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实表明，西方哲学（尤其是其中的唯物世界观）搞乱了这个国家的人心，架空了苏联共产党的信仰，导致了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苏联学者季维诺耶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提出苏联灭亡重要原因就是长期的哲学教条化，并且指出了其本体论中关于物质、意识定义的独断性。独断论亦称“独断主义”、“独断哲学”，泛指主观武断、反理性的哲学理论，其特征是在真理问题上僵化、凝固、崇尚绝对主义的理论。
一、给“物质”下定义很难
罗嘉昌在《从物质实体到关系实在》序言中写道：
物质的概念在人类思想史上经历了许多变化，在不同的哲学体系中曾给予“物质”不同的地位和不同的解释。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定义。因此，如果我们对“物质”这个词猛然发问，同样也会遇到类似奥古斯丁追问“何谓时间”时的那种困惑：
物质是什么？没人问我，我很明白；一旦问起，我便茫然。
难怪德国哲学家施太格缪勒在《当代哲学主流》一书中，要以“神秘的物质”为标题来讨论物质的概念。施太格缪勒写道：“未来世代的人们有一天会问：‘20世纪的失误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他们会回答说：‘在20世纪，一方面唯物主义哲学（它把物质说成是唯一真正的实在）不仅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成为现行官方世界观的组成部分，而且即使在西方哲学中，譬如在所谓身心讨论的范围内，也常常处于支配地位。但是另一方面，恰恰是这个物质概念始终是使这个世纪科学感到最困难，最难解决和最难理解的概念’。”这就是说，一方面以“唯物主义”为口号的哲学广为流行，而另一方面“物质”究竟是什么？却又说不清。施太格缪勒正是在这里看到了“20世纪的失误”。
实际上，物质定义的困难是古已有之的。只不过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中，由于科学革命之深刻和社会变动之剧烈所造成的一些复杂情况，使“物质比以前更加难以理解”罢了。在有些地方甚至还出现“在关于物质本质的争论中有时使人感到惊恐”的情况。这表明“物质”这个术语有时还渗透着意识形态的含义，它包含有某种不是科学（乃至哲学）内部能够完全说得清楚的内容。这是人们研究物质概念所遇到的困难和复杂性之一。
目前，中国国家哲学中关于“物质”的定义，虽然突破了十九世纪“实体论”的窠臼，其概念定义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主要是受到西方哲学的误导。回过头来想一想，列宁给物质所下的定义非常地轻率，以至于矛盾百出，后面我们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二、宇宙本原与心物之争
宇宙似乎并不存在一个起源，这其实超出了人类理性认识的范围。但是，世界的本质结构，却是人类可以去探讨的问题。当代系统哲学研究的结论是：宇宙绝不是单一要素构成的一团无生命的实体物质集合，而是能量、信息的高度复合体，并且大自然本身是具有智能的最高生命系统（本体）。
现代科学早已突破了“实体颗粒”的物质概念，认为物质的最基本的组成材料是光量子。光量子是一种变动不居、飘渺无常的极带有虚幻性的存在，这些基本材料经过千千万万条信息规则（物理与化学定律）的支配和作用，才演化出有秩序、合目的、能为人类感知的现象世界。代表宇宙理性的信息是“形而上”的形式因，用于承载理性的物质材料是“形而下”的质料因。
现代科学认为，现实的世界由三种基本要素构成：实体，能量和信息（实体可以看作是封闭着的能量）。没有实体，世界将虚幻而不可琢磨；没有能量的世界将丧失活力一团死寂；没有信息，世界混乱无序地运动下去然而没有任何意义。
生命哲学对信息定义如下：信息乃是宇宙中物质和能量存在的方式、结构、联系以及运动变化的特征、趋势和规律的总和（道）。信息是确定性的增加，信息使物质与能量的存在具有了某种意义。信息使得能量和物质按照一定的方式组织、存有和运动，信息直接体现了宇宙存在的选择性与合目的性。信息论的创始人香农认为：“信息是能够用来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1948年，美国数学家维纳讲：“信息就是信息，既非物质，也非能量。”信息是事物的“形式因”，信息包含规律而且比规律的含义更为广泛。
信息（理性）指导能量（气）按照一定的形式组织结合为存在着的“现象”，能量（气）按照“信息”的命令构成一定的显在“现象”以此演示“理性”。存有的现象受到客观理性的指挥，并且以能量作为其存在的基础。如此，则宇宙万物在“质料因”上同源，表现差异只是因为有“形式因”的分别。正如，组成苹果、梨子、香蕉、西瓜的物料相似（碳、氢、氧、氮、磷等）甚或相同（都是光量子），但它们外形与滋味各异，这是因为这些水果所秉承的生命信息不同。如果没有信息赋予各种水果以本质上（属性）的差异，那么人们品味任何水果都是在做同样的事情：摄入一堆豪无差异的基本粒子而已。
