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来阻挠中国强盛的根本原因——文人过度参政　　

——我们该树立怎样的“大国策”观？　　

王达水　　

http://www.chinavalue.net/Blog/720300.aspx　　

目 录　　

引 言 　　

第一章  中国多次错失开启工业文明机会　　

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错失开启工业革命机会　　

二、郑和七下西洋，错失工业革命机会　　

三、康熙盛世，错失工业革命良机　　

第二章  农耕文明本是所有文明源泉　　

一、中国农耕文明的起源　　

二、农耕文明本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前提　　

三、支撑农耕文明的“三足鼎立”基础　　

四、现代文明的“三足鼎立”基础　　

第三章  两千年来的朝代更替共性　　

一、朝代更替顺序表　　

二、春秋战国时代的科技特征　　

三、朝代更替的共性　　

第四章  封建朝庭过度重视文人　　

一、封建时期盛行孔孟之道　　

二、文人参政的必然　　

三、孔孟文化过于高估文人　　

四、过度重视文人的效果与典型案例　　

五、军人参政的作用　　

六、个人智慧决定国家命运　　

第五章  封建朝庭科技人才严重缺项　　

一、中国古代科技曾经群星灿烂　　

二、中国古代伟大的科技成就　　

第六章  中国科技基因的丢失　　

一、科技基因丢失的原因　　

二、陈景润及现象　　

三、《科学的春天》与历史的遗憾　　

四、“精益求精”在中国的悲哀　　

五、现代职业技能培训中的一个弊端　　

六、过分的外语需求政策　　

七、职业技能考试存在过量垃圾信息　　

八、如何公平对待自己的高级专业人才　　

九、当前影视文化中的缺钙现象　　

十、比较优势，比掉了哪些优势？　　

第七章  农业是国家的命脉　　

一、城市工资越高，农村种田人越少　　

二、我们该树立怎样的“大粮食观”？　　

三、转基因作物，究竟转的什么基因？　　

四、令人触目惊心的美国转基因粮食战略　　

第八章  重视科技而繁荣富强的典型案例　　

一、成都的都江堰　　

二、自贡采盐的钻井技术　　

三、中国的两弹一星　　

第九章  当代各行各业中的学科带头人　　

一、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二、中国的原子弹之父---钱三强　　

三、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　　

四、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五、如何做自己的主人，倪志福、许振超、国旗班　　

第十章  我们该树立怎样的“大国策”观？　　

一、只有崇尚英雄的国家，才有可能引导世界　　

二、需要战略家而不是战略知识分子　　

三、工业文明时期，现代传媒需要推动工业文化　　

四、设立中国自己的“诺贝尔奖”　　

五、美国对中国的下一场战略进攻手法　　

六、中国如何参与国际石油定价体系　　

七、我们该树立怎样的“大教育”观？　　

八、院士老龄化，怎会冒出杰出人才　　

九、新能源，当前科技最前沿课题　　

结 语 　　

后 记　　

两千年来阻挠中国强盛的根本原因——文人过度参政　　

——我们该树立怎样的“大国策”观？　　

王达水　　

引 言　　

中国是一个有着上下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大国，可是近五百年来，却无缘成为推动人类科技进步的中坚力量，这个鲜明的事实，让每一个思想者都无法理解。两千年来，中国为何不能强盛并持久地引领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反思这个课题，“文人过度参政”可能是问题的焦点。　　

“文人过度参政”为什么就是阻挠国家文明进步与发展强盛的原因呢？这应该是文人被过分重视后，其知识面严重局限所导致的主观偏见和心胸狭隘，直接导致治国安帮的方针政策出现偏差，甚至是愚昧落后。因为中国自孔孟以来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朝中参政议政的执政环境中，“文人、军人、匠人”的平衡关系从来就没有理顺过。　　

关于“文人、军人、匠人”，本文是指文化上的思想者、军队里的指挥者、科技界（科学与技术、工程与生产）的领头人。其中，匠人的“匠”，是独具匠心的意思。比如，人们对著名物理学家牛顿，就以“科学巨匠”而敬称。　　

在国家管理这类课题中，以“文人、军人、匠人”这个整体概念进行宏观思考，在当前中国思想界，此文应该是率先提出并初步探索者，有抛砖引玉之意。　　

在国家管理这类课题中，为什么偏偏要对“文人、军人、匠人”进行整体研究和讨论，理由在于中国两千年来的国家政治体系中，“三种人”的结构，非但极端不平衡，而且其中往往严重缺项。　　

也即，2000年来，中国封建式朝政，要么是文人被过度重视，要么是军人被过度重视。而且，在这两种过度重视的每一次过程中，几乎都伴随着“匠人”的缺项。因为现代（100年）以前，中国封建王朝的执政体系里，从来就没有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方面的学科带头人群体，在政府最高端参政议政，就更别说是身居高位显职，进而引导社会发展进步。　　

文人被过度重视之际，文化必然发达，但国家经济并不一定发达，而军事往往必然衰竭。其典型案例，就是将“花鸟鱼虫”画得活灵活现的皇帝宋徽宗赵佶，“诗、书、画、印”四结合，独创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直到今天相信也没有人能够超越。他在创新“瘦金体”书法的同时，在严重超越国力地大修宫廷建筑和大搞宫廷文化建设之后，结果最终把若大一个国家给彻底地“画败了”。　　

宋徽宗（1082年11月2日－1135年6月4日）赵佶（jí），徽宗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宋神宗十一子，是中国宋朝第八位皇帝。 　　

  　 　　　　　　　　　　　　　　　　　　　　　　　　　　　　　　　　　　　　　元丰八年（1085）封遂宁郡（今四川省遂宁市）王。绍圣三年（1096）封端王。他兄长宋哲宗无子，死后传位于他，在位25年（1100年2月23日—1126年1月18日）。 　　

赵佶于在位期间，重用蔡京、童贯、高俅、杨戬等奸臣主持朝政，大肆搜刮民财，穷奢极侈，荒淫无度。不仅建立了专供皇室享用的物品造作局，还四处搜刮奇花异石，用船运至开封，称为“花石纲”，以营造延福宫和艮岳。随之而来，竟将父亲留下的当时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财产给花个一干二净。　　

徽宗酷爱艺术，在位时将画家的地位提到在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位置，成立翰林书画院，即当时的宫廷画院。以画作为科举升官的一种考试方法，每年以诗词做题目，曾刺激出许多新的创意佳话。他信奉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大建宫观，并设道官二十六阶，发给道士俸禄。在位期间，爆发方腊、宋江等领导的民变。　　

宣和二年(1120年)，遣使与金朝订立盟约，夹攻辽国。宣和七年，金军南下攻宋。他传位赵桓(钦宗)，自称太上皇。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金太宗再次命东、西两路军大举南下，宋兵部尚书孙傅把希望放在道士郭京身上，妄以“六甲法”破敌，但神兵大败，金兵分四路乘机攻入城内，金军攻占了汴京。宋钦宗遣使臣何㮚到金营请和，宗翰、宗望二帅不允。　　

靖康二年（天会五年，1127年）二月，金太宗下诏废徽、钦二帝，贬为庶人，北宋灭亡（960年—1127年），二帝被俘北上。后被押往北边囚禁。天会八年（1130年）七月，又将二帝迁到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城北旧古城）软禁。到达五国城时，随行男女仅140余人。流放期间徽宗仍雅好写诗，读唐代李泌传，感触颇深。五年后，天会十三年（绍兴五年，1135年）四月，病死于五国城。　　

军人被过度重视之际，军备必然发达，疆土牢固并往往有所拓展。但是，国家经济并不一定随之发达。其典型案例就是秦始皇暴政，其强大的军事能力，虽然实现了国家统一，但是，后来却过度消耗国民经济，以修建宏大壮观的万里长城等超国力庞大建筑工程，进而就是令其国家政权迅速分崩离析的根本原因。　　

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封建大一统时期——秦汉。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公元前207年，刘邦攻入咸阳，秦国亡。　　

　　　　    秦皇（前259年-前210年）名政，嬴姓，赵氏，又名赵正自称祖龙。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王朝的开国皇帝。秦庄襄王之子。汉族。出生于赵国首都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 　　

公元前247年，秦王政13岁时即王位，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九年）。秦始皇22岁时，在故都雍城举行了　国　君成人加冕仪式，开始“亲理朝政”，除掉吕不韦、嫪毐等人，重用李斯、尉缭，自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39岁时完成了统一中国大业，建立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秦朝。定都咸阳。　　

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劳胜过之前的三皇五帝，与大臣议定的尊号改为“皇帝”。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所以自称“始皇帝”，但却二世而亡。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均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　　

无论是过度重视文人，还是过度重视军人，通过宋徽宗与秦始皇这两个典型的历史案例，我们不难发现，在国家高端，人才和智慧，如果往往总是出现结构性严重不平衡，特别是往往表现在“文人、军人、匠人”组织配置关系上的结构性不平衡，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导致国家出现政策偏差、生产落后、科技停滞。随之而来，国家对科学技术的需求及热情无法高涨与持续，更无法进一步向前探索发展。因此，国家整体性的生产力状况，则只能始终处于个体化的低级劳动工具的文明时期，根本就不会出现开启工业文明的可能。　　

第一章  中国多次错失开启工业文明机会　　

人类社会开启工业文明，有两个条件必须具备，一是社会化的工业大生产，二是科技创新并得到国家社会的高度认可与广泛应用。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本来曾有多次开启工业文明的机会。比如，一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国家错失开启工业革命的机会。二是郑和七下西洋，错失工业革命的良机。三是康熙盛世错失工业革命的机会。　　

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错失开启工业革命机会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兴土木修建万里长城、人工运河灵渠、啊房宫等，是国家重大社会性集体生产劳动的典范。这些宏大工程，在对资源的开发、对原材料的集中加工与使用、工程设计与施工工艺、科学理论与工业技术，生产工具与发展创新，对农业粮食生产的基础性保障与严重依赖，生产中的系统管理等等方面，都已经具备开启工业革命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条件。　　

如果秦始皇当时不实行暴政，也不过度消耗国民经济的人力物力，而是推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观念与政策的话，其科技创新及其推动的社会生产与经济进步，必定会蒸蒸日上。随之而来，全体民众自然就能够从社会经济发展中受益。进一步地，政权与统治必然加强，也就不至于在秦二世接手后不久，就断送了江山。　　

二、郑和七下西洋，错失工业革命良机　　

　　　　   郑和，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士兵和船员组成的远航船队，访问了许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联系。每次都由苏州刘家港出发，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他一共远航了有七次。最后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时，在船上因劳累过度过逝。　　

　　　从1405年到1433年，从刘家港出发，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阿拉伯国家）、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海岸，红海、麦加（伊斯兰教圣地），并有可能到过今天的澳大利亚。 　　

1、郑和下西洋的前提条件 　　

　　（1）中国唐宋元朝以来领先世界的先进的航海技术和发达的造船技术； 　　

　　（2）永乐帝朱棣宣扬大国国威，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 　　

　　（3）中国的唐宋元朝的远洋贸易传统，特别是在元朝时，中国的远洋贸易非常发达，拥有当时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几个港口和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大量的民船和商船，为后来的明朝航海奠定了基础。 　　

　　（4）明帝国经济上的支持和军事力量保障； 　　

　　（5）郑和船队上的海员、明朝军队士兵、翻译官等人的共同努力。 　　

郑和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航海家。英国前海军军官、海洋历史学家孟席斯（Gavin Menzies）出版了《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 ，认为郑和船队先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澳洲等地。1405年之后的28年间，郑和七次奉旨率船队远航西洋，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的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玛早92年，比麦哲伦早114年。在世界航海史上，他被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直达航线。　　

600年前，从1405年开始，在28年间，郑和率领中国大明皇朝的200多艘船航行在世界海域上，造访各国。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的李约瑟博士估计，1420年间中国明朝拥有的全部船舶，应不少于3800艘，超过当时欧洲船只的总和。今天的西方学者专家们也承认，对于当时的世界各国来说，郑和所率领的舰队，从规模到实力，都是无可比拟的。 　　

2、郑和下西洋的意义 　　

　　（1）展示了明朝前期中国国力的强盛，中国的海军纵横大洋，虽然在国土面积上远远比元朝小，但至少实现了万国朝贡，盛世追迹汉唐； 　　

　　（2）加强了中国明朝政府与海外各国的联系，散财之举给南洋、西洋各国带来了经济实惠； 　　

　　（3）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件世界性的盛举，从此，郑和之后，再无郑和。 　　

（4）由于郑和下西洋的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没有发动民间的商业贸易，全部的开支都依赖明朝强大的国力来支撑，没有对中国带来什么经济实惠，于是，明朝全盛时期过后，再也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支持这项庞大的工程了，下西洋随之停止。（摘自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4124.htm）　　

郑和七下西洋，传播了华夏文明，也让中国了解世界，是600年前中国科技超前发展并领先世界的文明足迹，是当时中国科技与经济空前发达的宏大展示。遗憾的是，当失去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明成祖朱棣 　　　　 的支持之后，郑和下西洋这项伟大的文明活动非但没有持续下去，而是随即终止，甚至连郑和下西洋的丰功伟绩，都被那些随之得势的文人们齐心协力地一下子就几乎给抹灭干净。因此，人们今天只好从英国皇家海军退役的潜水艇艇长 　　　　  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 ）编写并于2002年出版发行的《1421，中国发现世界》（http://book.sina.com.cn/nzt/his/zhongguofaxianshijie/index.shtml），　 　　　以及后来编写并出版发行的《1434，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抵达意大利并燃起文艺复兴》　 　　　这两本书中，去比较详细与系统地了解我们的科技前人曾经辉煌的，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那段光芒四射的历史。  　　

文人们抹掉的不仅是郑和七下西洋的丰功伟绩，而是扼杀的中国在人类文明史上率先实现工业革命的种子，种下的却是导致中国后来遭受屈辱的祸根。　　

显而易见，每当文人过度参与政治，而其中恰好又缺少了科技人员的参与，那么，国民经济的发展进步，特别是文明的超前探索与成果创新，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三、康熙盛世，错失工业革命机会　　

　　　　    康熙，大清圣祖仁皇帝，名爱新觉罗·玄烨（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清朝第四位皇帝，也是清军入关以来第二位皇帝，年号“康熙”，通称康熙皇帝，为中国历史上的成功帝王之一。　　

康熙的历史功绩：破除分裂势力，抗击外来入侵。修著图书，重视道教。学习文化，武力非凡。亲征朔漠，和善蒙古。重农治河，兴修水利。移天缩地，兴修园林。兴文重教，编纂典籍。对自己讲学习，对朝政讲勤慎。　　

重农治河，兴修水利。明未清初经过长期的战乱，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康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下命停止圈地，他六次下江南巡察黄河和水利，修黄河、淮河、永定河。康熙的重农治河，兴修水利,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　　

兴文重教，编纂典籍。康熙重视文化教育。亲自主持编纂了许多重要的典籍譬如说《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清文鉴》《康熙全览图》《古今图书集成》康熙主持编纂的典籍有六十多种，大约有二万卷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精神财富。康熙朝使清帝国屹立于世界东方。当时俄国有彼得大帝，法国有路易十四，康熙与他们比有伟大过人之处，康熙时候人口最众多，经济最富裕，文化最繁荣，疆域最开阔，国力最为强盛。康熙时候清朝的疆域，东起大海，西到葱岭，南至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的面积大约有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 　　

康熙喜欢自然科学，喜欢西洋钟表，今天在故宫博物院人们依然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留下来的经典藏品。遗憾的是，作为皇帝的他，对自然科学的喜好，没有推广为整个统治阶层乃至整个国家民族的喜好，他甚至连要将之推广这个念头，似乎都没有想起过。不然的话，中国的现代工业文明与振兴，可能早在3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与康熙大帝同期可以同期对比的，是当时英国的统治者路易十四。那时正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现代科技已经崭露头角，科技带头人及其其成果与作品，尤其获得皇家的肯定，一些学科带头人甚至被封爵位，名利双收之际，堂堂正正地进入上流社会。随之而来的社会潮流，是那些贵族阶级因此开始对自然科学兴趣大增，他们纷纷参加到一些著名学者开设的科普课程中甘当小学生，甚至出现了一些贵族人士在重要社交场合故意显摆自己科技知识的社会风气。　　

实际上，路易十四对自然科学并不十分感兴趣。但是，他对自然科学的肯定，对科技工及其科技成果的充分肯定，特别是倡导国家政策对其充分鼓励，从而使得一个热爱科技的热潮，成为了全社会追崇的目标。随之而来，掀起了整个欧洲自文艺复兴之后的现代科技浪潮，及其之后的一次又一次工业革命。　　

两千年来，中国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错过科技文明的发展进步机会，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中国封建时期的国家政治体制中，从来就没有对“科学技术决定国家命运”形成正确的理解，也没有进而树立坚定的信念。封建时期一朝又一朝的皇帝，他们大都只关心自己“座江山、发大财，吃玉食、穿锦衣”，根本不关心民众“衣食住行”这种社会需求和生活品质，以及与国家社会整体性的科技实力和进一步发展强盛的必然关系。　　

两千年来，中国的国家政治之所以总是徘徊在那种愚昧的思路里，关键在于我们2000年来的教育体系中，从来就没有科技教育的位置，科技早就被彻底地边沿化，整个国家社会，除皇权之外，仅仅只有孔孟之道被推崇。　　

随之而来，国家社会的文化重要组成中，“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文化观念根深蒂固。因此，缔造了一代又一代，只读经书文理，不晓自然科技的文人墨客。　　

恰恰正是这样的一大群文人们，在帮助朝庭治理着国家社会。因此，一个没有科技根基的上层建筑，必然没有科技发展与回报的基础环境，进而就不可能在国家社会科技力量推动下，始终保持不断进步的繁荣富强的盛况。　　

试想，一个国家，总是仅仅依靠严重脱离生产实际和没有科技思想的文人墨客来治理，这样的国家社会能够酝酿出工业科技文明的曙光吗？　　

一个从来就不真正重视科学与技术的国家，必然不被科学与技术所真正仲爱。因此，必然地只能在低层次的生产力环境中，不仅被西方那些从上而下并全神贯注地重视科技活动的后来者追赶并超越，甚至衰落到蒙受1840年鸦片战争的屈辱、甲午战争的惨败、1935年日本侵华战争的扫荡……　　

今天，当我们能够冷静地反思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能够真正地持续进步发展的大政国策，特别是冷静地反思高端管理层智囊团在“文人、军人、匠人”结构上的合理性与平衡性这类重大敏感课题，这对2000年蹒跚而来的中国及其可以预见的未来，无疑具有划时代的现实意义。　　

第二章  农耕文明本是所有文明的源泉　　

远古时期，人类靠打渔、捕猎、采集野果为生。那时的中国，自南方神农炎帝和北方的黄帝创建南北文明之后，随之翻开了农耕文明的新时代，是当时全球领先的科技文明之光。农业的产生让人类的脚步踏上了文明之路，人类从此开始了定居、耕种、养殖、手工制造的自给自足的新生活……　　

中国农耕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进步，取绝于农业工具和相关科技与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进步这个显然的前提。起源于对庄稼生长过程的技术掌握，起源于对农业种植整个生产过程的控制，起源于农业生产的连年持续与丰收，特别是起源于伟大的科技与文化先贤“炎帝、黄帝”的个人智慧。　　

一、中国农耕文明的起源　　

1、神农炎帝对农耕文明的伟大贡献　　

炎帝是我国上古时代姜姓部落首领，号烈山氏或厉山氏。据《史记》等古籍追记，炎帝姓“伊耆”，名石年。母为有娇氏女，名日女登，是少典正妃。生炎帝。长于姜水，故有‘姜’姓之称。　　

炎帝少而聪颖，三天能说话，五天能走路，三年知稼穑之事。据《纲鉴》等记载：“炎帝以火德代伏羲治天下，其俗朴，重端悫，不岔争而财足，无制令而民从，威厉而不杀，法省而不烦，于是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肠谷，西至三危，莫不从其化。”《越绝书》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务利之已矣，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不以其智能自贵于人，而天下共尊之。”　　

他一生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教百姓耕作，百姓得以丰食足衣；为了让百姓不受病疾之苦，他尝遍了各种药材，以致自己一日中七十次毒。他又作乐器，让百姓懂得礼仪，为后世所称道。其族人最初的活动地域在今陕西的南部，后来沿黄河向东发展，与黄帝发生冲突。在阪泉之战中，炎帝被黄帝战败，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合并，组成华夏族，所以今日中国人自称为“炎黄子孙”。　　

神农炎帝开创农耕文明时的伟大贡献主要有九个方面：　　

第一，“制耒耜，种五谷”，奠定了农工基础。耒耜的使用和种五谷，解决了民以食为天的大事，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人类由原始游牧生活向农耕文明转化创造了条件。 　　

　　第二，“立市廛，首辟市场”。据《周易•系辞下》载，神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农发明的以日中为市，以物易物的市场，是我国货币与商业发展的起源和基石。 　　

　　第三，“治麻为布，民着衣裳”。原始人本无衣裳，仅以树叶，兽皮遮身，神农教民麻桑为布帛后，人们才有了衣裳，这是人类由朦昧社会向文明社会迈出的重大一步。 　　

　　第四，“作五弦琴，以乐百姓”。据《世本•下篇》载，神农发明了乐器，他削桐为琴，结丝为弦，这种琴后来叫神农琴。神农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六弦：曰、宫、商、角、徵、羽”。这种琴发出的声音，能道天地之德，能表神农之和，能使人们娱乐。 　　

　　第五，“削木为弓，以威天下”。神农始创了弓箭，有效地防止了野兽的袭击，有力地打击了外来部落的侵犯，保卫了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劳动成果，建立了军事国防的基础与意志。 　　

　  第六，“制作陶器，改善生活”。在陶器发明前，人们加工处理食物，只能用火烧烤，有了陶器，人们对食物可以进行蒸煮加工，还可以贮存物品，以及酿酒、消毒。陶器的使用，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对人类的饮食卫生和医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七，“创建农历，确保生产”。为了促使人们有规律地生活，按季节栽培农作物，炎帝神农还立历日，立星辰，分昼夜，定日月，月为三十日，十一月为冬至。 　　

　　第八，“创建社会和谐风气”。炎帝管理部落，治理天下很有方法。他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智贵于人，天下共尊之。他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勤，不罚而邪正，不忿争而财足，无制令而民从，威厉而不杀，法省而不烦，人民无不敬戴。 　　

第九，“普及教育，传播技能”。炎帝还是我国教育的始祖。他教民使用工具，教民播种五谷，教民医药，教民制陶、绘画，教民弓箭、猎兽、健身，教民制琴、教民音乐、舞蹈，还教民智德。可见，炎帝时期，除生产生活外，农耕文明在“德、智、体、美”方面，一并得到了全面重视和发展。 　　

　　神农炎帝对人类的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炎帝精神，是创业精神，奉献精神，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炎帝精神使中华后裔在与自然和社会的斗争中，摆脱愚昧和野蛮，追求先进与文明。这种精神使华夏民族获得了高度的团结和统一。　　

显而易见，神农炎帝是以“文字与计算、农耕技术、农耕工具”为特征，集 “文人、军人、匠人”优势为一体的华夏农耕文明的始祖。当农耕文明的劳动成果，能够初步解决人们生存所必须的“衣、食、住、行”需求之后，随之而来，才是开发推广“医疗卫生、商业金融、国防军事”等更加进步的社会文明形式。恰恰是神农炎帝，在恰当的时候，以超凡脱俗的大智大慧，开启了农耕文明后续的灿烂辉煌。　　

神农炎帝是集“文化、军事、科技、生产、工商、金融、医学、教育”等于一体的，创建华夏文明的伟大先贤。　　

2、轩辕黄帝对农耕文明的伟大贡献　　

    　　　　    轩辕黄帝为中华民族始祖，人文初祖，中国远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黄帝(英文：The huangdi；Yellow emperor）（前2697-前2599年）少典之子，本姓公孙，长居姬水，因改姓姬，居轩辕之丘(在今河南新郑西北)，故号轩辕氏，出生、创业和建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故亦称有熊氏，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他首先统一中华民族的伟绩而载入史册。他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创造文字，始制衣冠，建造舟车，发明指南车，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等，是承前启后中华文明的先祖。传说中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共主，五帝之首。　　

黄帝起源地——姬水(陕西中部)　　

第一，文化贡献。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他在炎帝之后，统一了中国各部落。他推算历法；教导百姓播种五谷；兴文字；作干支，制乐器，创医学。纪时：帝使大挠作甲子，以十天干配合十二地支以纪时沿用至今农历(甲子、乙丑以至癸亥，共六十年为一周期)，即道教之六十元辰。 　　

　　数学：隶首作数，定度量衡之制。 　　

　　军队：风后衍握奇图，始制阵法。 　　

　　音乐：伶伦取谷之竹以作箫管，定五音十二律，合於今日。 　　

　　衣服：元妃嫘祖始养蚕以丝制衣服。 　　

医药：与岐伯讨论病理，作《黄帝内经》。 　　

　　文字：仓颉始制文字，具六书之法。 　　

　　铸鼎：在荆山（位于陕西中部）铸鼎，分华夏为九州。 　　

其他：发明历数、天文、阴阳五行、十二生肖、甲子纪年、文字、图画、著书、音律、乐器、医药、祭祀、婚丧、棺椁、坟墓、祭鼎、祭坛、祠庙、占卜舟车、弓矢、房屋等。 　　

据史书记载，黄帝在农业生产方面有许多创造发明，其中主要有实行田亩制。黄帝之前，田无边际，耕作无数，黄帝以步丈亩，以防争端，将全国土地重新划分，划成“井”字，中间一块为“公亩”，归政府所有，四周八块为“私田”，由八家合种，收获缴政府，还穿土凿井。对农田实行耕作制，及时播种百谷。　　

发明杵臼，开辟园、圃，种植果木蔬菜，种桑养蚕，饲养兽禽，进行放牧等。　　

缝织方面，发明机杼，进行纺织，制作衣裳、鞋帽、帐幄、毡、衮衣、裘、华盖、盔甲、旗、胄。　　

制陶方面，制造碗、碟、釜、甑、盘、盂、灶等。　　

冶炼方面，炼铜，制造铜鼎、刀、钱币、钲、铫、铜镜、钟、铳。　　

建筑方面，建造宫室、銮殿、庭、明堂、观、阁、城堡、楼、门、阶、蚕室、祠庙、玉房宫等。　　

交通方面，制造舟楫、车、指南车、记里鼓车。　　

兵械方面，制造刀、枪、弓矢、弩、六纛、旗帜、五方旗、号角、鼙、兵符、云梯、楼橹、炮、剑、射御等。　　

日常生活方面，熟食、粥、饭、酒、肉、称尺、斗、规矩、墨砚、几案、毡、旃、印、珠、灯、床、席、蹴踘等。　　

第二，政治贡献。建立古国体制：划野分疆，八家为一井，三井为一邻，三邻为一朋，三朋为一里，五里为一邑，十邑为都，十都为一师，十师为州，全国共分九州；设官司职，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设三公、三少、四辅、四史、六相、九德（官名）共120个官位管理国家。对各级官员提出“六禁重”，“重”是过分的意思，即“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要求官员节简朴素，反对奢靡。提出以德治国，“修德振兵”，以“德”施天下，一道修德，惟仁是行，修德立义，尤其是设立“九德之臣”，教养百姓九行，即担任法官、后土担任狱官，对犯罪重者判处流失，罪大罪极者判处斩首等。 　　

神农炎帝和轩辕黄帝在创建农耕文明之际，如果离开“文化、军事、科技、生产、工商、金融、医学、教育”中的任何一个科目，华夏文明是否能够在他们的有生之年顺利地建立起来，这很难说。进一步地，农耕文明后来两千多年在中国的传承与弘扬，兴衰与跌宕，那就一定只能另当别论。　　

显而易见，“文化、军事、科技、生产、工商、金融、医学、教育”是人类文明社会能否成立的，缺一不可的最基本要素。　　

中国的农耕文明并非一帆风顺、循序渐进。究其原因，后来各朝各代的统治者，大都没有传承文明始祖神农炎帝和黄帝集“文化、科学、军事”等一体化平行推进的管理与创新理念。　　

进一步地，当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对“文化、军事、科技、生产、工商、金融、医学、教育”这些基本要素，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认识偏差与结构性的不平衡时，其直接的效果，则是社会生存发展方向的偏差与秩序上的不平衡。因此，任何朝代，但凡没有建立“文人、军人、匠人”三者平衡的管理体系与智囊团队，其生存发展的道路必然坎坷，国家社会的前景则必然暗淡。　　

学而优则仕，兵而优则将。仅仅重视文人，仅仅重视军人，观其结果，必然导致科技被边沿，商贸被轻视，社会生产力难得有持续与发展，民众生活难得安居乐业。　　

二、农耕文明本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前提　　

农耕文明是人类脱离守猎型生存方式，转化为以农业种植技术与能力，进而自己养活自己的全新劳动生存方式。农业生产，恰恰是以人类综合文明为前提条件的。因此，农耕文明是科学技术、工农生产、军事国防、文化艺术、商贸金融的源泉。　　

1、农耕文明本是科学技术的源泉　　

农耕文明的前提，首先在于种植技术的掌握。而种植技术的前提，在于首先要选定适合种植的作物品种，了解掌握其生长过程，果实特性及基本收成情况，特别是适合人类食用否。其次，要进行种子筛选和育种。第三，要在恰当的农时耕耘土地进而播种。第四，要进行除草、防虫害、防病害、防止动物侵害、抗旱抗涝等田间管理，甚至是要兴修水利。对于蛮荒时代的人类，农耕文明毫无疑问地是科学技术得以开展并不断发展的源泉与起点。　　

2、农耕文明本是工业生产的源泉　　

在农耕文明开始之际，当人类掌握了基本的种植技术之后，刀耕火种显然无法适应文明的发展需求。因此，开创适合于农业耕耘的工具，则是文明自然而然的进步过程。因此，以神农为代表的农耕文明的先祖，随之发明了以“耒”为最为实用的第一代农耕工具。　　

而发明与制造农耕工具，恰恰是手工业的最原始的起步点。随之而来，人类进一步知道了工具的巨大作用与社会需求，以及个人智慧创新的潜力在农业工具开发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地，越来越多的农耕工具陆续被开发研究出来，并在制造使用过程中，在逐步普及与广泛应用的过程中，得到不断优化与改良、提升与进步。显然，农耕文明是工业生产的源泉与起点。　　

3、农耕文明本是军事国防的源泉　　

当农耕文明不断发展进步后，粮食种植技术必然随之不断提高，粮食丰收的成功率越来越大，原始的规模化农业必然逐步形成，安居乐业的农耕文明生活方式因此开始。随之而来，对粮食及种子的储备意识和社会需求，就显得更加重要。因此，为防止外来势力对土地主权的干扰与侵略，以及对粮食资源的掠夺，以浓耕工具为武器的冷兵器军事与国防，随之应运而生（原始的军事与国防，应该就是指一群人与另一群人之间，因为利益的搏斗而展开的一切相关社会活动）。可见，农耕文明是军事国防的源泉无疑。　　

4、农耕文明本是文化艺术的源泉　　

寻求娱乐是各类动物天然的生命特性，人类当然不会例外。当安居乐业的农耕文明形成一定社会规模后，以奴隶社会的文明基础为前提的原始文化艺术，必然要向以农耕文明为特点的文化艺术转化与发展。因此，以农耕文明为特征的，反应人类生存与生产，反应人类对自然环境新的认识的新的文化与艺术，必然来自农耕文明这个基本的前提。显然，农耕文明无疑是文化与艺术新的源泉。　　

5、农耕文明本是商贸金融的源泉　　

农耕文明之后，才是工商金融的社会作用出现之时。因为不断发达的农业技术和收成，一方面让人类社会出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劳动成果，另一方面，又逐步形成农业劳动与手工业劳动的社会化分工。因此，农业产品必然要与手工业产品进行交换。随之而来，就是商业贸易文明的开始。进一步地，为更加方便、安全、快捷地进行商业贸易，等值货币作为商品的中间替代物自然就会出现。因此，农耕文明的发展进步，必然产生人类社会的商业贸易和金融经济。　　

6、农耕文明本应得到国家社会高度肯定　　

农耕文明的焦点在于科技与创新。肯定农耕文明，其实就是肯定科学与技术，就是肯定创新与发展，就是肯定科技工及其独特的智慧和超前的思想理论与研究成果，就是肯定科技工的研究成果得到应用并造福社会的贡献。因此，国家社会就应该理所当然地，对科技工予以实实在在的政治荣誉和经济价值“双肯定”。随之而来，才能够在全社会实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的良好文明风气，从而促进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生活富足、文化繁荣、文明进步、社会前进。　　

可是，一个仅仅推崇与盛行孔孟文化的国家社会，科技已经被严重边沿化和贫贱化，科学与技术甚至已经沦落到了无法正常进行传播与传承的地步，因为那真的是“读书无用”（既不升官，更不发财），甚至已经衰落到没有科学技术专门的教育体系，也没有专门的普及性的教学课程、教材教具、科目分类的地步。因此，要指望这样的社会能够出现工业革命及其随之而来的工业文明，几乎就是不可能，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历史，的确就是这样。　　

三、支撑农耕文明的“三足鼎立”基础　　

“文字与记录、农耕技术、农耕工具”是构成农耕文明出现与循循渐进地发展进步的缺一不可的基础，必须同时存在，同步发展，相互促进。否则，一旦其中缺失了某一项，或者是出现整体性不平衡，则必将对农耕文明与农业生产，形成阻碍或制约。　　

1、文字与记录　　

关于文字，不外乎就是一个个的符号，用以记录或计算。进一步地说，文字是人类自己发明并约定的，用以记录客观事物与基本规律、科技理论与哲学思想、文化艺术与社会伦理、个人语言与个人智慧、集体力量与社会文明等的符号。　　

2、农耕技术　　

农耕技术，以农业种植为基础，进而首先解决吃饭生存问题，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与转折点。　　

农耕技术的核心，在于人类对各类作物要掌握其完整的种植过程、种植方法、种植工序，以及选种育种，防病防灾，收割储存。　　

3、农耕工具　　

农耕工具是农业种植除选种之外的技术保障手段。农耕工具的进步与发展，是农业科技含量与农业文明程度最直接的体现。　　

神农炎帝创建农业型社会文明的历程中，当完成选种使命之后，就是发明耕田的工具——耒。耒，是农业种植过程中，平整土地、细化土壤的工具，当时是木制的，“耒”字恰好具有象形的特征。进一步地，华夏文明的汉字文化中，与农耕有关的文字，往往大都具有“耒”字偏旁，如“耕、耘”。　　

耒耜乃中国上古时代的原始农具。“按耒之作，始于神农。”《易·系辞下》记载：“包牺氏殁，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兼取诸益。”原始农业的耕作方式，实行撂荒耕作制。这一时期耕作技术的特点是刀耕火种，以后逐步发展为火耕水耨。耒是原始农业早期使用的一种重要农具，由采集时代的一些工具过度而来。基本形制是一根适合用手握的木棒，将木棒的两端砍成、或磨成、或烧成尖状而成。耒的主要功能是为播种时在土面戳一洞穴，再把种子放人穴中。耜的最初形状是略带小梗的竹木、石片、骨角、蚌片，捆扎在耒的下端，主要功能用于挖掘、耕地、除草。　　

农耕工具是农业技术水平最直接的体现，进而是农业文明程度的最直接体现。因为农耕工具一是决定了生产方法，二是决定了劳动效率，三是决定了产品质量。仅仅以“耒”为例，神农炎帝发明农具“耒、耜”之前，其整个农业文明的水准，就是刀耕火种的最原始阶段。当神农当发明农具“耒、耜”之后，生产方法实现变革与进步，五谷才得以顺利种植，劳动效率才可能倍增，随着劳动效率提升之后导致的新农田面积的开垦与增加，农业收成随之大幅度翻番。　　

耒耜是由耒与耜两种农具结合演变而成。这就是犁的雏形。这种农具适用于南方稻作，先民们将耒耜的发源地称之为“耒地”，将流经耒地的河流称之为“耒水”。至秦统一中国后，设置县城，耒水在城之南，故名“耒阳”。这在全国仅有一处。　　

神农创“耒”于耒。湖南衡阳市管辖的耒阳市，是神农炎帝发明农具耒并实施与发扬光大的地方。在耒阳关于炎帝神农的古代神话、民间传说、祭祀古迹甚多。近年来，耒阳出土遗址达二十多处，大多为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即相当于炎帝神农末期的文物。　　

神农炎帝为何是在耒阳境内发明与实施耕田农具耒的呢？基本前提两项：一是神农炎帝出生在湖南衡阳以西的永州境内，距离耒阳的直线距离约150公里。二是耒阳境内比较平坦、土地肥沃、水源丰沛、四季分明、阳光充足，特别适合水稻种植。因此，神农炎帝的水稻栽培技术，就是在耒阳这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开始进行探索实践与总结提高的，广泛普及之后，随之开创了华夏农耕文明的新时代。　　

饮茶始于湖南。一是茶祖在湖南。战国时期的我国最早的一部药物学《神农本草》，就将口头流传的茶的起源记载了下来：“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唐以前称茶为荼)而解之”。这在《史记·三皇本纪》、《淮南子·修务训》、《草本衍义》、《帝王世纪》亦有记载，均为后人所公认。二是茶陵在我国县市中唯一一个以茶命名的县。据文献记载，茶陵在西汉初期为侯国，元封五年始置县，隶属长沙国。陆羽在《茶经》中明确指出：“茶陵是因陵谷生茗而得名。”三是《茶经》中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闻于鲁周公。”这是我国以茶当饮最早的文字记载。 　　

四、现代文明的“三足鼎立”基础　　

“科学理论、生产技术、生产工具”构成了人类现代科技文明时期“三足鼎立”的坚实的支撑力量。其中，三者之间形成了“相互补充、相互拓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态势，是人类文明深入发展必须具备的客观基础。　　

1、科学理论　　

科学理论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础，其中，“数学、物理、化学”是科技基础的基础。特别是物理学、化学的不断发展进步，为工业革命开创了崭新局面。　　

比如，一方面，科学巨匠牛顿的科学理论贡献，就是永恒的丰碑。一是他的的光学理论，为后来的照相技术与工业文明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他的数学理论，为后来的天文学、军事弹道技术、航空航天等科技事业的进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三是他发现的物理学定律，为工业革命的科技进步，同样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确定了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电磁学先驱法拉弟发现的“电磁感应”规律与总结出来的电磁感应定律，为电器文明奠定了坚实理论与技术基础。　　

再一方面，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发现的“元素周期规律”及周期表，为化学工业文明与工业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指明了科技方向。　　

2、生产技术　　

生产技术与工艺方法，是工业文明的基本特征。不同科技含量的生产技术与工艺方法，是生产能力、产品质量、工作效率、企业效益最基础的决定性因素，进而是创新发展的客观前提，是产业升级换代的客观前提。　　

尤其是当生产技术与工艺方法在科技创新引领下的革命性的技术进步之后，人类的工业文明将随之迈向崭新的境界。当今电脑与网络技术所导致的许许多多产业的生产技术、工艺方法、创新手段、管理模式、社会运行模式等等革命性文明进步，就是生产技术革命性成果推动的结果。　　

3、生产工具　　

生产工具是科技时代生产劳动技术等级状态的直接表现，是人类文明与智慧创新的成果。　　

比如，100年前的汽车工厂，流水线劳动工具在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发明与应用，就是汽车工业划时代的进步。　　

之后，随着工业自动化进程的加快，汽车装配流水线上的一些工序项目，开始出现机器自动化替代人工劳动工序的新的生产方式，装配效率和装配质量随之发生革命性进步。　　

再之后，随着数控机床的发明，汽车零部件的生产效率、生产能力、产品质量与精度等，随之也发生了革命性的进步。　　

再后来，当稀土元素用于汽车关键零部件的材料之中后，汽车发动机的耐磨性、高温特性、疲劳特性、安全可靠性等，都发生了革命性的进步。　　

显而易见，当我们从新认识到“科学理论、生产技术、生产工具”是现代科技文明时期不可或缺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之际，返观“生产力”三大要素“劳动对象、劳动者、劳动工具” 对人类农业或工业文明的理论见解，就不难发现，那仅仅是文人的表象的认识而已。进一步地，现代工业文明时期，谁重视与实践“科学理论、生产技术、生产工具”的相互平衡与发展规律，谁就将在人类科技事业引领下的当前数码工业时代，走在科学与技术、创新与发展、文明与进步的前列。　　

第三章  两千年来的朝代更替共性　　

一、朝代更替顺序表　　

1、中国朝代年表　　

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

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

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延；

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

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

2、中国朝代详细年表　　

从夏朝到公元1950年之前：　　

时间          事件　　

约公元前2070年之前  传说中的黄帝、尧、舜、禹时期　　

约公元前2070年 禹建立夏朝　　

约公元前1600年 汤建立商朝　　

公元前1046年 武王伐纣，建立周朝　　

公元前771年 犬戎攻入镐京，西周灭亡　　

公元前770年 周平王迁都洛邑，东周开始　　

春秋后期 孔子在世　　

公元前356年 商鞅开始变法　　

公元前260年 秦赵长平之战，封建大一统时期——秦汉　　

公元前221年 秦灭六国，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公元前209年 陈胜、吴广起义爆发　　

公元前207年 刘邦攻入咸阳，秦亡　　

公元前206～前202年 楚汉战争　　

公元前202年 西汉建立　　

公元前138年 张骞首次出使西域　　

公元前60年 西汉设西域都护　　

公元9年 王莽夺取西汉政权，改国号新。西汉灭亡　　

公元25年 刘秀建立东汉　　

105年 蔡伦改进造纸术　　

200年 官渡之战　　

208年 赤壁之战　　

封建国家的分裂和民族融合——三国、两晋、南北朝　　

220年 魏国建立　　

266年 西晋建立　　

280年 西晋灭吴，统一南北　　

316年 匈奴兵攻占长安，西晋灭亡　　

317年 东晋建立　　

383年 淝水之战　　

420年 宋朝建立，南朝开始　　

439年 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北朝开始　　

494年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封建社会的繁荣——隋唐　　

581年 隋朝建立　　

589年 隋统一南北　　

605～610年 开通大运河　　

618年 隋亡，唐朝建立　　

627～649年 贞观之治　　

7世纪前期 松赞干布统一吐蕃　　

690年 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　　

713～741年 开元之治　　

8世纪前期 渤海国建立。南诏首领皮罗阁统一六诏　　

8世纪中期 骨力裴罗统一回纥　　

755～763年 安史之乱　　

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经济的继续发展——五代、辽、宋、夏、金、元
907年 后梁建立，唐亡，五代开始　　

916年 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政权　　

960年 赵匡胤建立北宋　　

979年 北宋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局面　　

1005年宋辽澶渊之盟　　

1038年元昊建立西夏　　

11世纪中期 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　　

1069年王安石开始变法　　

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立金　　

1125年金灭辽　　

1127年靖康之变，金灭北宋，南宋开始　　

1141年绍兴和议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　　

1234年蒙古灭金　　

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　　

1276年元灭南宋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封建社会由盛而衰——明、清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明军攻占大都，元亡　　

1405～1433年 郑和七次下西洋　　

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　　

明朝中后期 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在江南出现　　

16世纪中期 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　　

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　　

1627年明末农民战争爆发　　

1636年后金改国号为清　　

1644年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农民军攻占北京，明亡。清军入关　　

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　　

1684年清朝设置台湾府　　

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　　

1727年　清朝设置驻藏大臣 （雍正时期 ）　　

18世纪中期　维吾尔贵族大和卓　小和卓发动叛乱清朝设伊犁将军
1771年　土尔扈特部重返祖国　　

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　　

1840年-1842年 鸦片战争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　　

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无产阶级产生　　

1851年金田起义、太平天国建立　　

1856年-1860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8年《爱珲条约》《天津条约》的签订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　　

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　　

19世纪60到90年代 洋务运动　　

1864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1883年-1885年 中法战争　　

1894年-1895年 甲午中日战争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　　

19世纪90年代 帝国主义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　　

1898年戊戌变法　　

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潮,八国联军侵略中国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　　

1911年黄花岗起义、保路运动、武昌起义　　

近代史 民国（1912年到1949年）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　　

1913年二次革命　　

1915年新文化运动、护国运动开始　　

1916年袁世凯恢复帝制失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5年五卅惨案、五卅反帝运动爆发　　

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南昌起义　　

1928年井冈山会师　　

1931年九·一八事变　　

1934年红军长征开始　　

1936年西安事变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军南京大屠杀　　

1940年百团大战　　

1941年皖南事变　　

1947年发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运动　　

现代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二、春秋战国时代的科技特征　　

1、春秋时期的科技特征　　

春秋时期中国在天文学、物理学、医学等科学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是国家繁荣、文明进步的基本前提。　　

　　春秋战国时，“阴阳五行”之说开始形成，该理论将整个世界包括天文都纳入五行体系。“天”不仅以天象，而且还以各种物象来显示“天命”。因此，人们要以各种符应去体察“天命”，改变了以往用民心去体察天命的方法。这些符应显示于“五德转”。显示于“五行之运”。天象的观察不但适用于国家政治，特别是异常天象，因为事关“天命”，更是备受重视。春秋战国时期，一些精巧的医疗技术被发明并在临床得到应用。《灵枢·四时汽》记载了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腹腔穿刺术。 　　

春秋时期，中国传统农业开始形成，人们发明了以前没有的铁犁铧、铁锄、连枷、石磨等新农具。　　

春秋时期除使用矿炼铁外，还掌握了冶炼生铁的先进技术。铁器的使用使大规模开垦荒地成为可能，促进了私田的发展，同时也为手工业提供了锐利的工具，牛耕渐趋普遍起来，牛耕技术的发展，只有与铁器的使用相配合，方可发挥出它的功能。在青铜冶铸方面发明了错金、错银、嵌红铜等新工艺。侯马大批铸造陶范的出土，显示出这一时期青铜冶铸业和采矿业的规模很大、水平很高。春秋中期以后，各诸侯国已经大量使用货币。金属货币的流通，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春秋时期，铁器具较多地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许多荒地被开垦为良田，耕作技术由粗放转向精耕细作，农业产量大增。私田增加，井田制崩溃，土地关系向私有化发展。诸侯们不得不陆续实行改革，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而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高涨。由于战争的需要，马的数量增多。中原地区的畜牧业则基本上变成了农业的附庸，专门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人很少。 　　

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铸造也是这一时代的特征，以曾国、楚国、徐国的青铜器为代表。青铜器上的雕镂纹饰趋向细致工整，造型轻巧灵便，出现了错金铭文。存世的吴、越青铜剑，其冶铸淬炼之精，合金技术之巧，外镀之精良，花纹之铸造，皆世所罕见。煮盐、冶铁、漆器等部门发展起来。铁器主要为手工业工具和农具。　　

齐国的丝织品、楚国的漆器等水平很高。一部分工匠成为个体生产和经营者，聚居于城中的“肆”里，边生产边销售。被称为匠师之祖的公输般“鲁班”，就生活于春秋末年。　　

铸造金属货币，产生于春秋时期，晋国是最早铸造和使用铸币的地区之一。春秋后期，越国的谷价，每石最贵时六十钱，最贱时三十钱。 　　

春秋时，产生了新的赋税制度。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实行初税亩，国家根据土地面积向田主征收一定的实物税。这是古代田税的开始。公元年（前590年），按土地面积征收一定量的军赋（甲），从而使税和赋合而为一。春秋战国之际，地税的征收已很普遍。秦国于简公七年（前408年）实行“初税禾”的实物地税制度。战国时，各国税制不一。秦国首先实行户口登记制，并据以征收田地租税和接人头征收“头会”（人口税）。　　

春秋300年间，诸子迭起，百家争鸣，也正是这个沧桑巨变的年代，为后世奠定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础。　　

春秋年间，齐国出现了一位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齐桓公。他依靠谋士管仲整顿国政，设各种官吏，各司其职，并分全国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六乡、士十五乡，此十五乡即为农乡，乡中之人在和平时专心务农，战时当兵。如此几年之间，齐国国富民强，到公元前679年，齐国已称霸北方。后来，齐国又于前567年消灭了东夷大国——莱，使之土地扩大了一倍以上，成为真正数一数二的大国。　　

显然，“乡中之人在和平时专心务农，战时当兵”的前提，在于要有农业科技和生产工具作为基础。否则，仅仅是国家政策和制度，既无法实现有序农业生产与可靠丰收的，也无法抵御外来强贼的入侵。　　

2、战国时代的科技特征　　

（1）战国时期农耕文明繁荣的一个突出前提，在于重视技术创新与思想开放。　　

秦自孝公时商鞅变法，中经秦惠王、武王、昭王，一百余年间，建立了比较巩固的中央集权的统治。其间，注重水利和农业生产，奖励军功，军队装备优良，又充分利用客卿为秦谋划作战，在诸侯国中越战越强，终于打败了东方各个强大的敌手，成为天下第一的强国。　　

战国时，各诸侯国陆续形　成国　君之下将相分职、文武分权的中央官僚体制。相，又称相邦、宰相，是百官之长。将，又称将军，是武官之长。秦国于武王二年（前309）开始设丞相一职，丞相中最尊贵者称相邦，最高武职初为大良造，到秦昭王时才设将军。　　

战国时，铁制农具已排斥木制和石制农具并普遍用于生产中，利于砍伐树林、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和深耕细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深耕除草的同时，农民们注意识别土壤性质，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作物进行种植。施肥技术提高，懂得用肥汁拌种，粪肥、绿肥和草木灰被普遍施用。开始注意选择籽种，防治虫病，实行畦种法，播种疏密得宜，便于通风排涝，善于培根、除草、间苗和掌握农时季节。普遍推广一年两熟制，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的年产量。　　

魏国李悝曾对当时的粮食产量估计说，一亩地（约当今三分之一亩）在平常年景，可以产粟一石半（约合今四十一公斤），大、中、小丰收时可以达到六石、四石半、三石，小、中、大欠收时则只能打一石、七斗、三斗。农民平均每人每月需口粮一石半，五口之家，一年食用九十石，则平常年景一家种地百亩所产粮食，够全家一年半食用。 　　

战国时，手工业大发展，冶铁、青铜器铸造、漆器、丝织业的生产水平都有显着的提高。已经较好他掌握了高温液体还原法的生铁冶铸技术，能锻打出用于剑身的高碳钢，铸铁柔化术开始出现。青铜器的制作普遍使用熔铸、焊接、失蜡法和金银嵌错工艺，产生了在铜器表面涂金、鎏金和刻纹工艺，器型轻薄灵巧，花纹细致繁复，具有高超的技术和艺术水平。已经能生产铅钡琉璃。漆器制造业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所造漆器以木为胎，有黑、红、黄、蓝、紫、白等十多种颜色的漆，在器物上绘出各种光泽美丽的花纹，并发明了催干剂。有了结构和花纹都较复杂的织锦以及手工针编织物。出现了一些私营大手工业主，如鲁国煮监的猗顿，秦国巴地开采丹砂的寡妇清，赵国冶铁的郭纵等。 　　

为了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战国时币的种类多，流通数量大。各国铜币的样式不同，齐、燕主要是刀形的刀币，三晋主要是铲形的布币，秦、周主要是圆形有孔的圜钱，楚国主要是形似贝壳的蚁鼻钱。金币有楚国压成方块的郢爰、陈爰。战国初年，魏国每石粟卖三十钱，农民每户种一百亩地在平常年景的收获，除去吃饭和交税，余四十五百粟，可卖一千三百五十钱，每户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要用三百钱，每人一年穿衣要花三百钱，全家要花一千五百钱，还不足四百五十钱。　　

战国时代的散文创作十分兴盛，有各种历史散文，诸子的散文和其它散文作品。这些散文都用接近口语的文字写成，或汪洋恣肆如庄子，或娓娓动人，或激情横溢，或约烂多彩，或譬喻连珠韩非子的寓言，或剖析透彻如孟子，或逻辑严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使屈原的诗作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宋玉的作品，在模仿屈原的同时，对楚辞有发展和创造，在骚体中变化出赋体，对后代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 　　

（2）社会重大变革 　　

　　第一，农业生产的发展 　　

　　一是铁制工具的进一步推广：各地大量铁器出土，表明其广泛性。方法有所提高，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条件。 　　

　　二是畜力耕田的推广：除了牛耕外，还有马耕，地区更为广泛。 　　

　　三是耕作技术的进步：识别土壤，施肥技术，比欧洲早一千多年。 　　

　　四是粮食作物种类与分布：由于各国土壤、气候等不同而种植不同的庄稼，粮食作物品种也有所不同。 　　

五是农业方面的提高：当时一石相当今60斤，从而可知，中国的农业没有根本性的突破，在当时已奠定了基础。 　　

　　第二，手工业的发展 　　

　　种类：战国时代的手工业，有作为农业副业的家庭手工业，有独立经营的个体手工业，有豪民经营的大手工业，也有各国政府经营的官营手工业。 　　

　　人员：有农民、手工业者、依附贫民、雇工（佃农）、奴隶、官奴。 　　

　　技术：纺织业有新产品，并有地方特色。木工有规（圆规）、矩（曲尺）、绳（墨斗）、隐栝等。采矿、寻矿技术。 　　

产品：琉璃（即玻璃）制作的璧、剑首、印玺等。 　　

　　第三，商业的发展 　　

　　因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带来了商业的发展。政府也承认了商人的合法存在，征收各种税捐。 　　

商人的种类：⑴坐列贩卖的普通商人和小本经营的贩夫贩妇。⑵富商大贾，既有政治地位，又有雄厚的财力。战国时代商人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第四，城市的兴起 　　

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引起了城市的发展，有代表性的是齐国的临淄、燕下都、楚国的郢、定陶、赵国的邯郸。城市是统治阶级对农村行使统治权的据点，又是官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聚居的场所。城市从政治上统治农村，从经济上剥削农村。 　　

　　第五，货币关系的活跃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关系活跃起来。战国时，不仅各国铸造货币，而且很多城市也铸造货币，因此各地货币的样式不同，种类繁多。解放后发现的战国货币，不下几百种之多。从其铸造材料看，有铜币和金币。从其造型上分：刀币，流行于齐、燕等国；铲币，流通于三晋等国；圜钱，流通于秦和东、西周等地；铜贝（蚁鼻钱），流通于楚国。楚国还有铸金币：郢爰、陈爰。种类多、流通量大，反映了当时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种类繁杂，也反映了有很大的地域性。 　　

　　随着货币的发展，高利贷也风行起来。此外还有重农抑商政策。 　　

　　战国时社会经济处于飞速前进当中，但各地区是发展不平衡的。齐、魏不仅自然条件好，而且社会改革早，因而成为战国初年比较发达的国家。秦国原来比较落后，因地处关中沃野，变法比较彻底，因此后来居上，成为战国后期最强盛的国家。楚国疆域最大，土地肥沃，手工业、商业也相当发达，曾与齐、秦并为强国，因军力不强，被秦国灭掉。 　　

战国时，杰出的天文学家齐人甘德有《天文星占》，魏人石申有《天文》。他们发现五大行星中的荧惑（火星）和金星（太白）有逆行现象，测定金星和木星的会合周期长度，并定火星的值星周期为一点九年，木星为十二年，与现代科学测定极为相近。石申对二十八宿距度和其它一些恒星什宿度的测量，是早期恒星定量观测的重大成果。后人将两人的著作合称《甘石星经》。战国时，关于二十四节气的划分和安排大致齐备，对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秦朝实行颛顼历，以夏正十月为岁首，九月为岁尾。 　　

战国时的《墨经》中，有许多几何命题，如两条并行线之间等距、三点共一直线，同圆的半径相等、矩形四角皆为直角等。发明了计算工具算筹，用十根小棍摆成不同的形状来表示数字，进行计算，大大加快了计算的速度，此外，光学八条也是墨经的重要成就。《考工记》中有分数的简单运算法和特殊角度的概念与名称。《周髀算经》的成书可能在汉初，但它是先秦测量学的经验总结，其中使用了相当繁复的分数算法和开平方法。 　　

