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胡应麟在他的《诗薮》里对这种争论问题是这样评价的：“李杜二公，诚为劲敌（指后世评论家们的“扬抑”之论---光潜 注）。杜陵沈郁雄深，太白豪逸宕丽。短篇效李，多轻率而寡裁；长篇法杜或拘局而霏畅。廷礼首推太白，于麟左袒杜陵，俱非论笃。”很明显，胡应麟已经把话说的非常清楚了：不管是扬李抑杜或者扬杜抑李都是“俱非论笃”，不得要领，没有什么意义的，我完全同意他的这个观点。
李白与杜甫，一个“沈郁雄深”，一个“豪逸宕丽”，放射出不同的光芒光耀华夏文化；为什么我们非要人为的去做抬高一个贬低另一个的蠢事呢？英国人没有在莎士比亚和拜伦、雪莱之间；法国人没有在巴尔扎克和雨果之间；德国人没有在歌德和海涅之间；俄罗斯人没有在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之间作这种愚蠢的“抑扬”比较。诚然，个人的喜好是一种美学个性意义上的差异，这也是正常的。
在胡应麟看来，李杜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塔”，无人能与之比肩；后世更无人能够兼备他们的长处。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李杜歌行，虽沈郁宕丽不同，然皆才大气雄，非子键、渊明判不相入者比。有能总统为一，实宇宙之极观。第恐造物生材，无此全盛。近时，间能俱二公之体，至镕液二子之长，则未观也。”我用一个成语概括就叫空前绝后。至于“歌行叙事”的绝活儿，胡应麟认为当推崔灏：“崔灏《邯郸宫人怨》，叙事几四百言，李杜外，盛唐歌行无瞻于此。而情致委婉，真切如见，后来连昌、长恨，皆此兆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胡应麟对崔灏的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
在李杜之间，毛泽东更喜欢李白一点大概是因为毛泽东的经历与阅历的缘故。如果我们从美学原理来分析，一个人的审美价值取向是与他的哲学观、宇宙观有内在联系的。毛泽东自十几岁就怀有改革社会的凌云壮志；而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黑暗时代；李白的诗更能够使他坚定决心，鼓舞斗志。他说“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毛泽东同时也批评“李白有道士之气”和想当官没有当成的怨世之情。
毛泽东非常喜欢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一定应该是它们能够启发人不畏艰难困苦，励志前行；毛泽东更喜欢李白的《梁父吟》，反复阅读，钩钩画画；我们知道，毛泽东早期的革命生涯（遵义会议以前）也是几起几落，他从《梁父吟》中得到的不是沉沦而是奋起、坚持的勇气和力量。李白许多诗中的不畏权贵，不崇拜偶像以及宁折不弯的铮铮铁骨也都是毛泽东非常欣赏与效法的；这种精神在毛泽东的诗词中我们不难找到；《沁园春-长沙》是一个典型代表。
毛泽东说“杜甫的诗有好的，大多数并不怎么样”；又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还说“杜甫的诗哭哭啼啼，不甚喜欢”，“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毛泽东对杜甫的这些评价并非一种轻率的无的放矢，是在对杜甫诗进行过大量研究后的有的放矢。在毛泽东的藏书中，杜甫诗圈画过的就有67首之多；1957年在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借阅了各种版本的杜甫诗集12种计108本。历代杜甫的专门研究家也不过如此了；一般的杜诗爱好者就不用说了，发言权都没有。
1971年，郭老沫若写过一本书，名曰《李白与杜甫》。虽然从文字上找不到“扬李抑杜”证据，但是，从“篇目”设立与字里行间总能够读出那么一点点“扬李抑杜”的味道。我们都不妨看做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没有必要较真的。
对李杜的历史文化地位应该分而论之，不要比较高低，扬此抑彼；这才是一个优秀的聪明的民族应有的人文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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