唯物论认为组成宇宙的要素是单一的，只有物质一种，别无其他要素。而这个唯一的物质要素必定可以细分到一个最小的基本能量粒子单位——光量子（目前物理学只研究到了这一层次）。唯物论的实质乃是只强调“质料因”，否定和无视“形式因”。而中国古人认为宇宙是“一体而两极”的复合体，是由多种要素复合而成。唯物论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难题就是，单单这一种基本粒子单位组合成的事物所表现出的复杂属性从何而来。唯物论根本无从解释为何单一的物质粒子构成了如此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
唯物论既不符合中国哲学的“阴阳之道”，也不符合强调“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宇宙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一分为二，有“物质（正物质和负物质)”就有“非物质（时空和信息都是其组成要素）”）。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是不错的。但是，这个结论还不够完全，构成宇宙第一性的要素除了物质，还有信息。物质是信息的载体，信息为物质存在提供模板、意义和规则。正如制作银币的两个要素，质料因和形式因，二者缺一不可。“质料因”为事物提供载体，“形式因”则为事物提供“意义”和“理由”。黑格尔讲过，意义（价值）是一切存在的核心。一块磁铁分出南北两极。同样，宇宙也是“一体而两极”的复合体。
另外，当代困扰中国主流哲学的“心物之争”，本身是一个有巨大漏洞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伪命题”。
首先，心脏不是思维器官，人的意识不能称为“心”，认为人的意识是宇宙的本原，牵强不足以服人。这一点显而易见，大家都知道。
第二，这个纰漏则极其隐蔽，又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物质第一，意识第二。这是正确的，但不是真理的全部。如同有人说：“母亲是第一性的，婴儿是第二性的。先有母亲，后有婴儿，婴儿是由母亲决定的。”我们不能说这种观点错误，但是它不完整，不是真理的全部。正确说法是：父母共同生育了婴儿，父母同是第一性的，婴儿是派生物，是第二性的。
再次，从词源上去考证，Materialism是“唯物主义”的英语原词（确切翻译应该是实利主义、物质主义，并无“唯”的含义），字根mater，“物质，母亲”，“物质是意识之母”。独阳不长，孤阴不生，那么意识的父亲是什么？pattern，“模型，样式”，字根pater,“父亲”，父亲为子女提供模型（信息）。Patriotic,“爱国的（因为同父、同祖）”。（时下的中国学术界流行“英语崇拜”，居然没有人关注这一低级的错误）唯物论就是“纯粹物质主义”，而单纯的物质是无法产生人的意识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片面的哲学本体论。我们的可悲就在于把不完全真理当成了终极的真理。
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但是，宇宙第一性的要素里除了物质（质料因）还有信息（形式因），而物质可以表现为能量和质量。作为大脑机能的思维是能量和信息的复合体，所以思维具备物质性中的能量特征，而其载体——大脑表现质量特征。
三、苏联人“物质”概念的混乱
我们下面来对照分析苏联唯物主义对于世界本体的认识。
在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上，唯物主义简单地认为：物质是独立于意识的客观存在，意识则是高度发展的物质（人脑）的机能，是客观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一方面把物质定义为“独立于意识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又将意识定义为“物质（客观存在）在物质（大脑）中的反映”，这种循环定义恰恰是哲学“独断论”的典型特征。
所谓循环定义，就是用A定义B，再用B定义A。例：
什么是百度？－－百度是一个搜索引擎；
搜索引擎是什么意思？－－像百度那样的网站就叫做搜索引擎。
“物质是独立与人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这句话是在用“意识”来定义“物质”。 “意识则是高度发展的物质（人脑）的机能，是客观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在此，是在用“大脑（物质）”来定义“意识”。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这种办法是不折不扣的“循环定义”。
