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本体论思想

复兴中华文化，当“先立乎其大”，有道而后有德，即拒斥西方实证主义，重建本民族文化本体。现就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本体论思想略陈一二。

毛泽东早年即以“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为己任，自称“文学虽不能创作，但也有兴会，喜研究哲学。”[1] 他的恩师杨昌济认为，哲学“以宇宙之全体为其研究之目的物。故学问以哲学为终极。宇宙为一全体，有贯通其间之一大原则，宇宙间所有一切之表现系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所谓贯通大原也。”（《论语论钞》）受其点拨，毛泽东很早就系统地思索过本体问题，深谙其中三昧。他说：　　

人类者与本体有直接关系，而为其一部分，人类之意识，亦即与本体的意识相贯通，本体或名之曰神。（李鹏程《毛泽东与中国文化》）　　

这表明，早年毛泽东心目中的本体不是物质性的东西，而是一种有意识的可称为“神”的存在。同时，此“神”也不是宗教意义的纯精神的“全然的他者”（Wholly Other），它既是超越的又是内在的：“己即神也”，“盖我即宇宙也。各除我去，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 “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由此可见，毛泽东说的“各我”是“团结”精神和物质的形神一体之物，也就是人自己，其义接近“和气”说或单子论，也就是某种“内在论”（近乎中介论）的立场，即“从主体的得道、立明、致知、笃行的方面来考虑问题的”。[2]　　

尽管后来毛泽东不再使用“本体”的提法（或许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从来不提“本体”），改用“宇宙”指代，但“天下之大本”的问题依然横亘于心。他的《矛盾论》即是其“宇宙观”的系统阐明，当然也就是他关于世界本体或本体性的学说。　　

《矛盾论》指出：“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所谓宇宙观，就是本体论，旨在回答“宇宙是什么”的问题。毛泽东论述的指向点在于宇宙的矛盾的性质——这实际上是关于世界的始初性质“是怎样的”论述，也即一种本体论的辩证法，“一个新的宇宙观”，“一种与西方哲学传统不同的本体论”，这又“恰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十分相似的地方”，例如“老子的本体论、董仲舒的阴阳学说以及宋代及其后的道学、气学和理学”，且其“辩证法的自我说明方式与中国古代哲学的有无论、阴阳论等学说之间，有一种十分明显的文本结构（或曰话语叙述结构）上的巧合或曰相似性。”（李鹏程《毛泽东与中国文化》）　　

笔者认为，毛泽东的这种“新的宇宙观”和“与西方哲学传统不同的本体论”，实质就是中国《周易》开启的中介本位的本体论。“五四”后首开中西本体之辨的梁漱溟援引《周易》指出,宇宙间没有绝对、单极、一偏、不调和的事物；假如有，也是隐而不显的。凡是现出来的东西都是相对的。阴阳等字样即“表示相对待两意味或两势力”。无处无阴阳即无处无调和，而此一阴或一阳者又各为阴阳之和。如是上下左右推之，相对待相关系于无穷。相对待固是相反而即是相成，一切事物都成立于此相反相成之调和的关系之上。[3] 　　

学者指出，在《矛盾论》的全部阐述中，没有任何传统本体论的“物”、“心”、“理”等主词，没有“事物本身的微粒（如原子论）或其他实体性的要素”，而只有“过程”、“统一”、“对立”、“矛盾”、“物性即矛盾”等关系范畴的表述。[4] 如我们读到：　　

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5]　　

如果我们据此说毛泽东以矛盾为本体，那只是一种皮相的见解：因为矛盾无非是“抽象的阴阳观念”的另一种说法。　　

至此，有必要回顾亚里士多德关于“间介”的说法，反对分为对立和矛盾，矛盾双方之间无物，间介只能存在于对立双方之间。“间介”意味着至少有三个方面并存。[6]