力学知识在《墨经》中也有很好的阐述。认为，力是人体所具有的使运动发生转移和变化的手段，指出杠杆平衡与两端的重量和力臂的长短都有关系，发现船的形体大小与其在水中下沉深浅有一定的均衡关系，是关于浮力原理的朴素表述。 　　

第六，战国时代繁荣的哲学思想与文化艺术环境　　

战国时代，社会的剧烈变革对学术文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加上士阶层的形成和统治者的提倡，许多学派纷纷出现，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最有影响的，除了儒道二家以外，还有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韩非、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以公孙龙子为代表的名家，以孙膑为代表的兵家，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以张仪、公孙衍、苏秦为代表的纵横家，以吕不韦为代表的杂家等。各派各家都着书立说，广授弟子，参与政治，互相批判，又互相渗透，学术思想极为繁荣。秦统一六国，崇尚法家，兼用阴阳家，焚诗书，迷信暴力，将法家学说过分夸大君权的一面发挥到极致。 　　

很显然，战国时期，农耕文明的科学技术空前发达，国家相对富裕。那时“文人、军人、匠人”的社会地位相对平等，在朝庭中的分布也基本平衡，文化思想学术交流相当流畅与繁荣。但是，这种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风气，没有得到持续与弘扬。究其原因，是后来者秦始皇在中华文明的发展道路上，因专横而不具有包容心理而留下的最大的隐患与悲哀。　　

试想，如果秦始皇在学术上既兼顾各家所长，又推广包容并应用的方针，就象推广“书同文、度同制、车同轨、行同伦”的模式，特别是兼顾“文人、军人、匠人”在国家行政管理中的平衡与共同作用，从而形成一种强大的治国理念与思想文化，那么，从那个时候起，中国科技文明的灿烂辉煌，必将是另一番波澜壮阔与美丽锦绣的历史。　　

三、朝代更替的共性　　

中国封建历史上，每一次朝代更替，都有其独特的必然原因。但是，归纳起来，主要原因不外乎这样几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王朝发展到腐败无能之际，被外来新生力量更替。　　

另一种情况是皇帝软弱无能被后起之秀更替。　　

再一种情况是皇帝强霸过度，轻视与排挤“军人”，从而导致国防衰落被外敌乘机破灭。　　

比如，春秋时期，吴国与中原的诸侯国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也开始与其他诸侯国争雄。吴王阖闾在今天的苏州建立都城，任用伍子胥和孙武攻破楚国都城，为其子吴王夫差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打下基础。阖闾的儿子夫差不顾国家连年征战空虚，与齐国和晋国争霸成功后，但却忽视了边界上的越国，并令伍子胥自杀，被越王勾践趁虚而入。公元前473年，夫差兵败而逃，被围困在馀杭山（今天苏州南阳山），向勾践求和，勾践不准，夫差自杀，吴国灭亡，吴地尽属越国。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遭遇强悍外敌的入侵而改朝换代。　　

比如：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铁骑横扫中原。蒙古人扩张版图的过程中，三次入侵西夏，逼使西夏向蒙古求和，然后进攻金国。在1211年的野狐岭会战大破四十万金军，1214年金迁都汴京，蒙古军在次年攻陷中都，金国在黄河以北之地陆续失守。1219年成吉思汗亲率蒙古主力西征，先后消灭了西辽、花剌子模及许多国家，又派速不台率领蒙古军向钦察草原扩张。　　

当然，人类社会在低级劳动工具文明时期，其社会现象的一个规律是：一旦遭遇大面积的天灾人祸，往往导致民不聊生，以及朝政的更替。　　

回顾华夏大地自农耕文明开始之后2000多年来的封建历史道路，每当重视科技、重视生产、重视民生的历史时期出现时，其国家面貌和综合国力总是欣欣向荣并繁荣富强，根本就不可能遭遇或内或外的干扰破坏，王朝更不至于轻易就被谁给推翻。反之，无论什么原因导致王朝的破灭与更替，一个基本的共同前提，都是忽视科技、忽视生产、忽视民生的必然结果。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　　

第四章  封建朝庭过度重视文人　　

　　　　    鼎，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器具，铸造大鼎，借以体现三足鼎立之力量和包容的社会文化，进而凸显了古代中国在国家治理中寻求平衡关系的强烈理念。可是，中国封建时期的2000年来，在真正意义上寻求国泰民安、生产稳定、增长与发展的过程中，朝庭高端往往过度重视文人及其作用。因此，“文人、军事、匠人”的三足鼎立关系，不仅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反而总是伴随着匠人的缺项。　　

一、封建时期盛行孔孟之道　　

2000多年来的封建时期始，其始终如一的基本治国理念，就是孔孟之道盛行，随之而来，严重阻碍了国家科技创新与繁荣富强的发展道路。　　

孔子，名：孔丘 （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字：仲尼。排行老二，汉族人，春秋时期鲁国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先秦和秦汉保存下的《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子”：古代对成年男子的尊称，在战国末期时期，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成年男子都可以称为“子”，而且都希望别人称自己为“子”，因为“子”还是一种爵位，所谓“公侯伯子男”也。但是，真正能获得别人以“子”相称的，一般是两种人：要么在社会上公信力较高的，如“老师”；要么就是较有道德的贵族；孔子、老子属于前者。在天道观上，孔子不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又对其持怀疑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　　

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崇尚“周礼”。 孟子。在政治上主张“仁政”。 孔子与孟子并称“孔孟”，孔子被尊为“至圣”，孟子为“亚圣”。　　

孔孟之道，就是儒学。程朱理学，则是孔孟之道的重要与顶峰阶段。程朱理学的伦理道德，就是“三纲五常”。“三纲五常”的核心是君为臣纲，也即，皇帝是大臣们的主宰，往下依此类推。因此，缺失民主的概念与成分，是超越自然的。　　

“三纲五常”出自：《论语·为政》。“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　范　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　　

儒家学说是后来2000年来的封建王朝治国安民的基本模式，前提不外乎在于“仁、义、礼、智、信”有利于国泰民安的文化优势。可是，国家是要收税的，民众是要吃饭的。因此，农业与经济，才是国家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根本。遗憾的是，仅仅拥有理性思维及其文化纲领的孔孟之道，恰恰缺乏关于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生存与发展进步的“科学思想与理论基础、技术手段和工作方法、探索意识与创新观念”这些基本的组成部分。　　

如果仅仅是孔孟之道具有天然的思想缺陷，那到不碍什么。关键是这个天然的，发育不健全的文化思想体系，恰恰被一代又一代的国家政治体系，捧为教化国民的、唯一的、倍受尊敬与崇拜的文化楷模（主要体现于教材或思想纲领等方面），进而培养教育后来人，甚至是培养治国安帮高级人才的蓝本。随之而来的社会效果，必然是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数不胜数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生群体。　　

试想，炎黄大帝当年开创华夏文明时，如果仅仅拥有并传播文化知识，而没有科学技术作为支撑的话，华夏农耕文明的基本框架可能还没有来得及搭建好，他们或许就会因为饥饿与病魔而夺取了宝贵的生命，哪里还会有什么机会在人类历史上开创出农耕文明的灿烂辉煌。　　

二、文人参政的必然　　

文人参政，既是历史的必然，更是社会的必然。因为从农耕文明开始，没有文化是无法管理国家社会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同理，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必定是一个愚昧落后的国家。　　

1、行政职能需要文人参与　　

任何时代，任何政府，从高端参谋机构到各级政府职能部门，无不需要文化人参与其中。否则，最起码地，一是政府的指令与意志则无法传达，二是各级职能部门的信息无法系统地收集，三是财会与金融无法开展，社会进而将无法正常运行。　　

文化人参与政府工作，不仅是简单地进行文秘信息工作、计算工作，其中更加重要的，是能够通过思想智慧而献计献策。　　

2、文人的优势　　

文者，文化出类拔萃也。尤其是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文人们，其文化基础、思想方式，文采文风，自然高人一筹。他们的智力水平、文化知识面当然也还可以，谋略计策各都有一套，这是可以称得上是管理学知识的“四书五经”等文化框架培养教育的必然结果，进而是文人跻身于政府职能部门的自然优势。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经典的书籍。“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之书。　　

3、文人的弱势　　

（1）文人欠缺自然科学知识　　

因为文人们一心一意考取功名，所学课程基本限于“四书五经”之类的文化知识，除此之外的其它方面，特别是关于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的知识，他们几乎就是门外汉。因此，欠缺科技知识与技能，是文人们普遍的弱势。　　

（2）文人欠缺生产技能　　

文人们从小就为考取功名而读书，难得参加生产劳动，或者说是没有机会参加生产劳动。他们因此大都不具有农耕体验、手工技能、商业知识、武士精神。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那就是：文人大都“手不能提，肩不能挑，脚不能跑”。因此，文人们的自然生存能力极差。可是，文人们大都偏偏心气特高，甚至是要改天换地，真是天大的历史的笑话。　　

（3）文人过于自信和自负　　

自科举制度盛行的1300多年来，一些文人往往过于自信、自负，自骄、自傲、自大，自欺、欺人。这是科举考试科目限定于“四书五经”这类文化知识的结果，更是社会制度熏陶与宠信的必然结果。因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个谬误的指针，让他们彻底地迷失了方向，进而导致他们往往错误地觉得，自己读那么多书，应该是掌握了世界最前沿知识与技能的人。随之而来，一些文人墨客往往又表现为主观偏见、心胸狭隘、专横跋扈的特性。　　

（4）文人大都最缺血性　　

封建朝庭里的文人们大都最缺血性。因为被圈着、被困着，自己恰恰又没有别的生存技能，也没有财富资本，可偏偏又盼望更加出人头地，而且确实还有这样的机会。因此，其中的一些自然而然地要成为扭曲人格心态的牺牲品，历史上那些歹毒无比的整人害人的伎俩，多办都是那些心态扭曲的文人们出的恶毒的主意。　　

鉴于文人们知识结构和生存能力天然的缺陷和不平衡，当封建朝庭主要依靠他们来充当高端智囊团人物时，特别又是在缺失科技人才这个重要群体的情况下，其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大政方针，往往必然地不怎么适合于社会文明的繁衍生息与发展进步，尤其是科技实力与科技创新推动下的文明进步。　　

我们不妨回头看看，2000多年来的中国封建历史，其社会文明真正的发展进步，特别是划时代的发展进步，有几次是文人们推动的呢？没有，从来就没有。恰恰相反的是，自农耕文明以来，几乎所有的科技大家，他们既是科技前贤，但往往又都是文韬武略高手，他们才是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真正的伟大的根本动力。　　

三、孔孟文化过于高估文人　　

读书做官，行武领兵。文状元、武状元，唯独没有社会财富制造群体里的“匠状元”。因此，“行行出状元”也仅仅停留在民间口头文化中，从来就没有形成真正的属于国家社会的知识、智慧、财富、人才资源与欣欣向荣的社会文化环境。 “匠状元”的典型代表，就是生活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的鲁班，他仅仅在建筑行业的“师传徒”文化中，有一席之地。他恰恰不是当时的国家政府（朝庭）高度认可与积力推崇的学科带头人、学术创始人。遗憾的是，他更没有象孔夫子那样著书立说并广泛传承后人的机会。　　

在对待孔子与鲁班的政治认可问题上，如果国家政府的态度如果采取与文人相同的平等对待，那么，中国2000年来的科技事业和历史足迹，必然不会出现那个被动落后的过去，地球人类的文明状态，也一定比目前更加先进。因为现代工业文明也才仅仅300多年，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经全方位的辉煌历史，已经持续了2000多年。　　

1、孔孟之道的核心与主要内容　　

（1）孔孟之道的核心　　

孔子治理天下，不外“礼乐”二端，他的礼就是不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的乐就是“浴乎沂，风乎舞雩，沐而归”，简单说来就是简政施仁。　　

孟子则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可诛杀“独夫”，虽多了点杀伐之气，却表现出其朗朗正气；他认为乐也当用来治理国家，“古之乐犹今之乐”，为君者当“与民同乐”，以此来教化百姓。　　

归纳起来，孔孟之道，就是儒学；程朱理学，是孔孟之道的重要、甚至顶峰阶段。程朱理学的伦理道德就是“三纲五常”；“三纲五常”的核心是君为臣纲。　　

（2）孔孟之道的主要内容　　

第一，孔孟之道是中国古代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为封建统治者所竭力提倡的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思想，其本质和主流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　　

第二，从封建统治者的角度来讲，巩固封建统治，实现天下太平，莫过于平民百姓人人老老实实，循规蹈矩。　　

第三，孔孟之道提倡“礼”治，正是适应了封建统治的需要。　　

第四，与诸子百家中其它学派相比，孔孟之道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倡导封建“礼”教。所谓“仁”政，“爱人”之类，其它许多学派都有此主张，不过具体言词表述有所不同罢了。　　

第五，所谓“仁”，不过是从下层平民角度考虑，对统治者提出的一些不切实际的祈望，在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从来没来没有成为事实。　　

从以上五个方面来看，孔孟之道的核心就在于提倡封建“礼”教，进而为维护封建统治，提供思想理论和人文伦理基础。因此，自秦始皇铲除《墨子》科技理论与创新思想和生产技术之后（铲除的理由不外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并永世相传，因为《墨子》的科技思想与方法太容易让后来人发展进步并繁荣富强了），进而是2000多年来封建时期各朝各代都推崇孔孟之道的根本原因。　　

因此，孔孟之道不含有农耕文明的科技成分。首先，孔孟之道不含有农业技术的成分。其次，孔孟之道不含有农业劳动过程的成分。第三，孔孟之道不含有农业成果分配的成分。第四，孔孟之道不含有农业商品交易的成分。第五，孔孟之道不含有农业文明时期如何从科技上进一步让人类更好地生存发展的成分。　　

可是，这个恰恰缺乏农耕文明最原始的科技基因与重要组成部分的孔孟之道，反而是一代又一代封建封建王朝推崇的治国纲领。因此，从国家社会文化的基因与基础方面，孔孟之道的盛行，显然是阻碍中国2000多年来科学技术持续与进步发展的巨大障碍。　　

2、孔孟之道仅含社会管理成分　　

孔孟之道，以礼治国，以乐娱民。万事和为贵，强调社会秩序的平衡理念。因此，学术上讲，孔孟之道仅仅包含有如何让社会文明协调的管理成分。　　

事实上，这本应是在相当丰富的物质基础上，才可以追求的目标。对于初期农业文明时期，美丽的设想或愿望，显然超越社会的现实状况与人们的思想追求。如果一味地超前追求这个目标，而且还是在离开农业科技的前提下进行的，则必然对社会文明进步产生拖拽效应，甚至是发展进步的阻力。因为有钱有闲有能力去学习文化的人，本来是应推动社会科技进步的中坚力量，但大家学的却是些超前但不实用的单方面的理性知识，随之而来的社会效果，必然适得其反。　　

3、科举制度过高肯定文人　　

2000多年来的封建时期，国家文化持续盛行孔孟之道，直接的社会效果，则是过高地肯定了文人管理社会的作用。其中，科举制度就是典型特色。其突出的特点，在于科举制度的科目设置，是对文人过高认可的标杆，因为那是显然的“重文韬、轻武略，重文化、轻科技”的治国大政方针。　　

（1）科举制度的方案特征　　

科举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为选拔人才资源，而设置的一种考试制度，让读书人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学而优则仕的一种制度，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年。　　

“分科取士”本来很好，可是，把农耕文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科技类科目淡化并彻底抛弃之后，科举制度因此演变成了公开选拔出类拔萃文采与文化思想人才的政府行为，并且是让他们获得担任国家或政府管理职务的唯一途径。随之而来，更加肯定了文化知识重要、科学技术不重要的国家社会行为准则，是“学而优则仕”甚嚣尘上的土壤气候，是当时国家社会排挤科技人才及其发展后劲的价值取向和强大动力。　　

宋代科举考试　　

比如，宋代确立了比较完善的三年一次的“三级”（州试、省试、殿试）考试制度，并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　　

当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　　

熙宁八年，宋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又比如，元代的科举制度基本沿袭宋代，用“经义”、“经疑”为题述文。科举分为地方的乡试，和在京师进行的会试及殿试。元代科举只考一科，但分成左右榜。右榜供蒙古人、色目人应考；乡试时只考两场，要求相对较简单。左榜供汉人、南人应考，乡试时考三场，要求相对较严格。乡试、会试考获名单俱按种族分配。　　

再比如，元朝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　　

还有，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　　

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治的工具，同进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明末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到了清代，正式的科举考试也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主要是考八股文和试帖诗等。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略仿宋代的经义，但是措辞要用古人口气，所谓代圣贤立言。结构有一定的程式，字数有一定的限制，句法要求排偶，又称为八比文、时文、时艺、制艺。 　　

清代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八股文。八股文主要测试的内容是经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里选择一定的题目来进行写作。题目和写作的方式都是有一定格式的。八股文中有四个段落，每个段落都要有排比句，有排比的段落，叫四比，后来又叫八股。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一个人能不能升官，能不能科举考试中进士升官。所以在小说中说：“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汉”是指汉代的文章，“唐”指的是唐诗。汉代的文章也好，唐代的诗歌也好，都不如当今皇帝所看重的八股文，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时的人们都一门心思地扑在八股文上，只有八股文章才能敲开科举考试的大门。　　

乡试考中了以后就称为举人，举人实际上是候补官员，有资格做官了。按清代的科举制度规定，举人可以到吏部注册，可以取得一定官职，可以当县官了。当然这个职位很少，每年大概就40人到130人的名额。　　

会试如果考中了，称为贡士。会试考完以后还要进行第三场考试殿试，在会试以后的第二个月，大概在4月份前后。殿试是皇帝在太和殿亲自考试，考中后就是钦定的进士，可以直接做官了。　　

显然，科举制度的本质，就是正如人们众所周知的那样：“金榜提名之际，功成名就之时”。因此，古代的考状元，就是考功名。科举道路，对于国家来说，实质上就是选拔文人优秀者出来参与国家管理的道路。对于读书人自己来说，实质上就是通过读书科举，希望实现“出人头地，当家做主”心愿的道路。　　

因此，科举制度本身，实际上已经彻底地排挤了科技文明的所有学科。进而对文人过高认可与肯定，同时对匠人极度贬低，进而也是大多数文人们自以为是地指点江山的本质原因，也是一些文人们出现心态弊端或畸形的原因。　　

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农业时期，单一文化结构的官本位国风，是导致对农耕文明认识偏颇的原因，是严重丢失神农炎帝和轩辕黄帝创建的华夏农耕文明之科技思想体系的根本原因，最终是阻碍国家社会科学技术传承与发扬光大的根本原因。　　

4、孔孟之道难敌三十六计　　

中国封建时代，统领国家社会的“三纲五常”不仅缺乏民主与创新的优良基因，而且还持续不断地遭遇来自传统另类文化的围剿。因为“三纲五常”总是正面地教化百姓“遵纪守法”，找准自己的位置，明确自己的福份，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是与此同时，关于“三十六计”的经典故事，不仅以各种方式在民间持续地广泛传播，而且还总是不断地在官方字典上正式登载。可是，“三十六计”真正的思想本质，恰恰是一套只讲智慧与谋略，不讲契约与诚信，不讲创造与发展的思想文化体系。因此，通过“三十六计”的感染，整个社会在“三纲五常”基础上的建立起来的道德大厦，自然就如风中楼阁。　　

当国家社会在“三纲五常”强大势力的统治下，缺失民主与民权的大众，在没有什么发展机会或空间的前提下，不满情绪总是在所难免。随之而来，内耗的心态与动力天然储备。进一步地，“三十六计”的曲线变通原理，必然让一些人企图“暗渡陈仓”。　　

反之，一个民主与法制的社会，一个尊重人权的文明社会，一个尊重知识、尊重劳动的社会，一个尊重科技、尊重创新的社会，一个以资本和科技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社会，人们还有什么心思来寻求“三十六计”的突变呢？　　

就“三十六计”理论体系而言，实际上只是弱者的技巧，强基固本才是生命大道。可见，强盛才是实基础，发展才是硬道理。 “三十六计”仅仅是权宜之计，刁虫小计。因此，人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强而行势，弱而行计”的本质区别。　　

综上所述，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孔孟之道难敌“三十六计”的干扰侵蚀，进而在具有炎黄农耕文明的中国封建时期，严重阻碍了国家不断繁荣富强的发展道路。 　　

（摘自王达水2007年5月28日博客文章：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180）　　

四、过度重视文人的效果与典型案例　　

每当文人被过度重视时，如果恰好又没有军人和匠人来平衡与制约的话，文人们往往要把好事办坏，把坏事办恶。　　

1、张之洞大办钢铁　　

张之洞是典型的被朝庭过度器重的文人，可是在开办汉冶萍钢铁公司（武汉钢铁的前身）之际，就上演了一出文人不懂科技专业常识的败剧：　　

汉冶萍的降生从一开始就存在着隐患。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向朝廷上折子准备筹办炼铁厂，其实他在半年前就派人前往英国订购炼铁设备，英国人询问矿石和焦炭的性质以便决定采用哪一种炼钢炉，张之洞拒绝回答：中国之大，什么类型的矿石焦炭没有，何必多此一问？英国人只好按照英国酸性炼钢的标准供应相应的钢炉，结果湖北大冶矿含磷较高，汉冶萍钢炉炼出的钢含磷过高，不符合路轨钢材的要求，造成产品大量积压。“中体西用”理论的提出者张之洞，既没守住“体”，也没做到“用”。　　

第二个隐患是工厂的选址有问题。汉阳铁厂应该设在近煤矿或近铁矿的地点，以减少运输成本。但张之洞力排众议，一定要把厂址设在汉阳大别山下，以便就近监督。汉阳距铁矿基地大冶约120公里，距江西萍乡煤矿约500公里。每吨生铁为此要多耗用不菲的运费。汉阳又是一个低洼地，为了防洪，在建厂前填土9万余方，耗银30万两，这样就导致了产品价格过高。　　

第三是燃料隐患。炼钢需要耗用大量焦炭，筹建铁厂时，张之洞心中有一个“中国之大，何患无煤”的朦胧概念。建厂以后，张之洞先后花了几年时间派人沿长江中下游探测煤矿，结果一无所得。由于燃料缺乏，汉阳铁厂无法正常生产。1894年6月第一次开炉炼钢，但由于焦炭供应不上，同年10月就闭炉停产了。不得已，只能用高价购买开平煤，甚至日本、德国焦炭。当时生铁市价每吨20两，而开平煤的汉阳到岸价格每吨已达18两，洋煤则更贵。汉阳铁厂的煤焦成本几乎为当时外国钢厂的3倍，炼出来的生铁和钢，在市场上没有竞争能力。开炉炼钢要亏本，闭炉不炼，每月固定开支也要8万两，同样要亏本。真是进退维谷，走投无路。（文章引自宋鸿兵2011年的新著《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　　

2、“大跃进”全民炼钢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自文人张之洞于1889年开始大办汉冶萍钢铁的70年后，也就是1959年中国大陆的“大跃进”时期，在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和影响下，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练钢铁的群众运动（请参见“‘大跃进’大炼钢铁”http://baike.baidu.com/view/126015.htm0 ）。其直接的效果是：全国炼钢，废渣遍地。其被科技与经济嘲讽的程度，比那些极左思潮之流的思想狂热还更进一步——就是后来60年代初期遭遇的大面积灾荒。　　

科学技术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任何文人或诗人的所谓宏韬伟略，都不应该拿国家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来做试验。只有“尊重自然、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规律、”才是国家民族的福音。　　

3、以文克军至国力衰减的典型案例　　

岳飞，南宋军事家，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抗金名将、战略家、军事家、民族英雄。 　　

    　　　　 　岳飞，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员名将，其精忠报国的精神深受中国各族人民的敬佩。其在出师北伐、壮志未酬的悲愤心情下写的千古绝唱《满江红》，至今仍是震撼人心的佳作。其率领的军队被称为“岳家军”，人们流传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名句，表示对“岳家军”的最高赞誉。 　　

　　绍兴十一年（1142）十二月二十九日，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毒死于临安大理寺狱中。1162年，宋孝宗时诏复官，谥武穆，宁宗时追封为鄂王，改谥忠武（两宋文臣、武将得通谥者以“忠武”最美），有《岳武穆集》传世。 　　

绍兴十年（1140）五月，金国撕毁和议，兀术等分四道来攻。由于没有防备，宋军节节败退，城池相继失陷。随后高宗韩世忠、张俊、岳飞等出师迎击。很快，在东、西两线均取得对金大胜，失地相继收回。岳飞挥兵从长江中游挺进，实施锐不可当的反击，他一直准备着的施展收复中原抱负的时机到来了。 　　

岳家军进入中原后，受到中原人民的热烈欢迎。这年七月，岳飞亲率一支轻骑驻守河南郾城，和金兀术一万五千精骑发生激战。岳飞亲率将士，向敌阵突击，大破金军“铁浮图”和“拐子马”，把金兀术打得大败。岳飞部将杨再兴，单骑闯入敌阵，想活捉金兀术，可惜没有找到，手杀敌人数千，误入小商河，被金兵射到几十处箭伤，豪勇无比。岳家军将士具有“守死无去”的战斗作风，敌人以排山倒海的大力，也不能把岳家军阵容摇动。　　

郾城大捷后，岳飞乘胜向朱仙镇进军(离金军大本营汴京仅四十五里)，金兀术集合了十万大军抵挡，又被岳飞打得落花流水。岳飞这次北伐中原，一口气收复了颍昌、蔡州、陈州、郑州、郾城、朱仙镇、消灭了金军有生力量，金军全军军心动摇，金兀术连夜准备从开封撤逃。南宋抗金斗争有了根本的转机，再向前跨出一步，沦陷十多年的中原。就可望收复了。岳飞兴奋地对大将们说：“直抵黄龙府，与　诸　君痛饮尔!”而金军则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 　　

就在抗金战争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刻，朝廷连下十二道金牌(红漆金字木牌)，急令岳飞“措置班师”。在要么班师、要么丧师的不利形势下，岳飞明知这是权臣用事的乱命；但为了保存抗金实力，不得不忍痛班师。岳飞愤慨地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诸郡，一朝全休！社稽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岳飞的抗金战斗，至此被迫中断。 　　

岳飞一回到临安，立即陷入秦桧、张俊等人布置的罗网。绍兴十一年（1141），他遭诬告“谋反”，被关进了临安大理寺(原址在今杭州小车桥附近)。监察御史万候卨（音末期屑)亲自刑审、拷打，逼供岳飞。　　

据说与此同时，宋金政府之间，正加紧策划第二次和议，双方都视抗战派为眼中钉，金兀术甚至凶相毕露地写信给秦桧：“必杀岳飞而后可和。”在内外两股恶势力夹击下，岳飞正气凛然，光明正大，忠心报国。从他身上，秦桧一伙找不到任何反叛朝廷的证据，韩世忠当面质问秦桧，秦桧支吾其词“其事莫须有(这件事情难道就没有吗？)。”韩世忠当场驳斥：“‘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绍兴十一年农历除夕夜，高宗下令赐岳飞死于临安大理寺内，时年三十九岁。岳飞部将张宪、儿子岳云亦被腰斩于市门。民族英雄岳飞，就在“莫须有”的罪名下，含冤而死。临死前，他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这是悲愤的呼喊! 　　

　　岳飞虽然被杀害了，但他的精忠报国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正是他，表达了被压迫民族的要求，坚持崇高的民族气节，在处境危难的条件下，坚持了抗金的正义斗争，并知道爱护人民的抗金力量，联合抗金军民一道，保住了南宋半壁河山，使南中国人民免遭金统治者的蹂躏，从而保住了高度发展的中国封建经济和文化，并使之得以继续向前发展。岳飞不愧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 　　

《宋史》中记载，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中书舍人孙大鼎上书追述秦桧被女真贵族纵归南宋的事说，金太宗天会八年(1130年)，大臣们在黑龙江柳林集会，担心宋朝复兴，宋朝臣赵鼎、张浚志在复仇，宋将韩世忠、吴阶知于兵事．这样既不可威取，又要看到结仇已深，势难使南宋人民屈服，还是暗中先放纵为好．另在《金国南迁录》中记载，金国大臣考虑南宋复仇事，议及放纵秦桧归国，鲁王说，只有放宋臣先回，才能使他“顺我”。忠献王粘罕说，这件事在我心里已酝酿三年了。只有一个秦桧可用．我喜欢这个人。“置之军前，试之以事”，表面上虽然拒绝，而内心中经常能“委曲顺从”，秦桧始终主张“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政策，今天如能放他回南宋，他必得志。因此，金人决定放秦桧南归。结果不出粘罕所料，秦桧回到临安就力主和议，窃踞相位，专权擅国，残杀抗金将领。其后，使南北对峙局势基本形成。　　

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注释]

（1）怒发冲冠：形容愤怒至极。
（2）潇潇：形容雨势急骤。
（3）长啸：感情激动时撮口发出清而长的声音，为古人的一种抒情这举。
（4）等闲：轻易，随便。
（5）靖康耻：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虏走徽、钦二帝。
（6）贺兰山：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
（7）天阙：宫殿前的楼观。
写作背景：岳飞 （1103-1141年），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
建炎三年（1129年）秋，兀术南侵，改任建康（今江苏南京）留守的杜充不战而降。金军得以渡过长江天险，很快就攻下临安、越州（今绍兴）、明洲等地，高宗被迫流亡海上。岳飞率孤军坚持敌后作战。他先在广德攻击金军后卫，六战六捷。又在金军进攻常州时，率部驰援，四战四胜。次年，岳飞在牛头山设伏，大破金兀术，收复建康，金军被迫北撤。从此，岳飞威名传遍大江南北，声震河朔。七月，岳飞升任通州镇抚使兼知泰州，拥有人马万余，建立起一支纪律严明、作战骁勇的抗金劲旅“岳家军”。
　 　
绍兴三年，岳飞因剿灭李成、张用等“军贼游寇”，得高宗奖“精忠岳飞”的锦旗。次年四月，岳飞挥师北上，击破金傀儡伪齐军，收复襄阳、信阳等六郡。岳飞也因功升任清远军节度使。同年十二月，岳飞又败金兵于庐州（今安徽合肥），金兵被迫北还。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率军镇压了杨么起义军，从中收编了五、六万精兵，使“岳家军”实力大增。
　 　
绍兴六年，岳飞再次出师北伐，攻占了伊阳、洛阳、商州和虢州，继而围攻陈、蔡地区。但岳飞很快发现自己是孤军深入，既无援兵，又无粮草，不得不撤回鄂州（今湖北武昌）。此次北伐，岳飞壮志未酬，镇守鄂州（今武昌）时写下了千古绝唱的名词《满江红》（两篇都是）。唐宋时鄂州就是现在的武昌，当时岳飞被封为荆南、鄂、岳制置使，武汉市文物部门曾在司门口一带附近发现一块石碑，显示证实岳飞帅府就设在武昌。
　 　
绍兴十一年八月，高宗和秦桧派人向金求和，金兀术要求“必先杀岳飞，方可议和”。秦桧乃诬岳飞谋反，将其下狱。绍兴十一年（1142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毒死于临安风波亭，是年岳飞仅三十九岁。其子岳云及部将张宪也同时被害。宁宗时，岳飞得以昭雪，被追封鄂王。
　 　
这是一首气壮山河、传诵千古的名篇。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慨，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岳飞率军从襄阳出发北上，陆续收复了洛阳附近的一些州县，前锋逼北宋故都汴京，大有一举收复中原，直捣金国的老巢黄龙府（今吉林农安，金故都）之势。
　 　
但此时的宋高宗一心议和，命岳飞立即班师，岳飞不得已率军加到鄂州。他痛感坐失良机，收复失地、洗雪靖康之耻的志向难以实现，在百感交集中写下了这首气壮山河的《满江红》词。生于北宋末年的岳飞，亲眼目睹了华夏的山河破碎，国破家亡，他少年从军，以“精忠报国“、“还我山河”的已任。转站各地，艰苦斗争，为的是“收拾旧山河”。
　 　
这首词所抒写的即是这种英雄气。上片通过凭栏眺望，抒发为国杀敌立功的豪情，下片表达雪耻复分，重整乾坤的壮志。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了少年路云和月，莫等洒、白了了少年头，空悲切。“三十”两句，自伤神州未复，劝人及时奋起，可为千古箴铭，而“八千里路”严峻激烈的复国征战，尚露热血之奋搏，遂以“莫等闲”自我激励，实现其驱除胡虏，复我河山之壮志。
　 　
　 　
　 　
五、军人参政的作用　　

军队的使命与责任，就是维护并确保国家的生存安全，捍卫领疆完整，为国家经济持续发展保驾护航。重视军事与国防，从来就是每一个国家自然而然的事情。否则，国将不国。　　

1、军人被过度重视的原因　　

军事与国防，是国家社会必不可少的上层建筑。重视军事与国防，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军人被过度重视，主要是两种客观情况导致。一是国家遭遇强大外敌的威胁或侵略之际。二是国家强盛后的对外军事扩张之时。　　

当然，那些真正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英勇善战、累建奇攻的军人，大都是文韬武略并参政议政的杰出人物。从古至今，这样的案例举不胜举。　　

2、军人被过度重视的效果　　

军人被过度重视后，其效果分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当国家遭遇强大外敌的威胁或侵略之际，一心一意重视军事国防，是维护国家安定统一的必须，是保家卫国的必须，是民族尊严的必须，值得高度称颂与弘扬。　　

另一方面，当国家强盛而恰好又过度地重视军人，扩张思潮必将出现，扩张行为随之跟进。一旦过度透支国民经济，或者是遭遇更加强大的对手，随之而来的，将是国家的灭顶之灾。比如，秦朝时期过度透支军事与国民经济，就是令其破灭的根本原因。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强制性推行“书同文、度同制、车同轨、行同伦”政策。也即，统一文字、统一车轴及交通主干道宽度、统一金融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伦理道德和法律。秦始皇推行的“四同”政策，确保并促进了国家统一后，在一个比较大的地域范围内，文明与科技、生产与工商的发展进步。　　

但是，伴随的焚书坑儒观念与事件的发生，排挤并废除了那个时代其他学科方面重要的文化思想与科技知识。尤其是毁灭性地边沿化了《墨子》等前沿科技思想理论与生产工作方法。事实上，那不仅仅是在焚书坑儒，而且是在毁灭性地打击以《墨子》为代表的当时先进的科技团队及理论思想体系。这是中国2000多年来，封建王朝时期，对科技最典型与最突出的，国家观念上的认识偏差与极其愚昧落后的治国政策。　　

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中国，修建了至今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城。这么庞大的系统工程，必然是当时最前沿科学技术与综合国力的应用。但事实上，因为秦始皇耗费国家几乎全部科技与人力物力财力，同时修建万里长城等庞大工程，具有一次性与毁灭性消费那时国家全部科技力量和人才的特性。其中，一是以严厉的酷刑杀害了不计其数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二是繁重的工程施工过程中，因劳累过度或作业伤害，又有许许多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命毁一旦。　　

秦始皇“焚书坑儒”文化政治浩劫与“万里长城”等庞大工程的并举，随之而来，尽管树立起了一个虽然好看但不怎么好用的万里长城的巍然屹立，但这却恰恰与秦始皇依靠武力统一中国的思想指针和实际过程背道而驰。因此，万里长城非但不能绝对并持久地抵御强大的外敌，反而却在修建万里长城过程中，超能力地过度消耗了大量的国计民生。随之而来，仅仅在秦二世继承皇位15年后，也就是到公元前209年，秦王朝就因天灾与酷刑引发的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一下子就被推翻了。　　

事情还远远不仅如此，由于“焚书坑儒”文化政治浩劫，把重要的科技力量《墨子》及其科技传承团队几乎给毁灭一净，加之“万里长城”等登峰造极的庞大工程对国民经济的透支，实际上直接导致了中国后来2000多年来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持续衰落，特别是伴随着孔孟之道的盛行，进而阻碍了中国科技文明的传承与弘扬、进步与发展，是严重制约国民经济循循渐进发展模式的根本性历史原因。　　

六、个人智慧决定国家命运　　

在高端智囊团与各级职能部门，“文人、军人、匠人”的结构性比例、综合素质、情趣志向，差不多就已经初步决定了整个团队的发展方向、发展模式、乃至获得综合性成果的可能性与节奏。尽管如此，但国家社会在大的发展方向和步伐上，往往是由各个时期个别伟大的思想者与统治者来推动的。比如，远古的黄帝、炎帝、大禹……，近古的秦始皇、成吉思汗、五则天、唐宗、宋祖、康熙大帝、乾隆爷……　　

1、大禹　　

  　 　　　   禹，姒姓夏后氏，名文命，号禹，后世尊称大禹，夏后氏首领，传说为帝颛顼的曾孙，黄帝轩辕氏第六代玄孙。他的父亲名鲧，母亲为有莘氏女修己。相传禹治黄河水患有功，受舜禅让继帝位。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因此后人也称他为夏禹。他是我国传说时代与尧、舜齐名的贤圣帝王，他最卓著的功绩，就是历来被传颂的治理滔天洪水，又划定中国国土为九州。后人称他为大禹，也就是伟大的禹的意思。　　

大禹是古代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伟人。他治水是与治国养民结合进行的。在治水害的同时，还指导人们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大兴水上运输，重建家园。每治理一个地方，都主动团结氏族部落酋长，完善政权建设，使百姓安居乐业。　　

     　　　　    史书记载，洪水退去后，一块块平原露出水面，他带领人们在田间修起条条沟渠，引水灌溉，种植粟、黍、豆、麻等农作物，还让人们在地势低洼的地方种植水稻。不仅治理水患获得巨大的成功，而且农业生产也取得了进步。孔子曾颂扬禹治水的功德说：我简直找不到他的一点缺点，他的宫室简陋却没有想到改善，而是尽全力平治水土，开沟洫，发展农耕，鼓励人民从事劳动。（参《论语•泰伯篇》） 　　

显而易见，大禹治水，依据科技力量和恢复农耕生产为已任，为中华文明的进步发展立下了千秋大业般的丰功伟绩。　　

2、秦始皇　　

　　　　    秦始皇帝（公元前259年-前210年），秦庄襄王之子，杰出的政治家、军事统帅。战国末期　秦国　君主、首位完成中国统一的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嬴姓，赵氏，名政（正），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故称赵政、秦王政、秦王赵政、赵王政，然后世多称之嬴政。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均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　　

主要功绩：　　

第一，中央集权。了有效地管理国家，也为了替子孙万代奠定基业，秦始皇吸取了战国时期设置官职的具体经验，建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政权机构。 　　

第二，建立地方机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纳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郡县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免。　　

第三，书同文。秦始皇下令统一和简化文字，对我国古代文字发展、演变做了一次总结，也是一次大的文字改革，从而对我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度同制。秦统一后，以原秦国的度、量、衡为单位标准，淘汰与此不合的制度。规定货币分金和铜两种：黄金称上币，以镒（秦制20两为镒）为单位；铜钱万下币，统一为圆形方孔，以半两为单位。金币主要供皇帝赏赐，铜币才是主要的流通媒介。 　　

第五，车同轨。战国时期，各国车辆形制不一。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定车宽以六尺为制，一车可通行全国。　　

第六，行同伦。“行同伦”就是端正风俗，建立起统一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　　

主要暴政：　　

第一，焚书坑术士（儒）。由于当时社会上百家争鸣，严重的阻碍了秦始皇对征服的原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并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于是，秦始皇为了统一原六国人民的思想，于前154年开始销毁除《秦记》以外的所有史书，民间只允许留下关于医药、卜筮和种植的书。一直到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史称“焚书”。尽管如此，他确曾下令将一些禁书收藏在咸阳皇家图书馆。公元前214年，咸阳的术士在背后议论秦始皇，指责他：贪于权势，乐以刑杀为威。秦始皇知道后，派人追查，对于证据确凿的460人，处死，无罪者释放。　　

第二，奢侈生活。秦始皇即位不久，便开始派人设计建造秦始皇陵。在统一六国之后，旋即修建阿房宫（没有完全建成）、兴乐宫、梁山宫、秦始皇陵等。其中，秦始皇陵修建最多时用工七十二万人。　　

第三，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又派方士徐巿（即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至东海求神仙等等，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加深了人民的苦难。　　

3、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公历599年1月23日—649年7月10日），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他名字的意思是“济世安民”。汉族，陇西成纪人，祖籍赵郡隆庆(今邢台市隆尧县），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诗人。即位为帝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努力学习文治天下，有个成语叫“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是说他的，他成功转型为中国史上最出名的政治家与明君之一。唐太宗开创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经过主动消灭各地割据势力，虚心纳谏、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终于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贞观之治”形成原因 　　

第一、隋朝政治制度和经济繁荣为唐朝加强中央集权和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隋炀帝大业年间围绕封爵勋官制度而推行的政治改革引起世家大族的不满，激化社会矛盾，导致军阀叛变和农民起义。唐初统治者亲眼看到了农民战争瓦解隋朝的过程，认识到了世家大族和广大农民对封建统治稳定的重要性，吸取隋亡教训，调整统治政策，以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 　　

第二、因为上述因素，唐太宗确定了“安百姓、重人才、强政治”的治国思想，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政策、措施和不懈的实践去实现。首先，唐太宗认识到了统治者与人民是“舟与水”的关系，通过土地赋税制度的调整以“安百姓”。二是认识到了重用人才，虚怀纳谏的意义，得人善任，从谏如流，营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围，保证了较为开明正确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文化上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三是加强政治，完善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以巩固中央集权，提高行政效率，扩大统治基础。 　　

用人和纳谏，既是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又是贞观之治的重要表现。 　　

在李世民统治其间，唐朝国力强盛，被称为贞观之治。晚年著《帝范》一书以教戒太子，其中总结了他一生的政治经验，也对自己的功过进行了评述。 　　

他在位期间，推行府兵制、租庸调制和均田制，并积极推行科举制。 　　

630年，击败东突厥，被突厥各部尊为“天可汗”。641年嫁文成公主给吐蕃的松赞干布。 　　

649年，命太子李治到金液门代理国事。　　

唐太宗还精擅书法，以行书写碑，为后世鼻祖。著名作品有《温泉铭》《晋祠铭》等。死后更以东晋书法大家王羲之所作《兰亭集序》为陪葬品。 　　

贞观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由于唐太宗能任人为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宁的局面。与后来李隆基的“开元盛世”并肩而立。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使唐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由于他在位时年号为贞观，所以人们把他统治的这一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时期。　　

4、五则天　　

武则天（624年2月17日－705年12月16日），汉族。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正统的女皇帝，又是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终年82岁）。唐高宗时为皇后（655-683）、唐中宗和唐睿宗时为皇太后（683-690），后自立为武周皇帝（690-705），改国号“唐”为“周”，定都洛阳，并号其为“神都”。史称“武周”或“南周”，705年退位。武则天既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女诗人。　　

政通人和。在用人上，武则天为了夺取政权，维护统治，任用酷吏打击反对派；但是武则天还任用了很多贤臣来治理天下，武则天作为一个政治家在历史上以知人善任著称，武则天一朝号称“君子满朝”娄师德，狄仁杰等著名的贤臣均在其列，后来的“开元贤相”姚崇和宋璟也是武则天时期提拔起来的。武则天善于用人还体现在她在用人制度上的改革和创新，她改革科举，提高进士科的地位；举行殿试；开创武举、自举、试官等多种制度，让大批出身寒门的子弟有了一展才华的机会。 　　

武则天称帝后，大开科举，破格用人；奖励农桑，发展经济；知人善任，容人纳谏，掌理朝政近半个世纪，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为中国古代之典范。　　

在经济上，武则天早在“建言十二事”中就提出薄赋敛、息干戈、省力役等主张，以保障农时；在其执政的半个世纪中，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户口数永徽三年（652年）为380万户，到武则天退位的神龙元年（ 705年）增长到615万户。此时均田制开始瓦解，民户逃亡现象开始普遍，武则天对此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不过民户逃亡也使政府税收受到了损失，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武则天为了称帝尊崇佛教，大修庙宇，建造规模宏大的明堂、天堂，这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5、成吉思汗　　

　　　　    元太祖成吉思汗（英文：Genghis Khan）（蒙古语：Činggis Qaγan，1162年5月31日－1227年8月25日），即元太祖，又称成吉思可汗，蒙古族，蒙古帝国奠基者、政治家、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历史上杰出的军事统帅。名铁木真，孛儿只斤氏，奇渥温姓，乞颜（起延）部人。而按照蒙古起名传统，铁木真全名应为奇渥温·孛儿只斤·铁木真。1271年元朝建立后，忽必烈追尊成吉思汗庙号为太祖，谥号法天启运圣武皇帝。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和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1206年，被推举为蒙古帝国的大汗，统一蒙古各部。在位期间多次发动对外征服战争，征服地域西达西亚、中欧的黑海海滨。 　　

6、朱元章　　

　　　　    朱元璋（1328年—1398年），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原名重八，后取名兴宗。汉族，濠州（今安徽凤阳县东）钟离太平乡人，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蒙元暴政，龙凤七年(1361)受封吴国公，十年自称吴王。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在基本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和扫平元的残余势力后，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朱元璋统治时期被称为“洪武之治”。　　

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1368年—1398年），推翻了蒙元的暴政，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明朝。朱元璋在位期间，为了缓和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的矛盾，实行了抗击外侵、革新政治、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等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方面大力加　强　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与此相适应，在法律思想上鉴于元末法纪纵弛导致的各种弊端，认为“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 　　

朱元璋的成功秘诀： 　　

　　一是网罗天下名士。如：刘基、章溢、叶琛、宋濂、冯国用、冯胜等。 　　

　　二是、恪守“九字方针”。“九字方针”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一方针是开国功臣朱升提出的。 　　

　　三是打造“铁军”，重用同乡。 　　

　　四是打好关键战役。如灭了在武昌称汉王的陈友谅的鄱阳湖之战。 　　

治国：发展生产，阜民之财。 　　

7、康熙大帝　　

大清圣祖仁皇帝，名爱新觉罗·玄烨（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清朝第四位皇帝，也是清军入关以来第二位皇帝，年号“康熙”，通称康熙皇帝，为中国历史上的成功帝王之一。　　

康熙继位时只有八岁，是顺治的第三子。顺治接受汤若望的意见因其出过天花最有可能不夭折而把他选为继承人。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初七在太和殿举行亲政仪式。在其祖母太皇太后孝庄文皇后的帮助下，在康熙八年赢得了与辅政大臣鳌拜的斗争，开始真正亲政的阶段。　　

康熙大帝的主要功绩有五：　　

一是“修著图书，重视道教”。他曾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了南书房制度，并亲临曲阜拜谒孔庙。康熙帝还组织编辑与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康熙永年历法》、《康熙皇舆全览图》等图书、历法和地图。康熙帝还褒封道教白云观方丈王常月，并依于门下。 　　

二是“学习文化，武力非凡”。康熙向来华传教士学习代数、几何、天文、医学等方面的知识，并颇有著述。对基督教也很有好感，后来康熙逐渐发现罗马教廷试图过多的干预清朝的政治，并且皇子皈依基督后以此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遂开始有所抵制 基督教。 康熙自幼习武，精于骑射。　　

三是“亲征朔漠，和善蒙古”。蒙古曾经分为三个大部分就是（漠南蒙古，漠西蒙古，漠北蒙古）。漠南蒙古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完全臣服了漠南蒙古也就是内蒙古。漠西蒙古就是厄鲁特蒙古，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噶尔丹率领军队南进威胁了中央王朝。康熙决定亲征，打败了噶尔丹。漠北蒙古就是喀尔喀蒙古，康熙通过一系列的笼络的措施全完解决了喀尔喀蒙古也就是外蒙古。所以康熙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成，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中国从秦汉时的匈奴到明朝，蒙古这个历史难题两千年来没有解决，康熙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贡献。 　　

四是“重农治河，兴修水利”。明未清初经过长期的战乱，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康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下命停止圈地，他六次下江南巡察黄河和水利，修黄河、淮河、永定河。康熙的重农治河，兴修水利,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 　　

五是“兴文重教，编纂典籍”。康熙重视文化教育。亲自主持编纂了许多重要的典籍譬如说《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清文鉴》《康熙全览图》《古今图书集成》康熙主持编纂的典籍有六十多种，大约有二万卷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精神财富。康熙朝使清帝国屹立于世界东方。当时俄国有彼得大帝，法国有路易十四，康熙与他们比有伟大过人之处，康熙时候人口最众多，经济最富裕，文化最繁荣，疆域最开阔，国力最为强盛。康熙时候清朝的疆域，东起大海，西到葱岭，南至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的面积大约有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 　　

8、乾隆皇帝　　

　　　　    乾隆帝即清高宗纯皇帝（1711年9月25日子时-1799年2月7日），姓爱新觉罗，讳弘历，是雍正帝第四子。公元1735年，即清朝雍正十三年，清世宗雍正帝在北京圆明园去世。24岁的皇四子爱新觉罗·弘历即位，次年改年号为乾隆。为清代入关后的第四任皇帝。属兔，生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卒于嘉庆四年正月初三，终年88岁。　　

这位皇帝的一生风光无限，他与他的父亲及祖父共同开创了显赫一个多世纪的康乾盛世。乾隆天生睿智，多才多艺，一生无数次地享受豪华的庆典和巡游，而乾隆皇帝对西洋钟表的痴迷更胜于其他艺术品领域，据说那时皇宫的每个角落几乎都摆放着钟表，钟鸣声响彻整个紫禁城。　　

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皇帝之一，是他把清朝的康乾盛世推向顶峰，也是他亲手将它拖向衰落，他是影响中国18世纪以后历史进程的重要皇帝。　　

乾隆在政治上矫其祖宽父严之弊，实行“宽严相济”之策，务实足国，整顿吏治，厘定各项典章制度，优待士人，安抚雍正朝受打击之宗室。经济上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对雍正时期“改土归流”、“摊丁入亩”及“火耗归公”等政策执行得非常彻底，全国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之势。　　

乾隆听取大臣张广泗的建议，对贵州、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采取安抚为主、征讨为辅的手段，将少数民族的叛乱快速平定。　　

这些措施的施行，使清朝国力达到顶峰。从乾隆初年至中期，是乾隆帝政治生命中最有活力，备受后人称颂的时期。　　

后期倚重于敏中、和珅，尤其宠信贪官和珅，加之乾隆帝本人年事已高、志得意满、思想僵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无法摆脱吏治败坏，弊政丛出，贪污盛行，矛盾激化状态，这使得“康乾盛世”之后中国迅速地衰败。　　

第五章  封建朝庭科技人才严重缺项　　

中国2000年来的封建朝庭中，科技人才从来就处于严重缺项的结构性管理状态。试想，如果张衡、张仲景、华拓、李时珍（《本草刚目》）、鲁班、毕升……以及万里长城、啊房宫、故宫的主要设计师与建造师等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家群体，如果当时都有机会被朝庭封官进爵，并形成团队优势，那么，中国的科技传承与可持续的发展进步，必将是惊人的。尤其是到了5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时期，全球引领现代工业文明的先驱，就一定是在东方中国，而不是在西方欧洲。　　

关于中国古代科技曾经的群星灿烂和他们当时的超前成果，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一番：　　

一、中国古代科技曾经群星灿烂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居世界领先的地位；在天文、历法、算学、医学、农学、冶金、陶瓷、建筑、纺织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特别是“造纸、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四大发明，更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　　

中国古代科技曾经群星灿烂，他们是：墨子、鲁班、扁鹊、蔡伦、张衡、张仲景、祖冲之、郦道元、贾思勰、徐光启、孙思邈、毕升、沈括、郭守敬、李时珍、裴秀、葛洪、僧一行、苏颂、王祯、宋应星、王清任、梅文鼎……　　

1、墨子——物理学家、数学家、宇宙学家、哲学家、精通制造　　

　　　　    墨子，约在公元前468年～前376年，名翟(dí)，鲁人。墨子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创立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世。　　

《墨子》主要内容有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　　

墨学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　　　

墨子精通手工技艺，可与当时的巧匠公输班 （俗称 鲁班 ）相比。他自称是“鄙人”，被人称为“布衣之士”。墨子曾做过宋国大夫，自诩说“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一个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　　

墨子曾经从师与儒者，学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学习《诗》、《书》、《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后来逐渐对儒家繁琐礼乐感到厌烦，最终舍掉了儒学，形成自己的墨家学派。　　

墨家是一个宣扬仁政的学派。在代表新型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并列“显学”。　　　

墨子一生的活动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广收弟子，积极宣传自己的学说，二是不遗余力的反对兼并战争。　　　

墨家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和严密纪律的团体，最高领袖被称为“巨子”，墨家的成员都称为“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指导，听从指挥，可以“赴汤蹈火，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旋转脚跟后退。　　　

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门徒，一般的亲信弟子达到数百人之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的行迹很广，东到齐、鲁，北到郑、卫，南到楚、越。（信息来自：百度  墨子）　　

墨子关于物理学的研究涉及到力学、光学、声学等分支，给出了不少 物理学概念的定义，并有不少重大的发现，总结出了一些重要的物理学定理。首先，墨子给出了力的定义，说：“力，刑(形)之所以奋也。”(《墨上》)也就是说，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即使物体运动的作用叫做力。　　

墨子指出物体在受力之时，也产生了反作用力。例如，两质量相当的物体碰撞后，两物体就会朝相反的方向运动。如果两物体的质量相差甚大，碰撞后质量大的物体虽不会动，但反作用力还是存在。牛顿第三定律与之异曲同工，但不牛顿发现第三定律早2000多年。　　

关于杠杆定理，墨子也作出了精辟的表述。他指出，称重物时秤杆之所以会平衡，原因是“本”短“标”长。用现代的科学语言来说，“本” 即为重臂，“标”即为力臂，写成力学公式就是力×力臂(“标”)=重×重 臂(“本”)。现在人们一般都习惯于把杠杆定理称为阿基米德定理，其实墨子得出杠杆定理比阿基米德早了 200 年，应称之为墨子定理才是公允的。这是最早的杠杆原理理论。 　　

墨子对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等进行了相当系统的研究，得出了几何光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他指出，平面镜所形成的是大小相同、远近对称的像，但却左右倒换。如果是二个或多个平面镜相向而 照射，则会出现重复反射，形成无数的像。凹面镜的成像是在“中”之内 形成正像，距“中”远所成像大，距“中”近所成的像小，在“中”处则 像与物一样大；在“中”之外，则形成的是倒像，近“中”像大，远“中” 像小。凸面镜则只形成正像，近镜像大，远镜像小。这里的“中”为球面镜之球心，墨子虽尚未能区分球心与焦点的差别，把球心与焦点混淆在一 起，但其结论与近现代球面镜成像原理还是基本相符的。　　

机械制造方面，墨子是一个精通机械制造的大家，在止楚攻宋时与公输般进行的攻防演练中，已充分地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才能和造诣。他曾花费了 3 年的时 间，精心研制出一种能够飞行的木鸟。他又是一个制造车辆的能手，可以在不到一日的时间内造出载重 30 石的车子。他所造的车子运行迅速又省力，且经久耐用，为当时的人们所赞赏。　　

值得指出的是，墨子几乎谙熟了当时各种兵器、机械和工程建筑的制造技术，并有不少创造。在《墨子》一书中的“备城门”、“备水”、“备穴”、“备蛾”、“迎敌祠”、“杂守”等篇中，他详细地介绍和阐述了城门的悬门结构，城门和城内外各种防御设施的构造，弩、桔槔和各种攻守器械的制造工艺，以及水道和地道的构筑技术。他所论及的这些器械和设施，对后世的军事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　　

数学方面，关于“圜”的定义。墨子说：“圜，一中同长也。”(《墨经上》)这 里的“圜”即为圆，墨子指出圆可用圆规画出，也可用圆规进行检验。圆规在墨子之前早已得到广泛地应用，但给予圆以精确的定义，则是墨子的 贡献。墨子关于圆的定义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圆的定义完全一致。　　