如果意识只是物质与物质相互作用的产物，人们难免要问：意识是否也属于物质呢？如果是，马克思主义者怎能通过与一种具体的物质的区别，来定义普遍的物质呢？如果不是，那么物质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如何能产生“非物质”的东西呢？如果毕竟存在“非物质”的东西，那怎么能将存在视为物质“唯一的本质属性”呢？也就是说“非物质”同样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客观存在”并不是由“物质”一家所独享的。（张雪忠）
西方哲学对“物质”定义不够严密，人们可以轻易推导出“泛物质主义”的结论——“意识也是一种客观实在”，所以“意识也是一种物质”。关于这个问题，当年在北大读书的郭世英和周国平曾经讨论过：张三和李四的心理活动（思维意识）互为一种“客观实在”，时间和空间同样是“客观实在”，因而也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物质”。
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黄楠森更为深入地思考了相关问题，他认为：
苏联体系的辩证唯物主义在物质观上“最主要问题是把物质等同于客观实在”，这就导致了诸多“自相矛盾”，如一方面认为运动、时间、空间等是物质存在的方式，是客观实在的，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它们“不是物质”。这诸多矛盾的出现，是由于旧体系（西方哲学）一方面从客观实在的角度定义物质，另一方面又把物质仅仅看作客观实在中那些“属于实体的东西”的缘故，也就是说，旧体系对物质所下的定义与物质所实指的含义是不一致的。
在 黄 先生看来，应该按照实指的含义来理解物质，这样一来，“物质”实际上指的就是“物质实体（质料）”。对 于黄 先生的这个观点，学术界有些人没有看到其深刻性，反而指责 黄 先生的思维方式是过时的实体性思维方式，这是对 黄 先生思想缺乏了解所产生的误解。
其实， 黄 先生在把物质理解为物质实体后，又进一步认为，“物质不应该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最高范畴”，“存在或客观存在(客观实在)”范畴才是最高范畴。因为“存在”这个范畴既包括物质，也包括属性，还包括物质之间的关系，它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和最高的概括性。可以看出，把“存在”概念引入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之后，就有效地解决了原有体系中的逻辑矛盾，也使我们跳出了原有体系所自觉不自觉地导致的实体性思维方式的窠臼，同时还开辟了一条有效地吸收哲学史上诸多本体论哲学合理内容的渠道，其意义是十分巨大的。（袁崇富）
我们上文讨论的物质与存在的关系，可以看出西方哲学在这一哲学基本问题上确实犯了错误。其实，早在苏联教条形成之初，就有学者对列宁的物质概念表示不满并尝试超越。
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对物质下的定义我们都熟知。“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物质唯一属性就是客观实在性。物质具有相同的属性（共性）即时间、空间及数量属性。从而，能够被人的意识所感觉、感知或者说所复写、摄影、反映。”作为和列宁同时代的哲学家，德波林在自己的哲学论著中说要提供“比较全面详尽的关于物质的定义”，他自己的定义“比较全面详尽”，那么谁的定义不够全面和详尽呢？当然是指革命领袖列宁同志对物质的定义。
德波林的定义如下：
物质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并在我们的感觉中反映出来的客观实在。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物质是所有无限的、具体的“中介”的总和，即关系和联系的总和。而各门具体的科学——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是研究物质的各种不同的运动形式和“中介”即同一个物质的过程、关系和联系的诸阶段的。
我们看到，德波林这个物质定义的前半段应该基本与列宁的物质定义相近，可是，下面那个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的“中介”和“关系的总和”，则是他自己的看法。这显然是列宁不曾提到的。从德波林这一新的定义来看，他试图将列宁的物质定义纳入一个新逻辑论域之中，重点是突破实体论的构架，使物质定义能够包容关系性的客观存在，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也符合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社会存在的基本看法。
