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治国两千年，为什么始终没有突破王朝反复？王朝末期为什么总是会出现那么可憎的腐败？在明清之际，甚至出现相当数量的儒生不顾儒家经义，极其令人可鄙的投靠满清，反过来残酷毒害自己人，原因究竟是什么？
我不认可就此就对儒家进行批判，也不认可就道德说道德。而且我选择破题的关键也是儒家的观点。这位就是儒家历史上在财税制度上有着相当深度认识的黄宗羲，从“黄宗羲定律”的角度，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合理部分，解读为什么出现以上问题？
先说“黄宗羲定律”，“黄宗羲定律”揭示中国王朝崩溃的终极原因是统治阶层的贪得无厌，利用税收肆意压榨最底层的人民，最终导致最底层的民众失去土地，进而失去安身立命的根本，不得不造反。“是故合九州之田，以下下为则，下下者不困，则天下之势相安。”
什么又是“黄宗羲定律”呢？就是王朝到了一定时期就会出现财税枯竭。不得不进行财税改革。中国历朝历代都有，从来没有哪一个朝代逃脱过这个魔咒。财税改革往往采取什么措施呢？就是正赋（国家法定的正税）不够，把以前摊给民众的杂派（正税以外的各种摊派）算进正赋里边，把杂派洗白成为正赋。于是税收就从过去的“正赋+杂派”变成含有“正赋+杂派”的“正赋”。为了后边好讲述，最初的正赋我用“正赋1”表示，含有“正赋+杂派”的财税改革后的正赋，我用“正赋2”表示。
好。这样就容易解释了。国家财税从“正赋1”改进到“正赋2”，往往会产生积极效果。比如张居正改革，利用财税改革打击富户，清出大量隐瞒田地，国家税收大增。但问题是，财税改革往往只会解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财政问题。往往会很快，国家就会再次财税枯竭。于是，新一轮的财税改革就开始了。
新一轮的财税改革会怎么做呢？此时的“正赋2”本来已经是“正赋1+杂派”，现在又在“正赋2”之外再加杂派。于是，赋税实际变成了什么样子呢？正赋2+杂派，但我们说了，前边的正赋2=正赋1+杂派，所以相对于王朝最初的正赋，两次赋税改革后，底层民众的赋税实际已经变成=正赋1+杂派+杂派。如此再来个两三次，你说底层民众还有什么活路？
为什么会周期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因为历朝历代的王朝赋税都是“量出为入”，以财政支出确定财政收入。那你肯定要问了，既然以财政支出确定财政收入，那我们减少财政支出不就可以解决这个魔咒了呢？但黄宗羲把中国古典所有政治和财税制度考察了遍，发现这是不可能的。
只有王朝不断增加赋税，而没有真正意义上减少赋税的。而且往往越到王朝末期，苛捐杂税越是严重。黄宗羲虽然没有明言说出要害症结。但通过他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以学校“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纠正地方政府过失，以“朝廷之上，闾阎之细……莫不受诗书宽大之气”，“公其非是于学校”，说明他其实非常明白出现这个原因的症结是什么？国家权力不受限制。
国家权力不受限制，必然会在皇帝和官僚集团不可遏制的欲望推动下，利用手中权力侵吞一切可以利用权力得到的利益（是不是很有既视感？），势必导致王朝因为皇权和官僚集团的膨胀最终走上财税枯竭，不得不财税改革。因为不进行改革，只有让皇权和官僚集团自己割肥，显然这不可能。权力不受限制，皇权和官僚集团凭什么自我割肥？他们都是圣人？
所以结局只有一个：财税改革。“黄宗羲定律”上演。皇权和官僚集团在不受限制的权力护持下，一次次的上演“黄宗羲定律”，肆意压制剥削底层民众。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式：财政枯竭了，搞财税改革就是。所以，不死到临头绝不会改正。这也是明朝灭亡，经过明史专家顾诚先生考证，在抗清问题上，士绅阶层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上层士绅，俗语的大地主大官僚，多卖国，少有坚决抗清的仁人志士。但中下层士子，却热血激昂，矢志抗清。
说到底，就是因为权力的不同带来了经济利益的不同，经济利益的不同推动不同经济阶层做出不同的抉择。中下层士子没有多少权力，降清，也不会得到多大经济利益，抗清，也不会损失多大经济利益。唯有一身报国。故而，多热血坚贞。但上层士绅，在满清保障上层士绅利益的承诺下。降清，巨额经济利益保全，抗清，失去巨额经济利益。故而，像堵胤锡、张煌言这类完全可以出任满清高官的士人能够坚定抗清，是极其令人可敬可佩的。当然我不是贬低中下层士子，我只是客观的强调这些上层士绅背后牺牲的经济利益更大，他们能够做出如此抉择，难度显然更大。不是什么人都能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不低头的。
正是看到了国家权力不受限制的巨大危害，黄宗羲基于宋明两代的制度成就，综合两代得失，结合明朝后期的社会生产力条件，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限权！不限制国家权力不受限制的局面，绝不能解决“黄宗羲定律”，王朝必然还会走上王朝反复的魔咒。
因此，黄宗羲主张：
宰相限制皇权。因为排除蒙元、满清异族统治中国的局面，中国历史上相权最大的朝代是宋代，故而黄宗羲鉴于宋代的制度成就，用相权制衡皇权。但是，了解南宋的历史都知道，既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能任免台谏的宰相，权力同样也是无限的。南宋亡国也在于此。所以，黄宗羲又设计了退休宰相和博学鸿儒的大祭酒限制宰相，把国家“非是”的决定权交给学校。“政有得失，直言不讳”、“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限制了皇权，继续限制宰相权力。
地方政府，学校“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限权！限地方政府的权力。一旦超越儒家礼法应可的权力界线，以下克上、以多治少的学校就要用制度力量，对其进行“纠绳”，甚至“伐鼓号于众”。