关于正方形的定义。墨子说，四个角都为直角，四条边长度相等的四 边形即为正方形，正方形可用直角曲尺“矩”来画图和检验。 这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正方形定义也是一致的。　　

关于直线的定义。墨子说，三点共线即为直线。三点共线为直线的定 义，在后世测量物体的高度和距离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晋代数学家刘徽在测量学专著《海岛算经》中，就是应用三点共线来测高和测远的。汉以 后弩机上的瞄准器“望山”也是据此发明的。　　

墨子把点、线、面、体分别称为“端”、“尺”、“区”、“体”， 并给出了它们各自的定义。他还指出，“端”是不占有空间的，是物体不可再分的最小单位，与古希腊的原子论相类似。　　

宇宙论方面，墨子认为，宇宙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个体或局部都是由这个统一的整体分出来的，都是这个统一整体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也就是整体包含着个体，整体又是由个体所构成，整体与个体之间有着必然的有机联系。从这一连续的宇宙观出发，墨子进而建立了关于时空的理论。他把时间定名为“久”，把空间定名为“宇”，并给出了“久”和“宇”的定义，即久”为包括古今旦暮的一切时间，“宇”为包括东西中南北的一切空间，时间和空间都是连续不间断的。　　

在给出了时空的定义之后，墨子又进一步论述了时空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他认为，时空既是有穷的，又是无穷的。对于整体来说，时空是无穷的，而对于部分来说，时空则是有穷的。他还指出，连续的时空是由时空元所组成。他把时空元定义为“始”和“端”，“始”是时间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端”是空间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这样就形成了时空是连续无穷的，这连续无穷的时空又是由最小的单元所构成，在无穷中包含着有穷，在连续中包含着不连续的时空理论。在时空理论的基础上，墨子建立了自己的运动论。他把时间、空间和物体运动统一起来，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在连续的统一的宇宙中，物体的运动表现为在时间中的先后差异和在空间中的位置迁移。没有时间先后和位置远近的变化，也就无所谓运动，离开时空的单纯运动是不存在的。　　

2、鲁班—制造大师　　

    　 　　　    鲁班（公元前507年—公元前444年），姓公输，名般。又称公输子、公输盘、班输、鲁般。鲁国人(都城山东曲阜，故里山东滕州)，“般”和“班”同音，古时通用，故人们常称他为鲁班。他生活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出身于世代工匠的家庭，从小就跟随家里人参加过许多土木建筑工程劳动，逐渐掌握了生产劳动的技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鲁班是我国古代的一位出色的发明家，两千多年以来，他的名字和有关他的故事，一直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我国的土木工匠们都尊称他为祖师。　　

春秋和战国之交，社会变动使工匠获得某些自由和施展才能的机会。在此情况下，鲁班在机械、土木、手工工艺等方面有所发明。据《事物绀珠》、《物原》、《古史考》等不少古籍记载，木工使用的不少工具器械都是他创造的如曲尺（也叫矩或鲁班尺），如锯、钻、刨子、铲子、凿子、曲尺，划线用的墨斗　 　　　等各种木作工具，据传说，都是鲁班发明的。这些木工工具的发明使当时工匠们从原始、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效率成倍提高，土木工艺出现了崭新的面貌。今天木工师傅们用的手工工具，每一件工具的发明过程，当时都是鲁班在生产实践中得到启发，经过反复研究、试验出来的。由于创新发明成就突出，建筑工匠一直把他尊为“祖师”。　　

另外，鲁班还发明了磨、碾、锁等。他还能建造“宫室台榭”，攻城用的“云梯”，舟战用的“勾强”。而且还创制了由木人驾御，装有机关，能够自动行走的“机关备制”的木马车。 　　

《墨子》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就是说鲁班制作的木鸟，能乘风力飞上高空，三天不降落，可以说那是原始航空科技的先头兵。　　

大约在公元前450年以后，鲁班从鲁国来到楚国，帮助楚国制造兵器，但被墨子制止。墨子主张制造实用的生产工具，反对为战争制造武器，鲁班接受了这种思想。 　　

3、扁鹊——中医学家　　

扁鹊，姓秦，名越人。勃海郡(今河北任丘，一说今山东省内)人。约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中医学。他在诊视疾病中，应用了中医全面的诊断技术，即后来中医总结的四诊：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称它们为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这些诊断技术，充分地体现在史书所记载他的一些治病的案例中。　　

他精于望色，通过望色判断病证及其病程演变和预后。如他晋见齐桓侯时，通过望诊判断出桓侯有病，但是病情尚浅，病位还只是在体表腠理的部位。他劝齐桓侯接受治疗，如不治则病情将会加深。桓侯因自我感觉良好，拒绝治疗。不久，扁鹊再度晋见桓侯时，指出其病情已加重，病位已进展到血脉，再次劝说其接受治疗，以免病情更加发展。桓侯仍然拒绝治疗，心中不悦，认为扁鹊在炫耀自己，并以此牟利。当扁鹊第三次晋见他时，认为病情已恶化，病位进入到内部肠胃，如不及时治疗，终将难治。桓侯仍不予理睬。最后一次，扁鹊通过望诊，判断桓侯病情危重，已进入到骨髓深处，病入膏肓，无法救治。果然不出所料，齐桓侯不久即发病，终于不治而死。此病例说明扁鹊当时已经能很好应用望诊，而且诊断水平相当高。　　

　  扁鹊十分重视疾病的预防。从齐桓侯这个案例来看，他之所以多次劝说及早治疗，就寓有防病于未然的思想。他认为对疾病只要预先采取措施， 把疾病消灭在初起阶段，是完全可以治好的。他曾颇有感触地指出：客观 存在的疾病种类很多，但医生却苦于治疗疾病的方法太少。因此，他很注重疾病的预防。
    　　

扁鹊的切脉诊断法也很突出，具有较高水平。《史记》称赞扁鹊是最早应用脉诊于临床的医生。先秦时期，中医的脉诊是三部九候诊法，即在诊病时，须按切全身包括头颈部、上肢、下肢及躯体的脉。扁鹊脉诊及其理论可从虢太子这一病例的诊断中体现出来。当时虢太子已昏迷不醒，扁鹊通过脉诊判断为“尸蹶”。他认为患者的阴阳脉失调，阳脉下陷，阴脉上冲，也即阴阳脉不调和，导致全身脉象出现紊乱，故患者表现如死状。其实，患者并未真正死亡，除脉诊外，他还观察到患者鼻翼微动。结合切摸，他发现两大腿的体表仍然温暖，因而敢于下此判断。扁鹊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应用脉诊来判断疾病的医生，并且提出了相应的脉诊理论。　　

扁鹊无私地把自己的医术传授给门徒，他的徒弟子阳、子豹、子越等人都是有所成就的人。后来在汉代出现的《黄帝八十一难经》一书，有人认为是根据扁鹊的医术，尤其是关于脉诊知识而整理成书的，并且署名扁鹊(秦越人)所著。近代还有人认为他的学说影响深远，形成了扁鹊学派。

4、蔡伦——纸张发明人　　

　　　　   蔡伦（？——121）字敬仲，东汉桂阳郡人（今湖南衡阳市辖的耒阳市人）。汉和帝时，蔡伦入宫做皇帝的侍从，后来升任“尚方令”，负责管理皇室工场，监造各种器械。东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TS'Ai Lun)在总结前人制造丝织晶的经验基础上，在洛阳发明了用树皮、破渔网、破布、麻头等作原料，制造成了适合书写的植物纤维纸，才使纸成为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　　

在没有发明纸以前，古代各国人民想尽办法，利用石头、砖头、树叶、树皮、蜡板、铜、铅、麻布和兽皮、羊皮等等，文字记录下来。商朝时，人们把文字一笔一划地刻到龟甲和牛、羊、猪等动物的肩胛骨上；随后，人们又用规格一至的木片（又称牍）和竹片（又称简）来书写文章；以后，还用以丝织品缣帛为纸来书写。　　

造纸术造纸术是中国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之一，对促进世界文明发展有重大作用。公元 8 世纪，我国已经广泛使用纸，这后的几个世纪中，我国将纸出口到亚洲各个地方，并严保造纸秘密。公元 751 年，唐朝和阿拉伯帝国发生冲突，阿拉伯人俘获几个中国造纸工匠。没过多久，造纸业便在撒马尔罕和巴格达兴起。就这样，造纸技术便逐渐在阿拉伯世界各地传开，那里开始广泛使用纸张，后又经阿拉伯诸国传到北美和欧洲。据史书记载，在蔡伦发明造纸术后的 1000 多年，欧洲才才学会造纸。虽然现代的造纸工业已很发达，但其基本原理仍跟蔡伦造纸的方法相同，造纸原料十分之七八已为木浆所代替，但造高级印刷纸、卷烟纸、宣纸和打字蜡纸等，仍不外蔡伦所用的破布、树皮、麻头、废鱼网等原料。 　　
　 　

5、张衡——天文学家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市石桥镇）人。他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为我国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数学、地理、绘画和文学等方面，张衡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张衡字平子。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　　
　 　

张衡是东汉中期浑天说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月球本身并不发光，月光其实是日光的反射；他还正确地解释了月食的成因，并且认识到宇宙的无限性和行星运动的快慢与距离地球远近的关系。 　　

张衡善于制造机巧之物，尤好天文、阴阳、历算之学。汉安帝雅闻张衡精于术学，公车特征拜为郎中，再迁为太史令。在此期间，他制造了观察天象的浑天仪，并著有《灵宪》、《算罔论》，对天体的形成与运行的规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以“气”为基础的宇宙形成论。　　
　 　
顺帝初，张衡第二次调任太史令。由于他不慕荣华富贵，所居之官职，一积数年不徙升。自去史职后，五年复还任此职，并作《应闲》以述其志。阳嘉元年（132年），张衡又制造了测定地震的地动仪， 后来陇西地震，果验其妙。　　
　 　

张衡自幼就对文学有特殊的爱好和研究。他的文学作品很多，风格也各不相同。有的形式短小，重在抒情，如《归田赋》。有的气势磅礴，广写景物，如《二京赋》；有的特色突出，独树一格，如《四愁诗》、《同声歌》等。　　

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二十三岁的张衡应邀回乡出任南阳太守鲍德的主簿，掌管文书工作。并在办理政务之余，潜心于文学创作。他以游学长安和洛阳的见闻作为素材，先后花了十年功夫，精心雕琢、反复修改，于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写成著名的《东京赋》和《西京赋》，总称为《二京赋》，为人们广为流传，他画的画也很出色。 　　
　 　

张衡三十四岁的时候，他的研究兴趣逐渐转到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他很喜爱扬雄的哲学著作《太玄经》。《太玄经》的内容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引起了他很大的兴趣。《太玄经》里的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也给了张衡以很大的启发。 　　
　 　

帝永初四年(公元111年)，张衡应征进京，先后任郎中、太史令、公车司马令等低、中级官职。其中担任太史令时间最长，前后达十四年之久。太史令是主持观测天象、编订历法、候望气象、调理钟律(计量和音律)等事务的官员。在他任职期间，对天文历算进行了精湛的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张衡一生所著的天文学著作，以《灵宪》最为著名。张衡在《灵宪》中还算出了日、月的角直径，记录了在中原洛阳观察到的恒星二千五百多颗，常明星一百二十四颗，叫得上名字的星约三百二十颗。这和近代天文学家观察的结果是相当接近的。 　　
　 　
在张衡的另一部天文著作《浑天仪图注》里还测定出地球绕太阳一年所需的时间是“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这和近代天文学家所测量的时间365天5小时48分46秒的数字十分接近，说明张衡对天文学的研究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0572307.html ）　　
　 　
张衡在西汉耿寿昌发明的浑天仪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浑天说，创制了一个比以前都精确、全面的多的“浑天仪”。创制了一个能够精确在表演浑天思想的“浑天仪”。 　　
　 　
浑天仪是一个可以转动的空心铜球。铜球外表刻有二十八宿和其他一些恒星的位置；球体内有一根铁轴贯穿球心，轴的两端象征北极和南极。球体的外面装有几个铜圆圈，代表地平圈、子午圈、黄道圈、赤道圈，赤道和黄道上刻有二十四节气。凡是张衡当时知道的重要天文现象，都刻在了浑天仪上。 　　
　 　
为了使“浑天仪”能自动转动，张衡又利用水力推动齿轮的原理，用滴壶滴出来的水力推动齿轮，带动空心铜球绕轴旋转。铜球转动一周的速度和地球自转的速度相等。这样，人们坐在屋子里，便能从浑天仪上看到天体运行的情况了。 　　
　 　

从公元89年到140年，东汉都城洛阳和陇西一带，共出现过三十三次地震。特别是公元119年，洛阳和其他地区连续发生了两次大地震，促进了张衡加紧对于地震的研究。他终于在公元132年，发明并制造出了我国第一架测报地震的仪器——地动仪。 　　
　 　
在气象学方面，张衡还创造了一种测定风向的仪器——侯风仪，又叫相风铜鸟。是在一根五丈高的杆顶安放一只衔着花的铜鸟，可以随着风向转动。鸟头所对的方向就是风向。这个仪器和欧洲装在屋顶上的候风鸡相似，但是后风鸡是在十二世纪才出现的，比起张衡的候风仪晚了一千年。 　　
　 　
张衡制造的“指南车”，利用机械原理和齿轮的传动作用，由一辆双轮独辕车组成。车箱内用一种能自动离合的齿轮系统，车箱外壳上层置一木刻仙人，无论车子朝哪个方向转动，木人伸出的臂都指向南方。张衡关于齿轮系统的应用和相对运动的原理，被西方学者赞为“是一切控制论机械的祖先”。 　　
　 　
张衡创造的“计里鼓车”，是用以计算里程的机械。据《古今注》记载：“记里车，车为二层，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层击鼓，行十里上层击镯”。“记里鼓车”和“指南车”的制造方法相同，所利用的差速齿轮原理，早于西方1800多年。　　
　 　
张衡创造的“独飞木雕”是机械飞行器。它是模仿鸟类高空翱翔的又宽又长的滑翔翼型设计，靠腹内施机，加以控制，能飞数里。这一发明制造，比国外的机械飞行器早1500多年。 　　
　 　
张衡不仅在天文、地震、机械制造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在数学方面也卓有成就。他著有《算罔论》，并计算出圆周率的值为3.1466。这一成果比欧洲早1300多年。在地理学方面他绘制有地形图，并标画出全国主要山川的位置和各地风俗，具有较高的价值。他在历史学方面也多有研究，对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提出了十几条修改意见。在艺术方面他被称为东汉六大名画家之首。 　　
　 　

张衡还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善写诗、赋、文、铭、赞、诰、书、疏等各种文体，留传下来的佳作30余篇。其作品不仅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且充分反映了他忧国忧民的政治思想。辞藻瑰丽、气势夺人的名著《二京赋》是他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作，通过长篇的铺陈、讽谏之后，提出了“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警句。张衡的政治思想还可以从他的《应间》、《思玄赋》、《四愁诗》等文学作品中充分表现出来。甚得后世评论家注目的《归田赋》则是他从政日久，不满朝政，寻求退隐心情的抒发。全文流畅明练，文辞清丽委婉，一洗传统大赋的华丽铺张，开辟了抒情小赋的先河。 　　
　 　
他的作品具有深厚的人民性和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作品中精炼而富有文采的语言、美妙动人的想象和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在思想性、政治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很高的水平。他的文学成就可与他的科学成就相媲美。　　
（摘自：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0572307.html ）　　
　 　

后世称张衡为木圣（科圣）。为了纪念张衡的功绩，人们将月球背面的一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将小行星1802命名为“张衡小行星”。 20世纪中国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对张衡的评价是：“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　　
　 　

张衡一生为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6、张仲景——医圣（中医）    　　

　　　　    张仲景名机，被人称为医圣。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另说河南南阳市）人。生于东汉桓帝元嘉、永兴年间，（约公元150～154年），死于建安最后几年（约公元215～219年）活了七十岁左右。　　

张仲景刻苦学习《内经》，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的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辩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伤寒杂病论》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身”，表现了仲景作为医学大家的仁心仁德，后人尊称他为“医宗之圣”。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人类医药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完备的医学典籍，他第一次系统完整地阐述了流行病和各种内科杂症的病因、病理以及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并为后世临床各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伤寒杂病论》问世后，经过两晋、唐河数代医家的系统整理，把它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经典，历代对之注释、研究者有千余家多之。早在唐代，张仲景的著作就被传译到海外，成为许多亚洲国家的医学根源。　　
　 　

张仲景首创的人工呼吸法和灌肠法，比西方医学早出千年以上。他所记载的各类剂型十多种，都为后世医家效法继承，并广泛应用于现代临床。　　
　 　
张仲景所用的方剂，大多只有三、四味药，但配伍严谨，具有高度的科学性。例如治疗“胸痹”，也就是今天的冠心病，张仲景所用的“栝蒌薤白白酒”汤，把栝蒌薤白两味药放入白酒煎煮后服用，疗效显著。再如“当归生姜羊肉汤”，以补血圣药当归配伍生姜羊肉，十分有效地用于大病久病之后体质虚弱者的康复。该方同时又做为著名的药膳，在中原地区广泛应用。　　
　 　
    我们再以“小柴胡汤”为例，简单的数味药配伍，却成为临床使用频率最高、治疗最为广泛的经典方剂。如今“小柴胡汤”已经被广泛地用于临床各科疾病，以及各种肿瘤的防治。尤其是近年来，国外医学大量报道，该方用于艾滋病的防治，能有效地提高艾滋病患者低下的免疫功能，引起了西方医学界的广泛关注。　　
　 　
唐宋以来，张仲景被尊为“万世医宗”。像文圣孔子一样，张仲景受到了中华文明的最高推崇。所不同的是，孔子的圣名是由历代统治阶级所赐封，而仲景的圣名则更多的是为人民大众所爱戴。　　
　 　

7、祖冲之——数学家、天文学家　　
　　　　    祖冲之（429年—500年），字文远，南北朝时期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公元429年生于建康（今江苏南京）。祖家历代都对天文历法素有研究，祖冲之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天文、数学知识。在青年时代祖冲之就博得了博学多才的名声，宋孝武帝听说后，派他到“华林学省”做研究工作。　　

祖冲之的主要成就在数学、天文历法和机械制造三个领域。此外祖冲之精通音律，擅长下棋，还写有小说《述异记》。祖冲之著述很多，但大多都已失传。祖冲之是一位少有的博学多才的人物。　　
　 　

在祖冲之之前，人们使用的历法是天文学家何承天编制的《元嘉历》。祖冲之经过多年的观测和推算，发现《元嘉历》存在很大的差误。于是祖冲之着手制定新的历法，宋孝武帝大明六年（公元462年）他编制成了《大明历》。大明历在祖冲之生前始终没能采用，直到梁武帝天监九年（公元510年）才正式颁布施行。　　
《大明历》的主要成就如是：区分了回归年和恒星年，首次把岁差引进历法，测得岁差为45年11月差一度（今测约为70.7年差一度）。岁差的引入是中国历法史上的重大进步。定一个回归年为365.24281481日（今测为365.24219878日），直到南宋宁宗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杨忠辅制统天历以前，它一直是最精确的数据。采用391年置144闰的新闰周，比以往历法采用的19年置7闰的闰周更加精密。　　
　 　

祖冲之还给出π的两个分数形式：22/7（约率）和355/113（密率），其中密率精确到小数第7位，在西方直到16世纪才由荷兰数学家奥托重新发现。　　

关于祖冲之在园周率方面的工作，其史料仅见于《隋书·律历志》中还记载说，祖冲之还给出了园周率的两个近似分数值：　　
 密率：π=355/113，小数点后6位准确，　　
约率：π=22/7，小数点后2位准确。　　
　 　
在欧洲，1100多年后才算得355/113这一数值，被称为“安东尼兹率”。日本数学家三上义夫在1912年提出应称π=355/113为“祖率”。　　
　 　
关于祖冲之是如何算得如此精密的结果，没有任何史料流传下来，这是非常遗憾的。不过根据当时的情况判断，祖冲之用的仍是刘徽的“割园术”。　　

关于球体体积的计算，是祖冲之及其儿子祖（日桓）在数学方面又一项了不起的成就。祖氏父子根据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担出的正确方法，求得了球体体积公式：球体积=4/3πγ3。　　
　 　
在导出球体积公式的过程中，祖氏父子总结出了所谓的“祖氏原理”。在西方这一原理被称为“卡瓦列里原理”，但它的发现者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里（B．Cavalieri 1598～1647）比祖氏父子要晚1100多年。　　
　 　

祖冲之还和儿子祖暅一起圆满地利用“牟合方盖”解决了球体积的计算问题，得到正确的球体积公式。在天文历法方面，祖冲之创制了《大明历》，最早将岁差引进历法；采用了391年加144个闰月的新闰周；首次精密测出交点月日数（27.21223），回归年日数（365.2428）等数据，还发明了用圭表测量冬至前后若干天的正午太阳影长以定冬至时刻的方法。　　

在机械学方面，他设计制造过水碓磨、铜制机件传动的指南车、千里船、定时器等等。此外，他在音律、文学、考据方面也有造诣，他精通音律，擅长下棋，还写有小说《述异记》。是历史上少有的博学多才的人物。 　　
　 　
祖冲之生平著作很多，内容也是多方面的。在数学方面，所著《缀术》一书，是著名的“算经十书”之一，被唐代国子监列为算学课本，规定学习四年，惜已失传。在天文历法方面，他编制成《大明历》，并为大明历写了“驳议”。在古代典籍的注释方面，祖冲之有《易义》、《老子义》、《庄子义》、《释论语》、《释孝经》等著作，但亦皆失传。文学作品方面他著有《述异记》，在《太平御览》等书中可以看到这部著作的片断。　　
　 　

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古代科学家，人们将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祖冲之环形山”，将小行星1888命名为“祖冲之小行星”。　　
　 　

8、郦道元——地理地质学家    　　

　　　　    郦道元（466或472—527）字善长，北魏范阳（今河北省涿县）人。出生于官宦世家.他的父亲郦范年少有为，在太武帝时期，给事东宫，后来以他优秀的战略眼光成为了一个优秀的军师，曾经做过平东将军和青州刺史。郦道元也先后在平城（北魏首都，今山西省大同市）和洛阳（公元493年北魏首都南迁到这里）担任过骑都尉，御史中尉和北中郎将等中央官史，并且多次出任地方官，做过冀州（今河北省冀县）长史，鲁阳郡（今河南省鲁山县）…… 　　

　 　
郦道元生活的年代，正值我国南北分立对峙的南北朝时期，北方为北魏政权，南方先后为宋、齐、梁政权。　　
　 　
三国时有人写了《水经》一书，虽然略具纲领，但却只记河流，不记河流流经地区的地理情况，而且河流的记述也过于简单，并有许多遗漏。更何况地理情况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理情况也不断发生变化。例如，河流会改道，地名有变更、城镇村落有兴衰等等，特别是人们的劳动会不断改变地面的风貌。因此历史上的地理著作，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了。郦道元决心动手写一部书，以反映当时的地理面貌和历史变迁的情况。　　
　 　
    在著书的过程中，郦道元选取了《水经》一书作为蓝本，采取了为《水经》作注的形式，因此取书名为《水经注》。但是，他并不是图省力，走捷径，简单地为 《水经》作注释，跟着《水经》一书的记述走，《水经》记什么，他就注什么，而是很花了一番功夫和气力。《水经》一书记载的河流仅137条，文字总共只有一万多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补充了许多河流，数量比《水经》增加了近10倍，达1252条，其中有些还是独立流入大海的重要河流。《水经注》共计40卷，约30万字。仅从这些就可以看到，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一部内容远远超过《水经》一书的再创作，书中凝聚着郦道元大量的辛勤劳动，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　　
　 　

在《水经注》中，郦道元所记述的内容包括了全国各地的地理情况，还记述了一些国外的地理情况，其涉及地域东北至朝鲜的坝水（今大同江），南到扶南（今越南和柬埔寨），西南到印度新头河 （今印度河），西至安息（今伊朗）、西海（今苏联咸海），北到流沙 （今蒙古沙漠）。可以说，《水经注》是北魏以前中国及其周围地区的地理学的总结。　　
　 　
郦道元在写《水经注》时，突破了《水经》只记河流的局限。他以河流为纲，详细地记述了河流流经区域的地理情况，包括山脉、土地、物产、城市的位置和沿革、村落的兴衰、水利工程、历史遗迹等古今情况，并且具有明确的地理方位和距离的观念。从 《水经注》中我们可以看到，郦道元以其饱满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一千四五百年前中国的地理面貌，使人们读后可以对各地的地理状态及其历史变迁有较清晰的了解。像这样写作严谨、内容丰富的地理著作，在当时的中国，以至世界上都是无与伦比的。　　

9、贾思勰——农业科学家    　　

　
 　　
　    贾思勰生活于我国北魏末期和东魏（公元六世纪），是杰出的农业科学家一生致力于农业研究，查阅了大量资料，广泛收集民间谚语，访问有经验的农民，并亲自种植农作物，进行实地观察。他是山东益都人，曾经做过高阳郡（今山东临淄）太守，到过山西、河北、河南等地，后来回到家乡，经营过农牧业，大约在北魏永熙二年（公元533年）到东魏武定二年（公元544年）间，写成了著名的农业科学著作《齐民要术》，是中国农学史上一部经典性著作。 　　
　 　

书名中的“齐民”，指平民百姓。“要术”指谋生方法。 《齐民要术》大约成书于北魏末年（533年-534年），它系统总结了在此以前中国北方的农业科学技术，对中国古代农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齐民要术》由序、杂说和正文三大部分组成，全书10卷，92篇，11万多字，引述文献达160多种。　　
　 　
在书中，贾思勰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农学体系，对以实用为特点的农学类目作出了合理的划分。书中介绍了选种、浸种、施肥、轮作等精耕细作的方法；传授了一些谷物、蔬菜、果树和林木的栽培经验；记述了家畜、家禽、鱼、蚕等的饲养技术。从农副产品的加工、酿造到家畜、家禽的疫病防治，几乎对农业生产所涉及的各个方面都作了较为详细、清晰的论述。这一农学体系，为后人编篡农书所沿续。 　　
　 　

在《齐民要术》的各篇中，他都着意介绍和评述如何合理利用人力、物力、搞好经营管理。这种把天时、地利、人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强调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精耕细作，合理经营的思想，对后世农业生产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齐民要术》反映了中国古代丰富的生物学知识。19世纪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名著中曾提到：“我看到一部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清楚记载着选择原理。”这里说的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即指《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对于种畜的培育非常重视，记述了留取优良品种，注意孕期环境，繁殖仔畜的方法等，书中还收集了兽医药方达48种，内容包括外科、传染病、寄生虫病和普通病等，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有关兽医药学的记载。 　　
　 　
《齐民要术》一书唐代传至日本，至今世界上已有20多种译本出版。它卓越的科学内容，对当时和后世的农业生产都有深远影响。这是中国六世纪最完整、最有系统和内容最丰富的农业百科全书，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农学名著。　　
　 　

10、徐光启——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　　

　　　　    徐光启（1562年4月24日—1633年11月10日），中国明末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他在数学、天文、历法、军事、测量、农业和水利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是他第一个把欧洲先进的科学知识，特别是天文学知识介绍到中国，可谓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者。他晚年还亲自练兵，主张使用西洋红夷大炮防卫。

　 　
（1606年）他开始与好友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前6卷，次年春翻译完毕并刻印刊行。翻译完毕《几何原本》后，他又根据利玛窦口述翻译了《测量法义》一书，并将《测量法义》与《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相互参照，整理编撰了《测量异同》；作《勾股义》一书，探讨商高定理；开辟双园、农庄别墅，进行农作物引种、耕作试验，作《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图说》。 　　
　 　
徐光启对农事注重亲身实践和经验总结，一生中曾数度归田，从事栽培实验和撰写农学著作，著有《甘薯疏》、《吉贝疏》、《芜菁疏》、《代园种竹图说》、《北耕录》、《农遗杂疏》。 　　
　 　
徐光启于天启五年（1625年）开始撰著《农政全书》，1632年入阁参与政务后仍不停止，不断补充，甚至在病中还执笔不休。遗稿经陈子龙修订，编成60卷，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刊行。 　　
　 　
在天文历法上，徐光启介绍了古代托勒玫旧地心说和以当代第谷的新地心说为代表的欧洲天文知识，会通当时的中西历法，主持编译了《崇祯历书》。在历书中，他引进了圆形地球的概念，明晰地介绍了地球经度和纬度的概念。他为中国天文界引进了星等的概念；根据第谷星表和中国传统星表，提供了第一个全天性星图，成为清代星表的基础；在计算方法上，徐光启引进了球面和平面三角学的准确公式，并首先作了视差、蒙气差和时差的订正。　　
　 　
    他整整花了三年时间，终于编成130余卷的《崇祯历书》，即后来传之于世的《新法历书》。《崇祯历书》由《测天约说》、《浑天仪说》、《恒星历指》等多种书合编而成，做到了“上溯远古，下验将来”。依据《崇祯历书》来预测日食，误差已在半刻钟之内，其精密程度要比以往的历法高得多，已经赶上了西方最先进的水平。我们现在用的“农历”，就是在《崇祯历书》的基础上修正而成的。新的历书还引入了“地球”的概念，引入了地理经纬度的概念，从而在日、月食计算中，比旧历法大大前进了一步。徐光启还利用望远镜观察天象，在我国第一个说明了银河是由无数远星组成的。　　

《崇祯历书》的编纂对于我国古代历法的改革是一次飞跃性的突破，它奠定了我国近三百年历法的基础。徐光启的编历工作为中国天文学由古代向现代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和技术基础。　　
　 　
1610年徐光启回到北京，因钦天监推算日食不准，他与传教士合作研究天文仪器，撰写了《简平仪说》、《平浑图说》、《日晷图说》和《夜晷图说》。四十年（1612年），他向耶稣会教士熊三拔（P. Sabbathino de Ursis）学习西方水利，合译《泰西水法》6卷。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初冬，因与朝中一些大臣意见不合，徐光启告病去职前往天津。他在房山、涞水两县开渠种稻，进行各种农业实验，先后撰写了《宜垦令》、《农书草稿》（北耕录）等书，为《农政全书》的编写打下了基础。 　　

《农政全书》是他一生倾注心血最多的著作。他前后花了几十年时间，收集材料、实地考察、分析研究，写出了这部对农民非常有用的科学著作。　　

这部书共50多万字，分作60卷、12大类，从垦田、种植、农事、水利、农器制造、树艺、牧养，一直讲到除虫、荒政，是一部关于农业科学的百科全书。全书共计60卷，60万字，分为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木、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和荒政共12门，可谓农、林、牧、副之大成。凡关于农业及与农业有关的政策、制度、措施、工具、作物特性、技术知识等，应有尽有。书中引录了229种古代和同时代的文献资料。　　

徐光启不仅杂采众家，对大量材料进行分类汇辑，而且加了不少详注表明自己的见解。有时还记录自己亲自试验的结果。　　

明末，政治腐败造成社会两大突出矛盾：“民怒”和“民饥”。徐光启从忧国爱民，备荒救灾出发，在农书中专辟“荒政”一门，收集了《救荒本草》述及的各种野生植物达473种。徐光启亲自尝过的就有30多种，并在书中注明哪些有“嘉味”可作蔬菜，哪些比较“难食”等字样。　　

11、孙思邈——医药学家    　　

　　　　   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人，约生于隋开皇元年（公元五八一年），卒于唐永淳元年（公元六八二年），活了一百零二岁（有的考证活了一百四十一岁）。幼聪颖好学。自谓“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及长，通老、庄及百家之说，兼好佛典。年十八立志究医，“颇觉有悟，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 为唐代著名道士，医药学家。被人称为“药王”。

他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共三十卷，内容极为丰富。分医学总论、妇人、少小婴孺、七窍、诸风、脚气、伤寒、内脏、痈疽、解毒、备急诸方、食治、平脉、针灸等，共计二百三十二门，收方五千三百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书中首创“复方”。《伤寒论》的体例是一病一方，而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发展为一病多方，还灵活变通了张仲景的“经方”。有时两三个经方合成一个“复方”，以增强治疗效果；有时一个经方分成几个单方，以分别治疗某种疾病。这是孙思邈对医学的重大建树，是我国医学史上的重大革新。《千金翼方》是对《千金要方》的补编。书名含有和《千金要方》相辅相济，羽翼双飞的意思。此书共三十卷，其中收录了唐代以前本草书中所未有的药物，补充了很多方剂和治疗方法。首载药物八百余种。这两部书，合称为《千金方》，收集了大量的医药资料，是唐代以前医药成就的系统总结，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类书，对学习、研究我国传统医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宋代郭思高度评价《千金方》，说：“世皆知此书为医经之宝”（《千金宝要》）。清代医学家徐大椿也认为该书“用意之奇，用药之功，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灭之处”（《医学源流论》）。这书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而且还影响到国外，如朝鲜，日本。公元六O八年，日本来中国学医的医生，就把《千金方》等方带回日本，对日本的汉医影响深远。　　
　 　
孙思邈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对临证各科、食疗、药物学、养生学等均有很大成就。　　
　 　
　　

《千金要方》在食疗、养生、养老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孙氏能寿逾百岁高龄，就是他在积极倡导这些方面的理论与其自身实践相结合的效果。　　

在药物学方面，他总结了前代本草著述，重视“地道”药材，强调药物的栽培、采集、炮制、管理、贮藏方法。他很讲究药物的实际效果，反对滥用贵重药品。为了提高药物疗效，他提倡自种自采和亲自动手炮制。为了提醒人们对“地道”药材的重视，他还列了专节论述地道药材，他认为药材“地道”与否直接关系到临床治疗效果的好坏。由于孙思邈在用药方面有卓越的贡献，所以被后人尊为“药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纪念他的庙宇祠堂。

在临证方面，孙思邈发展了张仲景的伤寒学说。他既重视前人的宝贵经验，又尊古而不泥古，他把《伤寒论》的内容，比较完整地收集在《千金翼方》中，为后世研究《伤寒论》提供了较可靠的版本依据。他创立了从方、证、治三方面研究《伤寒论》的方法，这种方法成为以后“以方类证”的开端。　　
　　

孙思邈特别重视妇幼保健，是创建妇科的先驱。他在《千金要方》中首例妇科三卷，儿科一卷，把妇儿科放在突出的地位。他还打破当时医学界“各承一业”的陋习，主张用综合疗法治病。他说：“良医之道，必先诊脉处方，次即针灸，内外相扶，病必当愈”。　　

12、毕升——活字印刷    　　

　　　　    毕升。湖北省英山县人，活字版印刷术的发明家。在宋庆历年间（1041-1048）发明在胶泥片上刻字，一字一印，用火烧硬后，便成活字。排版前先在罩有铁框的铁板上敷一层搀和纸灰的松脂蜡，活字依次排在上面，加热，待蜡稍溶，以平板压平字面，泥字则固定在铁板上，可象雕版一样印刷。用毕再加热，又可将活字拆下贮存再用。活字可以多次使用，比整版雕刻经济方便，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为我国文化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为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3、沈括——北宋科学家、医学家　　

　　　　    沈括（公元1031～1095年），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科学家、政治家。1岁时南迁至福建的武夷山、建阳一代，后隐居于福建的尤溪一代。仁宗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进士。神宗时参与王安石变法运动。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提举司天监，次年赴两浙考察水利、差役。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出使辽国，驳斥辽的争地要求。著有科学著作《梦溪笔谈》。　　

元丰八年，宋哲宗即位大赦，沈括改授秀州（今浙江嘉兴）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元□二年(1087)，他完成了在熙宁九年即已奉命编绘的“天下郡县图”。全图包括大小总图各一幅,分路图十八幅,定名为《守令图》，于次年投进。后来，宋廷给了他一个左朝散郎、守光禄少卿、分司南京的虚衔，准其任便居住。沈括便移居到润州（今江苏镇江），将他以前购置的园地，加以经营，名为“梦溪园”，在此隐居八年后去世。其间，写成了他的科学名著《梦溪笔谈》，以及农学著作《梦溪忘怀录》（已佚）、医学著作《良方》等。沈括所著诗文,在南宋时经编成《长兴集》四十一卷，今残存十九卷。 　　

    沈括资质聪颖，勤于思考，见多识广，能够向各行各业能者学习，在物理学、数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医学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成就和贡献，在化学、工程技术等方面也有相当的成就。例如他在数学方面首创的隙积术和会圆术，提出了高阶级差求数和公式及求弧长的近似公式。他提倡科学的十二气历,意识到石油的价值,表明了他卓越的科学见识。他的调查、观测、科学实验等方法，在当时也十分先进。北宋时期许多科学发明，例如活字印刷、指南针应用等技术，都借助沈括的记载而得以流传。宋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期，而沈括则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此外，沈括在文学、音乐、艺术、史学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

沈括对物理学研究的成果也是极其丰富而珍贵的。《梦溪笔谈》中所记载这方面的见解和成果，涉及力学、光学、磁学、声学等各个领域。　　
　 　
在磁学方面，沈括在《笔谈》中指出，指南针是方家以磁石磨铁针，使铁针磁化而成。他记述了当时指南针的四种装置方式，即水浮法、置指甲上、置碗唇上、悬丝法，并比较了这四种方式的优劣，指出水浮多荡摇，置指甲或碗唇上易坠落，以悬丝最善，表明他对这四种方式进行过观察和实验。通过观察和实验，他发现磁针有指南的，也有指北的，指南的磁针并不总是指南，而是常微偏东。这是关于指北针和地球磁偏角的最早明确记载，早于欧洲一个世纪。 　　
　 　
在光学方面，沈括进行了凹面镜成象的实验。通过实验，他指出凹面镜照物，中间有一称为“碍”的地方，在此之内，照物得正象；在此点之上，照物无所见；在此点之外，照物得倒象，表明他已发现了凹面镜的焦点。对凸面镜和平面镜，他也作过细致和观察和研究，他指出，镜面凸，所照人面缩小，故镜面虽小而能全纳人面。 　　
　 　
在声学方面，沈括进行了声音共振实验。他用纸剪一小人，放在琴瑟的基音弦线上，拔动相应的泛音弦，则小人就会跳动；而拨动其他弦，则纸人不动。西方类似的实验，直至17世纪方出现。 此外，沈括对海市蜃楼、虹、雷电、乐律等，也都进行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化学方面，沈括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在出任延州时候曾经考察研究漉延境内的石油矿藏和用途。他利用石油不容易完全燃烧而生成炭黑的特点，首先创造了用石油炭黑代替松木炭黑制造烟墨的工艺。他已经注意到石油资源丰富，“生于地中无穷”，还预料到“此物后必不行于世”，这一远见已为今天所验证。另外，“石油”这个名称也是沈括首先使用的，比以前的石漆、石脂水、猛火油、火油、石脑油、石烛等名称都贴切得多。在《梦溪笔谈》中有关“太阴玄精”（石膏晶体”的记载里，沈括形状、潮解、解理和加热失水等性能的不同区分出几种晶体，指出它们虽然同名，却并不是一种东西。他还讲到了金属转化的实例，如用硫酸铜溶液把铁变成铜的物理现象。他记述的这些鉴定物质的手段，说明当时人们对物质的研究已经突破单纯表面现象的观察，而开始向物质的内部结构探索进军了。　　
　 　
    沈括在数学方面也有精湛的研究。他从实际计算需要出发，创立了“隙积术”和“会圆术”。沈括通过对酒店里堆起来的酒坛和垒起来的棋子等有空隙的堆体积的研究，提出了求它们的总数的正确方法，这就是“隙积术”，也就是二阶等差级数的求和方法。沈括的研究，发展了自《九章算术》以来的等差级数问题，在我国古代数学史上开辟了高阶等差级数研究的方向。此外，沈括还从计算田亩出发，考察了圆弓形中弧、弦和矢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我国数学史上第一个由弦和矢的长度求弧长的比较简单实用的近似公式，这就是“会圆术”。这一方法的创立，不仅促进了平面几何学的发展，而且在天文计算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为我国球面三角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沈括在地学方面也有许多卓越的论断，反映了我国当时地学已经达到了先进水平。他正确论述了华北平原的形成原因：根据河北太行山山崖间有螺蚌壳和卵形砾石的带状分布，推断出这一带是远古时代的海滨，而华北平原是由黄河、漳水、滹沱河、桑乾河等河流所携带的泥沙沉积而形成的。　　
　 　
当他察访浙东的时候，观察了雁荡山诸峰的地貌特点，分析了它们的成因，明确地指出这是由于水流侵蚀作用的结果。他还联系西北黄土地区的地貌特点，做了类似的解释。　　
　 　
他还观察研究了从地下发掘出来的类似竹笋以及桃核、芦根、松树、鱼蟹等各种各样化石，明确指出它们是古代动物和植物的遗迹，并且根据化石推论了古代的自然环境。这些都表现了沈括可贵的唯物主义思想。在欧洲，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达．芬奇对化石的性质开始有所论述，比沈括晚了四百多年。　　
　 　
沈括视察河北边防的时候，曾经把所考察的山川、道路和地形，在木板上制成立体地理模型。这个做法很快便被推广到边疆各州。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沈括奉旨编绘《天下州县图》。　　
　 　
他查阅了大量档案文件和图书，经过近二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我国制图史上巨作《守令图》。这是一套大型地图集，共计二十幅，其中有大图一幅，高一丈二尺，宽一丈；小图一幅；各路图十八幅（按当时行政区划，全国分做十八路）。图幅之大，内容之详，都是以前少见的。　　
　 　
在制图方法上，沈括提出分率、准望、互融、傍验、高下、方斜、迂直等九法，这和西晋．裴秀著名的制图六体是大体一致的。他还把四面八方细分成二十四个方位，使图的精度有了进一步提高，为我国古代地图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沈括对医药学和生物学也很精通。他在青年时期就对医学有浓厚兴趣，并且致力于医药研究，搜集了很多验方，治愈过不少危重病人。同时他的药用植物学知识也十分广博，并且能够实际出发，辨别真伪，纠正古书上的错误。他曾经提出“五难”新理论；沈括的医学著作有《良方》等三种。现存的《苏沈良方》是后人把苏轼的医药杂说附入《良方》之内合编而成的。　　
　 　
沈括从治平三年起开始研究天文学，特别是在主持司天监工作期间，更对历法和天文仪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突出的成就有二：一是首倡“十二气历”。19世纪英国气象局采用的肖伯纳历，其实质便与沈括的十二气历相似；二是改进天文仪器。沈括在司天监所制的新仪器浑仪、浮漏和圭表，都有重大的改进。　　
　 　
沈括十分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和兴修水利。早在他青年时期任沭阳县主簿的时候，就主持了治理沭水的工程，组织几万民工，修筑渠堰不仅解除了当地人民的水灾威胁，而且还开垦出良田七千顷，改变了沭阳的面貌，那时他只有24岁。在任宁国县令的时候，他积极倡导并且主持在今安徽芜湖地区修筑规模宏大的坚固的万春圩，开辟出能排能灌、旱涝保收的良田一千二百七十顷，同时还写了《圩田五说》、《万春圩图书》等关于圩田方面的著作。　　
　 　
沈括研究并改革了浑仪、浮漏和影表等旧式的天文观测仪器。　　
　 　
    浑仪是测量天体方位的仪器。经过历代的发展的演变，到宋朝，浑仪的结构已经变得十分复杂，三重圆环，相互交错，使用起来很不方便。为此，沈括对浑仪作了比较多的改革。他一方面取消了作用不大的白道环，把仪器简化、分工，再借用数学工具把他们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省去月道环，其侯月之出入，专以历法步之”）；另一方面又提出改变一些环的位置，使它们不挡住观测视线。沈括的这些改革措施为仪器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后来元朝郭守敬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创制的新式测天仪器——简仪，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漏壶是古代测定时刻的仪器，由几个盛水的容器装置成阶梯的形式，每一容器下侧都有孔，依次往下一容器滴水漏水。最下面的容器没有孔，里面装置有刻着时间标度的“箭”，随着滴漏水面升高，“箭”就慢慢浮起，从显露出来的刻度可以读出时刻。沈括对漏壶也进行了改革。他把曲筒铜漏管改做直颈玉嘴，并且把它的位置移到壶体下部。这样流水更加通畅，壶嘴也坚固耐用多了。　　
　 　
    此外，沈括还制造了测日影的圭表，而且改进了测影方法。　　
    沈括在《浑仪议》、《浮漏议》和《景表议》等三篇论文中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详细说明改革仪器的原理，阐发了自己的天文学见解，在是我国天文学史上的具有重要的作用。　　
　 　
沈括文武双全，不仅在科学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还著有综合性文集《长兴集》，而且为保卫北宋的疆土也做出过重要贡献。　　

北宋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辽和西夏贵族统治者经常侵扰中原地区，掳掠人口牲畜，给社会经济带来很大破坏。沈括坚定地站在主战派一边，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担任河北西路察访使和军器监长官期间，他攻读兵书，精心研究城防、阵法、兵车、兵器、战略战术等军事问题，编成《修城法式条约》和《边州阵法》等军事著作，把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功地应用在军事科学上。同时，沈括对弓弩甲胄和刀枪等武器的制造也都作过深入研究，为提高兵器和装备的质量做出了一定贡献。　　

为了纪念这位世界闻名的中国古代科学家，1979年7月1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该台在1964年发现的一颗小行星（编号2027）命名为沈括。　　

14、郭守敬——文学家、数学家、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家　　

　　　　    郭守敬(1231-1316)，中国元朝的大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家。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邢台）人，汉族。幼承祖父郭荣家学，攻研天文、算学、水利。　　

郭守敬和王恂、许衡等人，共同编制出我国古代最先进、施行最久的历法《授时历》。为了编历，他创制和改进了简仪、高表、候极仪、浑天象、仰仪、立运仪、景符、窥几等十几件天文仪器仪表；还在全国各地设立二十七个观测站，进行了大规模的“四海测量”，测出的北极出地高度平均误差只有0.35；新测二十八宿距度，平均误差还不到5'；测定了黄赤交角新值，误差仅1'多；取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日，与现今通行的公历值完全一致。　　
　 　
在大都(今北京)，郭守敬通过三年半约二百次的晷影测量，定出至元十四年到十七年的冬至时刻。他又结合历史上的可靠资料加以归算，得出一回归年的长度为365.2425日。这个值同现今世界上通用的公历值一样。 　　
郭守敬编撰的天文历法著作有《推步》、《立成》、《历议拟稿》、《仪象法式》、《上中下三历注式》和《修历源流》等十四种，共105卷。　　
　 　
  为纪念郭守敬的功绩，人们将月球背面的一环形山命名为“郭守敬环形山”，将小行星2012命名为“郭守敬小行星”。　　
　 　

15、李时珍——著名医学家    　　

     　　　　    李时珍 Li Shih Chen（1518年-1593年），字东璧，号濒湖，身高约合现今　1.63米　，湖北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人，汉族，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其父李言闻是当地名医。李时珍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并富有实践精神，肯于向劳动人民群众学习。曾参考历代有关医药及其学术书籍八百余种，结合自身经验和调查研究，历时二十七年编成《本草纲目》一书，是我国明以前药物学的总结性巨著。在国内外均有很高的评价，已有几种文字的译本或节译本。另著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等书。　　

　 　
《本草纲目》共五十二卷，分十六部、六十类。经二十七年（1578年）著成。共收载历代诸家本草所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其中植物药1094种。矿物、动物及其他药798种，有374种为李氏所新增。每种药首先以正名为纲，附释名为目；其次是集解、辨疑、正误，详述产状；再次是气味、主治、附方，说明体用。内容极其丰富，是我国药物学的宝贵遗产，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16、裴秀——地图学家　　

　　　　    裴秀，字季彦，魏晋期间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魏文帝黄初四年（公元224年）生于一个世代官宦家庭。裴秀是我国古代一位优秀的地图学家和地理学家，是一位制图体制的革新者，他以自己的研究所得创造性地提出了“制图六体”，这在我国地图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在世界地图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有人把我国的裴秀和欧洲地图学者托勒密（约公元99年—168年）比作古代地图史上东西方相辉映的两颗巨星。 　

裴秀在行军过程中认直考察军队所经之地，记录地域远近，山川险易、道路曲直等，然后和从前的地图作对比，检查是否有错误；又考证了禹贡所记载的山川、海流、原隰陂泽、古之九州以及晋之十六州及郡国县邑、疆界乡陬、水陆径路等。通过对比论证，裴秀逐步发现当时地图所存在的缺陷。　　
　 　
一方面地图所载地名与实际地名不相符。《晋书·裴秀传》载：“以职在地官，以禹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世说者，或疆牵引，渐以暗味，于是甄摘旧文，疑者则阙，古有名而今无者，皆随事注例，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可见裴秀在作图时实事求是地记载地名。　　
　 　
另一方面当的地图十分粗略。他在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序言中说：“……今秘书既无古之地图，又无萧何所得，惟汉室舆地及括地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证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或荒外迂诞之言，不合事实，于义无取”。　　
　 　
裴秀在总结前人制图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制图六体”，即绘制地图应遵循的六项准则，为后人绘制地图捍供了一个完整的规范。　　
　 　
他说：“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日分率，所以辩广轮之度也；二日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日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日高下，五日方斜，六日迂直，此三者各因地制宜，所以较夷险之异也。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隔绝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　　
　 　
故以六者参而考之。然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回、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这一段话详细地说明了制图六体的内容及其重要性。　　
　 　
如果用现在地图学观点看，“分率”即比例尺，用以定距离的远近；“准望”即方位，用来定方向；“道理”即路程远近，用以确定各地实际的位置。此外还有高下（高取下）、方邪（方取斜）、曲直（迂取直），这三项和地面距离有关，要求绘制地图地物之间的距离必须按水平直线距离计算。　　
　 　
如果依据这六项准则，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地图就能画得准确。否则，缺乏这些要素画出的地图难免会出现距离错误，或方向错误等。除了经纬度不为当时所知外，现在的制图方法在原则上均与裴秀所说的一致。这六项制图原理在1700多年前由裴秀第一次完整全面地总结出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17、葛洪——化学家、医学家　　

　　　　   葛洪（283～363）为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 中国东晋的炼丹家和医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晋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他曾受封为关内候，后隐居罗浮山炼丹。著有《抱朴子》、《肘后备急方》、《西京杂记》等。　　

其中，丹书《抱朴子·内篇》具体地描写了炼制金银丹药等多方面有关化学的知识，也介绍了许多物质性质和物质变化。例如“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即指加热红色硫化汞（丹砂），分解出汞，而汞加硫黄又能生成黑色硫化汞，再变为红色硫化汞。描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又如“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就描述了铁置换出铜的反应，等等。　　

葛洪精晓医学和药物学，主张道士兼修医术。“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认为修道者如不兼习医术，一旦“病痛及己”，便“无以攻疗”，不仅不 能长生成仙，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住。在其所撰《肘后备急方》中，保存了不少我 国早期医学典籍，记载了许多民间治病的常用方剂，系古代随身常备急救之手册，并在 东南亚各地广为流传，为研究魏晋南北朝医学的重要史料。该书关于天花病的记载，是 医学史上现存最早的科学文献，对结核性传染病的认识，也比国外早一千多年。　　
　 　
据载， 葛洪还撰有《肘后救卒方》和《玉函方》。“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别病 名，以类相续，不相杂错，其《救卒》三卷，皆单行径易，约而易验，篱陌之间，顾眄 皆药，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方，可不用医。”⑦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仙药》 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主要产地、入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均作了 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对我国后世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葛洪一生著作宏富，自谓有《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 《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神仙传》十卷，《隐逸传》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 之言、兵事方技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另有《金匮药方》百卷，《肘后备急方》四卷。 惟多亡佚，《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共收其著作十三种，以后人误题或伪托者居多。　　
　 　
他的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书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备在肘后（带在身边）的应急书，是应当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这都是他在行医、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他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即使必须花钱买也很便宜，改变了以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药物难找、价钱昂贵的弊病。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明确的注名了各种灸的使用方法，只要弄清灸的分寸，不懂得针灸的人也能使用。　　
　 　
《肘后备急方》中收载了多种疾病，其中有很多是珍贵的医学资料。这部书上描写的天花症状，以及其中对于天花的危险性、传染性的描述，都是世界上最早的记载，而且描述得十分精确。　　
　 　
书中还提到了结核病的主要症状，并提出了结核病“死后复传及旁人”的特性，还涉及到了肠结核、骨关节结核等多种疾病，可以说其论述的完备性并不亚于现代医学。　　
　 　
书中还记载了被疯狗咬过后用疯狗的脑子涂在伤口上治疗的方法，该方法比狂犬疫苗的使用更快捷，而且有效，从道理上讲，也是惊人的相似。另外，对于流行病、传染病，书中更是提出了“疠气”的概念，认为这绝不是所谓的鬼神作祟，这种科学的认识方法在当今来讲，也是十分有见地的。　　
　 　
书中对于恙虫病、疥虫病之类的寄生虫病的描述，也是世界医学史上出现时间最早，叙述最准确的。　　

18、僧一行——天文历法家　　

　　　　    僧一行，本名张遂，唐高宗咸亨四年（公元６７３年）出生于魏州昌乐(今河南濮阳市南乐县)。青年时期出家当了和尚，一行是他的法名。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刻苦好学，掌握了渊博的学问。他曾经到长安城内藏书很多的元都观借书阅览。稍后他为了学习数学知识，又徒步跋涉几千里，寻访知名的人去请教。这种学习精神，使一行青年时期就以精通天文、历法而相当出名。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唐玄宗命令一行主持修订新历法。 在修历问题上，一行继承了我国天文学上的优良传统，主张在实测日月五星运行情况的基础上编制新历。为此，他和机械专家梁令瓒一起，依靠一批工匠，共同创制了黄道游仪、水运浑天仪等大型天文观测仪器和演示仪器，为修订新历准备了物质技术条件。　

黄道游仪是用来观测日、月、星辰的位置和运行情况的天文仪器，是浑仪的一种。 水运浑天仪（浑象）是用水力驱动的能模仿天体运动的仪器，类似于现代的天球仪。这种水运浑天仪很有规律地演示出日、月、星象的运转，比张衡的水运浑象更加精巧、复杂。 另外水运浑天仪上还设有两个木人，用齿轮带动，一个每刻（古代把一昼夜分做一百刻）自动击鼓，一个每辰（合现在两小时）自动撞钟。可以说它是现代钟表的祖先，比公元1370年西方出现的威克钟要早六个世纪，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和科学家的聪明才智。  　　
　 　

仪器制成后，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一行发起和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天文测量活动。测量内容包括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冬至、夏至）正午时分八尺之竿（表）的日影长、北极高度（天球北极的仰角）以及昼夜的长短等等。为了测量北极仰角，一行设计了一种叫“覆矩”的测量工具，还根据观测数据绘制了《覆矩图》二十四幅。 　　
　 　
同时，根据测量数据，一行还计算出：北极高度差一度，南北两地相隔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合现代的长度是一五一·○七公里。这个数据实质上就是地球子午线（就是经线）上一度的长，虽然不十分精确，却是世界上大规模测量子午线的开端。在国外，最早实测子午线的是阿拉伯天文学家阿尔·花剌子模等人在公元814年进行的，晚于我国九十年。  　　
　 　

在大规模实地观测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行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开始制订新历，到开元十五年，完成初稿，取名大衍历。可惜就在这一年，一行与世长辞了。他的遗著经张说、陈玄景等人整理编次，共五十二卷。　　
　 　

一行在天文、历法、仪器制造和数学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功绩，是一位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卓有建树的著名天文学家。　　
　

19、苏颂——北宋天文学家、药物学家、博物学家、科学家　　

　　　　    苏颂（1020年－1101年），字子容，出身于厦门同安芦山堂（同安城关）一书香门第，其祖先在唐末随王潮入闽，世代为闽南望族，其父苏绅中过进士。苏颂从小聪敏好学，经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童年在福建泉州南安长大，后迁居润州丹阳（今江苏省镇江一带）。官至北宋哲宗宰相，为北宋天文学家、药物学家。是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杰出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 