今天，中国的哲学革命需要从本体论发端，对世界的认识应该从物质实体上升到到关系存在。物质实体和大脑的思维都不是本体性的东西，它们不够级别，最高的哲学范畴是“存在”，“存在”包含信息和能量两大要素，当然还有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才是最为本质的东西。正如，苹果和香蕉的差别在于组成各自的原子间的关系不同，也就是原子间遵循的信息（形式）迥然不同。
四 、西方哲学误中华
1唯物共产虚妄难求
如果按照“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标准，则共产主义永远不可能实现。因为社会稀缺物资从来就只能满足极少数人的需求，并且富裕的标准随之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地提高。
请大家去做想象：如果秦始皇汉武帝从坟墓中复活跑出来，他们便会郁闷致死。 因为他们当天下至尊的皇帝老儿的时候，没有用过手机，没有玩过电子游戏，没有开过奔驰轿车 ，更没有坐过航天飞机。
现代人的物质生活就是比起马克思时代来也可以算得上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了，但是大家心里面还是不满足，所谓的“共产主义”还是没有来到。因为比起比尔·盖茨，我们没有小汽车，没有价值上亿的豪宅，没有私人游轮和私人飞机，所以我们心里不平静，我们感到自己的生命没有尊严。
话又讲回来，如果让地球上每户家庭都有一辆私人小轿车，那么再有十个地球的自然资源都不够用。所以，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是无从实现的。 既然让每个人都幸福是不可能的，那么个人的“共产主义”—— 物质生活富裕 倒是抓住机遇逞尽手段就能够实现。
生产力并非无限发展，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就限制了人类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增长最终受到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制约，所以，如果不减少人口和设定富裕的标准，就永远不可能实现普遍的富裕，也就是说蛋糕不可能做得足够大——实现“全社会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要等到四百年之后才能实现，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同志们，你们等不等？ 回答是：我们不肯等也等不起。
普遍的社会富裕永远不可能实现，个人的富裕倒是可能的。
用物质财富来衡量人生的价值，人们就会疯狂地追求物欲享乐。 今天的我们记忆不起我们四百年前的祖先。同样，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和四百年后的子孙也是没有任何关联的，他们照样记不起我们。
一千年后才能到来的共产主义，我们等不及，只好抓紧现在去尽情地享受生活了。 如同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享受生前的快乐，哪管死后洪水滔天。地球环境的破坏和当今的我并无太大关系，我们节省资源又为了谁呢？
再有，西方宣传的“熵寂理论”给人带来如斯的观念：
宇宙最终将灭亡在自己的熵里面，今天无论是作恶还是行善，不论是遗臭万年还是流芳百世，最终的结果相同——归于虚无。世界末日一到，一切归于顽空，即使历史书可以保存下来，也没有人去读懂它们，这还有什么价值呢。而且，宇宙本身的存在都是偶然的事件，并且宇宙自身也要消亡，我们人类个体生命的存在难道有什么更崇高的意义么？如此这般，我们在短短几十年内最聪明的活法就是抓紧时间及时行乐。所以，人生在世，食色二字。而且，这个行乐也只能限定在食物和性欲的满足中，人生没有更高的需求。饱暖思淫欲，淫欲满足后，人们还去干些什么才有意味？
如此这般，至于“无比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不肯等，有限的生命也等不起。
唯物主义世界观必然极大地催生出人类醉生梦死的物质享乐至上的人生观价值观，其危害性远比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更为恶劣。伟大宗教的高明之处在于意识到了宇宙中存在着超越人类的智慧生命。宗教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在于，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知觉到一种绝对高于人类的宇宙智慧（信息控制系统）的存在，因此有所终极敬畏，从而“有所不为，有所必为”，并且人类追求的终极理想不是什么物质的享乐而是精神境界的提高。
2“最高”理想遥不可及?
