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盗亦有道
刘占锋
盗亦有道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其中“道”有两个涵义。一是“道义”，二是指规律。
在“道义”方面，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指盗贼行动本身有应该遵循的“道义”。相传春秋时奴隶起义领袖跖，曾被诬为“巨盗”。一天，盗跖的党徒问他：“我们做强盗的也有道义吗？”盗跖说：“何适而无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见《庄子•胠箧》）。这里根据事前能否对盗窃对象有无财宝做出准确判断、事中能否奋勇争先、事末能否勇于殿后、对盗窃行为是否可行能否做出准确预测、事后分赃能否公平分配等五个方面，划分了“圣”、“勇”、“义”、“智”、“仁”五个境界。这是关于盗亦有道的最早论述。
二是指盗贼在偷盗对象上也有应该遵循的“道义”。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三》中：“献县李金梁、李金桂兄弟，皆剧盗也。一夕，金梁梦其父语曰：“夫盗有败有不败，汝知之耶？贪官墨吏，刑求威胁之财；神奸巨蠹，豪夺巧取之财；父子兄弟，隐匿偏得之财；朋友亲戚，强求诈诱之财；黠奴干役，侵渔乾没之财；巨商富室，重息剥削之财；以及一切刻薄计较、损人利己之财，是取之无害。罪恶重者，虽至杀人亦无害。其人本天道之所恶也。若夫人本善良，财由义取，是天道之所福也；如干犯之，是为悖天。悖天者终必败……真儒余里人也，尝举以告姚安公，谓盗亦有道。”这明显是从盗窃对象上看其行为是否符合“道义”。若系不义之财，则“取之无害”，“罪恶重者，虽至杀人亦无害”。因为这是符合天理的。若“财由义取”，贸然取之，则违背天理，终究必然败露。
在社会规律意义方面，是指盗贼现象反映着社会基本状况，是有规律可循的。我国著名学者郑振铎在《集外•风涛三》中说：“盗亦有道！天下无道，赏罚征伐便自群盗出，呜呼！”这主要是说，一旦天下无道，必然群盗蜂起。中国历史上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无一不是发生在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的历史时期。这是被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污蔑为“盗”的。其实，在这些时期，没有政治目的的“纯粹盗贼”同样蜂拥而起。
由此可见，盗亦有道所讲的“道义”，最早只是对盗贼之间在“义气”方面的约束，到清代就逐渐为其注入了一些“替天行道”的因素，到政治家眼里，盗亦有盗又成了一种社会发展规律。
盗亦有道的“道”，如果单从“道义”来讲，看似说的难上大雅之堂的龌龊之事，其实它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也很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本质区别。凡事讲道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著名学者周辅成认为，从字源上说，義，上为“羊”，当是当时人们的主要财产之一；下为“我”，古时写法，“我”的左边为“禾”，右边为“戈”。其含义就是手执干戈以保卫财产。所以，“义”本来就是一个与政治、经济密切相关的概念，它的作用就是维持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秩序，是一种立法、卫法、守法的行动和规则。郭沫若认为，所谓“德”，从“直”、从“心”，说明正直、正义是道德观念中最重要的内容。他从《尚书》、《诗经》就有大量的“德”字推论，认为我国自周代始，就十分强调重道德，重正直，重正义。实际上，这时正直和正义已经成为我们祖先维持社会秩序的“百德之首”了。就连社会最为人们看不起的盗贼都要遵从一定的“道义”原则，整个社会道德规范自然也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所谓西方文化，主要是指西方近代文化，即西方资本主义时期文化。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提倡竞争、物竞天择的丛林法则。为人处事，只讲利益、法则，不讲道义。这样，社会生活中赤裸裸的拜金主义，不择手段地尔虞我诈，人际关系的冷漠，孤独，人格分裂，精神空虚，杀人、自杀等问题层出不穷也就成了其应有之义。现在人们痛恨的“滥杀无辜”的“恐怖主义”，实际上就是西方文化环境中产生的一种报复形态。因为在“物竞天择”的文化环境中，报复行为没有什么道义可讲。同时，报复者往往都是弱者，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可能按照强者的规则去进行，只能选择能够利益最大化（主要体现为影响最大化）的方式。
所以，对于人们的行为准则，西方强调的是“法律约束”，只要不违反法律，什么事都可以去做；中国则强调“道德约束”，即使不违法，只要不道德，都不应去做。可见，盗亦有道，是只有中国才有的文化现象，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优秀”的表现之一。
由此联想到一些现象，心中难免惴惴不安。一些地方，在更新观念的旗帜下，人们放弃几千年形成的道德约束，热衷于没有道德底线的“竞争”。结果，这些地方不仅党风、政风一败涂地，而且怂恿、造就了一批厚颜无耻的精英集团，甚至推动了社会性的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道德失范，并最终形成了弥漫于社会各个层面的腐败文化环境。最为令人揪心的是，西方式的“恐怖性”社会报复事件也已日渐增多。在国际上对“中国制造”大加讨伐的时候，美国《商业周刊》网站2007年8月17日发表了里克•施瓦茨曼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德鲁克给中国的提醒”。是根据一个纪念已故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著作的研讨会有感而发，可谓一语中的：中国制造的最危险的东西既不是刷含铅油漆的玩具车，也不是磁铁脱落的洋娃娃和蝙蝠侠玩偶，而是迅速蔓延的重利轻义的资本主义风气。
如果把盗亦有道上升到理论层面，作为一种社会道德状态，它是学者们常常引用的“木桶理论”中的最关键的那块最低的“木板”。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危机达到顶峰，晚清大思想家大诗人龚自珍大声疾呼：“亡国灭种的大祸就要临头了！”其标志就是：“官无廉官，吏无能吏，兵无勇士，军无良将，民无良民，甚至盗无侠盗。”看来，把“盗亦有道”看作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社会道德水准的晴雨表、警戒线也不为过。根本问题是，必须真真正正正确认识我们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切实努力修复我们几千年形成的社会道德规范，这既是一个急迫同时又是长期的任务，也是关系我国长治久安、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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