　苏颂研制水运仪象台。宋元佑年间(西元1088年)，吏部尚书苏颂观察太史局与翰林两天文台不同构造之天文观测仪器后，兼采自汉唐以来诸家对於浑仪、浑象、激水运输之说法，将此三者合而为一，仪象装置分别置於一台中之上下隔，而枢机轮轴等隐藏於木台中；司辰、击鼓、摇铃、执牌等的报时设备连於轮轴之上且出没於五层木阁内，以水力激轮的方式使仪象运作。制成中国唯一有说明的自动水运天文(浑)仪(浑)象及自动报时天文台，名为“水运仪象台”。　　
　 　
由此可知，水运仪象台是由三部份所构成，最上面的浑仪、然后是浑象，接著是推动运作的水力轮轴装置，并且在木阁内的轮轴上也连有报时的设备，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天文观测与计时报时装置，其构造之精巧细致使得在修复水运仪象台时遭到不少困难，而其发明用来控制运转稳定的“擒纵器”更比现代钟表内的“卡子”早一千年，实为中国天文方面的重大成就。　　
　
　

20、王祯——农业学家　　

　　　　    王祯，字伯善，山东东平（今东平县）人，生活于十三、十四世纪之间。其生平事迹，今天留下的文献很少。尽管如此，仍然可以大略地知道，王祯是个阅历非常丰富的人。据江西等处儒学副提举祝将仕所说：王祯在担任永丰县尹时就已是“东鲁名儒，年高学博，南北游宦，涉历有年。”这在其所着的《农书》 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农书》中不仅广泛地引述了经史、农书，还兼及诸子、医学本草、重要类书、笔记杂录、名人诗赋等。 

中国古代关于农业方面的著作，《吕氏春秋》与汉朝的《氾胜之书》（“氾”音同“范”），仅残存片言只语，而后魏的《齐民要术》在系统性上也远不如王祯的《农书》。王祯编著的《农书》全书约有130多万字与300多幅图画，全文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是中国古代一部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系统论述的伟大著作。 　　
　 　

《农桑通诀》包括对农、林、牧、副、渔及水利等各个方面的综合性论述，提出“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这一重要的农耕思想。《百谷谱》对各种农作物的品种、特性、栽培、种植、收获、贮藏和利用等知识加以介绍，尤其是王祯将农作物分为谷、蔬、果、杂等6大类，堪称中国农作物分类学的奠基人；此外对于植物性状的描述，也是此前书籍不曾有过的。　　
　 　
而《农器图谱》则是《农书》的重点部分，该部分就田制、仓廪、舟车、灌溉、蚕桑、织纤、麻芒等20门类，详细介绍了257种农业机械，而且配绘图谱306幅并加以文字说明，其价值超过以往所有农业机械书籍，甚至中国古代后来在这方面的论述，亦无超越王祯者。 　　
　　

21、宋应星­——明末清初科学家　　

　　　　    宋应星（1587-1661），字长庚，南昌奉新北乡（今宋埠乡）人，明末清初科学家，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他考中举人，但以后五次进京会试均告失败，五次跋涉，见闻大增，他说：“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闻”。他在田间、作坊调查到许多生产知识。他鄙弃那些“知其味而忘其源”的“纨绔子弟”与“经士之家”。 

他才大学博，又勤于著述，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作品可分为四大类：　　
一是属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有《天工开物》（1637）、《观象》（1637）、《乐律》（1637）、《论气》（1637）、《谈天》（1637）等。　　
二是属于人文科学的有《野议》（1636）、《画音归正》（1636）、《杂色文》、《春秋戎狄解》（1644）等。　　
三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的《原耗》（1637）、《卮言十种》（1637）等。　　
四是属于文学创作的有《思怜诗》（1636）、《美利笺》（1645）等。大多成于明末或明清之际，因有强烈的反清思想，故为清统治者所不容。　　
大部分作品已散佚，至今留下的有《天工开物》、《野议》、《思怜诗》、《论气》和《谈天》五种。 　　
　 　

《天工开物》是宋应星最主要的代表作。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由友人涂绍煃（字伯聚）资助，初版刊刻于南昌府。全书三卷十八篇，所叙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三十个生产部门的技术和经验，几乎包括了社会全部生产领域。编次先后顺序是按照“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原则安排的，将与食衣有关的农业置于首，其次是有关工业，而以珠玉殿后，体现了重农、重工和注重实学的思想。 　　
　 　

上卷六篇多与农业有关。　　
《乃粒》主要论述稻、麦、黍、稷、粱、粟、麻、菽（豆）等粮食作物的种植、栽培技术及生产工具，包括各种水利灌溉机械，并对以江西为代表的江南水稻栽培技术详加介绍。　　
《乃服》包括养蚕、缫丝、丝织、棉纺、麻纺及毛纺等生产技术，以及工具、设备，特别着重于浙江嘉兴、湖州地区养蚕的先进技术及丝纺、棉纺技术，并绘出大型提花机结构图。　　
《彰施》介绍植物染料和染色技术，偏重靛蓝种植和蓝靛提取以及从红花提取染料的过程，还涉及诸色染料配色及媒染方法。　　
《粹精》叙述稻、麦收割、脱粒及磨粉等农作物加工技术，偏重加工稻谷的风车、水碓、石碾、土砻、木砻及制面粉的磨、罗等。　　
《作咸》论述海盐、池盐、井盐等盐产地及制盐技术，尤详于海盐及井盐。　　
《甘嗜》叙述甘蔗种植、榨糖和制糖技术及工具，兼及蜂蜜及饴饧（麦芽糖）。每篇叙述均有主有次，选择重要产品为研究重点，突出介绍先进地区的生产技术。 　　
　 　
中卷有七篇，多为手工业技术。　　
《陶埏》叙述房屋建筑所用砖瓦及日常生活所用陶瓷器（尤其白瓷、青瓷）的制造及工具，着重江西景德镇生产民用白瓷的技术，从原料配制、造坯、过釉到入窑烧结，都予说明。　　
《冶铸》是论述中国传统铸造技术最详细的记录，着重叙述铜钟、铁锅及铜钱铸造技术及设备，包括失蜡、实模及无模铸造三种基本方法。　　
《舟车》专述有关交通工具。首先用数据标明各船舶和车辆结构构件及用材，还说明各种船、车驾驶方法，详于大运河上航行的运粮船“漕船”。　　
《锤锻》系统论述铁器和铜器锻造工艺，从万斤大铁锚到纤细绣花针都在讨论范围之内，而各种生产工具如斧、凿、锄、锯等制造以及焊接、金属热处理等金属加工工艺亦曾论及。　　
《燔石》涉及烧制石灰、采煤、烧制矾石、硫黄和砒石技术，对煤的分类、采掘、井下安全作业均有论述。　　
《膏液》介绍十六种油料作物子实的产油率、油的性状、用途，以及用压榨法与水代法提制油脂的技术和工具，还谈及桕皮油制法及用桕油制蜡烛的技术。　　
《杀青》论纸的种类、原料及用途，详细论述了造竹纸及皮纸的全套工艺技术和设备，所提供的生产操作图特别珍贵。 　　
　 　
下卷有五篇，属工业。　　
《五金》论述金、银、铜、铁、锡、铅、锌等金属矿开采、洗选、冶炼和分离技术，还有灌钢、各种铜合金的冶炼，所附生产过程图十分难得。其中记载不少中国发明创造，如以煤炼铁、用活塞风箱鼓风、直接将生铁炒成熟铁、以生铁与熟铁合炼成钢等等。　　
《佳兵》涉及弓箭、弩、干等冷武器及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包括火炮、地雷、水雷、鸟铳和万人敌（旋转型火箭弹）等武器。　　
《丹青》主要叙述以松烟及油烟制墨及供作颜料用的银朱（硫化汞）的制造技术，产品用于文房。　　
《曲蘖》记述酒母、药用神曲及丹曲（红曲）所用原料、配比、制造技术和产品用途，其中红曲具有特殊性能，是宋代之后才出现的新产品。　　
《珠玉》则记述南海采珠、新疆和田地区采玉，还谈到井下采宝石的方法和加工技术，兼及玛瑙、水晶和琉璃。 　　
　 　
全书除文字叙述之外，还附有一百二十三幅插图，配以说明，展示工农业各有关生产过程，生动而真实。书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南北各地实地调查的资料。 　　
　 　
《天工开物》的可贵之处，在于记述了工农业生产中许多先进的科技成果。书中用技术数据给以定量的描述，显露出先进的科学思想和理论阐述，注重引入理论概念，而非单纯技术描述。　　
　 　
在农业方面，《乃粒》指出水稻育秧后三十天即拔起分栽，一亩秧田可移栽二十五亩，即秧田与本田之比为1：25。又说旱稻食水三斗，晚稻食水五斗，失水即枯。这些技术数据对农业生产有指导作用，是育秧、插秧和灌溉的理论基础，在以前的农书中未曾提到过。还指出“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因而论述了作物与环境的关系、外界环境变迁对作物物种变异的影响，提到通过人工选择可培育出抗旱的旱稻，并介绍以砒霜为农药拌种、以石灰中和酸性土壤等先进的技术成就。　　
　 　
《甘嗜》介绍将水稻育秧法移植到甘蔗种植中，实行甘蔗移栽，是一种新技术。　　
《粹精》所述江西水碓，以水力为能源，驱动水轮转动，通过立式主轴带动各机件，同时实现灌田、谷物脱粒及磨面粉三种机械功能，是十七世纪世界上先进的农用机械。　　
　 　
《乃服》介绍蚕的变异现象，与十九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所述几乎相同。除此之外，还提出将一化性蚕与二化性蚕、黄茧蚕与白茧蚕人工杂交，可培育出具有双亲各自优点的杂种蚕；通过蚕浴、排除病蚕实现人工淘汰，可使健蚕顺利发育成长，这都符合科学原理。　　
　 　
在工业方面，《五金》所述将炼铁炉与炒铁炉串连使用，可完成从生铁直接炼成熟铁的连续生产过程，所改进的生、熟铁合炼成钢的设备原理成为近代马丁炉的始祖。在比较金、银、铜单位体积内重量时，已有了比重概念。对金属锌（“倭铅”）冶炼工艺的论述，是世界上最早的明确而详细的文献记载。对铜、锌以不同配比炼出具有不同性能的合金黄铜的论述，具有世界性的指导意义。　　
　 　
《燔石》论及竖井采煤，在井下安装巨竹筒以排除瓦斯和加设巷道支护的技术，以及烧砒石时的安全作业措施，都是值得称道的。 宋应星以“天工开物”命名他的书，实际上也以此展示他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思想，即天工开物思想或开物思想。这种思想强调天工（自然力）与人工互补、自然界的行为与人类活动相协调，通过技术从自然资源中开发物产，以满足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需要，从而使人在自然界面前显示并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膏液》指出，“草木之实，其中蕴藏膏液（油脂）而不能自流，假媒水火、凭借木（榨）石（磨），而后倾注而出焉”。这正体现了“天工开物”思想的内涵。简言之，此思想核心是以天工补人工开万物，或通过自然力与人力的协调从自然界开发物产。　　
　 　
日本学者三枝博音（1892—1963）博士解释天工开物思想时写道：“天工是与人类行为对应的自然界的行为，开物是根据人类生存利益将自然界中包含的种种物由人工加工出来。　　
　 　
在欧洲人的技术书中，恐怕没有这类书名的著作。技术确实是自然界与人类协调的产物，它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赖以沟通的桥梁。只有很好地理解了技术，才能懂得利用天工的同时再用人工去开物。”这种中国特有的科学思想成为全书的指导思想。所谓技术，在宋应星看来是法、巧、器三者之有机结合，即工艺操作方法、生产劳动者的操作技能与工具设备的结合。人只有借技术作用于自然界，才能实现开物过程。　　
　 　
     《天工开物》一书是对中国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系统而全面的总结，在体例上首开先例，其所述范围之广，足可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De re Metallica，公元1556年）这部技术经典相媲美。初刻本刊行后，很快便在福建由书商杨素卿（1604—1681）于清初发行第二版，后被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公元1725年）及《授时通考》（公元1737年）广泛摘引。　　
　 　
十七世纪末，此书传入日本，被广为传抄，公元1771年大阪出现了和刻本，从此成为江户时代（公元1608—1868年）日本各界广为重视和征引的读物。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思想刺激了“开物之学”在日本的兴起。二十世纪时此书又被译成现代日本语，至今仍畅销。 　　
　 　
此书在十八世纪流传到朝鲜，成为李朝后期实学派学者参引的著作。　　
　 　
《丹青》、《五金》、《乃服》、《彰施》及《杀青》等篇由法兰西学院教授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9—1873）摘译成法文，接着再转译成英文、德文。《乃服》内论养蚕部分还被转译成意大利文和俄文等。达尔文读过这部分内容，并作过引证，称之为“权威著作”。　　
　 　
1869年，有关工业各篇的法文摘译稿又集中被收入《中华帝国 工业之今昔》（Industries anciennes et modernes del’Empire Chinois）一书中，刊行于巴黎。及至1964年，有关农业的前四篇又转译为德文，1966年全书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这部书已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经典著作在各国流传。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把宋应星称为“中国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国的狄德罗”。　　
　 　
日本学者薮内清也认为宋应星的书足可与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主编的《百科全书》匹敌。 　　
　 　
宋应星的另一代表作是政论集《野议》，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刊行。 全书万言，不分卷，计有世运、进身、民财、士气、屯田、催科、军饷、练兵、学政、盐政、风俗及乱萌等十二议。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及经济思想。　　
　 　
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明末社会所面临的政治及经济危机，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期望国家由乱而治、转危为安，从而体现这位科学家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爱国思想。　　
　 　
这部作品可看成是宋应星作为在野者上书崇祯帝要求实行变法的万言奏议。从各议内容观之，所述内容主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指出各级政权机构人事任用及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为加强政权建设，揭露并批判了当时制度的弊端及官吏的腐败，提出革新吏政及学政的方案。二是鉴于当时民穷财尽的经济局面，揭露了财政、税收等经济政策的失误，提出革新方案及生财之道。三是谈用兵、练兵及筹措军饷的方法，揭露了军政上的弊病。四是要求在社会上移风易俗，振作人的精神面貌，提高官兵的士气。五是分析明末农民起义的经过和动因，提出安民政策。　　
　 　
总之，宋应星主张减免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呼吁罢除军界和政界中的贪官污吏，代之以廉洁奉公、一心为国的清官。其理想是在清官统治下，使工农获得温饱、商人有利可图、贫士有科举入仕机会，士农工商各安其业，然后全面发展农工商业，养兵练武，则国运或可有救。　　
　 　
书中有很多精辟思想，例如《民财议》指出：“夫财者，天生地宜而人工运旋而出者也。”又说：“财之为言，乃通指百货，非专言阿堵（货币）也。今天下何尝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五谷、山林之木、墙下之桑、洿池（池塘）之鱼耳。”就是说社会财富是劳动创造的，增加社会财富意味着要大力发展农业、工业，提供丰富产品，而货币本身并不是财富。宋应星的财富观是对经济学原理的天才贡献，此后一个多世纪西方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才于 1776年提出同样思想。 　　
　 　
《思怜诗》刊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是宋应星自选诗集，内有《思美诗》十首及《怜愚诗》四十二首，共五十二首，均为七言诗。诗集反映了诗人的人生观或人生哲学，以文学形式表达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等问题的看法。为此，诗中塑造了两类典型人物，分别予以褒美及讥讽。　　
　 　
宋应星继承了唐代诗人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的诗论传统，主张写诗应揭露时政弊端，反映社会现实，而且给人以启迪和教化。《思美诗》塑造出应当效法的一些贤人形象：(1)身处乱世而洁身自励，不同流合污；(2)精忠报国，以造福百姓为做人根本；(3)德才兼备而识时务，以其思想、著作及实际行动唤起世人觉醒；(4)不图名利，一心为国尽忠、为民尽孝，必要时可牺牲一切。这样的人虽难得，但必千古流芳，而且人人尽可为尧舜。　　
　 　
《怜愚诗》塑造出应当讽刺或鞭挞的一些愚人形象：(1)争权夺位，结党营私，祸国殃民；(2)贪婪无厌，聚敛财宝，剥削人民；(3)沽名钓誉，妄想世代富贵，死后还求美名；(4)迷信神佛及巫术，不相信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诗集以对比方式展示人生追求的目标应当是什么和怎样做人的道理。诗在艺术性上不及唐诗，但颇具哲理性和思想性。 　　
　 　
《论气》专论自然哲学，刊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分为形气、气声、水火、水尘、水风归藏及寒热等篇章。宋应星继承宋代哲人张载（公元1020—1077年）的元气论并予以发展，形成其唯物主义一元论自然观哲学体系。　　
　 　
他认为宇宙万物最原始物质本原是气，由气而化形，形复返于气。介于形、气之间的物质层次是水、火二气。他将元气论与新五行说结合起来，用“二气五行之说”来解释万物构成的机制。由元气形成水火二气，再由水火形成土，水火通过土形成有形之物金及木，然后再由水火土金木逐步演变成万物。　　
　 　
他的这一理论比汉代王充（公元27—107年）、宋代张载的元气论更为深化与绵密，也比当时西方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土火水气）解释万物生成更加具体，因为宋应星在气与万物之间引入了一些过渡的物质层次，而不是由气直接构成万物。　　
　 　
他还进而讨论土石、五金的生化之理，从中引出了物质在变化前后未 尝增与未尝减的物质守恒思想。他还指出动物体内所含物质成分与植物所含的是同类，而植物则摄取土中无机养料与水而生长，从而论证了有机界与无机界之间在物质构成上的统一性。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建立在他所掌握的丰富科学技术知识的基础上的。 　　
　 　
《论气·气声篇》专门讨论自然科学中的声学问题，包括影响声调的条件，声速及声音的传播以及决定声强的因素等问题。谈到声的发生原理时，指出因两气相轧及以形破气引起气动而成声，以不同形式破气，便有各种声音。声之发生在于破气、轧气时引起的气的“微芒之间一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空气的振动。破气、逼气动作缓急（速度）与劲懦（力量）可决定声音大小。该篇还指出传播声音的介质是空气，又以炮声为例，指出单位时间内炮声所达到的距离为炮弹所及距离的十倍。　　
　 　
关于声的传播方式，宋应星认为就像以石击水所形成的水波那样扩散，就是说声以波的形式在空气中传播，可见他已有了关于声波的理论概念。他的这些思想为此后声学的发展指出了正确方向。当时欧洲对声的传播媒介是空气，还是以太微粒或物质微粒，仍在争论不休。直到德国学者盖里克（Otto von Guericke，1602—1686）以抽气机做传声实验后，才证明声的传播介质是空气，而声波概念是在这以后很久才建立起来的。 　　
　 　
宋应星对天文学素有兴趣，其《观象》书稿本拟与《天工开物》同时问世，但临梓删去。现存其所著《谈天》，刊于崇祯十年（1637），主要为说日。当他登泰山观日时涌现一种思想：“以今日之日为昨日之日，刻舟求剑之义”。　　
　 　
他认为太阳不但沿其轨道周行不已，且其自身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从而提出“今日之日非昨日之日”的有重要意义的哲学命题，修正了张载提出的“日月之形，万古不变”之说，批判了汉儒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宋应星有关日日新思想，后来由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所发挥。　　
　 　
日食、月食是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活动没有任何关系。但天人感应说认为日月食及其他异常自然现象是国政失纲、人君昏暗的象征，故上天以此为警告。宋代朱熹（公元1130—1200年）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日有食之”时写道：“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贤去奸，能使阳盛，足以胜阴。……则日月之行虽或当食，而月常避日，……所以当食而不食也。”宋应星针对朱熹观点批评说：“朱（熹）注以王者政修，月常避日，日当食而不食，其视月也太儇（随便）。”接下以古代日食观测资料与古史所载事件作了对比，证明朱注说法毫无根据，而且是自相矛盾的。　　
　 　
宋应星还写下历史作品《春秋戎狄解》（公元1644年），借古喻今，伸张民族大义，在南方制造抗清舆论。　　
　 　
他的《美利笺》是文学创作，也有政治含义。这些都说明他是一位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大领域内涉猎极广的学者。　　
　 　

22、王清任——解剖学家与医学家　　

　　　　    王清任（Wang Qingren，1768～1831）又名全任，字勋臣。清代直隶省（今河北省）玉田县人。富有革新精神的解剖学家与医学家。他认为人的脏腑结构对医疗非常重要，认为“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人夜行”，认为古医书中关于人体记述错误不少。他多次到疫病暴死者乱葬岗中和死刑场观察人体内脏结构，于1830年著成《医林改错》，附图25幅，他首先记载了人体腔由膈膜分为胸、腹两腔，而非古书图中所给两个隔膜，三个体腔——三焦。　　

23、梅文鼎——十七世纪后期的数学家　　

　　　　   梅文鼎（1633-1721），字定九，号勿庵，宣城县人。是清初著名的天文、数学家，为清代“历算第一名家”和“开山之祖”。梁启超说：“我国科学最昌明者，惟天文算法。至清而尤盛，凡治经者多兼通之，其开山之祖，则宣城梅文鼎也。"早年，随其父读《周易》，即喜观天象。27岁起，开始学习数学、历法，终身潜心学术。

梅文鼎中西天文学的造诣都很深，天文学着作有40多种，纠正了前人的许多错误。梅文鼎非常注重天象观测，创造了不少兼收中西方特色的天文仪器。他在这些方面的贡献，对当时和后世融会贯通中西方天文学具有很大作用。 　　
　 　
梅文鼎最重要的贡献是在数学方面，他写了20多种数学着作。将中西方的数学进行了融会贯通，对清朝数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逝世之后，后人将其历法、数学着述汇为《梅氏丛书辑要》。诗文杂着则以《绩学堂文钞》、《绩学堂诗钞》。 　　
　 　

《勾股举隅》为梅文鼎研究中国传统勾股算术的著作，全书一卷，其中的主要成就，是对勾股定理的证明和对勾股算术算法的推广。书中首列“和较名义”，其次以两幅“弦实兼勾实股实图”来说明勾股定理，其论说的根据是出入相补原理， 在内容上，本书大致上可分作两部分，一为勾股算术，另一主要为勾股测量。前者梅文鼎对其评价很高，他认为此式“乃立之根也。而其理皆具古图中，学者所宜深玩。”这里的“古图”指的即是赵爽注《周髀算经中》之“勾股圆方图”，对此式的证明也是利用此图来完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弦与勾股和求勾股用量法”一题中所用的尺规作图之方法，与徐光启《勾股义》中“勾股求容圆”来作比较，可以发现梅文鼎在尺规作图的概念已相当正确，显示梅文鼎对《几何原本》有一定深度的了解。另外，从梅文鼎在测量问题上所使用的出入相补法来看，其内容相当贴近杨辉乃至於刘徽的作法，有别於明末西方传入的测量方法，这一点颇值得我们来作后续探究 　　
　 　
《几何通解》的主要诉求是“以勾股解《几何原本》之根”，梅文鼎的作法是采用传统的勾股方法来解《几何原本》前六卷的部分命题，其中，梅文鼎花了相当多的篇幅说明“理分中末线”（即黄金比例），其曰：“几何不言勾股，然其理并勾股也，故其最难者以勾股释之则明。惟理分中末线似与勾股异源。今为游心立法之初，而仍出於勾股。”由此，可见梅文鼎对传统勾股术的重视。 　　
 　　

仅仅是对上述23位中国古代科技大家基本情况的简要回顾，每一个人在从新了解后，在肃穆起敬的同时，也一定会深问，那么多超前的世界科学技术，我们为什么就没有一个获得良好的传承与弘扬呢？一个答案，2000多年来的封建时期，各个朝代对他们宏大的思想理论与丰硕成果，在政治与经济上的认可度，总是太低太低。　　

实实在在地说，仅仅是上述23位科技人物及其丰硕科技成果的概况，笔者过去也并非全部知道。哪怕就是他们的名字，其中至少有几位，也是在编写本文过程中，通过网络查阅资料时才猛然发现的（比如其中的郦道元、裴秀、葛洪、僧一行、王祯、宋应星、王清任、梅文鼎）。究其原因，两方面因素不可忽视：一是与自己的孤陋寡闻有关；二是与我们文化宣传的重视度和教材设置的不足有关，人们因此难得比较全面地学习了解。　　

通过查询与编辑上述23位科技大家的伟绩，随之而来的内心感受是：无比震撼，无比惊奇！我们原来竟然有那么多宝贵的资源，思想的，智力的，技术的。可是，我们过去2000多年来的封建时期，整个国家却总有端着金碗讨饭吃的时候，甚至后来竟然衰落到“东亚病夫”的境地。怨谁？文人太多，太专横。　　

下面，我们再一起来看看中国古代科技那些早成系列的，当时就远远超前世界的其中一部分伟大成就吧，每一个中国人在引以为荣的同时，也一定会再次为之震撼。　

二、中国古代伟大的科技成就　　
　 　
1、遥望苍穹　　
神秘的天体，遥远的星空，千百年来一直是我们的祖先关注的对象。月亮的圆缺代表了什么？太阳的运动轨迹有规律可寻吗？天上恒星有多少，它们的位置又在哪里？一代代的古天文学家们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留下了无数的发现。陨石，北极光这些天文现象很早就出现在古代的神话里，战国时期的石申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星表，汉代的史官司马迁写了《天官书》，这是对前代天象观测记录的一次总结。 　　
　 　
汉代以后，中国古代天象观测继续发展。两晋时期的陈卓，建立了全新的星官体系，并用《玄象诗》将其记录下来；到了宋代，流传下来了一副石刻星图，在公元1054年的时候，观测到了一次罕见的超新星爆发，这对现代天体物理学的发展意义重大。天象观测记录丰富，古代天文学人才辈出，使得中国古代天象观测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2、历法的变迁 　　
原始社会，人们发现天象的变化与四季交替存在可循的规律。这个规律成为了古人天象观测的最实际的应用，历法便在百姓生存与贵族统治的双重需求下诞生了。 　　
　 　
3、天象观测工具 　　
古人在观测天象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制造工具的天赋，圭表、漏壶、浑仪、浑象，每一件都显示着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辉煌，尤其是到了宋元时期，中国天象观测仪器制造水平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非常遗憾的是，元朝以后，这些仪器的制造水平也停滞不前，随着西方入侵者的隆隆炮声，这些精美的仪器成为中国屈辱历史的见证。 　　
　 　
4、地震档案 　　
中国是一个地震多发国家，同时也是地震记录最丰富的国家。打开古代地震档案会发现：有智者超前地发明仪器观测地震，也有勇者身处险境去记录分析地震，更有许多无名史官记录下两千多年的地震资料，让我们有可能分析研究脚下的大地何时会发脾气。 　　
　 　
5、神农沧桑　　
远古时期,人类靠打渔、捕猎采集着野果为生。农业的产生让人类的脚步踏上了文明之路。从此人类开始了定居、耕种、养殖的农耕文明新生活…… 　　
　 　
6、火药　　
古代医药学家把硝石、硫磺入药治病，而炼丹家却用它来炼制长生不死的仙丹。阴差阳错，仙丹没炼成，倒炼出了火药。刚问世的火药因为各种原因被严格保密，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人开始用它作法行骗，也有人带者它投身军事，一个伟大的发明终于公诸于世。火药让古老的“石包”发展为今天的“炮”，刀枪剑戟的冷兵器逐渐被各式各样的火药兵器所替代。走上正轨的火药开始广泛介入军事和民用，与此同时，战争和和平贸易却带着它原离故土，向西行进。 　　
　 　
7、造纸术 　　
一堆乱麻，一块破布，一张树皮，这些废料却能够造出洁白的纸，纸的发明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创造，它使文明可以传承，使知识可以传播。千年来，纸的发展从没有停止过，一张普通的纸，却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8、青铜器　　
春秋时期就开始出现青铜器，是工业文明最古老的脚步。　　
　 　
9、印刷术　　
印刷术不折不扣的是一种改变历史进程的工艺技术。最先发明的是雕版印刷。但对于它的起源众说纷纭，“肇自隋时，行于唐世，阔于五代，精于宋人”是迄今为止最为人们所接受的种精典说法。隋代佛教的兴盛为雕版印刷的起源与初步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在唐代，印刷术不仅仅用于佛经的印刷，一般书籍，日历印量大增；战乱不休的五代，印刷术却没有停止，而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宋代对印刷术的发展来讲是一个精彩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伟大的活字印刷术，出现了永载史册的布衣毕升；元代是一过渡性阶段，但王桢发明的转轮排字法离机器印刷只有一步之遥；明朝的豆版印刷流传至今，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印刷术的成熟使清代出现了许多精典的印刷巨著。 　　
　 　
10、规格繁多的古代桥梁 　　
中国古代桥梁规格繁多，设计与施工方面的创新成果层出不穷，总是遥遥领先世界，因此有“古代桥梁工程师”的桂冠。古代桥梁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大家小学课本里已经介绍过的——赵州桥。　　
　 　
11、指南针　　
指南针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是指南针究竟是由谁发明的呢？本片将为你讲述一个关于指南针的神奇故事。指南针传到西方后，大大促进了西方航海的发展，直接推动了达伽玛、哥伦布的远洋航行。　　
　
 　　
　　
 　　
　　
 　　
　
　 　
　 　
12、辉煌的古船　　
清朝末期，西方人的铁甲战舰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但是，又有谁知道这些西方的铁甲战舰曾经得益于我们古代船只的发明创造！战船是我国古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大雄伟的战舰让人生畏，为保卫国家立下汗马功劳。但如此辉煌的造船史，到了近现代却没落了。 　　
　 　
13、天文 　　
看星（日食、彗星、黑子），记星（最早），测星（张衡、僧一行、郭守敬） 　　
（1）、张衡——东张西望（东汉）；（水运浑象仪；地动仪）。 　　
（2）、僧一行——唐僧（唐朝）；一（子午线）；行（黄道游仪）。 　　
（3）、郭守敬——郭子兴（元代）； 割（简仪）；守（《授时历》）；敬（黄赤夹角精确）。 　　
　
　

14、数学 　　

（1）春秋：九九筹算度量衡。元代：珠算（圆珠笔）。 　　

（2）西汉《周髀算经》勾股弦（理论）；东汉《九章算术》成体系（实践）。 　　

（3）南朝：祖冲之——孙行者。 　　

15、农学 　　

（1）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北方农业早发展（北朝）。 　　

（2）《农书》：元朝王祯；生产工具改革《农器图谱》。 　　

（3）《农政全书》：明朝徐光启。 　　

16、医学 　　

（1）西汉：《皇帝内经》 　　

（2）东汉：张仲景；　　

华佗：麻醉、针灸、五禽戏；　　

医圣张仲景：理论《伤寒杂病论》，实践“四诊法”。 　　

李时诊：《本草纲目》　　

中国人口保有量总是世界第一，哪怕是曾经的战火连年，哪怕是多灾多难的岁月，哪怕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被列强各国的多次掠夺之后。究其根本原因，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除了人口天然的繁殖能力和个体生存能力强盛之外，一个不可忽略的技术保障，在于中国有简单、实际、有效并全面普及的“中医药”文明体系。“中医药”是中华文明在科技事业上最鲜明的写照与丰功伟绩。　

17、鼓　　
传说公元前3500年中国人已有人造的鼓。公元前3000年，做鼓的方法是用兽皮蒙在框架或容器上。到公元前1000年，米索不达米亚的苏默人制成了一人高的圆鼓，鼓身还绘有图画。后来有了小铜鼓和大铜鼓。15世纪骑兵用的大铜鼓，17世纪时开始为乐团采用。1692年蒲塞尔为“仙后”所作的配乐中就用上了。这种鼓现在叫定音鼓，19世纪有了低音大鼓。鼓声可使节拍鲜明，粗犷有力。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发明了定音鼓。 　　
　 　
18、二进位制　　
相传在公元前3000年伏羲发明了二进位制。《周易》就是五经之一的《易经》，它是我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周易》相传是由约公元前3000年的伏羲画卦、周文王重卦、周公作爻(yao)辞，并经过孔丘修订而成为《易经》。当代的电子计算机用的不是十进制而是二进制。二进制是谁发明的？《周易》中的“易数”用的就是二进制。换句话说就是伏羲发明了二进制，伏羲就是神农。传说神农尝百草才有五谷，我国才有原始农业。伏羲对我国社会的进步可谓大矣！我国北京的先农坛就是为了祭奠神农（即伏羲）而建造的，这里表达炎黄子孙对他的敬佩之情。 　　
　 　
19、绳索　　
公元前2800年，中国人已经掌握了创造麻绳的技术。我国人民开始用大麻纤维制绳。到公元纪元开始时，用大麻纤维已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主要制绳材料。1775年，英国发明家马虚发明制绳机，结束了手工制绳的时代。从1950年开始用人造纤维制造绳索，直径约2毫米的马尼拉绳受到5512公斤的拉力便会折断，而同样粗的尼龙绳则能承受13227公斤的拉力。 　　
　 　
20、养鱼法 　　
公元前2500年中国人已经懂得养鱼。那时我国人民能用人工孵化鱼卵，把它养大食用。1960―1970年代，欧美才用人工养殖蛙鱼等鱼类。英国等西欧国家现在每年由养鱼场生产淡水养鱼约有10万吨。 　　
　 　
21、赤道式天文仪 　　
公元前2400年，中国人发明了赤道式天文仪。 　　
　 　
22、十进计数制　　
中国人于公元前14世纪，发明了十进计数制。在现代科学中是十分重要的，欧洲人正式采用它的最早时间的证据，是公元976年的一份西班牙手稿中发现的，而中国早在公元前14世纪的商朝，便已经采用了。在出土的公元前13世纪的甲骨文中，见有中国人用十进制记述了“547天”的实例。 　　
　 　
23、漆――世界第一种塑料 　　
中国人最迟在公元前13世纪已经发明使用了漆。1976年在河南省安阳市发掘出的“妇好”墓（葬于公元13世纪），她的上过漆的棺木就是证明。李约瑟说：“漆可能是人类所认识的最古老的工业塑料。”在古代中国，油漆业的组织和管理很有章法，有私人的油漆作坊，也有国家的制作中心。巴黎东方艺术博物馆存有一只油漆的木酒杯，杯上雕刻的铭文除说明该杯制作于公元四年外，还刻有参加制作的七名工匠和制作中心的五位官员的名字。这个木酒杯表现了中国人两千年前就有对制造工艺的看法；另一方面，这个杯子还表明当时的生产很可能已使用现代的工业生产的流水线那样的工艺流程。　　
　 　
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人已发现了漆的重要化学性质，发现了通过漆的蒸发过程使其变质的方法，发现了通过在漆中放几只螃蟹壳，漆就会保持液状，不会变干。公元前120年的《淮南子》一书和公元12世纪的李氏都提到螃蟹壳能使漆保持液态的特殊功能。现代科学家化验证实，甲壳体组织内确有抑制某些酶的活动的化学成份，其中一种酶就是漆变硬的酶。漆可以通过化学作用保持长久的液态，这使中国的这项生物化学工艺具有不衰的工业雏形模式。 　　
　 　
24、铜镜 　　
约公元前12世纪中国人发明了铜镜。中国人于公元5世纪还发明了魔镜；英国结晶学家威廉·布莱格到1932年，系统地阐明了魔镜的理论，比中国晚了一千五百年左右。魔镜是世界上最奇异的物品之一。　　
　 　
魔镜有何奇妙之处呢？在魔镜的反面铸有青铜图案――图像或文字，或二者兼而有之。反射光线的一面为凸状，是由经抛光处理的青铜制成用作镜面。在大多数照明情况下，这种镜子看上去与其它的普通镜子无异。但是，在明亮的阳光下使用魔镜时，它反光的一面就能被“看透”。用镜面将阳光反射到暗色的墙上，人们就能从投在墙壁上的影像中看到镜面的图案或文字。坚实的青铜制品变得透明了，这种令人感到神秘不解的现象使中国人给魔镜取了透光镜名称。　　
　 　
青铜是不透光的，然而实际使人感到透光，这是为什么？这奥妙之深让中外学者探讨了几百年，中国的科学家沈活和外国科学家威廉·布莱格爵士都发表过高见。威廉·布莱格爵士于1932年发现这一奥妙时说：“正是反射的放大作用使图案清楚地显现出来。”李约瑟正确地将这一切称为“是在通向掌握金属表现微细结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25、伞　　
公元前1100年，中国人已经使用伞，那时已经用伞表示身份。伞骨用竹或檀香木制成，上面覆以树叶或羽毛做的伞面。公元12世纪英语才出现“伞”这个词。以前一直只有阳伞，到1733年代，巴黎人用油布做伞面，才制成雨伞。1750年，英国的汉威到外国旅行后带了一把伞面回伦敦，轰动一时。1874年雪靠耳附近迪卡地区的金属拉丝工霍克斯取得弧形钢质伞骨的专利权。有了此伞骨，伞可以收紧，从此成为英国绅士常用的雨具。1930年柏林人豪普特发明了伸缩伞。在学术界也有人说，公元4世纪三国时期中国人才发明了伞。 　　
　 　
26、风筝　　
公元前1000年，中国人最先放风筝。早在信史之前，传说中国人已会放风筝。相传公元前四世纪，中国著名工匠鲁班（即公输班）做了一只风筝，升空三日而不坠。还有一个故事说一名将军包围了王宫，利用风筝测量宫墙与己方军队的距离。风筝可用于送砖上屋或在风筝尾部系上鱼钩钓鱼。公　　
　 　
元1600年，东方的风筝（菱形）由荷兰人传到了欧洲。19世纪英国发明家克雷由风筝产生灵感而发明滑翔机。德克萨斯州演员科迪“上尉”，曾利用风筝拖动折叠式小艇，横渡英伦海峡；1901年再接再励，乘坐双箱形风筝飞行，使英国陆军部大感兴趣。不久，飞机取代了军用风筝，而科迪“上尉”也在1913年驾驶他的新双翼飞机时失事遇难。1970年，美国太空计划设计了各种“飞行翼”，使风筝再次成为成年人的玩意儿，例如罗格乐乐折叠飞行翼，本是专为水星号太空船仓安全着陆而设计的，后来被降落伞取代了；但这种折叠翼，结果成为今日悬挂式滑翔机的机翼。风筝飞上天空为飞机飞上天空提供了原理和灵感。 　　
　 　
27、米酒　　
公元前1000年，中国人发明了米酒，距今已经3000多年。 　　
　 　
28、弓箭 　　
中国人于公元前8世纪发明了弓箭。公元前200年中国人已发明了弩弓。它主要用于打仗和狩猎，可卧射、立射、骑射，威力甚大。而欧洲的意大利在公元10世纪才使用弓，比我国晚了一千二百年。 　　
　 　
29、古代机器人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56年东周时期，中国人就已发明了古代机器人。当今世间，只要谈及机器人，言必欧美、东洋；然而可曾知道世界上最早制出古代机器人的，是我们中国人。我国制出的古代机器人不仅精巧，而且用途也很广泛，有各式各样的机器人。会跳舞的机器人、会唱歌吹笙的机器人、持赚钱的机器人和会捉鱼的机器人……等，应有尽有。 　　
　 　
会跳舞的机器人。我国唐朝的段安希说：西汉时期，汉武帝在平城、被匈奴单于冒顿围困。汉军陈平得知冒顿妻子阏氏所统的兵将，是国中最为精锐骠悍的队伍，但阏氏具有妒忌别人的性格。于是陈平就命令工匠制作了一个精巧的木机器人。给木机器人穿上漂亮的衣服，打扮得花枝招展，并把它的脸上擦上彩涂上胭脂，显得更加俊俏。然后把它放在女墙（城墙上的短墙）上，发动机关（机械的发动部分），这个机器人就婀娜起舞，舞姿优美，招人喜爱。阏氏在城外对此情景看得十分真切，误把这个会跳舞的机器人为真的人间美女，怕破城以后冒顿专宠这个中原美姬而冷落自己，因此阏氏就率领她的部队弃城而去了。平城这才化险为夷。 　　
　 　
会唱歌吹笙的机器人。唐代的机器人更为精巧神奇，唐朝人张骛在《朝野全载》中说：洛州的殷文亮曾经当过县令（相当于“县长”），性格聪巧，喜好饮酒。他刻制了一个木机器人并且给它穿上用绫罗绸缎做成的衣服；让这个机器人当女招待。这个“女招待”酌酒行觞，总是彬彬有礼。 　　
　 　
会赚钱的机器人。唐朝时，我国杭州有一个叫杨务廉的工匠，研制了一个僧人模样的机器人，它手端化缘铜钵，能学和尚化缘，等到钵中钱满，就自动收起钱。并且它还会向施主躬身行礼。杭州城中市民争着向此钵中投钱，来观看这种奇妙的表演。每日它竟能为主人捞到数千钱，真可称为别出心裁，生财有道。 　　
　 　
会捉鱼的机器人。唐代的机器人还用于生产实践。唐朝的柳州史王据，研制了一个类似水獭的机器人。它能沉在河湖的水中，捉到鱼以后，它的脑袋就露出水面。它为什么能捉鱼呢？如果在这个机器人的口中放上鱼饵，并安有发动的部件，用石头缒着它就能沉入水中了。当鱼吃了鱼饵之后，这个部件就发动了，石头就从它的口中掉到水中，当它的口合起来时，它衔在口中的鱼就跑不了啦，它就从水中浮到水面。这是世界上最早用于生产的机器人。 　　
　 　
此外，在《拾遗录》等书中，还记载了古代机器人登台演戏、执灯伴瞎等机巧神妙。 　　
　 　
30、分行栽培与精细耕地法　　
公元前6世纪，中国人发明了分行栽培与精细耕地法；欧洲人到1731年才使用此项技术，比中国晚了二千四百年左右。 　　
　 　
31、铁犁　　
公元前6世纪，中国人发明了铁犁。欧洲人到17世纪才使用铁犁，比中国晚了二千三百年左右。公元1050年，中国人还发明了犁镜，给犁装上犁镜，便于翻土，从而提高了农业产量。大约公元前3500年，米索不达米亚平原农夫发明了牛拉犁具。犁是人类早期开始耕地的农具，中国人大约自商代起已使用耕牛拉犁，木身石铧。公元前500年，欧洲农夫造出了铁犁，犁前有二个轮了和一个犁刃（即犁铧）。中国战国时期在木犁铧上套上了V形铁刃，俗称铁口犁。犁架变小，轻便灵活，更可以调节深浅，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欧洲人于1700年代开始用先进的罗瑟兰犁、兰塞姆金铁犁和播种机。1830年美国移民开始用迪尔铜犁，其他各大洲也开始用铜犁。总之，犁的发明、应用和发展，凝聚了中国人和世界其他各位发明家的心血，并显现了他们的智慧。 　　
　 　
32、大定音钟 　　
中国人于公元前6世纪发明了大定音钟；欧洲人到公元1000年才有定音钟，比中国晚了一千六百年左右。 　　
　 　
33、长明灯 　　
大约在公元前589年，中国人发明了长明灯。灯蕊为石棉；灯油为海豹油或鲸油。 　　
　 　
34、算盘 　　
公元前550年中国人发明了算盘，用于计算，也是自古以来商业上广泛应用的计算工具，后来传到世界各地，到12世纪才逐渐被现代阿拉伯数字所取代。到20世纪前苏联和远东地区很多人仍然使用算盘，生塑算盘代替木竹算盘。目前世界上电子计算器和电子计算机有代替算盘的趋向，但因为算盘价格低廉，所以，用电子计算机在全世界完全代替算盘，至少还需要十年。 　　
　 　
35、地毯 　　
公元前五百年地毯已在中国应用。已知最早的地毯起源于公元前五世纪的中国和伊朗。1606年，法国巴黎附近最早用上了织机编织的地毯。现在的地毯变为人造纤维和羊毛编织而成。 　　
　 　
36、双动式活塞风箱 　　
中国人于公元前5世纪发明了双动式活塞风箱。西方于16世纪才用双动式活塞风箱。比中国晚了二千一百年左右。 　　
　 　
37、水涌钵 　　
公元前5世纪，中国人发明了水涌钵。 　　
　 　
38、空位表零法 　　
中国人在公元四世纪以前就开始用空位表示零，中国的算盘就是这样表示的。按照西方的传统说法，用符号“0”来表示零，是印度人在公元九世纪发明的，它出现在公元870年瓜摩尔的碑文中。但是，实际上，符号“0”的出现要比这早得多。在公元683年柬埔寨和苏门答腊的碑文中，以及在公元686年苏门答腊附近的邦加岛上的碑文中，均出现这一符号。一些专家认为，这些国家出现的零的符号，是由中国传过去的，而他们又将这符号传到印度。零非常重要，如果忽视了零，那么现代技术就会瓦解。当然用空位表示零这是中国人的一项发明，然而我们并不是说使用“0”符号的绝对优先权属于我国，因为直到1247年“0”符号才第一次在我国印刷品中出现，尽管我们确信至少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经使用这个符号了，但没有人知道，这个表示零的符号中国人在何时、何地首先使用的，这是需要进一步考证的。 　　
　 　
39、化学武器 　　
利用毒气进行化学战的历史，在中国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早期。在墨家早期著作中，就有关于利用风箱把在炉子内燃烧的芥末释放出来的气体，打入围城敌军隧道的记载。这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利用堑壕芥子气早2300年。　　
　 　
中国人化学武器有下列几种：　　
“粪弹”，这是毒气弹的雏形。　　
“飞砂弹”，它是将一管火药放在陶罐里，火药的成份是生石灰、松香、有毒植物的乙醇提取之。把这种武器从城墙上放下去，随即炸开，致命毒物四散。　　
“催泪弹”，公元二世纪中国人便使用催泪弹，它所产生的烟雾很快地使人泪如泉涌。海脉油、四川漆和海星等毒汁会使敌人声音嘶哑。我国有的毒物能使敌人肌肉腐烂直至露出白骨。火矛包含着砒霜和一般的毒物。1540年贝林古西奥所著的《烟火药学》一书中说，火矛被燃后，就吐出“炽热地火舌，有两三步远，使人毛骨悚然”。在欧洲，直到1580年，砷才作为一种深受欢迎的东西，但在17世纪它被汞烟球所代替，这是当时中国奉献给世界的礼物之一。 　　
　 　
40、马胸带换具 　　
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人发明马胸带换具。在此之前，西方在公元8世纪换马的惟一手段是“项前肚带换具”。这是一种不合理的方法，因为皮带勒在喉部，意味着马一旦使出最大力气就会立即窒息死亡。我国发明的马胸带换具克服了这一缺点。我国的这项发明后来通过中亚传到了欧洲。欧洲考古学家在公元7至10世纪的古墓中发现了胸带换具遗物。 　　
　 　
42、马肩套挽具 　　
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中国人发明了马肩套换具。这比在欧洲出现胸带具后一百年出现的肩套换具要早一千年。中国人还发现，肩套换具可以用另一种更简单的方式：换绳可以拴在肩套（项圈的两侧，直接套在车上）。正是这种形式的肩套换具，今天仍在全世界普遍采用。　　
　 　
43、石油照明法 　　
大约于公元前4世纪，中国人发明了石油照明法和天然气照明法。 　　
　 　
44、铸铁术 　　
公元前4世纪，中国人发明了铸铁术。 　　
　 　
45、硝石鉴别方法 　　
中国人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发现了硝。这比西方早2000年。在发明火药之前，首先必须认识到并且获得它的三种成分中最重要的成分，这就是硝石。西方在中世纪以前不知有此物，欧洲缺少此物，而中国资源丰富，并且可区别于其他矿物而予以提纯。鉴别硝石是根据颜色反应。硝石燃烧发出紫色火焰可证实钾的存在。中国人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就会用此法鉴别硝石的存在。中国人发现硝石为后来发明火药奠定了基础。 　　
　 　
46、世界上第一条等高运河——灵渠 　　
西方于公元13世纪才建了等高运河，比中国晚了一千六百年左右。
　

47、立体地图 　　

中国人最迟在公元前3世纪就发明了立体地图。在司马迁写的《史记》中，就记过了一张公元前210年绘制的秦始皇墓地图。书上写道：“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1985年6月《每日电讯》的一篇报导说：秦始皇墓地虽然还没有打开，但是可能已经发现了。据说是墓入口处的地方发现了微量的水银。考古学家猜测这可能就是上述立体地图上所示的水银。 　　
　 　
早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有名的蓬莱仙山的地图就出现在罐子和香炉上。这对以后立体地图绘制技巧的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公元32年将军马援讲到的军事立体地图，河谷山脉的模型是用糯米制作的。此外，还出现了木刻的立体地形图，大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记述了这种地图。　　
　 　
1130年黄裳也制作了一张木刻立体地图。此图后来引了哲学家朱熹的兴趣，他千方百计地收集木刻地形图，以便进行研究。他自己也有时用粘土，有时用木刻制作立体地形图。黄裳在一部《鹤林玉露》里，还讲述了朱熹制作的一幅地形图的情况：“（朱熹）尝欲以木作华夷图，刻山水凹凸之势。合木八片为之。以雌雄榫镶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可以负之。每出则以自随，后竟未能成。” 　　
　 　
很可能立体地形图的制作由中国传到阿拉伯，后又传到了欧洲。1510年，保罗·多克斯制作了欧洲最早的地形图，绘出了奥地利的库夫施泰因的邻近地区。阿拉伯人伊贝·巴蒂塔（公元1304―1377年）叙述了他在直布罗陀看到一张立体地形图。中国以外的国家有关立体地形图的记载没有比这更早了。 　　
　 　
48、吊桥 　　

中国人李冰于公元前3世纪在四川省灌县修建了安蓝桥。这是世界最早修建的竹缆链桥。它总长为320米，有八个孔，整个结构中没有一块金属材料。此吊桥上铺了板便于人们行走。这种用竹了做的索桥是极有效的，整个缆索是以竹子为内芯，外边包着从竹子外层劈下的竹条（蔑片）编成的“辫子”。编成辫子是因为蔑片把内芯缠得越紧，缆索的强度就越大，从而增加了安全因素。并且，中国人于公元1世纪又发明了铁吊桥。这桥可用于通行车辆。1655年到中国访问的西方人马丁·马蒂尼曾描述过贵州境内一条河上的铁索桥，并编在那个时期有名的巨著《中国图集新编》中。　

西方的第一座吊桥，即温奇桥。是公元1741年建成的，跨于英格兰的提兹河上，它只有缆索而没有桥面供车辆通行。由于欧洲人于1809年才建成第一座可以通行车辆的吊桥，因此在这方面中国人比西方要早很多年呢!　　
　
　