共产主义只是人类社会最合理的经济理想，而不是什么最高（最终）理想，因为人类的生活目标并非局限于物质生活的极大满足。而且，共产主义也未必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结局。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至少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理想化的目标是：全球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人类文明向更高层次进化——开发行星际文明将是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方向。
第二种是悲剧性的，就是地球文明的中断。人类社会喜剧式的大团圆结局——世界大同的实现并不是人类命运的唯一可能，还有一个毁灭的黑色陷阱在命运之路埋伏着。历史上一度辉煌的人类文明，不知道有多少中途夭折，远远没有达到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玛雅文明毁灭，金字塔文明只留下一些遗迹，吴哥窟文明湮没在热带丛林之中，更广泛的史前文明我们就不得而知。这是需要人类高度警惕的第二种运命。
第三种命运可能就是人类的大部分在核灾难中毁灭，然后一小部分向太空移民，大自然用这种方式促进生命在宇宙中的扩散。
共产主义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状态，也不是什么人类文明的发展极限，而只是人类向着更高级别生命形式进化的一个过渡阶段，是人类智慧不断进步过程中的又一个新的起点。如今，我们将它定义为民族奋斗的“最高理想”，在逻辑上不严谨、在理论上是不成熟的。西方有句格言：Good, better, best, and never better is the best. 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人类只有更高更好的理想，而没有绝对的最高的理想。数学中的极限本身就有永远也达不到的含义，“最高理想”就代表了一种永远也达不到的境界。定义共产主义社会是最高理想，本身在逻辑上是错误的，以此推理会得出非常荒谬的结论。既然共产主义是无法实现，则只有放弃这个虚幻的理想，沉迷于眼前物欲功利的争夺角逐。而且，如果人类到达了共产主义社会，在最高的社会形态面前人类社会是不是就走到了终点，因为最高之上绝无更高的东西。人类社会并不总是在单调如一地进化，达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有相应的偏折和回转。“物极必反”，到达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后，下一步人类的命运要么是毁灭，要么是逐渐衰落下去。
中国的老子早就说过“物壮则老”的道理，这是古人天才的辨证观点。按照“唯进化论”简单粗糙的逻辑，人类社会必然保持单线进步的趋势。由单调进化论必然推理出共产主义会无条件实现，只是一个时间早晚问题。
非洲有句格言：要想命中目标，就要把箭瞄高一点。我认为，共产主义应当是人类向更高层次进化的必由阶段，是一个自然过渡的过程，是人类面临全体毁灭的厄运，山穷水尽后唯有的一条出路。或者选择毁灭，或者选择进步，并不愚蠢的人类难道会选择死亡吗?
人类历史发展的全部真实的意义乃在于积累文明和智慧。用文明史观的方法，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依次是：蒙昧期、幼稚期、成长期、混乱期、成熟期和超越期。今天人类处于一个混乱期的尾声和一个成熟期的开始，同时地球人类恰恰站在一个跨入新世纪全新的科技与哲学革命的门坎上。
这正如一个人由童蒙无知的幼年，经历热情偏激的青少年时期，逐渐过渡到个性与人生经验都相对成熟稳定的成年一样，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正是人类初步成熟的标志。在此基础上人类将向更高的理想继续迈进。人类的理想永无止境，美丽浩翰的银河在期待着宇宙的精灵——人类有朝一日驾驶着超越光速的宇航飞船去尽情遨游呢!