这与西方的分权制衡不同。这是一个打补丁式的治国理念。国家的制度力量哪里出现问题，就从哪个地方打补丁。这其实是中国政治的传统。中国历史以前就有“封驳”的传统，执掌“封驳”的国家机关纠正朝政得失。但“封驳”机构的人事权以及最后决定权还在皇帝手中，所以“封驳”始终不能真正解决国家权力的不受限制。黄宗羲把“封驳”的权力交给人事权不在皇帝手中，也拥有最后决定权的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而且用多数人治少数人，也震慑住了个别人篡夺权力危害国家的可能。据此，一举解决儒家治国一千多年制度领域无法突破的魔咒。
仅此一点，我个人认为，黄宗羲是中国古典政治制度的终结者，也是中国近现代制度的开启者。让我非常钦佩的是，陈宝良先生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有了类似的看法：黄宗羲作为“儒家式的新法家”，可以“看到近代和古代的分野”。因而，我对黄宗羲儒学的定性是近代的政治儒学，以往“君为臣纲”的政治儒学为古典政治儒学。
想要在古代解决王朝反复的问题，想要最大程度遏制所谓儒生卖国的可鄙局面，必须得走黄宗羲的制度改革之路。以下克上，以多治少，让权力得到限制，指望道德说教，根本不能解决王朝专制最后覆亡的末路，也不能解决儒生无视国家、民族的可鄙局面出现。
这里肯定有人要问，为什么儒家之前没有人提出来这个理论？为什么直到黄宗羲才提出来这个理论？
那我们把黄宗羲的制度理论摊开，自可找到其中原因。黄宗羲的政治儒学相对于古典政治儒学，重大进步其实只有一项：学校。名为学校，但实际是安置预备官僚（博士弟子）的地方。不能与今日学校混为一谈。学校的组成由博士弟子构成，博士子弟由各地方独立的学官考选出来，交予礼部。而独立的学官又由各地方士子推选出来。
因此，我们这里就要问两个问题了？西方近代是因为有新教公会的实践在前，所以宪政共和之路可以从中得到灵感。黄宗羲又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灵感的呢？考察历史，毫无疑问会指向明朝后期清议的巨大力量。东林、复社等政治力量的出现，可以在朝堂之外干预朝政，让黄宗羲得到了设计学校制度的灵感。黄宗羲就是把未能制度化，没有制度保障的清议更进一步，设计成为学校制度。
而中国之所以能在明朝后期出现巨大的清议力量，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有脱不开的关系。中华文明在赵宋天水一朝达到一次鼎盛，后受蒙元大屠杀重创，迅速衰败。此后明朝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历经百余年，终于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再次积累出相当高度的政治、经济、文化成就，于历史上弘治、正德、嘉靖初这段期间开启明中期变革。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思想解放开始，出现了教科书上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文人结社也于嘉靖中后期开始出现，最后演变出东林党、复社这类政治结社，让中国有了现代政党的雏形。正是有了如此社会背景，黄宗羲据此才能设计出“学校”制度。
同时期，明朝后期的社会生产力，也即教科书上边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让明朝可以养育出足够数量的士子。也让黄宗羲设计制度有了最基本的人才基础。假以没有足够的士子数量，黄宗羲的“学校”制度迅速会成为野心家利用的工具。只有让更多如同历史上以由母亲在地上教授识文断字的欧阳修为代表的底层士子，都有权力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纠正朝政的得失，才会在无法全民普选的十七世纪推行中国的“民主制”，既利用制度力量遏制“黄宗羲定律”的出现，又不致于危害整个体制的稳定。
说到此，古典政治儒学未能解决王朝反复的原因就很明了了。生产力制约生产关系，古典政治儒学再怎么调整生产关系，也不可能在那么大的帝国建立黄宗羲的制度。既没有东林、复社为代表的政治结社出现，又没有足够的士子数量，古典政治儒学又如何超越时代，设计出完全不符合所处时代的政治制度呢？古典政治儒学始终未能解决王朝反复的魔咒，制度力量往往出现儒生说的与做的差别天上地下，非古典政治儒学不想，而是社会生产力这一客观条件限制。而一旦社会生产力这一客观条件具备了，儒学立刻就驳正出现了黄宗羲这一近代政治儒学的治学者。
相反，横向对比中古时期，西方处于神权和贵族特权统治下的中世纪，古典政治儒学治国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成果，无疑不在表明，古典政治儒学在中古时期的社会生产力下，古典政治儒学的治国成就是非常成功的。而且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来说，古典政治儒学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在东亚东部这么严酷的战争环境下，与游牧民族持续争斗两千年，保存中华文明始终没有断绝，与之相比，西方众多帝国和民族都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这份功绩不容后世抹杀。中国近代落后，不是儒学的罪，而是因为黄宗羲的近代政治儒学遭受到野蛮游牧民族的黑暗统治扼杀，两百年内没有进步发展一点点。任何一种思想，两百年内没有进步发展一点点，任谁都会被淘汰。认为儒学为中国近代落后负责，并于此大骂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至少黄宗羲总结出“黄宗羲定律”，并于此建构出近代政治儒学的历史客观史实证明，以上观点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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