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桥梁——赵州桥　　

49、陶瓷　　

中国古老的国宝，世界领先的创新发明与生产技术和相关的社会文化。　　

50、茶叶　　

中国古老的饮料，世界领先的创新发明与生产技术和相关的饮食文化。　　

第六章  中国科技基因的丢失　　

中国是农耕文明的发源地，是从种植与相关生产工具的原始科技创新发明开始的，是人类工业文明最早的曙光。可是，不经意间，优秀的科技基因，我们却曾经将之丢失了。　　

一、科技基因丢失的原因　　

中国从华夏文明开始，各个学科的学术大家、技术开拓者从来就层出不穷。可是，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并实行“书同文、度同制、车同轨、行同伦”之后，尤其是实行了“坟书坑儒”暴政，使当时欣欣向荣的科技基础与社会环境遭遇毁灭性打击。　　

2000多年来，中国古代科学家灿若群星，众多的科学理论和技术发明，在西方十五、十六世纪文艺复兴之前，就已经在属于现代科技领域的绝大多数科目里，走在了世界前沿。尽管他们创建了成体系的科学理论和技术基础，但是，一方面，他们始终没有获得朝庭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仅仅在使用方面，获得了朝庭对其科技需求的短期认可，随之而来，没有获得过学术普及与持续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的机会。另一方面，他们甚至也没有孔子大张旗鼓地自办私孰的那种幸运。　　

当然，孔子大办私孰有两个自然优势，一是人们需要学习文字与练习文章，进而获得文化。二是农业封建社会需要有文化的基本人才。因此，通过读书，就能有机会获得管理方面的工作，特别是政府管理部门里的工作（也就是今天的公务员职位），进而摆脱体力劳动的艰辛。三是文化教学的客观环境与设备前提最简单，甚至连树枝都可作笔，地面也可作纸。四是学会写文章的智力劳动，就是谋生的重要本事。　　

相比之下，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学习就显得艰难繁杂得多。一是学生首先需要会识字。二是需要学会基本算数。三是需要一些科研或劳动工具，及其与之对应的科研或劳动对象。四是科学知识或技术水平需要长时期的学习积累和实践提高。因此，当没有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普及推动，乃至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如果恰好又没有市场经济商业运作的促进，且又缺乏科技文明的社会需求的话，因此，科技之光的道路必将艰难曲折、漫长无边。　　

2000多年来，中国古代科技中的“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木工技术、建筑工程、农业种植、机械制造”如果能象孔子那样有幸培养3000弟子、72圣贤的话，华夏文明对人类的贡献，必将总是走在世界的最前面，并引领世界科技的发展方向与发展步伐，绝不会遭遇100年前被世界列强瓜分的那一段段屈辱。　　

2000多年来，辉煌绚丽的华夏文明，没有获得持续性强劲发展的历史足迹，这个问题，实在是中国再不能回避的，需要及时冷静反思的，重大现实课题。否则，说不定我们还将重滔历史的辐辙。　　

华夏科技文明曾经领先世界，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却步履蹒跚甚至遥遥落后于世界。究其原因，2000多年来封建社会的各朝各代，政府在治国的理念中，对科技的需求，始终没有对文化的需求那种强烈与必须，更没有构建一个“对重大或前沿科技人才进行‘封官加爵’的政治认可与经济支持”的轰轰烈烈的社会需求与文化现象，进而是丢失中国科技基因的根本原因。　　

回想改革开放前期恢复高考时（1977年夏），全社会对科技追求的热烈程度，是今天的后来人难以想象的。那时的考生都以报考理工科为第一目标和最高荣耀。一是因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科技理念的支撑，二是人们对文革期间社会“假大空”思潮和言论的厌恶，特别是对“指白为黑、指黑为白”黑白颠倒的文风和社会现象的厌恶。因此，“数、理、化”基础或这方面学习天赋较差的考生，不得已之下，才只好申报文科，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也步步高升，甚至升得很高，但那时的理工科考生们总是依然对他们平等相视。　　

1977年恢复高考时（1977年的高考时间实际是在1978年的年初进行的，也即，1978年中国进行了两次高考），促进理科火热的社会根源，两个动力值得回顾总结与反思提高。一是1978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描述了普通教师陈景润不畏艰苦、勇攀数学高峰的感人事迹。二是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末若，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发表了《科学的春天》。　　

二、陈景润及现象　　

1966年，屈居于六平方米小屋的陈景润，借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笔，耗去了几麻袋的草稿纸，居然攻克了世界著名数学难题，“他证明了‘每个大偶数都是一个素数与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创造了距摘取这颗数论皇冠上的明珠（1+1）只有一步之遥的辉煌，从而把200多年来未能解决的哥德巴赫猜想证明大大推进了一步，使他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上居世界领先地位。　　

他在1973年发表的这篇“1+　2”　的论文，被国际数学界称为“陈氏定理”，受到广泛征引。这项工作还使他与王元、潘承洞在1978年共同获得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他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和其他数论问题方面的成就，至今，仍然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世界级的数学大师、美国学者阿·威尔（A·Weil）曾这样称赞他：“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山巅上行走。”　　

陈景润于1978年和1982年两次收到国际数学家大会请他作45分钟报告的邀请。这是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他所取得的成绩，他所赢得的殊荣，为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树起了一面不倒的旗帜，辉映三山五岳，召唤着亿万的青少年奋发向前。这在1978年，为当时中国的科学春天的到来增加了勃勃生机和无限希望。之后，社会呈现出“热爱科学、追求科学、献身科学”的陈景润现象。　　

1978年，春寒料峭的北京街头出现了一幕罕见的景象：许多老百姓一大早就在报刊零售亭前排起了长龙，为的是能买到刚出版的一期《人民文学》，那上面有一篇题为《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　　

网友“回肠荡气！”谈及第一次读《哥德巴赫猜想》的感受时说：“曲艺家何祚欢难掩对徐迟的崇敬之情。一夜之间，那个身体瘦弱、其貌不扬的陈景润变成了全国家喻户晓、街谈巷议的人物，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重新赢得了人们的理解、尊重与喜爱，主人公命运的戏剧性变化，成为全国科技大会的前奏曲，预示着中国“科学的春天”的来到。随着作品在全国各地报刊、电台转载播发，人们也记住了这篇报告文学的名字：徐迟。 ”

陈景润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绝非偶然。1977年10月，《人民文学》杂志社得到消息：全国科学大会即将召开。作为全国性的文学刊物，杂志社准备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借此推动思想解放，呼吁人们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写谁？谁来写？一番讨论，编辑部最终将报道对象确定为数学家陈景润，而，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著名作家徐迟。1964年，徐迟曾在《人民文学》发表过一篇描写敦煌艺术家常书鸿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而且，他写地质学家李四光的报告文学《地质之光》，也即将发表。于是，同年11月，徐迟应邀由武汉赶到北京，开始采访中科院数学所研究员陈景润。

陈景润与徐迟，是时代共同记忆的两个名字。是国家社会“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指导思想所推动的科技勃勃生机。　　

三、《科学的春天》与历史的遗憾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作了报告，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技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报告，会场上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科学的春天》是当时已86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于一九七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发表的，由著名播音员虹云当场朗读，会场上顿时响起一阵阵春潮般的掌声。　　

（注1：郭沫若有三种身份——国务活动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注2：文章由原中宣部工作人员胡平于会议前起草。之前另一未被采用的，用三页《人民文学》稿纸草拟的，约720字的稿件，由徐迟起草。因为徐迟刚刚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描写数学家陈景润的著名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予以转载，一时间名满天下。）　　

《科学的春天》的主要精神是：　　

1、在旧会（即1949年共和国成立之前），多少从事科学文化事业的人们，向往着国家昌盛，民族复兴，科学文化繁荣。　　

2、我们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曾经有过杰出的贡献。 现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民族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复兴。　　

3、科学是讲求实际的。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4、祝愿中年一代的科学工奋发图强，革命加拼命，勇攀世界科学高峰。　　

5、我的这个发言，与其说是一个老科学工的心声，无宁说是对一部巨著的期望。 这部伟大的历史巨著，正待我们全体科学工和全国各族人民来共同努力，继续创造。它不是写在有限的纸上，而是写在无限的宇宙之间。
    6、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 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笔者质疑：作为有“国务活动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身份的郭末诺，他真能算得上是“科学家”吗？他曾经采用的考古方法，都是什么样的科学方法呢？是长眼的成份多呢，还是化学鉴定的方法多？都是哪些化学方法？进一步地，是否是用碳14的测量方法多？他曾经所处的考古时期，中国有碳14测量设备吗？他曾经用过吗？　　

郭末诺《科学的春天》虽然在当时曾有巨大的社会舆论导向作用，但遗憾的是，对于科学发展的真实动力，显然不足。因为那仅仅是一个文化人的文学性宣传文章，特别是发表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舆论鼓动性文章，更何况文章通篇都是文人思维，进而只能是一个欠缺科学精神、欠缺科学技术、欠缺科学法规、欠缺科学政策作为支撑并与之配套的务虚的舆论鼓动。因此，其作用只能是暂时的、表象的、局部的，甚至有独霸舆论空间的特征。否则的话，广泛的科技舆论与科技思想的表达与传播，对国家社会的科技事业进步，将起到更加全面与积极、实际与实效、持续与长久的作用，其对工业文明的基础建设、对工业科技思想的推动，将更加坚实稳固。　　

事实是，郭末诺《科学的春天》给中国带来了真正的科学的春天吗？没有，确实没有，绝对没有。否则的话，我们就不会在上个世纪末期，出现被“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的经济学谬误言论误导的现象。事实上，“比较优势”，比掉的是共和国30年前建立起来的工业结构基础，比掉的是中国自主创新的科技基础，比掉的是一个又一个民族品牌陆续衰落的基础，比掉的是一些产品在定价权上的基础……　　

显而易见，每当国家对科学技术在理解上出现偏差之际，哪怕是轻微的，其直接的结果，就是大政方针的一定偏差，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定偏差，工业因此基础遭遇一定的动摇，工业发展后劲因此遭遇一定的阻碍。　　

在治国安帮的大政方针上，惟有摆脱对科技理念的偏见与轻视，国家才会有坚实并持之以恒的科技发展思路、坚实的工业基础、强大的社会创新后劲。　　

四、精益求精在中国的悲哀　　

精益求精，是中国著名的成语之一，古往今来，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精益求精之“精”，美好之意；“益”，更加之意。精益求精，是指已经很好，还要更好。　　

精益求精原来是指对产品质量及工艺流程的要求，与精雕细刻属于同义词，后推广为做工、做事、做产品、做管理、做学问、做文章、乃至琴棋书画等一切事，都要好上加好、精益求精、精雕细刻、井井有条、兢兢业业。　　

既然中国古时候就对生产与管理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并使之家喻户晓，也曾经有一系列的超世界水平的科学理论与技术实力，可是，中国却没有开创出工业化的道路，反而是产品及工业化进程最终却走在了西方国家之后。即使是在中国经济与工业化和科技已经相当发达，并在实现突飞猛进地崛起的今天，可是，与世界水平相比，精益求精的思想理念与实践，收获与成果，其差距依然很大，甚至到了要引进与普及《精细化管理》这类外来的所谓现代管理模式的地步。可见，这是“精益求精”文化在中国的悲哀。　　

“精益求精”文化的衰落，究其原因，不外乎是儒家文化之强大政治势力的影响。何以见得呢？儒家经典思想有：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如果说仅仅是儒家文化说说而已的鼓吹，实则无碍。可是，封建时代2000多年历朝历代的国家管理，无不是在坚持这样的方针与实践。“读书做官论”因此愈演愈烈。　　

“读书做官论” 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好，让学问做得好的人出来做官，来领导社会，只是不要干扰百姓生活的正常思想秩序。可是，历史的足迹却不是这样。因为读书做官者不仅荣耀无比，更有钱有势，还指点江山、规划未来，同时还蔑视民众的合法地位，说什么“无商不奸、下里巴人、文人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等等。可是，没有工商哪来民生，哪来国税？没有军队，谁来守疆，何来平安？进一步地，哪支能征善战之军的首领不是有勇有谋的高智商文韬武略者？　　

仕与士，是两个不同的汉字。仕与士，在于有人与否，人立与否。一字之别，犹如鸿沟，深深地把同在一个时空的人们，强行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群体。　　

仕，高高在上做管理。士，埋头苦干做劳动。仕与士，进而演变出“官”与“匠”。由于中国文化重视“官”而忽视“匠”，因此，几千年的科技文明成果难以很好地继承与发扬，更不能持续性地强盛与雄霸。可见，一个仅仅重视“仕”而忽视“士”的文化体系，是难以承担富国强民之历史重任的。　　

显而易见，一个蔑视科技工和耕耘劳的社会及其文化，也无论文人们怎么鼓吹“精益求精”的文化精髓，也仅仅能够推动一些华彩文章的层出不穷，但绝对不能推动科技的进步与工业的发展与领先。不仅如此，反而还会限制其机会、阻碍其发展。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2000多年封建专制的历史，不少为官者无不喜欢把玩字画或金雕玉琢之器。因此，中国在艺术方面的手工业总是独特并奇妙，领先与持久。然而，仅仅限于这种基础之上的先进，是不足以支撑起国家之强盛的，反到是西方八国列强于1860年10月6日在园明圆的洗劫与烧杀，让中国更加苦难深重。　　

精益求精的精华，更在于治国纲领的体现上，如果一味地追求别人伪装起来的先进，是要再次付出昂贵并惨痛代价的。（摘自王达水2007年4月27日博客文章：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180&articleId=13853 ）

五、现代职业技能培训中的一个弊端　　

——培训“培训师”的培训师，究竟是个什么职业？　　

近年来，培训“培训师”在社会上风靡一时，并且还对“培训师”颁发证书。现在突出的问题是，培训“培训师”的培训师，他们是否有基本的资格，或者说他们是否具有营业执照，值得高度重视。　　

首先，“培训师”是个什么职业呢？培训师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职业名称，具有广泛性、笼统性，尽管如此，但却没有确切的出处，也没有国家认定的基本资质范畴。　　

培训师实际上是因现代职业技能培训的社会需求而应运而生的。职业技能培训不同于普通教育或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或高等教育，特征在　于　教授知识与文化，特别是针对种种问题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职业教育则不同，其特征在于传授专业技能和相关知识，尤其是针对职业中的种种问题，回答“做什么、怎么做”等问题。　　

其次，“培训师”并非等同是“职业技能培训教员”。可是，现在的情况是，没有专业区分的“培训师”培训和认证模式，有超越“职业技能教员”任职资格的严重倾向。主要特征，在于“培训师”证书，超越了“专业技能教员”任职资格的社会认同性。其形成的原因，在于多年来舆论的一定引导。舆论为什么要这样引导，是更加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我们这样的培训师培训模式，与世界一流的，比如德国始终如一的严谨的工业培训模式，不仅相去甚远，并且背道而驰。　　

第三，当前培训师的培训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突出的普遍问题。一是国家有关部门职能部门没有对“培训师”按技术领域或具体工种进行分门别类的具体区分。二是培训“培训师”的培训师，他们往往不是特定专业的技能人才或工程技术人员，也不是专业教师、教授。仅仅是一些高举“培训师”旗帜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已经在许许多多的职业领域，对那些新的所谓“培训师”的考证及相关知识需求进行培训。三是一些培训“高级培训师”的培训班中，竟然有中级或初级培训师在滥竽充数地授课。四是培训师培训班的课程设计不尽相同。五是培训“培训师”的培训班长度也不尽相同。六是“培训师”职名，没有任何理由超越所有专业或工种，进而成为职业技能教育或培训工作中横扫一切的霸王职名。　　

随着工业文明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各种企业对员工职业技能及培训的需求和要求都在与时俱进。尽管如此，如果一味地以“培训师”而等同或者是超越“专业技能教员”资格与教学模式的思想和操作方式，只能是企业和社会的悲哀。　　

总而言之，任何职业的工，都必须具备基本的职业技能资质，这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常识与基石。超越常识，损坏基石，都必将为企业或社会带来不利，甚至是负面效应。任何貌似先进或科学的忽悠，都是对国家与民族、企业与社会不利的。任何极端左倾或极端右倾的思潮与行动，都是国家发展崛起中的不协调音。“培训师”不是专业职业技能培训的合法师资职名或师资体系。培训“培训师”的培训师，更不是超越一切职业的“职业者”。　　

（摘自王达水2007年4月27日博客文章：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180）

六、过分的外语需求政策　　

过分的外语需求政策，在于对外语的无限崇拜。首先是高考把外语同汉语一样定性为（3+X）的主科之一。可是，我们的孩子学了近十年的英语，当一到英语国家就发现，原来辛辛苦苦学的英语，其口语竟然没有当地的傻瓜讲得好。中国学生在外语学习上花费了许多的时间、精力、资金。可是，一些外语过了四级甚至是六级的学生，其汉语的写作表达能力却很不理想，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实。　　

其次，各类职称评定，必须具备一定级别的外语能力，难道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真的需要什么外语能力？难道在中国技术体系下从业的一般工程技术人员，他们一定要具备什么等级的外语水平？这是职称评审中，外语条件的霸权逻辑、强盗逻辑。　　

中国人对外语崇拜已经到了迷信的状态，其最典型案例，就是《疯狂英语》老板李杨，于2007年9月组织学生集体　向　老师（英语）下跪的顶礼膜拜活动。如此外语崇拜，显然是一种文化侵蚀，具有麻痹思想、削弱自身优势发挥的潜在作用。　　

李阳疯狂英语现场（2007-09）：全体学生跪下给老师们磕头　　

过分的外语需求政策及其相关的考试制度，间接地有轻视母语、弱化母语的文化自悲与矮化倾向。　　

七、职业技能考试存在过量垃圾信息　　

职业技能教育过程中，包含着理论与实作考试的内容。其中，理论考试的题形主要有四种：一是填空，二是判断对错，三是单选题，四是多选题，五是简答题，六是综合分析问答题，七是计算题。　　

其中，判断对错和选择题，是垃圾信息干扰的突出部分。因为课程涉及的知识面本来就相对较宽，考试的题量也不少，复习资料大都以考试为模板。因此，学习过程中，人们往往没有首先学习基本教材，而是往往直接以复习资料作为学习蓝本，随之本末倒置。该学的基本知识没学到，不该学的垃圾信息，甚至是错误信息，到是学习了解了一大堆。比如，考取汽车驾驶证的汽车理论知识、交通规则、驾驶要求、安全措施的学习过程与考试，就是垃圾信息充斥技能培训与技能考试的典型案例。　　

同样地，垃圾信息充斥技能培训与技能考试的现象，几乎存在于我们所有行业的技能培训考试过程中，是典型的文人思考方式在技能培训中的泛滥成灾。　　

考试已经成了中国的一个现象，是一个耗费大量时间与资源的，干扰与拖拽经济发展、限制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的病态的现象。　　

八、如何公平对待自己的高级专业人才　　

在技术职称评审政策上，国家对高级工程师有专项破格评审政策，其中的“三项硬性条件”是：拥有两项个人专利发明、两篇国家级可检索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一本正式出版发行的学术著作。　　

事实上，国家技术职称破格评审制度很好，但是，落实很难。　　

一是制度本身具有歧视性。为什么是破格评审，而不是直接凭那些已经具备的“三项硬性条件”而直接评审呢？可是，在我们那些已经拥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里，其中又有多少成员拥有“两项个人专利发明、两篇国家级可检索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一本正式出版发行的学术著作。”这三项硬性条件呢？可是，现实中一些拥有这“三项硬性条件”的专业人才，凭什么就要对他们恩赐式的予以“破格”对待？　　

二是即使有这样还算不错的政策，可是，对于我们那些一心一意搞科研的，具有破格申报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才，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连这项优待政策的存在都不知道。因为国家或企业从来就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过，也没有以什么典型案例来推动与引领过。　　

三是即使有这么好的政策，但是，执行政策的人的理解程度、办事心理、工作作风等等，是制约好政策全面落实与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即便是我们国有企业中有那么一些出类拔萃的科技前沿人才及其相关科技成果，哪怕也曾经获得过同行中最高等级职称之专家院士的高度评价，但在高级技术破格评审上，他们往往依然遭遇企业的冷落和不对称待遇。　　

为什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前就那么深受国民欢迎？因为制定的政策深受民众拥护。其中一个突出事例，就是他于1977年倡导恢复高考，并立即拿出方案推行，从而符合了国家与社会、集体与个人的根本利益和发展需求。随之而来，深受欢迎自然而然。　　

仅仅是一项公平的制度，就能够让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欢天喜地。如果国家有更多更好的可持续的关于强国富民的大政方针和推动科技事业日新月异的良策，即使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要想焕发出勃勃生机，其实根本就不难。　　

显而易见，一个从政治上、经济上对科技成果缺乏认同感的国家或社会、民族或企业，要想获得科技实力的回报、甚至是巨大的回报，那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进一步地，如何让国家有更多更好的可持续的关于强国富民的大政方针与科技政策，那么，建立“文人、军人、匠人”相互平衡与相互补充的完善的高端智囊团结构，就应该是切合实际的理性的选择。　　

九、当前影视文化中的缺钙现象　　

文人编写的剧本与文人导演的电影电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导演、演员的科技知识（科技常识或理念）严重不足。但凡他们所讲的关于科学技术或工农业生产方面的故事，往往总是从人物的生活琐事、人事矛盾、工作矛盾等方面展开。根本就难以从科技方法与生产过程方面突出故事情节，更没有考虑到具有科技含量与故事情节的科技类电影电视，本来就是传播科技知识与工业文明的最好教材，是构建社会科技文化的最好环境与契机，是帮助人们树立科技观念的最好平台。　　

话说回来，即使是科技知识或工农业知识不够，但如果聘请专家行家来参谋或共谋，其实就可以把课题解决得很好。本来很简单的事情，但总是迈不开这一步，描写中国科技与工业文明的电影电视，何时出现才会出现转机？　　

大家不妨看看美国那些从小就看《星球大战》的孩子们吧，他们中间数不胜数的天才与神童们，二十多年后，自然而然地就成长为了美国国家航天事业的后备力量。这还仅仅只是一部电影作品释放出来的巨大影响力。　　

再看看我们自己关于普及科技知识与工业文明的电影电视，有几个象样的作品？非但没有，反而是近年出了个据说是具有规模效应的《喜羊羊与灰太狼》。事实上，观其社会效果，实则事与愿违。因为：　　

灰太狼正在误导中国文化　　

“灰太狼”是新编少儿动漫电视剧《喜羊羊与灰太狼》中的男一号，因为其在故事中的种种滑稽可笑，进而被人们记忆。不仅如此，“灰太狼”已经伴随着电视剧的走红而走红，特别是还专题出现在了央视2010年《春节联欢晚会》上。　　

《喜羊羊与灰太狼》故事中灰太狼滑稽可笑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三，一是煞费苦心地抓捕那个叫做“喜羊羊”的小绵羊作为美餐，可总是不能最后得逞。二是抓捕过程中丑态百出。三是对老婆百依百顺，但始终不能将喜洋洋烹饪成美餐博取老婆的欢心。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一号，却被一些媒体和姑娘们称颂，说什么“嫁人就嫁灰太狼”。可见，灰太狼对中国当前文化已经形成严重影响与误导。　　

　　一是形象误导。首先是灰太狼角色的人物色彩灰暗，其次是像貌丑陋，然后是体态扭曲。这样的角色竟然被吹捧，可见，灰太狼已经误导我们的文化与人们正常的思维。　　

　　二是能力误导。上帝已经赋予他天性，可是他却连一餐美食都挣不到，甚至是接二连三地连到手的美食都守不住的家伙，他还有什么生存的能力？这样的角色竟然被吹捧，可见，灰太狼已经误导我们的文化与人们正常的思维。　　

　　三是智力误导。狼是羊的克星，是大自然的属性之一，可是，“灰太狼”这条狼竟然连一支小绵羊始终都对付不了，显然他的智力已经不具有狼性。这样的角色竟然被吹捧，可见，灰太狼已经误导我们的文化与人们正常的思维。　　

　　四是观念误导并麻痹大众。显然，故事中以灰太狼为代表的现代狼的狼性已经退化，他们已经无法吃到羊了；或者说是现在的羊已经高度智慧了，再狡猾的狼都不足以征服他们。然而，环顾四周冷眼瞧瞧，C型包围已经形成。可见，灰太狼已经误导我们的文化与人们正常的思维。　　

　　狼就是狼，羊就是羊。狼是羊的克星，这是大自然的意志。可是，我们的作家却要故意违背自然规律，其内心的意图，除了是意淫之外，不外乎就是要企图扰乱人们的注意力、模糊人们的视野、麻痹大众的辨别能力。进一步地，与其说他们是自我安慰，还不如说是在为虎作怅。　　

　　正如戴旭所言：“看不到危险才是最大的危险”。我们当前的文化，正在经受一些非理性的或者说是一些人居心叵测的误导与侵害，可是，我们大家却默默无闻地接受着，一些人甚至还主动成了别人的帮凶，这后果太沉重并太不可思议……　　

　　“灰太狼”不应该是中国今天的文化值得推崇的，更不应该是我们的孩子们需要的一个精神支撑，哪怕是暂时的。　　

　　“灰太狼”热爱自己的家人，这没有错。可是，“怕老婆”就是他的不对。没有能力养家糊口，是他显然的能力缺陷。这样的角色如果是女孩子们推崇的偶像，这对中国的男孩子不公，对中国的未来不利。　　

女人应该崇拜英雄，男人应该努力让自己成为英雄，这是天经地义的法则。中国男人中的英雄其实遍地都有，比如今年春节前从珠三角出发的那10万摩托车骑手，或携妻，或带子，或搭友、或独行，寒冬腊月里，跨省飞骑上千公里，甚至是数千公里，就为一定要回家过年！难道他们不是英雄？难道他们不是中国力量？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和奋力拼搏，恰恰就是最需要与最及时地发现和讴歌这些最普通的英雄气概。　　

　　同样是动漫少儿电视剧，同样是以动物为对象，中国的“灰太狼”与美国的“狮子王”，题材和境界怎么差别就那么大呢？我们的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更加阳刚些的文化？我们的孩子们需要什么样的精神支撑？　　

一个崛起的中国，究竟还差了点什么？　　

（摘自王达水2010年2月16日博客文章：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180）　　

十、比较优势，比掉了哪些优势？　　

“比较优势”，于十年前因国内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鼓吹，逐步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方向性的影响。随之而来，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当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我们终于感受到外向型经济的巨大被动和巨大付出，进而认识到“比较优势”在获得短期效应之后的严重后劲不足与万般无奈。因此，及时从思想观念上跳出“比较优势”的陷阱，从新寻求可持续的发展方向，是目前经济走出低谷的迫切愿望与面临的艰难选择。　　

比较优势的理论特点，在于“如果一个地方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少，则应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生产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品，用劳动力相对密集的技术。反过来，如果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少，就应该发展资本密集产业，生产资本比较密集的产品，用资本比较密集的技术。自然资源也是同样的道理。”这是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等（1999）在批判“赶超战略”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依据“比较优势”来制定发展战略的观点。　　

随之而来，比较优势在中国广泛传播，并获得空前发展。最终，我们的“比较优势”换来的，就是要用7亿件衬衣才能换回一架美国波音737客机，而不是用1亿件衬衣的生产能力来生产自己的“运十”大飞机。不仅如此，这个“高贵”的大飞机，是不准用作军事运输的，更不能进行军事用途的改装与使用。因此，中国的预警飞机，总是因为没有自己的空中平台而举步维艰、寸步难行。　　

从民生工业方面回顾，因为是劳动力的比较性优势，因此，仅仅是洗涤用品行业，几乎就全军覆没。　　

从汽车工业方面反思，因为是劳动力的比较性优势，所以，有了汽车工业市场换技术的全面放弃。十年来，市场到是让出去了大多数，核心技术非但没有换回来，反而是原有的技术创新体系和工业结构与人才队伍也烟消云散了。比如，70年代我们就有北京吉普车，如果继续进行技术研发和资本投入，今天，我们绝对不会没有自己现代特色的，规模化生产的，属于自己知识产权的越野汽车。北京吉普汽车厂的消失，是“比较优势”下的一个最典型案例。痛定思痛，百般感慨，令人不堪回首。　　

在没有“比较优势”的那个艰难困苦的年代，中国创造出了“两弹一星”。在没有“比较优势”进入的那些领域，我们总是不断进步并与国际先进水平逐步接近。比如，我们的卫星工程和载人飞船研制与运行，总是循循渐进并取得一个又一个突破和进步；再比如，嫦娥一号探月飞船一路顺风，紧跟前沿，拥有特色与强项，并且道路越走越宽广。还有，“巨浪”导弹，“东风”导弹，等等、等等。恰恰是在那些具有所谓的“比较优势”的经济领域，我们在巨大付出基础上获得了几年小利之后，目前却陷入了外向型经济的严重困扰。　　

冷静反思，比较优势，或许就是一个最大的“忽悠”。特点在于从理论上首先令其承认自己傻并始终落后，不可能有前沿科技能力和发展后劲，也没有现代工业基础与结构性优势。随之而来，必须服从低档次的全球性生产格局，从而出卖苦力、牺牲环境，获得小利，并且，必须接受或者说是承受外向型经济的一切后果。当明白过来之时，付出的代价已经无比昂贵；错过的时光，已经无法追回；甚至已陷入进退两难的陷阱之中。　　

当初推销比较优势的一个典型理论依据，在于“赶超战略”没有带来直接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反而是拉了后退。可是，这中间绕过了一个最大的历史障碍——文革时期权利阶层间的斗争干扰与内耗。否则，“赶超战略”所奠定的工业基础与创新体系，还是能够发挥一定推动作用与经济效应的。　　

“比较优势”导致的最大一个隐患，在于多年来鼓励了一些省份的大多数青壮年农民进城打工，随之而来，留守老人和儿童问题，粮食种植等问题与矛盾，越来越突出。长此下去，这些地区的农业将受到严重干扰，并将直接影响周边城市。　　

比较优势，在强调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基础上，让我们放弃了许许多多的市场与科研实力与领域，原有的创新体系，节节败退。更为惨痛的是，敢于创新的思想与勇气，也被比掉了许许多多。如此等等，都是“比较优势”比掉的那些最具优势的优势。　　

“比较优势”，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崇洋媚外，划地为牢，依赖出口，忽视内需与民生。　　

因此，反思比较优势的沉重代价，从新寻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原始动力，坚持科学发展观，丢掉“比较优势”幻想，开创“自信、自强、自力、自重”新风尚，团结民众，爱惜资本，中国自主创新道路上的经济发展后劲，必将势不可挡。　　

（摘自王达水2009年4月26日博客文章：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180）

第七章  农业是国家的命脉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尽管于2010年底已经排列世界第二，尽管也称得上是“世界工厂”，但是，我们依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尤其是我们有13亿多人口，而其中大约有9亿居住在农村。显然，13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依然是中国任何时候的头等大事。进一步地，“农业是国家的命脉”这个概念，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改变。因此，面对当前全球性的石油价格持续上涨、粮食价格持续上涨、通货持续膨胀等等非正常现象，全面稳妥地抓好农业基础，始终让中国自己养活自己，应该是我们一切工作的重心。农业是国家的命脉，必须全面稳妥兼顾。　　

一、城市工资越高，农村种田人越少　　

据2009年5月19日新华网消息（http://news.sina.com.cn/c/2009-05-19/052417842004.shtml）：我国行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望出台。文中强调：“历经两年多的反复论证和修改，收入分配总体改革方案已基本成型，预计今年内有望出台；目前的改革方案将对初次分配政策进行重点考虑；改变再分配中居民收入分配比重下降的趋势，是下一步收入分配改革的另一个重点；着力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同时，受访专家还提醒，扩大中等收入者，就不能忽视城乡收入差距，要把7.5亿农民包括在内，统筹考虑。”但是，如何提高农民收入，没有介绍具体的方案。　　

关于提高工资，我们广大劳动人民无不欢欣鼓舞。正如文中所说，我们的工资水平确实很低：“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十多年来，劳动者报酬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职工工资占GDP的比重，由最高时1980年的17%不断下降到2007年的11%。”，据常修泽调研发现，“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存在‘利润蚕食工资 ’的倾向，表现为劳动者的报酬标准偏低，并缺乏工资的支付保障机制(特别是农民工)和正常增长机制。从中国与发达国家小时工资水平比较看，中国大约是0.2美元左右，欧美发达国家大体上是25～30美元。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但另一方面，也有劳动力价格低估和扭曲的问题。”　　

中国工资过低，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大量的农民工进城所产生的负面拖拽效应。不是有那么一句流行的话吗：想不想干？不想干的话，有的是人想干。　　

农民工进城，前提不外乎两个：一是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二是粮食收购价格偏低，种田不挣钱。　　

农民工进城产生的工资拖拽效应，原因不外乎四点：一是与城市人口抢就业岗位，二是企业没有支付保险待遇，三是自身文化与技能偏低，四是背井离乡的他们愿意加班。　　

可是，我国的粮食总产量并不高，每年余粮也不多。13亿人口吃饭是大事情，靠进口粮食养活中国，既不现实，也不可靠。同时，农民种田的权利在农民手中，交公粮的计划经济时代已经过去，种田与否取决于农民自己。　　

因此，当进城打工既方便自由容易，且工资又不断提高之际，显然，种田的人就会越来越少。随之而来，粮食总产量将受到影响，进而涉及到13亿人吃饭这件天下第一大事。　　

再进一步地，当进城打工的农民越来越多，城市人口的工资提升机会就会越来越小，因为现在的资本家老板能够自由决定打工者的工资。随之而来，行业间工资相互影响，因此，提高社会工资水平的初衷或将受到一定社会制约。　　

因此，解决这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关键，或者说是纽带，在于提高农民种田的收入，也就是确保化肥农药价格不变的前提下，大幅度地提高粮食油料的收购价格，进而让种田人有积极性，并坚守农村安居乐业，确保粮食稳产高产。随之而来，进城打工的总人数将有望下降，尤其是低素质打工者的数量将大幅度减少，这样一来，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才能够在政策的引导下实现真正的提升，内需才因此而全面激活。否则，提升工资或许只可在国企中局部性地开展，于拉动全面内需不会十分有劲。　　

因此，当政策上要提高城市劳动者工资之际，确实务必不要忘记近农民种田的工资性收入，否则，或将于粮食生产一定不利。　　

草民思考国家大事，让世人见笑了哈。　　

（摘自王达水2009年5月21日博客文章：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180）　　

二、我们该树立怎样的“大粮食观”？　　

粮食，民之命脉，国之根基。粮食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文明与进步、和平与战争，有着最根本与最突出的作用。普天之下，吃饭为大。在现代工业技术对粮食生产有着积极促进作用的今天，重新讨论粮食的重要性，特别是如何树立“大粮食观”，绝非空穴来风。2008年全球性粮食危机并价格暴涨，以及同期而至的全球性金融经济风暴，把人类生存的这个基础再次抛向高空。基础就是基础，那是不能至于空中的，如果这样，显然就是空中楼阁，总有一天必然摇摇欲坠。因此，在粮食危机还没有在我国真正发生之前，进一步超前预想、夯实基础，有利万无一失。    　　

大粮食观，言下之意就是要对粮食的整个生产体系、生产过程、生产工具、土地与环境资源、储运销、食用、使用、安全等诸方面要素全盘考虑，进而整体掌控，按照社会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确保有效供给并可持续发展，进而为国家民族的安定团结和国际秩序的平稳友好，提供坚实基础与可靠保障。　　

1、粮食生产与供给　　

粮食，是农民生产的，是农业产品，这是常识。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进步，粮食虽然依旧属于农业，但是，以工业化方式来组织生产，已有成功的先例，并且是一种发展趋势。　　

粮食的深加工，是食品工业的范畴。粮食是生的，食品是熟的，从粮食播种到现代食品的入口，这中间经历了上百道工序。古人早就知道“粒粒皆辛苦、颗颗要归仓”这个基本道理。因此，在今天这个吃饱了撑的时代，让世人重新明白食品来之不易的重要性，确实很有必要。　　

1.1中国的粮食生产主体　　

中国的粮食，主要是农民生产的，之外，一些粮食基地的粮食是由农场的员工生产的。明确这两个生产主体，对我们树立“大粮食观”、制定相关政策、获得社会与民众的理解支持等，有着重要的作用。　　

1.2 全国粮食总产量　　

据中新网2009年1月22日电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于1月22日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农业生产继续稳定发展，粮食实现连续五年增产。200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2850万吨，比上年增产2690万吨，增长5.4%，连续5年增产。”　　

　  据中新网2008年10月31日电 2008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大体在16亿亩左右，比去年增加1000万亩以上，其中水稻、玉米和大豆的增加面积比较多。　　

　　比较上面两条官方公布的消息，人们不难算出全国粮食平均亩产，大约是330公斤/亩（即：5.285亿吨÷16亿亩=330公斤/亩）。退一步说，即使是15亿亩播种面积的话，平均亩产也只有5.285亿吨÷15亿亩=352公斤/亩。再退一步，如果是14亿亩播种面积的话，平均亩产也只有5.285亿吨÷14亿亩=378公斤/亩。　　

显而易见，尽管我们有优质杂交水稻和高产小麦技术，也有一些双季稻产区，但是，粮食生产依然是一个艰巨的课题。甚至笔者在计算出粮食平均亩产330公斤/亩这个数据之际，也难以置信，但这是事实。进一步地，什么原因导致平均亩产如此不高，值得深层次思考。同时，也让我们看到18亿亩耕地红线的无比重要性，以及粮食生产的潜力和后劲。特别是如果平均亩产提高到400公斤/亩，那么，即使是15亿亩播种面积，也能够实现6亿吨的总产量，比2008年的5.285亿吨提高7150万吨（即0.7亿吨），是2009年计划增产1000亿斤（500亿公斤，即是0.5亿吨）的大约1.4倍。　　

我们的粮食总产量统计有一个特点，一些部门往往还在沿用“斤”进行计量，表面上看粮食总量真多，可是全国究竟能够节余并储备多少才是关键。因此，工作的真实成绩，绝不要被个别文人的观点方法所迷惑。采用国际通用的物理计量单位，是国际常识。我们不是经常讲要与国际接轨吗，因此，在该接轨的地方一定要遵循国际准则，而不是自欺欺人。在重量方面的国际计量单位是：克（g），公斤（kg），吨（Kkg）又称千公斤。希望我们将来在公布粮食总产量时，请有我们的有关部门务必要统一采用国际计量单位。比如，新华社曾经发表的2007年粮食预计总产量图片新闻就很好。　　

1.3 每年能节余多少粮食　　

按2008年粮食总产量52850万吨（即5.285亿吨）计算，全国人均占有粮食约406公斤（5.285亿吨÷13亿人=406公斤/人），假如每人每天一斤粮（0.5公斤），平均每人每年约消耗180公斤，13亿人年食用粮食大约是2.4亿吨。同时，粮食的大约1/3要用于家畜家禽饲料（大约2亿吨，信息来自大众科技报2008年5月22日），另外还有酿造、医药制造、库存损耗等。　　

显而易见，对于2008年的5.285亿吨总产量，我们当年能够节余的粮食并不太多，因此，对全社会而言，在平稳时期就树立粮食危机意识非常重要。　　

2009年4月6日，在三亚杂交水稻试验基地，《广州日报》对“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进行了一次专访。袁隆平说：“粮食是战略物资。根据联合国的最低要求，粮食储备要70天。日本是120天，后来提高了标准，增加到半年。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他的建议是，中国至少要100天，最好能达到半年。遇到特大自然灾害，比如干旱、洪水，就不会出现没饭吃的情况。”　　

1.4 粮食科研   　　

粮食总产量不外乎取决于总耕作面积、水土资源、种子品质、病虫危害度、生长期的气候条件等综合要素。中国的主要粮食品种与世界相同，不外乎主要包括水稻、小麦、谷物。尤其在饮食习惯方面，南方喜欢米饭，北方喜欢面食。因此，在粮食种植的农业科研方面，“水稻、小麦、谷物”都是不可忽视的。这三大粮食种子的科技研发与进步，都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和安全与质量。因此，对于粮食科研，依据三大品种各自的总产量与总需求，无论是投入与推广，还是宣传与弘扬，都需要系统性整体思维的观念来指导，切不可偏重三位一体中的任何一方。　　

1.5  潜在的危机因素　　

就现代农业技术而言，水稻、小麦、玉米等亩产在500公斤及以上的情况相当普遍。可是全国粮食平均亩产却远远低于这个参数，尽管这其中包含了一些低产田的拉扯因素，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情况是农村土地被撂慌的情况总是层出不穷。　　

土地包产到户后，种田与否，决定权在农民手中。因此，一些土地被撂慌的最直接原因，一是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家里没有劳动力来种田。二是粮食价格偏低，农民没有种田积极性，有的地方，一些农民种田仅仅是自产自用，一些农民或者是花钱买粮过日子。随之而来，一些土地就被撂慌了，粮食平均亩产量因此不高。　　

粮食收购价格偏低，必然导致农民的直接收益偏低，随之而来，农民对土地的投入偏低，农村对青年人的吸引力降低。因此，“低价格、低投入、低引力”是粮食平均亩产量不高的另一个最直接的原因。　　

放眼世界，全球性的粮食危机，其隐患不可忽视。据《参考消息》2009年3月28日第四版题为“克鲁格曼称粮食危机或将重演——呼吁对粮食生产投资” [ 路透社布鲁赛尔3月17日电 ]  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 保罗·克鲁格曼17日呼吁更好地协调援助行动以应对粮食失控。他警告说，世界很容易再次出现2008年那样的农产品市场价格飙升。　　

  克鲁格曼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当前的经济和金融衰退，掩盖了去年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他还说，缺乏实际储备这一事实表明，投机不是主要原因。他说：“一切迹象表明，2008年的粮食危机是今后危机的预演。我们最好拥有某种机制来加以应对”　　

2008年上半年，诸如谷物、肉类和奶制品等主要食品的价格上涨速度达到两位数。克鲁格曼还说，虽然此后国际价格大幅度走低，但是基本食品的价格实际上还是高于本世纪初。　　

克鲁格曼认为“对于这个将对人类造成巨大打击”的问题，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是向研发和未来的粮食生产投入更多资金。　　

克鲁格曼说：“我们能够做的一件事，是向今后的粮食生产投资。已经看到，似乎我们的投资严重不足，我们需要迎头赶上。”　　

克鲁格曼说：“不要把去年的粮食上涨完全归咎于国际商人的投机行为。一些政策也是重要的恶化因素。一些糟糕的生物燃料政策，显然对粮食价格造成巨大压力。把可耕地用于非农业用途的后果，降低了那些已经处于底层人的收入。”　　

另据《参考消息》2009年4月18日第八版《中国粮食安全仍面临重大挑战》的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4月16日文章 】题：中国播下食品自给自足的种子　　

自30年前进入经济高增长阶段以来，中国就面临着警告：庞大的人口和不断增长的财富将导致食品短缺。总得来说，这些警告没有成为现实。　　

在自己认为对食品安全至关重要的农作物水稻、小麦和谷物方面，中国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可是，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豆进口国，它的农业贸易平衡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略有盈余变成了庞大赤字，仅通过蔬菜、水果和海产品出口得到部分抵消。　　

尽管中国去年经历的食品危机要比其他国家轻微一些，可是北京仍然不得不在有限的沃土、稀有的水资源和气候变化威胁的前提下养活庞大的人口。　　

鉴于中国的规模，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随着北京不得不进口大量食品、造成市场紧俏进而抬高价格，它必然会对全球农业市场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面临的挑战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八国集团已经发出警告：如果在2050年之前全球在该领域投入不增加一倍的话，食品危机“将成为结构性” 危机。　　

中国迄今对全球和国内面临的挑战作出的回应赢得了赞赏。联合国解决全球食品安全危机问题负责人戴维·纳巴罗说：“北京已经认识到投资农业的战略需求。” 总部在华盛顿的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专家樊胜根补充说，中国的政策反应是受始于2007年的食品危机的刺激，“全球食品危机给中国上了一课”。　　

中国今年表示至少在2020年之前在小麦、稻米和谷物方面仍能基本保持自给自足。它希望到2020年能够每年生产5.4亿吨粮食，去年的产量为4.7亿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2008年“三农”投入提高了37.9%，今年将再提高20%，用于促进农业研究、基础设施项目和农民补贴方面开支。除印度之外，没有一个大国在农业方面增加这么多的开支。　　

专家说，尽管如此，产量增长计划仍然面临重大挑战。　　

短期而言，水资源稀缺、沃土流失以及农业生产率增长放慢都将成为关键问题。美国农业部估计，中国用仅占世界10%的农业土地和大约6%的世界水资源养活着世界20%的人口。长期而言，气候变化的影响将至关重要。　　

中国的北方粮仓已经深受水资源严重不足之苦。最大的北方城市北京和天津的人均水资源低于以色列和约旦。一位环保活动人士说，中国北方地区的水资源短缺和气温升高已经危害到小麦和谷物生产，“由于缺水，水稻几乎不可能在这个地区种植”。　　

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农民大量利用地下水和大批已经钻打的水井。但是，过度利用导致水位大幅度下降，而与此同时工厂对河流的污染也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　　

随着不断扩大的工业和城市侵占乡村土地，沃土良田也变得越来越少，迫使政府不得不对开发农业用地强行加以限制。　　

1.5 历史的教训　　

改革开放之前，温饱问题，一致是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性问题。这其中的教训，要数60年代初期的饥荒最为突出。因为，那几年全国的自然灾害非但不多，而且范围也不大。1958年开始的工业大跃进，导致农村劳动力外出工作。在土地公有的那种情况下，成熟的粮食难以组织力量收割进仓，进而是导致全国性粮食严重不足的主要原因。看看资料，听听故事，现在的人们都知道那几年全国性饥荒的根源。当然，灾荒时期又恰遇苏联逼债，举国上下因而更加艰难困苦。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全面实行土地承包，解决温饱问题提高到国家议事日程，仅仅用了不到5年时间，中国的吃饭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改革开放30年后，今天我们虽然不再为吃不饱饭而担心，但是，人们已经从媒体报道的有关农村的新闻获悉，一些地区农田主要是靠中老年人在耕耘，因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长此下去，这些地区的粮食生产问题将越来越突出，局部粮食危机的隐患已经构成。因此，避免历史的教训从新上演，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关于一些地区主要靠中老年人耕耘的问题，与大跃进时期既有共性，也有区别。共性在于青壮年几乎都出去做工了。不同点在于当时是集体耕耘，现在是自主耕耘。因此，包产到户的内在动力，显然使种田的积极性比大跃进时期高，而且灵活性强。尽管种田辛苦，但就是象蚂蚁搬家一样，留守农村的中老年农民，不但要把粮食种下去，还要把成果收回来。因此，才有全国粮食稳产高产中所包含的那些基础性贡献。　　

尽管目前人均粮食已达400公斤以上，化肥农药更加保障有力，机械化辅助作用更加普及。但是，比文革期间7亿人口的总量，13亿多已经翻了大约一番。因此，如果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整体上而言，就会使得粮食供给的风险性比过去更高。除了天灾之外，典型的国际案例，就是原苏联解体前的情况。那时的苏联的军力是强大的，可是，他们当时的农业基础已经严重衰退，否则，苏联说不定还不会就那么被解体了。其中，苏联解体后国民缺少粮食与生活用品的艰难困苦情况，通过当时的媒体消息，咱中国的老百姓都是知道的。　　

2、粮食供给环节　　

粮食的供给过程，不外乎就是“储藏、运输、销售、加工、食用、使用”的过程，不仅是一个生产链，而且更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对于社会整体而言，牵一发动全身。　　

2.1 保存与损耗　　

粮食保存，就是粮食的储备。丰收的季节，农民们总是每天唠唠叨叨：颗粒归仓，颗粒归仓。显而易见，颗粒归仓本质上就是珍惜每一粒劳动成果，提高储备总量，保障生存所需。目前而言，高产稳产，吃饭不愁，虽然人们很难听到那样的唠叨了，但并不意味着粮食不珍贵。　　

粮食的珍贵除了要颗粒归仓之外，就是要妥善保管。即：防风、防雨、防潮、防尘、放火、防爆（特别是防止粉尘爆炸）、防盗，以及防止发芽、发酶、发酵、污染、变质等损失。同时，尤其要注意防鼠，避免其偷食糟蹋与污染破坏。　　

就粮食的储备方式而言，目前现状不外乎主要是国家储备与农民储备两中方式，也就是国储与民储兼顾。企业与商业的粮食储备，主要是用于加工、贸易的目的，还说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为生存而储备的概念。　　

可见，无论是什么样的储备方式，确保粮食储备期的安全可靠，是粮食重要性的一个突出方面。因此，无论是国家、企业、农民对储备的投资与投入，以及技术方法上的改良与进步，都是值得全社会高度关注与支持。　　

2.2 运输　　

粮食运输，是粮食从生产播种起，就开始的一项重要工序。从田间地头到仓库，从仓库到商店，从仓库到加工企业、从仓库到车站码头、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运往另一个国家，乃至从厨房到餐桌，粮食仅仅在运输工序上，就要经过许多环节。可见，粮食运输是维系粮食供给与安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2.3 销售　　

粮食销售是粮食的生产与食用的另一个中间环节，是与储备和运输并列的一个环节，是供需平衡的重要环节。因此，无论哪个国家，关于粮食销售，往往都有具体的法规和措施予以根本保障。　　

粮食的销售不仅是成品粮的销售，还包括加工好的食品的销售。同时，二者都具有大批量销售和零售的特点。因此，忽视任何销售方式和销售渠道，都是不可取的。否则，留下局部隐患将是必然。　　

2.4 加工　　

粮食加工具有两重意思，一是指厨房的加工，无论是家庭厨房还是集体食堂，或者是酒店饭馆的加工，应该说都是厨房加工，其典型的特征是随做随吃。除此而外，现代文明社会在粮食加工的一个特点就是工厂化的加工，也就是食品生产企业的加工。这种加工好的食品，不是满足即做即食，而是实现熟食在保质期内，方便人们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即食即用。　　

无论粮食如何加工，也无论在哪里加工，安全卫生是首要问题。　　

2.5 使用　　

关于粮食的使用，不仅仅是人类食用这样一个主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功能。除此之外，作为饲料进行牲畜的养殖，是粮食的第二大使用方式。第三，粮食是酿造行业（酿酒、酿醋、酱油）的主要原料。第四，粮食还是药品的原材料之一。　　

可见，粮食除了具有保障人类的生存作用之外，对于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在粮食紧张的情况下（比如战争或饥荒时期），粮食的第一使用功能，是最基本的原则。　　

2.6 粮食节约　　

就中国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大约25年来的粮食现状，节约粮食的观念已经在人们的思维中逐渐淡化，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粮食连年丰收，在国民食用过剩的情况下，养殖业发达，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二是粮食价格偏低，是人们不那么爱惜粮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典型案例是学校的倒饭现象，餐厅酒店大量的剩菜剩饭现象。浪费粮食，那是对劳动的不尊重，特别是对农民耕耘劳动的不尊重，是对厨师烹饪劳动的不尊重，是对粮食生产及储运消加工等各环节劳动与能源消耗的不尊重，进而是对环境的不尊重，随之而来，是对自己的不尊重，认识这个基本的道理，非常重要。　　

爱惜粮食、节约粮食，要从点滴上做起，这方面需要学习一些发达国家的理念与行为习惯。具体操作上，首先要改变目前大多数餐馆酒店吃饭不收费的现状。吃一碗饭，收一份钱；喝一碗粥，付一份费。只有这样，这才能真正体现粮食的重要性与珍贵性，全社会才会因此而形成爱惜粮食的良好风尚。　　

2.7  粮食回收　　

粮食回收，这个概念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已经陌生，甚至说不定还会引起一些年轻人嘲笑，粮食竟然也可以回收？　　

实事求是地说，粮食回收，是粮食生产使用大循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现代化的城市生活方式之前，也就是在直排式卫生间普及之前，粮食的末期状态——人类的大小便，过去都是农业作为农家肥来回收利用的。因此，今天重提“粮食回收”利用这个概念，对于人类重建粮食的可持续性发展思路与新方法，对于我们的环境保护与人类健康等，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与重要作用。　　

“粮食回收” 是城市公共卫生的一个重要方面，需要国家社会和民众的支持，尤其需要国家在政策和资金上的启动支持，当“粮食回收”部门能够取得直接的经济效益之际，政府的扶持也不要与之收缩，更不要从中提成。这样一来，才能保持这个回收利用系统的可持续运转，进而为我们身边广大的水资源，提供良好的客观保护，随之为民众健康提供基础性保障。　　

粮食回收系统，是一个“苦、累、脏”的工作，需要不断提高现代化操作方式。但是，作为农家肥料的新的来源方式，这又将是每一个城市的一座座小小的金山银山，能够为拓展就业岗位开辟出新道路，是一个利他利己利环境的城市农村可持续发展趋势。　　

3、土地与环境资源　　

3.1 土地　　

土地是粮食赖以生长的基础，是农民的立足之地。因此，土地是需要投入的，需要肥料的投入，水土保持的投入，抗旱排涝的投入，环境保护的投入，劳动力的投入，耕耘方法的投入，种植工具的投入，种植技术的投入，种子培育、优化、保管、流通的投入，技能教育的投入，等等。一切投入都是为了一个根本目标——确保粮食高产稳产与可持续发展。否则，土地是长不好庄稼的，尽管人们都知道这个基本道理，但是，现实的问题是社会与大众似乎很不在乎对农业及土地的投入，而是在乎对农业与土地的索取，这是值得高度警惕与及时改正的。　　

在进一步提升对土地投入的重要性认识基础上，对保护好农民的耕地所有权（承包经营权），不可忽视。尤其是在土地可以流转的今天，如何保护好18亿亩耕地与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　　

3.2 耕地环境　　

土地是农业的基础，更是农业的客观环境，是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对于耕地而言，其周边环境对庄稼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现代工业的空气污染、酸雨、有害废气废水等，都将对耕地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进而不利于农作物生长，甚至最终影响人类健康。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保护耕地环境就是保护人类饮食健康。　　

3.3 水资源　　

水资源是农业的命脉。尽管中国农业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但是，去冬今春，北方八省的大面积干旱，为水资源再次拉响警报：尽管有地下水，但是，仅仅依靠地下水是不能维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更何况北方城市还在继续扩张，城市生活用水量的需求在不断提升，因此，北方的地下水资源就显得更加举足轻重。可见，维持好水资源的量与质，不仅是维护人类饮用水、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的利益问题，更是关系着农业命脉的大事。　　

3.4 城市有机肥　　

城市有机肥，就是前面2.6节所谈到的人类大小便的回收过程。针对现代城市已经普及的直排式卫生间使用方式，定期对每一座大楼下面的化粪池进行集中清理回收，不仅是城市有机肥的一个重要来源，更是对江河湖海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值得全社会高度重视与采取有效办法实施。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增加一些新的就业岗位，还能为农业提供大量生物有机肥料，有利于水系环境质量，有利于城市综合功能的文明进步，是一举多得的善事，值得国家社会和全体民众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投入和支持。　　

4、农业规模与人口安置　　

4.1 农业就业方式　　

工农兵学商，行行是就业。农业的劳动对象是土地与庄稼，成果是粮食、蔬菜、水果、鱼牧、牲畜。农业是就业方式的观念需要全社会提高认识，进而才能对农业劳动成果从价格与价值上给予比较切实的肯定。目前而言，粮食收购价格偏低，是影响农业发展的重要问题。　　

比如，2009年4月6日，世界闻名的“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在三亚杂交水稻试验基地，接受了《广州日报》一次专访。他说：“从湖南来讲，一家大约三四亩田，我们国家现在最低保护价（稻谷）不到90元/百斤”另一方面，众所周知的是水稻的平均亩产大约是600公斤。因此，我们可以初步测算出湖南种植水稻的农民家庭，每年大约能够有多少收入：　　

4亩×600公斤×2×90元/百斤=4320元。　　

即使是目前最高的亩产900公斤，那么，也只有元　　

即：4亩×900公斤×2×90元/百斤=6480元。　　

农民家庭在粮食生产方面的年收入，无论是4320元的中间状态，还是6480的较高收益，两个基本情况是显然的：一是粮食生产的年收入不高。二是这个不高的粮食收入，还包括了粮食生产过程必不可少的购买种子、化肥、农药、各种劳动工具和用具的费用。同时，这个收入还包括了作为生产投资的那部分资本金的资本性收入，更包括了生产劳动的工资性收入。因此，农民家庭在粮食生产上的劳动收入是极其极其微薄的。　　

比较全国农业的情况，湖南的农民家庭平均土地与粮食收入，基本上能够代表全国农村家庭的平均状况，这是一个关系中国农业与发展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非常很重要的参数。　　

由于农民家庭在粮食生产方面的收入不高，因此，就有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外出打工的情况。可是，一方面由于大多数农民工没有什么技术。另一方面，大量的劳动力进入城市。这些过剩的劳动力不仅自己的工资低廉，也一并将城市技术工人的工资往下拉，进而是中国百姓占有国内生产总值不高，内需总是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农业后继乏人的情况开始出现。因此，如何让大多数农民不仅回乡务农，而且在农村能够有类似于进城打工那样的收入，特别是在粮食生产上有这样的可靠收入，我们的“三农问题”可能才能够有一个较好的质的转变或者是跨越式的进步。　　

就中国的地理自然情况而言，西高东低，丘陵广布，土壤土质和气候差别都较大。因此，走全面机械化农业的道路，是不那么现实的。何况中国人口多，13亿人口如果大多数都进城的话，我们的城市承受能力显然是无法重负的，最起码的是城市水资源能力无法承受。因此，对于中国农业的基本模式，绝对不能用西方国家的观念来指导，否则，必将后患无穷，且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就兑现。　　

就农村人口的安置发展，以良好的促进粮食生产与收益的政策，使之就地安居乐业、适当流动学习，这样可能比较合适。　　

4.2 农村如何留驻农民　　

中国农业不仅是是中国粮食的绝对来源地，更是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居住地，一味地让农民进城打工，是不利于农业长期稳定发展的，目前最起码的是要考虑后继有人的现实问题。让农业后继有人的根本焦点，在于农村家庭在粮食收成方面的年收益，在于能够与进城打工接近或者是相当。　　

据近期官方媒体报道，农民外出打工的收入，占中国农村家庭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二。显而易见，农民外出打工，每年能够节余回家的纯收入，平均估计，每户大概应该不超过5000元。　　

让农民种田就有相当于打工的节余性收入，一个简单的方法在于让粮食收购价格在目前基础上翻一番。也就是让每公斤2元（每斤1元）左右的粮食收购价，提高到大约每公斤4元（每斤2元）。这样一来，如果按照上一节论述的农村家庭粮食生产收入5000元这个参数，每一户农民家庭，平均每年因此将大约增加5000元左右的纯收入。就全国农村而言，国家将在粮食生产上补贴约1万亿元左右，大约是目前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四分之一，是国家经济能力基本能够承受的，因为目前国民收入仅仅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与国际发达国家70%的比例，相差悬殊。　　

据《参考消息》2009年4月14日第八版题为“中国消费能否拉动全球增长？”文章报道：　　

20世纪80年代，中国年均家庭消费略高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到了90年代这一比例降至46%，2005年为38%，如今（2008年底层009年初）只有35%左右。相对而言，2007年美国家庭消费占GDP的72%。　　

当然，在翻番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同时，对于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需要保持目前价格不变这个前提，进而才能维持整体性的经济平稳秩序。　　

当农民因为粮食生产能够有一个较好的收入前景之后，我们的社会，才不会有大量的农民工涌进城市，农业才因此而后继有人。随之而来，农田才值得进一步投入，水利才值得进一步维修，农技才值得学习，农村文化卫生才因此而能够本质性地全面提高，农村潜在的内需消费才会启动与旺盛，农村的养老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将因此而根本性地好转。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粮食高产稳产，将因此而进一步得到促进与保障。　　

4.3 农民工逐步减少　　

当农民在农村能够因粮食生产的经济效益而安居乐业之后，农民工进城的情况将大幅度减少，这对农民工及家庭和社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最起码地，至少将推动那些想继续进城务工者的素质和技术全面提高。同时，对城市员工的工资收入必将促进，城市消费能力逐步提升，经济发展潜力进一步释放。进一步地，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将逐步转好。可见，成倍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利好方案，值得全社会关注与理解支持。　　

4.4 农村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是写进《宪法》的一项国策，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宪法》中所说的“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以及《婚姻法》第二条规定的“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实行计划生育。”都没有规定农村每对夫妻只准生一个孩子。　　

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面推行，已经实行了30多年，为中国的人口控制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尽管如此，农村超计划地生育的情况始终比较普遍，也就是生二胎的家庭很多，生多胎的也不少。　　

农村对违反计划生育的农民，是以罚款方式来抑制人口增加的。全国各地依当地经济经济情况的不同，其罚款度也不一样。四川盆地农村，目前对生二胎罚款额大约是1万元，生第三胎罚款1.2万元。　　

无论怎样的罚款制度，广大农民总是要超生，这是一个无法杜绝的现象。农民超生最根本的原因与动力，一方面，在于农村需要劳动力，尤其是山区或丘陵地区；另一方面，在于农村的养老问题，离不开孩子的瞻仰贡献，这是社会公德与现实。因此，农村超计划生育实际上就是一个正常的社会问题。现阶段农村，已经再没有过去那种强制性控制超生的情况，只要交钱（罚款），则可超生，同时也为县乡等地方财政增加了一定收入，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　　

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课题是，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经济发展相当好，可是，中国的“三农问题”依然严峻，目前而言更有产能过剩、内需严重不足的一定困难情况。　　