3 教条哲学溺毙神州文艺复兴
哲学上的因循守旧导致人们对新事物的反应迟钝，这使中国人错过了一场极其宝贵的科技革命的机会。早在1984年初，在清华大学的气功讨论会上，钱学森提出：“一个人体科学的幽灵在我们当中徘徊”。21世纪的人类正处在一场新科学革命的前夜，这场新的科学革命必然也会在哲学领域发生，即它同时也是一场哲学革命。有趣的是，这场新科学革命将再次回到曾经做出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四大发明的中国。可惜，因为理论研究不给力，我们误以为人体科学是“伪科学”，与一场千载难逢的科技革命失之交臂。中国人认识不到“意识”的复合性，既有物质性又有信息性。人们普遍不知道人体科学应该叫做“意念力科学”，属于前沿学科或者叫做“潜科学”。
固化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人们认识不了特异功能的实质。教条的哲学使中国人不能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不能在人类文明转型中脱颖而出成为个中翘楚，只是一个坐享他人智慧成果、耽于食色性欲的劣等族群，而一个极度浪费和醉生梦死的民族能行么？
中国关于特异功能的研究，目前只是停留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地步，尚没有实现对特异功能现象的清晰的哲学论证，更何谈深入开发和现实运用？科学侧重于提供具体的技术手段，而哲学则论证其可能性与合理性。从伦琴射线的怪异现象，经历爱因斯坦“质能联系方程”的确立，最后到核武器的爆炸验证“相对论”，这经历了异常艰苦的理论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物理观念从十九世纪牢固建立起来的“质量能量守恒”革新到“质能联系和转换”。可见，理论的飞跃是实现技术革命的前提。如果不及时更新我们的思维工具——哲学体系，中国人可能还要将这场伟大的文艺复兴无限期推迟。
只有我们从哲学高度认识了特异功能的合理性，人类才会承认人体科学的意义比四大发明总体加起来的意义更加伟大。人类将由此实现认识上的飞跃和文化上的转型，人类极有可能在21世纪迎接一次新的哲学和科技革命。生前无比期待着这一切来临的中国科学泰斗 钱学森 先生将含笑于九泉。钱老晚年反复提到的哲学创新甚至哲学革命，将会为和谐社会提供全新的理论支持，将引导人们开发新科技、新文明，拯救人类伦理危机和地球生态危机。
朝闻道夕死可矣，人们不该把谬见带入坟墓。当今的哲学连解释世界都存在困难，更何谈去有效地改造世界。只有哲学的革新能给人们以全新的思维模式，从而实质性地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思维水平。新哲学的诞生将使人们从目前极度的物质享乐中拔腿出来，过渡到向精神生活的注重和对宇宙与自身奥秘的探索上。
西方科学不是人类科学的终结，西方哲学也不是人类哲学的终结。正是因为现代科学解释不了许多事实，所以才逼迫我们的哲学理论不断地更新和发展。西方人因为技术的高效获得了文化的自信。人体科学现象引发国内学者对中国古代方术的重新认识，并由此作为中华民族哲学与科技革命的导火线。对人体科学的正确认识可以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提高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荡涤近代以来国人在文化上的失落感和自卑感。东方中国在文化上将不再自卑。
一个古老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植根于本土文化沃土上的坚定的自信心与强大的凝聚力。文化上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一个民族真正崛起的标志。梁启超曾经讲过，“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讲过：不必担心中国的崛起，他们还没有自己的思想产品。思想是一个民族的生命所在。只有解放思想才能使得一个民族永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意识形态应该是一个民族实现复兴的工具，而不应该成为阻碍其解放思想的绊脚石。中国文化不能老是用西方人的观点来描述，关系中国人国家民族命运的大问题要用中国人自己的思维去明辨之、阐释之。当中国哲学重新复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对西方输出思想。这时候，中国这头东方睡狮也才真正地醒来。
当然，真理的发现和确证需要首先甄别谬误。我们坚信毛泽东那句名言：“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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