《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这篇文章之后，写信给蔡元培说：“读《新文字意见书》，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二十年后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1940年1月1日，他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提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据统计，1949年全国5.5亿人口中80%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因此，毛泽东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54页。）在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文改会”主任吴玉章宣读了毛的指示：“汉字必须改革，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准备工作。”由于毛的决定与文字工的努力，第一批简化汉字在中国大地诞生，这是历史的光辉时刻，其功绩永载史册！当然，简体字像许多新事物一样，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它有缺憾，也有不足。但与繁体字相比，其先进性不言而喻，原来神秘的、艰涩的汉字一下子变得亲切、简单，社会各界热烈拥护。1958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上的报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说：“（简体字）方案公布后，两年来，简字已经在报纸、刊物、课本和一般书籍上普遍采用，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大家称便，特别是对初学文字的儿童和成人的确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河南一位老师向小学生介绍简化字，说‘豐收’的‘豐’字今后可以简写成三横一竖的‘丰’字，孩子们高兴得鼓掌欢呼。天津一个工人说，‘盡、邊、辦’这三字学了半年了，总记不住，这会简化成‘尽、边、办’，一下子就记住了。……简体字是要比繁体字好学好写，因此包括工人、农民、小学生和教师在内的广大群众热烈欢迎简字，这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否定甚至污蔑文字改革的看法，如认为简体字就是“毛体字”，是“文化断裂”，“引致文化衰退的种籽”。(朱大可：《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南方周末》2009年4月5日。)网上还有人提出，汉字拼音化是“苏联（俄罗斯）图谋分裂中国的一个阴谋！毛泽东是上当受骗了”。还有些举出实例，否决文字改革，如有人拿出“论”字，这样说：“‘論’替代的字是‘论’。論，从言，从仑，为形声会意字。侖，字书解释为思也，理也，次也；言，即语言。論的标意应该是：有理有序的思想才称作‘論’。而‘仑’是甚么？仑是‘人匕’。‘匕’郭沫若先生解释为‘牝器’，即雌性动物之阴部。‘人匕’呢，不言而喻。古今人们骂人，总是请出人体某些敏感部位，来加重语言的色彩浓度，‘文改’家们在这里不失为国骂的高手。”这都是妄论，看不到问题的本质。美国很发达，人家推出计算机让我们学习、运用，是不是也图谋不轨，想分裂祖国，即使人家有这样的企图，难道先进的东西就不应该学习、应用？汉字是表意文字，它的构件表达什么含义也不是固定死了的，一成不变的，其实语言学家早就对简化汉字的构件进行了整理、解释，不必担心“论”会出现那样可怕的解释。
随着现代科技文明的不断发展，大量的新事物不断产生，大量的词语也将问世。除了汉字的“三难”之外，由于汉字的总数基本保持恒定，新的事物还由这些字来承载，来表达，这样，汉字就会因词性、义项甚至读音的扩展而变得越来越臃肿，越来越复杂。而拼音文字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常常是增加词汇量，固然这给学习者也会带来一定的困难，但与汉字相比却要小得多，一来社会发展虽然日新月异，但并不是每天都要产生新词；由于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新产生的新词可以在人们接触信息的时候，在不经意间掌握，不必花大量时间去学习。二来旧事物也会消亡，一部分词也会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因此，毛泽东提出的文字发展方向是正确的，汉字必须过渡到拼音文字，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发展道路。
在汉字最终走向拼音文字的过程中，世界上的一些国家也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值得研究借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很快实行了文字改革。1921—1932年，苏联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拉丁化文字改革，把原用阿拉伯字母的文字改为拉丁字母，给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拉丁化文字；1936—1940年，又放弃拉丁化，改为斯拉夫化，把新创的拉丁化文字都改成斯拉夫字母。在苏联的影响下，蒙古人民共和国起初把老蒙文改为拉丁化字母，后来在1941年向俄文看齐，又将拉丁化字母改为斯拉夫字母的新蒙文。值得让我们注意的是上世纪40年代中期，受汉文化影响、使用过汉字的三个国家——越南、朝鲜和日本，都进行了文字改革。日本于1946年启动了汉字简体化、拉丁化改革。1945年越南成立民主共和国，毅然废除祖祖辈辈惯用的汉字，把拉丁化的越南语拼音文字作为法定文字。同时，汉字也退出了朝鲜的文化舞台。此外，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后，也进行了文字改革。如1945年印度尼西亚独立，以拉丁化的印尼文作为法定文字。
虽然中国的“文字改革委员会”变成了“文字工作委员会”，很少再有人提及汉字的简化与拼音化方向问题，但我们坚信：汉字仍需不断改革，最终要走拼音化道路，这是在全球交往日益紧密、世界最终走向大同的背景下汉字的必然选择，哪怕你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历史就是这样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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