因此，人们自然要思考：既然农民生二胎并没有违反《宪法》和《婚姻法》，并且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养老有利。可是，内需消费不足的中国，广大农民却因必然要生育的第二胎而付出对他们来说是为数不少的资金（罚款）。因此，一些地区计划生育相关政策的农民也只准生一胎的规定，是到了该调整并真正切实维护广大农民利益的时候了，特别是不妨放宽为农民可以正常生二胎，但多胎超生将以更严厉的罚款制度来约束并通过网络公布与监督。这样一来，对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与促进内需，特别是促进广大农村的消费内需，或许将有着现实的积极意义。（摘自王达水博客《农村计划生育不应一胎化》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180&articleId=13566 ）　　

4.5 城市化的极限　　

城市化建设与发展，是近些年来的一个经济特色，随着这项工作的不断开展，所有的城市都在扩大，尤其是上百万的城市比比皆是，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也不少。因此，面对越来越大的城市和越来越拥挤的人口，城市规模的极限问题自然而然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单不说城市的粮食供给、住房问题、就业压力、交通阻塞，仅仅就是饮用水问题，已经越来越制约着城市的运行与发展。尤其突出的是，南水北调，与华北地区的城市及工业发展速度的比较，远水永远解不了近渴。何况南方也在发展，南方的水资源也有窘迫的时候。比如，2008年冬季，湖南干旱，湘江水位再一次降于历史最低位，整个长沙城的饮用水供应，曾一度出现困难。　　

因此，在思考城市化极限的时候，从良好制度和政策上，让农民主动在农村安居乐业，可能比放松式的城市扩张性发展趋势要好许多。　　

5、可持续性的农业政策　　

5.1 “三农问题”的最佳解决办法　　

“三农问题”是对“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的总称。1996年以来，农业步入一个困难时期，农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2000年3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在给总理上书中列举了农村中触目惊心的危机，突出强调“农民很苦、农村很穷、农业很危险”。 特别是随之出版了《我向总理说实话》后，“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正式成为大陆理论界和官方决策层引用的术语；中共中央于2003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　　

　　“三农问题”归根结底不外乎就是农村缺钱。然而，对于中国来说，粮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性问题。可是，生产粮食这个关键物品的农民、农村、农业，却始终是一个受穷的领域，这不得不让人深思。　　

　　进一步地，我们不难看出，只要解决了农村的产品价格问题，随之而来，“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或许将迎刃而解。　　

农村的产品价格问题，不外乎就是粮食价格问题。建国60年来，中国的粮食价格始终是由国家宏观控制的。目前而言，虽然与市场价格基本接近，但是，在以农业为基础的新中国前30年，农村对国家的贡献与支撑，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许许多多的专家学者并仁人智士，近年来都众口一词地反复呼吁“要反哺农业”。　　

　　尽管国家已经多年坚持对农业进行补贴，补贴率也在逐年提高，但是，对如何通过补贴进而留驻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作用似乎不是很大。然而，通过岁末年初北方八省的严重干旱，粮食问题、水资源问题已经更加突出地摆在我们的面前。　　

　　鉴于国民经济消费不足、国民占有GDP份额偏低、城市无法容纳过多农民工的特点，在企业不断提高员工工资之际，采取对农业更加有效的保护与倾斜性投入措施，已经显得比什么时候都更重要。　　

　　个人认为：只要国家投入倾斜性补贴政策，特别是把粮食收购价格翻一番或更多，一切问题或许将迎刃而解。当然，是按收成粮食的交纳进行直接补贴或者是预期超前补贴的。同时，国家的粮食销售价格和肥料农药价格，要维持目前水平不变，进而才能保持整体性的物价稳定与社会稳定。（摘自王达水《我们该节余多少粮食？》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180&articleId=12942）　　

5.2  高产稳产与优质优价　　

中国粮食总产量即将突破5.5亿吨大关。随之而来，粮食储备将越来越多，我们的抗风险能力将越来越强。进一步地，高质量粮食的市场需求必将越来越大，因为，只要看看目前民众的粮食食用情况就知道。因此，在确保粮食高产稳产之后，对优质水道、小麦的进一步种植，必将提到农业的议事日程上来。因此，我们今天就需要建立这种超前意识，进而为将来做好各种准备。　　

高质量的食用粮食，不仅是口感的问题，而是营养的问题，更是健康的问题。因此，高质量的食用粮食，涉及到国民的健康与身体素质。比如，“某国的优质大米，即使不配菜，吃起来都很香。” 这就是需要学习追赶的目标。　　

因此，将来在对粮食的生产布局上，一是要考虑让优质地种植优质粮。二是要对优质粮以更好的价格来保护。三是要统筹规划饲料粮的种植与价格保护。四是要统筹规划新粮入库与销售，旧粮腾仓上市与使用的管理问题，特别是要探索出一套既科学又效益的可行性制度来推动。　　

 5.3粮食生产补贴方式探索　　

粮食生产性补贴，目前是以农田为补贴方式。比如在湖南，一亩田补贴100来块钱。这种补贴方式的不足之处，在于农田无论种植与否，都将获得补贴。同时，一方面，一些农户自己不种田，把农田让给其他农民种植，可是补贴却没有落到实际种田人手中。另一方面，即使一些农田没有种植，但补贴照样下拨。因此，为了鼓励种田与种好田，补贴应该直接与粮食生产和产量与质量挂钩。2008年春季，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最先为这种补贴改进方式进行公开呼吁。　　

以粮食生产进行补贴，具体操作上可以探索补贴直接到农户帐户，产量可以通过种植品种和面积的申请，种植期间以实际调查来追踪确认。粮食种植调查，不妨以县为基层调查单位，对各乡、村、组进行分片，从而进行实况采样、分析、结论。调查方法以航拍、卫星图片、现场抽查等综合技术来全面实现。调查机构，由独立的第三方来承担，违反纪律和以权谋私者，以法律形式追究责任，并永远终止其责任者资质。同时，以县为单位建立农户种植信息网络，公布种植信息和调查信息，让广大农户可以参与到监督与管理中来，进而杜绝虚假种植、以次充好、以少当多、以权谋私和腐败。　　

显然，这样一来，每家农户就那么多土地，自己申报种植情况，独立机构专项实况调查，网络公布并监督，粮食生产情况必将真正地有序可控，粮食总体收成进而有基本保障，补贴将比较实际地落到农户手中。随之而来，农民对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必将提高，家庭收入增长，内需消费拉动。同时，农村将留得住人，农田将值得投入，农技将值得学习，环境将必然保护，农业才因此后继有人，“三农问题”将进一步逐年好转。　　

6、农村的现代文明建设　　

6.1 农村新文明建设　　

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提高，富裕后农民的消费观念与生活质量，与农村文明风气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要鼓励劳动，抵制懒惰；要鼓励读书，反对迷信；要鼓励学习，反对消沉；要鼓励创新，防止退化。尤其是网络发达后，更要学习吸收阳光文明而不是灰暗思想。如此等等，是新农村建设需要考虑的内容。尤其要树立爱美的观念，在房屋美、环境美、讲卫生、讲秩序、有礼貌等方面，需要逐步培养与提升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　　

6.2 艺术家上山下乡　　

艺术家上山下乡，这是一个双赢的思路。一方面艺术家需要到农村采风和了解民众生活，吸取养分，积累素材，拓展思维。二是农村需要艺术家带来的文化艺术和娱乐活动，以及文化帮助和人格气质的引导，进而对当地社会文化氛围的循循逐进有着良性推动作用。　　

农村欢迎艺术家的到来，要有工科大学设立艺术院系的那种需求意识和积极性。艺术家下乡，要有学生吸取知识的那种激情与动力。有了这样的互动效应，思想文化，经济效益，彼此之间都是收获。　　

6.3 知识老年上山下乡　　

知识老年上山下乡，是有先见者最近在网络上提出来的。这也将是一个文化双赢的发展趋势。尤其这些知识老年，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就是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对农村有着特殊的情感与怀念。　　

就城市知识老年人群而言，退休后的他们，相对来说不仅有钱有闲，而且对农村大自然有一种强烈的回归感。这个群体的知识面广，流动性大，对于农村文化建设，是一并笔宝贵财富。上山下乡，对于他们，既是生活体验与精神享受，更是心理安慰与思想收获。　　

因此，条件好的乡村，不妨先开发一些设施，提供知识老年中短期度假休闲的场所。随之而来，这些知识老年在乡村的生活过程，必将潜移默化地引导当地农村的文化进步，正如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样，向当地农村间接地引进了城市文化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6.4 如何解决农业后继有人问题　　

由于农村大量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去了，随之而来，一些地区的农田几乎是中老年人在耕耘。同时，留守儿童之社会性问题，愈来愈突出。同时，现代农村青年，能够种田和喜欢种田的已经越来越少。因此，农业后继乏人，是当今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解决农业后继有人，是对粮食长期性高产稳产的前瞻性思考。解决农业后继有人的根本出路，可能只有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那就是让农民家庭能够从粮食生产中，得到与城市打工接近的经济收入（收购价格在目前基础上翻番），否则，问题可能将永远是个问题。　　

可见，解决农业后继有人问题，不仅是农村的问题，也是全社会的问题，更是关系到全民吃饭的大问题。因此，解决农业后继有人问题，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十分需要政策上的扶持保障和全社会思想观念的支持。　　

6.5 新能源曙光　　

能源是现代工业化的基础，能源危机，总是越来越突出地影响着经济发展。尽管如此，人们务必要清楚地知道，目前的人类文明已经处于知识爆炸、网络共享、创新成果层出不穷的新时期，甚至已经到了新能源新文明的临界点。尤其是激光能源和磁场能源的开发，一旦技术上突破，新能源时代引起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必将开启。因此，在新一轮文明就要拉开序幕之际，把我们的粮食生产进一步提升好，把我们的生存环境进一步保护好，把我们的社会文明进一步建设好，将是新文明到来之际国家强盛的起飞基础。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又错过千载难逢的良机。这是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之后，需要考虑的一个现实的重大问题。　　

7、小结　　

通过上述论证，我们已经更加清楚地知道，现阶段的粮食生产总量及人均占有量和储备量并不高，虽然温饱问题早已解决，但是，战略性基础与“三农问题”、粮食价格偏离价值、农业后继乏人、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同时，一方面是内需不足，消费不足，民生不富。而另一方面却是劳动力过剩、生产能力过剩。可见，面对问题，既要统筹兼顾，又要积极化解。因此，建立“大粮食观” 势在必行；让全社会树立“大粮食观”，非常重要和必要。　　

归纳起来，“大粮食观”不外乎要包含这些基本内容：　　

总量要递增，均产必提高。　　

红线要保持，权益不可少。　　

购价要翻番，化肥别跟跑。　　

粮棉油茶果，都要考虑到。　　

优质又高产，双季不漏掉。　　

环境要保护，还林又还草。　　

新粮进库房，旧粮做饲料。　　

节约要厉行，储备逐年好。　　

生育可两个，文明要新高。　　

倡导新风气，人杰地自豪。 　　

种田是就业，农居别墅悄。　　

问题已过去，外出打工少。 （“三农问题”迎刃而解，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少了。）　　

随之而来，我国的粮食系统工程，将获得全面提升，农业基础将获得全面巩固，从而进入有序可控的良性循环，进而是构成全面崛起并越来越强大之国力的更加坚实的基础。总之，超前思维的“大粮食观” ，值得全社会高度重视与探索发展。　　

（摘自王达水博客2009年4月18日文章：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180）　　

三、转基因作物，究竟转的什么基因？　　

转基因粮食是当前的一个热点话题，个人认为，一些基本问题需要首先理清思路：　　

未来的转基因作物和粮食（水稻、玉米）究竟转了什么基因？　　

转的是植物基因还是动物基因，或者是转的某种细菌的基因或病毒的基因？　　

其转入基因的成分如何？比例多大？结构如何？效果如何？试验如何？证据如何？　　

什么时候转的基因？可能存在哪些危害？危险性多大？安全性能怎样？承受能力如何？　　

转基因谷物的植物性能将来是否自动变异？向什么方向变异？速度如何？可控度多大？环境影响力如何？　　

人类食用转基因谷物后的健康可靠度有多大？　　

未来的种子、农药、土壤、市场供给将会依赖谁？　　

宁可信自己还是宁可信别人？　　

国民的健康与命脉该由谁掌握？如何掌握？　　

如果连这些基本的问题我们都还没有彻底地搞清楚，就盲目进行转基因粮食的生产和食用，或者甚至是大规模的，那么，毫无疑问地，随之而来的粮食安全问题，必将对国家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粮食主权和领土主权一样，从来就是高于一切的。2009年11月27日，尽管通过了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种植方案，但笔者相信决策部门一定会三思而后行，在还没有开始正式种植之前，限制性的补救措施总应该是可以推出的。因为正如有学者不久前所说的那样：粮食安全与核安全同等重要。　　

（摘自王达水博客2010年2月1日文章：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180）　　

四、令人触目惊心的美国转基因粮食战略　　

最近从网络阅读了赵丽红撰写的《美国全球粮食战略中的拉美和中国》一文（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0905/83364.html），倍感触目惊心。　　

粮食油料问题不仅在于总产量，更在于种植技术、品种、规模、多样性、土地自然适应性、化肥农药、加工企业、食品安全、市场经营与把控等等。一旦片面追求局部利益、甚至放弃一定主权的话，灾难性的后果将是必然。阿根廷、巴西的粮食种植，遭遇美国经济干预性的粮食战略进攻的前车之鉴，以及美国转基因大豆在中国东北的一度横行，足以让我们百倍警惕。　　

国家整体性的粮食安全体系建设与防患于未然，是与国防基础、经济大堤、金融篱笆同等重要的战略组成部分，绝不可掉以轻心，更不要被方舟子之流的“美国鹦鹉”一而再、再而三地忽悠。　　

构建中国的食品安全体系，除了国家该做的之外，需要每个公民，从我做起，从今天作起。市民能够做的，就是抵制美国转基因食品；农民能够做的，就是拒绝种植美国转基因作物；企业能够做的，就是不生产、不销售美国转基因作物或食品。　　

今天是5月12日，是四川汶川8.0级地震一周年纪念日。天灾的破坏性是巨大的，其发生是不可抗拒的，其造成的损失是一次性的。但是，灾害之后，自然的生态平衡依然还在，人类还可以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然而，象美国转基因大豆这种无法继续循环式再生长的农作物，以及对环境和健康的摧毁性灾害，是持续性的、毁灭性的，并具有隐蔽性、麻痹性、短期效益性，是比自然灾害更加险恶的外来的后患无穷的大规模人祸。豺狼已经侵入，打一场抗击美国转基因作物的人民战争，中国的食品安全与民生基础，才会有属于自己的晴朗天空。　　

（摘自王达水2009年5月12日博客文章：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180）　　

第八章  重视科技而繁荣富强的典型案例　　

中国自农耕文明之后，只要是重视科技的时期和区域，国民经济总是空前发展繁荣富强，其中案例举不胜举。　　

一、成都的都江堰　　

都江堰地图　　

都江堰坐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城西。是中国古代建设并使用至今的大型水利工程，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都江堰水利工程是由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率众于前256年左右修建的，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都江堰不仅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古代水利工程，也是著名的风景名胜区。　　

都江堰　　

岷江出岷山山脉，从成都平原西侧向南流去，对整个成都平原是地道的地上悬江，而且悬得十分利害。成都平原的整个地势从岷江出山口玉垒山，向东南倾斜，坡度很大，都江堰距成都50km，而落差竟达273m。在古代每当岷江洪水泛滥，成都平原就是一片汪洋；一遇旱灾，又是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岷江水患长期祸及西川，鲸吞良田，侵扰民生，成为古蜀国生存发展的一大障碍。　　

都江堰的创建，又有其特定的历史根源。战国时期，刀兵峰起，战乱纷呈，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渴望中国尽快统一。适巧，经过商鞅变法改革的秦国一　时名　君贤相辈出，国势日盛。他们正确认识到巴、蜀在统一中国中特殊的战略地位，“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秦相司马错语)。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战国末期秦昭王委任知天文、识地理、隐居岷峨的李冰为蜀国郡守。李冰上任后，首先下决心根治岷江水患，发展川西农业，造福成都平原，为秦国统一中国创造经济基础。　　

1、修建过程　　

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和他的儿子，吸取前人的治水经验，率领当地人民，主持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的整体规划是将岷江水流分成两条，其中一条水流引入成都平原，这样既可以分洪减灾，又可以引水灌田、变害为利。主体工程包括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和宝瓶口进水口。　　

（1）、宝瓶口的修建过程 　　

首先，李冰父子邀集了许多有治水经验的农民，对地形和水情作了实地勘察，决心凿穿玉垒山引水。由于当时还未发明火药，李冰便以火烧石，使岩石爆裂，终于在玉垒山凿出了一个宽20公尺，高40公尺，长80公尺的山口。因其形状酷似瓶口，故取名"宝瓶口"，把开凿玉垒山分离的石堆叫"离堆"。 　　

之所以要修宝瓶口，是因为只有打通玉垒山，使岷江水能够畅通流向东边，才可以减少西边的江水的流量，使西边的江水不再泛滥，同时也能解除东边地区的干旱，使滔滔江水流入旱区，灌溉那里的良田。这是治水患的关键环节，也是都江堰工程的第一步。 　　

（2）、分水鱼嘴的修建过程 　　

宝瓶口引水工程完成后，虽然起到了分流和灌溉的作用，但因江东地势较高，江水难以流入宝瓶口，为了使岷江水能够顺利东流且保持一定的流量，并充分发挥宝瓶口的分洪和灌溉作用，修建者李冰在开凿完宝瓶口以后，又决定在岷江中修筑分水堰，将江水分为两支：一支顺江而下，另一支被迫流入宝瓶口。由于分水堰前端的形状好像一条鱼的头部，所以被称为“鱼嘴”。 　　

鱼嘴的建成将上游奔流的江水一分为二：西边称为外江，它沿岷江河雨顺流而下；东边称为内江，它流入宝瓶口。由于内江窄而深，外江宽而浅，这样枯水季节水位较低，则60%的江水流入河床低的内江，保证了成都平原的生产生活用水；而当洪水来临，由于水位较高，于是大部分江水从江面较宽的外江排走，这种自动分配内外江水量的设计就是所谓的“四六分水”。 　　

（3）、飞沙堰的修建过程 　　

为了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起到分洪和减灾的作用，防止灌溉区的水量忽大忽小、不能保持稳定的情况，李冰又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靠着宝瓶口的地方，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以保证内江无灾害，溢洪道前修有弯道，江水形成环流，江水超过堰顶时洪水中夹带的泥石便流入到外江，这样便不会淤塞内江和宝瓶口水道，故取名“飞沙堰”。　　

飞沙堰采用竹笼装卵石的办法堆筑，堰顶做到比较合适的高度，起一种调节水量的作用。当内江水位过高的时候，洪水就经由平水槽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使得进入时瓶口的水量不致太大，保障内江灌溉区免遭水灾；同时，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的水流产生了游涡，由于离心作用，泥砂甚至是巨石都会被抛过飞沙堰，因此还可以有效地减少泥沙在宝瓶口周围的沉积。 　　

为了观测和控制内江水量，李冰又雕刻了三个石桩人像，放于水中，以“枯水不淹足，洪水不过肩”来确定水位。还凿制石马置于江心，以此作为每年最小水量时淘滩的标准。 　　

在李冰的组织带领下，人们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八年的努力，终于建成了这一历史工程——都江堰。　　

2、岁修制度　　

都江堰有效的管理保证了整个工程历经两千多年依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汉灵帝时设置“都水椽”和“都水长”负责维护堰首工程；蜀汉时，诸葛亮设堰官，并“征丁千二百人主护”（《水经注·江水》）。此后各朝，以堰首所在地的县令为主管。到宋朝时，制定了施行至今的岁修制度。 　　

古代竹笼结构的堰体在岷江急流冲击之下并不稳固，而且内江河道尽管有排沙机制但仍不能避免淤积。因此需要定期对都江堰进行整修，以使其有效运作。宋朝时，订立了在每年冬春枯水、农闲时断流岁修的制度，称为“穿淘”。岁修时修整堰体，深淘河道。淘滩深度以挖到埋设在滩底的石马为准，堰体高度以与对岸岩壁上的水则相齐为准。明代以来使用卧铁代替石马作为淘滩深度的标志，现存三根一丈长的卧铁，位于宝瓶口的左岸边，分别铸造于明万历年间、清同治年间和1927年。　　

3、诸葛亮设兵护堰 　　

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北征，以都江堰为农业之根本、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征集兵丁1200人加以守护，并设专职堰官进行经常性的管理维护，开以后历代设专职水利官员管理都江堰之先河。　　

4、马可·波罗游历都江堰 　　

元世祖至元年间（公元1264～1294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从陕西汉中骑马，行20余日抵成都，游览了都江堰。后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说：“都江水系，川流甚急，川中多鱼，船舶往来甚众，运载商货，往来上下游。”　　

5、李希霍芬考察都江堰 　　

清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 1833-1905)来都江堰考察，以行家的眼光，盛赞都江堰灌溉方法之完美世界各地无与伦比。曾于1872年在《李希霍芬男爵书简》中设专章介绍都江堰。李希霍芬是把都江堰详细介绍给世界的第一人。1872年，李希霍芬称赞“都江堰灌溉方法之完善，世界各地无与伦比”。　　

6、解放军抢修都江堰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四川，入川后贺龙司令员指出，要先抢修都江堰，把已延误的岁修时间抢回来。并决定从军费中拨出专款，确定由王希甫负责，由驻灌县解放军协助抢修。12月29日，成立都江堰岁修工程临时督修处。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拨款3万银元作抢修经费。驻灌县解放军184师1500余人在师长林彬、政委梁文英指挥下参加抢修工程。整个岁修工程于1950年3月底全部完工。4月2日按照都江堰传统习惯举行了开水典礼。　　

秦始皇修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长城巍然屹立。　　

李冰修筑都江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都江堰造福后人。　　

庞大的造福一方的都江堰工程，从政府立项，到选派具有水利知识的官员李冰担当重任，再到整个工程的施工过程，是尊重和依靠科技人员与劳动人民智慧的“遵循自然规律、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人才”的典范，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树立了一座闪耀光芒的历史丰碑。该工程至修建后至今，2356年来，一致在造福成都平原，而且还将持续不断地造福下去。　　

二、自贡采盐的钻井技术　　

四川井盐源远流长，据文献记载和专家考证，享誉世界的四川大英县卓筒井创始于1041-1048年（北宋庆历年间），比西方要早800多年。《中国钻探技术史》、《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井盐科技史》等著作皆称其为“世界石油钻井之父”，“开创了机械钻井的先河”。然而，与四川大英县钻探技术相比，自贡的井盐钻探与开采更是规模宏大、闻名遐迩。 　　

“井盐深钻汲制技艺”其实就是顿钻技艺，也叫冲击式钻井技艺，是指人们利用人、畜、机械等动力，使钻头破碎岩石，向地层深处钻进成孔，并不断捞出岩屑，达到获取盐卤资源目的的一种钻井技术。 　　

在漫长的历史中，在自贡所属狭窄的55平方公里面积上，劳动人民共开凿了13000多口盐井，其累计深度相当于人工打穿了400多座珠峰；累计生产了8千万吨食盐，如果用这些食盐砌墙，可以绕地球4圈。每一口井就有一架天车，最高的一架“达德井”天车高达113米（位于大安区扇子坝，20世纪90年代已拆除），蔚为壮观。当时的自贡天车林立，笕管密布，成了世界最大的工场。 　　

自贡的井盐质量较好，其中贡井地区的井盐洁白纯净，曾经作为贡品进贡皇宫。自贡井盐在抗战时期日军封锁海盐时，为保障内地人民的正常生活　　

做出过巨大贡献。井盐使得自贡被誉为“井盐之乡”。被誉为中国盐都的自贡市是冲击式顿锉钻凿技术的发源地，这一技术经历了东汉至宋初大口浅井的孕育期、宋代卓筒井的转型期、明代至清代小口深井的成熟期等发展阶段。　　

自贡的井盐生产发端于东汉，闻名于唐宋，鼎盛于明清；在咸丰、同治年间成为四川井盐业中心，其井盐遍销于川、滇、黔、湘、鄂诸省，供全国1/10的人口食用。井盐钻井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人工挖掘井、顿钻凿井和现代钻井三个时期。　　

一是起源于公元76～88年（东汉章帝时期）的人工挖掘； 二是1041～1048年（北宋庆历年间），四川劳动人民发明了冲击式顿钻凿井技术，凿出了数以千计的卓筒井，使钻井技术从人工挖掘发展为机械钻井，即绳索冲击式（顿钻）凿井技术，它开创了世界现代钻井技术的先河。至1835年（清代道光年间），开凿出了世界第一口超千米的深井，标志着古代井盐钻井技术的成熟。 　　

卓筒井是一种井眼“如碗大”，深数十丈的盐井。它采用一种被称作“圜刃”的锉头顿击井底，破碎岩石；同时，又使用一种装有牛皮活塞的汲筒捞取凿出的泥沙；成功地解决了钻井、洗井、固井等问题，取得了机械钻井的成功，开创了人类钻井的先河，推动了世界钻井技术的发展。 　　

明清时期，冲击式顿钻凿井技术在自贡地区逐渐臻于成熟，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顿钻凿井工艺。这包括：细密的凿井程序，钻头和钻具的改进，测井与纠斜，以及巧夺天工的修治井技术。　　

顿钻技术特别适合于低压产层的开采，因为钻进速度较慢，井下产层的微弱变化都能及时发现，且该工艺无泥浆循环，产层不易被堵塞和污染，能有效地利用井下各产层资源。顿钻工艺在盐井的钻井和修治井运用方面，具有投资少、见效快、工艺简单的特点，后来仍在生产中运用。 　　

顿钻技艺内含十分丰富，包括钻井设计程序、钻前准备、钻井、修治、打捞、气卤鉴别和钻井中气卤资源显示前兆等内容，是劳动人民长期生产实践经验的积累。这一技术沿袭了宋代汲制井盐的工艺流程，包括钻井、取卤、晒卤（滤卤）、煎盐等工序。井盐技艺的发明导致了绳式顿钻钻井技术的出现，使地底深处的天然卤水得到了开采。 　　

顿钻技术在井盐生产上的广泛运用使自贡早在清朝就获得了“富甲全川”的美誉，1939年（民国28年）自贡“因盐设市”，到后来已经发展成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上井盐业最繁荣的时期曾有卓筒井1711口，年产盐4000多吨，后来大英县境内还保留着41口这样的古盐井，分布在方圆6公里范围内。公元1835年，世界第一口超千米的深井的凿成，是中国顿钻技术成熟的重要标志，它对世界钻井技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摘自《自贡井盐深钻汲制技艺》http://baike.baidu.com/view/1122485.htm）　　

曾经领先世界的自贡井盐钻井技术，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人工挖掘井、顿钻凿井”两个时期。是人类“尊重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又一典范，是尊重科技与智慧，进而造福一方的，值得借鉴与弘扬的一段人类文明史。　　

三、当代中国的“两弹一星”　　

1、“两弹一星”工程　　

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是在美国的核威慑前提下开展的。因为从那时开始，国家才进一步真正意识到“两弹一星”无比重要的军事国防意义，以及自己可以积极进行研制的真实能力。　　

在国家的英明决策和领导下，“两弹一星”工程主要以1948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火箭专家钱学森等一批科技人才为骨干力量而进行研制。因此，无论多么艰难困苦，尽管后来也经历了60初期那段最艰难困苦的时期，尽管当时一些人也出现过一些泄气观念和暂停思想，但是，国家始终没有动摇务必要搞出“两弹一星”的决心和信心。　　

“两弹一星”恰好又是在中国的国民经济最艰难困苦的时期，是举全国之力（也就是全国人民勒紧了裤腰带）而研制成功的。因此，才有原子弹爆炸后自然而然的举国欢腾和扬眉吐气。　　

“两弹一星”之所以能够圆满顺利开展并取得绝对胜利，除了国家坚定的大政方针的支持外，另一个关键条件，在于“两弹一星”是一个尖端科学技术领域，任何外行都无法插手其间。否则，体制中的那些文人极左思潮者，不知在工程进程中，还要搞出多少更加滑稽可笑的政治运动式的干扰与拖拽。　　

“两弹一星”虽然研制成功，也陆续列装国防。但是，我们那时对其科技前景的认识程度，依然相当局限。因为只认识到原子弹作为重要武器装备的价值，没有进一步认识到原子能作为现代工业文明能源使用的社会发展价值，以及我们核科技实力难得的发展机遇。　　

在改革开放前那个时期，遗憾的是中国恰好还没有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来帮助原子能开发项目，提供如“两弹一星”的那种国家强烈需求的心理动力。因此，原子能开发项目，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纳入国家的议事日程，就更不要奢望成为国家支持的重大科技工程了。　　

中国的核能源工业，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在广东的大亚湾，从法国引进了第一个核电站，而不是自主研制的第一个核电站。　　

第一个核电站设在广东大亚湾，前提不外乎在于作为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其社会经济发展后，随着城市与工业文明的不断进步，对能源与日俱增的极大需求。因此，只有发展先进的核能源，才能够尽快适应发达地区对能源突飞猛进的需求现实与未来。　　

大亚湾核电站全景。这座中国大陆第一个大型商业核电站，在审批之时便因“否合营”发争论。2008年7月，在正式发电14年后，其还清了全部贷款，连本带息共56.74亿美元。供图/大亚湾核电站　　

试想，如果国家在圆满完成“两弹一星”工程后，能够认识到核能源的重要政治与军事、经济与外交等重大现实意义，进而推进中国的核能源开发工程的话，那么，今天中国的能源结构，必将是另一番可喜景象，甚至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战略地位，都将有本质的不同。最起码地，我们不至于被中东石油出产地的国际局势困惑与困扰。　　

显然，文人的知识结构有太多的局限。尤其是文人参政议政占绝对分量的团队，无论是国家社会，还是企业公司，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好在毛泽东时代搞出了自己的原子弹，并为中国的和平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毛泽东宴请钱学森　　

1964年12月26日，在举国欢腾之际，毛泽东（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非常高兴地在北京中南海设生日宴会，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其中，邀请了“两弹一星”工程的功勋科学家代表钱学森，主席特别安排其坐在他的右边。席间，主席高谈原子弹的威力，肯定了钱学森推广的《工程控制论》在原子弹研制中的作用，发表了“美帝是纸老虎”的经典名言。　　

根据最近讴歌“两弹一星”的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剧中公开的信息，宴席座次是：主席左边是陈永贵（农业楷模）、其次是刘少奇（国家主席），右边是钱学森、其次是周恩来（国务院总理）。显然，左陈右钱，“左臣右相”。　　

宴席座次隐含的意义显然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原子弹，固国安帮；粮食生产，国之根本。　　

重视原子弹与重视粮食都很重要。既然原子弹已经研制成功，可是七亿中国人吃饭的问题依然困扰着当时的中国。因此，解决全中国人民吃饭的问题，就显得与研制“两弹一星”同等重要。　　

故事表明，只要是国家重视科学技术的时候，尤其是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的创新能力和实践技术，尤其是特别发挥好学科带头人的引领作用，任何尖端科学，我们都能及时跟进世界前沿，甚至实现局部超越。　　

然而，计划经济时代，在解决全中国人民吃饭问题上的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非但没有取得实际效果，而且总是让农业生产能力停滞不前，甚至根本就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功效。　　

奇妙的是，当抛弃大张旗鼓的“运动模式”， 抛弃极左思潮的干扰，抛弃“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生产模式，就在改革开放初期，仅仅一个简单的“农村包产到户”政策，一下子就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进一步地，国家推行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随之从技术手段上，让长期困扰中国的温饱问题彻底解决。　　

可见，无论是对待科技问题，产业问题，经济问题，国防问题，还是对待国家社会等问题，“遵循规律、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尊重劳动”，是最基本的法则。尤其是工业文明时期，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科研，始终不能忽视科技人才显著的领军作用和突破性作用。　　

3、假如宴会中主席左边座的是袁隆平　　

回想农业学大寨的那个时候，作为全国农业典型与学习榜样的大寨大队，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山地上的玉米茬子毕竟比红旗杆子多。可是，一个玉米茬子可以和红旗杆子比多少的农业基础与农业生产时期，国家能够出产多少粮食呢？后来许多年的事实，其回答总是否定的。

假如宴会中主席左边座的是袁隆平那样的农业科学家，而不是大寨大队的陈永贵，显然，共和国的发展历史将重新书写。因为那就意味着当时国家在农业发展的基本政策上，将不是政治运动（别忘了，政治运动也是需要成本的，其宣传发动、实施组织、运动进程，都是人力物力的付出，甚至还会产生误工误时的严重错误），而是实事求是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的大政方针。也就是后来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初期深受全国人民拥护的“三个尊重”。　　

事实上，“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包含者刘少奇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全面主持国家工作期间，扭转农业生产被动局面的一些基本观念，也就是文革期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口号下被打成的那个著名的“刘邓路线”。试问，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时代，人们还应该有闲心来讨论与评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吗”？　　

4、假如当年是钱学森被重任为副总理　　

陈永贵（1915.2.14-1986.3.26）。…… 　　

1960年2月，45岁，中共山西省委发出号召；向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学习。从此陈永贵的名字经常见诸报端。 　　

1961年，46岁，被选为中共昔阳县委候补委员。 　　

1963年，48岁，大寨遭特大洪，提出“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自力更生抗灾夺丰收。 　　

1964年，49岁。1月，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2月《人民日报》刊登长篇通讯《大寨之路》。12月，作为人大代表出席三届一次全国民代表大会，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赞扬大寨。12月26号日，应毛泽东之邀一起吃饭合影。同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1969年4月，54岁，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大会发言。　　

1975年，60岁，1月，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陈永贵自己提出的因“身体不好，没文化，不适应工作”的原因，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从1960年到1975年的15年间，陈永贵从农村一个大队（村）的党支部书记，成长为共和国副总理，显然的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解决温饱问题的道路上，需要在农业战线树立一面标志性旗帜，而且必然是在计划经济的农业生产模式下进行的，必然是来自权利中心的决策方案。这个方案的本意，显然就是要与60年代初期刘少奇主持国家工作后生产迅速恢复的业绩形成鲜明对比，进而看看究竟谁更有能力和实力解决中国的温饱问题。因此，陈永贵才有幸从一位抓粮食生产并成绩突出的，来自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村）的党支部书记、全国劳动模范，迅速成长为共和国的一位副总理。　　

然而，粮食生产并不以文人高参和政治家的个人观念或意志为指针。非常有意思的是，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全国的粮食收成，却在轰轰烈烈的文革斗争中，在学大寨的过程步履维艰，国民经济陷入困境。违背自然基本规律，必然遭遇自然规律的惩罚，这是大自然颠扑不破的真理。　　

假如当时国家的指导思想不是在那些文人高参（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张春桥等等）鼓动下的文化大革命，而是在科技理念指导下的科技大革命与生产大发展，那么，自上世纪60年代“两弹一星”工程圆满成功时起，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外交之国家气势，将是另一番光彩夺目的景象。进一步地，钱学森被推举为国务院副总理则有相当的可能。　　

同样是1964年毛泽东71岁生日宴会上的贵宾，而且是以原子弹功勋科学家的身份应邀参加的钱学森，在国计民生和国强民富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为什么就不能与陈永贵这位来自山西农村的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政治前途相比较呢？　　

那时，如果将钱学森推举为国务院副总理并主持全国科技与教育工作的话，35年后，钱学森绝对不可能发出“我们为什么就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之世纪感慨。因为他在领导“两弹一星”工程中所启用和培养的一大批科技骨干力量，当时大多也才30来岁。　　

钱学森在主抓导弹工程之初，他发现自己科技团队里的年轻科技人员的数学基础，不能适应导弹研制工程的需要，立即决定对相关成员进行为期半年的应用数学的基础强化培训与理论提升，并亲自主编教材、备课、讲课。随之而来，为“两弹一星”工程的顺利进行，首先奠定了人才理论综合知识与专业技能的坚实基础，并强化了大家百倍敬业的科技精神，进而是中国“两弹一星”安全可靠度极高的一个基本保障。这可能是大多数民众所不了解的。　　

试想，如果让钱学森或者是钱三强这样的，亲自组织与参与研制过国家重大前沿科技工程的，为国家筑起军事现代国防长城的功勋科学家，来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主持科技与教育工作，随之而来，让中国在60年代就以科技为龙头开始奋起，其坚实的社会基础与思想观念和巨大潜力与辉煌前景，必将无法估量。遗憾的是，历史走的是另一条轰轰烈烈的文革道路，并为我们开了个“折腾的十年、荒废的十年”的巨大玩笑。　　

5、“我们总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说明什么？　　

中国火箭与导弹之父钱学森于2009年10月31日逝世后，举国上下一片怀念，随之而来掀起了一股钱学森热。钱老生前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尤其关心，其中，“我们为什么总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始终让他忧虑。　　

“我们为什么总是冒不出杰出人才？”笔者认为，这个问题至少在钱老心中有两点是肯定的。一是我们肯定有杰出人才，或许还不少，甚至是层出不穷的。二是我们的杰出人才总是冒不出是事实。进一步的，究竟是什么原因阻碍了我们杰出人才的冒出，应该是问题的关键。　　

杰出人才的基本特征，钱老的观点在于“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　　

可见，杰出人才不是培养教育出来的，尤其是钱老特别赞赏的，他曾经接受深造教育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其层出不穷的杰出人才，是那里的科学创新精神之客观环境熏陶出来的，而不是教授们教育培养出来的。　　

“我们为什么总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无论什么行业，一个根本的原因，或许是我们对创新成果的需求与认可方面存在偏差。如果当初我们不是那么万分渴望拥有自己的“两弹一星”的话，那么，“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核潜艇”所涉及的那许多的杰出的大师级人才，或许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甚至是最终也不会有那么闪光。　　

中国目前对创新人才和创新成果认可度和受益度最好的行业，可能要数IT网络行业。他们对创新人才及创新成果，往往以国际惯例的方式予以肯定，特别是以年薪并股份奖励的方式给予认可与肯定。　　

对“创新人才”和“创新成果”的认可，实质上就是企业对自身发展前景的认可与维护，是对企业生命力的捍卫。没有这样的认识，任何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创新潜力，都只能是空虚的，是绝对没有后劲的。　　

“我们为什么总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问题的焦点，或许在于对创新人才及成果的需求方面所涉及的相关制度的制定，总是缺失了创新人才参与其中。钱老曾经是这样思考的吗？我不知道。　　

钱老会不会有这样的遗憾：在完成了远程导弹之后，他应该参与中国教育大政方针的设计。对此，我确实不知道……　　

（摘自王达水2009年11月12日博客文章：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180）

第九章  当代各行各业中的学科带头人　　

关于“文人、军人、匠人”这个课题，笔者觉得，从1949年以来，真正出类拔萃的引领时代的“文人”，我们似乎没有出现过。即使出现过一些著名的文人墨客，但往往也是过眼烟云，因为他们似乎没有什么真正算得上大气庞礴的作品，因此，一不小心就被人们遗忘了，被时光掩没了。　　

关于建国以来具有丰功伟绩的“军人”，因笔者孤陋寡闻，恕不能如数家珍，当然，这或许与我们媒体宣传很少有着直接关系。　　

关于“匠人”， 在此很有必要与大家一起回顾几位：　　

一、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1、钱学森简历：钱学森，男，汉族，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将军衔）、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加州理工学院教授，曾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钱学森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现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是人类航天科技的重要开创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是航空领域的世界级权威、空气动力学学科的第三代挚旗人，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是二十世纪应用数学和应用力学领域的领袖人物——堪称二十世纪应用科学领域最为杰出的科学家，他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经成为和其恩师冯·卡门并驾齐驱的航空航天领域内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并以《工程控制论》的出版为标志在学术成就上实质性地超越了科学巨匠冯·卡门，成为二十世纪众多学科领域的科学群星中，极少数的巨星之一。　　

钱学森同志也是为新中国的成长做出无可估量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团体之中，影响最大、功勋最为卓著的杰出代表人物，是新中国爱国留学归国人员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建设者，是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科学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中国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注：“两弹一星”最初是指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是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另一弹是指导弹；“一星”则是人造地球卫星。　1964年10月16日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　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1970年4月24日　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中国的“两弹一星”，是20世纪下半世纪中华民族创建的辉煌伟业。为了替未来的科教兴国政策铺路，确定未来政策主轴，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 国务院及中央军委制作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予给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等(按姓氏笔画排序)23位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http://baike.baidu.com/view/6955.htm）

1964年周总理宣布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　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1970年4月24日　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2、钱学森详细年表及成就：　　

1911年 12月11日生于上海。三岁时随父母到北京，在北京度过了童年与少年时期。 　　

　　1929年 考入交通大学学习。 　　

　　1934年 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同年考取清华赴美留学公费生。 　　

　　1935年 留学美国，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 　　

    1936年 获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转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　　

钱学森毕业照　　

　　1939年 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博士学位。 　　

　　1943年 任加州理工学院助理教授。 　　

　　1945年 任加州理工学院副教授。 　　

　　1947年 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1949年 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 　　

　　1954年 《工程控制论》英文版出版，　 　　　  该年在美国已经生活了20年。该书俄文版、德文版、中文版分别于1956年、1957年、1958年出版。1980年《工程控制论》（修订版）出版。　　

1955年 返回祖国。 　　

　　1956年 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在力学所工作到1972年前后。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被增选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7年 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1956年度）一等奖。 当选中国力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1982年当选为中国力学学会名誉理事长。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兼任该院一分院（即今天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在中国科学院第二次学部委员（院士）大会上，被增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该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1958年 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经杜润生、杨刚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9年 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相继当选为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0年 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并不再兼任该院一分院院长。从此，钱学森的主要职务一直为副职，由第五研究院副院长，到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专司中国国防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 　　

　　1961年 当选为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 　　

　　1962年 《物理力学讲义》出版。 　　

　　1963年 《星际航行概论》出版。 　　

　　1965年 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968年，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研究院（即今天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 　　

　　1969年 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并相继当选为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970年 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并不再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研究院院长。 　　

　　1979年 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当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Distinguished Alumni Award)。但钱学森没有到美国接受这份荣誉。直到2001年钱老90岁生日时，钱老在美国的好友Frank E.Marble教授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校长D.Baltimore委托，专程到北京将“杰出校友奖”的奖状和奖章当面颁发给钱老。当选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 　　

　　1980年 当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6年当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1991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授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称号。当选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会（1989年更名为中国空气动力学会）名誉理事长。当选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 　　

　　1982年 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论系统工程》出版，1988年《论系统工程》（增订版）出版。 　　

　　1984年 在中国科学院第五次学部委员（院士）大会上，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1992年，在中国科学院第六次学部委员（院士）大会上，被聘请为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 　　

　　1985年 钱学森因对中国战略导弹技术的贡献，作为第一获奖者和屠守锷、姚桐斌、郝复俭、梁思礼、庄逢甘、李绪鄂等获全国科技进步特等奖。 　　

　　1986年 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被增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并相继当选为政协第七、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88年兼任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获（198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关于思维科学》出版。 　　

　　1987年 被聘为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高级顾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和系统工程》出版。 　　

　　1988年 《论人体科学》出版。《创建人体科学》、《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发展纵横观》和《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分别于1989年、1996年、1998年出版。 　　

　　1989年 获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和国际理工研究所授予的“W．F．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 　　

　　1991年 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中央军委授予的一级英雄模范奖章。《钱学森文集（1938～1956）》出版。 　　

　　1994年 在中国工程院第一次院士大会上，被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论地理科学》出版。《城市学与山水城市》出版， 　　

　　1996年《城市学与山水城市》（增订版）出版。1999年，作为上述两书的续集《山水城市与建筑科学》出版。《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出版。 　　

　　1995年 获何梁何利基金颁发的首届（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后改称“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1996年 在交通大学百年校庆之际，由江泽民总书记题写馆名，第一次以中国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钱学森图书馆，在他的母校西安交大隆重举行命名仪式。 　　

　　1998年 被聘为解放军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高级顾问。在中国科学院第九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四次院士大会上，被授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称号。 　　

　　1999年 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0年 《钱学森手稿（1938～1955）》出版。 　　

　　2001年 获霍英东奖金委员会颁发的第二届“霍英东杰出奖”（中国地区）。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批准，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763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钱学森星”。《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出版。《第六次产业革命通信集》出版。《创建系统学》出版。12月11日江泽民看望钱学森，李岚清副总理一同看望。此前，1995年、1996年和1999年江泽民曾先后三次到钱学森家中看望他。 　　

　　2001年 记录钱学森光辉历程的“钱学森业绩馆”日前在其母校——西安交大开馆，并面向社会开放。馆中收藏展出的有钱学森１９２９年－１９３４年在交大机械工程系铁道专业学习时的水利工程学试卷、钱学森赠给母校的一批珍贵手稿、著作《钱学森手稿》、《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创新系统学》以及介绍和反映他科学思想、科技成就及辉煌人生历程的论著及其他作品。 　　

　　2008年2月，被评为“2007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2009年9月14日，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2009年10月31日上午8时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摘自百度百科-钱学森：http://baike.baidu.com/view/4213.htm）　　

3、几张具有时代意义的图片　　

4、钱学森的启示：科技兴国，创新强国　　

2009年10月31日早上，中国科学巨星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举国上下，共同哀悼。当晚，北京下起了深秋里的一场大雪。英雄已去，功勋桌著。想必，“科技兴国，创新强国”应该是留给时代的一个启示。　　

科技兴国，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每一个学科带头人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和坚强支柱。如果没有他们，科技实践的道路上，或许要多走许多年甚至是几十年的弯路、迷路。　　

创新强国，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要尊重每一个前沿性的创新成果和创新人才。创新的道路上，务必不要有等级观念与学术阶梯。走在前沿，拿出真果实，就是时代的需要。　　

壮士已去，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他丰硕的科技成果和奠定的坚实科技基础，应该还有“科技兴国，创新强国”这里程碑式的启示。继承这一点，就是对功勋科学家钱学森最好的怀念。　　

时光如流水，一去不复返。　　

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惜。　　

（摘自王达水2009年11月1日博客文章：http://www.blogchina.com/article2.php?id=831975）　　

5、系统工程，钱老留给我们的一大财富　　

《系统工程》是中国航天之父、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留给中国多项重大财富的其中之一。胡锦涛总书记于2008年1月9日看望钱学森时，特别对《系统工程》给予高度肯定。胡总书记说：“钱老，您在科学生涯中建树很多，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就读过您的有关系统工程理论的报告，深受教益。您这个理论强调，在处理复杂问题时一定要注意从整体上加以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这很有创见。现在我们强调科学发展，就是注重统筹兼顾，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钱学森编著的《系统工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工业领域普及，对当时的工业化进程和现代化管理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帮助人们拓展管理思维、开阔研究视野等方面，具有立竿见影的功效。不仅如此，《系统工程》还有一些操作方法和运用工具，对科技活动、工业文明中如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科学预见事物发展趋势与规律、制定科学有效行动方案等，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系统工程》既是科技理论，也是工作方法，更是智慧钥匙。它研究小系统或部件与大系统之间的关系。明确指出，任何系统均由多个子系统组成，子系统由多个部件组成，系统的整体功能绝对大于各个子系统或部件之和的功能。强调系统的层次性、联系性、协调性、秩序性、安全可靠性、运行可控性、功能优化性、整体效应性等。　　

《系统工程》最早诞生于美国，是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60年代奋起直追的美国航天工业事故频繁发生，为扭转安全被动局面，一些前沿探索者大胆地探索研究出《安全系统工程》，特别是对事故发生的各类各项基本要素、要素间的逻辑关系、系统运行程序等，进行了较好的揭示。随之而来，促使了美国整个航天工业突飞猛进的全面提升。　　

70年代，通过国际上公开发表的科技著作和资料，钱老接触到《安全系统工程》。他以敏锐的科技洞察力，认识到这门理论的重要性和巨大潜力与作用，对其及时全面学习掌握与研究提升，归纳总结出《系统工程》这门前沿性技术学科，并在实践中运用，乃至在工业领域全面推广普及。　　

笔者于80年代末期接触到钱老传播来的《系统工程》这一门学科，直接的效果是科技视野随即开阔、科技思维能力迅速大幅度提升，工作效率倍增，结合生产的研究成果不断，撰写论文的理论水平也实现了质的飞跃，是后来敢于探索研究多方面学术课题的知识基础与工作能力，尤其是自己现在能够探索的领域，在20年前不敢想象的。诚然，笔者只是千千万万个接受《系统工程》教育的一分子，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深感钱老引进并发扬光大的《系统工程》，对中国工业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作用。　　

近30年来，从国家领导人到基层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系统工程》对中国工业文明进步的推动作用，其功绩是不可估量的。在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离开我们第九天之际，笔者写下这篇博文，一是表达对钱老的怀念与感激，二是通过博客告诉大家，钱老对国家民族众多的科技成果中，其中还有《系统工程》这样一项巨大的财富留给了我们。　　

钱老是一座闪耀光芒的历史丰碑，永远矗立在我们的心中！　　

（摘自王达水2009年11月8日博客文章：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180）　　

二、中国的原子弹之父——钱三强　　

中国在研究原子弹的伟大工程中，通过 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邓稼宪、郭永怀、王大珩、周光亚 等一系列科技群体的创新劳动，一并揭示了国家管理过程中，只要依靠匠人及其智慧，国家的科技事业及其丰硕成果将有绝对的把握，否则，尤其是在前沿科技事业方面，恐将一事无成。　　

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　　

下面简要介绍功勋科学家钱三强的丰功伟绩，并进一步借以证明，现代化的国家管理与发展进步，特别是国家的强盛与崛起，绝对离不开匠人的鼎立作用。　　

1、钱三强简历　　

钱三强（1913.10.16­—1992.06.28），原名钱秉穹，男，191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共产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人称他领导的研究所“满门忠烈”。　　

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少年时代即随父在北京生活，曾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中学，16岁（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岁（1932年），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钱三强毕业后，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翌年，他通过公费留学考试，在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之际，以报国之志赴欧洲，进入巴黎大学居里试验室做研究生，导师是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 　　

1940年，钱三强取得了法　国国家　博士学位，又继续跟随第二代居里夫妇当助手。1946年，他与同一学科的才女何泽慧结婚。夫妻二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导师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同年，法国科学院还向钱三强颁发了物理学奖。　　

1948年5月钱三强和他的夫人何泽慧，抱着刚半岁的女儿，带着丰硕的科研成果，带着导师的重托和法国同行的深情厚意，离开了巴黎回国。还随身带着一份珍贵的文件，这就是导师给钱三强在法国学习与工作的鉴定。 　　

鉴定是这样写的：“　钱　先生表现出科研人员所具有的特殊素质，在我们共事期间，他的这些素质又进一步得到加强。他已完成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中有些是非常重要的。他心智敏慧，对科学既有满腔热忱，又有首创精神。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们实验室学习并在我们领导下工作的同一代科学家中，他是最优秀的。我们曾委托他领导几批研究人员，他用自己的才华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困难的任务，并受他的法国和外国学生的爱戴。”“我们的国家对　于钱　先生的才干业已承认，并先后赋予他重任，先是任命他为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接着又聘任他为研究导师。他同时也是法兰西科学奖的获得者。”“　钱　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者。他具备了研究组织工作的领导者所特有的精神、科学和技术素质。” 　　

1948年夏，钱三强带着法国朋友的友谊和祖国人民的殷切期望，回到了阔别了11年的祖国，迈上了新的里程。 　　

2、钱三强主要成就　　

1948年夏天，钱三强怀着迎接解放的心情，回到战乱中的祖国。他回国不久就遇到1949年1月的北平和平解放，他在兴奋中骑着自行车赶到长安街汇入欢庆的人群。随后，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派人找到他，希望他随解放区的代表团赴法国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共中央还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５万美元，要他帮助订购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和资料。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新中国尚未建立时就有这种发展科学事业的远见，钱三强激动得热泪盈眶。从国外归来后，他于开国大典当天还应邀登上了天安门。 　　

　1955年1月14日，钱三强和地质学家李四光应周恩来总理召见来到了总理办公室。周总理听取了李四光介绍我国铀矿资源的勘探情况，又听取了钱三强介绍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状况。周总理全神贯注地听完后，提出了有关问题。最后告诉钱三强和李四光，回去好好准备，明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要听取这方面情况，可以带些铀矿和简单的仪器，做现场演示。 　　

第二天，钱三强和李四光来到中南海的一间会议室，里面已经坐着许多熟悉的领导人，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等。这是一次专门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开始了，毛主席开宗明义：“今天，我们做小学生，就原子能问题，请你们来上课。” 　　

李四光先讲了铀矿资源以及与原子能的关系。钱三强汇报了几个主要国家原子能发展的概况和我国这几年做的工作，并做了演示。大家看着实验，会场十分活跃。主席点上了一支烟，开始做总结：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的铀矿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定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会后，大家用饭，毛主席举起酒杯站起来大声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 　　

钱三强是我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在中国原子弹的整个研制过程中，浸透了钱三强的智慧与心血。他不仅为中国原子弹的研制作出了贡献，也为原子科学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为培养我国原子能科技队伍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56年11月16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　1958年2月11日　改为二机部），宋任穷任部长，钱三强与刘杰、袁成隆、刘伟、雷荣天等被任命为副部长。他是副部长之中唯一的科学家。聂帅曾经对钱三强说过：“搞原子能，你是行家，就请你提建议，我们大家商讨决定。”　　

1959年6月，苏联撤走专家后，聂荣臻副总理对钱三强说：“我们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攻克原子弹、氢弹方面的尖端科学技术问题，我们一定要争取在国庆15周年前后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至于人员选定，由你负责点将，点到哪个单位，哪个单位都不能打折扣。”　　

1960年，他推荐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力学研究所副所长郭永怀，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他们一起领导了核武器攻关小组。经过四年努力攻关，研制成功扩散分离膜、六氟化铀、点火中子源等。其中的扩散分离膜是铀-235生产中的最关键、最机密的部分，被苏联人称之为“社会主义安全的心脏”，从不让中国的科学家靠近。　　

这些成绩的取得，无不和钱三强领导的原子能所有关。下面的数字或许更能说明问题。据统计，从1959年至1965年7月，从原子能研究所调出的科技人员共计914人，其中正副研究员、正副总工程师28人，助理研究员、工程师147人，研究实习员、技术员712人。同时，还为兄弟单位培训了1706名科技干部。这些人员多数都成为我国“两弹”攻关和核科研中的中坚力量。1962年11月，中央专委成立后，为加快原子弹的研制，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搞原子弹技术，一路直接奔赴一线搞核试验。为此，张爱萍请钱三强推荐一位核试验的领军人物。钱三强推荐了原子能所的副所长程开甲。因此，曾有人说，原子能所是“两弹”研制的“老母鸡”。还有人说，在中国研制“两弹”的豪迈进军中，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孝”。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巨响，震惊了世界。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仅仅三天，钱三强就被派往河南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究其原因，这要追溯到1957年的“反右”。　　

1957年，帮助全党整风的大鸣大放开始。当时，有人奉命来找钱三强、钱学森，征求他们对党内整风的意见。钱三强谈到当时的情景说：“学森刚从美国回国不久，对情况不够了解，就不谈什么意见吧。”实际上，是钱三强为钱学森挡驾了。　　

钱三强则毫无顾虑地向来人谈出了心里话。他说，法国的科学家，每年有固定的经费、研究项目，由科学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自己来制订计划，政府在一般情况下不过问，科学院的管理工作，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和领导。苏联从彼得大帝时期，就吸收法国的经验；在斯大林时期，党组织在科学院也只是做思想工作和后勤工作，一切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和领导。据此，钱三强建议：“中国应该吸收法国、苏联这方面的经验，改进体制，充分信任知识分子，让他们有职有权，业务和行政工作可以由科学家自己来负责，党的工作可以抓思想教育，协助科学家搞好工作。”他还具体说明：“如果体制上不好马上动，可以先选拔几位有才干的科学家到领导岗位上来，参加领导工作，这会很有力地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　　