 笔者认为，这正是中西本体之辨之所在：前者走的是内在二元论路线，后者走的是外在二元论路线。内在二元论即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对立”，其间有“间介”，正如阴阳之间有太极，一而三，三而一，形式上是二元实质是一元，“阴阳一太极也”；而外在二元论即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矛盾”，其间“无物”，形式上是非此即彼的一元，而实质是悖论的、断裂的心物二元。外在二元相当于我们前面说的绝对对立状态，其间“无物”无非是周敦颐所说的“无极”。然而太极“本无极”，无极“而太极”，它们是同一过程的两个端点，说到底是中介的先验和经验两种存在形式。　　

这样说来，精神和物质都只是相对待的两极，并无绝对意义。学者指出，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对于自然界概念上的物质世界就不感兴趣。[7] 建国后，他在读任继愈《中国哲学史》时，曾对下述表述划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表露出他对绝对唯物主义的不赞同态度。该段这样写道：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的运动和发展和它的规律都是绝对的、客观存在的。否认这一真理，必然陷入唯心主义泥坑。而相对主义把物质世界永恒发展和它的规律完全取消了，物质也成了相对的……”　　

毛泽东还写下如下批语：　　

“相对中有绝对。绝对只存在于相对之中，普遍只存在于个别之中，永恒之存在于暂时之中。离开这些来谈什么客观辩证法，前面多次引证列宁的话——这岂非自相矛盾？！”[8]　　

这说明，在毛泽东看来，矛盾普遍存在，精神物质概莫能外；精神与物质原本就是一对矛盾，物质并不具有超然的本体地位。　　

恩格斯指出：“作为物质的物质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9] 这是因为，“我们说，物质是世界的本原，但是，当我们真正面对这个‘物质’进行考察的时候，又发觉我们其实是什么也说不出来的。因为我们根本无法离开物质的存在方式对物质进行纯粹的描述。”[10] 物质的存在方式是运动，而运动既是什么同时又不是什么，这也就是说，不用非存在范畴是说不清物质的。

日本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也指出，近代的世界观，存在着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也存在着超越两者对立的被称之为现象论的立场——唯物论、唯心论、现象论三极分裂并互相对立。世界表面上是由二元组成的，但这只是一种假象：实际上“物体”是精神性的东西，而“精神”是物质性的东西。“……世界观诸多形态的分歧，无疑因之于对世界的被中介性的存在实态持有不同见解。” [11]

哲学所谓物质，是指自我排斥、相互外在的那种有限存在，其他述谓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这样的存在若要存在，必得有赖于非存在也存在，因而不是自在的存在，而只是存在与非存在的一种关系，是有中介的存在；存在与非存在较之物质是更为本体的东西。　　

既然矛盾无非是存在与非存在的关系，那么按照亚里士多德：　　

但一切由对反所演生的事物例皆出于某底层；那么诸对反必得在某处涵有此底层。本体并无对反，这不仅事实昭然，理知的思考也可加以证实。所以一切对反不能严格地称为第一原理；第一原理当异乎诸对反。　　

    如是，诚如《易》所言：“一阴一阳之谓道”，“对反”也即矛盾关系的本体只能是道。只是由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个意识形态领域还是苏联联共（布）机械唯物论体系的一统天下，“唯物论+辩证法=革命；唯心论+形而上学=反动”，[12] 身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不好明说而已，这恐怕也是他提出“矛盾”本体论的苦衷。

    当前，文化本体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整个学界现在的问题是“体”未摆正，却在“用”上争辩不已。

    其实，中西之辨是“体”与“体”之辨，非“体”与“用”之辨。究其原因，就是实证主义仍在作祟。表面上以本体不可知为由搁置不论，实际上还在偷偷搬运西方工业文化的物质本体论。无论大事小事，一片处士横议，各以一己好恶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如身处华夏文化存亡之秋，却把公民权利看作天命攸关的第一位的事）。其实，一旦先立乎其大，诸多不是问题的问题也就烟消云散了。此正孔子所言：“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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