可他善意之议，却被一些人认为是要取消党的领导，是反党言论，要把钱三强划为右派。后来，还是因为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的保护，钱三强才侥幸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1962年1月11日至　2月7日　，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检讨，并说自己要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周恩来等负责第一线的领导工作。　　

在这一年召开的广州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兴高采烈地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陈毅元帅还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行鞠躬礼。　　

钱三强在回科学院传达会议精神时，心情激动。他联系实际，讲了如下一段话：“聂荣臻元帅说，他要当科学家的后勤部长。我们有些支部书记不是这样。他们不积极帮助科学家解决困难，只知道看档案、抓批判、搞运动，实际上是起了阻碍作用。”钱三强此言一出，当即引起了很大震动。有人还翻出“反右”的旧账，认为钱三强比当年更加露骨地反党，并叫嚷，这种人早就不应该再留在二机部领导岗位上了。此外还认为钱三强在国外留过学，有不同寻常的海外关系。他在二机部这样的要害部门担任领导，不利于保密。因此，二机部决定把钱三强调离，不再参加原子科学的攻关。　　

在周恩来的干预下，调出钱三强的计划没能实现。事后，周恩来既批评了二机部的某些领导，也批评钱三强不尊重党的领导。　　

调出不行，但思想教育可不能少。就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当晚7时，钱三强还遭到批判。三天后，即10月19日，他就被送往了河南信阳。这样，开庆功会时，就没有了核物理学家、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的身影。　　

对此，钱三强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1964年，原子弹上天。上午××通知我，听听广播。5点到7点开会，对我提意见，把我送下乡搞‘四清’运动。后来他们照了很多相，好像一切都是他们几个搞的。”“这使我想起，十年前（1954年）入党的时候，总支书记（一位长征干部）说的一段话：‘三强，你可能认为，入了党就一片光明。实际生活是复杂的。将来你会知道，党内也还有尖锐的斗争呢。’当时，我还不理解。十年后，我才理解了这句话的意义。”　　

3、钱三强的研究所为什么叫满门忠烈？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后，钱三强先后担任了副所长、所长职务。1959年6月26日苏联共产党中央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的有关资料及教学模型。8月23日，苏联又单方面终止了两国签定的新技术协定，撤走了全部专家，还讽刺：“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只能守着一堆废钢铁。”　　

 讽刺变动成了动力，愤怒化作力量。中国科技工没有被吓倒。“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成了中国人民的誓言。钱三强作为原子核物理专家，和无数科学工一样，在困难面前没有低头，组织起数万名科学工及技术工人，向研制第一颗原子弹进军。　　

  在苏联专家撤走后，周光召在国外召集数十名海外专家、学子，联名请求回国参战。他们归国后先后参与主持了理论的研究与实验研究工作。　　

  为了研究一种扩散分离膜，由钱三强领导成立了攻关小组，经过4年的努力研究成功，成为继美、苏、法之后第4个能制造扩散分离膜的国家。同时成功地研制了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计算机，成功地承担了第一颗原子弹内爆分析和计算工作。（ 摘自 钱三强-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908.htm ）　　

三、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　　

人们在理工科知识和文科知识方面学习，的确存在天然的差异。但是，谁都不要轻易定义自己只适合于文科而不适应于理科。功勋科学家，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　　

1、钱伟长简历　　

钱伟长（1912—2010），江苏无锡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第五届、六届、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九届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上海大学校长、南京大学，暨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南大学名誉校长、耀华中学名誉校长；钱伟长院士兼长应用数学、物理学、中文信息学，著述甚丰——特别在弹性力学、变分原理、摄动方法等领域有重要成就。　　

2、钱伟长年表及相关成就　　

青年时期的钱伟长文史成绩优异，在18岁毕业于无锡市第一中学，那年的高考在报考大学时，被清华、交通、浙江、武汉、中央五所名牌大学同时录取，1931年获得了化学家吴蕴初为母校无锡第一中学设立的“清寒奖学金”，他按照叔父钱穆提议，以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的成绩进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同年9月18日，发生九一八事变，钱伟长决定要转学物理系以振兴中国的军力，系主任吴有训一开始拒绝其转学要求，后被其诚意打动。钱伟长也通过勤奋学习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　　

1931 年至1937 年在北京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院学习，1936 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40年至194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学习，并获博士学位。1942年至46 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研究工程师。1946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 　　

1949年至1983年任清　华大学　教授、副教务长、教务长、副校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力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波兰科学院院士，中国力学会副理事长，民盟中央常委。 　　

1931年以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的成绩进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同年9月18日，发生九一八事变，钱伟长决定要转学物理系以振兴中国的军力，系主任吴有训一开始拒绝其转学要求，后被其诚意打动。钱伟长也通过勤奋学习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 　　

1931至1935年，和同学顾汉章测定北京地区大气电参数。 　　

　　1935至1939年，在吴有训指导下做稀土元素等的光谱分析Ｘ光衍射，在黄子卿指导下研究溶液理论；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获高梦旦奖学金，跟随导师吴有训做光谱分析。曾参加一二九运动和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北平沦陷后在天津耀华中学任教近一年，1939年赴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讲授热力学，并与孔祥瑛结婚。 　　

留学经历　　

1940年1月考取中英庚款会的公费留学生，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跟随导师辛吉研究，用50天时间完成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发表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的60岁祝寿文集内，爱因斯坦看后，感叹：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此文奠定了钱伟长在美国科学界的地位。1942年他获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 　　

1940至1941年，在加拿大和导师辛格合作研究板壳的内禀理论，这项研究在板壳理论中开创了新的方向，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1941至1942年，研究雷达波导管内的电抗、和Ａ．温斯坦(weinstein)合作研究固支受拉方板的振动；1943至1946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及喷射推进研究所，在冯·卡门领导下研究火箭弹道、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设计、气象火箭、人造卫星轨道、气阻损失、降落伞运动、火箭飞行的稳定性、变扭率的扭转、超音速对称锥流等问题。 　　

1942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美国国家喷射推进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与钱学森、林家翘、郭永怀一起，在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教授指导下从事航空航天领域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参加火箭和导弹实验，并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奇异摄动的理论，被国际上公认该领域的奠基人。 　　

　　1942年他获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 　　

抗日战争结束后，钱伟长于1946年5月回国，应聘为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兼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48年受钱学森之邀准备去美国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但终因其拒绝放弃中国忠于美国，未获得签证未成行，期间他参与创建北京大学力学系——开创了我国大学里第一个力学专业；出版中国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开设了我国第一个力学研究班和力学师资培养班，该班学员大多成为中国从事力学研究和学科的领军人物，为我国的机械工业、土木建筑、航空航天和军工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被后世人称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应用数学之父”。 　　

　　1946至1957年，研究圆薄板大挠度的摄动解和奇异摄动解、润滑理论、压延加工、连续梁、扭转问题、建筑史、扁壳跳跃和方板大挠度问题。 　　

　　1957至1976年，没有能够发表文章，仍从事飞机颤振、潜艇龙骨设计、化工管板设计、氧气顶吹的转炉炉盖设计、大型电机零件设计、高能电池、三角级数求和，以及变分原理中拉格朗日乘子法的研究； 　　

1977至1990年，从事环壳理论、广义变分原理、有限元、中文信息处理、薄极大挠度、管板、断裂力学、加筋壳、穿甲力学、三角级数求和等方面的研究。　　

3、钱伟长是中国近代力学与应用数学的主要奠基人 　　

（1）、钱伟长的早期工作是物理学的光谱分析，有３篇论文发表在《中国物理学报》（1937-1939年）。其中，硒的单游离光谱分析开我国稀土元素研究的先河。硒的光谱是４ｆ电子光谱的基础，在30年代是用来验证量子力学计算的重要研究园地。　　

（2），钱伟长把能级的Ｊ值扩展到41/2，低能级扩展到38个，高能级扩展到75个，共分析了925条谱线，大部分离亮度的谱线都得到分析，并和玛吉诺（Margenaw）观察到的齐曼（Zeeman）效应相互校正。这一工作受到国际物理学界的重视，是稀土光谱的奠基性工作。 　　

（3）、钱伟长的成名之作是薄板薄壳的统一内禀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航空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喷气式飞机是争夺制空权的法宝，导弹被视为下一代的武器，航天计划处在摇篮中。从而力学，如飞行器动力学、飞行器结构力学、高速空气动力学，以及喷气发动机工程热物理和工程控制论等都成为热门科学，取得蓬勃的发展。　　

（4）、钱伟长的导　师辛格　教授原籍爱尔兰，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由于德军空袭来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创建了北美第一个应用数学系。钱伟长在与　辛格　教授第一次面谈时，发现两人都在研究板壳理论，辛格用宏观的内力素张量求得在外力作用下板壳的张量平衡方程，称之为宏观方程组，而把钱伟长的方程称为微观方程组。辛格认为：虽然两种理论所用的力学量和符号有所不同，但其实质是等同的。 　　

1982年，在上海国际有限元会议上，执行主席Ｒ.Ｈ.盖拉格（Gallagher）教授向大会介绍钱伟长时说：“钱教授有关板壳统一内禀理论的论文，曾是美国应用力学研究生在40-50年代必读的材料，他的贡献对我以后的工作很有影响。”　　

（5）、冯·卡门和钱伟长在1939年和1941年研究了柱壳在轴向力下的局部失稳和球壳在外压下的局部失稳现象。如果把局部尺寸看做是壳的有效跨度，则对于局部区域而言，也可以看作是浅壳，用浅壳大挠度方程求解。　　

（6）、在钱伟长的博士论文中，还包括从三维弹性理论导出壳体宏观平衡方程的证明，发表在1948年12月的清华大学理科报告上。　　

（7）、1946年，与冯·卡门合作发表了《变扭率的扭转》一文。冯·卡门曾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项较满意的弹性力学工作，是经典型的工作。　　

70年代，钱伟长代表中国出访欧美　　

　　（摘自钱伟长-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4868.htm）　　

钱伟长是从大学文科转入理科的极具代表性的科技人物，特别是在现代力学和应用数学领域，开创出了一片令世人瞩目的崭新天地，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大量尖端人才，为“两弹一星” 工程立下丰功伟绩。　　

功勋科学家钱伟长给我们留下的进一步的启示是，一个人的文科基础知识，是理科探索创新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前提之一，是将实践成果提升为理论成果的极大优势。　　

进一步地，我们不难发现，凡是科技大家，他们的文化基础大都相当深厚，这是一个规律，值得人们学习与借鉴，值得我们的教育方式高度重视。　　

通过对“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三位功勋科学家丰功伟绩的上述简单回顾，显而易见，“三钱”在中国“两弹一星”工程中发挥了不可缺少与替代的作用，并创建了历史性的丰功伟绩。“两弹一星”工程完成后，假如国家当时让他们分别出任部长主持几个相关部门的工作的话，特别是让具有《工程控制论》优势的钱学森出任科技部部长，让具有力学优势的钱伟长出任工业部（当时的一机部至七机部）部长、让具有文理兼备优势的钱三强出任教育部部长的话，试想，那时中国的科技进步与全面崛起，将是怎样的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呢？遗憾的是，历史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　　

四、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1、袁隆平简历　　

袁隆平，1930年9月1日生于北平（今北京），汉族,江西省德安县人，无党派人士，现在居住在湖南长沙。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作技术中心主任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客座教授、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名誉院长、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世界华人健康饮食协会荣誉主席、湖南省科协副主席和湖南省政协副主席。2006年4月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2、袁隆平主要成就　　

从1964年开始，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1973年实现三系配套，1974年育成第一个杂交水稻强优组合南优2号，1975年研制成功杂交水稻种植技术，从而为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奠定了基础。　　

    1980－1981年,袁隆平赴美任国际水稻研究所技术指导。1982年任全国杂交水稻专家顾问组副组长。1985年提出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为杂交水稻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1987年任863计划两系杂交水稻专题的责任专家。1991年受聘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首席顾问。1995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研制成功两系杂交水稻，1997年提出超级杂交稻育种技术路线，2000年实现了农业部制定的中国超级稻育种的第一期目标，2004年提前一年实现了超级稻第二期目标。 　　

他已出版中、英文专著6部，发表论文60余篇。先后获得“国家特等发明奖”、“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多项国内奖项和联合国“科学奖”、“沃尔夫奖”、“世界粮食奖”等11项国际大奖，并在2006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 　　

1975年冬，国务院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一年三代地进行繁殖制种，以最快的速度推广。1976年定点示范208万亩，在全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到1988年全国杂交稻面积1.94亿亩。10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稻面积12.56亿亩，累计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群众交口称赞靠两“平”解决了吃饭问题：一靠邓小平引导的改革开放好政策，二靠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好技术。　　

随着杂交水稻在世界各国试验试种，杂交稻已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袁隆平近年来，先后应邀到菲律宾、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埃及、澳大利亚等国家讲学、传授技术、参加学术会议或进行技术合作研究等国际性学术活动。美国、日本、菲律宾、巴西、阿根廷等100多个国家纷纷引进杂交水稻。杂交水稻已经推向世界、引领世界。　　

现在我国杂交水稻的优良品种已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50％，平均增产20％。从推广种植杂交水稻以来，已累计增产稻谷3500亿公斤，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200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授予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200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表彰袁隆平院士突破经典遗传理论的禁区，提出水稻杂交新理论，实现了水稻育种的历史性突破。这是首次以国家名义对为科学技术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给予最高荣誉奖励，奖金500万元人民币。 　　

3、国家领导人的贺信　　

2010年9月7日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的80寿辰。6日晚，湖南卫视为袁隆平院士和正在此间举行的首届中国杂交水稻大会献上了一台名为《为了大地的丰收》的文艺晚会。晚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发来贺信，祝贺袁隆平院士80岁生日。贺信如下： 　　

温家宝（总理）贺信： 　　

　　　隆平　先生： 　　

　　您好！许久未见面了，甚念。先生从事杂交水稻研究已经半个世纪了，不畏艰难，甘于奉献，呕心沥血，苦苦追求，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先生的杰出成就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影响世界。在先生八十华诞到来之际，我谨　向　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祝愿，愿先生健康快乐，愿先生在水稻研究上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愿先生的科研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 　　

温家宝 　　

　　                                              2010年8月27日 　　

贾庆林（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贺信 ：　　

　　尊敬的袁隆平院士： 　　

　　在您八十寿辰之际，谨向您致以诚挚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您是我国杂交水稻事业的开创者，是当代神农。50多年来，您始终在农业科研第一线辛勤耕耘、不懈探索，为人类运用科技手段战胜饥饿带来绿色的希望和金色的收获。您的卓越成就，不仅为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更为世界和平和社会进步树立了丰碑。您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 　　

　　您热爱祖国、一心为民、造福人类的崇高品德，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同心同德的思想风范，与时俱进、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不畏艰险、执着追求的坚强意志，严以律己、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是当代中国人学习的楷模，更是新世纪呼唤的时代精神。 　　

祝您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贾庆林 　　

　　                                         2010年9月2日 　　

科技楷模、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科研道路和丰硕成果，给我们再一次的启示是：科技是治国安帮的坚实基础，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可靠的增长方式，其它别无选择。　　

五、如何做自己的主人，倪志福、许振超、国旗班　　

1、工人创新楷模——倪志福　　

青年倪志福　　

倪志福，1950年进上海德泰模型工场当学徒。曾在上海青工政治文化学习班、第四机械制造训练班学习。　　

1953年被分配到北京永定机械厂当钳工。同年创造了“倪志福钻头”，为此，曾获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颁发的金质奖章和证书。　　

195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出席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　　

1959年出席全国工业、交通、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获“国先进生产者”。　　

1963年毕业于北京永定机械厂工业学校大专班。曾任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厂党委书记，北京市群众技术协作委员会主任、北京市总工会主任。　　

1973年后，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九届执委会主席、党组书记，第十届执委会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书记，第十一届执委会主席、党组书记，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十、十一届一中全会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第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　　

倪志福钻头　　

倪志福同志　　

新中国成立之初，倪志福在北京永定机械厂当钳工。1953年他经过研究反复试验，发明了高效、长寿、优质（加工精度高）的“三尖七刃”钻头，解决了当时完成紧急任务的关键难题，其先进性得到世界公认。倪志福的发明立即被命名为“倪志福钻头”。机械工业部、全国总工会于1956年联合作出决定向全国推广。　　

对技术精益求精的倪志福，又根据生产实践的不同需要，使“倪钻”发展成适应对钢、铸铁、黄铜、薄板、胶木、铝合金及毛胚孔、深孔等不同材质、不同加工要求的系列钻头。倪志福的发明，得到了永定机械厂领导、同事和北京理工大学等单位科技人员的支持。为此，倪志福谦虚地把“倪志福钻头”称为“群钻”（笔者注：“群钻”的技术含义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倪志福在钻头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成群，而且成系列。二是就每一个钻头的工况而言，已经不是单面进行的，而是多面、多几何结构方式的切削旋钻工艺，因而工作效率与质量与众不同）。　　

2、“振超效率”是怎样练出来的？　　

许振超，出生于1950年，初中毕业，1974年进青岛港工作。曾先后荣获青岛市劳动模范，青岛市优秀共产党员，山东省有突出贡献工人技师，省自学成才先进个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和全国交通系统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被誉为新时期产业工人的杰出代表。　　

许振超是一名普通的码头工人，但他勤奋好学，成了一名“桥吊专家”；许振超只上过一年多的初中，可他凭借苦学苦练，成了码头上人人知晓的“许大拿”。许振超的脱颖而出，没有什么秘诀，用他的话说就是要学习。 　　

许振超　　

许振超的六项个人绝活：　　

（1）许振超的“无声响操作”，使偌大的集装箱放入铁做的船上或车中，居然做到了铁碰铁，不出响声，这是许振超的一门"绝活"，　　

　  （2）“一钩准”是许振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门机时的创造。集装箱上有４个锁孔，从几十米高的桥吊上看下去，很难分辨，更别说用在空中摆荡的吊具放下去，一次把琐眼都对齐，把集装箱抓牢靠了。但是，许振超和他的队友们就是做到了。许振超炼成“一钩准”的诀窍是，钩头起吊平稳，钢丝绳走“一条线”。他的大徒弟张显新操作起来，轻松自如，一钩一个准。　　

　（3）“一钩净”是许振超的又一项发明。在青岛港开吊车的司机，都知道一个“四稳”的口诀：就是在舱内起钩要稳，旋转时要稳，落钩时要稳和变幅时要稳。但要协调做到这四个方面很不容易。特别是落钩，操作不好就会造成货物撒漏。如何能做到不让货物撒出来？许振超开始练习，练了半年后，做到了吊具一钩下去，一点不撒，他把这种技术起名为“一钩净”。　　

许振超　　

（4）许振超发明的“二次停钩”如今已经被桥吊司机们广泛应用。他经过统计发现，桥吊作业中最容易出安全问题的环节就是箱子一起一落的时候。为避免发生类似问题，他要求桥吊队每名司机在吊箱时都要做一次“二次停钩”，就是箱子刚离地和快落地的一刹那，放慢速度，先观察后起落，这样做虽然使每次操作时间多了几秒钟，但杜绝了事故隐患，最终提高了生产效率。 　　

许振超　　

（5）许振超的另一个“绝活”叫“无故障运行”。凡是保班作业，一要技术主管昼夜值班制，二是出现突发故障１５分钟排除制度；三是“三个事先”：对桥吊，保班作业前要技术主管事先检修一遍，事先掌握船舶技术资料、作业箱量，事先动员。他们实现了保班作业无故障运行的目标。之后，他们又在全国沿海港口率先实现了"核心班轮保班全部100％"的目标。 　　

许振超　　

（6）编写技术手册。许振超用了整整4年时间，针对设备电器功能模块，一共倒推了12块电路模板的电路逻辑，绘制、标注了厚厚的两本图纸，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点。这套模板图纸后来便成了桥吊司机的技术手册，成了青岛港集装箱桥吊排障、提效的“利器”，同时这也为检修机器故障时寻找价格便宜且可靠度高的替代零部件提供了方便，为企业节省了不少的维修费用。 　　

“振超效率”已经扬名国际航运界。《振超效率：赶超世界第一》，是青岛日报记者辛梅为报道许振超的事迹写的第一篇通讯，正是这篇文章，使许振超的名字开始传遍青岛，传遍全国。　　

发现典型 偶然中的必然。许多人都不知道，青岛日报是从一则消息里“挖”出许振超这个典型的。2003年3月，青岛日报记者辛梅采写了一篇题为《青岛港刷新中国集装箱装卸效率》的消息，其中提到了青岛港许振超的名字，命名集装箱服务名牌为“振超效率”。这则看似“很一般”的消息，却隐藏着一个很重要的新闻线索，“为什么要用一个人的名字命名这个效率呢？”，带着这个问题，辛梅第二天又跑到码头采访。据辛梅回忆，“一见面，就感到这个队长与众不同。”也正是在这次采访中，辛梅掌握了许多关于许振超感人事迹的第一手材料，而今天，这些事迹已经家喻户晓。 　　

“收获”的喜悦让辛梅带着兴奋跑回报社，当即向报社领导做了汇报。第二天，社领导在例会上明确提出，“这是难得的当代产业工人的典型。”，“要举全编辑部之力将它做好，要做成系列。”半个月后，辛梅十易其稿，精心采写出了关于许振超先进事迹的第一篇通讯《振超效率：赶超世界第一》。　　

交稿后，社长谭泽、总编辑蔡晓滨亲自改稿，之后，又将此稿送交市委有关领导亲自审阅，市领导充分肯定了这一典型报道。2003年4月2日，这篇经过反复锤炼的人物通讯在青岛日报头版头题刊发，报社为了处理好这篇报道，做了精心设计，一版配评论，配照片。报道见报，一夜间，青岛人知道了许振超这个名字。 　　

对于青岛日报发现了这个先进典型，许多人认为是幸运的、偶然的。而青岛日报社社长谭泽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是偶然中的必然。据谭社长介绍，青岛日报一直注重培养记者的“典型意识”。长期负责海尔、青岛港等大型企业报道的记者辛梅，脑子里就时时绷着“典型意识”这根弦。辛梅也告诉记者，社长谭泽曾经对她说过这样一句话，“你这里容易出典型，一旦发现，就要抓住不放。”　　

（摘自百度：http://baike.baidu.com/view/314399.htm）　　

3、产业升级与许振超现象　　

从美国华尔街引爆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已经整整一年，其负面作用虽然很大，但是，许多仁人智士不断地提出化危机为契机的建言，尤其以加速产业升级的呼声较高，因为我们在比较优势引导下的十余年来，低端产业、低等技能、低附加值、高能耗、高环境污染等所付出的代价相当昂贵。面对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尽管力促中国产业升级的呼声越来越高，可是，产业升级直接与某个劳动者相关，可能是许多人都不那么容易理解的。　　

就产业升级而言，不外乎是厂房环境、机器设备、工艺流程、产品设计、产品档次的升级，是硬件的升级，需要资金、政策、发展战略的推动与促进。仅仅是硬件的升级，实际上也只是产业的躯廓，对全体员工技能与素质的升级，进而适应甚至是超前于硬件的升级，这是产业升级至关重要的另一个方面。　　

许振超是青岛港桥吊司机、高级技师。同行业中，其世界一流的技能和高度负责的劳动态度，是行业内的楷模，通过电视媒体的宣传而家喻户晓。　　

许振超于2004年成为新闻人物之际，他已48岁，桥吊司机的工作，一干就是30年。也就是说，作为企业的一名普通员工，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人，其技术与本领，更多的是自己不断摸索总结出来的，因为国内同行业中没有比他更强的能人，也没有比他的自编教材更先进的教案教程。许振超不仅自己技能出类拔萃，还独创了一整套培训桥吊高级技工的科学方案，为企业培训了一批又一批高技能人才，为青岛港运输任务连续翻番，作出突出贡献。可见，在对员工素质不断升级方面，许振超是楷模，青岛港是榜样。　　

通过许振超与青岛港提升员工素质这个时代案例，中国产业升级呼声的背后，我们的每一个企业，都不能忽视员工技能的同步升级，这是事关中国产业链整体提升的大事。　　

附：中国手表业的一个老故事　　

中国一些企业仅仅注重硬件升级而忽视劳动者技能升级的教训已经不少。比如，七十年代初期，北京某手表厂从瑞士进口了一批当时最先进的精密加工设备，是日本企业梦寐以求而没有获得的。一次，日本代表团来该手表厂参观，日方一内行人士发现已经加工好的一个零件上有点油污，就提请厂方将该零件上的这点油污清洗干净。厂方工作人员将这零件交给一位师傅，清洗后再交给日方参观人员。那位日方人员看后，心中一阵窃喜，因为他发现有油污的地方清洗干净了，没有油污的地方却新添了油污。因此，他知道，即使中国已经有最先进的手表加工设备，但也做不出一流质量的手表，后来的事实确实证明了这一点。就世界钟表市场而言，21世纪以来，中国年产量占70%，收入仅占15%；日本年产量为15%，收入占15%；瑞士年产量只有15%，收入却占70%。　　

  （摘自王达水2009年07月08日博客文章：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180）　　

4、从天安门国旗班看现代企业管理模式　　

无论人们是否前往过天安门广场观看国旗升旗仪式，毫无疑问，庄严威武的升旗仪式深深打动着每一个人的心灵。国旗升旗仪式之所以如此打动人、感召人、激励人、鼓舞人，显然不仅与国旗庄重豪迈的升旗过程与凝聚人心的礼仪分不开，也与国旗班全体士兵所展现出来的军威国威密切相关。60来年，国旗班战士换了一代又一代，但是，不变的是展现出来的国威与军威、精神与意志、尊严与捍卫、严谨与责任，以至形成了感动中国与世界的“国旗班精神” ！　　

国旗班显然是有大目标的。心中有国家、手中有国旗、肩上有责任、脚下有热土、灵魂深处有使命。这样的大目标自然而然地震撼人心。　　

国旗班的训练极其艰苦，要求极其严格，生活极其单调，仅仅用“刻苦训练、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磨练意志、顶风冒雪、赴汤蹈火”来描写他们，显然远远不够。但是，所培训出来的士兵意志和综合素质，个个出类拔萃。　　

国旗班的人才选拔极其严格，不达标者决不录取，这只是第一步。然后就是规范的超出想象的程式化、规范化艰苦训练，只有其中的最最优秀者，才能担当旗手或护旗手。　　

国旗班是一个团结的集体、战斗的集体、高标准严要求的集体、相互鼓励的集体、战无不胜的威风凛凛的集体。　　

国旗班的人才选拔、培训、使用、储备、晋升、输出等，有着一整套科学的运行方案，是军事化、科学化、现代化管理的一个突出标志。　　

国旗班的一个典型技术特征，就是从不引进外来技术与装备。这是中国特色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方。与之对应的是，国旗班的训练技术，恰恰是走出国门帮助过其他一些国家的仪仗队进行过技术指导的。　　

从工业生产与管理的角度来看，国旗班执行升旗仪式的过程，与工业生产有着十分类似的方面。也即，都具有“材料、装备、工艺、工序、流程、过程控制、产品质量、维护保养、后续服务、技术人才支撑、环境保护”等基本特征。因此，国旗班管理模式中的许多先进与科学、系统与条理、协调与配合的理念都值得现代工业企业学习借鉴。　　

国旗班一个最值得肯定的特征，那就是没有腐败，只有铁骨铮铮。 　　

从国旗班到现代企业管理管理，别说是所有企业都学习借鉴国旗班的管理与运行理念，仅仅就是装备工业的企业按照国旗班的“精神与意志、培训与选拔、流程与操作、管理与质量、创新与巩固提高”这些基本的理念进行管理与运行，想必，其竞争力和发展后劲必然是强大的，其走向世界的能力也一定能够得到不断提升，而决不会 “市场换技术”那样的被动，何况30年前我们装备工业的基础和整体布局已经形成，“两弹一星一艇”的国防基础已经奠定。　　

今天比较起来，看看大飞机和汽车工业，的确让人感慨万千。记得红旗牌轿车停产之际的一个故事，总工程师坚持认为不能停产，他说：“哪怕每年生产5辆也行，否则一切将前功尽弃、付诸东流。”红旗牌轿车停产多年后尽管又恢复了生产，但是，已经没有过去独立自主研发与生产的客观环境和主观状态，特别是没有连续不断积累与提升的原始创新动力和生产规模，尤其是“红旗”这个响当当的品牌，早已退居二线、三线……　　

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任何时候都不要自甘落后。在此，笔者想表达的是：天安门国旗班是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楷模，值得在全社会得到全方位的发扬光大。　　

（摘自王达水2009年08月18日博客文章：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180）

第十章  我们该树立怎样的“大国策”观？　　

国策之基在于人。在国家高端智囊机构，如何构建与平衡好“三种人”的关系，是问题的核心与关键。尤其值得高度重视的是，科技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在高端智囊机构中的缺失，是历史的经验教训。　　

一、只有崇尚英雄的国家，才有可能引导世界　　

所谓英雄，不外乎是指人群中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崇尚英雄，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自然规律，甚至动物界也依然如此。有胆有识，勇于冲锋陷阵，自然就彰显英雄本色。　　

英雄人物的显著特征，主要分别体现在三个方面：一种是了国家民族利益，甚至是不惜牺牲个人利益或宝贵的生命。另一种是具有强烈的凝聚力、影响力、感染力、召唤力，能够把握或引导团队正确发展方向的领军人物。再一种，就是通过其前沿思想或创新成果，随之推动企业进步，从而引导科技新潮流甚至是科技革命。　　

英雄人物的作用之一，在于为企业团队或国家社会作出突出贡献，或者是指明正确的前进方向，无论是智力的，还是体力的，乃至崇高生命的。因此，现代社会，“英雄”广义的概念与范畴，更包含各类前沿学科乃至创新探索者、学科领头人、成果开发者、思想超前者，等等。　　

英雄人物的作用之二，在于能够为企业团队或国家社会，起到不断提升整体能力或功效的作用。比如，当前军事思想领域的鹰派人物戴旭上校，商业网站领域的“外星人”马云。　　

英雄人物的作用之三，在于他们的创新成果，能够开拓出全新的文明或经济发展模式。比如太阳能、激光照排、数码像机、视频对话、优盘、平板电脑等等数不胜数的发明创造，及其所引导的产业革命和对社会文明进步的促进与贡献。　　

当今信息时代，英雄辈出的领域，主要体现在电脑与网络领域。究其原因，第一，这是新兴产业，前沿探索者，总是有许多难得的机会。第二，这个产业领域对“生产设备、生产资料、生产场地”的依赖性很小，因此，只要某一个人在某一项技术方面有所突破或开拓创新，就可以让整个技术体系升级换代。随之而来，这个技术领先者，就是此时此刻此领域的英雄人物。第三，“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是信息产业最具影响力的指导思想或企业文化，进而是推动各类英雄人物层出不穷的最朴素的精神动力。　　

除此而外，电脑网络之所以发展迅速，一是市场需求强盛。二是高技术让圈外人难以插足。三是以市场经济的法则运行，以股份制的方式让开创者们凝聚一体，特别是直接以股份方式奖励重要贡献者。　　

进一步地，由于中国电脑网络的及时跟进，因此，近十年来，行业中的英雄人物层出不穷，尤其是那些已经上市的电脑网络公司中的领军人物，就是最好的例证。　　

与电脑网络相比，其他行业为何难以出现层出不穷的英雄般的领军人物，一个显然的原因，在于我们大多数行业并没有真正重视创新型人才及其科技成果，特别是在政治与经济的认可方面。比如，青岛港那个尽管早已是家喻户晓的桥吊队队长许振超（世界同行中最顶尖级的高级技师），但他却远没有唱歌的那些“超女”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大。因为超女们的粉丝量是他不可想象的，超女们的经济收益更是他不可对比的。进一步地，人们不难看出，这大概就是导致我们的产业界在世界同行业中总是难以尽快缩小技术距离的一个重要因素。　　

英雄辈出，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正如庄稼需要肥沃的土壤与风调雨顺一样。因此，东西文化差异，自然伴随不同的英雄文化及其英雄般的业绩。　　

当今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中，流行“拓展培训”，其实就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人才培训方式。纵观各类“拓展培训”方法，一方面，注重每一个人的存在与特长发挥和潜力挖掘。另一方面，在于能够让新搭建的小团队（哪怕是临时的），自己推举出自己的能人，甚至是创造出自己的能人，进而引导团队团结协作、积极进取，并且与对手一起，你追我赶，共同进步。　　

显而易见，“拓展培训”的方法与目的，就是要在挖掘每一个人潜力的同时，注重培养造就层出不穷的“领尖人物”。随之而来，让他们引导团队及时获得最大化的绩效，同时形成竞争创新的磅礴之势。　　

战争是英雄人物井喷式出现的时候，但那往往都是以鲜血和生命的付出而展示出来的。“胜者为王”是战争的最最根本特点。尤其是现代战争，科学技术是其坚强的支撑。因此，那些注重科技发展，崇尚科技领军式英雄人物的国家，往往掌握战争的主动权甚至是胜券在握。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的结局及其后来发达国家所走的强盛之路，就是最好的明证。　　

经济转型期，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尽管如此，但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真正能够引领世界的，并不在于有钱。比如，阿拉伯石油输出国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可是，二战后的这65年来，他们并没有在引领世界的发展方面有所作为，反而总是不断地被战争（中东战争、两伊战争、两次海湾战争）所困惑、所洗劫。　　

显然，真正能够引领世界的，在于前沿思想和原始创新，及其原始创新条件下的规模化生产与经营。科技前沿的探索发展及其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又总是必然地以一些英雄人物的超前思想及实践成果而开创新篇。比如，原子能科技的研发与应用，电脑网络及数字化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各行各业都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与英雄人物的引领与推动，那些仅仅能够看到所谓的“战略知识分子”的视野与境界，毕竟过于狭隘。尤其是近期“美、日、韩”频繁的大规模联合军演，尽管他们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军事收益或好处，甚至是适得其反，但已经再一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只有各行各业都崇尚英雄的国度，才可能有机会或资格引领世界。否则，也仅仅是一种愿望或梦想而已。　　

（摘自王达水2010年12月12日博客文章：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180）　　

二、需要战略家而不是战略知识分子　　

1、戴旭在《C型包围》之后将何去何从？　　

空军上校戴旭，是网络名博，这些年来，所著军事文章，吸引了相当多的国内外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为国防教育和国防建设作出突出贡献。他说：财富保护不了财富；战争跟着财富走；最大的危险是看不到危险；中国需要战略家，更需要坚定、勇敢和充满忧患意识的人民。 　　

　　　　    戴旭上校近期已将个人作品汇集成书，一本是前期出版发行的《盛世狼烟》、另一本是目前出版发行的《C型包围》。两本新著，为人们认识世界军事前沿和西方军事战略，提供了全方位的参考。尤其是对一些尖锐的军事思想与理论，乃至对一些危险因素的可能性，进行了比较透切的分析表达。尤其告诫人们：“看不到危险，才是最大的危险”。书中真知灼见比比皆是，其独特的军事见解，或许有些刺耳，或许太超前。无论如何，军中有如此前沿理论人才，是中国军队的骄傲，是民族的骄傲，是国家的骄傲。　　

戴旭已年近45，对于一个上校军官来说，如果不能及时晋升的话，也就意味着，如此难得的军事理论者、思想者，面临转业的可能性极大。当然，对于文武兼备并知名度很高的戴旭，即使“转业”也不愁找不到饭碗。　　

笔者在此想说的是，如此优秀的军人，如此军事理论较较者、思想开阔、判断敏锐者，即使离开部队后，也依然是军事前沿的一个高效率写手，尽管身处民间。但是，一颗优良的种子，一旦离开最适合他的土壤，其对环境的贡献，必将大打折扣。任何优秀人才，一旦离开他得心应手的领域，其客观环境的时间磨练，将慢慢地削弱他学术天才的发挥。尤其对于这位军事前沿理论家，他的思想和观点、理论与方法，首先不是展现给老百姓看的，而应该是提供给军界高端参考的。　　

众所周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家高端，从来就是“鹰派”与“鸽派”并存，对国家军事思想形成良性结构。如果戴旭上校真的即将面临转业前程的话，请我们军队的学院不妨早些把他“挖去”，只要是身在军旅这个大环境中，戴旭在军事理论上对国家民族的贡献，将远远大于他在民间的任何军事媒体岗位。　　

空军上校戴旭，在著作《C型包围》之后将何去何从，这已经是普通大众都在思考的小问题。但愿我们能够容纳那么多师级文艺工的中国军队，能够给予戴旭终身从戎报效祖国的机会。　　

或许，中国军队可以再裁减一个步兵师，但是，千万不要裁掉空军里的那个戴旭。他杰出并与众不同的军事才能，不在枪法，而在笔法。他可能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可以参与世界军事前沿理论的比武者、较较者。　　

（摘自王达水2010年01月12日博客文章：http://www.blogchina.com/20100113879908.html 据2010年10月网络流传的信息，国防部长梁光烈说：“谁把戴旭从部队赶走，我就把他赶走。” ）　　

2、“战略知识分子” 审视活动，一场时髦的极左思潮　　

“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由中国人民大学　陶文昭　教授于不久前首次提出，他在人民论坛杂志2010年8月（上）发表文章《战略知识分子的标志》，强调“我们社会正需要一批务虚的、踱方步的战略知识分子”。最近，这篇短文及提出的“战略知识分子”概念，激起了人民论坛主办者的强烈共鸣。　　

人民论坛主办者说：“除对战略知识分子概念进行深入的论证与研讨外，我们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地分析与挖掘。所有这些，既不是对某一概念进行炒作、吸引眼球，更不是为了鼓噪、引人关注，而是出于一个媒体人的职业精神与理想追求。让我们进一步认识信息社会、知识时代和知识分子本身，让我们在埋头苦干的同时，进一步登高望远，仰望星空，期待那些思想巨星的出现，为知识分子立标杆，为思想发展作引领。——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　　

中国的事情往往都是这样，一旦被某些文化人或文化机构介入后，问题的发展不是偏右，就是偏左。笔者认为，人民论坛本次活动“特别策划”组所要开展的“论证与研讨、分析与挖掘”活动，无疑是一种左倾思潮，因为，这么大的一个公开活动，那里有“不对概念进行炒作、吸引眼球”的可能？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当今其实并不缺“战略知识分子”，而是已经拥有庞大的群体。人们不妨到三个知名的思想网站去看看、瞧瞧、听听。即：博客中国、、草根网。尽管他们分别以“右、左、中”思想为特征，但其群中，不乏具有“战略知识分子”的超前思想及成果。不仅如此，这些年来，他们的成果实际上不断地被有关部门参考或采纳，但是，这些部门似乎都没有对他们给予公开的鼓励支持。尽管如此，如果一些部门的人士非要发出“难以发现战略知识分子”的观点与感慨，那么，无疑是官僚主义作风的一定体现。　　

除了那三个著名思想网站外，新华网科技论坛（http://forum.home.news.cn/listtopic.jsp?bid=50&catid=97 ）也不乏超前的科技思想成果。只是我们有关部门的官员们可能从来都没有去看过，或者是尽管去过，但也走马观花、青蜓点水，怎会发现得了那里层出不穷的值得开发的思想科技财富。　　

就拿草根网来说吧，只要对那里全部才285名博主的前五十名进行一番有心关注，那么，从他们进两年来的博文中，至少能够能发现不少于10个具有“战略知识分子”显著特征的人才。比如，我们该树立什么样的“大粮食观、大医疗观、大教育观、大战略观、大能源观、大经济金融观”等论题，就是他们始终追求的目标与境界。　　

近年来，网络流传一句话：“我们不缺小聪明，只缺大智慧”。事实上，中国从来就不缺战略家，而是缺少能够发现战略家的眼光。正如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即将开展的这类活动，难道不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务虚的左倾思潮吗？　　

也许人们要说笔者的此番言论差矣，但笔者的回答是：你们就不妨去“博客中国http://www.blogchina.com/ 、http://www.wyzxsx.com/ 、草根网http://www.caogen.com/ ”三个网站细心地看10天并系统地辨别吧，大浪淘沙并去伪存真之后，必有粒粒真金显露。　　

30年前，我们曾经有一个关于“战略知识分子”的经典历史，那就是“陈景瑞现象”。可以设想，只要国家社会对来自民间的“战略知识分子”给予政治和经济上的公开的支持鼓励，哪怕是一个案例，则必将推动中国的“战略知识分子”象井喷一样层出不穷，创新型社会才不会成为一句套话和期望。反之，我们恰恰不需要的，则是那些极端左倾的各种各样的“活动”。　　

多少年来，我们其实终于明白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作家不是作家培训班培训出来的”。正如依然健在的95岁高龄的国学大师饶宗颐（香港）多年前就曾经说的那样：“大师不是培养教育出来的，而是学术环境熏陶出来的。”　　

关于“战略知识分子”课题，主流媒体真正应该做的，在于广泛并充分地进行网络调查，寻找与发现那些对国家社会发展进步有重要意义的“战略知识分子”及其典型思想成果，随之写出专题报告，汇报有关部门。　　

创新发展的中国，思想学术等方面真正需要的，是可持续的客观环境，仅仅依靠一些文人的那点小聪明，比如从现在开始才准备进行的，论证与研讨、分析与挖掘“战略知识分子”活动，显然是极端左倾的思潮，不足以从全方位并最有效地推动创新型社会的进步发展。进一步地，如果说当代中国真的总是缺乏“战略知识分子”的话，那一定是那些狭隘的文人们长久地把持了媒体话语权。　　

无论怎样，主流媒体能够开始思考“战略知识分子”话题，比起一度支持那个“围剿中医、大肆鼓吹转基因作物、跨学科全方位进行所谓的学术打假的方舟子”来说，显然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中国需要“战略知识分子”，不妨从肯定戴旭开始。　　

（摘自王达水2010年11月18日博客文章：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180）　　

附：中国发展需要具有战略眼光的知识分子　　

：人民论坛 2010-11-15 19:38:09 发表于：博客中国　　

http://www.blogchina.com/201011151043736.html　　

3、“战略知识分子”的提法，恰恰不具有战略性　　

“战略知识分子”是近期出现的一个新词汇，特别是人民网正在策划的“论证与研讨、分析与挖掘‘战略知识分子’活动”的推动下，该新词汇一下子就成了网络讨论的话题和热点。然而，“战略知识分子”的提法，恰恰不那么具有战略性，这可能出乎《战略知识分子的标志》和人民网专题活动主持者的意料。　　

首先，“知识分子”本来就是一个不确定的范围。比如，80年代前，中专生也算是知识分子。80年代以后，大学生算是知识分子。进入21世纪，大学毕业生已经遍地都是，就业领域横跨全社会方方面面。因此，对知识分子的理解范围与认同方式，总是在不断变化。　　

其次，陶文昭在《人民论坛》近期发表的《战略知识分子的标志》一文（http://paper.people.com.cn/rmlt/html/2010-08/01/content_588315.htm?div=-1）中所指的“知识分子”，显然指的是在职各类研究人员、专　家　教授、教师、工程技术人员等。　　

可见，如此“战略知识分子”的提法，显然书生气十足。比如，著名的军中研究宏观军事战略的戴旭上校，他能够算是“战略知识分子”吗，难道我们仅仅可以这样来看待他近年一系列的军事战略思想？　　

关于现代“工程技术人员”，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知识分子”的概念来划定他们的社会属性，因为他们毕竟是关系生产与技术的。生产与工艺，创新与发展，是他们工作的主题，甚至是他们生活的重要或主要方面，尽管他们都必须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但与“知识分子”的称谓，显然相去甚远。　　

因此，陶文昭《战略知识分子的标志》一文中所说的知识分子，可能更多地是在强调那些专　家　教授和研究人员，并且更多地是在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战略型知识分子”。　　

第三，“知识分子”本身就具有严重书生气特征，往往不具有战略性，甚至从来就不可能与战略性这么宏大的概念沾边。否则，怎么会直到今天才有人提出“战略知识分子”的概念和社会需求意向呢？　　

事实上，“战略性人才”才是国家社会真正需要的，与他们是否是知识分子没有关系，与他们是否正在或一直从事专职研究或参谋工作没有关系。因此，陶文昭《战略知识分子的标志 》一文，虽然涉及到“战略观”，显然过于书生气。试问，具有书生气的观念或指导思想，难道能够促进“战略观”的推广与普及？　　

 “战略知识分子”更不能等同是“战略家”，何况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往往过于书生气，而书生气十足，又总是让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工业文明乃至现代文明的推动力。　　

“英雄不问出处，富贵当思原由”。战略家就是战略家，与是否是“知识分子”无关。尽管战略家必须具备文化与知识，其与众不同并的独特并超前的思想，才是其根本。这也应该是《出师表》之所以是《出师表》的魅力所在。　　

可见，“战略家”既可以来自高端或各类研究部门的专职人员，或也可以来自民间草根，这是研究战略性问题最根本的思想观念。尤其是那些来自草根阶层的战略家，他们一直以来的思想与研究成果，与是否被国家社会关注或重视与否，都没有关系。　　

总而言之，就战略问题而言，对于当今中国，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什么“战略知识分子”，而是需要各行各业的战略家，乃至国家发展进步过程中宏观方面的思想家、战略家。　　

“战略知识分子”概念所涉及到的“战略观”，值得《战略知识分子的标志》和人民网专题活动主持者进一步深刻思考与广泛关注，最好别再闹出“战略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具备战略性这样的常识性笑话。　　

无论怎样，《战略知识分子的标志》一文及其“战略知识分子”概念的提出，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在于提出了当今中国乃至各行各业，确实需要思想家和战略家这个课题与需求，不仅如此，而且是关系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和思想境界。　　

（摘自王达水2010年11月21日博客文章：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180）

三、现代传媒需要推动工业文化　　

人类工业文明持续发展进步时期，传媒系统是推动工业文化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西方发达国家的报刊杂志、文学作品、电影电视、摄影绘画、音乐舞蹈、思想艺术等等方面，从来就是主动积极地表达与揭示、反思与总结、宣传与鼓动工业文明的方方面面。可是，面对中国改革开放33年来的中国传媒体系，我们显然的差距不仅较大，而且更是本质性的。　　

当前，传媒部门在宣传现代工业文明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系列缺陷，归纳起来，主要存在以下八个方面问题：　　

首先，我们没有一个面向大众的，尤其是面对青年和学生的，专门介绍工业文明与科技进步的电视台，或者说是专门的工业电视频道；也没有能够形成系列的，拥有较大信息量，进而释放知识普及与震撼效果的工业电视栏目，甚至比农业都不如，因为央视毕竟还有一个7频道专门介绍农业与军事。　　

信息传播，本来就是潜移默化的宣传与教育。可是，现阶段的电视大众节目，却往往以娱乐节目为文化生活追求的热点。因此，我们潜移默化的工业知识教育，是电视态的真空地带，是有待于开发的出女地。　　

其次，我们没有一个面向大众的，尤其是面对青年和学生的，专门介绍工业文明与科技进步的成系列的电视节目或电视剧。即使曾经有一些涉及科技重大题材的电视剧，其对工业文明和科技进步的描述，要么是轻描淡写，要么是不着边际，要么是注重个人生活琐事来突出人物特征，要么是注重个人家庭矛盾来突出人物形象，结果与科技课题与任务使命相差甚远。　　

第三，我们没有一个面向大众的，尤其是面对青年和学生的，专门介绍工业文明与科技进步的杂志。　　

第四，我们没有一个面向大众的，尤其是面对青年和学生的，专门介绍工业文明与科技进步的文学作品写作队伍，哪怕是业余的。　　

第五，我们没有一个面向大众的，尤其是面对青年和学生的，专门介绍工业文明与科技进步的成系列的文学作品，哪怕是来自民间草根写手的作品。　　

第六，我们没有一个面向大众的，尤其是面对青年和学生的，专门介绍工业文明与科技进步的，各行各业的，普通人物与杰出精英并列一体的媒体展示与推举平台。　　

第七，我们没有一个面向大众的，尤其是面对青年和学生的，专门介绍工业文明与科技进步的，具有时代特性的中小学教材（哪怕是阅读部分），随之而来，难以从基础知识与发展理念上，切实并较好地培养未来人才的科技情趣与工业情怀。　　

第八，我们没有一个面向大众的，尤其是面对青年和学生的，专门介绍工业文明与科技进步的成体系的媒体宣传气候，国家社会朝气蓬勃的工业文明与科技事业和探索实践活动，总是被文人狭隘的世界观与知识面所误解、曲解、甚至是偏见。　　

一致以来，我们现代媒体的主要精力，主要都集中在了新闻时事、经济金融、文化艺术、国际视野、体育运动、电影电视等方面。而在军事国防、农业农民、科技知识方面的介绍量显然很少，工业文明就几乎被严重边沿化。　　

总之，我们的传媒在现代工业文明进程中，一是对社会劳动主要群体，缺乏持续性广范围介绍。比如：产业工人、科技人员、专家学者、教师医生等等；二是在工业生产体系、行业分工、生产规模、生产过程、生产工艺、设计理念、设计过程、设计图纸、样品模型、优秀产品、市场份额、市场前景、社会贡献、文明推动等方面，严重缺乏以公众接受方式为特征的广泛宣传。　　

因此，处于工业文明重要发展时期和成长阶段的国情现状，现代传媒需要通过大量的实际工作，使得工业文化及科技精神，在大众心目中确立清晰的影像与敬仰地位。这样一来，才能够从文化基因和思想基础方面，为工业文明的持续发展，担负起具有历史意义的使命。　　

反思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道路，他们的媒体在对工业文明的主动积极促进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经验与收获、成果与贡献。比如，桌别林主演的电影《摩登时代》，就将上个世纪初期美国的工业自动流水线生产模式之现代工业文明，生动形象地介绍给了全体大众。相比之下，我们确实还有更多更长的科技教育道路要走。　　

四、设立中国自己的“诺贝尔奖”　　

1、中国应设立自己的“诺贝尔奖”及评选体系　　

中国人盼望获得诺贝尔奖由来已久，每每擦肩而过，当人们渐渐淡化诺奖情怀之际，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却给中国开了一个不是玩笑的玩笑。显然，总是希望别人给予什么，这样的日子太艰难、太被动。不仅如此，反而还被别人多次欺骗与戏弄。　　

当我们还没有真正成为世界大国之际，所有的一切都被西方势力压制着、限制着、刁难着，甚至是戏弄着，诺贝尔奖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例。中国人早就该获得诺贝尔生物学或和平奖的，是全世界知名度很高的袁隆平，因为他领先世界前沿的杂交水稻技术， 30多年来，为解决13亿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和社会安定乃至世界和平，立下了丰功伟绩。　　

因此，一旦诺贝尔奖授予袁隆平的话，则意味着是对中国人自己养活自己的农业技术给予高度肯定，进而是为美国农业公司在中国的渗透添堵，随之而来是他们企图通过控制粮食而控制全人类的阴谋无法实现的障碍，这是美国不希望看到的。可见，这就是袁隆平始终与诺贝尔奖无缘的关键。　　

可以想象，一旦中国拥有属于自己的“诺贝尔奖”及评选体系，那么，对于中国在所有学科的探索发展与创新进步，都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与促进作用，也一并将促进世界诺贝尔奖评选活动更加公平合理，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前沿创新成果将不会再被拒绝或遭遇歧视。　　

中国科学家要想早日获得诺贝尔奖，一个显然的前提，在于首先要自己相信自己，自己肯定自己，自己高看自己，自己张扬自己，并在国内进一步形成更加尊重科技成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探索创新、尊重科技人才、尊重科技效益的良好社会氛围，就象八十年代的陈景瑞效应一样，让科学技术真正成为民众热爱的事业与追求的理想。　　

因此，创建中国人自己的，与“诺贝尔奖”类似并等质或超值的科技奖项（物理、化学、医学、生物、文学和艺术奖），是对国人科技和文化成果及其探索创新最有效的肯定与鼓励，是对“诺贝尔奖”情怀最好的表达与推动。　　

为此，笔者今将近年来关于“诺贝尔奖”的几篇博文汇集一起（附后），并从新发表于网络，在提供给有关部门参考的同时，借以推动中国的“诺贝尔奖”情怀得以全面提升，并真正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特别是不被别人欺骗与戏弄。　　

（摘自王达水2010年10月09日博客文章：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180）

附：王达水近年关于“诺贝尔奖”系列博文　　

1、为中国获诺贝尔奖支招——让我们另立一个“诺贝尔奖”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180&articleId=10687 　　

2、是该取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了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180&articleId=10816 　　

3、中国人将怎样获得诺贝尔奖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180&articleId=5233 　　

4、中国何以成就自己的牛顿　　

http://www.blogchina.com/20061008181446.html　　

2、为中国获诺贝尔奖支招——让我们另立一个“诺贝尔奖”　　

　　2008年的诺贝尔奖，于10月13日全部评选完毕，中国公民又一次与之无缘，我们的百年诺贝尔奖情怀再次悲哀。

　　诺贝尔奖有两个重要特性，一是科研成果的荣誉度世界第一；二是奖金额世界第一。正因为这两个世界第一，所以，全世界的科技工才对其仰望有加。

　　现代诺贝尔奖的奖项包含六个学科：物理学、化学、医学生物学、经济学、文学、人类和平。每一年的评选中，每一项奖最多可以同时评选给3个人。由于“物以稀为贵”是自然规律，因此，诺贝尔奖的荣誉度随之而高。

　　近年来，每一项诺贝尔奖的金额大约100万美元。相当于一个美国工程师20年的工资收入。美国新闻界有一个经典的思维方式：一百万总是一个新闻。可见，名利双收的诺贝尔奖，自然而然地就成为科技界一年一度的巅峰时刻。

　　诺贝尔奖有四个基本属性：一是在世的科技工要有自己探索研究出来的世界前沿的科学或技术成果。二是要将成果写成论文公开发表。三是要按规则及程序被推荐，进而参加评选。四是成果得到实践的验证，已经对科技进步或社会发展产生突出作用。冷静面对中国几十年来的科技前沿成就，能够与诺贝尔奖相当的，实在是举不胜举。

　　假如世界上有另外一个与之对应或者是更加重要的科技大奖存在，显然，诺贝尔奖也就没有现在这样唯我独尊的神气。如果这个对应的奖项出在中国，那么，诺贝尔奖评审组可能就不会有持续以来的对中国科技和文化的偏见。

　　进一步地，假如要设立一个超越诺贝尔奖的科技成就奖，在确保评审公平公正的严谨条件下，奖金总额是最重要的。话说回来，100万美元的单项奖，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早就算不得什么。因为截止2008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8088亿美元，对于13亿中国人来说，平均每人有1391美元外汇储备，如果按1:7汇率计算，相当于人均人民币9739元（人均近万元）的外汇储备。如果仅仅按照百分之一的年利率计算，18088亿美元，一年下来也有180亿美元的红利。

　　假如中国设立一个与诺贝尔奖项类似的科技成果奖，每项奖励1000万人民币（相当于142万美元），比诺贝尔奖高出约40万美元。五项奖加起来也才5千万人民币（0.5亿），别说是国家的财政实力，就是中国每个省会城市的财力，都是轻而易举就可以承担的。可见，如何让中国人摆脱百年来的诺贝尔奖精神困惑，进一步增强国家创新体系的高质量运转，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

　　如果这样，一是可以缓解中国人的百年诺贝尔奖情结。二是能够进一步开创出科技创新的新局面，引导人们脚踏实地探索创新，特别是让整个社会能够从技工到技师、从工程师到学科带头人，大家都能实实在在地看见自己及行业的科技发展前景，进而为国家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增添活力。三是能够带动相关产业，提升品牌影响力。四是能够让世界真实并公平地面对中国的前沿创新，随之不再偏见，正如中国圆满举办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事实一样。随之而来，不出五年，或许将至少有一个中国科技人员获得诺贝尔奖。

假如要设立中国式的“诺贝尔奖”，给奖项取个合适的名字很重要，不妨就取名为“前沿奖”吧。因为这主要是为科技前沿的探索创新成果而设的奖项，何况中国科技创新的典型代表中，有让中国腰杆子硬起来的钱学森，有让中国摆脱温饱困惑的袁隆平。钱袁前沿，有情有意，前仆后继，报效祖国，立足创新。

　　假如要设立中国式的“诺贝尔奖” ，两个方面需要谨慎：第一，需要参照诺贝尔奖的评审方式和程序，确保公平公正，特别是对违纪评审员，要有严格的行政或法律制裁措施以及道德制约措施。第二，要排除仅仅限于在专职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中发现前沿成果的情况，因为几十年来，生产一线许许多多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的跨学科探索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其中不乏最前沿开拓的首创性学术成果，人们从网络上公开发表的各学科论文，可以感知这个分散的团体的实力。

　　事实上，近几年来的诺贝尔奖有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把一个奖项同时授予两个或三个人。其中一个独特的现象，在于原始创新者里面，包含着普通的草根级的科技人员，比如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日本的田中耕一工程师，获奖的那篇没有论文，并没有在专业杂志发表，仅仅是在一次学术交流会上公布。再比如， 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日本的益川敏英，英语不佳，甚至拒绝出国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

　　假如要设立中国式的“诺贝尔奖” ，项奖需要做点调整。第一，“和平奖”最好不设，因为涉及到世界范围和高层管理者，评选将出现很大的难度。何况“相较于诺贝尔奖其他奖项，和平奖有更多争议性，获奖者的选择往往受限于和平奖评奖委员会（五人组成）的立场，因此，其获奖对象往往也难得到所有人的认可。”第二，医学生物学奖，不妨一分为二，因为涉及到中医和西医两大学科，同时还涉及到藏医、蒙医等。当然，生物学还可以包含中医药学的范畴。如此一来，“中国科技前沿奖”的全部奖项不妨是：物理学奖、化学奖、医学奖、生物学奖、文学奖，共五项。

　　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巨大的诺贝尔奖，尽管其评选始终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但毕竟也是由人来组织与评审的。反思中国举办北京2008年奥运会之前的3、4月份，奥运会火炬在世界的传播过程中，遭遇了西方势力那么多的阻扰、围攻、袭击、抢夺，这不得不让我们深层次思考。尤其是要思考的是，中国的崛起为什么总是有那么一些外国势力忧心忡忡。可见，在这样的客观环境里，中国在各方的出类拔萃，或多或少都会引起一些国外势力的偏见甚至是不怀好意。因此，诺贝尔奖与中国再次无缘，这并不说明中国科学家没有诺贝尔奖那类一流的前沿成就，或许恰好说明这与一些国外势力的一定偏见或排斥有着必然的关系。正如人们早就期盼的那样，世界着名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理应获得生物学奖或者是和平奖。可是，似乎总是擦肩而过，难道真的那么巧？

　　显而易见，中国科学家要想早日获得诺贝尔奖，一个显然的前提，在于首先要自己相信自己，自己肯定自己，自己高看自己，自己张扬自己，并在国内进一步形成更加尊重科技成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探索创新、尊重科技人才、尊重科技效益的良好社会氛围，就象八十年代的陈景瑞效应一样，让科学技术真正成为民众热爱的事业与追求的理想和目标。

（摘自王达水2008年10月12日博客文章：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180）　　

五、美国对中国的下一场战略进攻手法　　

——金融潜伏+颜色革命　　

1、《货币战争3》的核心提示　　

宋鸿兵继《货币战争1、2》之后的新著《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已于2011年1月8日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一上市就受到各方强烈关注，好评如潮，综合性参考价值极大。　　

该书全方位地解析了中国近代一系列重大事件背后的金融推动力与货币战斗力，提出谁控制了金融高边疆，谁就拥有了巨大的战略优势。　　

进一步地，该书从金融的角度，特别就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进行了本质性揭示与对比。特别是对蒋界石领导的国民党的失败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的胜利，进行了金融性质的揭示与对比。显然的结论是，无论是政党还是国家，无论企业还是社会，只有牢牢依靠自己坚强的金融政权（能力）及其对金融边疆的誓死捍卫，才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才能从一无所有发展壮大并走向世界。　　

阅读完全书，焦点问题凸显出来，该书直接的启示意义在于：一是我们该如何保护好今天的资本市场及其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资产与利益；二是我们该如何让国内的货币财富得到可靠存储或稳妥投资发展的坚定信心，而不是轻易流向国外；三是我们该如何让国内的金融资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对生产经营的积极促进作用；四是我们该如何让全体民众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同步受益。五是我们该如何建立自己的铁血金融精神与战斗团队，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国内民族企业的坚强有力的扶持与保护。　　

结合2011年1、2月期间，埃及的社会动荡与政权更替，特别是引起埃及国内民族资金大撤离的事实，以及西方国家随之对埃及财富人物在国外巨额资金储存帐户的冻结，《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一个显然的提示在于：任何国家都需要坚强的领导核心与牢不可破的国防，需要长治久安的大好社会环境，需要对国内自己的生产资本和金融财富进行坚决的保护与捍卫、传承与弘扬。否则，被列强再次瓜分的可能性将依然存在，只是形式与方法或许略有改变而已。其中，尤其要警惕的，是西方金融势力利用并激化社会矛盾，随之发动大张旗鼓颜色革命的潜在危机。　　

让财富始终留在自己的地盘上，让财富持续地创造财富，这才是货币战争金融对垒中颠扑不破的真理。　　

（摘自王达水2011年02月16日博客文章：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180）　　

显而易见，《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为进一步全面认识国家社会的发展过程，开拓了一个全新的思考方式，也为人们系统性地揭示了数不胜数的经典的金融事件，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随之而来，人们对国家民族将来的发展进程的认识与思考方式，必然要增添金融推动力的重要成份，甚至不排除个别人只以金融作为主要选项，甚至是唯一选项的思考方式。如果这样，我们必然就再一次犯了一个习惯性的老错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在一个地方摔了一跤，那叫不小心。在同一个地方摔了两跤，那叫没长记性。在同一个地方摔了三跤，那叫愚蠢透顶。　　

文人过度参政议政，一个显著的特点，积力显示个人才能，以争取不断晋升，进而参与更大的决策活动。因此，在一系列参政议政过程中，他们有时甚至是“儿卖父田心不痛”，只要能够“忽悠”就好，只要能够实现个人愿望就好。比如，那些严重超越企业负债能力的，摒弃并毁损自己科技强项与坚实基础的，所谓“跨越式发展”的重大工程项目，就是最好的例证。　　

因此，在充分肯定《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为更好地治理国家社会所开拓出的全新思路之后，我们实际上更需要进一步认识到，西方列强300年来为什么总是能够于世界各地广泛并持续地推行殖民主义并大肆掠夺，其金融侵略与围剿仅仅是整体方案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除此之外，传教、传医、传播文化是另一方面。但是，这两个方面，都是在西方强大的军事基础与霸权势力上展开的。　　

西方300年来的军事持续强大，显然建立在科技强大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建立在整个国家社会对科技的认识观，总是领先并持续强大的基础上。比如，牛顿在力学上的“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在科学界获得认可后，他的其他科学理论和科技方法（光学、数学、宇宙学），进而被科技界广泛接受与推广，随之而来，促进了当时科技发展的繁荣与持续不断的进步。之后，尤其是被国家的赏识与提拔（封官加爵，主持国家钢铁冶炼和铸币等重要工作），更是让“牛顿现象”成为了推动西方工业文明的原始动力。　　

西方工业文明导致的社会财富持续性的倍增，促进了军事装备的升级换代，特别是开启了热兵器的新时代，以至于西方有能力不断向国外扩张，向海外扩张，尤其是在坚舰利炮强行推行殖民主义之际，大肆掠夺落后国家的资源与财富。并且，他们总是在科技不断进步的前提下，始终站在工业文明的领先地位，随之持续保持着对世界的统治与支配权利，随之进一步瓜分资源与财富，继续扩张与称王称霸。　　

西方对他国科技人才进行“挖掘、培养、使用”的根本目的，不外乎就是要最终获得高智商人才的科技创新成果，及其随之而来的工业财富效应。　　

西方对他国文科人才进行“挖掘、培养、使用”的根本目的，或许就是要最终获得高智商人才的被收编，进而获取其母国将来文化发展等方面的信息，特别是政治经济军事国防方面的信息。甚至就是要专门从中培养出属于自己的，将来返潜于对方的战略战术势力。　　

2、科技超越金融　　

从一定时空和一定意义上讲，金融既可以左右“政治、军事、经济”，也可以左右社会化的工农业生产，还可以从资金保障或产业化方面推动科技进步。但是，金融无法左右划时代的科技探索与创新进步，因为那是科技前沿领军人物的思想成果。也就是说，有钱不一定就会做得出前沿性的科技创新成果。而恰恰是那些前沿性的科技思想成果，改变并推动着人类现代工业文明的不断进步与升级换代。正如现代流行的那句话，“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当然，“能够做得到”的前提是：有钱、有人、有设备、有环境、有智慧、有创新。只有想不到的前提是：一切开创性成果，不是谁都可以想得出来的，也不是随时都可以有灵感的，或者说不是谁都可以有灵感而暴发出来的。　　

国家军事能力控制着金融，中央集权控制着国家军事能力。国际金融魔力，是在现代坚船利炮支撑下进行的，特别是在超前科技条件下的热兵器支撑下进行的。　　

无论多么坚固的金融堡垒，都经不起超强军事武装的打击。现代人类文明，无论那些金融大亨们的金融帝国是多么的牢靠，甚至是有强大的核武器作保护，但都不是超越地球现代文明的、可能的UFO（飞碟）之类科技势力的对手。因此，面对当今人类科技文明及其其中的种种利益的捍卫与冲突，更加前沿的科技创新成果，是未来世界利益的主导者、霸权者。　　

金融建立在物质财富基础上的商品交换条件下。可是，物质财富的多寡，取决于生产。而生产取决于生产力，特别是取决于劳动工具。进一步地，劳动工具取决于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取决于各个时期各个学科里的学科代头人的创新成果。　　

尽管金融能够统领国家社会的经济命脉，尽管金融的功能也能够促进生产发展与科技进步，但是，科技成果的开拓创新，与金融经济无关，仅仅依赖于学科带头人的创新发明，或者说是他们头脑中的思想风暴。　　

学科带头人创新发明成果的层出不穷，需要尊重知识、尊重科技、尊重创新的良好风气社会，并持之以恒。因此，“匠人”在国家社会政治结构中是否被重视，，甚至是否被高度重视，则是社会科技是否持续进步发展，乃至是否有后劲的根本基础。　　

清朝，国家以白银作为交易货币，西方就进口中国白银，以换取所需要的商品（茶叶、瓷器、丝绸）。但是，鸦片贸易导致中国白银大规模外流，在中国引发了严重的“银贵钱贱”的货币危机。　　

过去，我们需要美元，美国就贷款我们美元，进而换取所需要的大量价廉物美的民生商品。当我们几世界在目前都需要黄金白银之际，美国就努力创造一切外部经济金融环境，进而提升黄金白银价位，依然套取大量中国价廉物美的民生产品，再以石油价格的暴涨而制约中国经济与国防综合势力的突飞猛进，甚至是不择手段地，在恰当的时候欲进行经济金融全面绞杀。　　

西方殖民主义扩张为何能够进行军事扩张与金融入侵，前提是科技革命导致国家获得领先势力、获得强大的军事装备能力及其伴随而来的扩张野心。因此，在面对国际金融一定横行的时候，务必需要清楚地认识到科技创新对军事与金融的决定性支撑作用。根本上说，科技创新是超越金融魔力的。　　

六、中国如何参与国际石油定价体系　　

众所周知，近两年来，国际石油价格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起伏跌宕，从2007年1月初的每桶50美元，暴涨为2008年7中旬的147美元。此后，油价持续走低并暴跌，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也就是到2008年12月中旬，油价竟然就跌至每桶32美元，差额115美元。（注：到2011年3月1日，又拉升超过每桶100美元。）　　

就商品经济而言，市场需求是价格基础，物以稀为贵是价格规律，人为操作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其操作能力，就是定价权的关键。在本次国际石油价格大起大落的动荡中，石油价格或许已经超越了市场经济的范畴，甚至有利用石油价格的巨大起伏作为商业武器进行商业战争的嫌疑。　　

本次石油价格的巨大突变，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对那些没有定价权的石油需求大国，无疑是经济上的巨大考验。能够顺利挺过来，并在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中保持整体经济较好的持续增长，是令许多油价投机商及其后台意想不到的。　　

中国的经济发展十分突出，国民生产总值递增速度连续多年超10%。正因为如此，中国进而是石油需求大国。从网络查询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消耗石油约3.88亿吨，是全球40亿吨石油消耗量的9.3%。其中，3.88亿吨的大约一半以上属于进口（包括海外自产量）。　　

如果中国既是石油需求大国，同时又是石油国内生产大国，特别是实现目前年产量基础上的翻番，甚至是总产量能够大于总需求量的话，那么，国际石油定价权无疑就会有中国举足轻重的份量，这显然是中国梦寐以求的。当然，问题的关键取决于中国首先是石油蕴藏大国，然后是石油开采大国。　　

中国目前尽管有许多大型油田，但从来没有专家敢于坦言中国是石油蕴藏大国。因为，一是至今还没有勘探出大面积石油丰富蕴藏量这个结果，特别是比目前已知量翻倍的地质蕴藏量。二是目前的找油理论，根本无法预言中国大陆更加广泛并丰富的石油蕴藏潜力。　　

就全球石油勘探与开采而言，无论东亚、西亚，也无论非洲的石油蕴藏，一个共同特点在于沙漠下面有石油，其主要形成时间是中生代末期的白垩纪，也就是距今6500年前的恐龙灭绝时期。　　

沙漠下面为什么总是有石油蕴藏，甚至有巨量的石油，恰好都是距今6500年前的恐龙灭绝那个时期，这是世界石油理论目前仍然不能回答的学术难题。　　

中国有广袤的沙漠，其中在沙漠化的塔里木盆地中找到了大型油田、气田，在黄土高原上也找到了油田、气田，近期又在青海省祁连山南缘永久冻土带成功钻获天然气水合物（可燃冰——液体甲烷）实物样品，据科学家粗略估算，其远景资源量至少有350亿吨油当量。　　

如果关于石油蕴藏的最新前沿理论，能够充分揭示中国是世界丰富的石油资源蕴藏大国，那么，全世界对石油能源的一切相关认识与判断和决策都将从新建立。　　

中生代末期的白垩纪，地球上发生了以恐龙灭绝为代表的地质大突变，其中有大陆的分裂与漂移、高原抬升、火山频繁爆发、沙漠的形成、冰川期、生物大灭绝、矿石能源资源大生成，等等。导致这次地质突变的根本原因，目前世界地质专业理论界似乎还没有找到答案。但是，如果换一种思维方式，把那次地质大突变作为一个整体事件来研究，疑问或将迎刃而解——那是一个较大的小行星撞击的综合性结果。这个石破天惊的答案，可能是现代人一下子难以接受的，但是，只要对该事件的发生过程进行系统性思考，又一定是人们能够从新认识并理解的。　　

小行星撞击而导致的以恐龙灭绝为代表的地质大突变，其撞击过程及伴生后果主要有四：　　

一是该小行星进入地球轨道并坠落，其坠落轨迹自西北高空向东南地表方向进行。　　

二是进入地球大气层后，由于摩擦导致发光发热与表层剥离，进而以巨量沙尘沿坠落轨迹慢慢地广泛降落。其中，中国的黄土高原、西部沙漠，西亚和北非沙漠，就是其留下的足迹。数百米甚至是上千米厚的沙尘，随之将那时的古地表覆盖，地表上茂密并近百米高的森林及其所有动植物均被掩埋其中。　　

三是由于坠落速度越来越快，进而导致该小行星碎裂成几大块，中国的五大盆地以及其中的沙漠就是其撞击的结果。　　

四是碎块分别坠落地表不同地域，进而形成盆地撞击坑及周边地质突起的山脉，中国的五大盆地就是典型代表：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准葛尔盆地、土鲁番盆地、四川盆地等，进而直接导致了中国西部整个高原带（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天山山脉、阿尔泰山脉）的形成，同时引发了全球同期地质巨变。　　

当然，这颗小行星不是很小，其直径约1000公里，是月球直径（3476公里）的大约三点五分之一，进而才能在进入地球轨道后形成上述毁灭性灾难后果。　　

可见，中国有广袤的黄土高原和西部沙漠与西部高原，其地表覆盖物之下，是中生代末期以恐龙为代表的古生物层。因此，是大范围并丰富矿石能源的蕴藏区域。其蕴藏量，应该是目前已勘探出的矿石能源资源的数倍，甚至是上十倍。因此，“中国是石油等矿石燃料资源蕴藏大国”的结论成立。随之而来，如果中国在西部进行更大规模的石油资源开采，那么，中国对石油的进口性依赖缺陷，将从此一去不复返。同时，中国将因此而拥有对世界石油价格的一定定价权。进一步地，中国的全面崛起将随之获得更多的主动权和决策权，并且，对世界和平和全球经济发展，将有更加突出的作用。　　

不仅如此，如果中国全面进行西部能源的大规模勘探与开采，正如当年大庆油田的那种开采需求和热情，那么，就意味着就业与内需等方面，将有一个全新的巨大支撑，并且是本次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中经济率先振兴的又一个坚实基础。　　

无论如何，思路决定出路，这是不可忽视的规律。当我们扩大视野并坚信自己是石油蕴藏大国之际，当我们需要及时更大规模地开发自己的石油资源并形成共识之际，随之而来，许许多多的因为能源而被动的局面，都随之将迎刃而解。尤其是国际石油价格的暴涨暴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阻碍，将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当然，也许有人要说，无论世界上的石油等矿石能源再多，也有被开采完的那一天，因此，要慢慢开采，要多用外面的，少开采自己的，特别是要给300百年后的子孙后代多留些，这既是长远的经济储备，也是长远的战略储备。事物的发展规律虽然如此，但是，现代科技的发展速度不仅很快，而且潜力巨大，甚至出乎人们意料。尤其是对新能源的研究开发，或许用不了100年，甚至是还要不了50年，一些全新的原子能、激光能、磁能应用技术，可能就已突破，矿石能源或许在那时将是被淘汰的对象。因此，从当前国际能源供给的一切被动局面中突破出来，充分利用好自己天然的大面积丰富蕴藏优势，抓住并充分利用好现阶段最佳发展机遇，是国家民族未来更加强盛并始终走在世界前列的根本保证。　　

（摘自王达水2009年10月18日博客文章：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180）　　

附：矿石能源地质蕴藏世界最前沿理论——《宏观地球物理探索》，全文见光明网：http://blog.gmw.cn/u/6716/archives/2008/16520.html 　　

摘要：“小行星撞击论”以星系间的天体运动为背景，以整个地球为研究对象，以《系统工程学》的观点和方法，以地球上的诸多宏观地理现象为目标和物证，以“能量巨变、形状巨变”的系统动平衡为准则，提出撞击巨变之学术观点，可能将是自“大陆漂移说”诞生整整一百周年以来的一次具有时代意义的补充与完善。 　　

七、我们该树立怎样的“大教育”观？　　

教育既是国家民族的命脉，更是国家民族的根基，关系未来发展，关系兴衰成败。几十年来，我们的教育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尽管早已实现全民教育的基本要求，但是，无论普教还是高教，整体上讲，所培养出的人才，其综合素质或多或少总有些欠缺。过度教育、奢侈教育、虚荣教育难以根除，理论脱离实际是通病，高分低能现象越来越普遍，对民族产业的创新发展形成制约，尤其是几十年难得冒出杰出型人才，更是令许多仁人智士忧心。因此，探索更加清晰并科学合理与可持续的教育思路，探寻更加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与发展方向的“大教育观”，是极其现实的。　　

　　1、需要解决好教育目的问题　　

　　教育，简单来说，就是启蒙，是对文明的传承，特别是对文化与科技的传承。无论是幼教、普教、高教、成教、职教，其职责是对被教育者进行以文化与知识、思想与道德、技术与能力、素质与智慧为主体的传承与教导。根本目的，就是要启迪人、教化人、培养人、塑造人、鼓励人、激励人，使之成为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才。　　

　　当然，中小学的普通教育涉及国文（识字、阅读、理解、叙述、描写、表达）、历史、地理、文学、艺术、体育、数理化、道德与法制、卫生与健康、国防与科学等课目。高等教育涉及相关学科的理论基础、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等科目。　　

　　信息时代的今天，文化仅仅是教育的一个方面，知识结构、知识面、专业基础、思维能力、创新意识、综合素质等，是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因此，教育的根本目的，或者说教育的结果，就是要培养新一代成为“有道德、守法纪、有文化、多知识、有技能、会表达、善创新、有理想、敢作为”的新时代劳动者。明确这个显然的目标，随之而来，所有与教育相关的一切工作，自然就该紧紧围绕。　　

　　2、需要解决好教育方法问题　　

　　教育方法直接影响教育结果。东西方显着不同的教育方法，所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劳动者，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生存能力，具有显然的“高分低能”与“高分高能”的本质差别。　　

　　西方推行五分制教育，中国推行百分制教育。西方推行互动式教育，中国推行填鸭式教育。直接的教育结果，相对来说，西方学生思想开放、心理坦荡，东方学生思想封闭、心理压抑；西方学生赋予想象力，东方学生赋予拘束性；特别是语言或文字的表达能力方面，东西方学生有太大的差距。随之而来，现代科技前沿成果，往往总是出自西方而不是东方。因此，这是我们的教育事业需要反思总结与发展提高的方面。　　

　　显而易见，我们在教育方法上，首先要摒弃百分制，推行五分制，让学生从小就建立自信心，树立成就感。其次，要适当补充互动式的开放式教育，教师讲授之后，不妨让学生提问、解答，讨论、辩论。既加深印象与理解，又拓展思维能力。既巩固知识，又磨练心智。　　

中小学，无论什么样的教育方法，其根本点不外乎是要围绕文化与知识的“三基”而开展。也就要针对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而进行，从而构建整体性的文化与知识框架。凡是超越“三基”的那些超难度、超深度、超宽度，可以说都应该属于过度教育的范畴。过度教育、奢侈教育、虚荣教育、浪费教育，都是教育事业不应该存在的一些具体现象，需要及时彻底消除。　　

　　3、需要解决好教育指针问题　　

　　几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一个显然的倾向，在于重理论轻实践，从而导致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因此，其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上，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指针需要明确。　　

　　几十年来，中小学显然的教育指针在于高考，而不是教学大纲。高考模式，直接决定了中小学的教学方法与师生观念、学校风气。因为中小学教育最终的效果，不仅只有高考这个唯一的方式来进行比较公平公正的最后鉴定，而且涉及到被教育者未来的发展出路和机遇与根本利益。　　

　　高考模式的特点，一是主科设置，二是科目分值，三是科目考试时间长度，四是考题总量，五是考题难易程度。显然，不同的主科及相关设置，不同的题量及难易程度，直接决定着中小学教学中需要落实什么样的教学方法、知识面结构、思维方式、解题能力等。比如，日本的高考以题多量大、知识面广为基本特征，大多数人要做完全部考题，几乎是不可能。这样的高考模式，直接鉴定的是学生知识面，熟练程度，反应能力，判断能力。对中小学潜移默化的教育指针式作用，在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特别是要注重对能力的培训。　　

　　高考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甚至人们都会认为不值得提问。然而，文革前的高考，其目的是要选拔培养无产阶级的接班人。文革后恢复高考时的高考目的，显然是要选拔培养新一代人才。当今时代，我们高考的目的，不外乎是要“选拔培养适合中国发展进步的新型人才”。同时，需要明确的是，高考决不是选拔科技前沿领军人物的平台，只是选拔大众型新型人才的平台。因此，如何围绕“培养适合中国发展进步的新型人才”这个思路，应该是制定高考改革方案的基本原则。其中，特别如何结合当今时代科技成果的应用现状，以及信息时代中学生的基本知识面，就应该是高考科目及分数分配需要考虑的基本要素。　　

　　中国的高考，其主科设置，再不能持续“语文、数学、外语”为主科的，既脱离实际，又不利于造就现代素质型人才发展趋势的模式。因此，高考的主科设置及分值，需要合理科学地调整。笔者认为，不妨按本文“附1”的方式进行，这样一来，才能为中小学的教学课程如何更加科学合理地设置，提供良好的方向性指导。　　

　　中国教育的焦点，与其说在于高考，还不如说在于高考模式与考试方向和难度系数，这是一变对万变的焦点，是回归素质教育的焦点，是培养学生具有扎实基础知识和综合思考能力的焦点，是培养学生具有创新精神与探索理想的焦点。　　

　　中国的高考改革方案，必须结合当今社会的整个文明特点，符合 “选拔培养适合中国发展进步的新型人才”的思路而开展。否则，继续让哪些半文不武的人来制定中国的高考方案，贻误“实用并高素质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的大政方针，或将是必然。　　

中国教育的纽带，应该在于如何树立如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生前说希望的，象美国加州工学院那样的“文明、自由、创新”的良好学术风气，这是今天的中国工业文明所迫切需要的，进而才会让具有创新思想和探索能力的人才层出不穷。　　

　　4、需要解决好教材设置问题　　

　　中小学教育尽管是在教学大纲的前提下进行的，但是，当更加科学合理的高考模式重新确立后，相关教材及教学方式，必然有所变动。　　

　　关于教学大纲，切不可继续超范围设定。也就是说，小学不可强行加入初中的内容，比如一元一次方程。初中不可强行加入高中的内容，比如立体几何。高中不可加入大学的内容，比如微积分。　　

　　中小学教学大纲，不仅仅是教育部的事情，而是既要倾听大学的意见，也要倾听各行各业的意见，还要倾听民众的意见，这样一来，才能够设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更加科学合理的教学大纲。　　

中小学教学大纲确立之后，随后就是教材如何编制的问题。关于教材，首先要解决好文化传承与突出时代特点的内容问题。其次，要解决好知识面问题。第三，要解决好素质与能力培训问题。第四，要解决好实事求是问题，有关科目切不可再继续进行超难度、超深度的过度教育，也不可继续进行没有实用价值的奢侈性教育，更不可进行画蛇添足的虚荣教育，尤其是在语文的古汉语、中学数学的涵数、小学数学的奥数、外语的多书面少口语和多课本少生活等方面值得注意。第五，要解决好教材的全国统一问题，很有必要既集中优势力量，又博采众长统筹兼顾地编写高质量教材，难道编写全国统一的高质量的课本有什么不好吗？　　

　　5、需要解决好外部环境问题　　

　　客观外部环境对教育的影响是直接并深刻的，是广泛并持续的。中国教育客观外部环境的第一方面，在于国家社会和企业的用人问题上。这些年来，用人制度上的惟文凭论，就是中国教育最显然的外部环境。　　

　　当用人制度超越惟文凭论，而是惟“文凭、能力、素质、成就”综合论，随之而来，教书与读书的心理需求将发生显着变化，最直接的效果就是高考的需求价值将显着降低。既然已经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大家何必要在高考的道路上拥挤不堪？　　

　　干部配置问题上，老中青结合、文凭与能力结合、创新与成果或政绩结合，文科与理科结合等，无疑是干部管理制度值得探寻的发展趋势。青岛港的许振超，是着名的国家劳动模范、国际同行一流的高级技师，他如果也能够成长为该企业企业领导层的管理者之一的话，其在教育方面对社会的影响与推动，将是毫无疑问并潜移默化的。　　

　　中国教育客观外部环境的第二方面，在于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问题上。当工程师和技师的收入基本一致的情况下，也就是与西方接近或基本一致，那么，高考及与教育相关的系列问题，将被随之淡化，以高考为指针的教学方式，将自然而然地回归到社会所需求的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　　

　　中国教育客观外部环境的第三方面，在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股份公司里，当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的财富故事此起彼浮并层出不穷，则必将对教育的根本出路产生极大的分流作用，随之而来，高考及教学的紧张局势将随之改变。　　

　　中国教育客观外部环境的第四方面，在于教师的客观流动性。这既包含中小学教师，更包含大学教授。但是，一个显然的前提是，公民的社会劳动保险问题，需要得到制度上的可靠保障。随之而来，优秀教师的合理流动才可能形成，也才可能获得学校在工资待遇上的认可，进一步地，才能够促进师资队伍在教学能力上的心理需求不断提升，以及整个师资队伍教学水平的不断提升。　　

　　教育是国家民族的基石，是发展强盛不可忽视的可持续人才力量。探寻既符合现代国际潮流，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大教育观”，对中国教育事业有百利而无一害。特别是《中长期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研究制定，不仅仅只是教育部份内的事，更是值得各行各业乃至亿万民众都高度关注与关心，甚至是积极参与其中的国家大事。　　

（摘自王达水2009年12月12日博客文章：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180）　　

八、院士老龄化，怎会冒出杰出人才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老龄化，早就一个不争的事实。主要因素在于一是院士终生制，二是每年新增选院士的平均年龄就偏大，三是每两年评选一次，且名额不多，科学院新增院士35名，平均年龄为54.1岁；工程院新增院士48名，平均年龄首次低于60岁。　　

据近日公布的200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名单，“这次新当选的35名院士年龄最大的73岁，最小的42岁，平均年龄为54.1岁，其中 60岁以下的27名，占77%。经过此次增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总人数为714名，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总人数为56名。”　　

54岁是个什么概念呢，对于百姓来说，是一个接近退休的年龄。仅仅从生理上讲，54周岁，无论男女，绝大多数人最起码地视力有明显的退化，就是读书看报都已经不那么方便。因此，这样的年龄段从事科技创新，而且还要做学科带头人，其体能和健康状况都值得权衡。　　

图表：中国工程院增选48名院士新增院士平均年龄首次低于60岁  新华社发　　

诺贝奖获得者在获奖之际，往往年龄偏大，60岁左右的人比较普遍。可是，诺贝奖是对这些获奖者过去科技研究成果的肯定与鼓励，其中往往是对获奖者10年甚至是30年前科技成果的肯定与鼓励，一个显然的理由，在于这些成果对人类社会与科技文明的作用进步巨大。显然，诺贝奖获奖者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在他们青壮年时期完成的。　　

从全球科技人员最佳创新能力及创新成果的年龄分布情况看，基本统计信息表明，大约在35至50周岁之间。其中，尤其是当代电脑网络科技开发，其科技创新群体，则更加年轻。　　

中国火箭和航天事业之父钱学森（1911.12.11~2009.10.31），在美国参加“迈哈顿计划”工作至1945年时，也才34岁；1955年出版著作《工程控制论》，在亲手交到他的导师美国著名火箭领军人物冯·卡门手中时，导师感慨地说：“你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那时的钱学森也才44岁。钱学森1955年回国后，担任中国火箭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时，也才45岁。（钱学森简历http://news.163.com/09/1107/20/5NHTNKSS000120GR.html ）　　

正是这位功勋科学家，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里，总是忧虑中国为何难以冒出杰出人才。因此，面对许多年来的院士老龄化现状，一些相关制度可能是制约人才辈出的种种因素，不得不值得人们深刻反思。　　

当前，对“院士老龄化”构成明显冲击的，是科技上市公司中的那些学科带头人，他们已经从显然的业绩上，找到了科技成果被认可的荣誉与效益、尊严与地位。比如，联想集团、海尔集团、阿里巴巴网站、比亚迪汽车等企业的领军人物和科技带头人。他们的管理与科技创新成果，在服务社会并获得企业规模化效益的同时，无论是其中的管理成果或科技前沿成果，参加评审院士，或许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可是，他们大概根本就没有心思来考虑院士称谓这个问题。这些公司在企业管理和科技创新同步发展的之际，创造出一个个感人的财富故事。　　

相反，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单位或企业（公司），对院士荣誉却十分看重。因为这其间不仅有个人的荣誉地位，更重要的是随之而来能够为企业申请获得大的科技项目与巨大科技经费。可是，之后真正的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又总是不那么明显。比如，这些年科技部负责研制的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投入了那么多的钱，也用了五年以上的时间，也有一系列成果，可是，产业化的道路上却步履蹒跚，难以及时形成产业规模，难以领军潮流，难以促进产业发展进步并回报国家社会。　　

世界范围看，先进的院士制度具有“一个平台、两个零” 突出特征：一个平台，对于院士而言，主要是学科上的荣誉，具有学术交流的优越性、优先性。两个零，在于一是工资为零、津贴为零，二是科研项目下达为零、经费拨给为零。　　

我们的院士制度，一个显著的特征在于眼睛向内，甚至是论资排辈。一方面，当一个年轻学者的前沿探索成果，却必须放在一个老人院士的课题或项目中，试想，这位年轻学者会有如何的激情与后劲？另一方面，现代交叉科学的许多前沿思想，在科技团队之外却总是层出不穷，我们自己的学术机构对此从来不闻不问，可是，国际科技信息收集者，却总是乐此不疲。比如，新华网发展论坛的科技论坛（http://forum.home.news.cn/listtopic.jsp?bid=50&catid=97），各学科前沿探索研究的课题与思想、智慧与初步成果，往往令人目不暇接。可是，多年来，我们始终没有看见其中一例，哪怕是其中的一个思想观点，都不曾被国内科技机构引起过重视。与此相反，大家已经看到，民众对其他方面国家政策的一些合理化建议，确有一些被及时采纳。　　

一个国际性案例值得重视，那就是日本工程师田中耕一于2002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那篇工作性论文，仅仅是在一次学术交流中，将论文贴在墙上的展示，是被西方学者及时发现并发扬光大的。“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约翰·芬恩、日本科学家田中耕一和瑞士科学家库尔特·维特里希，以表彰他们发明了对生物大分子进行识别和结构分析的方法。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的新闻公报说，芬恩和田中的贡献在于开发出了对生物大分子进行质谱分析的‘软解吸附作用电离法’，维特里希的贡献是开发出了用来确定溶液中生物大分子三维结构的核磁共振技术。他们三人的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研究包括蛋白质在内的大分子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信息来自人民网：美日瑞三国科学家分享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http://www.people.com.cn/GB/kejiao/42/152/20021009/838532.html ）。　　

网络时代，张贴在论坛上的学术论文，远比田中耕一张贴在墙上的学术论文的交流传播效果好许多倍。信息时代，知识与爆炸式更新，任何一个小人物的小发明都可能很快服务于全人类。比如，大家最熟悉的每天使用的滚轮式鼠标、光电鼠标、优盘、数码像机、视频对话等等、等等。　　

科技创新，特别是前沿领域的探索创新，年龄优势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自然特性。岁月蹉跎，院士们在一年年地不断地老化，世界前沿的杰出人才又总是冒不出，这其中的内因外因，的确长久地困扰着我们。

（摘自王达水2009年12月5日博客文章：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180）　　

九、新能源，当前科技最前沿课题　　

1、新能源就在我们身边——科学家揭开磁场能量释放的最基础形式　　

　　 能量释放的最基础形式，是磁场磁力线的碎裂，进而释放出大量的光能和热能。虽然这是人们很早就发现的事实，但是，人类科技界总是不愿意或者是无法从理论上越过这一认识上的鸿沟。当有《论统一场》（http://blog.gmw.cn/u/6716/archives/2007/13216.html）理论解释其原理时，只是理论人名不见经传，并无力用英语在国际学术界交流，因此，新的理论难以传播，新的科技思路难以启动。　　

　　今天，美国科学家通过研究极光及其星际磁场的重联特性（磁场重联：磁场磁力线在空间的重新组合排练），揭开了极光突然变亮的本质原因。

尽管如此，前沿科学家还是没有预见到新的文明曙光，即：如何让人造磁场的磁力线实现人工重联，特别是利用地表磁场来实现“人工重联”，进而开发出新能源与新的动力设备。强调这一超前发展的预见性，才是本文最根本的目的。同时，笔者衷心希望中国科技界在开发磁场能源这个新领域里，务必解除思想束缚，始终走在世界最前沿。

（摘自王达水2008年8月3日博客文章：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180）　　

　　附1：科学家揭开极光突然变亮之迷　　

　　据《参考消息》2008-07-26题为“科学家揭开极光突然变亮之迷”的文章报道：[ 路透社华盛顿7月24日电 ] 五彩缤纷的北极极光展示了地球最光辉夺目的自然现象。　　

　　如今，科学家运用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局（NASA）的五个卫星和二十个地面观察站的资料，揭开了造成频繁极光爆发、是地球最北端及最南端区域上空微弱的绿、红、紫色光闪变得更加壮观的原因。　　

　　科学家们24日在期刊《科学》杂志网站版上发表报告称，在地球与月球距离的三分之一处发生的磁爆使得北极光和南极光突然变亮。　　

　　数十年来，科学家对触发极光突然变闪耀的机理一直寸有争议。　　

　　“西弥斯”卫星组以及位于加拿大和美国阿拉斯加的20个地面观测站网络获取的研究结果证实，极光耀现是由于一种叫作“磁重联”的作用所致。　　

　　极光耀现与太阳风有关。地球磁场的磁力线在储存太阳能量时深及遥远的太空。　　

　　研究人员指出，这两个磁场的磁力线由于储存太阳风的能量而互相靠近，二者之间达到一个临界值时，磁力线就回重新排列，导致磁能转化为动能和热能。这种能量的释放造成了瞬间爆发的极光耀现。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领导此项研究的瓦西利斯。安耶洛普洛斯表示：“我们发现这个磁联作用最初离地球很远，后来发现向地球方向传播过来。”　　

　　月球的位置距离地球38.5万公里，而磁联作用发生在大约距离地球12.8万公里处。　　

　　附2：经过多年的争议美国科学家终于确定极光的成因　　

　　中新网2008年7月26日电 太阳风与地球大气原子冲撞后产生的极光通常极其微弱，肉眼难见，但人们偶尔能见到科学家称为动态极光的耀眼光辉。　　

　　经过多年的争议，美国科学家终于确定了动态极光的成因。　　

　　据联合早报网的消息，美国一组科学家利用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局（NASA）的五个卫星和二十个地面观察站的资料进行分析，结果，他们发现，北极光和南极光之所以会突然绚亮耀眼，是受亚暴即地球磁层能量释放干扰所致。　　

　　这一个科学家小组24日在期刊《科学》的电子版上发表报告说，对“西弥斯”（THEMIS）卫星观测结果的最新分析表明，磁重联理论（magnetic reconnection）是正确的。　　

磁重联理论认为，亚暴发生在距离地球约12万8000公里的地方，也即是由地球往月球三分之一路程处。在那里，地球磁层两个磁场的磁力线由于贮存太阳风能量而相互靠近。当二者之间达到一个临界值时，磁力线便重新排布，导致磁能转化为动能和热能。能量释放促使极光瞬间变得明亮斑斓。　　

　　附3：我国科学家首次描绘太空磁场三维天然舞姿　　

　　“天然舞姿” 照片为地球磁层的示意图以及欧洲空间局“星簇”（Cluster）卫星探测到的“磁重联”三维几何结构。黄色框内为“磁重联”三维几何结构图。 一个以我国科学家为核心的国际联合研究团队通过卫星观测数据，首次观测到了主导太阳耀斑、极光、磁暴等太空自然现象的基本物理过程――“磁重联”的三维几何结构，描绘出了人类前所未见的太空磁场的“天然舞姿”。这将有助于为人类航天飞行等活动建立更加准确的空间天气预报模型。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新华网北京2007年9月5日电 （记者吴晶晶、李斌） 一个以我国科学家为核心的国际联合研究团队通过卫星观测数据，首次观测到了主导太阳耀斑、极光、磁暴等太空自然现象的基本物理过程——“磁重联”的三维几何结构，描绘出了人类前所未见的太空磁场的“天然舞姿”。这将有助于为人类航天飞行等活动建立更加准确的空间天气预报模型。　　

　　以中科院国家天文台肖池阶副研究员，　　

　　北京大学　王晓钢　教授、　濮祖荫　教授等为主完成的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出版的《自然·物理学》上。　　

　　磁重联是影响空间环境和空间天气的重要因素。“对它的研究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太空中的等离子体物理现象，使今后建立空间天气预报模型更加准确。”王晓钢说。　　

　　欧洲空间局官方网站称：“这是一个由中国科学家主导的国际团队得到的先驱性发现。”并指出这一成果“揭示了前所未见的三维磁场的‘天然舞姿’”。欧洲物理学会前主席马丁·　胡伯　教授表示：“这一工作确实是朝着确立三维磁重联观测基础的一个重要进展。”　　

　　作为“空间天气”研究的重要基础课题，各国科学家一直在研究磁重联现象。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学家建立了磁重联的二维模型，并在七八十年代提出了磁重联的三维理论模型，但后者一直没有被真正观测到过。　　

　　在我国“地球空间双星探测计划”与欧洲空间局“星簇”（Cluster）计划的合作中，我国科学家利用“星簇”计划提供的迄今唯一符合太空三维探测要求的多卫星观测手段和国家天　文台　博士研究生赵辉及其导师汪景琇研究员发展的诊断方法，于2005年底首次证实自然界中存在磁零点。之后一年多，这个研究团队经过对卫星观测数据的反复分析和计算，进一步找到了匹配的磁零点对，证实了三维磁重联的磁场几何结构。　　

　　“在许多科学家认为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采用突破性的几何学诊断方法，最终观测结果表明磁重联的三维几何结构是由一对磁零点、两个由磁零点分别决定的特殊平面，以及两平面之间的交线，即两个磁零点间的连线构成。”肖池阶说。　　

　　伴随着我国步入空间大国的快速进程，我国近年来十分重视空间天气和空间环境研究，并将建设东半球空间环境地基综合监测子午链（即“子午工程”）。有专家表示，准确的太空灾害天气预报可帮助科学家及时采取措施减少损失，如为卫星调整轨道，推迟宇航员空间行走，为飞机、舰船导航系统采取保护措施和为通讯寻找替换频率等。　　

　　附4：我科学家探测太空磁重联三维几何结构背后的故事　　

　　新华网北京2007年9月5日电 （记者吴晶晶、李斌） 在浩瀚的太空中，发生着一种十分常见的被科学家称为“磁重联”的物理过程，导致了太阳耀斑、极光、磁暴等自然现象的产生。科学家们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提出了磁重联的三维理论模型，但至今没有真正观测到过。　　

　　一个由我国科学家为核心的国际联合研究团队通过卫星观测数据分析，在世界上第一次真实捕捉到了“磁重联”现象这一太空磁场的“天然舞姿”。　　

　　中国双星探测计划与欧空局“星簇”计划的成功对接　　

　　随着人类的空间活动越来越频繁，国际上对空间天气的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关注。三维空间的磁重联现象是影响甚至主导诸如天体喷流、太阳耀斑、极光和磁暴等天文和空间现象的重要物理过程，是研究空间天气的重要基础课题。　　

　　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不惜耗费巨资，提出和实施一系列空间和地面探测计划，仅仅发射和计划发射的空间天气研究卫星就不下数十颗，建设了多个基于国家或国际合作的重大基础科学项目和大尺度基础研究平台。　　

　　伴随着我国步入空间大国的快速进程及对航天安全保障的新的更高更迫切的要求，在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刘振兴院士等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实施了第一个空间科学探测计划——“地球空间双星探测计划”，并与欧洲空间局 “星簇”（Cluster）计划开展了合作，形成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对地球空间的六点立体探测体系，其观测数据和科学成果由双方共享。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肖池阶介绍说：“我们的成果正是星簇计划四颗间距10公里至10000公里、装备相同探测仪器的卫星提供的观测数据得出的，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符合三维空间探测要求的卫星观测手段。”　　

　　“双星计划的实施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提供了国际合作的机遇。”北京大学教授濮祖荫表示。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973”项目、中国科学院创新项目等支持下，科学家们于2005年底首次观测到了太空中磁零点的存在。此次三维磁重联几何结构的观测结果更是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以前磁重联的三维几何结构都是理论上的，这一次我们用卫星把所有结构都探测清楚了。”北京大学教授王晓钢说。　　

　　方法上的突破打开了新发现的“神奇之门”　　

　　在　濮祖荫　教授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了海量的数据和纷繁复杂的线条、图表。要在浩如烟海的卫星观测资料中找出规律谈何容易。　　

　　“最初我们完全没有卫星数据分析的经验，真正是‘白手起家’，边学边做。科学研究的过程也是人才成长的过程。” 濮祖荫说。　　

　　此前，国内外科学家对太阳上磁重联结构和物理过程的研究一直在进行。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汪　景琇和　博士研究生赵辉首次用一种被称为“庞加莱指数”的几何方法证明了太阳活动区上空由观测数据外推的磁场有三维磁零点存在。肖池阶等正是得益于这一方法上的突破，使数据分析过程豁然开朗。　　

　　“我们抓住了空间中的一个磁重联事件，并利用“庞加莱指数”的方法证实了磁重联的三维几何结构。”肖池阶说，“这是学科交叉和团队协作的成果。”　　

　　说起这支团队，王晓钢很是感慨：“我们因为对同一个科学问题的共同兴趣走到一起，大家都能够沉下心来做学问，发挥各自特长，齐心协力、团结合作才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这只是漫长过程中的一小步　　

　　在航天飞行时，大磁暴、高能带电粒子可能会危及航天器的安全和航天员的健康甚至生命；在地球上，一些剧烈的空间天气过程甚至会影响短波通信和手机信号……　　

　　目前很多国家都在致力于建立空间天气预报模型，但目前基本处于起步阶段。这一研究成果将有助于对磁重联现象进一步深入理解，使得今后建立空间天气预报模型能更加准确。　　

　　“目前，国内外很多科学家已经开始着手开展三维空间的理论和数值模拟研究。我们一刻也不能懈怠。”濮祖荫说。　　

　　“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研究磁重联的物理过程具体是怎样发生的、到底是电子还是离子在起主导作用等。”王晓钢说，“这些问题目前国际科学界争议很大，大家都希望尽快通过实验研究和卫星观测得出科学的论断。”　　

　　“我们只是完成了漫长过程中的一小步。”科学家们对此非常清醒。　　

2、“低碳经济”中的“无碳经济”　　

“低碳经济”是当前的一个热门话题。可是，“低碳经济”包含着“无碳经济”的范畴，这是被大家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　　

低碳经济的本质，在于矿石能源（石油、天然气、煤炭）使用中的“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节约型、高效率”等方面。目的是尽可能地限制或减少矿石能源使用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气体，进而对环境保护起到一定作用。因此，“零排放”自然而然就不属于“低碳经济”的范畴。如果人们一味地要将“零排放”纳入低碳经济的范畴的话，显然，要么是一种误会，要么是一种欺骗。　　

低碳经济的显著特点，在于节能减排和如何节能减排。比如，建筑结构、生产工艺、生活方式、工作状态、城市格局、交通方式等方方面面的节能。　　

提出“低碳经济”的理由不外乎两条：一是人类对矿石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而地球上的蕴藏总量有限，进而存在中远期能源危机。二是随着大量矿石能源的使用，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气体，已经对地球环境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危害，并开始影响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当混淆“低碳经济”和“无碳经济”的本质区别，一是对于矿石能源的节能意义，会显得不那么突出。二是容易让人误解，因为节能技术和新能源技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与发展方向，随之而来，对无碳经济所涉及的相关技术与产业的发展不利。　　

无碳经济的显著特点，在于是矿石能源之外的能源方式，尤其是没有二氧化碳的排放。“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燃料电池，核裂变、核聚变能源”等能源方式，由于使用中不排放二氧化碳，显然不属于“低碳经济”的范畴，进而是无碳经济的标志。　　

无碳经济的发展方向，在于新能源所涉及的新材料、新工艺、新结构、新产品、新系统、新模式。其中，开发出全新概念的能源方式，是无碳经济的终极目标。　　

有碳能源（矿石能源）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主要能源方式，目前约占总能源消耗的85%左右。无碳能源是人类现代文明的补充能源方式，目前约占能源总量的15%左右。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就全球能源年递增量而言，“有碳能源”的年消耗递增量，肯定比“无碳能源”的年生产递增量大。因此，从长远看，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将更加突出。因此，探索研究“无碳能源”目前应用技术之外的，全新的高能量易开采的“无碳能源”，随之取代矿石能源，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方向。能够认识到这点并加以重视与付诸探索研究，特别是在“氮能源、硅能源、新型核能源、激光能源、磁场能源”等方面有的放矢，进而将是新的划时代的“无碳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起步与超前优势。　　

（摘自王达水2009年11月23日博客文章：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180）　　

结 语　　

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时期，各朝各代，非但不重视自然科学，而且还总是将之排挤与边沿化，甚至将之打入低层次，究其根本原因，都是“读书做官，学而优则士”、“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社会文化风气导致的结果。　　

2000多年来的封建时期，“学而优则士”们所读的书，不外乎是从“三字经、百家性、千字文、千家诗”开始，然后到“四书、五经”等。因此，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国家栋梁），其知识结构显然在自然科学、工商医农、经济金融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甚至是严重的缺乏。　　

由于2000年来朝庭用人政策的一贯偏见，文人们总是通过知识结构狭隘的科举制度，从而独占了参与治理国家社会的机会。随之而来，骄傲自满，唯我独尊。其他学科非但没有被重视的机会，而且还被进一步排挤和边沿，甚至连传承的机会都严重受到制约。尤其关键的是，那些高智商的神童天才，几乎都被家长送到科举制度的教学模式中去了，他们其实也没有选择。随之而来，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造就，就只有在社会劳动过程中，通过师带徒的古老方式而勉强传承。　　

人类文明，经过了农耕时期的艰难起步与曲折发展，历经2000多年后，通过工业文明的逐步兴起与广泛开拓和繁荣强盛，迎来了网络数字文明的今天。其中，一个基本的前提，凡是尊重科学技术的时期，凡是尊重科学技术的国家，其生产必然高涨，文化必然进步，军力必然提升。反之，仅仅依靠文化，或者是仅仅依靠军事，其综合国力尽管可以获得一时的荣耀，但那只是暂时的，是没有后劲的，是没有潜力和前景的。一切本末倒置的，凡是轻视科技、甚至是抛弃科技的治国方针及其不良结果，都早已被2000多年来的历史无数次地反复证明。　　

在国家现代文明的发展进步与安帮治国的进程中，“文人、军人、匠人”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突出作用。笔者认为，高端智囊机构中，“文人、军人、匠人”的平衡非常重要，是国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的基本前提。　　

回顾历史，在国家社会发展进步的任何时期，只有科技发达，国家经济才会兴旺发达，文化军事才可能逐步提升。但是，财富不能保护财富，文化无法创造文明。因此，国家进一步稳健发展的大政方针，一定是“文人、军人、匠人”在结构上和职能上被同时重用，且相互平衡与促进，才是最佳方案。不仅如此，更要形成强烈并永恒的社会风气，进而才是国家民族永盛不衰的根本福址。　　

拓展开来，企业管理同样面临着体系内的“文人、军人、匠人”现实情况（注：企业中的“军人”是指那些具有军人气质的管理人员，他们甚至就是从军队回到地方的），同样地需要实现结构平衡与职能平衡。否则，任何偏颇，将一定不会利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创新与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10月1日成立之时起，天安门广场中央就巍然屹立起了人民英雄纪念碑，那是国之根基。2011年1月11日，广场东面历史博物馆的北门外，一尊孔子塑像树立了起来，那是对古老文化的传承。试想，假如有一天，在广场周边适当的地方，能够树立起“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这三尊功勋科学家的塑像，我想，那或许是中国更加有钱有势的开始，乃至是进一步对“坚信自己创新力量”的历史性推动。　　

本文以2000多年来中国封建时期科技文明的曲折道路和逐步衰落为课题，以文人过度参政为主线，面对曾经多次错过的开启工业文明的机会之事实，以神农炎帝开创的华夏农耕科技文明体系为坐标参照，以“匠人”不可或缺为思想观点，以构建“文人、军事、匠人”相互平衡的国家高端智囊团人才结构为突破，随之提出更加符合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基本规律的治国理念上的“大国策观”——“文人、军人、匠人”在结构上和职能上保持平衡。尽管其思路超前，难免也存在相当的不完备性。但是，其根本目的和现实意义，在于希望从时代科技思想与社会文化观念上，帮助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进一步构建具有承前启后并更加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新的国家人才战略方针。　　

笔者坚信，中国的未来，将更加富有阳刚朝气与勃勃生机！尤其是在全新的能源科技方面，也一定有能力引导世界文明翻开新的纪元！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二日至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二日 于中国衡阳　　

后 记　　

本文约30万字，尽管用了不到一个月的业余时间编写而成，但这是多年思考的结果，并非一蹴而就。因此，高效编写之际，尽管是体现心智和体能的过程，但也仅仅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当然，编写过程中充分利用了现代网络数字技术的文明优势，尤其是通过网络方便快捷地查阅了大量信息资料，并将其中的一部分收录文中，为此，特向各原致谢。　　

“两千年来阻挠中国强盛的根本原因”，这是一个宏大的课题，一个涉及国家社会发展进步的深层次的问题。因此，本文并非特指什么社会制度，也不特指什么具体的现代人，仅仅面对社会发展曾经的规律，就事论事，希望提出建设性的思考课题、探索方式、解决方案，从而推动转型期的中国，进一步探索、筛选、优化出更加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新的一系列大政方针。本文的真正目的也就两点：第一，提出全新研究课题，摒弃轻视“匠人”的历史性国策偏见。第二，为国家进一步强盛和崛起抛砖引玉，从而探寻更多更好的治国新方略。　　

如本文这类前沿并重大与敏感的课题，本应是高端组织人事部门的专家学者或专职工作人员思考的。可是，他们没有思考，或者是没有来得及思考，或者是无心思考，或者是无力思考，或者是不想思考，或者是不敢思考，进而更没有及时提出与研讨这类课题，这不是他们的错，因为可能没有谁给他们超前布置这类任务。　　

另一方面，中国科技界的“匠人”们，往往具有书生气，他们大都一心一意做学问（科技创新），不喜言谈，不善表达，也没有担当社会重任的强烈愿望，因此无力推动社会进步思潮。　　

就在网络文化如此发达与重要的当今，我们也很难看见“大家”或“大匠”开有自己的博客，他们绝不会没有一点半点闲暇时间，尽管网络文明已在中国流行至少整整十年。进一步地，虽然网络已经是一个重要并快捷的思想与文化、技术与能力的交流平台，但是，他们似乎都还没有借此建立起及时向国家社会表达自己愿望的思维方式，乃至工作生活习惯。　　

既然如此，既非“文人”、也非“军人”，又没有高级技术职称，目前可能还算不上“匠人”的草根笔者，能够写出这类前沿性论文，实属偶然。当然，哲学中有个辩证的基本定理：偶然中有必然，必然中有偶然。本文偶然否？必然否？　　

阅读本文，可能是您的偶然，因为已经及时上传网络，正好被您看见，正好有幸被您点击。　　

阅读本文，可能是您的必然，因为您早就对此类课题深有同感，甚至更有高见，您不阅读谁阅读？　　

恭请您实事求是的、公正的、善意的批评指正。如果您也在为国家民族的长远着想，而不得不说上几句肺腑之言的话……　　

当有兴趣的人们读完本文后，特别是那些近年来关注笔者博文及思想与科技成果的网友们，自然而然地都会进一步思考同一个问题：这个王达水究竟是谁？为何总能在众多学术领域（铁道运输、科技发明、物理前沿、天文地理、航空航天、工农医教、军事国防、经济金融、国家社会、国际纷争等方面）不断地做出那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前沿课题，其年龄实况、学历文凭、成长经历、生活习性、职业岗位、思考范围、下一步研究方向，等等。　　

在此，笔者对大家多年来的关注与关心、理解与支持，表示由衷感谢。现自我介绍如下：大专学历，专业机械；铁路运输，岗位频繁（平凡）；系统工程，安全生产；自学博览，思路超前；左手时评，右手科研；无拘无束，探索前沿；年近五十，激情澎湃。总之，始终希望能够为国家民族乃至人类文明，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特别是在新能源开发方面，做出一件重要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目前而言，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不是问题，试验启动仍是困扰，因此，需要持续探索发现。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十年。　　

科技中国崛起中，魅力未来宏图远。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二日 于中国衡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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